日本新民法

① 日本民法典的特点

资产阶级民法的内容和原则主要集中体现在法典的财产部分。法典不仅运用了诸如法律代理等近代资产阶级民法普遍使用的法律词汇，体现了其概念、术语的欧化和近代化，而且还贯彻了资产阶级的立法原则；不过在财产法部分，也保留了一定的封建色彩。永小作制度又称永佃制度，是明治民法在财产领域保留封建内容的重要体现。 家族法则大量保留了封建时代的内容。包括：男性为中心的“家”的制度，明确规定了户主的特权，亲属会议决议对家族事务起决定作用；公开确立夫妻之间的不平等，妻子的行为能力受到限制；规定继承分为家督继承和财产继承；庶子及非婚生子女的应继份较少。

② 日本民法典的介绍

《日本民法典》是世界上重要的民法典之一。日本于1890年制定了旧民法典；1898年制定新民法典。其基本内容：①总则；②物权；③债权。日本民法典属于大陆法系，注重结果而忽视判例法和程序法，而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罗马法，并且是以1800年《法国民法典》和1907年《德国民法典》为主要渊源的基础上形成的法律。日本民法典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

③ 日本有法律规定16岁女生就可以结婚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

这么奇葩的日本民法是在距今137年的明治维新时代制定的，1876年公布的民法第731条规定：女16岁，男18岁，准予结婚。民法第4条则规定：“满20岁，为成人”。

自古以来，日本人都不尊重妇女，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期，平均寿命只有50几岁，因此期望女孩早点结婚生育孩子。

调整

2018年3月13日（周二），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敲定了《民法》及相关法律的修正案。其中女性法定婚龄将从16岁上调至18岁，与男性一致；而“成人”的年纪也将从20岁下调至18岁。在修正案通过后，新规定预计将于2022年4月生效。

在19世纪的明治时代，日本最初颁布的《民法》中规定女生年满15岁便可以结婚，男生的门槛为17岁，后来调整为女生16岁、男生18岁。之所以存在性别差异，是因为普遍认为女生比男生发育早。

然而时至今日，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16岁女生结婚的情况越来越少。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资料显示，2015年，在63万名登记结婚的女性中，只有0.2%的人年龄为16岁和17岁。

此外，日本共同社称，现在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区别对待男女，因此政府决定统一结婚年龄。由于法定婚龄将与“成人”年龄相同，未成年人结婚需得到父母同意的条款也将被删除。

④ 一事不再理原则法律规定

一、一事不再理原则概述
一般认为，一事不再理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上实行严格的"一案不二讼"制度，对同一案件不得再次起诉。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是"诉权消耗理论"，所谓诉权消耗，是指一个诉权或一个请求权的行使，都有其对应的诉讼系属在起作用，诉权行使发挥作用的内在动力来自于诉讼系属的消耗，同一诉权或请求权只拥有一次诉讼系属，任何诉权一旦经过一个完整的讼争(诉讼或仲裁)过程而行使完毕，不论结果如何，其对应的诉讼系属就消耗殆尽，因此一个请求权的第二次诉讼会因其诉讼系属的缺失而无法成立。同时，为了维护判决的尊严和稳定，避免当事人缠讼不休，罗马法在"一案不二讼"效力的基础上又发展出判决的"既决案件"效力。判决作出后，除发生执行的效力外，还发生"既决案件"的效力，当事人双方对已经正判决的案件不得再行起诉。诉讼系属是德日民事诉讼法中的概念，通俗地说，是指诉讼存在于法院的一种事实状态。实际是指案件被提起后，正处于法院审理过程中这样一种事实状态，它反应了诉讼从提起到最后裁判的一个过程。
在大陆法系国家，一事不再理原则发展成了两个规则："既决案件"规则和"禁止重诉"规则。如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规定："如同一争议系属于两个同级法院，如一方当事人提出请求，后受理案件的法院应当放弃管辖权，由另一法院管辖本案;当事人无此请求的，后受理的法院得依职权为之"，第480条规定："在其主文中对本诉讼之全部或一部作出裁判的判决，或者对程序上抗辩不受理或其它任何附带事件作出裁判的判决，一经宣告，即相对于所裁判的争议具有既判力。"可见，法国民事诉讼法对"一事不再理"的规定是从诉讼系属和既判力角度构建的，当案件未审结时，其它法院不得受理该案，审结后，案件禁止再次审理。同属于大陆法系的日本的民事诉讼法，也就既决案件规则与禁止重诉规则作了法律上的规定。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142条明确规定："对于正在法院系属中的案件，当事人不得重复提起诉讼"。在日本，禁止重复起诉有两种情况，一是狭义的禁止重复起诉，指当在内容上完全等同于前诉的后诉被提起后，后诉应该被视为不适法之诉，进而遭到法院的驳回;二是广义的禁止重复起诉，指当两个诉讼的主要争点具有共同性时，后诉法院将会适用"禁止另行起诉并进行强制合并"的规定。

2、适用客体
相对于“一事不再理”的适用主体而言，其适用对象也可以称为适用客体。与此相对应，“一事不再理”在其“不再理”的对象—即适用客体方面也就存在明显不同。笔者认为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即属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客体。事实上，这还不能解决一“诉”与他“诉”的区别，反过来说也就是如何判断重复起诉的标准问题。对于什么是重复起诉，根据字义理解，所谓重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相同的东西)又一次出现”;二是指“又一次做(相同的事情)”。因此，重复起诉意指又一次就相同的事实(事情)向法院起诉。法院予以受理即构成一事再理。
那么，究竟如何判断一“诉”与他“诉”是否相同，从而判断当事人是否属于重复起诉?
对此，有学者认为，通常情况下，首先就诉的主体来判断。诉的主体不同，一“诉”与他“诉”也就不同。但是，在法定的当事人变更情形中，比如诉讼中，当事人将其债权或债务移转给第三人，当事人死亡或消灭等而使其实体权利义务移转给特定的第三人，而由第三人代替原当事人成为新的诉讼当事人，并不构成诉的变更。
其次，若当事人相同，则须根据诉讼标的来判断一“诉”与他“诉”是否相同。通常所说的诉讼标的之识别，是在诉的主体确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识别诉讼标的，在通常情况下仅需依据诉讼标的具体的实体内容即可。但是，单就诉讼标的或者诉讼请求而言，有时仍然难以对一诉与两诉作出准确的区分和判断，在特定情况下还需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从而配合“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
实务界有人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客体为同一事实和理由(指诉讼理由)、同一诉讼请求。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仅容易理解，而且比较简便实用。根据诉的要素理论，一个完整的诉是由当事人、诉讼标的、案件事实、诉讼请求等构成。诉讼请求是当事人权利义务指向的请求法律予以保护的具体事项，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的目的和内容。民事权利义务的产生、变更和消灭都是基于某一法律事实的产生而形成。诉讼理由是指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从哲学上讲，“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任何事物都无法恢复其原貌”。正是由于时间具有不可逆性，虽然当事人向法院主张的“案件事实”也是已经“过去”的事实，即使法院通过审理程序，也不可能将其完美无缺地“复制”成“客观事实”—而只能是“客观真实”。但是，由于事实和理由是当事人在其起诉状、答辩状(或者口头答辩)和其他相关诉讼材料中所反映的争议事实，以及为了维护自己的诉讼主张所持有的具体理由。一般说来，事实作为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现象，具有客观性，也易于掌握;诉讼理由虽然带有当事人的主观认识这一色彩，但它毕竟是通过当事人在诉讼材料中的具体观点表现出来的，产生歧义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将同一事实和理由作为判定一事的标准，符合对确定的事实不再审理的原则，在实践中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此外，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恰恰能够使其提出的诉加以特定化。因此，从当事人主张的案件事实并结合其相应的诉讼理由、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来看，比较容易区分一“事”与他“事”，作出一“诉”与他“诉”的判断，为准确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奠定基础。
3、适用时间
如果当事人没有就一事再行起诉，法院自然谈不上适用“一事不再理”的问题。因此，只有在法院就一事已经作出裁判的前提下，如果当事人“旧事重提”，一事再诉，或者当事人已经起诉，法院正在审理过程中，此时当事人又行起诉，那么法院就应适用该原则。就此而言，“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时间效力包括当事人就一事起诉以后，起诉以后诉讼被(判决或裁定)驳回这两个阶段。
4、适用的后果
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后果是对当事人的起诉不予受理，当事人的起诉归于无效。如果法院受理该案，则应裁定驳回起诉。法院若为判决，该判决应归于无效。
目前，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应当适用“一事不再理”的案件，如果法院予以受理并作出判决，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加以解决，并没有宣告该判决无效的制度。
三、一事不再理原则司法适用的对策与建议
第一，在民事诉讼立法中，将一事不再理确立为基本原则。在民事诉讼立法中确立其基本原则的地位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其基本原则的地位一经确立，也就意味着该原则在司法过程中成为司法者必须要考虑并予以适用的法律规范，而不能回避或者忽略它。
第二，立法中应当明确适用一事不再理规则的标准。原则的确立只是为其适用打下了地基，一项原则最终达到符合司法适用要求的标准，还应当有具体规则的配合。所以，在立法中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确立具体的标准十分必要。
第三，规定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配套制度。一项法律制度的良好运作是靠相关配套规范的共同作用来完成的。那么，应当有什么样的配套规定呢?笔者认为要有两点：一是规定法官的释明权;二是强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解决民事纠纷中的地位。

⑤ 日本成人年龄从20岁降至18岁，各国的成人年龄为何不同

日本成人年龄从20岁降至18岁，各国的成人年龄为何不同？下面就我们来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探讨，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到有需要的朋友们。

由于普通高中三年级学员发生了成人学员，因此在教育领域担忧，喝酒和抽烟的限定年纪与此同时被下调，会防碍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成，学员的帮助文化教育也会变的更艰难。

现阶段依然出现是不是下调法定青少年年纪的问题，仍在继续探讨。而文化教育再造方案造成的功效变成了日本现阶段探讨的聚焦点。

⑥ 日本成年年龄下调至18岁，时隔146年首次变更，这预示着什么

但日本仍禁止未满20岁的人饮酒、吸烟，以及参与赛马、自行车竞赛等4种公营赌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依据日本之前的法律，年满20岁男女可不经父母同意结婚；若得父母同意，男性满18岁、女性满16岁即可结婚。此次《民法》修正案考虑到男女身心发育和社会经济能力的复杂性，将女性的法定最低结婚年龄上调至18岁，也于正式生效。

日本年轻人对身份转换时的不安很大程度源于社会环境，从平成时代进入令和时代，经济不振、贫富差距拉大，人与人日渐疏离，对社会的安心感逐渐褪去，这样的压力迫使越来越多人成为“草食青年”。如果到20岁还没有作为大人的自觉和常识，是精神低龄化的表现。

作为家长，居住在大阪的全职主妇市川女士心情很复杂，她的长子明年将满18岁，“希望他能探索成年人的自由，去做想做的事情，这样的自由也与责任相伴，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就好。不论多少岁，都有不成熟的一面，勇敢面对自己。”

⑦ 日本公民法的全文内容有哪些

日本民法（不再称“新民法”）的各部分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就民法的全部说，其中的两大部分即财产法和身份法（亲属编和继承编）是矛盾的。财产法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自由经济的基础上、以近代民法中的所有权不可侵犯、契约自由、个人责任的三大原则为指导的，符合于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近代法律。身份法则是建立在封建的、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不承认家族成员（包括家属、妻、子女）的独立人格和平等地位的法律。表面上，似乎这两部分互不相关，两部分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不同的原则上，互不影响。实际上，经济关系和身份关系是密切相关的，身份上的支配关系与经济上的平等关系是互不相容的。在中世纪的农奴制之上不可能存在自由平等的身份关系，就是这个道理。
亲属法
日本亲属法的基本在家制。家的核心是户主（家长），户主为进行其对全家族的支配（统治），拥有强大的户主权。在日本旧民法中，稍稍受到削弱的户主权，在新民法中得到加强。户主权的内容主要有：⑴对家属的居所指定权（明治民法第749条）；⑵对家属入家去家的同意权（第735、737、738、743条）；⑶对家属的婚姻、收养的同意权（第750、776、848条）；⑷对不服从统治的家属进行制裁的离籍权与复籍拒绝权（第741、749Ⅲ、750条）；⑸对家属的婚姻、收养的撤销权（第780条）等。明治民法中规定的户主权，较之明治维新前封建社会家族制度中的强大的户主权当然略有不同，但仍足以对家族进行统治，加上旧日习惯力量的影响，户主事实上具有较民法规定的更强大的统治力。户主的这种地位，又因家督继承中的全部财产独占继承而得到加强。
在这种家族制度之下，婚姻关系、亲子关系都从属于维持“家”这—最终目的。在法律上必然表现为男尊女卑、夫尊妻卑等等。法国民法典中原来也有许多限制妻的能力的规定，例如要夫经夫的许可不得进行诉讼（第215条），妻未经夫同意，不得为某些法律行为（第217条)，但法律同时规定了补救办法（如审判员得许可妻进行诉讼，法院得经妻的请求许可其实施法律行为，第218、219条）。但日本民法硬性规定妻的能力是受限制的。因而在日本民法里，妻与未成年人、禁治产人并列为无能力人。
日本民法里的家制自始至终是新旧思潮的斗争焦点。这是因为，这不仅仅是民法中的问题，而且联系到宪法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在明治宪法的整体体制之下，家为国之本，家长（户主）制与天皇制是一脉相承的。忠孝一本，否定对家长的孝，也是否定对天皇的忠。“民法出而忠孝亡”，当然是绝对不可以的。
财产法
在财产法的内部，也存在着矛盾。日本民法物构权编里的永佃权就是从封建的地主佃农关系沿袭下来的封建的不平等关系。永佃权（永久耕作权）称为“永”，而民法规定不得超过50年（第278条），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的剥夺（德川时代还允许农民对自己开垦的土地有永久耕作权）。在永佃权里，有许多不利于农民或对农民极其苛酷的规定，如永佃权人只要继续两年怠付佃租或受破产宣告时，地主就可请求消灭永佃权（第276条），又如永佃权人即使因不可抗力而减少收益受到损失，仍不得请求减免佃租（第274条），第275条规定，永佃权人因不可抗力连续3年全无收益，或在5年以上期内收益少于佃租时，可以抛弃其权利。这一条表面上是授与永佃权人一种“权利”（抛弃），实际上是将土地交给地主。第272条又规定，地主可以约定禁止永佃权人将永佃权让与他人或将土地出租。总之，永佃权人完全是—个无权者。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是违反近代民法的精神的，只能说它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关系。[3]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充满封建气息的民法典，仍然不能见容于日本的一些卫道士。原来，在个人主义的财产法之下，承认家属个人享有财产而且准许其积累财产，家属在经济上有了地位和实力就会发生“独立”思想，他们对户主的“恭顺意识”和孝心就减弱了，这当然是对封建家族制度的冲击。大正8年（1919年），日本政府根据临时教育会议的建议，设置临时法制审议会，着手对民法的亲属继承两编进行修改，主要是要恢复日本自古以来的“淳风美俗”。法制审议会于大正14年（1925年）和昭和2年（1927年）先后提出对两编的“改正要纲”。日本政府设立民法改正调查委员会对民法进行修改。正在要进行修改时，日本战败，这个工作被搁置了。如果不是这样，真正不知这个“新民法”又会改成什么样。[4]

⑧ 日本《民法》修正案于4月1日生效，此次做出了哪些改变

此次日本做出的重大改变是：成年年龄从20岁下调至18岁。

日本成人礼是怎样的呢？

1948年，日本颁布实施《国民假日法》，规定年满20岁的人要举行成人礼，根据日本传统，元服的仪式在小正月举行。此外，由于日本橄榄球锦标赛也恰好在1月15日开幕，举行“社会人”和“大学生”之间的比赛也成为庆祝成人节的传统之一。但由于交通等原因，很多成年人很难在只有一天假期的情况下参加在家乡举行的成人礼。于是在2000年，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快乐星期一制”，并将“成人节”改为每年1月的第二个周一。随着三连休制度的实施，“成人节”这个节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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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日本民法典的评价

日本移植外国法律的方式，今天看来，有的过于简单和草率。例如把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几乎逐条译过来，在旧民法中也有这样的情形。但这些都是限于当时的具体情况而不得已的做法。就像本文中说过的，江藤新平急于翻译法国民法典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对此，不应加以苛责。
在继受（移植）外国法的过程中，发现外国法与本国原有的国情有不合或冲突的地方发生争论甚至冲突，也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日本的“法典论争”是一个典型例子。问题是如何判断所谓“国情”，对那种国情应持何种态度。在日本制定民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可说直到今天）维护固有的“淳风美俗”的说法。究竟什么是淳风美俗，一夫多妻（蓄妾)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否“淳风美俗”，正如中国在清末变法中，女人缠足、男人蓄长辫，三跪九叩首，这些是不是好的风俗习惯，都必须首先澄清。在日本，民法中的家制（包括家督继承）长期是激烈斗争的焦点，绝非偶然。日本明治民法的起草人之一穗积陈重认为日本的家制是日本优越于“万国”的所在， 二次大战后修改民法时，牧野英一（贵族院议员）坚决反对完全废除家制。 这些例子给人的教训都是重要的。
不论那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没有特点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的。因而在继受外国法时，辨别自己的特点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机械地、盲目地照搬外国的法律，当然不一定好；强调、甚至借口自己的特点，而拒绝接受先进的外国法律，也是不对的。
要敢于接受，善于研究，不断修改，这是继受外国法律很重要的原则。日本可以给我们提供不少经验教训。例如在民法中，日本仿照西方规定了收养制度，抛弃了东方原有的一种收养制度，直到1987年，又在民法中增订了一种“特别收养”，实际上是又恢复了东方式的一种收养。又如在民事诉讼法中，起初照搬了德国的证书诉讼与票据诉讼程序，1926年认为这种程序在日本没有必要，将之删除；到1964年，又将之恢复。 如果接受时犹豫不决，接受后发现缺点又不敢修改，是很不好的。……
日本在接受了外国法律后，很注意对之进行研究。在继受法律之后，日本接着就从事理论研究。不仅继受法律条文，也要继受法律条文后面的理论。日本学者（如北川善太郎）把日本法学界在20世纪对德国法学理论的研究称为“理论继受”。只有从理论上继受了外国法，外国法才能在日本扎下根来，日本又可在理论继受过程中，发现哪些东西适合于日本对日本有利，哪些不是的，这样又可以修改继受来的法律，使外国法律“日本化”。 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⑩ 亚洲第一部民法典是日本民法典吗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都是整个国家。”民法总是充满平等包容的精神，前所未有地关注着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一项权利，闪耀着人本主义的法思想。而民法典的出生更是一场法律的成人礼，它彰显了一个国家光明而宽广的未来。下面，请跟着仙检君来学习民法典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诞生简史以更深刻地理解民法典的重要意义。

世界第一部民法典是公元前1792年古巴比伦王国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对刑事、民事、贸易、婚姻、继承等制度作出规定。

世界第一部大陆法系民法典是1804年法国颁布的《法国民法典》，又名《法兰西人的民法典》、《拿破仑法典》。

大陆法系国家第二部民法典是1896年颁布，1900年实施的《德国民法典》。

亚洲第一部民法典是1898年颁布的《日本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修订时参考了《德国民法典》。

中国第一部民法典是1931年国民党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典》，修订时参考了《日本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民事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于1950年5月1日公布实施。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婚姻法》，它倡导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及其子女的合法权益，是反对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由的先锋。

这些法条将女性从封建婚姻制度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推动了中国整体性的社会变迁，并在促进我国民法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民事法律，是我国民事法律发展的起点，也是国家改革婚姻家庭制度，倡导一夫一妻制、反对封建婚姻的重大立法举措，为今后中国婚姻法制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于1986年颁布，1987年1月1日实施。

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经济变革较为激荡的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也经历了由雏形到壮大再到确立的过程。

市场经济从逐渐发展到确立、私营经济法律地位的不断变化，都需要大量的法律来加以规范、调整和保护。

无论是发展市场经济保障公民的权利还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都离不开民法。

在这种环境下，大量的民事单行法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如《合同法》、《外资企业法》、《公司法》、《继承法》、《保险法》等。

在此基础上，对于民事立法中一些不宜由单行法分别规定的宏观基本原则和制度及条款，被整合制定成《民法通则》。

2017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通过，2017年10月1日实施。《民法总则》的颁布让人们对民法典的成典之日充满了期待，《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开篇之作，其内容较《民法通则》有一定的修改调整，较之以前有许多进步之处和亮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将于2021年1月1日实施。民法典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其颁布实施具有里程牌式的重大意义。

整部法典内容涵盖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拼图，它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将对依法维护人民利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产生重要作用，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强保障。

法律是国之重器，而法典则是重中之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必将成为呵护所有人的国之重器，在她慈母般的眼神下，中国人民将生活得更加舒心、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