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对司法的影响

❶ 舆论对司法独立有什么影响

舆论对于司法独立有着很大的影响，所谓顺民心，得民意才能得天下。司法是建立社会秩序，不会去违背人民的意愿。大众的呼声与舆论都在司法的考虑范围之内。

❷ 如何正确对待民意与形事司法的关系

在“民意”影响审判过程乃至结果的大背景下，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成为公正审判的必须。刑事立法、执法阶段，应让法律充分考虑民意，在刑事司法阶段则应让法律处于独立的位置，严格按照法律，遵循刑法的基本原则（罪行法定原则、平等适用刑法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使个案公平司法审判。

❸ 舆论和民意应该影响司法判决结果吗

原则上说，法院的判决是需要考虑社会和舆论的影响，而且法官肯定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舆论的影响。
具体而言，大概有这么几个层面：
（1）法律是固定不变的，社会生活则是不断发展的。法律的原有规定脱离社会现实的情况是很可能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对原有法律作出变通的阐释或者更加复杂的技术处理，使其符合社会现实生活是必须的；
（2）有一些法条本身已经规定了，在审判过程中需要考虑社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考虑社会舆论是依法办事，自然也是可行的。当然这样的法条本身是否合理可以探讨；
（3）司法审判的结果不是封闭的，有些审判会反过来对社会产生影响。所以在判决一些社会共同关注的案件时，考虑判决可能导致的社会影响也是必要的。举个可能有点敏感的例子，南京彭宇案的判词从纯法律上看可能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却产生了非常坏的社会影响。尽管舆论的解读都是建立在对判词误读的基础之上，但判词本身其实也可能斟酌的更好。
（4）法官也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肯定会读报、看电视，可能还会刷微薄，尽管法官本人可能不一定能够意识到，但舆论对于法官的影响在客观上肯定是存在的。说到底法官所有的经历、受到的教育、意识形态，心情好坏都有可能对于一个具体审判产生影响，这一点是无需讳言的。
回到问题本身，法官当然不应该因为舆论就作出偏离法律规定的事情，但也不能矫枉过正，要求法官拒绝考虑社会舆论。法官在审判的时候，绝不仅仅是找一个法条，套到事实上面那么简单，相反一个法官需要考虑许多不同的因素，当然对于法官来说，这也是更加高的要求了。

❹ .如何处理司法与民意关系。

司法机关与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司法裁判和民意之间。所谓民意,又谓民心、公意,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

由于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司法经验,法官往往根据理性思维和逻辑推断对案件予以裁判。由于考察问题时立足点的不同,判决与民意之间有时会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弥合不但需要法官的审判智慧和技巧,而且需要相应的民意沟通和引导机制。

法官是社会纠纷的终局裁判,担负着守护法律、维护社会正义的使命，遵从法律是法官的职责和生命，法律是抽象性和专业性的规范,判决是法官依据法律对案件进行逻辑推理的结果。因此,单就法律适用而言,它应该是理性思维的产物。

但法律适用需要取得社会的认同,如此才能培养人们对司法的尊重和对法律的信仰。应提高法院裁判的可接受性,司法过程不是一个单纯从事实出发,机械依据法律逻辑就能得出唯一正确裁判结论的“自动售货机”。

如果判决总是背离社会民众对法律的理解,或者法律的适用经常超出民众对法律的解读判断,就会出现两种负面效应:要么是社会民众不信任法律,要么是社会民众恐惧法律。不过,民意有时具有非理性特征,民意在形成过程中往往包含着躁动等情绪,因此,司法又必须引导民意。

(4)民意对司法的影响扩展阅读：

民意沟通渠道尚不够顺畅,设置科学合理的民意沟通、传达渠道颇为紧迫，从案件审判进程看,民意沟通可分为事前沟通与事后沟通两种形式，事前沟通是判决之前的疏通,这种情况往往是案件在判决之前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反响。

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审判需采取陪审制,即由代表社会公众的陪审员与审判员共同审理案件。由于司法活动的特殊性,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常常过于追求规范化,在实践中容易导致过度程式化甚至行政化的倾向。陪审制让非法律专业人士参加审判,可以使法律裁决与普通人的良知和判断最大限度的结合。

❺ 谈谈司法公正与网络民意的关系

网络民意对司法公正有监督作用。
网络民意可以促使公法公正。按法律办事。

司法公正不受网络民意影响，坚持其公正性。

司法公正反过来引导网络民意向公正、公平方向发展。

❻ 你觉得社会舆论对法律的判决会有影响吗

有多大不好说，但是肯定有影响。

对于“社会舆论”对法律判决的影响，确实有法学教授做过相关实证研究，一位是徐光华教授，一位是白建军教授。二位博导，都是热衷于进行实证研究的刑法学者，尤其是白建军教授的论文。

在徐光华教授在论文中总结了130份判决，其中23份，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白建军教授曾总结2000年以来的刑事判决，共32万份，其中无罪判决仅586个，而受到舆论影响的无罪判决就有8个，这个数字不可谓不惊人。

回归到个案上来，舆论的监督对一些案件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许霆 ATM 机盗窃案”，由于民意的影响，从无期徒刑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崔英杰杀死城管案”顺应民意判处死缓；“邓玉娇刺死官员案”最终判处防卫过当并免于刑事处罚；“深圳机场梁丽拾金案”无罪处理。这类案件因为行为双方的身份差距巨大，引发了社会的巨大关注，最终也确实影响了判决，可这类判决的基础有的是在自由裁量的空间内对民意进行回应，有的则跨越了法律本身的维度，比如马克昌教授就曾明言：“若没有民意，邓玉娇至少会判缓刑。”

当然不能只着眼于这类案件，同样是因为舆论的关注，比如对“齐二药假药案”、“河南三鹿奶粉案”、“河南瘦肉精案”的关注，最终推动《刑法修正案（八）》增设食品监管渎职罪，修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构成要件并加重其法定刑。这就是舆论关注的正向反馈。

所以社会舆论确实对法律判决有影响，这样的影响有正向反馈也有负面反馈，可不论如何，司法还是应保持其独立性，以塑造其权威性。这有赖于整体法治环境、法治文化、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和道德水平、普通民众个人素养的提升。而这恰是如今转型升级的中国的阵痛点。

❼ 司法审判应该考虑民意吗

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回涉.
审判以法律,法规为判案依据,参照规章,政策不做为判案依据.
对于民意,既不属于法律法答规,也不属于政策.属于社会环境 .从严格司法角度讲司法审判不得以民意做为依据.
但如果从道德上讲,民意应该属于司法审判中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比如某人是一恶霸,长年欺负百姓和家人,家人忍无可忍把他杀害,相当于大意灭亲,从法律上讲家人属于故意杀人罪.但全村老百姓联名请求法院宽容.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法院考虑了民意做的判决.
但个人认为,民意不得做为审判的依据.如果以民意作为依据,可能会出现很多错案.

❽ 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是利还是弊

总体来讲是弊大于利，毕竟法官会有独立的判断，而不能被舆论所左右，这个西版方国权家是非常忌讳的，但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毕竟中国人的法律素养太低了，我们喜欢干预法院的审判，往往是舆论担任法官，最终影响了判决结果，所谓了民愤极大之类 的玩意儿

❾ 有哪些社会舆论影响司法判决的案例

当年的药家鑫案。

此獠“撞伤不如捅死”的清奇脑回路固然可恨，但如果没有被媒体报导并引起广泛舆论，实际上还是有希望判个死缓或者无期的，（对比药家鑫案发后某地一男子强奸并杀死被害人，又以摔死被害人弟弟，最后判了死缓）正是因为药家鑫案子引发的社会影响过于恶劣。

因此本来一个有保命余地的案子变成了必死的案子。

案件细节阐述

药家鑫说，当日他开车行至事发地时，正在用影碟机看滨崎步的演唱会，不清楚车是否在走直线，突然听见“嗵”地一声，感觉出事了便下车察看。结果发现车后有一个女的侧躺在地上，发出呻吟声。

“天太黑，我不清楚她伤的程度，心里特别害怕、恐慌，害怕她以后无休止地来找我看病、索赔。”于是，两三秒后，“一念之差”下，药家鑫从随身带的包里取出一把单刃刀，向张妙连捅数刀，然后驾车逃跑。

开出一段路后，因为“心里发慌，手打颤、脚也不听使唤”，药家鑫又撞上两名行人。这次，他没能跑掉，被赶来的村里人堵住了。

之后，肇事车辆被交警大队暂扣，药家鑫和父母赶往医院处理后来的两名伤者治疗事宜。在经历了警方的两次询问后，2010年10月23日，药家鑫向父母说出实情，并向警方投案。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药家鑫案

❿ 舆论对司法独立的影响

如何处理好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西方法律界，不论是海洋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都排斥“舆论监督司法”这样的概念，担心造成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从而损失法律的权威性；而在西方新闻界，则习惯于担当与主流政治制度对抗的角色，司法便是主流政治制度的替身。但是，由于传媒和司法至少在形式上都宣布其价值追求是“公正”，因而各法治国家均将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作为基本价值予以肯定。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司法追求的是法律公正，而传媒体现的则是自身或受众观念上的、道德意义的公正。这两者的差异正是本文企图理清的。 （一）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媒介与司法都是在党的领导下，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不应处于根本对立的态势。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也确实出现过媒介不大正确的舆论压力影响司法公正的事件，出现过司法压制正确舆论监督的事件。矛盾的产生在于二者社会职能和工作性质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于： 第一，媒介的职业特征就是报道动态的东西、超常的事情；而司法对待纠纷的态度则是消极的，它按照法律规定的管辖权限和程序去消弭纠纷。 第二，媒介要求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报道，而司法审判的时效要宽松得多，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第三，新闻语言力求标新立异，扣人心弦；而司法语言讲求用词严谨，前后一致。 第四，新闻事实是记者的所见所闻或采访所得，而司法事实则是指有确凿证据的事实。 第五，舆论监督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而司法则代表着国家强制力与终局裁量权。 出现传媒与司法之间的矛盾是正常的，问题在于如何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二） 目前，我国的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都存在着职业化程度不高的问题。某些司法部门一方面未完全履行职责，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越权和扩张权力。有些媒介也在利益驱动下，以舆论监督司法的名义进行炒作，这种非规范行为对司法的损害是很大的。这里特别就传媒对于司法报道的炒作态势多讲几句。 我国传统的犯罪案件报道，本来有“声讨、公审、枪毙”的模式，忽视司法独立、实行舆论审判的积习较深厚。现在又多了一层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出现了越来越多干扰司法审判的情形。例如在报道蒋艳萍经济犯罪案件时，各媒体的报道都一边倒，使人难以看到或听到不同的、客观的评说。没等法庭进行庭审调查，报道中就说起诉书“言之凿凿”（那么何必还要法院审判呢？）；审理过程中，又把律师和蒋的申诉斥责为“强行狡辩”、“百般抵赖”（那么何必还要设置辩护制度呢？）。再如张君抢劫杀人案审理时，某家全国性报纸发表《重庆满街声讨“魔头”》的通讯，抢在法庭判决前，做了大量的渲染，诸如“张君该千刀万剐”、“杀一儆百”、“用张君人头祭奠亡灵”等等极端的语句，缺乏基本的文明。这种“文革”式的对案件报道的“热心”，显然会妨碍司法的公正审判。 针对这类情况，可以考虑一些解决问题的应景措施（作为道德性质的要求，它们尚是相当软弱的）。例如，媒介对于司法的监督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报道中绝不能有意炒作，要表现出尊重事实的严肃态度。 第二，遵循新闻职业道德，只宜评论已有的审判结果，而不应在未判决前对审判施加影响。 第三，媒介的评论文章，应限于意见范畴，不应追求耸人听闻的情节，不应带有民意审判的意味。 第四，要与上级司法和纪检部门保持联系，以得到支持，并以较高的职业化操作面对那些非职业化操作的司法行为，这可以保障监督的分寸适当。 （三） 对司法腐败问题进行舆论监督是必要的，但还要考虑到，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基本的、最后的合法手段，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司法要给人以希望、安全感和信赖感。如果当事人频繁地找寻记者解决各种纠纷，这是很不正常的，它只能说明司法和行政功能的某些缺失。因此，应有系统地报道一些司法公正的正面事例，说明什么是法，司法如何保障社会公正，给媒介受众指出一条通过司法正确解决纠纷的路子，给他们以信心。 司法方面也要致力于树立自身的良好形象与权威，加快法制体制的改革，以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同时，必须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和专业化水平，现在传媒介入司法越位越多，除了传媒自身的原因外，也与司法体制上出现较多纰漏，以及人员素质较差有关。因此，重建司法救济手段在公众中的威信，会有助于减少传媒监督司法中较多的越位现象。 （四）从长远考虑，仅凭介绍几个做得较好的舆论监督司法的媒介栏目是不够的，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需要在三方面形成媒介与司法关系的法律框架： 一、界定媒介的地位和基本权利与义务。这方面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新闻自由不能侵犯到司法独立，不能违背“无罪推论”的原则；在此前提下，传媒有权利报道和评论庭审活动。如果报道失误，传媒应承担责任。 二、明确舆论监督权与公正审判权相互冲突与协调的制度空间。这需要考虑规范传媒介入司法的程序和范围、传媒评论司法的职业道德方面的限定（不能诽谤、侮辱和有失公正与平衡的原则）、健全监督的外部环境等问题。 三、改革司法，减少司法公正对外部因素的依赖。在改革司法方面，同样有传媒监督的广阔天地，可以像监督普通人一样，监督司法人员的非职务行为和职业行为中的违法行为；同时应监督各种干预司法独立的司法外部的行为。 在这些法律框架还没有成形之前，法学界和新闻学界要有经常的学术交流，首先要在职业道德方面达成共识，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然后，争取形成较明确的法律框架，最后形成法律或法规。 总之，活跃而健康的舆论监督，不是司法独立的障碍。恰恰相反，它在更大程度上保障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主要由司法独立来保证，舆论监督则通过客观地展示和评论司法过程，协助实现这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