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刑法典

Ⅰ 在荷兰杀人要坐牢吗

你好。根据《荷兰刑法典》，杀人最高的刑罚是终身监禁。也就是说杀人是要坐牢的。毕竟荷兰没有死刑嘛，现在欧洲只有白俄罗斯才保留死刑。但是作为刑罚的一种，也是为了保障人权打击犯罪，增强法律权威。有监狱存在就会有人坐牢，何况是杀人的重罪。

Ⅱ 出国学法律哪个国家最合适

1.【荷兰法学专业介绍】
荷兰的风景优美，是郁金香王国、风车王国。荷兰这个优美的国家给大多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商业贸易较为繁荣的国家。但荷兰还有大家不了解的一面，那就是荷兰还是一个法律体系健全的国家。例如：国际法庭设在荷兰，欧洲的第一部法典诞生于荷兰的莱顿大学。因此，从这些方面都可以体现出荷兰高质量的法律体系。

荷兰是一个君主立宪的议会制国家，政府制定的全部法案都必须以议会的法案为根据。荷兰宪法规定：“民法、刑事、民事诉讼法及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必须依据议会制定的统一的法典，但也不妨碍根据议会的单独法案规范其他领域。”因此，荷兰法是由议会法案、法典、条约及案例法组成的法律制度。荷兰法律不像美国或英国法律那样以传统共同法为基础，而是基于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民法典和刑法典的法国法律。国际法庭设在荷兰，荷兰健全和高质量的法律体系为荷兰的法律教育提供了强大的支撑。荷兰高校提供的法律英语课程体现了荷兰的法律传统。许多法律专业课程与国际法有关，常常涉及法律制度的比较。因此学生可以学到更全面、更透彻的法学知识。
学生在教学中可以充分体验生动的法律教学，接触到丰富的历史和广泛的专业知识以及可以感受到国际化氛围和国际视野。更值得注意的是，荷兰的法律体系和我们的大陆体系的法律极为相似，对学生学习很有帮助。因此，荷兰可谓是一个学习法律专业的优选的国家。

荷兰在法律专业方面具有优势的大学是莱顿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和H类的海牙大学。其中莱顿大学成立于1575年，是荷兰最古老的大学，也是世界排名前100名的大学。学校的法律专业世界排名第五，商法和国际法是荷兰最好的法律专业。这些院校在法律专业方面都是很有实力的院校，想申请荷兰法律专业的学生，可以考虑一下。一般申请法律专业的要求较高，雅思一般要求6.5分以上，有的还要求7.0分以上。
以下是荷兰法学比较好的大学的介绍：
【申请注意】：申请材料的严格之处不再只体现在GPA上，更大程度上要求申请者提供更合理的动机、高质量的推荐信及标准的申请表填写。看来硕士条件要求的严格所以我们的材料要求更严申请要提早。只有早申请，才有更多的机会申请到国际商业管理、金融管理、法学、建筑学等荷兰招牌专业;才有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奖学金。在学生条件并不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只有早申请，才能体现优势。由于每年申请者太多，评审人员不会有太多的时间看每一份文件，所以申请材料一定要经过富有经验的专业制作，才可以在众多的材料中脱颖而出，吸引评审人员的注意。
【德国的法律专业介绍】

德国作为欧洲强国，因其大学免收学费及承认中国的学位而成为近年留学的热门国家，不少学子赴德留学。

德国是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德国法典是很多大陆法系国家制定法典的参考依据。我国也是大陆法系国家，所以在国内学习法学的学生，去德国进修是十分有好处的。

在Manager Magazin对法学专业的排名中列第1位的是明斯特大学弗赖堡大学以法律著称，列第10位，波恩大学列第11位，为外国学生所设比较法学硕士（在欧洲法学论坛范围内）政治法博士
曼海姆大学列第12位，法学主要研究有公法、刑法、民法、劳工法、国际私法、犯罪学与法哲学等，不莱梅大学在Manager Magazin对法学专业的排名中列第32位，硕士学位有欧洲及国际法律，科隆大学的法学系是德国最大的法学系之一奥格斯堡大学的法学系包括刑法、民法、公法、私法、国际法、欧洲法、罗马法等。海德堡大学法学系有法学、外国和国际私法与经济法、法学史、社会经济法、刑事法、财政税和德国与欧洲管理法等专业。法学系的经济法专业闻名全国。
德国大学专业排名：德国大学法学专业排名

1. Uni Heidelberg（海德堡大学）
2. Bucerius Law School Hamburg（汉堡法律学院）
3. Uni Bonn (波恩大学)
4. LMU Muenchen（慕尼黑大学）
5. Uni Freiburg（弗莱堡大学）
6. Uni Muenster（明斯特大学）
7. HU Berlin (柏林洪堡大学)
8. Uni Passau (帕绍大学)
9. Uni zu Koeln（科隆大学）
10. Uni Tuebingen（蒂宾根大学）
以下是德国法学院的按专业的分类排名。
民法(Zivilrecht)
1 Munster
2 Tubingen
3 Passau
4 Munchen
5 Koln
6 Heidelberg
7 Regensburg
8 Bayreuth
9 Augsburg
10 Freiburg

商业法(Wirtschaftrecht)
1 Munster
2 Tubingen
3 Koln
4 Kiel
5 Mu

【美国的法律】
一、美国的法学院及ABA、AALS、AALL三大协会

由于美国政体是联邦制结构，并且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度，所以美国办教育的主体主要是各州（县、市）政府或个人的事情，美国根本不存在联邦政府举办的大学的法学院。中央政府控制的微弱与私人捐赠大学法学院这两方面的结合，导致了各个法学院在诸如课程设置及教学等方面的差异。为确保法律职业者道德和业务素质的最低标准得以维护，联邦和各州政府对法学院的管理，主要依托非官方的行业协会——全美律师公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简称ABA）、全美法学院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aw School, 简称AALS）和全美法律图书馆馆员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aw Library, 简称 AALL）。ABA成立于1878年，协会下设有法律教育常务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 on Legal Ecation），它负责发“牌照”给要开办法学院的大学，规定对法学院的各种硬件要求；AALS成立于1900年，1971年被确认为两个全国立案的法律机关（另一个是ABA法律教育和律师资格部）之一，该协会出版的《法律教育季刊》（Journal of Legal Ecation）,长期享有声望；AALL对全国法律图书馆进行行业管理，规定各种标准规格并定期进行评比检查验收。当然，美国的教育已经成了一项产业，市场调节对一个教育机构的生存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美国的法学教育为职业教育

美国法学教育的职业性特征是其他特征的基础，是美国法学教育最本质的特征。具体来说就是，美国法学教育以律师为培养目标。所谓职业教育是指这样一种概念：法律教育应与人文教育相分离；学生在开始学习法律之前被假定已获得了必要的人文科学知识；典型的法律学生是恰好成熟，并且为寻求从事法律职业做准备；法学院的任务在于为法律学生提供分析和解决法律实务方面的问题的各种技术性训练，其宗旨是训练他们“像法律家那样进行思考”。
法律教育的职业性要求法学院以判例教学法为主，多种法律技能训练法为补充。但判例教学太耗费时间，因此，法学院在一年级课程中仍然保持着苏格拉底式讨论法（Socratic method），并采取"专题式教学"(programmed instruction)、"课堂讨论"(seminar)、"现场实习"(clinical program)、"计算机辅助法律教学"(CALL)、"模拟问题法"(simulation problems)等。课堂讲授也没有被彻底取代。
三、美国的法学教育为本科后教育

美国的初级法学教育被置于大学本科教育之后，通常被认为是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这是美国法学教育与世界各国所不同的。从美国法学院的入学条件看，报考法学院的学生要求已获得某个学院或者大学的文学士（B.A.）学位或理学士（B.S.）学位。总结起来，美国把法律教育置于大学本科之后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法律是一门渊深的学科，学生必须具有相当的成熟度才能对其有深刻的理解；第二、律师于国民安定、社会发展有重大关系，因此法律教育应当具有较高起点；第三、把法学教育置于较高的平台上有利于法律职业本身的进步。
四、美国法学教育的几种学位

1．J.D.（Juris Doctor），法律职业博士学位。从历史上看，美国法学院颁发的学位主要是法学士（Bachelor of Laws, 简称LL.B.）学位。自1960年代起，参照医学院的传统，法学院开始以J.D.学位取代法学士学位（LL.B.）。其原因在于大学本科后法律教育制度的确立和3年制严格的初级法律学历教育被认为具有研究生水平。总之，“法律职业博士”（J.D.）学位是美国法律学制中的初级法律学位。
2．LL.M.(Master of Laws),法学硕士学位。该学位学制一年，也就是说拿到J.D.学位后，再攻读一年，合格后就可以取得法学硕士学位。不过，在美国攻读法学硕士的学生很少。该学位有两种：一是为从事法律教育或者法律研究的学术性方向而设置的；另一种是为深化某一专门学科的技能和专长而设置的，其中最普遍的是税法方向。
3．S.J.D.或J.S.D.(Doctor of Jurisprudence或者Doctor of Judicial Science),法律科学博士。从事纯法学理论研究工作，学制2—20年，有的甚至终生拿不到学位。继续攻读这一学位的美国人更是凤毛麟角，对外国人来说，拿到这一学位也许是一个镀金的机会。攻读这一学位，只需在学校读一年。一年后可离校，遍工作遍作论文，论文完成后，回来答辩。
另外，法学院还为在美国从事高级研究的外国法律家授予一种“比较法硕士”（Master of Comparative Law, 简称M.C.L.）学位，以及认为对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颁发一种“荣誉法律博士”（Doctor of Laws,简称LL.D.）学位。
美国法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从事律师职业，而若要在某个州执业，就必须通过该州主办的律师考试。然后再经过一定的品格考察获得律师执照，就可在州内法庭代理当事人出庭。美国实行严格的法官选拔制度，因此，学生在毕业后立即担任法官职务懂得机会是没有的。不过一些优秀的毕业生可能会有机会担任著名法官的书记员的职务，历时一、二年。有些学生希望将来担任法律教授，教师会鼓励他们先到有关部门工作若干年，然后再回校任教或进一步深造。

Ⅲ 外国刑法中新旧两派的争议（观点，内容）

伦理价值评价与社会秩序价值评价、道义非难与防卫观念的对立,由于这些对立,以致新旧两派刑法理论长期争论不休

近代西方刑法新旧派理论对《钦定大清刑律》的影响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剧变。与此相关的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法律制度的变革亦时不我待。《钦定大清刑律》[①]便是晚清修律的标志性成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西方刑法理论新旧两派激烈争论的时期。东邻日本，刑法学界也掀起了新旧学派理论争论的热潮。日本1907年的刑法典就是在新派理论指导下制定的。深受传统律学影响的中国法学界，当时还无力形成刑法学派，更谈不上参与新旧两派刑法理论的争论，但这并不说明晚清刑律的变革未受到新旧刑法学派理论争论的影响。事实是，清末的修律者们已注意到西方刑法学派的理论差异，在起草刑律时是有取舍的。很难说模范日本近代刑法，移植大陆法系刑法制度的《钦定大清刑律》是在那个刑法学派影响下制定的，但通过日本刑法学家冈田朝太郎及其他渠道传入中国的新旧刑法学派理论烙印的确打在了《钦定大清刑律》上。探讨西方新旧两派理论对《钦定大清刑律》的影响，既可以探明中国刑法近代化迈出第一时的理论高度，又有助于理清民国刑法变化的理论脉络。

一、刑法基本原则

西方三大近代刑法原则对《钦定大清刑律》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这三大原则均是西方启蒙思想的产物，是构成近现代刑法的柱石。旧派理论视为圭臬，晚清刑律改革在基本原则的采用上倾向于古典的旧派理论，特别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明确规定，删除比附，禁止类推较集中地体现了旧派的理论。基于三权分立和心理强制理论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首次引入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体现了古典刑法学派的强大生命力。同时，立法者们也注意到了新派理论关于刑法基本原则含义的诠释，比如，《钦定大清刑律》在吸纳了罪刑相适应原则时，除了旧派的报应论的思想基础外，也接受了新派功利论的思想，注意教育刑的价值，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感化教育便是例证。

（一）《钦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其一，明确宣告罪刑法定原则，否定比附类推。《钦定大清刑律》第10条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②]这是我国刑法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的“罪刑法定主义”，沈家本在奏进呈刑法草案折中详细陈述了立法理由：“本条所以示一切犯罪须有正条乃为成立，即刑律不准比附援引之大原则也。凡刑律于无正条之行为，若许比附援引及类似之解释者其弊有三；第一，司法之审判官得以已意于律无正条之行为比附类似之条文致人于罪，是非司法官直立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为一，非立宪国之所应有也。第二，法者，与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应为与不应为。若刑律之外参以官吏之意见则民将无所适从。以律无明文之事忽援类似之罚，是何异于以机阱杀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许审判官得据类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难期统一也。因此三弊，故今惟英国视习惯法与成文法为有同等效力。此外欧美及日本各国无不以比附援引为例禁者，本案故采此主义，不复袭用旧例。”[③]冈田朝太郎认为《钦定大清刑律》“禁比附援引，可谓中国刑律上之一大革命。”[④]

其二，严格刑法解释。《钦定大清刑律》虽然明确了罪刑法定原则，否定了比附类推，但并不排斥对刑法的自然解释，若需要对刑法进行解释，必须符合严格解释的原则。民国初年刑法学者在解释这一条款时作了补笺；“本例虽不许比附援引，究许自然解释。自然解释者，即所犯之罪与法律正条同类或加甚之时，则依正条解释而通用之也。同类者，例如，修筑马路正条只禁止牛马经过，则象与骆驼自然在禁止之例是也；加甚者，例如，正条禁止钩鱼，其文未示及禁止投网，而投网较垂钩加甚，自可援钩鱼之例以定罪是。”[⑤]

其三，法不溯及既往。《钦定大清刑律》第1条规定：“本律于凡犯罪在本律颁行以后者适用之；其颁行以前未经确定审判者亦同，但颁行以前之法律不以为罪者不在此限。”沈家本先生在1907年的草案中阐述了立法理由：“本条定刑法效力之关于时者。第一项规定本于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则，与第十条规定采用律无正条不处罚之原则相辅而行，不宜偏废也。第二项前半指犯罪在新律施行前，审判在施行后，定新旧二律之中，孰当引用也。关于本题之立法例有二：一为比较新旧二法，从其轻者处断之主义。法国刑法第四条，比国刑法第二条，德国刑法第二条，匈牙利刑法第二条，和兰刑法第一条第二项，纽约刑法第二条，日本现行刑法第三条第二项，日本改正刑法第六条第二项，那威刑法第三条等皆本乎是。二即不分新旧二法，概从新法处断之主义，英国用之。我国明律亦主此义。本朝虽有第一主义之例，然律之本文，仍有犯在以前并依新律拟断之规定。议者谓被告犯罪之时，已得有受当时法律所定之刑之权利。诚如此说，应一概科以旧律之刑，不应复分新旧二律之轻重也。况人民对于国家并无所谓有受刑权利之法理也。或又谓若使新律重于旧律，而旧律时代之犯人科以新律之重刑，则与旧律时代受旧律轻刑之同种犯人相较，似失其平。诚如此说，则使新律施行之后，仅此旧律时代之同犯犯人科以旧律之轻刑，彼新律时代之犯人据新律而科重刑者，若互相比较，则又失其平矣。或又谓刑失之严不如失之宽。从新律之轻者，所以为宽大也。然刑不得为沾恩之具，非可严亦非可宽者。夫制定法律，乃斟酌国民之程度以为损益。既经裁可颁布，即垂为一代之宪章，不宜复区别轻重宽严也。欧美及日本各国多数之立法例，所以采用第一主义者，盖受法国刑法之影响。而法国刑法之规定则其时代之反动耳，于今日固无可甄择者。我国自古法理，本有第二主义之立法例，此本案所以不与多数之例相雷同，而仍用第二主义也。第二项后来颁行以前之律例不为罪者，不在此限。其旨与前微异，盖一则新旧二律俱属不应为之罪恶，不过轻重之差。一则新律虽为有罪，而旧律实认许其行为，因判决在后，遽予惩罚，有伤期刻也。”进而，沈家本先生在案语的“注意”部分指出：“第一项既采用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则，新刑律施行以前之行为，在新刑律虽酷似有罪之行为，不得据新律之规定而罚之。第二项指未经确定裁判者，虽已有宣告，仍得依上诉而变更之。凡案件具此情节，检察官即得上诉而请求引用新律。其上诉方法及其限制一以诉讼法为据。”[⑥]

其四，《钦定大清刑律》分则中规定了具体犯罪。在总则罪行法定原则的精神指导下，在分则中对各种犯罪作了明文规定。分则中共规定了侵犯帝室罪等36类罪名，从而为司法实践的定罪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标准。

其五，分则中规定了具体犯罪的法定刑。《钦定大清刑律》采取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即在法律条文中规定一定的刑种、幅度，并确定其最高和最低期限。它体现了相对罪刑法定的精神。例如，第四章“妨害国交罪”中的第120条规定：“对外国君主或大统领有不敬之行为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或二千元以下二百元以上罚金。”分则中类似规定，比比皆是。这样，可以使司法官在法定刑的刑种和幅度内根据案情做出正确宣判。同时也避免了绝对罪刑法定原则过于僵化的弊端。

（二） 罪刑相适应原则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的体现

《钦定大清刑律》引入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并将其精神体现在众多的具体条文中，大体看来，以下方面较集中地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第一，法律适用的主体平等。法律适用上的主体平等是罪刑相适应的前提。如果有人犯了罪可以享受种种特权，便谈不上罪刑相适应了。为此，《钦定大清刑律》第2条至第8条规定了刑律对人的效力。其中第2条规定：“本律于凡在帝国内犯罪者，不问何人适用之。其在帝国外之帝国船舰内犯罪者，亦同。”从而否定了因身份不同而导致适用法律上的不平等。取消了中国封建法律中长期存在的议、请、减、赎、当、免等特权。为平等的适用法律，在立法上创造了条件。

第二，确立了近代刑罚体系。罪刑相适应需要有科学的刑罚体系相配套，《钦定大清刑律》第37条规定：“刑分为主刑及从刑。主刑之种类及重轻之次序如左；第一，死刑；第二，无期徒刑；第三，有期徒刑；(一)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二)二等有期徒刑——十年未满、五年以上。(三)三等有期徒刑——五年未满，三年以上。(四)四等有期徒刑——三年未满，一年以上，(五)五等有期徒刑——一年未满，二月以上；第四，拘役：二月未满，一日以上；第五，罚金；一元以上。从刑之种类如左：第一，褫夺公权；第二，没收。”《钦定大清刑律》所确定的刑名，深受日本1907年刑法的影响，1907年日本刑法废除了重罪、轻罪、违警罪的划分，取消了徒刑、流刑的名称。将主刑分为死刑、惩役、禁锢、罚金、拘留、科料六种，没收为附加刑。剥夺公权由特别法加以规定，未列入刑法典中。《钦定大清刑律》中的刑罚体系比日本新刑法中的刑名更简洁、更概括、更清晰。虽然有些地方尚待完善，[⑦]但总体上看，这个刑罚体系按照各种刑罚方法的轻重次序分别加以排列，相关刑种互相衔接，结构严密，主附配合。这样，既能根据已然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予以适用，具有给犯罪人带来一定痛苦的惩罚性，从而体现报应的意蕴；又能根据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大小加以适用，例如剥夺自由，限制自由，剥夺财产等刑罚，都具有遏制再犯的功能，从而达到功利的目的。科学的近代刑罚体系的确立，为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奠定了基础。

第三，规定了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钦定大清刑律》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同，规定了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其一，防卫过当，紧急避险减轻处罚。第15条规定：“对现在不正之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为罪；但防卫行为过当者，得减本刑一等至三等。”第16条规定：“避不能抗拒之危难、强制而出于不得已之行为，不为罪；但加过当之损害者，得减本刑一等至三等。前项之规定，于公务上有特别义务者，不适用之。”其二，未遂犯、中止犯减免处罚。第17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意外之障碍不遂者，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结果者，亦同。未遂犯之为罪，于分则各条定之。未遂罪之刑，得减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第18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已意中止者，准未遂犯论。得免除或减轻本刑。”其三，在共同犯罪中，规定从犯减轻处罚。第31条规定：“于实施犯罪行为以前帮助正犯者，为从犯。得减正犯之刑一等或二等。教唆或帮助从犯者，准从犯论。”其四，数罪并罚。第五章为俱发罪，分别情况，对俱发罪进行了详细地规定。以上种种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都体现了《钦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均衡原则。

第四，规定了近代刑罚制度。《钦定大清刑律》的立法者们洞察世界刑法理论发展态势，借鉴了新派刑法理论规定了一系列刑罚制度。其一，累犯制度。第五章为“累犯罪”，“凡已受刑之执行，复再犯罪，此其人习于为恶，实为社会之大憝。若仍绳以初犯之刑，有乖刑期无刑之义，故本章特设规定。”[⑧]所谓特设规定，主要指累犯加重的规定。”其二，自首制度。第九章为“自首制度”，第51条做了一般规定：“犯罪未发觉而自首于官受审判者，得减本刑一等。犯亲告罪向有告诉权之人首服，受官之审判者，亦同。”沈家本阐述了自首减轻的理由“自首减刑为奖励犯罪者悔过投诚而设。各国多数之例，惟认特别自首者，著之于分则。其有规定于总则者，盖缘于中国法系也。自首必须备具四要件。(一)自己之犯罪；(二)必于觉前，若于发觉后告言已罪，乃自白非自首；(三)告知于官，惟例外告知被害者亦准自首法；(四)于官署就审判。四者不备即不得将予自首也。”[⑨]符合自首条件者可减轻处罚。其三，酌减制度。第十章为“酌减”，第54条规定：“审按犯人之心术及犯罪之事实，其情轻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释说：“为裁抑犯罪，制定分则以下各条。然同一犯罪，情节互异，若株守一致，则法律之范围过狭，反致有伤苛刻。故予裁判官以特权，临时酌量犯人之心术与犯罪之事实，减一等或二等也。”[⑩]其四，缓刑制度。冈田朝太郎不仅把西方的缓刑制度首次引进日本刑法，而且又把这一制度引入中国。第十二章为“缓刑制度”，第63条规定：“具有下列要件，而受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自审判确定之日起，得宣告缓刑五年以下，三年以上：(一)未曾受拘役以上之刑者；(二)前受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执行完毕或免除后逾七年，或前受拘役执行完毕或免除后逾三年者；(三)有一定之住所及职业者；(四)有亲属或故旧监督缓刑内之品行者。”其五，假释制度。第十三章为“假释”，第66条规定：“受徒刑之执行而有悛悔实据者，无期徒刑逾十年后，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后，由监狱官申达法部，得许假释出狱；但有期徒刑之执行未满三年者，不在此限。其六，时效制度。第十五章规定时效，第69条规定了追诉时效：“提起公诉权之时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系死刑者，十五年；(二)系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者，十年；(三)系二等有期徒刑者，七年；(四)系三等有期徒刑者，三年；(五)系四等有期徒刑者，一年；(六)系五等有期徒刑、拘役、罚金者，六月。前项期限，自犯罪行为完毕之日起算。逾期不起诉者，其起诉权消灭。”第74条规定了行刑时效：“行刑权之时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死刑，三十年；(二)无期徒刑，二十五年；(三)一等有期徒刑，二十年；(四)二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五)三等有期徒刑，十年；(六)四等有期徒刑，五年；(七)五等有期徒刑，三年；(八)拘役、罚金，一年。前项期限，自宣告确定之日起算。逾期不行刑者，其行刑权消灭。”

第六，按刑罚阶梯理论设置了分则的顺序。《钦定大清刑律》分则共三十六章，各章顺序基本上按照犯罪性质的严重程度从重到轻依次排列。

（三） 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的体现

针对西方封建中世纪的刑罚残酷性、暴虐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刑罚人道主义原则。人类的人道精神促使刑罚的严厉性在长期的演变中缓慢但坚定地日趋缓和，刑罚体系从以死刑为中心，到以肉刑为中心，再到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背后的决定性力量是人道精神。因此，刑罚人道主义与宽容、柔和、人性等德性词汇相联系，与野蛮、残酷、恐怖、折磨等相对立。刑罚人道主义表现出国家在规定和运用刑罚时对犯罪以及犯罪之实施者的一种宽容的态度，其实质是将犯罪人作为伦理主体对待，而不是物体处理。刑罚人道主义意味着对于人的自主性的承认。可见，刑罚人道主义的基本含义实际上是人道主义形而上学原则的直接套用。只有将这一原则展开为一系列人道主义刑罚规则，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这些规则包括否定性规则和肯定性规则两个基本方面。否定性规则是人不能被作为手段对待之形而上学原则的展开，一般以“禁止……”，“不得……”的语言结构形式表达；肯定性规则是人应当作为目的对待之形而上学原则的展开，一般以“应当……”“尽量……”的语言结构形式表达，这两个方面统一在一起形成一个规则体系，确保人道主义的实现。而且，否定性规则是刑罚人道主义的基础，肯定性规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

经过沈家本等清末修律者们的努力，西方近代的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得以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确立。主要表现为：

第一，删除重法，设置近代刑种。

沈家本、伍廷芳受命修律后，对中西刑律进行了比较研究，“综而论之，中重而西轻者为多。盖西国从前刑法，较中国尤为惨酷，近百数十年来，经律学家几经讨论，逐渐改而从轻，政治日臻完善。故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其旅居中国者，皆借口于此，不受中国之约束。”“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现行律例款目极繁，而最重之法，亟应先议删除者，约有三事。”“一日凌迟、枭首、戮尸”，“一日缘坐”，“一日刺字”。“以上三事，皆中法之重者。参诸前人之论说，既多议其残苛，而考诸今日环球之国，又皆废而不用，且外人訾议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数端为最甚。”[11]

《钦定大清刑律》确定近代刑种为主刑和从刑两类。其中主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从刑为褫夺公权和没收。沈家本认为旧律应变通者有五端，“更定刑名”便是其中之一。[12]杨鸿烈先生对此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将中国法律最落后不合时宜的部分真能恺切披陈，可算是对中国法系加以改造的一篇大宣言。”[13]

第二，酌减死罪，确立死刑惟一制度。

死刑条款的多少是衡量一部刑法人道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沈家本等人对死刑的立法极为重视，虽说废除死刑的条件不成熟，但减少死刑的适用，也是刑罚人道主义的体现。“死罪之增损代各不同，唐沿隋制，太宗时简绞刑之属五十，改加役流，史志称之。宋用《刑统》而历朝编敕丽于大辟之属者，更仆难数，颇伤繁细。元之刑政废弛，问拟死罪者，大率永系狱中。《明律》斩、绞始分立决、监候，死刑阶级自兹益密。欧美刑法，备及单简，除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废止死刑外，其余若法、德、英、比等国，死刑仅限于大逆、内乱、外患、谋杀、放火、溢水等项。日本承用中国刑法最久，亦止二十余条。中国死刑条目较繁，然以实际论之，历年实决人犯以命盗为最多，况秋审制度详核实缓，倍形慎重，每年实予勾决者十不逮一，有死刑之名而无死罪之实。持较东西各国，亦累黍之差尔。兹拟准《唐律》及国初并各国通例，酌减死罪；其有因囿于中国之风俗，一时难予骤减者，如强盗、抢夺、发冢之类，别辑暂行章程，以存其旧，视人民程途进步，一体改从新律。顾或有谓罪重法轻，适足召乱者。不知刑罚与教育互为消长，格免之判，基于道齐。有虞画像，亦足致垂拱之治；秦法诛及偶语，何能禁胜、广之徒起于草泽；明洪武时所颁大诰，至为峻酷，乃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征诸载籍，历历不爽。况举行警察为之防范，普设监狱为之教养，此弊可无顾虑也。”[14]沈家本在指出酌减死刑的必要性的同时，也批评了酷刑的不人道。

在死刑的执行方法上同样能反映刑罚的残酷与人道；沈家本主张“死刑惟一”。“旧律死刑以斩、绞分重轻，斩则有断脰之惨故重，绞则身首相属故轻，然二者俱属绝人生命之极刑，谓有轻重者，乃据炯戒之意义言之尔。查各国刑法，德、法、瑞典用斩，奥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英、俄、美用绞，俱系一种，惟德之斩刑通常用斧，亚鲁沙斯、卢连二州用机械，盖二州前属于法而割畀德国者，犹存旧习也。惟军律所科死刑俱用铳杀，然其取义不同，亦非谓有轻重之别。兹拟死刑仅用绞刑一种，仍于特定之行刑场所密行之。如谋反大逆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条，俱属罪大恶极，仍用斩刑，则别辑专例通行。至开战之地颁布戒严之命令，亦可听临时处分，但此均属例外。”[15]《钦定大清刑律》第38条规定：“死刑用绞，于狱内执行之。”

第三，对未成人犯罪的惩治教育。

《钦定大清刑律》第11条规定：“凡未十二岁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感化教育。”沈家本对此解释为“夫刑者，乃出于不得已而为最后之制裁也。幼者可教而不可罚，以教育涵养其德性，而化其恶者，使为良善之民，此明刑弼教之义也。凡教育之力所能动者，其年龄依各国学校及感化场之实验，以十六七岁之间为限。故本案拾辨别心之旧说，而以能受感化之年龄为主。同十六岁以下无责任之主义。诚世界中最进步之说也”。沈家本在理由之后又提出了注意事项“因其情节而命以感化教育。盖以未满十六岁者，虽有触罪行为，不应置诸监狱，而应置诸特别之学校。至感化场规则，当另行纂定。不在刑律之内。所谓情节者，非指罪状轻重而言，乃指无父兄或有父兄而不知施教育者。感化教育者，国家代其父兄而施以德育是也。”[16]宪政编查馆认为刑事责任年龄十五岁太宽，主张改为十二岁。最后由皇帝钦定为十二岁，但同时在第50条宥减中加上未满十六岁人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17]

沈家本把惩治教育视为《钦定大清刑律》的重大变化之一，特别看重。“犯罪之有无责任，俱以年龄为衡。各国刑事丁年自十四迄二十二不等，各随其习俗而定。中国幼年犯罪，向分七岁、十岁、十五岁为三等，则刑事丁年为十六岁以上可知。夫刑罚为最后之制裁，丁年以内乃教育之主体，非刑法之主体。如因犯罪而拘置于监狱，薰染囚人恶习，将来矫正匪易，如责付家族，恐生性桀骜，有非父兄所能教育，且有家本贫窭无力教育者，则惩治教育为不可缓也。按惩治教育始行之于德国，管理之法略同监狱，实参以公同学校之名义，一名强迫教育，各国仿之，而英尤励行不怠，颇著成绩。兹拟采用其法，通饬各直省设立惩治场，凡幼年犯罪，改为惩治处分拘置场中，视情节之重轻，定年跟之长短，以冀渐收感化之效，明刑弼教，盖不外是矣。”[18]

第四，对精神病人、喑哑人行为的特别规定。

关于精神病人行为，《钦定大清刑律》第12条规定：“精神病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监禁处分。前项之规定，于酗酒或精神病间断时之行为，不适用之。”草案案语说明了立法理由：“本条系规定痴与疯狂等精神病人，虽有触罪行为全无责任。精神病人之行为非其人行为，乃疾病之作为，故不应加刑，而应投以药石。若于必要之时，可命以监禁。各国之规定皆与本条同。”[19]

关于喑哑人的行为，《钦定大清刑律》第50条规定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处罚。沈家本认为“聋哑精神不完备者不能与普通之犯罪者同论，故酌量情节减轻本刑一等或二等。聋哑有生而聋哑者，有因疾病或受伤而聋哑者。生而聋哑乃自来痼疾，不能承受教育，能力薄弱，故各国等诸幼年之列。若因疾病或受伤而聋哑者，不过肢体不具，其精神、知识与普通无异，则不能适用此例。即有可原情形，自有宥恕之例在也。”[20]

第五，对老者的宥减规定。

《钦定大清刑律》第50条规定满八十岁人犯罪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释说：“八十岁以上精神渐昏眊自不能与普通之犯罪者同论，故酌量情节减轻本刑一等或二等。”[21]

二、犯罪论

（一）未遂犯

“旧派与新派之争在未遂论方面的分歧至为明显，可以认为，客观未遂论与主观未遂论是两派争论的缩影。”[22]旧派注重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法益侵害。法益之侵害为犯罪行为之本质，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因此，犯罪行为仅于既遂时，才有处罚之必要。对于重大犯罪，为防止犯罪的发生，也可就犯罪人的危险性给予处罚。如果仅存犯罪的意思，没有发生法益侵害的客观危险性，也不能作为未遂犯予以处罚。对于未遂犯“理应采取较既遂为轻的处罚。”[23]新派认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在于显示出犯罪人的性格危险性的、与法相敌对的犯罪意思。如果某种行为已将这种犯罪意思表现在外部，则未遂犯的意思与既遂犯的意思没有差异。行为的既遂及其结果，并非重要，犯罪意图的显示就是犯罪本质的表现，因此，未遂与既遂本质上相同，两者均应同等予以处罚。虽可根据情节采取较既遂为轻的处罚，但不是必须如此。《钦定大清刑律》第17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意外之障碍不遂者，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结果者，亦同。……未遂罪之刑，得减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此条关于未遂犯的规定，以肯定未遂犯罪受罚为前提，对其刑罚的适用是较既遂罪之刑“得减”一等或二等。“得减”不是“必减”，也不是“应减”，而是“可以减”。不难看出，《钦定大清刑律》关于未遂罪的规定，明显地倾向新派理论。关于这一点，沈家本先生在立法案语中有详细说明：“现行律所载，有谋杀已行未伤及伤而未死，强、窃盗未得财，强奸未成 等，皆属未遂罪之规定，惟散见各门，并不到诸名例。隋唐以降，后先一轨。然此固不应仅属二三种犯罪，实 系通乎全体之规则，本案故列于总则之中。欧美各国及日本之法殆莫不然也。未遂罪者照原则皆在应罚之列。……未遂罪致罪之主义有二：一，未生既遂之结果，损益尚属轻微，于法律必减轻一等或二等；一，犯人因遭意外障碍乃至不得遂而止，其危害社会与既遂犯无异，故刑不必减。惟各按其情节亦或可以减轻。此二主义，前者谓之客观主义，后者谓之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已属陈腐，为世所非，近时学说及立法例大都偏于主观主义。本案亦即采此主义。”[24]

（二）不能犯

行为人依犯罪之意思而实行一定之行为，在客体与行为性质上，从一开始就不能实现犯罪之结果者，称为不能犯，也称不能未遂。旧派学说认为，不能犯的行为未侵害法益，也未对法益构成威胁，这种既不能发生犯罪结果又无危害性的行为，没有处罚的必要。新派认为，行为人的犯罪意思已于外部明显表现出来，其性格的危险性暴露无遗，对不能犯进行惩罚，实属当然。《钦定大清刑律》采纳新派学说，把不能犯视同未遂犯，同样规定在第17条中。沈家本解释说：“未遂罪者，即分则所定之犯罪行为着手而未完结，或已完结而未生既遂之结果者是也。……第一项后半，在于不能生结果之情形者。如用少量之毒物，不致于死，及探囊而未得财物之类。在学术上谓之不能犯，其为罪与否颇属疑问，学者之所争论而未决之问题也。然此实应与一般未遂罪同论，故特设此规定。”[25]

（三）共犯

共犯理论是新旧两派争论

Ⅳ 国际刑法的历史发展

一、国际刑法的历史发展

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哲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为维护人类和平、安全与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虽然这些努力远没有达到人类所期望的结果，但毕竟在维护和平的进程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常设国际法院（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国际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ourt Justice）等国际性特殊机构，以及一些区域性机构，如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和欧盟（European Union）等机构的建立。特别是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洗劫之后，国际社会惩治国际犯罪的意识更为浓烈，国际刑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国际法委员会在起草编纂国际刑法典草案的同时，国际社会及时组织审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种危害人类的犯罪行为，并且形成了一些具有示范效应的国际刑法基本原则，如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国家之间刑事司法合作与协助条约及协议原则等，这些原则至今仍有其现实作用。由此观之，国际刑法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国际刑事实体法和国际刑事程序法的演进史，或者是国际刑事法典编纂和国际刑事审判发展的演进史。这一历史进程总体上沿着一条从高潮到低谷再到高潮的曲线发展，在总体发展趋势下分析，国际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两者的发展又非同步进行。

（一）国际刑法发展的肇端（1919年以前）

从实体上考察，国际社会对国际犯罪的认识肇始于17世纪习惯国际法对海盗罪（Piracy）的认识，“海盗一直被认为是逐出法外之人，一种‘违反人类的罪行者’。按照国际法，海盗行为使海盗丧失了其本国的保护，因而丧失其国家属性；而且他的船舶，或者飞机，虽然过去可能具有悬挂某一国家旗帜的权利，也丧失了这种权利。国际法上的海盗行为是一种‘国际罪行’；海盗被认为是一切国家的敌人，他可以被‘落入其管辖权的任何国家’加以法办”。2自1841年至1982年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可适用于海盗罪的国际性法律文件，虽然当时海盗罪行少有发生，但1937年9月14日的《尼翁协议》（Nyon Arrangement）认为“海盗”是一种“恐怖主义”的行为，并将该罪行列入国际犯罪种类之内，使之成为国际社会最早认同的典型的国际犯罪。因此，在以后界定国际犯罪种类时常以海盗罪作为蓝本，即考察犯罪行为是否具有严重性和国际谴责性。3此后，贩卖奴隶行为4和战争行为5应受国际谴责的特征逐渐显露出来，因而成为国际社会谴责的对象。这些罪行不仅危及国家利益，而且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宁，然而，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尚未考虑从事国际罪行法典的编纂工作。

从程序上考察，国际社会对国际刑法的认识可以追溯到1474年，当时27名圣罗马帝国法官审理了皮特。冯。哈根巴士（Peter Von Hagenbush）允许其军队实施强奸、杀害和掠夺无辜平民财产的行为，并因这种行为侵犯了“上帝和人道法”（Laws of God and Man）而认定其有罪。6这次审判尝试被国际社会视为国际刑事审判的序幕。然而，由于当时国际刑事审判机构以及其他国际性审判或司法机构均未诞生，所以这项审判属于在“非正式”场所中进行的审判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Carnegie Endowment建立了一个唯一具有国际特色的非政府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调查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和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针对平民和战犯实施的那些应受指控的暴行。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开始时，为了向西方国家提供一个“受影响地区正在发生事件的清晰的、可靠的画面”，该委员会调查了冲突的整个过程及个人行为。巴尔干委员会组织了几个事实调查团，在事后根据他们发现的事实作出了实质性的报告，并于1914年7月递交了这些报告，同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该报告的作用便成为历史的缩影。7

因此，从形式上看，国际社会对国际刑事程序法的认识似乎早于实体法。尽管实体意义上的国际刑法或程序意义上的国际刑法都没有进入规范化的过程，即既没有进行国际罪行实体法的编纂，也没有从事正规的国际性刑事审判，但这一时期国际刑法的雏形已露端倪，特别是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际刑法完全呈现出一种独立发展的态势，并且努力试图形成一种集中立法和审判机构的模式。这种发展态势显示了基于国家调查和执行的多边法律文件或机构的增长，与国际领域犯罪作斗争的政治必要性相比，法律在这一领域的独立发展已经有力地说明一般国际刑法的发展。8多边公约的增长赋予国际刑法广泛的内涵，使国际刑法摆脱了仅适用于危害人类罪方面典型案件的局限性。一些新的国际公约已经涉及非普通的国际犯罪、长期存在的焦点问题、引渡制度等，特别是那些真正具有高度国际政治寓意的国际犯罪。

（二）国际刑法发展的第一次高峰（1919—1955）

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的同时，也推动了国际刑法的发展，这一期间是国际刑法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国际刑法进入发展高潮的直接诱导因素。此时，国际刑法在实体和程序上的发展并驾齐驱。从实体上讲，人类社会认识到战争罪行和反人道主义罪行的严重危害结果，进一步明确战争罪和违反人道主义罪属于严重的国际犯罪；从程序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等战胜国经过多方妥协最终达成《凡尔塞条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战争发起者责任与刑罚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895名应受指控的战争罪犯名单，并希望通过协约国军事法庭进行一次较为正式的国际刑事审判，即根据1907年《海牙公约》序言中马顿斯条款的规定，起诉1915年在土耳其境内实施大规模屠杀亚美尼亚人的土耳其官员以及其他实施“违反人道主义罪行”的个人。9 尽管由于当时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使协约国的审判活动没有成为现实，特别是莱比锡的审判。10因此，有学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家们的目光短浅和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倾向，已经使国际刑法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11但这一时期国际社会所作的努力已经表明国际社会惩治严重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犯罪的强烈愿望，从而使国际刑法呈现急速发展的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国际刑法的发展达到第一个颠峰，同时也为国际刑法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石。这一时期，实体法上除了强调战争罪、反人道罪、危害人类罪及侵略罪等严重国际犯罪以外，还肯定了灭绝种族罪等其他国际犯罪。从程序上讲，纽伦堡审判12和东京审判13不仅在社会意识上获得了成功，而且满足了民众企盼和平与惩治战犯的渴望。纽伦堡法庭宪章及其审判活动，以革新的方法创制了解决武装冲突的法律，创设了新的国际法原则-纽伦堡原则（其中包括著名的个人责任原则）。14尽管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确立的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属于事后的立法行为（ex post facto legislation），没有依据当时国际社会广泛崇尚的罪刑法定原则（nullum crimen sine lege， nulla poena sine lege）。15 但是纽伦堡审判的合法性却毋庸质疑。因为在纽伦堡审判之前，国际社会已于1928年订立了旨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凯洛格—白里安条约》（或称《巴黎条约》）。在签署条约的63个国家中包括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些国家作为缔约国对条约的内容及宗旨显然有明确的认识。虽然《凯洛格—白里安条约》中没有刑事罚则的规定，但纽伦堡审判恰好弥补了该公约的这一缺陷，这也正是纽伦堡审判发展国际法的功绩所在。虽然东京审判略晚于纽伦堡审判，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传统国际法基础上审判那些违反战争法规或习惯的普通战争犯罪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相同，而且还确立了破坏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的审判实例，然而，这些原则的确立是对纽伦堡原则的扩展，特别是有关“共同阴谋”进行侵略的理论，东京审判较纽伦堡审判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不仅把国际刑法的发展推向高峰，其深远意义还表现在另外两个方面：一是促使联合国将注意力转移到建立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问题。1948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要求国际法委员会（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16研究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价值性和可行性，联合国大会在审查了该委员会的报告后得出结论，建立这样一个法院既值得又可行，并决定由联合国17个成员国组成一个国际刑事司法协会，筹备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具体事宜，该协会于1951年提交了一份规约草案，1953年委员会第二次修订这一草案。1953年规约草案规定建立一个常设法院，法院将对任何“自然人”（natural persons）包括国家元首和其他政府机构人员所犯“国际法公认”的罪行具有管辖权（这些罪行通常认为是在《惩治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行法典草案》（以下简称《法典草案》）中规定的具体犯罪）。17法院将根据罪行发生地国家以及罪犯的国籍国根据“公约、特殊协定或根据单方声明”授予法庭的管辖权来行使属人管辖。二是促进有关国际罪行法典的编纂工作。有学者指出，历史上编纂罪行法典的设想总是与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设想相伴而行，但是在两个设想之间却没有必要的联系。假如国际刑事法院没能建立，那么国际刑法典没有法院的建立便无处施行。通过国家之间合作或依赖地方诉讼的“间接执行”，很难化解公众对严重违法行为的愤慨。18

我们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段较短的期间之所以被誉为国际刑法发展的一次高峰，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国际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发展相辅相成。国际社会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国际刑事审判的希冀，步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刑事审判实际操作，进而转入呼吁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这种思维变迁业已表明国际刑法在程序上的行进步伐，在此期间进行的国际刑法典编纂工作同样说明国际刑事审判对实体刑法的迫切需求。自1924年以来，国际刑法学协会一直致力于筹建国际刑事法院和编纂国际罪行法典工作，直至纽伦堡审判时，方始加快实现这种愿望的进程。1946年第一届联合国大会期间，确认了“纽伦堡宪章和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所承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191947年联合国大会指令国际法编纂委员会（即国际法委员会的前身）20制定一部总的关于违反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法典。21决议授权进行工作的内容包括：（1）制定纽伦堡法庭宪章和法庭判决中所承认的国际法的一些原则；（2）起草一部关于违反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法典，明确指出与第（1）部分提及的内容相一致的地方。22 两年后，国际法委员会遵照决议的精神开始制定“纽伦堡法庭宪章中的基本原则”，并起草“违反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法典草案。”23 委员会下设一个附属委员会，任命一名专门的报告起草人，起草违反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法典草案。24 1954年草拟的法典草案虽然仅有5个条款，列举了13种独立的国际罪行，但是国际罪行法典草案的积极编纂和国际刑事审判的成功进行共同构筑了这一时期国际刑法的繁荣景象。

（三）国际刑法发展的低谷（1955—1992）

如果说是国际性历史事件推动了国际刑法的发展，那么自国际社会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战犯之后，国际社会似乎度过了一段虚假平和时期。然而，由于这一时期没有所谓巨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所以国际刑法的发展亦随之处于低迷阶段。

在此期间，国际社会基本上没有进行任何国际性的刑事审判，国际法委员会仍在继续从事一些有关国际罪行法典的编纂工作。正如国际法委员会在1984年的报告中所说，“委员会编纂国际刑法试图遵循的程序是：详审认为构成国际犯罪的违反国际制度（公约、宣言、决议等等）的行为，选择其中一些最为严重的行为，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国际犯罪都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危害。”25而且国际法委员会还在1988年《法典草案》中，将“offence”易为“crime”，26目的在于增强对犯罪行为严重程度的认识；由于侵略罪的定义迟迟没有定论，乃至影响了整个法典的编纂进程。

这几十年中，尽管国际社会在编纂国际法和创建国际法院方面的兴趣较低，但有关国际犯罪种类的界定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逐渐从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等极其严重的国际犯罪转向一些新型的犯罪，诸如侵略罪、种族灭绝罪、种族隔离罪、国际恐怖主义罪行以及非法贩运毒品罪等。1990年，国际社会已经着手处理出现的两类新型的国际犯罪，即环境犯罪27和盗窃核武器和核材料罪。28 这一时期，联合国仍在认真努力编纂国际罪行法典，并积极筹划国际刑事法院建立进程，尽管“冷战”阻碍了这一进程的推行，但自1990年以来国际刑法的发展已逐渐走出低谷。

（四）国际刑法发展的第二次高峰（1992—1998）

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了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国际性武装冲突，1994年卢旺达境内的武装冲突中也出现了灭绝种族罪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再次推动国际刑法朝着一个新的峰值迈进。这一时期国际刑法发展的显著特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其一，国际刑事特设法庭的建立。1992年10月6日安理会正式通过第780号决议建立前南斯拉夫调查战争罪行专家委员会，这个专家委员会负责对前南斯拉夫冲突中的“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和其他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的调查和取证工作。291993年2月22日，继专家委员会递交第一份临时报告后，30安理会第808号决议明确规定，“设立一个国际法庭来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的人。”1993年5月25日前南国际刑事法庭（ICTFY，以下简称前南法庭）在海牙正式成立。继前南法庭建立之后，1994年7月安理会通过第935号决议，旨在调查卢旺达内战期间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并建立了卢旺达调查违反国际人道法专家委员会，其中包括调查可能实施种族灭绝行为的专家委员会。同时安理会第995号决议批准了卢旺达法庭规约和审判机制。

我们认为，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的建立及运作是国际刑法在程序方面的重大发展，这两个法庭的建立从本质上巩固和发展了纽伦堡、东京审判中确立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这些进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法律渊源上的进展。两个法庭都是联合国安理会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并根据安理会决议设立的国际特设法庭，因而两个法庭对及时有效地解决当时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严重违反人道主义法行为发挥了积极的功效。31二是拓展了国际法原则。两个法庭在纽伦堡法庭和远东法庭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将只由冲突一方承担刑事责任的理论扩展为不受限制，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无论其为冲突任何一方均应承担刑事责任。三是进一步糅合国际法和刑法的基本理论。在诉讼活动中，两个法庭合理使用的一些原则沿展了国际刑法基本原则的内涵，诸如并行管辖权的行使问题、32一罪不二审原则的明确适用、33强调司法独立的原则、34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权利保障和国际司法协助等。

其二，罪行法典草案的编纂与草案的通过。经过国际法委员会、国际刑法学协会等国际性机构积极努力，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国际罪行法典草案的编纂和颁行工作顺利完成。1991年《法典草案》的文本正式形成，联合国综合各方提出的意见不断对草案进行分析修订，并于1996年正式通过了《法典草案》。该《法典草案》是历史上确定国际犯罪种类最多的一次，共包含了26种国际性犯罪。35这部法典的制作摆脱了原有国际公约不含刑罚特征的弊端，吸收了现代国际公约及国际刑法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有关刑罚适用的规定和特点，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确立的个人刑事责任原则，以及应受到国际刑事审判的国际犯罪等。同时，该法典还充分展示了国际犯罪行为的固有特征：（1）构成国际罪行禁止性行为的明确规定，或依照国际法构成的国际犯罪；（2）通过确立禁止、预防、起诉和惩罚及类似的义务，来间接认可行为的刑罚性；（3）禁止性行为的犯罪化；（4）起诉的义务；（5）惩罚实施禁止性行为的义务；（6）引渡的义务；（7）在起诉、惩罚（包括刑事诉讼程序的司法协助）方面的合作义务；（8）刑事管辖根据的建立（刑事管辖的理论或刑事管辖的优先）；（9）国际刑事法院或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10）取消上级命令的辩护理由。36《法典草案》的编纂与通过不仅满足了国际刑事审判活动的法治需求，而且还为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提供了属物管辖的选择空间。

其三，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诞生。1992年11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国际法委员会开始根据1992年国际法委员会组成的工作组的建议，起草国际刑事法院规约。1994年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出台，国际社会于是加快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进程，1995年联合国成立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1996年10月28日筹备委员会向联合国第51届大会递交了报告，请求扩大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并决定于1998年完成统一的公约文本、规约和附加议定书。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世界外交官大会上《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被正式通过。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诞生是国际刑法发展的里程碑。这一方面是国际社会各学术机构和国际法委员会积极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在世界各国渴望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共同期待下，克服各种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差别，求大同存小异的结果。从规约制定的过程及其内容上看，国际法委员会希望尽可能地体现不同的法律文化和价值观念。作为创立国际刑事法院依据的主要法律文件，规约确立了严格的诉讼机制和行政机制，其细微之处囊括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各个环节。这不仅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有效运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是国际法在实体和程序上有效结合的典范。

罪行法典草案和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诞生足以表明这一时期国际刑法发展的丰硕成果。那么，此后国际刑法将如何发展，是平稳直线发展，抑或有所振荡，则取决于国际关系格局以及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

Ⅳ 荷兰留学专业热门专业有哪些

荷兰最受欢迎的专业有哪些呢？
一、物流与供应链


荷兰陆、海、空运输均十分发达。境内河流纵横，水路四通八达。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有大小水道160多条，桥梁1000多座。流经南部注入北海的莱茵河是世界上航运最繁忙的河流之一。其河口的鹿特丹是世界顶级大港，吞吐量曾连续42年居世界第一。荷兰人充分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发展交通运输业，其陆海空各类运输占欧盟交通市场总额的百分之三十。荷兰交通十分发达，运输总量占欧盟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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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类：丰蒂师大学，汉恩大学，泽兰德大学 ；
U类：马斯特里赫特大学，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格罗宁根大学，蒂尔堡大学 。
申请条件：


正规本科在读，有学位，211优先，均分建议80+分，部分78分亦可考虑。非211建议均分82+，且尽早申请。雅思6.5分以上，申请规则为先到先得。


二、法律


荷兰是一个君主立宪的议会制国家，政府制定的全部法案都必须以议会的法案为根据。荷兰宪法规定：“民法、刑事、民事诉讼法及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必须依据议会制定的统一的法典，但也不妨碍根据议会的单独法案规范其他领域。”因此，荷兰法是由议会法案、法典、条约及案例法组成的法律制度。
荷兰法律不像美国或英国法律那样以传统共同法为基础，而是基于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民法典和刑法典的法国法律。国际法庭设在荷兰，荷兰健全和高质量的法律体系为荷兰的法律教育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荷兰高校提供的法律英语课程体现了荷兰的法律传统。许多法律专业课程与国际法有关，常常涉及法律制度的比较。因此学生可以学到更全面、更透彻的法学知识。
学生在教学中可以充分体验生动的法律教学，接触到丰富的历史和广泛的专业知识以及可以感受到国际化氛围和国际视野。更值得注意的是，荷兰的法律体系和我们的大陆体系的法律极为相似，对学生学习很有帮助。因此，荷兰可谓是一个学习法律专业的优选的国家。
推荐院校：


H类：海牙大学，撒克逊大学
U类：阿姆斯特丹大学，格罗宁根大学，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三、工科


荷兰工业发达，主要工业部门为半成品加工、石油化工、冶金、机械制造、电子、钢铁、造船、印刷、钻石加工等，原料和销售市场主要依靠国外。近20年来重视可持续发展、微电子、生物工程等高技术产业，传统工业主要是造船、冶金等。鹿特丹是欧洲最大的炼油中心。荷兰是世界主要造船国家之一。
荷兰有许多著名的跨国公司，如：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由荷兰皇家石油公司与英国壳牌运输和贸易公司于1907年合并而成，是世界最大工业公司之一，雄踞世界500强企业第二名，其成品石油和石化燃料的生产和销售能力居世界第二位，为世界第二大石油公司);飞利浦电子公司(成立于1891年，居世界500强企业第277位，在全球电子电器企业中排前十名。其照明设备、彩色显像管、电动剃须刀、X光分析仪及音响设备在同行业居领先地位);联合利华公司(成立于1930年，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排第136名，是全球最大的日用品和食品生产企业之一，分鹿特丹和伦敦两个总部，荷兰负责食品生产，英国负责日用化工品生产);阿克苏·诺贝尔公司(世界著名化工和医药企业，1994年由荷兰阿克苏公司和瑞典诺贝尔公司合并而成，列世界500强企业第479位)。
四、农业


荷兰的农业发达，是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其他三国是;丹麦、澳大利亚、美国)。农业生产现代化，乳、肉产品供应国内有余，是世界主要蛋、乳出口国之一。
荷兰人利用不适于耕种的土地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业，现已达人均一头牛、一头猪，跻身于世界畜牧业最发达国家的行列，畜牧业仅次于丹麦。他们在沙质地上种植马铃薯，并发展薯类加工，世界种薯贸易量的一半以上从这里输出。花卉是荷兰的支柱性产业。全国共有1.1亿平方米的温室用于种植鲜花和蔬菜，因而有“欧洲花园”的美称。荷兰把美丽送到世界各个角落，花卉出口占国际花卉市场的40%~50%。
推荐院校：


U类大学：瓦格宁根大学

Ⅵ 联合国和荷兰 对于 索马里海盗问题做过什么

据荷兰《忠诚报》报道，本月2日，一艘索马里海盗船在亚丁湾海域试图劫持一艘荷兰注册货船，海盗船被荷兰货船发射的燃烧弹击中著火。5名海盗跳海逃生，被附近的丹麦海军舰艇救起。荷兰方面希望引渡这5人，由荷兰法庭根据本国刑法中有关海盗处罚条款对其进行审判。

荷兰司法大臣巴林15日表示，海盗行为是国际刑事法中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必须严厉打击。目前，5名海盗还在丹麦军舰上，荷兰检察机关与丹麦检察机关正在就引渡细节进行磋商。巴林预计，嫌疑人不久后就能被引渡到荷兰。

尽管荷兰方面已决心将海盗绳之以法，但由于荷兰对此类案件的审理还是一个新课题，目前尚不清楚将由哪家法庭处理此案。根据荷兰刑法法典，海盗船的船长可被判处最高12年监禁，船员可被判9年监禁。

Ⅶ 犯罪工具的定罪量刑的意义

论犯罪工具的认定及处理

作者：王晓岚 焦小倩

论犯罪工具的认定及处理

一、犯罪工具的认定

(一)字面含义

犯罪工具在《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工”指工作、工程、生产劳动，“具”指用具、器具、器物，“工具”泛指劳动生产中使用的器具，还比喻用以达到目的的事物。根据以上含义,“犯罪工具”可以定义为“犯罪时使用的器具,或比喻用以达到犯罪目的的事物”。“犯罪时使用的器具”主要指用于实施犯罪活动的各种物品或器械等，如投毒罪的毒物，杀人罪的刀具等。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提到的犯罪工具仅指物,但是作为犯罪工具的物,不仅仅限于无生命的物,还包括有生命的动物、植物乃至微生物,比如用于伤害的毒蛇、细菌等。有的学者认为犯罪工具还可以定义为犯罪行为人为了实行犯罪行为而使用的物或利用的人。但是，如果将人也纳入到犯罪工具当中来,就无法对犯罪工具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有效的解释,因为所谓的作为犯罪工具的人,完全可以通过刑法当中的“教唆犯罪”、“间接正犯”得到阐释,且没收犯罪工具即没收自然人显然是荒谬的。

（二）犯罪工具认定规范之比较

1、我国规范之规定

在我国,司法解释对犯罪工具的明确以列举的方式进行(如关于赌博犯罪中的犯罪工具),权威刑法学教材也以列举方式作为规范犯罪工具认定的路径。 我国权威刑法教科书中认为，犯罪工具是指犯罪分子进行犯罪活动所用的一切器械物品1。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当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犯罪工具”一词,但是一些法律规定却和犯罪工具有关。比如公安部于1989年9月发布的《关于为赌博提供的交通工具能否予以没收的批复》,公安部于1992年8月4日发布的《关于对用于毒品犯罪的他人财物是否应予没收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5年5月发布的《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等。这些规范性文件往往是针对个案所作的批复或解释,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大量的诉案往往要依据一般性的规范进行裁决。在刑法领域,除宪法外位阶最高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其中《刑法》第六十四条直接与犯罪工具的处理相关,“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因此该条规定成了指导审判工作的重要依据。

台湾地区《刑法》第38条第1项第2款规定：“下列之物没收之：供犯罪所用或犯罪预备之物。”供犯罪所用之物，或者犯罪预备之物，其本质在于为实施犯罪起到决定性或促进性作用，增加了犯罪的危险性、便捷性和再犯性。

2、外国规范之规定

国外关于犯罪工具的规定，大体与我国的规定类似。如《布莱克法律词典》将 instrumentality 定义为:是指用以实现某一目的的物。而将 criminal instrument 界定为:一、制造或者改造用于犯罪的物；二、一般用于犯罪以及在特定情形下反映非法目的物，也称为“instrument of crime”。具体而言，犯罪工具就是供犯罪使用的一切财物。《法国新刑法典》第 131-21 条第 2 款规定：“予以没收之物是指用于或旨在用于实行犯罪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荷兰刑法典》第 36c 条第 3 项规定：“下列物品即可充公：用于实施犯罪或准备实施犯罪的物品。”该法第 5 项规定：“为实施犯罪制造的物品或意图用于实施犯罪的物品。”1907 年《日本刑法》第 19 条第 1 项第 2 款规定：“下列之物没收之：供给或准备供给实行犯罪行为之物。”《德国刑法典》第 74 条第 1 款规定：“凡故意犯罪的，因犯罪所得之物，或用于犯罪、预备犯罪、或准备用于犯罪之物，应予没收。”通观以上几个国家对犯罪工具的规定，都是基于这些财物“用于实行犯罪或者准备实行犯罪”。

3、学者之主张

学者们对犯罪工具的认识也有所不同,可以列举出几种不同的主张:“1.所谓犯罪工具,是指能够用来进行犯罪活动的各种物品。2.犯罪工具应理解为为实行犯罪而利用的各种物品,如杀人用的刀枪、毒药,伪造货币用的机器、纸张、颜料,盗窃用的万能钥匙,等等。总之,凡能便利于为人实施犯罪的东西,都是犯罪工具。3.所谓犯罪工具,泛指供实行犯罪所使用的各种物品。犯罪工具的范围相当广泛,可能是一般用具,也可能是特定物品,还可能是违禁品。4.犯罪工具是指实行犯罪而利用的各种物品。如杀人用的刀枪,伪造货币用的机器、纸张、颜料等等。” 有学者还认为,犯罪工具不仅包括物而且还包括人,认为所谓犯罪工具,是指犯罪人为实行犯罪而利用的物或人。在这里,“物”是物品、动物、微生物的统称。还有的学者从广义和狭义对犯罪工具进行解释,“犯罪工具人们习惯上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其对象也因此有多少之别。狭义的犯罪工具仅包括用以破坏犯罪目的物和现场障碍的各种破坏工具。广义的犯罪工具还有除破坏工具之外的“一切用品”。换句话说，一切物质的东西,只要被罪犯分子用于犯罪活动,都属于广义的犯罪工具的范畴。”甚至有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对犯罪工具进行了解释,比如“犯罪工具,顾名思义是指用于犯罪的工具。其内涵可以分解为原始义、法律义和抽象义。”等等。学者们往往从不同的视角对犯罪工具的内在规定性给出自己的判断,他们对犯罪工具的内涵和外延都有自己的看法。在一定意义上讲，不同学者的主张,虽然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具有参考价值，但是一个犯罪行为的实施可能牵涉到各种物品,如果不加区别地都纳入到犯罪工具当中,则有失偏颇。正如有的学者将“能够用来进行犯罪活动的各种物品”都视为犯罪工具,其实是将犯罪工具的范围作了扩大化的解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扩大化的解释,在于他们没有抓住犯罪工具内在的本质特征。同时,如果将人也纳入到犯罪工具当中来,就无法对犯罪工具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有效的解释,因为所谓的作为犯罪工具的人,完全可以通过刑法当中的“教唆犯罪”、“间接正犯”得到阐释,无需将人也纳入到犯罪工具当中来。

（三）犯罪工具应具备的特性

在借鉴、总结已有的对犯罪工具认识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对犯罪工具应当作狭义解释，是专门用于实施犯罪的财物或器具。具体来说，犯罪工具应当具备以下特性：

1、专门性，即专门用于犯罪的财物或器具,而那种临时性或辅助性的财物或器具则不属于犯罪工具。在1989年9月公安部《关于为赌博提供的交通工具能否予以没收的批复》中就有规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和公安部《关于没收、处理违反治安管理所得财物和使用工具的暂行规定》,对赌博时所使用的赌具,不论其价值高低,均应没收。为赌博提供交通工具(如小汽车)以及场所(如房屋)等条件的,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对行为人应给予治安处罚。但交通工具、场所不是赌具,不应没收。”200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进一步规定:“赌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赌博用具、赌博违法所得以及赌博犯罪分子所有的专门用于赌博的资金、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应当依法予以没收。”上述批复、解释都认定了作为犯罪工具的财物或器具,应当具有“专门性”,否则不应当作为犯罪工具处理。主客观统一说则要求犯罪分子具有将物用于犯罪的故意,且实际用于犯罪才得没收,即判断是否专门用于犯罪是以实施犯罪行为时主观意思和客观行为同时具备为准。同时，是否认定为犯罪工具以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为前提,而非以行为人是否受到刑罚处罚为前提。

2、直接性,即犯罪工具对犯罪行为的完成起到了影响和作用。一般来讲犯罪工具对犯罪行为的完成具有决定性或推动性的作用,没有犯罪工具,犯罪是无法完成、难以实施的或是完成不迅速。比如入室抢劫所使用的万能钥匙、刀具等就属于犯罪工具。在一定意义上,犯罪工具的利用使得犯罪行为更为便利、更为危险。具体而言,犯罪工具可以增强犯罪人的犯罪能力和自信心,从而提高犯罪的成功率,增强犯罪的隐蔽性和危害性。考察直接性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该犯罪工具已经为犯罪人实际的控制及其处分,犯罪人在控制和处分犯罪工具时已有了犯罪的目的;其次,该犯罪工具与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之间具有直接关系,犯罪工具的存在有助于犯罪行为的成立及其犯罪结果的实现,犯罪工具是犯罪人犯罪能力的延伸。

3、时间性,即犯罪工具应为犯罪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财物或器具,该物如果在其他时间被合法使用,则不能成为犯罪工具。在这里,“实施犯罪”既指实施犯罪预备,又指正在进行犯罪。比如,甲欲到银行抢劫,私自组装手枪一支,准备妥当之后,乘出租车到达该市某一银行进行抢劫。在此案例中,手枪无疑是犯罪工具,但出租车却不是犯罪工具,因为出租车虽然为犯罪人所利用,但它是在犯罪人实施犯罪过程以外被犯罪人利用,而且与犯罪目的的实现并无直接的关系。但是,犯罪人专门用来到达或逃离犯罪现场或进行犯罪活动的交通工具,如摩托车,却是典型的犯罪工具,因为它是犯罪人专门备置的工具,对犯罪进行起着决定性或推动作用。因此,这里的时间性,是指犯罪人从犯罪准备、犯罪实施、犯罪结果的维持的全部时间。

4、证据的考量性,即犯罪工具作为证据,对定罪量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犯罪工具能够集中表达一些犯罪信息，比如犯罪分子的居住地区、职业特点、经济状况，以及犯罪分子作案的目的和动机、是否是惯犯、对现场情况是否知情、作案前有无预谋等等。犯罪工具所反映的这些信息,是定罪量刑的重要证据。对于犯罪工具作为有罪和无罪的依据来讲,没有特定的犯罪工具就不能构成此种犯罪,比如在《刑法》第三百四十条和第三百四十一条分别规定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非法狩猎罪中,就以使用法律规定的“禁用的工具”,作为两种罪行成立的要件。对于犯罪工具作为此罪和彼罪的区别依据来讲,犯罪工具的不同决定了犯罪类别的不同,比如在诈骗罪当中,依据诈骗中所使用的工具不同而有所区别,如果使用信用证进行诈骗则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如果使用信用卡进行诈骗则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对于犯罪工具作为罪轻和罪重的依据来讲,犯罪工具的使用是量刑的重要依据。比如犯罪人实施抢劫过程中,持枪抢劫比徒手抢劫情节更为严重,属于加重处罚的情节依据《刑法》的规定,一般的抢劫罪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持枪抢劫则将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因此，抢劫过程中所使用的枪支则是重要的物证。

需要指出的是,犯罪工具这些特性之间就是相互渗透的,对犯罪工具认定,要把所有的这些特性结合起来考察。

二、对犯罪工具应采取的处理原则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没收,对犯罪工具的价值不加衡量,一概没收,甚至有的司法实践是完全按照犯罪工具的“犯罪属性”来予以没收的,即他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罪人借用或盗用他人合法财产作为犯罪工具实施犯罪行为之时,犯罪工具也被予以没收。诚然，并不是所有的犯罪工具都是应予没收的, 必须考虑到法律的价值、刑法及其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和作用,不仅在实然的层面上予以考虑,还要在应然的层面上予以考虑。对应予没收的犯罪工具的范围的指导性原则的确定不仅要具有必要性,而且还要具有可行性。现代法治社会，不管是哪个国家，其宪法都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合法所有。某种财物在成为犯罪工具以前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善恶之分，也并不具有违法性，仅仅是由于被犯罪行为人用于犯罪或打算用于犯罪才受到否定性评价。所以，对犯罪工具予以没收的标准应从严掌握，绝不能为了没收而对公民的合法财产权益进行侵犯。因此,综合以上因素,本文认为对于犯罪工具的没收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比例性原则

比例性原则,即在没收犯罪工具的时候,要考虑到犯罪的危害程度与犯罪工具价值之间的比例关系。作为犯罪工具的本人财物,并非无论价值大小都应予以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价值可能较大,犯罪的所造成的损害结果可能较小,而犯罪工具不加区别地予以没收,则是对犯罪人财产权利的不当剥夺,从而有可能威胁到犯罪人基本生活。因此,对于作为犯罪工具的本人财物的没收,应当坚持比例性原则,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进行处罚。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规定在了我国《刑法》的量刑一节,具有刑事惩罚性质。“它属于我国刑事制裁体系的辅助手段,起着补充刑罚的作用,因而在适用上也应体现罪与刑的均衡,没收财物的范围、价值应当与犯罪的危害性质、危害程度相当。”同时,我国《刑法》第五条和第六十一条规定正是体现了这一原则。《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根据《刑法》的规定,既然没收犯罪工具具有刑事惩罚的性质,那么在没收犯罪工具的时候也应考察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依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犯罪工具的没收,不是法官的任意行为,而是严格限制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而且,这种比例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而有所差异,与人们的认知、文化等因素相关,特别是法官的个人经验、知识、判断等因素相关。所以说,对同一案件任何两个法官的判决,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那么这种比例关系也只能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的比例关系,这种“可接受”范围,是法官的裁决不能与法律精神、规定相违背,与人们普遍的认知相去深远。

（二）功能性原则

刑法及其刑事诉讼法中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也涵盖了对犯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犯罪工具的没收应当一方面既能起到惩处犯罪和预防犯罪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能起到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作用,并为犯罪人回归社会提供方便之门。具体来讲,刑法的主要任务可以概括为:惩治犯罪、预防犯罪、保护合法权益，这三个方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不仅仅是打击犯罪,更重要的是,打击犯罪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当中,也应当以此为指导。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决定了刑罚的目的,决定了刑罚的适用。在我国,刑罚的适用不仅是打击犯罪,而且还在于对除适用死刑的犯罪人进行教育改造,使其回归社会。作为犯罪工具的财物不仅有价值的属性,而且还有使用价值的属性。在比例性原则中,我们谈到了没收犯罪工具要考虑到犯罪工具的价值与犯罪的危害程度之间要满足某种比例性关系。特别是对于犯罪人进行教育改造、回归社会的影响。“功能性原则”就是要在尊重犯罪人人权和有利于犯罪人重返社会的前提下,确定应予没收犯罪工具的范围。以人的权利和尊严作为国家机器保护对象的社会才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这一社会的法律才是善法。没收犯罪工具的意义在于既使得犯罪人不能再犯,又起到了威慑的作用,从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维护社会秩序。在确定应予没收犯罪工具范围的时候,还要考虑到犯罪工具的使用价值。有的犯罪工具不仅可以用来犯罪,而且还可以用来生产、生活,比如汽车、计算机等。因此,如果没收此类犯罪工具将使得犯罪人及其所抚养的亲属难以维持生活,甚至使得犯罪人回归社会后难以通过合法劳动获得生活来源的,则此类犯罪工具则不宜列入没收的范围,如需对其适用刑罚可以改用其他财产刑比如罚金。同时,作为个人财物的犯罪工具如果被没收,并且如果使得犯罪人及其所抚养的亲属难以维持生活,则更增大了再犯的可能性。因此,对于犯罪工具的没收,应当考虑到作为犯罪工具的财物的使用价值及其对于犯罪人及其家庭在生产、生活方面的影响。

（三）第三人利益保护原则

第三人利益保护原则，是指在对犯罪工具的刑事没收中应注意保护第三人的合法利益。我国《刑法》第64 条特别没收的对象是“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即是基于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而作出的规定。坚持第三人利益保护原则，考虑的是对善意第三人合法财产权益的保护，一旦第三人有过错或过失，疏于履行对财物的谨慎管理义务，对其财物也应予以没收，而其受损的财产权益就只能向犯罪行为人追偿了。比如1992年8月4日公安部《关于对用于毒品犯罪的他人财物是否应予没收的批复》规定:“不属于犯罪分子本人所有,但在财物所有者明知或者借以从中渔利的情况下,供毒品犯罪人使用的财物,也应当没收;行为人盗用他人财物或者违背财物所有者的意愿而利用其财物进行毒品犯罪的,对这类财物不应没收。”也就是说,所有人能够对作为犯罪工具的财物主张权利,在于他没有参与到犯罪中来,主观上不知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如果是犯罪人与他人共有的财产,虽然用于犯罪成为犯罪工具,也不应该一概予以没收。正如前述,犯罪工具的没收具有惩罚的性质,而这种处罚应当仅针对犯罪人本人进行,而不应株连他人。如果不加区分地将犯罪人与他人共有的财产予以没收,则是对他人合法的财产权不正当的剥夺。对于用于犯罪的犯罪人与他人共有的财产,应区别对待,如果此种共有财产为不可分物,则应不予没收,而应以罚金替代,以对他人正当的财产权益给予保护。因此,对于犯罪工具来讲,不应当一概没收,而要考虑到具体情况,区分不同的犯罪工具的属性，同时，区别供犯罪的财物的权属,也是十分必要的,不仅要使得犯罪的人在接受处罚的时候罪罚相当,同时也要使得无罪的人免受非法惩罚。

三、相关建议

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法院直接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认定和处理犯罪工具，即对供犯罪使用的本人财物，一律认定为犯罪工具进行没收，未考虑比例性原则和功能性原则，亦未考虑第三人明知或放任犯罪人使用自己的财物用于犯罪的情况。且存在着刑事案件尚未经法院审判判决，即在侦查阶段即对犯罪工具予以没收处理的情况，如毒品犯罪中毒品、开设赌场犯罪中的赌博机具，很多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即予以没收销毁，有可能导致侵犯被告人合法权益。

（一）建议完善立法，将明知自己的财物被用于犯罪或对自己财物疏于履行谨慎管理义务的第三人财物也纳入没收范围。因为犯罪工具的没收仅限于犯罪行为人本人所有的财物，不利于预防和惩罚犯罪，也无法解决司法实践中利用第三人财物进行犯罪的具体问题。我们要保护的第三人利益的第三人应限于“不清楚自己财物被用于犯罪或对财物用于犯罪没有过错的无辜第三人”，如果第三人明知自己的财物被用于犯罪或对自己财物疏于履行谨慎管理义务而放任其用于犯罪，则其财物也应予以没收。对第三人财物是否予以没收，世界各国立法之通例均以第三人是否明知或存在重大过失为前提。如《德国刑法典》第 74a条在关于“没收的扩充条件”中规定“由于轻率而致使该物或权利被用于犯罪或预备犯罪的工具，或成为犯罪客体的，才可没收。”英国法律规定，财物所有人向法院申请返还被没收的财物的前提必须是未对使用这些财物的犯罪表示同意，也不知道而且没有理由怀疑这些财物可能用于实施或帮助实施任何犯罪。美国法律的规定则对“用于犯罪或拟用于犯罪之物”予以没收是原则，只有在物主能证明自己属于“无辜物主”时才得以免于被没收，而根据美国在一起案件中所确立的标准，一个“无辜物主”必须符合“既没有卷入犯罪行为，又尽了一切合理的努力去阻止犯罪行为人对其财产的使用。”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没收的对象是“用于或者拟用于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的财产、设备或者其他工具。”并没有把没收犯罪工具的范围限定于“本人所有的财物”。

（二）在司法实践中，作案工具应当由法院审判认定后再行没收。刑诉法之所以规定刑事没收权由法院统一行使，其目的即是为了限制、规范司法机关的刑事没收权。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只有法院认定被告人有罪后，对附属于罪犯的供犯罪所用的器具才能定性为犯罪工具而予以没收，因此，是否属作案工具只能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其他机关没有犯罪工具的定性权。经人民法院判决书所作出没收犯罪工具的决定具有国家的强制力和权威性，且经人民法院作出并在判决中载明，也保护了一审被判有罪的被告人对原属自己财物的处理的知情权，同时还可就财物的最终处理增加一次上诉机会，以更加体现法律的公正与透明。经人民法院作出的没收作案工具的决定能使各执法机关更好地相互制约，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犯罪分子的合法权益，也可使在对作案工具的处理上减少可能发生的腐败。

来源：新津法院

Ⅷ 什么是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规定体现我国现行《刑法》确立的是刑事责任能力三分制的制度。〔1〕追究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的刑事责任，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上问题较多，通过本文，笔者将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盼能厘清一二。 一、各国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立法例综述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对刑事责任能力概念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按照通说，所谓刑事责任能力，就是行为人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意义和后果，并对自己行为加以控制和承担责任的能力。简言之，即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2〕 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确定标准，各国刑法规定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生物学标准 所谓生物学标准，指判定行为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只以其是否患有刑法所规定的精神障碍作为唯一标准。属于此种判定标准的立法例，以大陆法系的1810年《法国刑法典》（修订至1975年）最具代表性。《法国刑法典》第六十四条规定：“精神错乱中所为之犯罪行为，不构成重罪或轻罪”。采用这一规定的还有挪威、瑞典、丹麦、比利时等国。除上述情形外，在采用生物学标准的刑事立法例中，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即仅从刑法规定的字面意义或形式上看，完全采用生物学标准，而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却实际采用折衷标准。如《日本刑法典》第36条规定“心神丧失人之行为，不罚。心神耗弱人之行为，减轻其刑”，但日本的刑事审判机关对其理解却采折衷主义的观点。旧中国1935年《刑法》第19条规定：“心神丧失人之行为，不罚。心神耗弱人之行为，得减轻其刑”，同样在立法上采取单纯生物学标准，而其司法解释却认为，“刑法上之心神丧失与精神耗弱，应依行为时精神障碍程度之强弱而定，如行为时之精神对外界事物全然缺乏知觉、理会、判断作用而无自由决定意识之能力者，为心神丧失；如此项能力并非完全丧失，仅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显然减退者，则为精神耗弱。”〔3〕这种在立法上采用生物学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采用折衷标准的状况，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单纯生物学标准的局限性和不便实际操作的缺陷。 （二）心理学标准 心理学标准，即行为人不被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仅以其达到刑法所规定的心理状态或心理状态导致的结果作为唯一的标准。此类判断标准又可细分为三种：1、心理状态标准，即把行为人是否达到法定的心理状态，作为判断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属于这种判断标准的刑事立法极少，如大陆法系的荷兰，《荷兰刑法典》第37条规定：“无论任何人之行为，若基于其智力之无完备发展或疾病之扰乱，均不处罚。”2、心理结果标准，指不仅以行为人具备特定的心理状态，而且要求行为人特定的心理状态必须导致法定的心理结果，从而判断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采这种判断标准的刑事立法较前者而言为数较多，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有。较为典型的是《西班牙刑法典》第8条第1项的规定，“心神丧失或精神暂时不正常致无法判断其刻意所从事之罪行者”，为“免除刑事责任”的情况之一。《印度刑法典》第84条也有类似规定。3、折衷标准混合立法方式，是指确定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既包含心理学标准的成分，又包含着兼采生物学与心理学折衷标准的成分。这种立法方式的特点在于，既保留着心理学标准的痕迹，又表现出向完全的折衷标准过度的发展趋势。这点在泰国刑事立法例中已经得到证实。〔4〕 （三）折衷标准 折衷标准又称混合标准，即兼采生物学标准和心理学标准的立法方式。依这一标准认定行为人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或无刑事责任能力，行为人必须患有刑法所规定的精神障碍，而且其所患精神疾病必须引起法定的心理状态或心理结果。折衷标准为当代大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所采用。如《加拿大刑法典》第16条规定：“（1）行为或不行为于心神丧失时发生者，不受有罪之判决；（2）本条所称心神丧失指先天白痴或患心理疾病达于不能知悉其行为或不行为之性质，或不能了解其系错误之精神状态；（3）具有特别幻想症之人，于其他方面表现正常者，除其幻想症使其相信事物状态之存在足致其行为或不行为为合理或可予宥数外，不得以心神丧失为理由而为无罪之判决。” 二、刑事责任能力辨析 刑事责任的实质就是国家对犯罪所作出的谴责，是对行为人所作出的政治、道德等方面的综合性否定评价。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通常通过刑罚来体现。 我国1997年《刑法》第18条规定，行为人必须在具有完备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前提下，才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刑法上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与通常意义上要求人们对自己行为负责任所必须具备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行为人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不是表现于刑法所规定的危害社会行为当中，就不具有刑法意义；也不属于刑法规定的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前提。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应理解为，行为人具备认识自己行为在刑法上的性质意义、作用和后果，并依据这样的认识而自觉有效的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这是刑事责任能力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确定的行为能力的本质所在。特别是基于各部门法律所调整的行为人权利义务性质及行为复杂程度的差别，法律判定行为人有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的标准，即认识、判断和决定自己行为能力的性质及程度的划分标准，必然作出不同的规定来加以要求。这样就造成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出现有民事行为能力或行政行为能力的人并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形。例如一个精神病人往往不是在所有行为下都是精神错乱的。〔5〕 刑法意义上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具体化还表现为：精神病人必须在病理性机制（如妄想、幻觉、思维障碍等精神症状）的直接影响下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才能被视为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丧失或尚未完全丧失，而被判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行为能力。精神病人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以及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主观状态，必须体现于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犯罪行为或者危害行为之中；他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与其所患精神病的症状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这就是我国现行《刑法》第18条中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和“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实质含义所在。 前述内容充分说明刑事责任能力是与道德责任能力、其他法律行为能力严格区别的，在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上，也有必要加上刑法的印记。从而表述为，刑事责任能力，就是行为人理解自己行为在刑法上的性质、意义和后果，并对自己行为加以控制和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 三、刑事责任能力的制约因素 通过本文前面的探讨，已经明确刑事责任能力的基本内容，这里有必要再探讨一下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承担部分刑事责任的具体根据，亦即制约精神病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基本因素。 （一）精神病人的意志自由程度 “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它是确定行为人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主观根据。刑事责任能力是意志自由在刑事法律关系中的具体化，刑法意义上的意志自由与刑事责任能力应该是内涵相同的范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精神病人的意志自由特征： 首先，承认客观必然性是意志自由的前提。精神病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可能受精神疾病的影响而出现反常行为，从而给本人、他人或社会造成危害。这些精神病人实施的危害行为，是他们不能抗拒或者不能完全抗拒的自然现象、客观规律。 其次，刑法意义上的意志自由的基础是对刑事法律的认识，就是能正确认识自己行为在刑法上的性质、意义、作用和后果的能力，即辨认能力。刑法上的辨认能力是控制能力的前提，前者对后者起着决定、制约作用。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不仅存在性质上的区别，而且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在各种具体行为方面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也会表现出性质上的区别和程度上的差异。〔6〕 再次，刑法上的意志自由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制约的发展变化过程，如疾病、身心发育、智力发展程度、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会知识积累等因素的制约。

Ⅸ 拿破仑法典对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

朋友
我认为影响有
（一）《拿破仑法典》示世界各国以法律统一之可能
质言之，十九世界各国如火如荼的法律统一和法典编纂之种种运动，都可说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受了《拿破仑法典》的影响。
我们知道，欧西各国自罗马帝国瓦解和罗马法失效之后，日耳曼各民族各部落均挟其地方的习惯法以为治，而全欧法律种类之多，以千百计。那时只法国一国的民法便有数百种之多。伏尔泰（Voltaire）曾讥笑说过：旅行法国者改换法律次数之多，犹如其换马匹一样。但自拿破仑用整部的法典统一了法国的民法之后，各国才感觉到法律统一之可能。于是它们都争先恐后，群起效尤；遂有十九世纪盛极一时之热烈的法典编纂运动。至此，各国多种封建式或部落式的地方法，如西班牙所谓之fueros，意大利所谓之statua，荷兰所谓之Keuren，德、奥所谓之Stadtrechte与Landrechte，瑞士所谓之cantonrechte，均被此种运动一扫而空，冲除殆尽。十九世纪各国光明灿烂之民法典之得以次第树立，我们探本推源，《拿破仑法典》实为其先导。
（二）《拿破仑法典》树各国法典编纂以模楷
《拿破仑法典》不但告诉各国以整部的法典去统一各国的民法是可能的；同时它还供给它们一个极好的模楷。十九世纪各国建立的民法典，有的几乎是完全抄袭《拿破仑法典》，有的是拿它当蓝本而斟酌损益，有的是用它做参考而自立门户。然而，我们可以说，它们几乎没有一个是不曾受过《拿破仑法典》之影响的。[3]在德意志《民法典》未颁布前，《拿破仑法典》差不多可算是各国法典编纂惟一的样本。其实，就是德意志《民法典》本身，它也未尝没有受《拿破仑法典》的影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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