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刑法八议

❶ 中国古代刑罚制度对王朝统治起到了什么作用

古代的刑罚制度总体上规范了人们的社会行为，下面将从九个方面具体分析
一、夏商周
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隶制法律，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它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渗透了神权思想。
1、夏代
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法律总称为“禹刑”。《周礼·秋宫·司刑》注：“夏刑大辟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国古代的刑与法含义相同，刑罚的出现，标志着代法律制度已经产生。
2、商代
“汤刑”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尚书·盘庚》记载：“以常旧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并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商朝的刑法严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辞中，有象征残酷刑罚的文字；《简书·康诰》载：“罚蔽殷□，用其义刑义杀。”战国时荀子亦说：“刑名从商。”
3、周代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于夏、商，到了西周更趋成熟。《吕刑》中对犯人施行五种刑罚的规定长达三千条；同时，明确规定了罚金等级和赎刑制度等。
二、西汉
西汉，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制成《九章律》，确立以律、令、科、比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质乃外儒内法，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这种思想构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三、三国两晋六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各朝都编纂法典。曹魏对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并改汉具律为刑名，冠于全律之首；规定五刑，使刑名进一步规范化；保护贵族、官僚、地主等8种权贵人物在审判上享有特权的“八议”也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这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发展。其后产生了诸如《晋律》、《北齐律》等。《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亦称“十恶”）；北魏、南陈法律中规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对后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响。
四、隋唐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诸种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隋朝制定的《开皇律》在封建法典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代尤为重视立法建设，唐太宗时，制定《唐律》12篇，500条。高宗永徽年间，编定《唐律疏议》30卷，永徽四年（653）颁行全国。唐律把“十恶”特标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等级划分，明确规定了社会各等级的不同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唐律》和《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影响极大，对亚洲一些国家亦有一定影响。
五、宋代
宋代《宋刑统》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它是以五代时后周的《显德刑统》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宋朝全面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皇帝可随时颁布□令作为断罪处刑的依据，诏□成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编□成为宋代最经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动。宋代正式出现“典卖”制度的法律规定。
六、辽代
辽代大规模地编纂法典，开始于兴宗时期。重熙五年（1036年），参照唐律修订太祖以来法令，正式编定《新定条例》547条，又称《重熙条制》，颁行全国，成为辽代基本法典。道宗咸雍六年（1070年），又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为由，对《重熙条制》进行删修增补，编成《咸雍重定条例》789条，简称《咸雍条制》。这部法典对契丹、汉人同样适用，是辽代法律进一步汉化的标志。
七、金代
金代初期推行女真本族的法，后来占有辽及北宋地区后又兼用辽法和宋法。到金熙宗时，“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制定金朝第一部成文法典《皇统制》，这是金朝立法之始。后海陵“又多变旧制”，制定《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金世宗即位后曾颁行《军前权宜条》，大定五年（1165）命有司复加删定，与前《制书》兼行。大定十九年乃制定《大定重修条制》颁行，《大定重修条制》是对熙宗、海陵以及世宗初年所定法典的综合整理而成，对统一法制起重要作用。到金章宗所完成的《泰和律》，标志着金朝立法的完备。
八、元代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颁布了《至元新格》；元英宗时制定了《大元通制》。元代法律的基本内容依循唐律，形式上仍沿用宋代的编□，但改□为“条例”或“条格”。元朝的法律具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特点。
九、明清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两个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的时代特点。明、清法规以律为主，律外有诰、例、令、条例、则例、会典等。

❷ 我国刑罚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是罪行法定原则、罪责行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1.行法定原版则：法无明文规权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2.责行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的轻重相适应。

3.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基本含义是：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对于一切人的合法权益都要平等地加以保护，不允许有任何歧视。

❸ 简述中国古代刑法关于等级特权的制度规定

中国古代的礼强调“等差”，“别异”，具体体现在祭祀、服饰、礼仪、服制等方面。在法律上突出表现为“八议”制度。所谓“八议”,是指“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 凡属八议特权优待范围以内的贵族官僚,除“十恶”外,流罪以下减一等,死罪则根据其身份和犯罪情节由官史集议减罪,报请皇帝批准,此谓“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八议”制度是封建法律与司法的特权性的集中表现, 展示了中国古代特权法的精髓:通过整套互为呼应的律文,使贵族官吏的犯罪处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以致完全逍遥法外,而这一切均是在合法且合礼的旗号下进行的,法的公平要求与礼的差等性在古代中国实现了奇妙的合一。以上这些是特权法在中国古代刑法原则上的体现。

从中国古代的立法来看，能突出体现等级特权的罪名有：1.奴隶社会的“变更等级名分罪”它是诣在维护奴隶主阶级等级特权的罪名。在奴隶时代，天子、诸侯、大夫各有与之名分相适应的礼乐服制，违反者治罪，甚至为天子制作棺墩不符法定标准，也要处死刑。总之，中国古代社会通过这些罪名的制定，严格维护着等级特权制。2.能突出体现等级特权法的刑名就是赎刑。从内容上看，赎有金赎、赀赎、役赎，而金赎只适用于有一定身份的上层人物。由于赎刑只对有产者有实际意义，故实行结果是“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法不一。”这就表明，赎刑之制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专为少数剥削统治者减免刑罚而设置的，为他们享有法律特权提供了保障。

中国古代严格的等级制度，必然导致司法实践中特权的存在。中国古代的犯罪“特权”主体在诉讼的提起，案件的审理，刑具的适用，刑罚的适用，行刑的场所等方面都享有充分的特权。比如“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即大夫以上贵族及其妻犯罪可不亲自出庭受审，而由属吏代理参加诉讼活动；又比如贾谊的“刑不上大夫”，这里的刑仅指肉刑。少数特殊阶层的人之所以能免除肉刑，是因为刑人非人，君子不近刑人。大夫等命臣又实为天子、国家的肱股，体现天子、国家的尊严，故不得如外族、庶众一样，具有刑人身份的结果[6]，必须对他们的犯罪做变通处罚。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法律植根于封建等级社会，打上了深深的等差特权烙印，这是由当时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对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❹ 八议制度什么时候被废除急急急！

是清朝灭亡后被废除的：

证据：
所谓“八议”是指法律规定的以下八种人犯罪，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判，必须奏请皇帝裁决，由皇帝根据其身份及具体情况减免刑罚的制度。这八种人是：议亲，指皇亲国戚；议故，指皇帝的故旧；议贤，指依封建标准德高望重的人；议能，指统治才能出众的人；议功，指对封建国家有大功勋者；议贵，指上层贵族官僚；议勤，指为国家服务勤劳有大贡献的人；议宾，指前朝的贵族及其后代。 “八议”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辟”，是“刑不上大夫”的礼制原则再刑罚适用上的具体体现。魏明帝制定“新律”时，首次正式把“八议”写入法典之中，使封建贵族官僚的司法特权得到公开的、明确的、严格的保护。从此时起至明清，“八议”成为后世历代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历经一千六百余年而相沿不改。

中国封建刑律对于 8种权贵人物在审判上给予特殊照顾的制度。对于这些权贵人物来说，就是一种特权。

八议包括议亲、 议故、议贤、 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亲”指皇室一定范围的亲属；“故”指皇帝的某些故旧；“贤”指朝廷认为“有大德行”的贤人君子；“能”指“有大才业”,能整军旅、莅政事,为帝王之辅佐、人伦之师范者；“功”指“有大功勋”者；“贵”指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勤”指“有大勤劳”者；“宾”指“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唐律疏议·名例》）。这8种人犯了死罪,官府不能直接定罪判刑，而要将他的犯罪情况和特殊身份报到朝廷，由负责官员集体审议，提出意见，报请皇帝裁决。这8种人犯流以下的罪,都要减一等论罪。唯一例外是，如果他们犯十恶罪，则不适用上述规定。
八议制度起源于周代。《周礼·秋官·小司寇》有“以八辟丽邦法”的记载。 辟即法， 八辟即议亲之辟、议故之辟、议贤之辟、议能之辟、议功之辟、议贵之辟、议勤之辟、议宾之辟。秦用（《九朝律考》）。商鞅变法，强调“一赏、一刑、一教”,“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因此没有在刑律上对特殊人规定特殊照顾的八议制度。汉承秦制，也没有八议制度，但有对高级官吏犯罪给予特殊照顾的事例。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汉书·高帝纪》）。以后在宣帝、 平帝、 光武帝时都有类似诏令。东汉时屡有八议的议论（《九朝律考》）。在律典内明文规定八议，是从魏开始。晋、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唐、宋、辽、金、元、明、清都有八议。但各朝规定不尽相同。大体说来，隋较唐宽，宋抄袭唐，明、清则转趋于严。唐、宋的君主比较重视八议的规定,为的是防止人们“有轻吾爵禄之心”(《宋史·刑法志》)。唐贞观二年,岐州刺
史郑善果犯罪拘囚，太宗提出善果的官品不低,不应与诸囚为伍,并要求自今三品以上犯罪听于朝堂俟进止。宋政和间有品官犯罪、不得和常人一样加讯的诏令。 明、清则不同。 清钱大昕《十驾轩养新录》载：“明名例律虽载八议之条，乃戒治狱官勿许引用”，《大清会典》有“八议之条……不可为训”的话。清雍正六年三月，世宗给内阁的谕旨说：“八议之条……我朝律例虽仍载其文，而实未尝照此行者，盖有深意焉。”所谓深意，实际是要求显贵率先奉法，一切听命于皇帝。历史表明，在封建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王权伸张总是通过剪除或削弱权势炽盛的达官显宦来达到的。封建末期的明、清王朝，要竭力巩固君主专制权力，因此不重视以维护达官显宦为目的的八议制度，是很自然的。

❺ 古代的八议指什么

所谓“八议”是指法律规定的以下八种人犯罪，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判，必须奏请皇帝裁决，由皇帝根据其身份及具体情况减免刑罚的制度。这八种人是：议亲，指皇亲国戚；议故，指皇帝的故旧；议贤，指依封建标准德高望重的人；议能，指统治才能出众的人；议功，指对封建国家有大功勋者；议贵，指上层贵族官僚；议勤，指为国家服务勤劳有大贡献的人；议宾，指前朝的贵族及其后代。（亲故贤能，功贵勤宾）
“八议”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辟”，是“刑不上大夫”的礼制原则再刑罚适用上的具体体现。魏明帝制定“新律”时，首次正式把“八议”写入法典之中，使封建贵族官僚的司法特权得到公开的、明确的、严格的保护。从此时起至明清，“八议”成为后世历代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历经一千六百余年而相沿不改。

❻ 试述八议制度

这是中国封建刑律规定的对八种人犯罪必须交由皇帝裁决或依法减轻处罚的特权制度。源于周代的“八辟”。三国魏新律始将八议载于律文，后历代沿袭。明清时，八议制度有变化，取消“流罪以下减一等”，仅保留权贵犯罪一律由皇帝裁决的规定。 八议包括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亲”指皇室一定范围的亲属；“故”指皇帝的某些故旧；“贤”指朝廷认为“有大德行”的贤人君子；“能”指“有大才业”，能整军旅、莅政事，为帝王之辅佐、人伦之师范者；“功”指“有大功勋”者；“贵”指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勤”指“有大勤劳”者；“宾”指“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这八种人犯了死罪，官府不能直接定罪判刑，而要将他的犯罪情况和特殊身分报到朝廷，由负责官员集体审议，提出意见，报请皇帝裁决。犯流以下的罪，要减一等论罪。但若犯十恶罪，则不适用上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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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刑律对于8种权贵人物在审判上给予特殊照顾的制度。对于这些权贵人物来说，就是一种特权。

八议包括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亲”指皇室一定范围的亲属；“故”指皇帝的某些故旧；“贤”指朝廷认为“有大德行”的贤人君子；“能”指“有大才业”，能整军旅、莅政事，为帝王之辅佐、人伦之师范者；“功”指“有大功勋”者；“贵”指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勤”指“有大勤劳”者；“宾”指“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唐律疏议·名例》）。这8种人犯了死罪，官府不能直接定罪判刑，而要将他的犯罪情况和特殊身份报到朝廷，由负责官员集体审议，提出意见，报请皇帝裁决。这8种人犯流以下的罪，都要减一等论罪。唯一例外是，如果他们犯十恶罪，则不适用上述规定。

八议制度起源于周代。《周礼·秋官·小司寇》有“以八辟丽邦法”的记载。辟即法，八辟即议亲之辟、议故之辟、议贤之辟、议能之辟、议功之辟、议贵之辟、议勤之辟、议宾之辟。秦用商鞅变法，强调“一赏、一刑、一教”，“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因此没有在刑律上对特殊人规定特殊照顾的八议制度。汉承秦制，也没有八议制度，但有对高级官吏犯罪给予特殊照顾的事例。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汉书·高帝纪》）。以后在宣帝、平帝、光武帝时都有类似诏令。东汉时屡有八议的议论（《九朝律考》）。在律典内明文规定八议，是从魏开始。晋、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唐、宋、辽、金、元、明、清都有八议。但各朝规定不尽相同。大体说来，隋较唐宽，宋抄袭唐，明、清则转趋于严。唐、宋的君主比较重视八议的规定，为的是防止人们“有轻吾爵禄之心”（《宋史·刑法志》）。唐贞观二年，岐州刺史郑善果犯罪拘囚，太宗提出善果的官品不低，不应与诸囚为伍，并要求自今三品以上犯罪听于朝堂俟进止。宋政和间有品官犯罪、不得和常人一样加讯的诏令。明、清则不同。清钱大昕《十驾轩养新录》载：“明名例律虽载八议之条，乃戒治狱官勿许引用”，《大清会典》有“八议之条……不可为训”的话。清雍正六年三月，世宗给内阁的谕旨说：“八议之条……我朝律例虽仍载其文，而实未尝照此行者，盖有深意焉。”所谓深意，实际是要求显贵率先奉法，一切听命于皇帝。历史表明，在封建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王权伸张总是通过剪除或削弱权势炽盛的达官显宦来达到的。封建末期的明、清王朝，要竭力巩固君主专制权力，因此不重视以维护达官显宦为目的的八议制度，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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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古代周王的刑法有哪些

周王朝有严格刑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周礼以父系社会体制之下形成的宗法制为基础，用以调解和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关系。刑罚是用来控制、镇压平民，有死刑、墨刑、流刑、鞭刑、赎刑等刑罚和一套诉讼审判制度。

1、西周在《禹刑》和《汤刑》的基础上，制定了《九刑》。

《九刑》的主要内容，就是在于严厉惩治那些所谓“盗”、“贼”的行为，维护奴隶制度的基本法则和奴隶主贵族的根本利益。据《尚书·吕刑》所记，周代的刑罚，有墨（脸上刺字涂青）、劓（割鼻）、刖（断足）、宫（男去势，女禁锢）、大辟（斩首）五刑。此外，还有鞭刑和流放。判处五刑的律条，共有三千条。法网严密，远远超过了前代。

西周法律有明显的阶级性质。据《周礼·小司寇》，贵族犯罪可受特殊处理，即所谓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即使死刑，也要特别交由甸人执行。只要是有官爵的命夫、命妇，狱讼时不必亲自出庭，“不躬坐狱讼”。西周中期的曶记载曶效父间的讼事，曶派遣其下属代表出庭，取得胜诉，是很好的实例。同一鼎铭还记述在一个荒年，匡氏家众与奴隶二十人盗取了曶谷物十秭，曶出诉讼，匡季以七田、五人作为赔偿，五人成为曶奴隶。这一案例表明，当时的法律目的在于维护奴隶制的所有关系。

2、东周中后期，各国变法进一步使法律系统化。

魏国李悝所编《法经》，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盗法治偷窃，贼法治杀人。囚法和捕法是对盗贼侦查和逮捕的处理程序。杂法是对盗、贼以外犯罪的惩罚规定。具法是根据情况对犯罪予以减轻或加重处罚的规定。秦国本来就有族诛之刑。商鞅变法，设连坐之法，更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其它各国也竞相制定严刑酷法。如齐有烹、杀、酝、金刀等刑，楚国有戮、肢解、烹、贯耳、鞭，笞、刖、宫、梏、砾、灭家、夷宗、三族等刑，燕有截、刳腹、系狱、劓等刑。

❽ 八议列于唐律的哪部律典

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 原名律疏；又名唐律、唐律疏义、故唐律疏义

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亦为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三十卷。

唐朝法律制度基本上沿袭隋朝。唐初以隋《开皇律》为蓝本制定《武德律》，于武德七年(624)颁行，是为唐律草创时期。贞观元年(627)，唐太宗李世民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参酌隋律，对《武德律》加以修订，于贞观十一年颁行，是为《贞观律》。《贞观律》的刑罚有所减轻，律条也比较完备，为《永徽律》所本，是《唐律》的奠基时期。

永徽元年(650)唐高宗李治命长孙无忌、李绩、于志宁等修《永徽律》，翌年颁行。《永徽律》凡十二篇五百条(一作五百零二条)。其篇名及主要内容为：①《名例》，阐明唐律基本精神与立法意图、原则，相当于近代刑事法典的总则。其中规定五刑、十恶、八议、自首、过失、累犯、共犯、时效、并合论罪、责任能力、对外国人犯罪的处理原则以及法律用语的解释等。②《卫禁》，是有关保卫皇室宫殿、庙、苑和州镇城戍、关津要塞与边防安全的法律规定。③《职制》，是关于官吏设置、失职、贪赃枉法、违犯礼制、毁损公物和交通驿传等方面的规定，类似近代刑法分则与行政法规。④《户婚》，是有关户籍、赋税、田宅、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法律，类似近代民法分则、土地法、婚姻法以至户籍法、劳动法规。⑤《厩库》，是有关公私牲畜的养护、仓库管理、官物的保护和出纳之法，相当于近代行政法规和民事的赔偿规定。⑥《擅兴》，其前半部属于兵防，后半部属于工程，是有关军队征调、指挥、行军出征和兴建工程等方面的法律，类似近代兵役法、军事法规和工程建筑法规。⑦《贼盗》，类似近代刑法分则。“贼”指贼害，包括反逆、谋叛、杀害人命、掘墓残尸、造畜蛊毒等；“盗”谓盗劫，概括偷窃、强盗以及略诱、拐卖、赃物等。⑧《斗讼》，分斗与讼两部分，是关于斗殴、杀伤、保辜、诬告、教唆诉讼、投匿名书、违反诉讼程序等的处刑，相当于近代刑法分则和刑事诉讼法范围。⑨《诈伪》，规定对诈欺和伪造的惩处，相当于近代刑法分则的范围。⑩《杂律》，是拾遗补阙，将不能归纳于某一类的犯罪行为，汇成一篇，包括国忌作乐、私铸钱币、奸非、失火、赌博、借贷、雇佣契约、商品价格与质量、市场管理、堤防、水运、医疗事故、城市交通、公共危险等项。(11)《捕亡》，是追捕逃亡罪犯及有关事项的法律。(12)《断狱》，是关于审讯、判决、囚禁、执行方面的法律规定。永徽三年，唐高宗又令长孙无忌等对《永徽律》的精神实质和律文逐条逐句进行疏证解释，以阐明律条文义，并通过问答形式，剖析内涵，说明疑义，撰成《律疏》三十卷，永徽四年颁行。《律疏》与《律》合为一体，统称《永徽律疏》(宋元时称作《故唐律疏议》，明末清初始名为《唐律疏议》)。《律》和《疏》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此后《律》文无甚改动，诸帝的增损、编纂多为“令”和“格”、“式”，可谓《唐律》已基本定型。唐朝法典至今只有《唐律疏议》和《唐六典》传世，余均亡佚。

此后又对500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注释，并附在律文之后，称作疏议。律与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称《永徽律疏》，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后人又称之为《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保存至今的最具影响力的封建法典。
篇名依次是：第一篇名例，是关于刑罚的种类及其适用的一般原则的规定，相当于现代刑法的总则。第二篇卫禁，主要是警卫宫廷和守卫关津要塞方面的规定。第三篇职制，主要是惩治官吏违法失职的规定。第四篇户婚，主要是户籍、田宅、赋役和婚姻家庭方面的规定。第五篇厩库，是关于牲畜、库藏管理方面的规定。第六篇擅兴，主要是关于兵士征集、军队调动及兴造方面的规定。第七篇贼盗，是关于保护封建政权、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及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第八篇斗讼，是关于斗殴伤人和控告、申诉等方面的规定。第九篇诈伪，是关于欺诈和伪造方面的规定。第十篇杂律，不便编入其它各篇的犯罪，皆归入此篇，包括买卖、借贷、市场管理以及奸情方面的犯罪。第十一篇捕亡，是关于追捕逃犯、捕捉罪人和逃丁的规定。第十二篇断狱，是关于司法审判和监狱管理方面的规定。

《唐律疏议》的律文和疏文反映了唐代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某些政治经济制度，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唐律疏议》总结以往各王朝的立法经验及其司法实践，折中损益，使之系统化和周密化，故其立法比较审慎，内容比较周详，条目比较简明，解释比较确当。其立法理论依据儒家学说，并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其法律思想基础，因此是维护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调整各方面社会关系的主要工具。为以后历代刑律的蓝本。通过唐朝与周边各国频繁通使和文化交流，《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法典亦产生重大影响。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立法，大都摹访《唐律》。国际法制史学者将《唐律疏议》与欧洲的《罗马法》相提并论，并视之为古代“中国(华)法系”的代表著作。

现存《唐律疏议》的最古刊本，有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残卷，北京图书馆藏宋到残本，以及吴县滂熹斋藏元刊本，元至正十一年(1351)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刊本等。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唐写本《律疏》残卷(参见彩图插页第49页)。在日本也藏有文化二年(1805)官版本等多种古写本、刻本。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刘俊文校点的《唐律疏议》，校点者以涵芬楼影印滂熹斋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作了详细的校勘记。此外，宋刊本不附《律疏》的《唐律》，也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发行。

右图为《唐律疏议》书影（元刻本）

《唐律疏议》——最早最完整的法典

《唐律疏议》30卷，唐代长孙无忌等奉皇帝之命编撰。

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

《唐律疏议》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即唐律的律文部分及长孙无忌等人对律文的疏释部分。因为文中疏释部分以“议曰”二字开头，所以被人们称为《唐律疏议》，或者《唐律疏义》。

隋朝统治者的暴政和严苛的刑罚导致农民起义的历史给唐朝的建立者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他们接受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建立和稳定专制统治体系。

立法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唐代法典包括律、令、格、式四部分。其中律居首位，律即刑法典，是用于定罪的。“令”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

“格”就是对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的规定，用作考核官员的依据。“式”是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

唐高祖时就命裴寂等人在隋朝《开皇律》的基础上编制了《武德律》。唐太宗贞观年间，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对《武德律》加以修改和删定，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编成了《贞观律》。唐律自从贞观年间修改后，就没有再作过大的变动。唐高宗即位后，除了对律文做过一些个别的调整外，主要是解决律文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解释无凭的问题。永徽三年（652年），唐高宗委派长孙无忌等19人编写《律疏》，第二年完成，当时叫作《永徽律疏》，于是颁行全国。编写《唐律疏议》的目的是为了给唐律的条文提供一个权威的解释，因为唐律在实施过程中，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对于怎样理解唐律的条文以及用哪条律文更合适都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就影响了唐律的实施效果。《唐律疏议》对解决这一问题是很有好处的。

《唐律疏议》按照唐律12篇的顺序，对502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了注解，并以问答的形式，辨异析疑。编撰者还根据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以来的封建法律理论，对于律文的内容叙述其源流，对其含义加以发挥，并对不完备的地方加以补充，使唐律的内容更加丰富。因为《唐律疏议》是官方编写又由皇帝命令颁行全国，所以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从此以后唐代官吏审理案件都要以它作为标准。注释部分实际上与律文部分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因此，《唐律疏议》的实践结果远远超过了原来的编撰目的，它不仅仅是唐律的注释书，而是成为与律并行的唐代国家法典之一。

《唐律疏议》编定后，历经高宗、武后、中宗、玄宗等朝，又做过一些修改，但都属于个别内容的增改和个别文字上的修订。从唐律的发展和《唐律疏议》的沿革过程看，《唐律疏议》是唐朝的一代之典。

《唐律疏议》作为封建法典，有着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体现着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它反映了礼制、君主专制、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等内容。《唐律疏议》的法律思想有以下两个特色：第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伦理道德和法律相结合，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第二，简化法律条文，减轻刑罚。如《贞观律》中的刑罚，与隋律相比，去掉了死刑92条，减流为徒者71条，其余变重为轻者也很多。

唐律是秦汉以来封建专制时代较为宽简的法律。《唐律疏议》首篇的《名例律》如同现代法律的总则，表达了唐律的基本精神和基 本原则。其余17篇相当于现代刑法的分则，具体规定了什么行为构成犯罪以及犯罪后如何处罚的各种条款。

《唐律疏议》规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统称为五刑。十恶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所以列于首篇。所谓十恶都是指直接侵犯专制皇帝的统治基础积封建统治秩序的行为，十恶具体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犯十恶罪者皆处以重刑，不享有赎、免等特权，所谓“十恶不赦？就是这个意思。

八议，八议制度起源很早，唐律则规定得更为详备。八议的对象主要指以下几种人，亲、故、贤、能、功、贵、勤、宾。总之不外乎皇帝的亲戚故旧，或者封建王朝的官僚贵族。这些人只要不是犯了十恶罪，其他罪行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减轻或免于处罚。这种特权制度，反映了等级和阶级差别。

唐律《名例律》还规定了一些原则，对如何认定犯罪性质和确定刑罚方面具有指导意义。划分公罪与私罪，关于自首减免刑罚的规定，关于共同犯罪的处理原则，关于合并论罪的原则，关于累犯加重的规定，关于区分故意与过失，关于类推的一般原则，等等。关于老幼废疾减刑的规定，关于同居相瞒不为罪的规定，关于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

这些基本原则的规定，充分证明唐朝的法律制度是相当完备和相当细密的。

卫禁律是关于警卫宫室和保卫关津要塞方面的法律。职制律是关于官吏职务及驿传方面的法律。户婚律是关于户籍、土地、赋税以及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厩库律是关于国有牲畜和仓库管理方面的法律。擅兴律是关于发兵和兴造方面的法律。贼盗律是关于保护封建政权及地主阶级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斗讼律是关于斗殴和诉讼方面的法律。诈伪律是关于欺诈和伪造方面的法律。杂律是关于买卖、借贷、度量衡、商品价格规格、犯奸、国忌作乐、私铸货币、赌博、决失堤防、破坏桥梁、放火失火、医疗事故、阻碍交通等方面的法律。捕亡律是关于追捕罪犯和逃亡士兵及役丁的法律。

唐律是在隋朝《开皇律》基础上制定的，而隋律则继承了前代的法律。唐律根据秦汉以来封建立法和司法的经验，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罪名、刑制及司法原则加以整理，对社会关系各主要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所以它集唐以前我国封建法律之大成，成为宋元明清历代制定和解释封建法典的蓝本，并对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建立和完善封建法制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称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代表。

宋朝的《宋刑统》，就律文而言，只是唐律的翻版。元朝的《至元新格》的20篇，与唐律的9篇相同，其他八议，十恶、官当制度都沿用唐律。明代《大明律》、清代《大清律例》都受到唐律影响。

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61年）所制定的《大宝律令》，有律6卷，共分12篇，其篇名与次序都与唐律相同，而且律文的内容也很多相似。朝鲜的《高丽律》不仅在篇目体系上与唐律相同，在内容方面，如刑名种类和对特权阶级的优待条款等，也都与唐律极为相似。在越南，历代刑律也多仿照唐律。

《唐律疏议》不仅完整保存了唐律，还保存了大量唐代的令、格、式的内容。同时记载了大量有关唐代政治、社会经济的资料，是研究唐代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的重要依据。所以，清代学者王鸣盛称《唐律疏议》为“稀世之宝”。

新版版本:

《唐律疏议》（原名律疏；又名唐律、唐律疏义、故唐律疏义）三十卷 唐•长孙无忌等编。中华书局1993.9北京二刷，以上图藏滂熹斋残宋本、北图藏滂熹斋残元大字本、上图藏滂熹斋元刻本、北图藏滂熹斋元至正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刻本、清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孙星衍刊《岱南阁丛书》本、日本文化二年乙丑（1805）官版本为主校本，以北图藏名抄本、上图藏清兰陵孙星衍覆宋抄本、北大藏清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曲阜孔氏钞本、清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曲阜孔氏钞本、清诸可宝重刻本、江苏书局本、清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沈家本重校刻本、民国《四部丛刊》本、民国《万有文库》本、民国《基本国学丛书》本为参校本，并参考敦煌和吐鲁番唐写本残卷及相关文献排印而成，32开本。

❾ 我想知道中国古代的刑法制度

中国古代刑罚的特点
1.生产关系的变革决定刑罚制度的变化 刑罚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变化有时会滞后于生产关系的变革。每一次生产关系的变革，都会引起相应的上层建筑的变化，都会经历一个调整、适应的过程。这种过程，在古代刑罚的演变中亦有充分体现。战国、 秦汉时期，我国封建的生产关系虽已逐步确立，但由于上层建筑发展的滞后性， 这一时期的刑罚未完全变成封建性质的，带有明显的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色彩。 秦代刑罚体系已具备封建刑罚基本特征，但由于当时封建生产方式还没有完全巩固，封建经济还不强大，奴隶制生产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残存，加之受法家重刑思想影响，仍保留奴隶社会的五刑及其他残酷的刑种。西汉时期，封建制生产方式不断发展壮大，需要大量劳动力，肉刑等酷刑显然不利于保护劳动力，统治阶级对刑罚进行了改革， 废除肉刑，为封建刑罚体系的确立打下基础。随着封建制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巩固，适应封建统治的刑罚制度在隋代最终确立起来，至唐代达到完备，一直沿袭到晚清。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殖民者在军事上、政治上打败中国，经济上也向中国渗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得到发展。中国封建的小农经济受到冲击， 但仍是中国经济的主体，与此对应，封建制刑罚体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获得比较大的发展，在面对外交、外贸、军事等争端时，现有的封建刑罚制度已经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清政府不得不考虑废除封建的刑罚体系。
2.刑罚体系的完备与刑罚手段的残酷 中国古代刑罚自产生时期就有着诸多种类，并在实践发展中逐渐完备其体系，刑种及其等级由轻至重，排列严整，等级之间跨度较小。纵览中国古代刑罚制度，无论哪个朝代的刑罚都是种类繁多，异常残酷。北魏时，初步形成以死刑为主的五刑制度，但无论是北魏、北齐、北周还是南朝的梁陈在刑罚方面，司法规定还是不甚清楚。唐代可以说是封建刑罚完善与定型的时代，条文简约，刑罚宽减。在 《唐律》中明确了五刑皆有独立适用条款。
3.同罪同罚与同罪异罚的阶级等级性和特权性从奴隶社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开始，几乎每个阶级都把维护本阶级等级制度和特权制度放在重要位置，这在刑罚制度的设定上也有体现。在中国古代的刑法中，罪名与刑名是紧密联系的，一般来说贯彻了同罪同罚的原则，借以维护统治阶级的法制，但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刑法也表现出等级特权性，贵族高官可以根据议、请等规定，而获得同罪异罚的法定优待。在奴隶社会时期，对于统治阶级集团来说是没有宫刑的，以此确保其繁衍子嗣的需要。西周时主张“用刑以治野人”，在统治阶级看来，刑罚只是用来控制劳动人民的，统治阶级则享有不受刑罚管制的特权。隋代确立“八议”制度，后又进一步规定“其在八议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减一 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听赎” （《隋书·刑法志》）。自唐代以降，更是规定了贵族阶级触犯一般律条皆可享有法律减免的特权的，这些都反映了阶级社会刑罚的阶级本质。
4.刑罚适用范围广泛行政、民事、经济法律责任，也以刑罚制裁，强化刑法对社会生活的调解，体现了我国古代重刑法轻民法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