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宽和

① 论犯罪与刑罚的第二版本

出 版 社： 中国法制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5-1-1
字数： 86000
版次： 2
页数： 169
印刷时间： 2005-9-1
开本： 定价：￥12.00
纸张： 胶版纸
I S B N ： 9787801820099 《论犯罪与刑罚》这本小书具有宝贵的精神价值，好似服用少许就足以缓解病痛的良药一样。当我阅读她时真感到解渴，我由此相信：这样一部著作必定能清除在众多国家的法学理论中依然残存的野蛮内容。
——法国18世纪启蒙派思想家伏尔泰：《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 致读者
一、引言
二、刑罚的起源 惩罚权
三、结论
四、对法律的解释
五、法律的含混性
六、关于逮捕
七、犯罪嫌疑人和审判形式
八、证人
九、秘密控告
十、提示性讯问 口供
十一、宣誓
十二、刑讯
十三、程序和时效
十四、犯意、共犯、不予处罚
十五、刑罚的宽和
十六、关于死刑
十七、驱逐和没收财产
十八、耻辱
十九、刑罚的及时性
二十、刑罚的确定性和必定性 恩赦
二十一、庇护
二十二、悬赏
二十三、刑罚与犯罪相对称
二十四、衡量犯罪的标尺
二十五、犯罪的分类
二十六、叛逆罪
二十七、侵犯私人安全的犯罪 暴侵
二十八、侮辱
二十九、决斗
三十、盗窃
三十一、走私
三十二、关于债务人
三十三、关于公共秩序
三十四、关于政治惰性
三十五、关于自杀和流亡
三十六、难以证明的犯罪
三十七、一类特殊的犯罪
三十八、虚伪的功利观念
三十九、关于家庭精神
四十、关于国库
四十一、如何预防犯罪
四十二、总结
贝卡里亚传略
新版后记

②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简介(一)宽严相济的“宽”宽严相济的“宽”是指宽大、宽缓和宽容。具有以下两层含义：一是能轻而轻，二是应重而轻。能轻而轻，是罪刑均衡原则的应有之义，也合乎司法公正的要求。对于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本来就应当处以较轻刑罚。应重而轻，是指犯罪嫌疑人罪行较重，若其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或酌定情节，应从轻、减轻。法律予以宽宥的，可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予以减轻、从轻，体现应重而轻，体现刑法对于罪犯的感化教育，对于鼓励犯罪分子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二)宽严相济的“严”宽严相济的“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严格是指法网严密，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刑罚苛厉，从重惩处。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不徇私情。对暴力犯罪、累犯、黑恶势力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社会影响大的，依照法律规定予以严厉打击，绝不姑息养奸。(三)宽严相济的“济”宽严相济的“济”，具有以下三层含义：一是救济，即所谓以宽济严、以严济宽。刑罚的宽与严是相对而言的，例如死缓相对于死刑立即执行而言是一种宽缓的处理;但死缓相对于无期徒刑而言又是一种严厉的处理。正因为宽严具有相对性，没有宽则没有严，没有严也就没有宽。因此，应以宽济严，也就是通过宽以体现严;以严济宽，也就是通过严以体现宽。二是协调，即所谓宽严有度、宽严审势。宽严有度是指保持宽严之间的平衡：宽，不能宽大无边，应罚当其罪;严，不能严厉无比，应罪当其责。宽严审势是指宽严的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当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具体犯罪情节、情形予以调整。三是结合，即所谓“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和“严”虽然是有区别的，并且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犯罪和不同犯罪嫌疑人，应当分别采取宽严不同的刑罚：能宽则宽，应严则严。但这并不意味着宽而无严或者严而无宽。实际上，既无绝对的宽又无绝对的严，应当宽严结合。例如在对严重犯罪实行“严打”方针，以从严惩治为主，但并不意味着一概不加区别地适用重刑。某些犯罪分子所犯罪行虽极其严重应当受到刑罚的严厉制裁，但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的，在从重处罚的基础上，还应根据予以减轻、从轻，使犯罪人从中受感受严厉惩处的同时，又体会到法律的体恤与公正，从而认罪服法。应当明确，是构建和谐司法，化解矛盾，减少社会对立，分化和改造犯罪分子的重大举措。

③ 刑罚的意义

刑罚是指刑法规定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对犯罪人适用的制裁措施。刑罚是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方法，其基本特征是：
1．刑罚的内容为对受刑者一定权益的限制和剥夺

使犯罪人承受一定的痛苦，是刑罚的惩罚性质，也是刑罚的本质属性。我国一贯遵行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不采取那些残酷、野蛮的刑罚方法来摧残、折磨犯罪人。事实上，刑罚的宽和、人道和轻缓化正是其发展的趋势。但不可否认，刑罚作为国家对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与对犯罪人的谴责的一种最严厉的形式，它当然地要给犯罪人带来身体的、精神的或财产的剥夺性痛苦。这种痛苦相对于其他法律制裁措施而言，无疑是最强烈的。它不仅可以剥夺犯罪人的政治权利、财产权利，而且还可以限制或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甚至可以剥夺犯罪人的生命。而对犯罪人一定权益的限制和剥夺也正是刑罚的内容。

2．刑罚的对象只能是犯罪人

刑罚是对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所作出的否定评价，是对犯罪人的道义谴责，它是因犯罪所产生的当然的法律后果。与之相适应，刑罚处罚的对象只能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犯罪人，包括自然人或者单位。因此，犯罪人既是犯罪行为的实施者，也是刑罚的物质承担者。刑罚既不能适用于动植物和其他非人的对象，也不能适用于与犯罪无关的无辜者。

3．刑罚适用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审判机关

国家审判机关是适用刑罚的专门机关，在我国，刑罚适用的主体则只能是人民法院。

4．刑罚的种类及适用标准必须以刑法的明文规定为依据

我国1997年刑法典第3条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可见，罪刑法定原则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罪的法定，二是刑的法定。易言之，不仅犯罪需要由成文刑法事先作出明文规定，而且刑罚也必须由刑法明文载于法条。这就意味着，刑法总则要对刑罚的种类作出明确规定，刑法分则也要对各种具体犯罪所适用的刑罚作出明文规定。对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制裁方法，便不能以刑罚之名适用于犯罪人。比如我国刑法典第64条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就不是我国刑罚明文列举的刑罚种类，因而就不是刑罚。当然在有些国家如日本，它被列为附加刑的一种，所以，它是日本刑法中的刑罚。

5．刑罚适用必须依照刑事诉讼程序

审判机关有权对犯罪人适用刑罚，但并非可以随心所欲。审判机关适用刑罚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主要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换言之，人民法院适用刑罚时必须以刑法的规定为依据，并遵循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讼诉程序进行。不经过应有的诉讼程序，是不能适用刑罚的。

6．刑罚的执行机关是特定的

刑罚的执行机关并不只限于人民法院，也包括公安机关、监狱等。

④ 什么是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可以通过对“宽”、“严”和“济”这三个关键词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其基本蕴含。
宽严相济的“宽”是指宽大、宽缓和宽容。宽严相济的“宽”具有以下两层含义：一是该轻而轻，二是该重而轻。该轻而轻，是罪刑均衡原则的题中之义，也合乎刑法公正的要求。对于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本来就应当处以较为轻缓的刑罚。该重而轻，是指所犯罪行较重，但被告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和酌定情节的，法律上予以宽宥，在本应判处较重之刑的情况下判处较轻之刑。该重而轻，体现了刑法对于犯罪人的感化，对于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具有重要意义。
宽严相济的“宽”，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非犯罪化。非犯罪化是指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基于某种刑事政策的要求，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犯罪可以分为立法上的非犯罪化与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立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将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通过立法方式将其从犯罪范围中去除。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刑法虽然规定为犯罪，但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在司法过程中对这种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犯罪化体现了刑法的轻缓化，因而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
二是非监禁化。非监禁化是指某一行为虽然构成犯罪，但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判处非监禁刑或者采取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我国刑法中的非监禁刑包括管制、罚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这种非监禁刑相对于监禁刑而言，由于其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因而是刑法轻缓化的体现。此外，缓刑是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犯罪分子，由于犯罪情节较轻，具有悔罪表现而适用的一种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主要解决轻刑犯的非监禁化问题。假释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由于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罪表现而适用的一种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主要解决重刑犯的非监禁化问题。缓刑和假释都是附条件地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以体现对犯罪分子的宽大处理。
三是非司法化。非司法化是就诉讼程序而言的，在一般情况下，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应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在某些情况下，犯罪情节较轻或者刑事自诉案件，可以经过刑事和解，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案件便得以了结。非司法化，是对轻微犯罪案件在正式的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得以结案的一种方式，体现了对轻微犯罪的宽缓处理。
宽严相济的“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这里的严格是指法网严密，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刑罚苛厉，从重惩处。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不徇私情。在上述三种“严”的含义中，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严格与严厉。储槐植教授曾经指出四种刑罚模式：严而不厉、厉而不严、不严不厉、又严又厉。严而不厉是指法网严密，刑罚却并不苛厉。厉而不严则是指刑罚苛厉，法网却并不严密。显然，我们应当追求的是严而不厉，摈弃厉而不严。在此，存在着严与厉之间的负相关性：严可以降低厉，不严则必然以厉为补偿。例如，十个人犯罪，每个人都受到刑罚处理，只要每人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就足以维持刑罚的威慑力。但如果只有五个人受到刑罚处罚，另五个人逍遥法外，那么为维持同等水平的刑罚威慑力，对五个受到刑罚处罚的犯罪人每人就要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换言之，逍遥法外的五个犯罪人的刑罚转嫁到了受到刑罚处罚的五个犯罪人身上。这就是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所揭示的刑罚不在于严厉，而在于使犯罪分子及时受到惩罚的原理。因此，宽严相济的“严”虽然同时包含严格与严厉这两个方面的精神，但我们更应当强调的是严格，即该作为犯罪处理的一定要作为犯罪处理，该受到刑罚处罚的一定要受到刑罚处罚。当然，对于严重犯罪仍然应当坚持“严打”，也就是该重而重，发挥刑罚的威慑力。
宽严相济的“济”，具有以下三层含义：
一是救济，即所谓以宽济严、以严济宽。刑罚的宽与严是相对而言的，例如死缓相对于死刑立即执行而言是一种宽缓的处理；但死缓相对于无期徒刑而言又是一种严厉的处理。正因为宽严具有相对性，没有宽则没有严，没有严也就没有宽。因此，应以以宽济严，也就是通过宽以体现严；以严济宽，也就是通过严以体现宽。
二是协调，即所谓宽严有度、宽严审势。宽严有度是指保持宽严之间的平衡：宽，不能宽大无边；严，不能严厉无比。宽严审势是指宽严的比例、比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当根据一定的形势及时地进行调整。我认为，宽严审势要做到以下三点：（1）因时而宜。中国古人就有“刑罚世轻世重”的经验之谈，刑罚之轻重取决于一个时期的治安状况与犯罪态势。刑罚该宽时一定要宽，该严时一定要严。当然，何时该宽何时该严，我们一定要作出科学判断，否则将宽严皆误。（2）因地而宜。犯罪发生在一个具体的区域，其影响也往往以犯罪地为中心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因此，刑事政策的制定应当考虑某一特定地区的治安状况与犯罪态势，刑罚的轻重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地区的犯罪率的高低。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统一的刑事政策如何与各地的具体犯罪态势相结合，这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要考虑的因素。（3）因罪而宜。对于重罪，一般而言应当从重处罚。对于轻罪，一般而言应当从轻处罚。当然，重中有轻，轻中有重，惟此才能用刑得当。此外，对于惯犯、累犯以及亡命之徒，应当重刑惩处。对于偶犯、初犯，应当从轻发落。尤其对于青少年犯罪，应当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最大限度地予以宽缓处理。
三是结合，即所谓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和严虽然是有区别的，并且不同时期、不同犯罪和不同犯罪人，应当分别采取宽严不同的刑罚：该宽则宽，该严则严。但这并不意味着宽而无严或者严而无宽。实际上，既无绝对的宽又无绝对的严，应当宽严并用。例如在对严重犯罪实行“严打”方针，以从严惩治为主，但并不意味着一概不加区别地适用最重之刑。某些犯罪分子，所犯罪行虽然极其严重应当受到刑罚的严厉制裁，但如果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的，在从重处罚的同时还要做到严中有宽，使犯罪人在受到严厉惩处的同时感受到刑罚的体恤与法律的公正，从而认罪服法。

⑤ 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若干意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全过程，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在新时期的继承、发展和完善，是司法机关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人民，保障人权，正确实施国家法律的指南。为了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切实贯彻执行这一政策，特制定本意见。
一、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总体要求
1、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2、要正确把握宽与严的关系，切实做到宽严并用。既要注意克服重刑主义思想影响，防止片面从严，也要避免受轻刑化思想影响，一味从宽。
3、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切实贯彻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依照法律规定准确定罪量刑。从宽和从严都必须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
4、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治安形势的变化，尤其要根据犯罪情况的变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适时调整从宽和从严的对象、范围和力度。要全面、客观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社会治安形势，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以及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注重从严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对于犯罪性质尚不严重，情节较轻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以及被告人认罪、悔罪，从宽处罚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5、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严格依法进行，维护法律的统一和权威，确保良好的法律效果。同时，必须充分考虑案件的处理是否有利于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社会稳定，是否有利于瓦解犯罪，化解矛盾，是否有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和回归社会，是否有利于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要注意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明裁判理由，尤其是从宽或从严的理由，促使被告人认罪伏法，注重教育群众，实现案件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依法从“严”的政策要求
6、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从“严”，主要是指对于罪行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当判处重刑或死刑的，要坚决地判处重刑或死刑；对于社会危害大或者具有法定、酌定从重处罚情节，以及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被告人，要依法从严惩处。在审判活动中通过体现依法从“严”的政策要求，有效震慑犯罪分子和社会不稳定分子，达到有效遏制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
7、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组织犯罪、邪教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恶势力犯罪、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等严重危害国家政权稳固和社会治安的犯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强奸、绑架、拐卖妇女儿童、抢劫、重大抢夺、重大盗窃等严重暴力犯罪和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毒害人民健康的犯罪，要作为严惩的重点，依法从重处罚。尤其对于极端仇视国家和社会，以不特定人为侵害对象，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该重判的要坚决依法重判，该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8、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的严重犯罪，黑恶势力犯罪、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制售伪劣食品药品所涉及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发生在社会保障、征地拆迁、灾后重建、企业改制、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社会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发生在经济社会建设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严重商业贿赂犯罪等，要依法从严惩处。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犯罪中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涉案范围广、影响面大的，或者案发后隐瞒犯罪事实、毁灭证据、订立攻守同盟、负案潜逃等拒不认罪悔罪的，要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对于被告人犯罪所得数额不大，但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也应依法从严惩处。
要严格掌握职务犯罪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认定标准与减轻处罚的幅度，严格控制依法减轻处罚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适用缓刑的范围，切实规范职务犯罪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
9、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对于集资诈骗、贷款诈骗、制贩假币以及扰乱、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等严重危害金融秩序的犯罪，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等严重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走私等严重侵害国家经济利益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犯罪，重大环境污染、非法采矿、盗伐林木等各种严重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等，要依法从严惩处，维护国家的经济秩序，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10、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必须充分考虑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对于事先精心预谋、策划犯罪的被告人，具有惯犯、职业犯等情节的被告人，或者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在缓刑、假释考验期内又犯罪的被告人，要依法严惩，以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功能。
11、要依法从严惩处累犯和毒品再犯。凡是依法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即使犯罪情节较轻，也要体现从严惩处的精神。尤其是对于前罪为暴力犯罪或被判处重刑的累犯，更要依法从严惩处。
12、要注重综合运用多种刑罚手段，特别是要重视依法适用财产刑，有效惩治犯罪。对于法律规定有附加财产刑的，要依法适用。对于侵财型和贪利型犯罪，更要注重通过依法适用财产刑使犯罪分子受到经济上的惩罚，剥夺其重新犯罪的能力和条件。要切实加大财产刑的执行力度，确保刑罚的严厉性和惩罚功能得以实现。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不能退赃的，在决定刑罚时，应作为重要情节予以考虑，体现从严处罚的精神。
13、对于刑事案件被告人，要严格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切实做到不枉不纵。要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司法效率。特别是对于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引起社会关注的刑事案件，要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下，抓紧审理，及时宣判。
三、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依法从“宽”的政策要求
14、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从“宽”，主要是指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或者罪行虽然严重，但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以及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的被告人，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依法可不监禁的，尽量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
15、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犯罪情节轻微，或者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实施的较轻犯罪，或者被告人具有犯罪预备、犯罪中止、从犯、胁从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情节，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对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做好善后、帮教工作或者交由有关部门进行处理，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
16、对于所犯罪行不重、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较小、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从宽处理。对于其中具备条件的，应当依法适用缓刑或者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同时配合做好社区矫正，加强教育、感化、帮教、挽救工作。
17、对于自首的被告人，除了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或者恶意地利用自首规避法律制裁者以外，一般均应当依法从宽处罚。
对于亲属以不同形式送被告人归案或协助司法机关抓获被告人而认定为自首的，原则上都应当依法从宽处罚；有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自首，但考虑到被告人亲属支持司法机关工作，促使被告人到案、认罪、悔罪，在决定对被告人具体处罚时，也应当予以充分考虑。
18、对于被告人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构成立功的，一般均应当依法从宽处罚。对于犯罪情节不是十分恶劣，犯罪后果不是十分严重的被告人立功的，从宽处罚的幅度应当更大。
19、对于较轻犯罪的初犯、偶犯，应当综合考虑其犯罪的动机、手段、情节、后果和犯罪时的主观状态，酌情予以从宽处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初犯、偶犯，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依法应当予以刑事处罚的，也应当尽量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
20、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在具体考虑其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其是否属于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以及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行处理。对于偶尔盗窃、抢夺、诈骗，数额刚达到较大的标准，案发后能如实交代并积极退赃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罪行较轻的，可以依法适当多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依法可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免予刑事处罚。对于犯罪情节严重的未成年人，也应当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21、对于老年人犯罪，要充分考虑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情节、后果以及悔罪表现等，并结合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酌情予以从宽处罚。
22、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
23、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犯罪情节轻微，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24、对于刑事被告人，如果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且不影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一般可不采取羁押措施。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而被告人未被采取逮捕措施的，除存在被告人逃跑、串供、重新犯罪等具有人身危险性或者可能影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情形外，人民法院一般可不决定逮捕被告人。
四、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宽严“相济”的政策要求
25、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相济”，主要是指在对各类犯罪依法处罚时，要善于综合运用宽和严两种手段，对不同的犯罪和犯罪分子区别对待，做到严中有宽、宽以济严；宽中有严、严以济宽。
26、在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从严惩处的同时，对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从犯等法定或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还要注意宽以济严，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依法应当或可以从宽的，都应当在量刑上予以充分考虑。
27、在对较轻刑事犯罪依法从轻处罚的同时，要注意严以济宽，充分考虑被告人是否具有屡教不改、严重滋扰社会、群众反映强烈等酌定从严处罚的情况，对于不从严不足以有效惩戒者，也应当在量刑上有所体现，做到济之以严，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处罚，切实增强改造效果。
28、对于被告人同时具有法定、酌定从严和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案件，要在全面考察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基础上，结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治安状况等因素，综合作出分析判断，总体从严，或者总体从宽。
29、要准确理解和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要依法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统一死刑案件的裁判标准，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拟判处死刑的具体案件定罪或者量刑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得出唯一结论。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但只要是依法可不立即执行的，就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30、对于恐怖组织犯罪、邪教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进行走私、诈骗、贩毒等犯罪活动的犯罪集团，在处理时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对犯罪组织或集团中的为首组织、指挥、策划者和骨干分子，要依法从严惩处，该判处重刑或死刑的要坚决判处重刑或死刑；对受欺骗、胁迫参加犯罪组织、犯罪集团或只是一般参加者，在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符合缓刑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
对于群体性事件中发生的杀人、放火、抢劫、伤害等犯罪案件，要注意重点打击其中的组织、指挥、策划者和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积极参与者；对因被煽动、欺骗、裹胁而参加，情节较轻，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应当依法从宽处理。
31、对于一般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充分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不同，根据事实和证据能分清主从犯的，都应当认定主从犯。有多名主犯的，应在主犯中进一步区分出罪行最为严重者。对于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案件，要进一步分清各被告人的作用，准确确定各被告人的罪责，以做到区别对待；不能以分不清主次为由，简单地一律判处重刑。
32、对于过失犯罪，如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等，主要应当根据犯罪造成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被告人主观罪过的大小以及被告人案发后的表现等，综合掌握处罚的宽严尺度。对于过失犯罪后积极抢救、挽回损失或者有效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的，要依法从宽。对于造成的危害后果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情节特别恶劣或案发后故意隐瞒案情，甚至逃逸，给及时查明事故原因和迅速组织抢救造成贻误的，则要依法从重处罚。
33、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对于主犯或首要分子检举、揭发同案地位、作用较次犯罪分子构成立功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应当从严掌握，如果从轻处罚可能导致全案量刑失衡的，一般不予从轻处罚；如果检举、揭发的是其他犯罪案件中罪行同样严重的犯罪分子，或者协助抓获的是同案中的其他主犯、首要分子的，原则上应予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从犯或犯罪集团中的一般成员立功，特别是协助抓获主犯、首要分子的，应当充分体现政策，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34、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等严重犯罪；恐怖组织犯罪、邪教组织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等有组织犯罪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毒品犯罪再犯的严重犯罪者；确有执行能力而拒不依法积极主动缴付财产执行财产刑或确有履行能力而不积极主动履行附带民事赔偿责任的，在依法减刑、假释时，应当从严掌握。对累犯减刑时，应当从严掌握。拒不交代真实身份或对减刑、假释材料弄虚作假，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不得减刑、假释。
对于因犯故意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致人死亡或严重残疾而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或无期徒刑的罪犯，要严格控制减刑的频度和每次减刑的幅度，要保证其相对较长的实际服刑期限，维护公平正义，确保改造效果。
对于未成年犯、老年犯、残疾罪犯、过失犯、中止犯、胁从犯、积极主动缴付财产执行财产刑或履行民事赔偿责任的罪犯、因防卫过当或避险过当而判处徒刑的罪犯以及其他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罪犯，在依法减刑、假释时，应当根据悔改表现予以从宽掌握。对认罪伏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确有悔改表现的，依法予以减刑，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假释条件的，应当依法多适用假释。
五、完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机制
35、要注意总结审判经验，积极稳妥地推进量刑规范化工作。要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逐步把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充分实现量刑的公正和均衡，不断提高审理刑事案件的质量和效率。
36、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通过总结审判经验，制发典型案例，加强审判指导，并制定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性文件，推进对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案例指导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
37、要积极探索人民法庭受理轻微刑事案件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人民法庭便民、利民和受案、审理快捷的优势，进一步促进轻微刑事案件及时审判，确保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38、要充分发挥刑事简易程序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促进司法公正的功能，进一步强化简易程序的适用。对于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的第一审公诉案件，要依法进一步强化普通程序简化审的适用力度，以保障符合条件的案件都能得到及时高效的审理。
39、要建立健全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刑事案件审理机制，寓教于审，惩教结合，通过科学、人性化的审理方式，更好地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促使未成年犯罪人早日回归社会。要积极推动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改造和管理的各项制度建设。对公安部门针对未成年人在缓刑、假释期间违法犯罪情况报送的拟撤销未成年犯罪人的缓刑或假释的报告，要及时审查，并在法定期限内及时做出决定，以真正形成合力，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戒和预防工作。
40、对于刑事自诉案件，要尽可能多做化解矛盾的调解工作，促进双方自行和解。对于经过司法机关做工作，被告人认罪悔过，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从而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由自诉人撤回起诉，或者对被告人依法从轻或免予刑事处罚。对于可公诉、也可自诉的刑事案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理，依法定罪处罚。对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等轻微刑事案件，诉至法院后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应当予以准许并记录在案。人民法院也可以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此类案件尝试做一些促进和解的工作。
41、要尽可能把握一切有利于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结案的积极因素，多做促进当事人双方和解的辨法析理工作，以更好地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努力做到案结事了。要充分发挥被告人、被害人所在单位、社区基层组织、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和近亲属在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协调各方共同做好促进调解工作，尽可能通过调解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并以此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的谅解，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42、对于因受到犯罪行为侵害、无法及时获得有效赔偿、存在特殊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及其亲属，由有关方面给予适当的资金救助，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各地法院要结合当地实际，在党委、政府的统筹协调和具体指导下，落实好、执行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
43、对减刑、假释案件，要采取开庭审理与书面审理相结合的方式。对于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原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要一律开庭审理。对于故意杀人、抢劫、故意伤害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犯罪分子，有组织犯罪案件中的首要分子和其他主犯以及其他重大、有影响案件罪犯的减刑、假释，原则上也要开庭审理。书面审理的案件，拟裁定减刑、假释的，要在羁押场所公示拟减刑、假释人员名单，接受其他在押罪犯的广泛监督。
44、要完善对刑事审判人员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监督机制，防止宽严失当、枉法裁判、以权谋私。要改进审判考核考评指标体系，完善错案认定标准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法官考核机制。要切实改变单纯以改判率、发回重审率的高低来衡量刑事审判工作质量和法官业绩的做法。要探索建立既能体现审判规律、符合法官职业特点，又能准确反映法官综合素质和司法能力的考评体制，对法官审理刑事案件质量，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刑事审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进行全面、科学的考核。
45、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等部门的联系和协调，建立经常性的工作协调机制，共同研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措施，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要根据“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法律原则，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既各司其职，又进一步形成合力，不断提高司法公信，维护司法权威。要在律师辩护代理、法律援助、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开展社区矫正等方面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和协调，促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效实施。

⑥ 《论犯罪与刑罚》的中文译文

《论犯罪与刑罚》
前言：

外国法律文库序
外国法律文库是一套大型翻译丛书，入选书目主要是外国尤
其是西方的重要法律著作。中国法学界15名从事外国法与比较法
研究与教学的学者组成的编译委员会负责确定书目和组织翻译，
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印行。受编委会之托，我将组织出版这样
一套丛书的缘起及有关情况作些说明。
我平生治学，以罗马法和西方民商法为主。50年代末以后的
20多年间，我国法制建设历尽坎坷。那时，像罗马法这类洋货，不
仅是奢侈品，简直可以说是违禁品。“文革”结束后，法制建设与
法学教育都逐渐走上正轨。10多年来，在我所在的大学里，罗马
法、西方民商法以及比较法等都成了深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在立
法方面，每制定一项法律都广泛地搜集国外立法资料，博采众长，
以求既符合中国情况，又顺应国际潮流。不过，在这些过程中，有
一个困难时时制约着人们的手脚，限制着人们的视野，那就是翻
译为中文的外国法律著作数量太少。说来难以置信，自1949年直
到今天，西方法律学术著作在大陆译为中文出版者只有寥寥10余
种。这些著作的汉译又没有有效的组织，因此必然存在着书目安
排上缺乏系统性、选材上却不乏偶然性的毛病，甚至有个别译本
的译者中外文修养不够，率尔操觚，致使误译多有，贻患学林。在
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期待对外国法律的全面而准确的认识
了，而没有这样的认识，又怎么能希望博采众长、融合中外的借
鉴呢？
近年来，组织翻译一套外国法律丛书一直是我的一个迫切的
念头。曾与法学界的一些同行谈起，他们也都对这样一项工程极
表赞成。曾对中国文化研究提供过大力支持的福特基金会也决定
对该项目提供赞助。1991年初，外国法律文库第一届编委会正式
成立。15位委员中包括了北京法学界——今后还要吸收各地学
者，使其成为一项全国性的学术事业——的一些知名教授和中青
年学者。编委会确定了这套丛书在选题方面的三个标准：（一）以
学术著作为主，兼顾重要的立法文件；（二）以本世纪作品为主，
兼顾此前的经典著作；（三）以西方作品为主，兼顾其他地区的代
表性作品。力求通过整套丛书反映外国法学与法律的概貌，为学
术研究提供素材，为法律教学提供辅助，为国家立法提供借镜，为
一般读者提供有益于增进法律知识和培育法治意识的读物。编委
会又聘请了4位外国著名法学家作为顾问，以更好地保证选题上
的权威性。在译校者的确定上，除语言修养外，还要求他们是相
关领域的专家，以有利于忠实地传达原意。丛书的规模，初步确
定为50种，当然，若条件许可，它完全应当成为一套不间断出版
下去的丛书；法律翻译要追随法律与法学的发展，如同译文要忠
实地追随原文。
外国法律文库能够顺利出版，得益于法学界的一些资深教授
的积极参与，他们有些参加了编委会，做了大量细致而有效的工
作。有些虽然不是编委，却也给予文库热情的关心，他们推荐书
目与译者，有些还应邀审阅译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以其眼界、才
华以及勤勉的工作精神，使文库的翻译进度与质量得到了保证。福
特基金会对文库的翻译与出版提供了宝贵的资助。所有这些都是
应该在这里深表谢意的。
声称作品“错误在所难免”已成为一些序文的套语，对于外
国法律文库一类的翻译丛书来说，这样的俗套却决非客套——完
美到无可挑剔程度的译作至今还只是一种理想。但是，重要的在
于积极的参与和认真的实践。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热衷此道，随
着一本本译著的出版，作为文化建设事业组成部分的法律翻译，必
将会对我国的法制现代化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翻
译的技巧也会日渐成熟。我对于这样的前景，套用一句老话，诚
可谓馨香而祝之矣！
是为序。

--------------------------------------------------------------------------------
内容简介：

本书简介
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创
始人贝卡里亚的这部著作，
篇幅不大但影响却极为深
远。该书初版于1764年，是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对刑罪原
则进行系统阐述的著作。全
书洋溢着伟大的人道主义气
息，对刑讯逼供和死刑进行
了愤怒的谴责，鼓吹刑法改
革，力倡罪刑相适应的近代
量刑原则。本书问世后立即
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声誉，
被译为多种文字，它对于俄
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等国
的刑法改革具有重大的影
响。该书被誉为刑法领域里
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

--------------------------------------------------------------------------------
请读片断：

六 关于逮捕
就社会自身的安全来说，同样违背其宗旨的一个错误是：允
许执行法律的官员任意监禁公民，允许他根据微不足道的借口剥
夺某个私敌的自由，或者无视最明显的犯罪嫌疑，使他的朋友不
受处罚。
监禁是一种特殊的刑罚，它需要在宣布犯罪之前执行。但是，
这一明显特点并不使它失去另一基本点，即只有法律才能确定一
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应受刑罚。因而，法律应指出：应根据哪些嫌
疑而羁押罪犯，强制他接受审查和刑罚。公开的传闻、逃跑、法
庭外的供认、同伙的供述、对侵害目标的威胁和长期仇视、犯罪
的物证等类似犯罪迹象，都足以成为逮捕某个公民的证据。但是，
这些证据应该由法律来确定，而不是由法官来确定。当法官的决
定不是对公共法典中基本准则的具体表述时，就是侵犯政治自由。
随着刑罚变得宽和，随着从监所中消除了凄苦和饥饿，随着
怜悯和人道吹进牢门并支配那些铁石心肠的执法吏，法律将心安
理得地根据嫌疑决定逮捕。
一个被控犯了罪的人，经监禁而获释后，不应背上什么耻辱
的名声。多少被指控犯有极严重罪行的罗马人，在被证明无罪之
后，受到人民的尊重，并登上了光荣的职位！但是，在我们这个
时代，为什么一个无辜者的结局竟如此不同呢？因为在一些人的
眼里，目前刑事制度中的强力和权威的观念似乎比公正的观念更
重要。因为受控告者和已决犯被不加区别地关在同一个秘密监狱
里；因为监狱与其说是对罪犯的看守所，不如说是一个刑场；因
为对内维护法律的力量与对外保卫主权和国家的力量，本应相互
统一，却相互分离了。前者本应依靠法律的共同支持与判断力结
合起来，而不是依靠那种直接的权威。一支威武雄壮的军队所赢
得的荣耀本可以消除耻辱感，同其他民间感情一样，与耻辱感联
系较紧的是逮捕的方式而不是该事物本身。事实上人们公认：军
事监禁并不像法庭监禁那样声名狼藉。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民众、
习俗和法律中仍保留着有辱国家现代文明的东西，仍保留着我们
北方狩猎祖先的一些野蛮的痕迹和粗暴的观念。

--------------------------------------------------------------------------------
目录：

目录
外国法律文库序
致读者
一、引 言
二、刑罚的起源惩罚权
三、结 论
四、对法律的解释
五、法律的含混性
六、关于逮捕
七、犯罪嫌疑和审判形式
八、证 人
九、秘密控告
十、提示性讯问口供
十一、宣 誓
十二、刑 讯
十三、程序和时效
十四、犯意、共犯不予处罚
十五、刑罚的宽和
十六、关于死刑
十七、驱逐和没收财产
十八、耻 辱
十九 刑罚的及时性
二十、刑罚的确定性和必定性恩赦
二十一、庇 护
二十二、悬 赏
二十三、刑罚与犯罪相对称
二十四、衡量犯罪的标尺
二十五、犯罪的分类
二十六、叛逆罪
二十七、侵犯私人安全的犯罪暴侵
二十八、侮 辱
二十九、决 斗
三十、盗 窃
三十一、走 私
三十二、关于债务人
三十三、关于公共秩序
三十四、关于政治惰性
三十五、关于自杀和流亡
三十六、难以证明的犯罪
三十七、一类特殊的犯罪
三十八、虚伪的功利观念
三十九、关于家庭精神
四十、关于国库
四十一、如何预防犯罪
四十二 总 结
贝卡里亚传略
译后记

--------------------------------------------------------------------------------
后记：

后记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译本，是根据意大利著名刑事诉讼法学
家江·多麦尼哥·皮萨比亚（Gian Domenico Pisapia）教授1973年
编辑的意大利文版本译出的；几年来，译者又参照其他几种版本
作过数次校订。皮萨比亚教授的版本采用的是法文译者、著名
“网络全书派”学者莫雷莱编排的章节次序，即42章。贝卡里亚
本人曾认为这个经调整的次序比原作的次序（47章）“更为自然”，
因而“更为可取”。我所作的唯一调整是把一些较长的段落划分成
若干自然段，因为，贝卡里亚这本书浓缩了大量含义深刻的论点，
我想应该多留出些间隙，让读者能较为从容地品味其中的意蕴。
为了便于读者核对原文，译者在正文边缘标出1973年意大利
文版本的对应页码。
附于译文后的《贝卡里亚传略》，是我根据收集到的各种关于
贝氏的生平介绍和评论文章整理撰写的。这些外文材料也包含不
少矛盾和歧异，就拿贝卡里亚1766年1月26日写给莫雷莱的信
来说吧，我见到的几个意大利文本相互间都有差异；我尽量采用
那些由比较专于此项研究的学者援引的材料。在写作中，我还对
几年前出版的拙作《贝卡里亚及其刑法思想》援引的个别译文，作
了订正。
这本书的出版使我内心中一个最大的宿愿得以实现，我一直
把《论犯罪与刑罚》作为我的第一位法学启蒙老师，今天能够把
这个译本献给全社会，真使我有一种报恩者的满足。在这里，我
应当对余叔通教授表达深切的谢意，他对照本书的英、法、日等
几种译本，对全书进行了认真的审阅，提出了许多改进译文的意
见，他的严谨的治学态度、简洁优雅的文笔以及提携后学的风范，
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以到席殊书屋去看哦!

⑦ 刑罚功能的功能分类

刑罚是对犯罪人适用的强制方法，它首先对犯罪人发生作用。刑罚对犯罪人的功能，主要有如下两种：1.惩罚功能。刑罚是惩罚犯罪人的手段，它以剥夺犯罪人一定的权益为内容，同时包含着国家对犯罪人的否定评价。所以受到刑罚处罚，必然使犯罪人感受到相当的痛苦。日本学者吉川经夫指出：“作为报应的刑罚，以对受刑者剥夺其财产、或剥夺其身体的自由，有时剥夺其生命为内容。那对被科处刑罚者是明显的非常痛苦。刑罚是一种害恶，必须发生痛苦这一现实，必须率直地承认。”事实确系如此而不可能相反。因为如果遭受刑罚处罚，犯罪人不是感到痛苦，而是生活上优于社会上普通人的生活，心理上觉得在监狱里比在社会上还好，那就失去刑罚的意义，丧失刑罚的惩罚功能，不仅无助于抑制犯罪，而且会鼓励犯罪。任何刑罚处罚都会使犯罪人因受到严厉制裁和国家的否定评价而感到痛苦。服刑人亲身承受犯罪带来的这种恶果，就会考虑今后避免再遭受类似的痛苦，从而就会产生抑制重新犯罪的意念。当然，刑罚的这种功能也因人而异，对多数犯罪人特别是初犯或偶犯，刑罚的惩罚功能可能明显见效，而对某些犯罪恶习很深的人可能很难产生预期的惩罚作用；但不能因此否定刑罚的惩罚功能的存在。顺便指出：有的同志把剥夺犯罪人的一定法益，称为剥夺功能，将国家对犯罪人的否定评价，称为惩罚功能，二者并列存在，我们认为这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剥夺一定权益是刑罚惩罚的根本内容，国家的否定评价是通过剥夺一定权益来实现的，离开了一定权益的剥夺，惩罚就失去了根本内容，国家的否定评价也不易实现。所以我们认为不宜将剥夺功能置于惩罚功能之外。这就是我们将两者一起列入惩罚功能中论述的原因。
2.改造功能。有的同志称为教育改造功能，这可以说是中国刑罚对犯罪人的主要功能。刑罚对犯罪人的惩罚功能是与刑罚的产生同时产生的，它具有久远的历史；而刑罚对犯罪人的改造功能，则是近代以后才为西方启蒙思想家和近代学派的刑法学者所大力倡导。启蒙思想家荷兰学者格老秀斯（HugoGrotus，1583—1654）明确提出惩罚的第一目的是“改造”。他说：“关于惩罚的第一目的，就象保罗、普鲁塔克和柏拉图所说的‘改造’。惩罚的目的就是使一个罪犯变成一个好人。”近代学派代表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力倡目的刑主义，他将犯罪人分为机会犯罪人与习惯犯罪人，后者又分为改善可能者和改善不能者，主张对改善可能者可处以自由刑，让其参加劳动，逐渐习惯于正常生活，以至改造成为普通人而复归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社会防卫论的创始人法国刑法学家安塞尔（M.Ancel，1902—1990）进一步强调犯罪人有复归社会的权利，社会有使犯罪人复归社会的义务，主张社会应当并且能够把犯罪人教育改造成为新人，复归社会。西方刑法学者虽然大力提倡对犯罪人的改造，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端，在多数国家改造收效甚微，以致在西方国家的监狱实务中，有的监狱工作者毫不讳言地表示，他们不讲什么改造，并说，“那是骗人的鬼话”。这反映了他们在改造犯罪人上的失败。
刑罚虽是对犯罪人适用的，但它同时是社会的防卫手段。因而刑罚不仅对犯罪人发生作用，而且对社会产生作用。刑罚对社会的功能，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种：1.威慑功能。或称威吓功能，即刑罚以其具有剥夺权益的强制力使人畏惧而不敢犯罪。中国古代法家即持此主张，如韩非说：“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是以上设重刑而奸尽止”，商鞅说：“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都认为重刑具有强大的威慑功能，可以防止犯罪。近代西方刑法学者对于刑罚的威慑功能，存在着分歧意见。刑事古典学派著名代表费尔巴哈是肯定刑罚的威慑功能的，他主张应当使人们预先知道犯罪而受到刑罚惩罚的痛苦，大于因犯罪所得到的快乐，就会产生抑制其心理上萌生犯罪的意念，从而可以防止犯罪。刑事人类学派创始人龙布罗梭则是否定刑罚的威慑功能的，他说：“今则刑罚宽和，监狱舒适，更无令人恐吓之理；况施罚所以恐吓他人，公道究何在乎？”他认为近代的刑罚既无威慑之力，也无威慑他人之理，从而完全否定刑罚的威慑功能。我们认为既不能夸大刑罚的威慑功能，也不宜否定刑罚的威慑功能，刑罚具有一定的威慑功能是客观存在的。详言之，刑罚不是对任何人都产生威慑的效果，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奉公守法，从没有想到违法犯罪，这不是因为害怕犯罪后会受到刑罚处罚，而是由于他们具有良好的思想意识：对于极少数恶性很深或者犯罪习性很深的人来说，他们虽然知道犯罪后会受重惩，也不惜以身试法，刑罚对他们很难发挥威慑功能。但对一部分潜在犯罪人或者不稳分子来说，刑罚的威慑功能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他们可能慑于刑罚的威力而不去实施犯罪行为，因而对刑罚的威慑功能，需要给予应有的重视。
刑罚的威慑功能在刑罚的三个阶段上都存在。首先是法定刑，立法上规定某种犯罪应处什么刑罚，这向全社会提供一个犯罪与刑罚的对价表，使欲犯罪者了解后，不愿为犯罪付出高昂的代价，会望而却步。其次是宣告刑，对实施犯罪的人，在查明其犯罪事实后，依法宣布对犯罪人判处的刑罚，有违法犯罪意念者看到罪犯受到现实的刑罚惩罚，不愿重蹈覆辄，会从中汲取教训，打消犯罪意念。最后是执行刑，犯罪人身受执行刑罚之苦，多为社会上的人所知晓，有犯罪之念者闻知个中情况，也可能知所警戒，回心向善。因此，我们对刑罚在各个阶段上的威慑功能都不应忽视。
2.教育功能。对一些犯罪规定一定的刑罚，可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了解违法犯罪行为的后果，自觉地遵纪守法，并积极参与同犯罪分子的斗争。对犯罪人判处应得的刑罚和执行刑罚，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知法、懂法，认识犯罪之后刑罚的不可避免，会提高人民群众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同犯罪分子斗争的积极性。中国对重大案件常常举行公判大会，其意义既在于震慑潜在犯罪人，也在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教育整个社会。毛泽东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判处黄得功死刑一案曾经指出：“黄得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遍的人。”这说明对应处刑罚的犯罪人判处刑罚，对广大人民群众都具有教育功能。
3.鼓励功能。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侵害公民利益，危害社会秩序，广大奉公守法的公民，对之无不心怀痛恨。在犯罪人受到刑罚的宣判和执行时，他们解除了心头之恨，由衷感到欢欣鼓舞，特别是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判处刑罚时，更是如此。1983年严打前后的情况就是很好的说明。1983年8月以前，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打击，社会治安状况严峻，曾出现“坏人神气，好人受气”的情况，后来，给予犯罪分子严厉刑罚制裁，正义得到伸张，“坏人神气，好人受气”就转化为“坏人丧气，好人神气”。这一事实说明，刑罚对罪犯的惩治，就是对人民群众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支持。这是刑罚的鼓励功能的生动表现。 教育可以使人增长知识，改变观念，提高思想，学会技能；所以从事教育职业的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由于教育具有如此功能，因而它也是改造罪犯不可或缺的方法。 《监狱法》设立“对罪犯的教育改造”专章，详细规定了对罪犯的教育改造。但是应当指出，对服刑罪犯的教育也与社会上的教育有所不同，它是以刑罚的惩罚功能为基础的，并且是为改造罪犯成为新人服务的。为了收到教育改造罪犯的良好效果，在改造罪犯的教育中，应当因人施教，分类教育，以理服人；并且采取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狱内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以更好地发挥刑罚的教育改造功能。按照内容来划分，改造罪犯的教育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甲）思想教育。这是以改造罪犯思想为根本要求的教育，包括法制、道德、形势、政策、前途等内容，旨在使服刑人通过这些教育、知法、懂法、守法，增强法律意识，增养道德观念，习于遵守公德，认清形势，了解政策，选择好的前途，自觉接受改造，以便成为对社会有用的新人。
（乙）文化教育。根据部分统计资料，犯罪人的文化程度一般都偏低，有些甚至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因而在犯罪人服刑期间，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对他们进行扫盲教育、初等教育或初级中学教育。提高服刑人的文化素质，有利于其复归社会，适应社会生活。
（丙）职业技术教育。根据监狱生产和服刑人释放后就业的需要，对服刑罪犯进行专业技术教育，使他们掌握某种专业技术，以便复归社会后具有自食其力、独立生活的能力。

⑧ 西周的刑罚有哪些

西周法制指导思想：：继承神权，提出德治思想。
l、以德配天
2、明德慎罚：是西周时期提出的一种法制思想。内容简单说来即提倡德治，谨慎使用刑罚。
西周各代统治者把道德教化与刑罚镇压结合起来，形成了西周时期“礼”、“刑”结合的法制特色。“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法制观，被后世奉为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想的原则与标本。
3、刑法世轻世重：（西周）是指应根据时世的变化来确定用刑的宽与严、轻与重，具体内容是：“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
西周立法概况：
1、周公制礼：西周时期周公将夏商时期的礼制加以整理编撰而成。
2、西周时期的礼
“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以及言行规范的总称，是一种综合性的行为规范。
礼的内容：“亲亲”与“尊尊”是礼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影响中国古代法律的两项重要制度。“亲亲”“尊尊”、维护的是以父权为主的家族关系和以君权为主的等级关系。
3、吕刑。西周时期周王朝司寇吕侯所作，又称甫刑，注意尚书中的吕刑篇不是成文法典，而是对此次法制改革的一次记录。
4、九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有两种含意：一是指周朝的刑书，另一种含义是西周的刑法。
5、遗训、段彝。“遗训”是指先王留下的遗制，“段彝”是指商朝的习惯法。
刑事司法政策，是刑事政策的司法化，是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对于刑事司法政策的考察，离不开对刑事政策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刑事政策的不同，主要是对不同的刑事法制指导思想的具体反映，刑事政策的变化反映了刑事法制指导思想的发展变化。而中国刑事政策发展的历史无疑也蕴含在中国刑事法制指导思想的发展变化之中，体现在刑事司法过程的法律适用之中。自先秦中华法系初成直至晚清法制改革之前，中国历代的成文法典始终处于民刑不分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诸法合体”，但又以刑为主。中华法系的成文法典，大都以维护其封建统治政权为中心，将不利于其政权稳定、不利于其封建统治的行为统统禁止于法律之中，行为性质涉及民事、刑事、行政等各领域，国家对于违反法律的行为一律规定为犯罪，科以刑罚，国家司法机关也没有明确的民、刑划分。因此，对于中国历史上各朝代有关于刑事法制思想的考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我国刑事法律政策的变迁。

⑨ 刑法思想古典学派和近代学派的区别

您好，以下是两个刑法学派的区别：
1.历史背景和研究方法
古典学派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启蒙运动是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强调个人应当基于理性的自觉，以评价一切社会及政治措施。古典学派即受此思想影响，对当时不合理的刑罚制度进行了抨击。近代学派的兴起，则是受当时自然科学的影响，试图以科学研究的实证方式，寻求犯罪原因，探求犯罪对策。因此，其实证研究方法与古典学派的哲理思辨有根本不同。
2.方法论
a、古典学派用思辨的方法和演绎的方法进行研究，把启蒙思想家甚至更早的思想家们提出的理论观点作为大前提，使用三段论的逻辑思维方法，推论出当时的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的不合理性和非正义性，演绎出自己的结论或观点；而近代学派则采用实证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把实际存在的客观事实作为理论的基础，从对客观事实的调查研究中归纳自己的观点。
b、古典学派主张自由意志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犯罪行为是个人自愿选择的结果；而近代学派主张决定论，承认一切事物中都有因果决定性，犯罪行为是由一定的因素决定的，而不是存粹的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
c、古典学派采用犯罪的法律定义；而近代学派并没有采用法律上对犯罪所下的定义，他们活着创立新的明确的犯罪概念及定义，或者没有提出明确的犯罪定义，而是比较含糊地使用犯罪一词，把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都包括在犯罪之中。
3.研究重点
古典学派与近代学派在犯罪研究重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具体表现为：
a.古典学派着重研究犯罪行为，而近代学派着重研究犯罪人。
b.古典学派着重研究犯罪行为的法律方面，把犯罪与刑事司法密切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而且，他们研究犯罪行为的重要目的是“公正地”适用法律，达到罪刑相适应；而近代学派着重研究犯罪行为的现象学方面和犯罪产生的原因，研究犯罪的重要目的是查明犯罪规律和犯罪原因，寻求消灭犯罪的方法。
4.犯罪对策
古典学派与近代学派在对犯罪行为提出的对策反面，也有很大差别。古典学派把刑罚最为最重要的减少和消灭犯罪的对策，在怎样更好对犯罪人使用刑罚，从而醉倒限度地发挥刑法的威慑效果方面做文章；而近代学派则认为，应当对犯罪人进行科学的矫正治疗，因而提出了许多科学的处置犯罪人的“刑罚替代措施”。
5.犯罪原因
古典派犯罪学认为，犯罪是犯罪人在自由意志支配下的选择，因此，理应由行为人承担全部的责任。近代学派从根本上否认了自由意志的存在，主张把自由意志这一虚假的命题驱逐出犯罪学研究的领域。正如菲利所说的那样，“当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武装起来的近代心理学否认了自由意志的存在, 并证明人的任何行为均系人格与人所处的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时，你还怎样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呢？”在此基础上，分析实证主义犯罪学家提出了他们关于犯罪原因的看法。龙勃罗梭在分析了大量的人体解剖数据后, 提出了天生犯罪人理论。他认为犯罪是由罪犯的个人基因决定的，而这些基因通过遗传获得，因而所谓的犯罪人是天生的。由于其天生犯罪人理论, 龙勃罗梭又被称为犯罪人类学派的开创者。虽然都否认自由意志的存在, 但是菲利关于犯罪原因的论述明显区别于龙勃罗梭。在他看来, 犯罪的原因应当包含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在以上三个因素中, 菲利最为看重的是社会因素, 这是与龙勃罗梭最大的区别点，因此，菲利又被称为犯罪社会学派。
6.刑罚裁量依据
古典犯罪学派关注的中心是罪犯所犯之罪行，但是对于犯罪人主观方面，基本不考虑。以往古典犯罪学派理论中，刑罚是以惩罚性为基础的，这种惩罚性包括报应与威慑两个方面。希望藉刑罚的惩罚性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而近代犯罪学派对这种惩罚性到底有多大的作用产生了质疑。菲利认为“古典派犯罪学注意的仅仅是刑罚，注意在犯罪发生之后借助于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各种恐怖后果来确定镇压措施。”近代学派以社会责任论代替道义责任论, 认为既然犯罪是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所谓的自由意志并不存在, 因此, 犯罪应受惩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其承担责任的基础不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而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刑事责任的本质是防卫社会。
7.刑罚方法
虽然古典犯罪学派反对残酷的刑罚，主张刑罚的人道和宽和，但是在古典犯罪学派的刑罚对策当中，处处透露出一种等价报复的思想，他们希望藉刑罚的威慑性和报复性来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近代学派质疑刑罚威慑力的存在, 认为既然引起犯罪的原因是多元的，那么对于犯罪，绝对不能幻想依靠刑罚措施来应对。事实上，预防犯罪从来就不是刑罚所能解决的问题，这需要大量其他的制裁性措施和替代措施。
8.刑事责任论的差异
古典学派认为，犯罪是自由意志的人违反理性要求的行为，故应负其道义责任。近代学派则认为，人无自由意志，并无道义责任的问题。犯罪人之所以要负刑事责任，是因为其行为已对社会构成威胁或破坏。国家对犯罪人加以制裁。是为了保卫社会。
9.刑罚裁量依据的差异
古典学派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皆有平等的自由意志，故刑罚适用的轻重应以客观危害后果为标准。近代学派则认为，刑罚轻重的裁量，应以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为标准。不应以行为的结果为标准。
10.刑罚目的论的差异
古典学派认为，因果报应为自然的理性，对犯罪者科以刑罚，是其应受的报应。但应为等价的报应，否则，刑罚超过罪责，即属于违反公平原则，显然不符合正义的精神。近代学派则认为刑罚并非对于犯罪的报应，其目的在于对保障公共生活的安全。它一方面教育改善犯罪人，预防其再犯；另一方面，在于儆戒一般公民，使其有所畏惧，不敢触犯法网。
总体上说，旧派重规范、新派重事实。旧派往往从规范出发，而规范是针对一般人制定的；旧派同时注重对个人自由的保障，在一般性规范适用于具体的人时，为了救济人情弱点，又要求因人而异地考察个人的知能水平是否适用一般性规范的要求。新派一般从事实出发，认为各个人都是不同的，有的天生具有犯罪的社会危险性，有的则不具有。但同时又注重对社会的防卫，甚至认为，不具有一般人的知能的人都是对社会有害的人，于是，他们又以一般人的标准要求所有的人。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