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法

① 自然法、万民法、市民法

自抄然法
关于自然法的含义，在人类认识史上出现过多种不同的认识。但通常是指宇宙秩序本身中作为一切制定法制基础的关于正义的基本和终极的原则的集合。它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其中智者学派将“自然”和“法”区分开来，认为“自然”是明智的，永恒的，而法则是专断的，仅出于权宜之计。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断定能够发现永恒不变的标准，以作为评价成文法优劣的参照。
万民法
万民法意即“各民族共有的法律”，是继公民法之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罗马司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用来调整罗马公民和异邦人之间以及异邦人和异邦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罗马法律。在罗马法司法体系中，万民法是比较成熟和发达的部分，也是后期罗马法的基本内容。
市民法
罗马公民法由公元前450年开始公布的"十二铜表法"逐渐演变而来，适用于共和国时期的公民，用来调整罗马公民之间的关系。

② 求罗马公民法和万民法的区别

二者有以下几方面区别：
1、对象不同：

（）公民法的对象是罗马公民 ；

（2）万民法的对象是罗马公民与非罗马公民，非罗马公民之间；

2、内容不同：

（1）公民法的内容是公法较多；

（2）万民法的内容是所有权与债法；

3、来源不同：

（1）公民法的来源是民众大会、元老院决议，习惯法规范；

（2）万民法的来源是清除了形式主义的罗马固有的“私法”规范；同罗马人发生联系的其他各民族的规范；以及地中海商人通用的商业习惯与法规等；

4、程序不同：

（1）公民法的程序形式主义；

（2）万民法的程序更为灵活。

(2)市民法扩展阅读

早期的“古罗马平民”与“古罗马公民”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不过两者都是自由民，至于奴隶的地位则没有任何差别。

王政时代后期，古罗马平民大都是外来的移民以及脱离古罗马血缘群体的社会成员，被排除在古罗马公民的血缘组织之外，因而具有政治和经济上的无权性（比如公有地的使用权），经济上的私有性和对罗马贵族和氏族部落的依附性。从法律上看，《公民法》适用于古罗马公民，而《万民法》适用于古罗马平民。

任何在罗马出生的男人都是罗马公民,奴隶除外。公民有权投票,妇女除外。公民有权立约,有权具备合法的婚姻。公民不能够被判处死刑,除非他们被控诉叛国罪。

马的自由民指居住在罗马境内但不具备罗马公民的身份，自由民的根本特征是享有财产权。自由民可区分为上层和下层，即贵族和平民两部分。前者不仅拥有大量地产和其他财产，而且享受各种政治特权。

③ 市民法与万民法的关系

市民法是调整罗马公民之间的法律,即平等的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是现代民法的始祖.
万民法,调整的是包括了埃及人,高卢人等等"外国人"的法律关系的法律.调整范围的不同是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
古罗马“自然法” 、“万民法”意义及关系考

“法”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时空有着不同的含义；从特定历史背景出发，去理解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法”的概念，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本文试图从西方法律史的二元观传统中去探求古罗马法中“自然法”、“万民法”及“市民法”的各种不同的含义，澄清相互之间的区别，并尝试提供一些可能的解释。

一、 西塞罗对古希腊自然法思想的继承

最早提出“自然法”一词的是赫拉克利特（约前5世纪），他认为：一切人法受哺于神法。自然法学说由此发端，遂历经希腊罗马、中世纪、和近代古典三大时期。考夫曼教授认为：这三大时期的自然法存在以下三点基本共性。第一、自然法是不变的和普适的，适于一切时间和一切人；第二、借助理性，自然法是可认识的；第三、自然法不仅是实证法的标准，而且在后者与其相悖时取而代之。[1]当然，这三点共性也非以同样的程度一以贯之于自然法的历史，在其各个阶段这些共性得到不同的彰显。

在历经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和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后，斯多葛派哲学最终完成了对“自然法”概念的塑造。斯多葛哲学以“自然”为核心，强调自然是支配性原则，其本质具有一种理性的品格，因此，自然法就是理性法(law of reason)，能为人类所认识；自然法也具有普遍性(common law of nature)，适用于一切人，这一特征恰应了斯多葛哲学家的终极理想——人们作为世界公民在“世界国家”(a world-state)里平等地生活。

希腊随着内战的消耗和外敌的入侵而逐渐衰败，富于实践精神的罗马人用鲜血和汗水促成了罗马的兴起。在法学界，西塞罗（公元前106—43年）可谓罗马人的开山鼻祖，正是他为后来鲜有哲学情调的罗马法学注入了源自古希腊的自然法精神。在其名著《国家篇》中，西塞罗鲜明地表达了他的自然法思想：

真正的法律是与本性相合的正确的理性（nature）；它是普遍适用的、不变的和永恒的；他以其指令提出义务，并以其禁令来避免做坏事。此外，它并不无效地将其指令或禁令加于善者，尽管对坏人也不会起任何作用。试图去改变这种法律是一种罪孽，也不许试图废除它的任何部分，并且也不可能完全废除它。我们不可以元老院和人民大会的决定而免除其义务，我们也不需要从我们之外来寻找其解说者或解释者。罗马和雅典将不会有不同的法律，也不会有现在与将来不同的法律，而只有一种永恒、不变并将对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有效的法律；对我们一切人来说，将只有一位主人或统治者。这就是上帝，因为他是这种法律的创造者、宣告者和执行法官。无论谁不遵从，逃避自身并否认自己的本性，那么仅仅根据这一事实本身，它就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即使是他逃脱了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惩罚。[2]

由此可见，西塞罗继承了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确证了上帝作为自然法创造者的权威。自然法的普世性和高级法特征在他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如此，西塞罗还首创了理论意义上的万民法概念，[3]他说：“… … 因此，我们的祖先认为，万民法和市民法是有区别的：市民法不可能同时是万民法，但是万民法应该同时也是市民法。”[4]这一经典论述不但间接地确定了市民法和万民法的外延，而且为下文对两者关系的厘清奠定了学理渊源。不过分地说，后世罗马法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论述大多围绕西塞罗的理论而展开。

二、盖尤斯的二分法及学理思考

盖尤斯（约130—180年），古罗马五大法学家之一。他是这样论述市民法与万民法的关系的：

所有受法律和习惯调整的民族都一方面使用他们自己的法，；另一方面使用对于所有人来说是共同的法。实际上，每一个民族都为自己创立法，一个城邦的法就是这种法，它被称为“市民法”，可以说它是该城邦自己的法。自然理性在所有人中创立的那个法，由所有人平等遵守，它被称为“万民法”，可以说它是对所有民族都适用的法。[5]

公元前242年，罗马首度出现了外事裁判官，其主要职责是裁判罗马人与外邦人及外邦人之间的案件。其时，陈旧、僵硬的市民法已远远不能满足正在不断对外扩张的罗马帝国在解决外邦人在罗马法律地位这一问题上的要求，外事裁判官遂根据自然法的一般原理处理纠纷，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反映罗马与与其有交往的异邦异国所共有的法律制度所组成的一个规则体系，罗马法学家称其为万民法。此即万民法的第二种含义——实践层面的外民法，后世所称万民法，通常就在这种意义上使用。[6]

那么，盖尤斯究竟是在哪种意义上使用“万民法”一词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从时间上讲，盖尤斯不可能不受到万民法制度的影响，他似乎是在描述一个业已形成的制度。而如果单纯从上文所引盖尤斯论述的文本意义来分析，他又似乎在重申前人西塞罗的主张。

后世学者在理解这一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依梅因的说法，是先有了万民法的具体制度，而后经古罗马法学家运用衡平的手段，将万民法制度与自然法联系了起来，赋予了万民法的理论意味。[7]凯利也持类似的看法，他甚至将这种作法的渊源追溯至西塞罗，指出其实证主义的一面，并认为西塞罗使用的实践性的“自然”概念在后世的罗马法学家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最终丰富了万民法制度；而对于理论意义上的万民法观念，仅仅是盖尤斯对“这一全然实践性的法律成长”套上了“比较研究的虚幻光环”和法学家偶然地给与其哲学意蕴罢了。[8]

但是，我们不难在梅因和凯利的论述中发现一些纰漏之处。他们都没有明确区分万民法的两种意义，这是他们所犯错误的认识论前提。梅因说：“所谓‘自然法’只是从一个特别理论的角度来看的‘万民法’或‘国际法’。… …它们之间的差别完全是历史的，在本质上，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区别。”[9]不难看出，梅因依然没有区别两种意义上的万民法，而是用“特别理论”这个语义含混的词描述了自然法与万民法的模糊关系。[10]凯利的错误如出一辙，他正确地指出了罗马法学家发展万民法的一面，但由于忽视了万民法的理论意义，从而做出了“不能将万民法定位或归入到自然法中的唯一例外是奴隶制度”这个看似正确实则没有完整透视万民法的结论。[11]

相比之下，尼古拉斯教授的观点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耳目一新。他认为：在盖尤斯的划分中，万民法与自然法同义，此即万民法的理论意义；无非是自然法侧重于强调法来源于自然原理，而万民法重在强调法的普遍适用。[12]当然，尼古拉斯并未忽视万民法制度的存在，他这样论述万民法两种意义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不知道‘万民法’（指理论意义上的万民法——引者注）这个词是如何应用于这套法（指实践意义上的万民法——引者注）的，或者有关的哲学观念对它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所能肯定的是：在盖尤斯时期，这个词，就像前面论述过的那样，在哲学和理论意义上都被使用，而且在这两种意义上，它都涵盖着除人法和继承法以外的大部分法。”[13]

因此，笔者认为：业已存在的万民法制度对盖尤斯是肯定产生了影响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盖尤斯就不能就此展开理论上的发挥，何况早先已有西塞罗的创举？至于两种意义的万民法之间，是否真能条分缕析，也许正如尼古拉斯所言：“罗马人从来不在实在法（即实际应用的发）与应当订立的法之间做这种明确划分。”[14]抑或对这一问题更精致的探讨，须等到与乌尔比安的说法展开比较后，我们才能有更加明晰的认识。

三、乌尔比安的划分法及相关争论

乌尔比安（约170—228年），古罗马五大法学家之一。与前人不同，乌氏给出了一种异于通说的自然法定义：

自然法是大自然传授给一切动物的法则，也就是说，这个法不是人类所特有的，而是生活在陆地和海洋的动物包括飞禽所共有的。由此而产生我们称之为“婚姻”的男女结合及其子女的生育与繁衍。我们可以见到其他动物包括野兽也都精通这门法。[15]

在他那里，万民法与自然法是有区别的，因为自然法是所有动物共同的法，而万民法仅仅是人类自己的法。[16]乌尔比安的这一划分，开启了以后罗马私法关于法的分类的争论，即所谓盖尤斯“二分法”与乌尔比安“三分法”之争。一个普遍的说法是：乌尔比安之所以区分自然法和万民法，是因为前者否认的奴隶制度为后者所包容；故此，二分法有别于三分法。[17]一直以来，我国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大多都是就事论事的介绍性文字，而甚少学理探讨。这里，笔者尝试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须明确的是：盖尤斯的“自然法”概念与乌尔比安的“自然法”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乌尔比安的“自然法”概念异于通说早就成为学界共识。对此，博登海默在引用利维（Ernst·Levy）的话时曾说：“这种由任何动物共同构成的法律共同体，不仅对于西塞罗和斯多葛学者来讲是闻所未闻的，就是现代学者也不认为这种观点是古典法学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18]

其次、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论述万民法两种含义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理论意义上的万民法与自然法一样，具有强烈的普世性特征。在信仰斯多葛哲学的罗马统治者那里，这一特征刚好迎合了他们建立世界国家的愿望，在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的万民法的发展历程中，理论意义的万民法为外事裁判官们提供了一个哲学上的旗号，使得实践意义上的万民法的法律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对此，著名自然法学家登特列夫作出了非常精辟的评价：“在他们（指罗马法学家——引者注）眼中，自然法并不是一套完整而现成的法规，而是一种诠释的手段。在使人定法适应于不断变迁的客观情况之历程中，在使一个国际文明（或毋宁说是超国家的文明）之法律体系日益精良的历程中，自然法与国际法一起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19]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观念性万民法与实践性万民法的区别。一言以蔽之，前者在观念上适用于世间之芸芸众生，而后者主要针对罗马及周围与罗马发生实际关系的地中海国家的人而言。

综上所述，不仅“自然法”概念在盖尤斯和乌尔比安那里是不同的，就连他们两人使用的“万民法”也存在些许的差异。盖尤斯的万民法，大多是观念性的；而乌尔比安的万民法，实践性色彩较浓。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乌尔比安承认奴隶制的万民法招致自然法[20]的否定，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四、奴隶制度——争论的焦点与实质

乌尔比安的这段话让人再熟悉不过：“就市民法来说，奴隶被认为不是人；但是根据自然法，情形便不同了，因为自然法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21]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法学家弗洛伦提努斯（Florentinus）的一段话：“奴隶制是万民法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是同自然背道而驰的——因为根据这种制度，一个人被迫变成了另一人的财产。”[22]不难看出，法学家们在这里所论述的万民法，显然是指实践性万民法而言。在实践性万民法中，奴隶不再被当作人（Pesona）来对待，而沦为权利的客体。

隐藏在这个问题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罗马法中的法律拟制技术问题。作为具体的法律制度而存在的市民法与万民法，是罗马人立法思维的产物，而非如自然法那样，乃是神明启示的结果（西塞罗）。在罗马法，Homo指生物状态上的人，而Pesona概指权利主体。民法上的自然人概念，实即滥觞于罗马法对人的拟制。学者认为：“自然人是一个法律构造的独特概念，它只向特定的法学含义，指称个人得在法律上作为权利主体的那一存在范畴。这一部分，是生物意义上的人处于自然状态所不具有的存在形式。生物意义上的人获得自然人形式，因此是立法承认的结果。”[23]故此，在罗马民法中，奴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而是作为权利客体存在于实践性万民法制度中。但是，自然法是主张人人平等的，借用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在存在自然法的自然状态中，人人生而平等，奴隶制度自然是没有容身之地的。[24]

五、二元观传统下的万民法与自然法——一个简短的小结

西方法律史中，历来存在应然法与实然法的对立；在康德、黑格尔以前的法哲学史中，这一二元观尤指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对立。尽管在古罗马时期，法学家们对实践问题的强调远远高于哲学上的进步；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完全无视对正义的追求，事实上，较之于希腊人，他们无非是更多地从实践的角度去关注正义的实现。希腊哲学对他们的影响，显著地表现在他们对法的认识上，他们关于法的分类的探讨，并未因为似乎多了一层实践的色彩而褪去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好在各自立场不同、观点各异，为我们更加明晰的透视他们的法律观拓展了可资比较的视野。因此，在本文中，笔者试图竭力廓清所谓 “二分法”与“三分法”区分之后的学理内涵，不知实情是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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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夫曼：《法哲学的问题史》，载[德] 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 / 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02页。

[2] [古罗马]西塞罗：《法律篇》Ⅲ22（33），中译文参见沈叔平、苏力译《国家篇法律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4页。

[3] 对此，考夫曼如此评价：“在他（指盖尤斯——笔者注）的影响下，在罗马还产生了万民法（Jus Gentium），它不是今天所指的国际法，而是自然法，它适于每一个人，而不论他是市民还是外来民，是自由民还是奴隶。”参见考夫曼：前揭文。

[4] [古罗马]西塞罗：《论义务》C3，17，69.中译本参见王焕生译《论义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④ 为什么说民法是市民法

民法的性质集中表现为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市民社会是纯粹由个人作为主体参与的社会，是法律主体的生存之本。民法是私法，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仍然是法律的一种基本分类。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民法的理念有二：一是私权神圣，一是私法自治。私权神圣包含私权本位、权利不受侵犯，且私权以人格权和所有权为核心。私法自治以意思自治为灵魂。

民法乃一国法律体系中之基本法，与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共同构成一国之部门法体系，为最重要的法律部门之一。

民法者，市民社会之法则也。汉语中“民法”一词实非古汉语固有之词，而乃西方法律文明之舶来品。我国近现代民法一语，究其渊源，第一步可追溯到日本民法，恰如学者所言，“民法一语，典籍无所本，清季变法，抄自东瀛”[1]；第二步可追溯到法国民法，因日人是从法语droitcivil转译而来；第三步则须追溯到罗马法，盖因法语中的droitcivil乃来自于罗马法中的juscivile即市民法，其他欧陆诸国如德、瑞、意等关于此语之名称也均系由市民法转译而来[①此说为我国民法学界前辈学者之通说。但关于日人中谁是使用“民法”之第一人，则有二说：一说为箕作麟祥，其在转译法语 droitcivil时将其译作民法；一说为津田真道，其在转译荷兰语burgerlykregt时将其源于日本民法学者穗积重远之考证。].而日人转译时从其简，省掉了一个“市”字，遂有汉字中“民法”之称谓。是故，民法之真正根源乃罗马法，研究民法的人便无不“言必称罗马”。

一、民法的性质：市民社会的法

民法的性质表现在四个方面：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民法是私法；民法是实体法；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其中，市民社会的法是民法性质的集中体现。

（一）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

通过对民法一词的语意与渊源考察我们已经得知，民法者，实乃市民法之简称也，而市民法者，当为市民社会之法也。何谓市民社会？社会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存在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依两种方式发生，一种是直接面对其他社会成员而发生，包括家庭成员，另一种是通过国家这一中介而发生。由此形成两种社会关系，前一种社会关系因直接发生于社会成员之间，故其有关内容取决于社会成员个人的意志，而后一种社会关系通过了国家的中介，国家必将其意志体现在其中。体现社会成员个人意志的社会关系当以个人或私人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而体现国家意志的社会关系当以国家或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由此，人所参与的全部社会关系不外乎此两种类型，而社会也就因此可以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证上划分为两种，一种为纯粹由个人作为主体参与的社会，即所谓市民社会，而另一种为有国家参与的社会，即所谓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任何人都总是扮演两种角色、具有双重身份，他一方面作为市民社会的人参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作为政治社会的人参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规范市民社会关系的法律就发展成为市民法，它以保护市民社会中人的权利即私权为己任；而规范政治社会关系的法律就是公法，它以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为目的。所以说，民法（市民法）是关于市民社会的法。

尽管人总是既要参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又要参与政治国家的关系，然而市民社会是其生存之本，市民社会中的经济与人身关系是每一个人都生而必须进入的，所以，市民社会的生活对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市民社会中权利的享有与保障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同样是至关重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国家中的权力从根本上说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的，而是为市民即为民众而存在的，国家行使公共权力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保障市民社会的权利，市民权利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是本与末的关系，万不可颠倒。同时，在法治体系尚非尽善尽美的情况下，政治权力的膨胀与扩张必然会导致对私权的挤压与限缩，使政治权力成为凌驾于市民权利之上的强暴工具，所以，必须在对政治权力与市民权利进行正确定位的基础上，充分发展和完善市民社会，这是实现经济民主进而实现政治民主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⑤ 法律上的市民与公民的区别

市民法是罗马法上相对与万民法的类似于国内法的法律，这里的市民指的是罗马市民内，万民法指容的是罗马帝国占领的地区的外邦人与外邦人、外邦人与罗马市民之间的法律纠纷时候适用的法律，很象现在的国际私法和国际公法。市民法则类似与国内法，针对的是罗马市民之间的法律纠纷。

现代法律上没有所谓市民之说，只有地方法规规范本地区的公民，而没有市民的法律用语。

⑥ 万民法与市民法的区别

1、对象不同：

公民法的对象是罗马公民 ，万民法的对象是罗马公民与非罗马公民，非罗马公民之间，

2、内容不同：

公民法的内容是公法较多，万民法的内容是所有权与债法。

3、来源不同：

公民法的来源是民众大会、元老院决议，习惯法规范，万民法的来源是清除了形式主义的罗马固有的“私法”规范；同罗马人发生联系的其他各民族的规范，以及地中海商人通用的商业习惯与法规等。

4、程序不同：

公民法的程序形式主义，万民法的程序更为灵活。

(6)市民法扩展阅读

万民法的由来：

公元前3世纪中叶以前罗马法律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罗马公民，居住在罗马的异邦人不能享受此法的保护，被称为公民法或者市民法，内容主要是有关罗马共和国的行政管理、国家机关及一部分诉讼程序的问题。

公民法存在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法律的主体范围狭小，内容保守、形式主义色彩浓厚、保留大量氏族残余等。

随着罗马对外征服地区的扩大，罗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公民法不足以解决帝国疆域内出现的各种复杂的问题。在罗马逐渐形成了普遍适用于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自由民的法律，这就是有名的万民法。

⑦ 市民法和万民法是哪个法的分类

罗马法
罗马法学家依据不同标准，从不同角度将法律划分为以下几类：
(1)根据版法律所调整的不同对象权可划分为公法与私法。公法包括宗教祭祀活动和国家机关组织与活动的规范；私法包括所有权、债权、婚姻家庭与继承等方面的规范。
(2)依照法律的表现形式可划分为成文法与不成文法。成文法是指所有以书面形式发布并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包括议会通过的法律、元老院的决议、皇帝的敕令、裁判官的告示等；不成文法是指统治阶级所认可的习惯法。
(3)根据罗马法的适用范围可划分为自然法、市民法和万民法。市民法是指仅适用于罗马市民的法律；万民法是调整外来人之间以及外来人与罗马市民之间关系的法律。
(4)根据立法方式不同可划分为市民法与长官法。长官法专指由罗马高级官吏发布的告示、命令等所构成的法律，内容多为私法。其主要是靠裁判官的司法实践活动形成的。
(5)按照权利主体、客体和私权保护为内容可划分为人法、物法、诉讼法。人法是规定人格与身份的法律；物法是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诉讼法是规定私权保护的方法。

⑧ 罗马公民法的内容

公民法来，是古代罗马国家固有的源法律，包括民众大会和元老院通过的带有规范性的决议、法律以及习惯法规范，其适用范围仅限于罗马公民。市民法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罗马共和国的行政管理、国家机关以及一部分诉讼程序的问题，涉及土地等财产方面的不多。市民法的特点是体系不完整、带有保守性、形式主义比较浓厚等。具体内容不是很了解

⑨ 市民法所有权解释

1、市民法复所有权制

这种所有权的主体只限于罗马公民，客体主要是罗马附近的土地，部分被征服的奴隶，家畜等，转移必须用要式买卖方式来进行。

2、罗马法上的所有权是物权的核心，是权利人得直接行使于物上的最完全权利。

罗马法上所有权的形式随着社会和法律的发展经过了一个演进过程。最早出现的是市民法所有权，这种所有权的主体只限于罗马公民，客体主要是罗马附近的土地，部分被征服的奴隶，家畜等，转移必须用要式买卖方式来进行。由于市民法对市民所有权的主体，客体和取得方式的规定极严，适用的范围比较狭窄，日益不能适应频繁的商业往来的需要，于是又出现了新的裁判官所有权形式。这种所有权是通过最高裁判官的司法实践活动逐步形成的。另外，外国人不享有市民所有权，但他们的财产受万民法的保护，从而形成了万民法所有权。公元3世纪，罗马皇帝卡拉卡颁布敕令将市民权扩大到帝国境内的所有居民，外国人取得了市民资格。至此，两种所有权的主体，客体的差别已不存在，因而演变为统一的所有权，出现了统一无限制所有权概念。

⑩ 【世界历史】市民法亦称公民法，是罗马国家早期的法律

选A。
试题分抄析：本题考查学生解读史料获取信息的能力。依据题干时间公元前5 世纪早期以前和材料中“凡是罗马公民均受法律的保护,而不论其居住地区如何”说明只要是罗马公民均受公民法的保护，故A项正确；B中万民法是3世纪颁布的；C中成文法还没有出现；D说法明显与材料意思不符。

这是从网上找到的解释。你可能还会有疑问：既然已经是公民法了，为什么解析中还说C中成文法还没有出现。
注意两点，一个是材料中的时间是：公元前5世纪早期以前。此时确实还没有成文法，第一部成文法是公元前449年（也就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颁布的《十二铜表法》。
第二点要注意的是：材料中说的是“市民法亦称公民法”，这和我们平常所说的“公民法”是不一样的。其实就是“市民法”，也就是A项中的“公民法”。这里的“公民法”应该通指的是“市民法”。
这样，应该也就能解释为什么A项说“公民法”，而解析中又说C中成文法没有出现了。

另外D项错在“居民”两个字。居民包括外邦人、奴隶等。显然不对。注意材料中说的是“公民”，二者有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