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
1.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一、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
舆论监督有利于司法公正，舆论监督就像一面镜子放在司法工作者的面前，时刻警醒他们依法履行职责、行使权力、维护司法公正，并且我国对于舆论监督的态度也越来越开明。2009年12月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就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
（一）舆论监督有利于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基本原则司法腐败是维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最大“短板”。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了《人权宣言》。第一条指出:“在权利面前，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这是首次提出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人们倾向于安全，有序，可预见的世界，不希望出于混乱，难以控制的境地……在法律适应中，由于权势，金钱的影响，导致一方受到偏袒，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无序的状态。”人们对于自己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所以人们渴望在后天的到法律平等。有了舆论监督，司法活动就被置于公众的眼前，最大限度的摆脱了由于金钱和权势带来的不公，为司法审判涂上了一层防腐剂，从而有利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现。
（二）舆论监督有利于促进司法公开和司法透明“舆论不仅对社会、对群众起着特殊的监督作用，它对于党、对于政府、对于一切领导机关和领导者也起着监督作用……经过这样经常的舆论监督，这类行为将会大大减少。例如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以及各地方卫视的法制节目在司法公开和司法透明方面起到了很好的舆论监督作用。正如前文提到的河南农民时建峰伪造军车牌照骗免高速公路通行费案，电视台对其庭审进行了现场直播。类似的舆论监督使得案件在公开、公平、公正环境中的解决，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此外，舆论监督是的广大的普通的民众参与到案件的评论中来，一方面形成了有效的司法监督力量，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司法专断以及冤假错案的出现。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对于案件的持续跟踪报道，也起到了普及法律知识以及警示社会大众的效果。
（三）社会监督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绝对的正义需要完善的追求正义的环境和设备。这就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要坚决执行有关规章制度，严格依法办事，禁止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假公济私，以权谋私，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社会监督可以使司法活动在阳光下运行，从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四）舆论监督可以促使司法工作人员提高其业务水平由于我国建国较晚，法学教育起步晚，各个地区的司法工作人员素质水平参差不齐，特别是在偏远地地区，司法工作人员的水平更无法保证。舆论监督对于一些案件的关注和评论，迫使司法工作人员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办案水平。2009年的在“躲猫猫”事件中被处理的民警，就值得整个司法系统人员学习，以及在2010年年底，河南农民时建锋被指控伪造军牌骗免368万多元高速通行费案件中被处理的法官敲醒了警钟。广大司法工作人员应该切实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作为人民的公仆应该用好人民赋予你们的权利，尽心尽力的履行自己的职责。切实
（五）社会监督有利于促进司法改革和立法改革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披露了孙志刚死亡的情况。此后有关孙志刚死亡的报道在各大门户网站上被转载，引起国人的一片哗然。一时间孙志刚以及导致此次悲剧的收容制度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全国各地的收容所纷纷摘牌，旧的收容遣送制度逐渐被救助管理制度所代替。再比如，正在讨论的劳教制度的改革无不体现着舆论监督的作用。劳教制度很难保证程序正义，并且做不到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是不符合现行的司法制度以及相关的法律原则。改革劳动教养制度，不仅是符合法治精神的当然要求，也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必由之路。相信社会舆论会像促进收容制度的改革那样监督劳教制度改革的。
二、舆论监督对于司法公正的妨碍作用
如文章开头关于许霆的案例，一些法学家认为是社会舆论绑架了法官，干扰了司法独立。在中国有关新闻、网络媒体的相关立法不健全，媒体在报道有关案件的时候缺少监管，新闻媒体便会做一些捕风捉影的报道，或者只对整个事件的一部分做倾向性的报道，从而给了舆论错误的导向。甚至有一些不法分子或者利益相关者为了逃避自身的责任，滥用新闻舆论的报道、媒体舆论的善意炒作以及公众同情弱示群体的心态，扰乱司法人员正常的办案程序。（本文来自于《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杂志。《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一）在中国人情社会的大背景下，道德评判有失法律公正影响司法审判。舆论监督对具体案件往往以道德的标准来进行评判，而司法审判则要求司法人员以法律的标准来进行审判，二者评判标准不同，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能达成共识。社会舆论对于一个案件的判断总是出于主观的感性的认识，所谓的公知很少从法律的角度对一个案件作出评判。而新闻媒体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会用生活中的道德标准报道一些案件中的热点问题，在案件没有作出最后的法律审判之前盲目的做一些报道。作为司法裁判者的工作人员难免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在做最后的法律判决的时候难免会考虑社会大众的承受度。这样的话，舆论监督就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监督司法活动作用，反而干预了司法，左右了法官的判断，造成司法的不公正。
（二）给审判人员带来很大的压力。媒体对于案件的热点做失真的盲目报道，这样的话法律裁判者就有来自案件本身和社会舆论两方面的压力，他们势必为了平衡这两种压力而做出一些妥协，而很多时候法律裁判者会向社会舆论妥协。因为那样或许会导致司法的不公，但不会有来自公众的不理解和社会的舆论压力。
（三）作为舆论监督主力军的各种媒体素质参差不齐，盲目的报道会侵害法律权威。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由于缺少法律监管和行政监管。逐利性使得广大媒体会迅速的介入一宗案件的报道中，并且会做持续的跟踪报道。甚至会为了利益做一些盲目的、不真实的、具有倾向性的报道去迎合公众的情绪。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媒体本身的形象，也使得法律的权威性受到侵害，损害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民众心中的形象。
（四）舆论监督会扰乱司法程序。舆论监督具有炒作性、制约性、倾向性的特点。舆论监督的这些这些特点决定了舆论监督在促进司法公正的同时也会妨碍司法公正。在实践中，由于缺少监管，一些媒体炒作某一案件，对某一案件做具有倾向性的评价来博的读者的眼球。于是一些人便利用媒体的这些特点，炒作一些关键词，欺骗广大的读者。利用人们同情弱者的心态来干扰办案人员的视线，以期做出有利于把自己的司法裁判。现阶段，由于有关新闻媒体的立法不足，法律制度还不完善。因此，我国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舆论监督对于司法公正的影响有利也有弊。这就要求我们通过立法规范新闻监督、完善司法独立制度、吸收国际立法，公约的先进经验等方法来完善舆论监督。从而更好的平衡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的关系。掌握好舆论监管的度，发挥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避免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实践中，法院和检察院应该努力做到既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知情权，又合理的处理舆论的监督，做到办案不受社会舆论的倾向性引导，保证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公开。这就要求广大法院检察院应该坚持依法办事，依章程办事，努力提高自己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同时要求作为司法工作者的法官、检察官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提高办案能力，树立自己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平衡好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两者的关系，共同努力为中国的司法改革进程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作者：包华斌李新鹏单位：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2. 舆论对司法独立的影响
如何处理好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西方法律界，不论是海洋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都排斥“舆论监督司法”这样的概念，担心造成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从而损失法律的权威性；而在西方新闻界，则习惯于担当与主流政治制度对抗的角色，司法便是主流政治制度的替身。但是，由于传媒和司法至少在形式上都宣布其价值追求是“公正”，因而各法治国家均将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作为基本价值予以肯定。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司法追求的是法律公正，而传媒体现的则是自身或受众观念上的、道德意义的公正。这两者的差异正是本文企图理清的。 （一）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媒介与司法都是在党的领导下，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不应处于根本对立的态势。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也确实出现过媒介不大正确的舆论压力影响司法公正的事件，出现过司法压制正确舆论监督的事件。矛盾的产生在于二者社会职能和工作性质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于： 第一，媒介的职业特征就是报道动态的东西、超常的事情；而司法对待纠纷的态度则是消极的，它按照法律规定的管辖权限和程序去消弭纠纷。 第二，媒介要求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报道，而司法审判的时效要宽松得多，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第三，新闻语言力求标新立异，扣人心弦；而司法语言讲求用词严谨，前后一致。 第四，新闻事实是记者的所见所闻或采访所得，而司法事实则是指有确凿证据的事实。 第五，舆论监督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而司法则代表着国家强制力与终局裁量权。 出现传媒与司法之间的矛盾是正常的，问题在于如何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二） 目前，我国的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都存在着职业化程度不高的问题。某些司法部门一方面未完全履行职责，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越权和扩张权力。有些媒介也在利益驱动下，以舆论监督司法的名义进行炒作，这种非规范行为对司法的损害是很大的。这里特别就传媒对于司法报道的炒作态势多讲几句。 我国传统的犯罪案件报道，本来有“声讨、公审、枪毙”的模式，忽视司法独立、实行舆论审判的积习较深厚。现在又多了一层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出现了越来越多干扰司法审判的情形。例如在报道蒋艳萍经济犯罪案件时，各媒体的报道都一边倒，使人难以看到或听到不同的、客观的评说。没等法庭进行庭审调查，报道中就说起诉书“言之凿凿”（那么何必还要法院审判呢？）；审理过程中，又把律师和蒋的申诉斥责为“强行狡辩”、“百般抵赖”（那么何必还要设置辩护制度呢？）。再如张君抢劫杀人案审理时，某家全国性报纸发表《重庆满街声讨“魔头”》的通讯，抢在法庭判决前，做了大量的渲染，诸如“张君该千刀万剐”、“杀一儆百”、“用张君人头祭奠亡灵”等等极端的语句，缺乏基本的文明。这种“文革”式的对案件报道的“热心”，显然会妨碍司法的公正审判。 针对这类情况，可以考虑一些解决问题的应景措施（作为道德性质的要求，它们尚是相当软弱的）。例如，媒介对于司法的监督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报道中绝不能有意炒作，要表现出尊重事实的严肃态度。 第二，遵循新闻职业道德，只宜评论已有的审判结果，而不应在未判决前对审判施加影响。 第三，媒介的评论文章，应限于意见范畴，不应追求耸人听闻的情节，不应带有民意审判的意味。 第四，要与上级司法和纪检部门保持联系，以得到支持，并以较高的职业化操作面对那些非职业化操作的司法行为，这可以保障监督的分寸适当。 （三） 对司法腐败问题进行舆论监督是必要的，但还要考虑到，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基本的、最后的合法手段，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司法要给人以希望、安全感和信赖感。如果当事人频繁地找寻记者解决各种纠纷，这是很不正常的，它只能说明司法和行政功能的某些缺失。因此，应有系统地报道一些司法公正的正面事例，说明什么是法，司法如何保障社会公正，给媒介受众指出一条通过司法正确解决纠纷的路子，给他们以信心。 司法方面也要致力于树立自身的良好形象与权威，加快法制体制的改革，以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同时，必须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和专业化水平，现在传媒介入司法越位越多，除了传媒自身的原因外，也与司法体制上出现较多纰漏，以及人员素质较差有关。因此，重建司法救济手段在公众中的威信，会有助于减少传媒监督司法中较多的越位现象。 （四）从长远考虑，仅凭介绍几个做得较好的舆论监督司法的媒介栏目是不够的，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需要在三方面形成媒介与司法关系的法律框架： 一、界定媒介的地位和基本权利与义务。这方面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新闻自由不能侵犯到司法独立，不能违背“无罪推论”的原则；在此前提下，传媒有权利报道和评论庭审活动。如果报道失误，传媒应承担责任。 二、明确舆论监督权与公正审判权相互冲突与协调的制度空间。这需要考虑规范传媒介入司法的程序和范围、传媒评论司法的职业道德方面的限定（不能诽谤、侮辱和有失公正与平衡的原则）、健全监督的外部环境等问题。 三、改革司法，减少司法公正对外部因素的依赖。在改革司法方面，同样有传媒监督的广阔天地，可以像监督普通人一样，监督司法人员的非职务行为和职业行为中的违法行为；同时应监督各种干预司法独立的司法外部的行为。 在这些法律框架还没有成形之前，法学界和新闻学界要有经常的学术交流，首先要在职业道德方面达成共识，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然后，争取形成较明确的法律框架，最后形成法律或法规。 总之，活跃而健康的舆论监督，不是司法独立的障碍。恰恰相反，它在更大程度上保障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主要由司法独立来保证，舆论监督则通过客观地展示和评论司法过程，协助实现这种公
3. 司法与媒体对官员的监督谁更重要
您好！“司法与媒体对官员的监督谁更重要”是一道辩论题，正方的观点是“司法对官员的监督更重要”。反方的观点是“媒体对官员的监督更重要”。本人同意正方的观点。
（一）因为司法在法律上有约束性，可以行使法律而媒体只能披露让人们从道德上谴责。司法与媒体的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正。司法通过依靠公众同意的公共准则——法律来解决纠纷，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媒体则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标准——道德来评判是非，批评侵犯者的侵犯行为，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正是由于司法与媒体能统一于公正这一价值目标，因而各法治国家均将司法独立与传媒自由作为基本价值予以肯定。
（二）司法需要传媒介入
首先，从制度设计考虑，媒体监督是遏制腐败的有力武器；原因是，由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对权力加以制约。但这种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设计有一致命缺陷：一旦掌权者进行权权交易，就会出现“官官相护”的局面，人民只能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间，为此，还需要依赖另一种监督模式，即广泛的公开的社会舆论监督，借此寻找一种终极控制权。媒体监督虽然是一种软监督，但由于有它的介入，会促使权力制约机制生动活泼起来，因此，任何社会都不能对舆论监督的作用等闲视之，再跋扈的当权者也要对媒体监督畏忌三分。
其次，作为司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审判公开的一项应有之义就是允许媒体进行报道。在审判活动中，法官代表国家对各种纠纷进行判断和裁决，其判断和裁决的运作过程与结果，不仅事关当事人在权利义务方面能否各得其所，更与能否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休戚相关。同时，公允的报道必将司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从而实现公正。
再次，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在司法程序中被追究责任的人是以弱者的身份出现的。当他们在司法程序中受到不公正甚至是非法的待遇时，媒体极有可能成为他们最有力量的同情者和声援者。
由此可见，就对司法活动本身的作用看，媒体介入的价值应当是以外在的力量帮助和促进司法机关实现司法公正为目标，这与司法机关遵循自身的程序规律追求司法公正是殊途同归。
两者过分亲合的一面
在我国，法院除了具有国家司法机关的一般属性外，还要接受党的领导，它的审判活动不仅要符合国家法律，还要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也是我国法院与西方宪政国家法院的本质性区别。作为党的"喉舌"，新闻媒体在接受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方面与法院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宣传和报道法院的工作，共同树立良好的司法形象也就成为新闻媒体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加上法律事件本身又是现今人们关注的热点，而法院无疑可以成为这类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来源，且能够给予司法上的权威说词，使这类新闻报道以及相关栏(节)目更具有专业性。因此，现今一些传媒十分热衷于为法院开辟专栏、专版，也乐意派出编辑、记者登门为法院采写宣传稿件或采编宣传节目。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也愿意作这方面的投资，因为能在新闻媒体上以良好形象频频出现，对摘取各项荣誉桂冠实在是大有好处。这样一种亲合关系，不排除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宣传法律、树立司法形象、营造法制环境。但从严格意义上讲，由于双方都不同程度违背了各自"天然的"职业守则而致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实际已不稳。客观真实是新闻媒体的生命，但处在一种亲合关系中，新闻媒体往往失去了自我的判断力，对法院提供的稿件和新闻素材一般都不予置疑，尤其对各种数据，基本都是按法院提供的照登，不加审核，有时为了突出宣传力度，甚至还帮助弄虚作假，刻意拔高。坦率地说，靠做书面文章获得的"美誉度"助长了一些法院的投机意识，也助长了一些法院急功近利的浮夸风。这时的新闻媒体实际在一定程度上也变相充当了法院宣传部门的"喉舌"。
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冲突
在当代中国，媒体的影响力很大。传媒代表着某种较高权威的令受监督者不可忽视的信号。因此，传媒监督也很容易变为一种权力干预，一种破坏司法独立的力量。
（一）中国传媒监督司法的不平衡性
在我国，媒体都具有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质，是党和政府的“喉舌”，重要的“宣传工具”，媒体的根本任务是宣传贯彻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因此，这种官方与半官方性赋予了媒体以很强的政策导向性，受政治环境影响大，在必须严格贯彻正面宣传引导为主的同时又依托强大的政治权威为后盾，具有了解决纠纷的能力，影响力大。这样一来，一些即将进入司法程序或正处于司法程序中的未决案件，经其具有倾向性的报道评论后，就已为最终审判结果定下了基调。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成功”大多不是媒体报道而自动实现的，而是因为媒体报道后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并作了批示后才实现的，所以，这种所谓的监督，与其说是媒体监督的结果，不如说是领导干预的结果，从实质上来说是其他权力借助媒体对司法权力的侵犯，是人治权威对司法独立的法治原则的践踏。
（二）中国传媒“监督”司法的弊端
任何一种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专制腐败，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司法权力也不例外。运用得当的媒体监督对实现社会公正，推进民主进程，培育法治精神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是，媒体监督的功能被不恰当地运用后，就蜕变成了“媒体审判”。即“媒体在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任何审判前或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去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处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从而干扰了司法公正。具体来说，中国传媒监督司法的弊端有如下几个表现：第一，即前面所论述的我国媒体的官方色彩所带来的领导“批示”的介入会直接间接地对司法官员施加某种压力，这就难免造成程序的扭曲以及实际裁决者的不适格，从而导致理性化司法过程的缺失。长期以来的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干预，使得我国司法不独立，法院不得不屈从权势，而法院的这种妥协势必造成民众的不满，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第二，能够引起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案件常常是涉及政治、道德的问题。如果过分的强调社会舆论对司法机关活动的监督，有法律问题道德化、政治化的危险。第三，由于新闻是“自由”的和“无限”的，使它的触角伸得的很长，并且由于媒体的影响和渗透无所不在，而法官本应是冷静的，理性的居中裁判者，媒体传播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事实，即使是客观的，比如犯罪嫌疑人的前科，其有罪供述等事实都可能对法官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更何况凡是诉诸法律的案件往往是矛盾尖锐化的产物，而媒体所具有的主观的、激情的和煽动的倾向，极易调动社会和公众的情绪，而当公众的情绪形成强大的社会公意合流时，实际上就把法庭推向了社会，法官的独立和理性就不存在了，法律的权威和理性也不存在了。第四，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媒体往往在吸引公众“眼球”上大做文章，而一些法制观念淡薄的媒体人员就“哗众取宠”地进行报道，这就导致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的细节趁虚而入。
以上这些原因成为司法独立、司法公正道路的挡路石，导致媒体与司法关系的混乱，从而做出了事实上的“媒体审判。”
媒体与司法关系的合理构建
在中国社会，媒体与司法自身的发育都远未成熟，都处于探索与改革之中。所以，我们应对司法与媒体的关系进行合理的构建，从而实现司法独立和传媒自由的平衡，并依法加以保障、引导和监督。对此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健全新闻舆论的监督环境
良好的新闻舆论环境是新闻媒体有序、高效、合法、公正地行使监督职能的前提。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保持新闻舆论的相对独立性，拓展媒体监督司法的行为空间。媒体作为一种舆论的承载工具，它代表的应是大众的观点与意见，是相对独立的，不应成为任何其他的附属。中国媒体既要担负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又要担负着舆论监督的使命，目前应逐步放开对后一使命的种种限制，扩大媒体的行为空间。具体来说，就是要使媒体有多元体系。例如：要建立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机关报为主，以社会各集团的报刊为辅，以民报为补充的多元体系的办报格局；大力发展广播电视，网络传媒等多种传媒手段。多元格局能调动广大人民进行舆论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拓宽信息源，将一切腐败现象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充分发挥其“第四种权力”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媒体在行使新闻自由、新闻监督权利的时候可以不负责任的发表言论，而是应该在国家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第二，完善和落实审判公开制度。我国司法过程的封闭性过强，司法专横现象导致了对传媒权益的漠视。这在很大程度上隔绝了传媒的信息源，限制了传媒对司法的渗透能力。而且一些司法机构往往还特别排拒传媒的介入，以技术化的理由挡御传媒对司法过程具体状况的了解。所以，应该完善和落实司法公开制度。具体措施如下：（1）凡公开审理的案件均应准予媒体采访报道；（2）司法机构通过新闻发言制度等方式，建立与媒体对活的常规渠道；（3）依法应予公开的司法文件均应允许媒体机构查阅；（4）建立裁判理由说明制度，并在判决书上公开；（5）对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司法机构应给予媒体某些特殊便利，配合媒体适时报道进展情况。
第三，新闻单位应配备专门的法律事务人员，同时还应该提高记者等媒体人员的法律素质，以免对司法活动产生不必要的重大误解。经过专门的法律事务人员或者说高素质的记者群对即将刊发的文章进行审查，防止可能影响司法独立或者侵权的报道流向社会。在美国和法国都设有类似的专门人员或专门制度。
第四，保证媒体正当履行职责的行为不受限制或追究，给媒体监督营造宽松的言论环境。我们在处理新闻侵权案件时应借鉴美国的经验，坚持以下几条原则：其一，把能够提起名誉权诉讼的主体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公民，另一类是国家公务员和其他公众人物，对后者的起诉权加以严格限制，除非原告能够证明媒体报道有明显实际的恶意和捏造事实的行为否则将不可能获得法律救济。其二，在处理名誉权纠纷时，无论起诉者是普通人，还是公务员或公众人物，都不能要求媒体新报道的所有细节完全真实，媒体只要做到基本情况真实就属于正当履行职责。
（二）新闻监督司法的合理界限
新闻自由权和其他权力一样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一旦被滥用，超过限度，就会走向其反面。因此对媒体监督这把“双刃剑”应当给其划定一个合理的界限，使之在这个限度内发挥其作用。具体而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的任何阶段，新闻媒体都可以对案件进行报道，但传媒不得超越司法程序抢先报道，更不得发表具有倾向性的评论，对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施加压力。
第二，传媒对报道的案件进行评论，要努力作到了解案件的全貌和问题实质。应坚持客观公正原则，媒体报道应注意给各方当事人同样的机会与条件，同样的信息量，不能有偏颇。对于案件审判中运用法律、法规有不同的理解时，不要轻率发表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性意见，可先在内部提出，待达成共识后于适当的时间予以发表。
第三，不得对司法人员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不得故意捏造事实歪曲报道。否则，依法追究直接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第四，传媒监督应尽量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公民有不愿公开或让他人知悉个人秘密的权利。即使有些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没有侵犯他人权利，传媒没有必要干预公民的私生活。
现阶段，要处理好新闻监督司法的合理界限，除了上述几点注意事项的要求以外，还要强化职业道德要求，加强管理，廉洁自律，杜绝对司法机关提供各种形式的“有偿新闻”，尤其要防止媒体成为司法机关自我宣传的“扩音器”。而法院可以制定新闻媒体合理运作的内部规则，建立新闻发布制度等等，这样一来为法院审判提供了方便，也为媒体的合理介入提供了规范性限制，使之有章可循。
解决媒体与司法冲突的域外经验的借鉴与具体措施
应该说传媒和司法、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的关系问题虽然是现代法治社会中的一个恒久性问题，但在中国，它只是最近才在尖锐的程度上浮现于社会实践，并为人们所关注。因此，从制度原理上探求解决冲突的实际可行的标准，有必要借“他山之石”，吸取法治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制度实践的经验。在这方面，美国有长久的制度实践，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适当地借鉴美国的做法，具体措施如下：
（一）基于固有层面的原因而导致的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之间的冲突，是我们在制度设计上需要着重考虑和权衡解决的。媒体与司法出现的冲突带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媒体依靠宪法赋予的公民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要求进行报道，而司法背后的力量是落实公民获得公正审判的需要，两者矛盾冲突实质上是两种公民权利之间的冲突。因此，关键在于，如何在制度运作中保持合理的张力，在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度。例如，在美国，为协调媒体与司法的关系，美国司法界鼓励媒体在自愿的基础上，与法庭和律师签署各方都能接受的协议，确定采访和报道刑事案件的准则。通过协议，媒体既可以在获取报道素材方面得到司法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又可以尽量避免因不当报道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基于人为层面的因素而导致的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之间的冲突，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需要正视并努力加以避免和克服的。尽管任何制度运作都难免受到人为干扰，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之间的潜在冲突，应该说大量地是可以通过媒体、司法等方面的自我约束和一般常识来避免的。具体来说，可通过对媒体进行事先约束以及诉诸司法程序两种方式来解决：其一，诸如美国，为了防止媒体发表可能极大影响诉讼进程和结局的信息，法院可以附条件的签署“司法限制言论令” ；其二，就是通过程序方法来保证媒介和公众不干预审判。这些方法包括：（1）延期审理，直到媒体偏见的危险消除后再行审理。（2）或者通过变更管辖的方法将案件移送到其他地方的法院审理。通过易地审判以消弭传媒的不当影响是美国通行的做法。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被告离开媒体，离开舆论渲染的案发地，以便被告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公正的审判。我国的刑事诉讼亦可以借鉴这样的做法。（3）如果以上各种方法仍不能消除新闻媒体对合议庭成员的影响，法院可以决定对他们实行封闭隔离，直到案件审结为止。比如在美国，对于一些特别重大的案件，法官可以决定隔离陪审员。对一些影响很大且可能被媒体大肆炒作的案件，为保障司法权的独立行使，我国也可以适当借鉴美国封闭隔离的做法，以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公正审理。
（三）对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果确有证据证明媒体的审前报道造成了对被告人不利的判决结果，那么，即应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变更。我国由于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生效判决的再审程序，故司法实践中对确有证据证明媒体的审前报道可能对被告人造成了不利判决结果的，可以启动再审程序重新进行审理。
4. 司法独立与舆论干预有什么关系
法官独立判案,但也不能脱离于整个社会之外不食人间烟火，强大的社会舆论对法官版判案必然有制约作用，权其实不管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想完全脱离社会舆论的监督都是不可能的，你不能生活在真空中，舆论的作用不可小视。民意不可欺，民意不可违！！！
5. 社会舆论对司法公正有没有起到监督作用
社会舆论对司法公正的积极影响
在我国，新闻监督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一种形式，最主要的监督方式便是公开报道和新闻批评。其通过对典型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结合公众讨论，得出一种得到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意见，利于对公众价值观的引导，在新闻自由得到普遍认可的现代社会，舆论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我们更需要看清社会舆论对司法公正的正面作用，那些在舆论压力下，推翻原判、发回重审并得到公正判决的事实足以证明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大有益处。
（一）监督司法活动公正进行
司法程序不公正现象发生时，受害的当事人这一弱者可以向媒体请求援助，
媒体起到了舆论救济的作用。社会舆论对司法公正进行独立合法的监督，有利于实现司法独立，能够有效地避免各种司法外因素对判决公正的影响。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既需要法律的监督，也需要社会舆论的监督。既能向公众说明情况，也能为司法审理提供更多的线索。社会舆论通过新闻媒体、网络等对司法活动进行讨论、抨击，给司法机关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鞭策，这样有助于防范司法腐败行为，迫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
（二）人民监督权利的实现
社会舆论监督就是人民群众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对国家政治、经济、法律、
文化、教育、行政等各项活动进行褒贬与评价的行为过程。传媒代表公众，成为公众的代言人，传媒的言论反映公众的观点和意见。我国传统媒体一直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到了网络时代，公民舆论监督这项权利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与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相比，网络呈现出了的低门槛性和匿名性，从而就决定网络社会是拒绝权威的。在网络初建时就确定了网络就是要提供一个平等交流的空间，使大众在这里平等地传播信息、发表意见。而网民们只需经过简单的注册，便可以在网络媒体的论坛、留言板等互动平台上自由公开地发表自己的言论。这种自由的环境更便于人们无拘束地发言，真实表达自己的观点。而这些意见在网络中集合，从而形成无法忽视的舆论压力，对事态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网络舆论的优势在于，网络传播空前快捷、信息传播交互性强、灵活多样的监督方式，增强了社会舆论监督的力度。在全民大众参与下，网络舆论已经形成一种重要的舆论压力，使人民的监督权利得到了充分实现，人民的监督权利也得到了保障。
6. 如何正确处理舆论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您好，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通过立法规范新闻监督，使新内闻监督法治容化。首先，维护司法的权威性。维护法律与司法的权威，这是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工作的基本准则。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要坚持客观、准确、公正的原则，从客观的角度，以还原事实真相的方式来进行报道，仅对事实上的客观性的事件本身经过进行描述，对其是非曲直不进行任何评判。其次，要加强对舆论监督的检查与纠偏，除了新闻立法，还应从外部加强对新闻媒体报道活动的监督和制约。
二、 完善司法独立制度。我国的司法独立也正处在初级阶段，还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我国司法独立运作行政化，司法权力地方化，行政干预司法现象严重。同时我国的司法独立还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的保障。完善司法独立，使司法独立真正的远离立法与行政的干涉，才能使公众更加信任司法，更加相信司法的公正性，从而保持司法的权威，减轻舆论对司法独立不利的一面，保证舆论对司法独立的干扰较小到最少的地步。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7. 网络舆论监督的关系协调
如何处理好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西方法律界，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都排斥“舆论监督司法”这样的概念，担心造成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从而损害法律的权威性；而新闻界，则习惯于担当与主流政治制度对抗的角色，司法便是主流政治制度的替身。但是，由于传媒和司法至少在形式上都宣布其价值追求是“公正”，因而各法治国家均将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作为基本价值予以肯定。
在我国，必须协调好二者的关系，缓解对立情绪，发挥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独立的积极推动作用，通过制度改革和观念改变来解决新闻舆论的负面影响。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两条宪法性的规定是一般规定和特别规定的关系，是新闻媒体行使新闻自由权的法律保障。可以通过下列途径来解决新闻舆论监督妨碍司法独立的问题。
(一)通过立法规范新闻监督
我国应当通过立法明确新闻媒体的地位，还可以适当改变当前媒体的垄断现象，适当创办民间投资的新闻机构，摆脱对政府的依赖。另外，立法还要明确新闻媒体进行不实报道的法律责任，对诉讼过程中的案件不得评论，更不能加入自己的主观意志，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得予以报道，违反规定者，应根据情节及后果的严重程度，使其承担相应的民事乃至刑事责任，建议在立法时，参考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对新闻媒体滥用自由权损害司法公正的行为，确立“藐视法庭罪”和“诽谤罪”两项法律制度。
(二)完善司法独立制度
改革现行司法管理体制，使司法机关不再受制于地方，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供给改由中央财政统一负担，摆脱司法受制于行政的命运，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另外还要提高司法办案人员的业务素质，使其能够胜任独立办案的重任。[2]
(三)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让人民陪审员审阅案件的材料、参与案件的一些必要的调查，参加案件的开庭审理和最后评议。那么在全部诉讼过程中，将有法官和陪审团两个主体一起工作，公众的直接参与，使得法律执行的透明度增加。而通过共同执法也可以加深公众对司法的认同，消除对法律知识认识模糊的迷惑感。公众亲自参与司法过程获得的信息，相对过去依靠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更具有真实性和可信度。一旦可能出现“媒介审判”，作为公众代表的人民陪审团可以用自己的声音传递真实信息，并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一些不负责的媒体进行震慑，使得媒体不能滥用权利。
本文最后想说的是，鱼和熊掌要兼得，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不偏废。正如李尚公先生所讲的：“真正独立的司法根本不担心传媒的干扰，正像它不担心社会势力的干扰一样；真正自由的传媒也不会损害司法独立，因为总会有几种不同的声音的——在言论自由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言论都不具有杀伤力，只有‘惟一’的声音才是可怕的。鉴于我们的司法和传媒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双方应该互相支持：司法要维护传媒自由，传媒也应该帮助司法摆脱一些羁绊。”[3] 总之，本人认为，司法应该接受舆论监督，舆论监督以不影响司法独立为界。
8. 怎样实现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的平衡
先说一件对新闻监督具有重要意义的张金柱事件。
1997年8月25日，刚刚创办三年的河南媒体《大河文化报》(即现在的《大河报》)在倒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一条新闻：昨晚郑州发生一起恶性交通事故：白色皇冠拖着被撞伤者狂逃，众出租车司机怀着满腔义愤猛追。消息大意为：
晚9时40分许，夜幕下的郑州市街头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恶性交通肇事案。一辆牌号为豫A54010的皇冠2.0白色轿车，撞着了各自骑车的苏东海、苏磊父子。11岁的苏磊被当场撞飞，将皇冠车的挡风玻璃撞了一个破碎的大窝；他的父亲苏东海以及两辆自行车则被卡在汽车左侧的前后轮之间，逃跑的汽车拖着苏东海狂驰几百米远。义愤之下，发现此情的行人、出租车等一起对皇冠车围追堵截，终于将其逼停。 送院后，内脏破碎、颅内严重受创的小苏磊死亡。苏东海被皇冠车拖拉得几乎体无完肤，从头到脚，伤痕深深。头发被鲜血浸透，右臂皮肤被摩擦殆尽。近凌晨1时，记者在事故处理部门被告知，肇事车司机已经接受讯问。
大河报是国内首先对此事进行报道的媒体，8月26日，它接着报道了郑州市民对此事的强烈反应，但没有点出肇事者的姓名，只说“此人身份待核实”。27日，肇事者张金柱被刑拘的消息登上了大河报的显著位置。此人曾任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长、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直至次年二月份，大河报对张金柱案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
得知撞人、拖人的竟然是一个公安人员、还曾经是位领导，群众情绪更加激愤。大河报前副总编辑马云龙回忆说，舆情的愤怒并不是单冲着张金柱的，当时正值全国范围内群众对公安的情绪都很大，张金柱肇事逃逸成了点燃舆情的导火索。
大河报的报道迅速被全国媒体转载。不久，在知识分子中具有深刻影响力的《南方周末》对此事进行报道，随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也播出对此案的调查。张金柱案从中原进向全国，成为全国人民愤怒情绪的发泄点。正如张金柱的律师所说，张金柱已经超过了交通肇事案被告人的身份，变成了公安队伍中违法乱纪的典型代表，成了公安队伍中反面人物的化身。
正是在全民声讨的强大舆论中，张金柱案走向法庭。当年12月3日，郑州市中院公开审理此案，郑州市民奔走相告，法庭外支起了音箱“直播”庭审过程，大量市民聚集收听。
1998年1月12日，张金柱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张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院维持原判。 1998年2月26日，张金柱被执行死刑。之后数年，“张金柱”成为驾车肇事逃逸者的代名词。
近几年来, 随着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报道的活跃与频繁, 一个名词越来越多地被人提及, 那就是’‘媒体审判” ,往往提出的佐证是张金柱临死前说过的那句话“ 我是死在记者手上的”。似乎是媒体左右了审判，但这只是媒体造成的错觉。
传媒与司法作为两种独特的社会力量，彼此间有着密切地联系。新闻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司法公正是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司法原则之一，二者都包含着宪法的原则，均同等重要。但由于双方缺少规范，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多样性，并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
（一）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活动的积极促进
1.正确的媒体报道有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媒体的介入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有助于司法机关抵制行政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干预，尤其是那些关涉权力机关或强权人物的案件。
2.传媒的介入有助于增加司法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对于某些案件审理过程的报道为受众知晓和评价司法行为提供了平台，从而可以降低司法专横和武断的可能，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止和矫正司法偏差的作用。
3.媒体的报道有助于普法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媒体的报道将法律知识传达给受众，使受众的法律意识得以提高，同时也使受众深深意识到通过司法手段来维护公众正义的途径。
（二）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过犹不及
1.传媒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和评论不当，冲击了司法独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所谓的“媒体审判”。典型的事例是《焦点访谈》播出的四川夹江县的“造假者状告打假者”。在记者眼中，打假者永远是正当的，即使在打假过程中违反法定权限也是正当的。堂堂记者硬是把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变成了一个是非分明的道德问题，使法律问题道德化。法律问题到底应该由谁来解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2.传媒对司法审判的抨击使司法权威受到影响。表现一：舆论监督凌驾于法律。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本身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地，其中也包括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此时记者便动用自己的“特权”，英雄般地将对法院的不满搬上媒体，充当起当事人（原告）与法院（被告）的“法官”。殊不知，当事人与法院本来就是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关系，将二者等同，法院公正司法形象何存？表现二：舆论监督范围无限制。我们时常会看到记者逼问法官，法官无奈地回答这样的镜头。其实法官有其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审判纪律，记者则认为一切都应该公开，这无形中又构成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而记者往往抓住这矛盾大做文章，此时法官的中立公正的形象又受到质疑。此外，一些涉及机密隐私的案件被报道出去，也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表现三：舆论监督就是批评报道。有的记者紧盯着法院，稍有差池便大做文章。有的还无中生有，这或多或少也会降低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批评报道是一种手段，但不是惟一手段，更不是目的。在实际报道过程中应视情节而决定报道方式，这样才能取得更多的实效性。
司法机关为避免报道不利于公平审判而采取了种种措施限制媒体采访，从而引起双方冲突。一方面记者带着不纯的动机（寻求利益和卖点）对案件大肆报道，另一方面，法院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隐私等问题限制新闻媒体对庭审内容进行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公众的知情权和记者的采访权受到挑战。
对于怎样实现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的平衡，我认为首先有详细全面的法律规定，明确记者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设定合理的惩罚制度。其次，对于做新闻监督记者的素质有所要求，其要有一定的法律素养，而并非法律白痴。
9. 网络舆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是利大于弊文档
社会舆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利大于弊
近几年,随着我国传媒技术的提高,传媒手段的多元化,社会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在我国的司法监督体制中的地位日趋上升。正本清源，社会舆论是社会中相当数量的人对于一个特定话题所表达的个人观点、态度和信念的集合体。司法公正的基本内容是既要求法院的审判过程坚持正当平等的原则，也要求法院的审判结果体现公平正义的精神。
社会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司法审判的积极影响,即促进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另一方面过度的舆论监督会干扰司法独立，错误的舆论会妨碍司法公正。
今天我们判断社会舆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应该看社会舆论对司法过程、司法体制和司法精神的建立完善究竟起到长效性的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
我方认为，社会舆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利大于弊，理由有三。
1、社会舆论的监督对司法公正起促进作用，社会舆论对司法审判的适当监督，使司法在公众的监督下进行,使其司法过程公开透明，促进司法过程的合理化以及司法体制的完善。而司法机关以及司法工作人员在舆论的影响下会产生一种心理压力,从而使司法人员依法办事，对司法腐败能有效抑制，促进司法过程的公正化发展。
2、社会舆论是现阶段下最有效的权力制衡手段。平民与权力阶层的冲突能够促进司法独立。在社会环境中,尤其是大陆法系下，往往存在行政权力干预司法的现象,影响司法人员和司法结果。平民掌握话语权，通过社会舆论聚集成强大的社会力量，能够与权力阶层进行博弈，与权力阶层所存在的冲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权力的不正当使用,起到一种平衡的作用。
3、社会舆论能够促进司法精神和法治社会的建立完善。从长远来看，随着司法独立的日趋成熟，司法体制日趋完善，也不需要舆论的力量来平衡会妨碍司法公正的力量，这时社会舆论对具体的案件影响减小，在此过程中，社会舆论在法治社会的形成和尊重法律风气的普及上，起到重要作用。民众通过关注司法，提升民众本身的主人翁意识和法制意识，促进司法人员在长期监督下坚持司法公正的行为方式，公平、公正、公开的司法精神得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对司法体制的长远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社会舆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利大于弊
反驳：
【社会舆论影响判罚】
1、证明最后的判罚结果确实是不公正的。【如果不是具有损害性的结果，可以说民众是监督作用，促进结果的公正化】
您方说 …… ，那我方也可以说最终的结果是公正的，社会舆论发挥了监督作用达到了结果公正。所以这样论证没意义
2、证明最后不好的结果是社会舆论导致的，而不是司法人员的判罚不当，不是司法体制的不完善导致的。
【主动权在法官手里，综合的结果；一类较为轻松的作出判决，二类人情和法理的剧烈冲突，社会对法理人情的大讨论，是的结果更加公正】
10. 如何处理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
这第三方力量其实就已经存在，就是人民群众。关键是司法公正到了什么程度，人民群众真正觉得司法公正了，新闻监督也就没什么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