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第一批

A. 法官的职级待遇和公务员有何不同

同样级别法官比一般公务员待遇要上浮一大块，这是今年新规定。
长期以来，法官、检察官的工资制度按照其所对应的行政级别来发放。作为专业的司法人员，法官、检察官的专业程度相对来讲要比普通公务员要高，其承担的社会角色比普通公务员也要重要。从国外其他国家的情况来讲，一般来说，法官、检察官的工资水平比普通公务员高也很普遍。
目前，在第一批司法改革试点的省市中，改革速度最快的上海已经对外公布了改革后法官、检察官的工资水平，法官、检察官的工资水平将提升43%。
本轮司法改革中，最重要的核心是司法责任制。改革后，法官、检察官将对自己所承办的案件终身负责。在目前案多人少的情况下，这意味着法官、检察官的职业风险增大。因此虽然工资水平有较大增幅，但是责任也变大，正是所谓责酬相当。
《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要点：要实行全国统一的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在统一制度的前提下，体现职业特点，建立与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设置办法相衔接、有别于其他公务员的工资制度。要建立与工作职责、实绩和贡献紧密联系的工资分配机制，健全完善约束机制，鼓励办好案、多办案。要加大对一线办案人员的工资政策倾斜力度，鼓励优秀人员向一线办案岗位流动。

B. 第二批司法体制改革的省份是哪些

第二法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的省、市、自治区为：云南、山西、内版蒙古、黑龙江、权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宁夏、贵州12个。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项改革举措，对于确保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具有深远意义。
第一批选择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省市先行试点，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
第二批试点省市自治区于今年上半年陆续进入了司法体制改革，包括云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宁夏、贵州12个。

C. 如何面对法官员额“自觉退出”机制

推行法官员额制度是当前全国法院改革的内容之一，是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所谓法官员额制度，笔者理解，就是将法官定编，确定一个科学的、相对稳定的员额，经过严格的遴选，使少数专业化、道德化、法律化的高素质人才担任法官，行使审判权，而其他任何人都无权行使审判权，其他一些审判辅助性事务由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承担的一种审判工作制度。
实行法官职业化、建立法官员额制度是中国司法改革的方向。但是，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稳妥推进，要充分考虑到地域的差别，经济文化的差别和自身条件的差别。任何一项改革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都必须由其他方面的改革相配套，都必须争取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就建立法官员额制度而言，有条件的法院应当积极探索，搞好试点，加强调研，广泛宣传，不具备条件的法院不能盲目赶时髦，贪功冒进，草率行事，急于求成。推行法官员额制度改革还应当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配套进行。
一是努力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通过提高法官“门槛”，严把“进口”，疏通“出口”，保证法官质量，实现良性循环；通过拓宽法官的遴选渠道，保证有充足的人才供应；通过严格法官选任程序，确保少数高素质的法官行使审判权；通过强化学历教育、在职培训等形式，提高法院现有人员的素质；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着力提高法官的职业意识。
二是改革法院现行的管理体制，改变目前“司法权力地方化、司法活动行政化、法官职业大众化”的现状，建立一套符合审判工作特点、有利于司法公正的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
三是建立和完善对法官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实行对法院各类人员的分类管理和流程化管理，创新监督机制；对法官八小时以内和八小时以外，实行全方位监督；拓宽监督渠道，自觉接受人大、政协、检察机关、上级法院、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坚持“防范在先”原则，做好事前监督，加大惩戒力度，做好事后监督。
四是建立法官的职业保障。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法官的职业地位、职业收入，改变现有的按照国家公务员的职级确定法官工资待遇的体制，使法官真正成为一个拥有崇高职业地位、极高法律素质、丰厚职业收入的社会阶层，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法律的公正与权威，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

D. 司法体制改革在哪13个省区市

2015年是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深入推进的一年。完善司法责任制等4项改革第一批7个试点省回市将增加试点地方答,第二批11个试点省区市将选择好试点地方。
据《人民日报》报道，第一批的7个试点省市包括上海、吉林、湖北、广东、海南、青海、贵州。
第二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名单：云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宁夏11个省市自治区进入。

E. 粤2071是哪个法院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于2008年10月13日挂牌成立，前身是中山市人民法院，管辖中山市15个镇区辖区范围内的刑事、民事等各类审判、执行案件及全市一审行政案件，现有在册干警518人，其中入额法官128人。

在全国基层法院中，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长期位居前十。我院2014-2018年受理案件（新收加旧存）为37139件、47866件、68295件、78697件、83596件，分别增长28.88%、37.13%、42.68%、15.66%和6.23%。2019年，我院受理案件82268件，法官人均受理案件达658件。

建院以来，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以创新为抓手，以改革为引擎，深入落实司法责任制，推进专业化审判，注重人才培养，为基层司法改革积累经验。改革成效获中政委、最高法院、广东省委、中山市委肯定，2017年7月10日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对该院改革经验作了推介，被最高法院编入《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第一批）》。2018年4月8日，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工作会议召开，该院改革经验作为惟一的法院案例入选全省深化改革18个典型案例。2018年7月24日深圳召开的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上再次对该院改革经验做了推介。司法改革的“中山模式”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的改革亮点。

2017年获评全国繁简分流改革示范法院、集体和个人获评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全国法院办案先进标兵等荣誉；2018年集体和个人获全国法院家事审判先进集体、全国法院家事审判“先进个人”等荣誉；2019年集体和个人获评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七五”普法先进集体、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先进集体、维护全国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等荣誉。2020年集体和个人获评全国法院新闻舆论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法院先进个人、全国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先进个人、全省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个人二等功等荣誉。

F. 老少边穷地区员额检察官职数有特殊政策吗

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1-11-22

G. 法院上级行政管理部门是那里

法院是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管理的，它只接受同级或上级人大监督管理，是一个独立的司法机关。只接受检察院的监督。即使是他的上级法院也无权对其进行管理职能指导监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

第四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五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

第六条人民法院坚持司法公正，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遵守法定程序，依法保护个人和组织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尊重和保障人权。

第八条人民法院实行司法责任制，建立健全权责统一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7)司法改革第一批扩展阅读

法院的工作原则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对于一切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当事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被告人除自己进行辩护外，有权委托律师为他辩护，可以由人民团体或者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或者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为他辩护，可以由被告人的近亲属、监护人为他辩护。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

H. 谈谈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认识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为您解答
继续推进监狱体制改革试点、社区矫正试点和公职、公司律师试点，深化公证体制改革，完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推进司法鉴定管理制度改革。司法部部长张福森表示，今后将继续深化这六项改革，进一步促进司法行政工作体制和机制的完善。 张福森是在此间召开的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做此表示的。他指出，这些改革目前都处在关键时期，有的需要巩固成果，扩大试点；有的还需要理清思路，克服障碍。 据了解，在2004年底以前，监狱体制改革第一批6个试点省（市）要进行总结验收。张福森要求，重点抓好监狱和监狱企业的规范运行，特别是监狱企业的规范运行，确保监狱和监狱企业围绕改造罪犯，提高教育改造质量这一共同目标协调运作，形成既相对独立，又有机联系、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 对于深化和完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张福森指出，还要继续扩大试点规模和范围，建立健全领导机构和工作机制，积极参与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完善，以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制度，推进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公职、公司律师试点，重点是要规范对公职、公司律师的管理。”张福森指出，要不断扩大试点范围，尽快建立起适合公职、公司律师制度自身发展规律的运行机制、管理手段和管理模式。 “探索通过司法考试获得法律职业资格人员与法官、检察官作用和律师执业制度相统一，建立统一的职前培训制度等。”张福森要求认真研究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不断改进、优化司法考试的具体设计。 在公证体制改革和司法鉴定管理制度改革制度等方面，张福森要求继续建立和完善有关制度，推进相关立法进程，从根本上促进和保障改革的顺利进程。

I. 法官员额制是哪年开始的

现在搞司法改革，以前法院里面包括行政部门人员都有被任命法官等级，但是这些人实际不办案。现在改革之后，一个法院最多百分之三四十的人可以进入员额，重新被任命法官等级，这些员额制法官才有办案资格，也必须亲自办案。其他没有进入员额的法院工作人员要么做法官助理，给员额制法官打杂，要么去行政部门做司法行政人员。我国实行的法官员额制的意思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白皮书表示，建立法官员额制，就是要通过严格考核，选拔最优秀的法官进入员额，并为他们配备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审判辅助人员，确保法院85％的人力资源配置到办案一线。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2014年以来，司法改革紧锣密鼓，攻坚克难，统筹兼顾，扎实推进。
中共中央确定将上海、广东、吉林、湖北、青海、海南、贵州7个省市作为首批司法改革先行试点。2015年5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同意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云南、宁夏开展推进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
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4项改革试点。这是继去年7个试点省市后的第二批试点。会议要求试点地方要加强组织领导，细化试点实施方案，推动制度创新。
一、法官员额制：
【拓展资料】
所谓“法官员额制”是指法院、检察院在编制内根据办案数量、辖区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的法院的法官、检察官的人员限额。员额一旦确定，在一定时期内不能改变，没有缺额就不能递补。
由于该项制度涉及面较广，在社会各界引发不少争议，其中一个相对突出的争议点就是 “员额制”下法官人员减少，可能导致“案多人少”的状况。针对这一问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院、检察院办案的数量大幅度的增长，但是真正存在着案多人少的法院和检察院只是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
我们国家大部分法院和检察院中约有40%的法官、检察官在非业务部门工作，而真正在一线办案的人并不多，因而造成“法官人员数量减少后无法适应”的假象。如果通过员额制改革，把有效的、积极的办案力量吸引到一线去，办案效率相应就会提高，案多人少的相对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谢鹏程说：“这就意味着员额制将使司法的生产力得到解放。”
二、没有进入员额的法官有何待遇：
1、法官员额制改革实施以来，法官队伍存在诸多困惑，一部分法官将无法入额是必须面对的现状。
海南省原有法官1540人，改革后，法官人数减至1100多人。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全院有法官资格的人员62人，现选任主审法官29名，未入额法官33名，占53.23%。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原有法官53人，第一批入额18人，未入额法官35人，占原有法官人数的66.03%。
2、员额有余地，转岗有安排：
①关于法官员额制改革，要严格执行中央确定的法官员额比例和相关政策，不仅不能突破，在第一轮遴选时还要留有余地，为优秀人才留下入额空间。
各地试点的实际操作中，也一直按此进行。海南省第一批遴选留有10%的余地。贵州省采取以案定员、一步到位原则，根据案件数量及特点、法官承办案件能力等综合因素，计算出各试点法院的法官员额，法官员额一次性控制在39%以内，并为未来留有足够空间。花溪、汇川、贵定、榕江四个试点法院法官员额，分别为29%、30.7%、24%和30.8%。
已完成试点的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目前78名具备审判职称的入额32名，尚有9个名额空缺。空缺的名额，设计是根据案件的增长来增补法官，同时也给年轻人留出一个奋斗的目标。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53名法官有18名入额，同时为今后青年法官入额选任预留了9个名额。
②除了留下入额的希望，转岗和分流也尽量做到妥善安排。
过渡期内未选任为法官的现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转任法官助理或司法行政人员，法官职务保留，现有待遇不变。过渡期内出现缺额，先从表现好的法官助理中选任。即使过渡期满了，只要有真本事，还可参加全省遴选，仍有做法官的机会。

J. 如何破解审判机关落实司法责任制难点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同时提出:“明确各类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

为此,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提出:“主审法官、合议庭法官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

为贯彻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优化审判资源配置,明确审判组织权限,完善人民法院的司法责任制,建立健全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增强法官审理案件的亲历性,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履行审判职责,根据有关法律和人民法院工作实际,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1日制定颁布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分别以目标原则、改革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明确司法人员职责和权限、审判责任的认定和追究、加强法官的履职保障、附则等六部分共48条。具体内容涵盖了探索改革审判组织模式、明确司法人员职责权限、明确违法审判责任的情形、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建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加强法官依法履职保障。其中,有探索改革审判组织模式等内容。

在上述政策与制度框架体系下,被中央司法改革领导小组确定为第一批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6+1”省区市的三级法院作了积极的试点与推进工作,其显著的成效就是冲击了审判人员固有的集体(法院)承担司法责任的意识,而转化为“谁办案、谁负责”,且“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的新司法责任理念,形成了极具压力的办案质量倒逼机制；同时,也根本改变了长期存在于司法领域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行政化办案模式,初步形成了审判权与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相分离的新机制。司法责任制的推行更为员额制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提供了保障。

司法责任制的落实难点

当前,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推进,司法责任制在落实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和障碍,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改革推进的难度,若不加以有效破解会影响改革成效的充分体现。根据笔者的调研情况看,具体来说,司法责任制落实中的难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如何凝聚合力落实改革措施。

司法责任制改革是本轮司法改革的“牛鼻子”,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的地位。

与此同时,司法责任制改革与其他改革举措之间,亦呈现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司法责任制的全面落实,需要与人员分类管理、员额制、职业保障、省以下人财物统管、司法责任追究等制度协同推进,形成共同推动改革的合力。当前,部分改革举措如省以下人财物统管、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等推进迟缓,部分改革举措仍停留在中央文件等顶层设计层面,在地方政法机关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再加上还有部分政法领导干部对司法责任制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存在畏难情绪、懈怠心理,存在“不敢改、不想改”的情况。这些因素加大了司法责任制的落实难度,急需采取有效举措予以破解。

二、如何处理放权与监督的关系。

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内在逻辑是放权或还权于法官、合议庭,实现“让审理者裁判”。但基于目前队伍整体职业素养参差不齐、司法面临的社会矛盾纷繁复杂、法院内部运行秩序尚未理顺等现状,一味强调放权,理想化地主张让法官、合议庭完全自主决定案件,不仅不能解决司法的沉疴宿疾,反而可能导致审判运行秩序的混乱,引发新的司法不公等问题。

不久前,笔者在某试点地区法院调研时了解到,自从院庭长不再审签裁判文书、不再对案件质量把关以来,该地区反映案件审判质量的部分指标,如一审服判息诉率、二审瑕疵改发率、民商事案件调撤率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或上升。此外,案件审批制度取消以后,“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也有所凸显。可见,在目前缺少相应的监督制约、指导帮助以及协调管理机制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放权与监管的关系,将决定司法责任制能否顺利落实,甚至可能会影响司改的大局。

三、如何设计司法责任追究制度。

除“让审理者裁判”外,司法责任制另一核心内涵是“由裁判者负责”。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是确保办案质量、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必然选择。这既有利于增强司法人员办案责任心,又不会挫伤其积极性。为此,中央专门制定了相关的规范性意见,就错案责任和免责条件作了原则性规定。然而,司法责任追究制度仍然存在着顶层设计不完善、法检两家司法责任内涵范围不清晰、司法责任追责程序行政化等弊病。尤其是因缺乏司法责任制的配套制度,导致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责任保障不到位,制度的落实效果不尽理想。

四、如何面对内部反追责的压力。

每一起冤假错案都必须依法纠正,冤假错案中有关人员犯下的罪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于破案心切或客观上判断错误,造成对有关事实和证据的错误认定；另一种是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当事人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甚至徇私枉法故意冤枉好人。前一种情况一般要按照党纪政纪问责,后一种情况则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无论哪种追责,司法机关都面临着很大的“反弹”压力。所以,在实践中,为了避免有关人员被追究责任而掩盖被错判的案件,于是出现“追责与反追责”的纠结。由此可见,不少司法人员还是不明白一个道理,即如果为了掩饰错判、避免追责而拒绝纠正冤假错案,只会犯下更大的罪错,最终招致更严厉的责任追究。

司法责任制的难点破解思考

一、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形成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整体合力。认清各项改革举措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高度关联性,对各项改革举措的顺序和进程进行科学统筹,把握好推进的节奏和力度。

员额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前提,在积极开展入额工作的同时,还应当妥善处理好未入额人员的分流安置政策；职业保障机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有力驱动,要在顶层设计方案的基础上,结合省以下人财物统管制度改革的推进,对保障的主体、方式和力度等进行进一步明确；绩效考核机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应有之义,通过完善业绩考评制度和办法,明确新型权力运行机制下司法人员的工作要求,实现评价机制与员额退出机制、惩戒机制、激励机制的有效衔接。

二、有序放权、科学监督,构建符合司法规律的监督制约机制。放权不放任,监督不缺位,关键是要明确司法管理和监督权力的边界和行使的方式。坚持有序放权与监督管理相统一,推动司法业务管理监督由微观向宏观转变,提高管理监督科学化水平。

依托现代信息科技技术,打好办理案件的“组合拳”。建立适应新型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内部监督机制,加强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细化各类人员岗位职责、工作流程,确保各类主体权责清晰；发挥专业法官会议作用,架设案件研习的“度量衡”。在放权的同时,加快确保法律适用统一的机制建设,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作用,建立和完善类案检索和类案参考制度；改革审判委员会的职能,筑牢法律统一适用的“防护墙”。强化审委会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职能,最大限度减少“同城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三、严格依法、规范程序,设计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前提是制定司法责任追究的法律法规。追责的依据应上升为法律法规。制定相关法律是构建我国司法责任追究机制最基本的形式,没有这一形式,追责机制必将如空中楼阁难以实现；基础是区分违法办案责任和错案责任。在此基础上,分别制定不同的追责制度,完整的追责机制包括追责的依据、主体、事由、程序、种类及救济等内容；核心是设置明确科学的二元追责标准。追责标准应由当前唯结果论转向“不适当行为”为主、“结果过错”为辅的二元追责机制。这意味着,裁判结果并非决定责任追究的唯一条件,这可以避免追责机制对法官良心可能造成的破坏；关键是坚持程序正义与实体公正并重。在责任认定过程中,必须遵循程序公开、程序正当原则,适当组织社会专业人士参与责任认定,或直接由省级法官惩戒委员会主持进行,有效解决司法责任内部追究的公信力问题,并充分保障法官的申诉救济权利和名誉权利；必要是构建法官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机制。保障司法人员独立行使职权是建立追责机制的必要配套措施,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机制(职业、身份、薪酬、安全、文化等)要与追责机制同步建立。

四、他山之石,亦可攻玉,合理借鉴域外法官责任制度的经验。域外国家对司法责任的追究主要体现在法官惩戒制度中。这种制度的重心在于对法官个人的职业伦理道德的规制,以人案分离、程序外制约为特色。我们可以从域外法官惩戒制度的比较研究中,找出对构建我国司法责任制构建的有益借鉴。

法官惩戒制度的核心是职业伦理道德。不同的职业以本行业的伦理道德作为行为规则,其职业伦理道德共有意识可以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人们依照职业伦理道德的行为模式可减轻决策的负担,也有利于社会系统的和谐与稳定。

一个没有共同伦理的群体,是一个没有凝聚力且缺乏稳定的群体。应当明确的是法官的职业伦理道德并不是一种古板生硬的说教,也不是一种深不可测的理念,而是对司法本身规则的总结是一种应用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技术性思考,并内化为一套可操作的准则。法官行为与职业伦理准则的建立,旨在更周密地定义可以接受和应当禁止的行为,既向法官提供一个如何行为、处理自身事务的服务,又向公众提供一个他们应当知道的对法官行为的期望。

通过总结,可以归纳出域外法官惩戒制度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施机构的专门性。对于司法官的惩戒机构在相关的法律中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只有法律规定的具有专属管辖权的部门才有权对出现问题的司法官进行调查和实施惩戒,而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都无权实施惩戒。比如:美国联邦和州都是由国会或议会负责实施法官弹劾制度；同时由司法机构或主要由司法人员组成的机构负责实施司法惩戒制度；德国基本法规定,有关对司法官追诉的审判,专属于联邦宪法法院之权限。在联邦法官在行使或不行使职权时违犯本基本法的原则或邦的宪法秩序时,联邦宪法法院经联邦议院要求,可以三分之二的多数裁决将其调职或命令其退休。在故意侵犯的情况下,得为罢免之宣告。

二、审查标准的多元性。普遍设立了多元性的审查标准,意味着法官不仅要对其职务行为负责,更要对其职务外行为承担责任。域外法官惩戒制度对惩戒行为的界定是宽泛的,只要其行为有损法官职业的威信,就有可能成为惩戒的对象。

三、惩戒程序的严格性。联合国《关于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司法独立第一次世界大会《司法独立世界宣言》和国际法曹协会《司法独立最低标准》均规定了保障被惩戒法官的四大原则,即无明文行为标准不受惩戒原则、秘密审理原则、听证原则、法官有上诉权或请求复审权原则。相应的,域外各国对于惩戒法官的程序也做了严格细化的规定。

四、司法责任的独立性。法官的职业伦理责任独立于刑事责任。这避免了追究责任可能产生的竞合与混乱,也可以确保法官可以理性、良心、独立地作出裁判,并赋予其敢于担当的职业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