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对其他法律的影响

❶ 《民法典》的颁布有什么意义

民法是万法之母。孟德斯鸠说，“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民法典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典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民法典为保障个人合法权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也为随着社会发展出现的新兴权利、新型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之所以要编纂一部统一的民法典，主要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颁布了大量的民法单行法规，这些法规内容庞杂，分散广泛，不仅存在一些法规相互之间不够协调的问题，而且老百姓使用起来也不是很方便。民法典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载体，很多规定同有关国家机关直接相关，直接涉及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民法典弥补体系缺漏、去除体系重复、消解体系冲突。民法典进一步完善了民商事领域的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促进公平正当竞争、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果，是衡量各级党政机关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尺度。国家机关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必须清楚自身行为和活动的范围和界限。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开展工作要考虑民法典规定，不能侵犯人民群众享有的合法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有关政府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要依法履行职能、行使职权，保护民事权利不受侵犯、促进民事关系和谐有序。民法典问世，意味着我国法制的体例框架由此丰实延展、枝繁叶茂。
民法典充分反映人民意志，提高依法治国水平。民法典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落实到民事法治领域，充分赋予民事权利，保障权利不被侵犯。民法典聚焦民生发展问题，处处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所谓“人民有所呼，立法有所应”，体现出我们国家以良法促进发展、保证善治。民法典草案对于民事权利类型规定更丰富，行使权利规则更清晰，权利保障更完善。“民法典对公民权利类型及其行使方式规定得越丰富、越精细，就越能限制公权力的滥用，越能起到规范公权力的作用。”民法典的出台为政府提高治理能力、提高依法治国水平提供了法律保障。
“法者，治之端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是最重要的逻辑起点之一。民法典的颁布蕴含了民事权利保障、法律义务强化、社会秩序稳定等多重价值，是以良法推进善治的重要抓手，自然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❷ 民法典的重大意义

法律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是新时代中国立法进程的重大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编纂与出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重要里程碑，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载体，很多规定同有关国家机关直接相关，直接涉及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机关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必须清楚自身行为和活动的范围和界限。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开展工作要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不能侵犯人民群众享有的合法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同时，有关政府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要依法履行职能、行使职权，保护民事权利不受侵犯、促进民事关系和谐有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果，是衡量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尺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必由之路。民法是权利法。以人民为中心，就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权利。人民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主要体现在内容各异的权利当中，人民的权利得到了实现、维护和发展，其根本利益也就得到了保障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条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第三条 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第四条 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第五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第六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第八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九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第十条 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十一条 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❸ 民法典与原有的法律的关系

1、第219条，利害关系人不得公开、非法使用权利人的不动产登记资料。

（对利害关系人施加了保密义务）

2、第230条，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法律效力。

（去掉了受遗赠的情况，因遗赠属于法律行为，而继承属于事实行为）

3、第275条，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 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

的流通性）

4、第278条第二、三款，业主共同决定事项，以双三分之二的原则参与表决。筹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处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的，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决定其他事项的，双过半即可。

5、第306条第一款，按份共有人转让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的，应当将转让条件及时告知其他共有人。其他共有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优先购买权。

（告知必须是告知的转让条件，不能仅告知转让事实；优先购买权行使也必须在合理期限内，不能阻碍不动产的流通）



6、第十四章，居住权。属于首次在法律层面将居住权固化下来。居住权不同于物权和租权。主要内容归结为：居住权人享有占有、使用权。设定居住权应设定书面合同（还可以遗嘱的方式），合同中注明：当事人人的姓名、名称、住所；住宅位置；居住的条件和要求；居住权期限；解决争议的方法。居住权无偿设立，但当事人可以另行约定。设立居住权应当办理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已经设立居住权的住宅不得出租，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居住权期限届满或者居住权人死亡时，居住权消灭。消灭后，办理注销登记。

7、第406条，抵押期间，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抵押财产转让的，抵押权不受影响。 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及时通知抵押权人。抵押权人能够证明抵押财产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的，可以请求抵押人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去掉了转让抵押财产必须经抵押权人同意的表述，在当前重庆地区抵押无须将证返还银行的形势下，抵押人完全可以在不动产抵押状态下，将房屋转让。抵斩权人即使认为这该项转移行为有可能损害其权益，也不能阻止，民法典仅为其保留了在抵押人转让财产后抵押权人可以优先受偿的权益。）

8、第596条，买卖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标的物的名称、数量、质量、价款、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包装方式、检验标准和方法、结算方式、合同使用的文字及其效力等条款。

（本条对原法条的改动不大，列入本篇的意义在于日常签订合同时可以作为参照。）

9、第726条，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但是，房屋按份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或者出租人将房屋出卖给近亲属的除外。同时，还应注意的是，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在出租人拍卖房屋时同样适用。

（此条规定的意义是，当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与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冲突时，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可以优先，体现了物权优先于债权的理念。）

10、第1006条第三款，本条主要规定器官捐献，第二款规定了形式上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第三款，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决定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该条规定确认了器官捐献的推定同意原则，但当事人没能表示不同意的情况下，其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其中子女必须是成年）在继承其遗产的同时，还可以决定其器官的捐献，可谓权力重大。）

❹ 民法典对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

民法典的发布对生活和生产还是比较有指导性意义的。民法典的规定是越来越细致，越来越人性化了，越来越符合当前的社会发展

❺ 民法典颁布的意义是什么对我国有什么样的影响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
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故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加快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❻ 《民法典》等一批法律开始施行，这意味着什么

《民法典》是中国首部用典字来命名的法律法规，其全篇总共12多个条文，而且每条都与每个人的生活密不可分。民法典的施行意味着将要取代现在正在使用的民法通则，物权法等多种法律法规，可见民法典实属重中之重，所以编纂一部只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当务之急也是开国以来几代中国人的愿望。其实民法典并非横空出世，早在国54年62年79年和01年新中国曾持续四次启动民法典的编纂制定工作，但都是因为有些方面不够成熟所以未能如愿。

❼ 民法典的意义是什么与刑法的区别在哪里

1、两者的作用有所不同

刑法是规定什么是犯罪，对什么犯罪应当承担何种刑事责任的法律。

刑法的任务是为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打击一切刑罚犯罪行为。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公民、法人、公民和法人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比如赔偿和债务。它主要是解决民事纠纷，违反刑法是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2、两者的目的不一样

民法是一种权利法典，它告诉人们享有哪些权利。

刑法是一部规定义务、告知人们不该做什么、后果和处罚的法律。

3、两者的规范对象不一样

刑法规制的对象主要是严重危害社会的各类行为。

而民法则主要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联系：

民法是调整作为民事主题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即自然人、法人、其他非法人组织只有以民事主体的面目参与社会活动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才由民法调整。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极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其阶级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应当负刑事责任，给予犯罪人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刑法有广义刑法与狭义刑法之分。

广义刑法是指一切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以及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条款。狭义刑法是指刑法典。

(7)民法典对其他法律的影响扩展阅读

我国刑法作用：

主刑就是只能独立适用，不能附加于其他刑种适用的刑罚。我国刑法规定的主刑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

附加刑就是作为主刑的补充而附加适用，但也可以独立适用的刑罚。我国刑法规定的附加刑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此外，对于犯罪的外国人，可以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这实际上也属于附加刑。

我国刑罚就是通过有主有从、互相配合，有轻有重、互相衔接的设计方式，形成了严整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个刑种都有它特定的内容和作用。

刑种的多样性，是为了适应犯罪性质和情节的多样性，便于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所以，这些刑种是切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的。

刑罚是对犯罪分子某种利益的剥夺，如剥夺其自由，剥夺其政治权利，剥夺其财产等。所以刑罚对被判刑人必然造成痛苦，造成精神上、心理上的巨大压力，这是刑罚的属性。正是这个属性，使刑罚发挥惩罚、惩治和威慑的作用。

同时，刑罚还包含有谴责的因素，它是对犯罪分子及其行为的否定评价，是国家对于他干了犯罪这种坏事的一种严厉谴责。由于刑罚谴责某种犯罪行为和实施这种行为的人，遂使人们意识到犯罪的事干不得，走犯罪的道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所以这种谴责又是一种教育。

社会主义性质的刑罚是惩罚和教育的辩证统一。惩罚和教育都是我国刑罚的内容属性。单纯的惩罚和脱离惩罚的单纯的教育都不是刑罚。

国家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的根本目的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而惩罚和教育是达到刑罚目的的手段。

特殊预防就是预防犯罪分子本人再犯罪。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的判刑，除了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非杀不可的依法判处死刑外，对其他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惩罚和教育，把他们改造成为去恶从善、悔罪自新、遵守法纪、自食其力的新人，化有害为无害，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我国对罪犯改造工作的实践证明，多数犯罪分子通过惩罚和教育，是能够认识到犯罪的危害性以及自己犯罪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

一般预防就是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警戒社会上那些不稳定分子，即有可能犯罪的分子，防止他们以身试法，走上犯罪的道路。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的意思。

为什么人民法院有时选择典型案件，大张旗鼓地公开宣判呢为什么宣判罪犯死刑立即执行要出布告呢主要就是为了警戒和震慑少数不稳定分子，以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

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也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制观念，提高警惕性和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司法机关只有充分地、广泛地依靠群众，同他们一道展开对犯罪的斗争，才能够达到有效地预防犯罪的目的。

刑事责任与其他法律责任的区别是：

第一，基础不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只能是犯罪行为，其社会危害性比被追究其他法律责任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也就是说，刑事责任只能由实施犯罪的人承担，而不能由任何其他人承担。罪责自负、反对株连是我国刑法的一项重要的原则。

这个原则要求，只有参与实施犯罪的人，才能成为刑事责任的主体，其他没有参与实施犯罪的人，不论他与犯罪人的关系如何，都不能令他负担刑事责任。

第二，程序不同。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只能由国家司法机关按照刑事诉讼程序来决定。其他法律责任，则不是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决定的。确定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主要是国家审判机关的任务，但这不是绝对的。

在某些情况下，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也可以解决刑事责任问题。例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当出现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情况，或者发生犯罪嫌疑人死亡的情况，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就应当作出不追究刑事责任或不起诉的决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对于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第三，后果不同。对负刑事责任的人往往随之而来的是给予刑罚处罚，这是最严厉的国家制裁方法。它不仅可以剥夺被判刑人的财产，还可以剥夺其人身自由、政治权利，甚至可以剥夺其生命。其他法律责任都不会引起刑罚处罚这种严厉的法律后果。

❽ 民法典相比较于民法学行法,他具备什么优势

（一）开放性

1·针对其他法律渊源的包容性。民法典中的合同法是这方面的典型:合同法作为调整经济交易关系最为重要的法律，面对永远处于不断发展和创新中的交易实践，当然也不应该“凝滞”或者僵化。以法国为例，首先是单行法的修改，譬如，1975年7月9日和1985年10月11日的法律分别修改了其民法典第1152和1231条，授权法官对于约定过高或者过低的违约金条款进行修改。其次，判例有时候可能会构建出合同法某一领域的规则（例如，前契约阶段），或者在民法典之中或之外发展出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则和概念（譬如，前契约阶段的信息义务，安全义务，销售者和制造者的产品责任，合同的协议转让和解除等），或者将某一局部适用的规则扩展为一般性规则（譬如同时履行抗辩规则，exceptio non adimpleti cont-ractus）。再次，交易实践为不断丰富合同法的内容，使得合同法不断接纳和确认新的交易形式（如解约条款、责任条款、安慰信、独立担保）。最后，学理界也不断将许多理论和概念体系化（合同的对抗性，实质性义务、合同群理论[20]），并不断突破旧有的制度框架（如方法之债和结果之债的区分）。

2·对于其他法律体系的开放性。在如今各国的立法活动中，比较法无疑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对各主要国家的法律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寻求最适合本国的制度安排，这已经是各国在立法中的一项普遍做法。对于外国法的借鉴，这也是法国这个拥有悠久民法传统的国家的经常性做法。仍旧以法国法为例，譬如，在价格的确定方面，法国最高法院在审判中就曾参考了德国法和罗马统一私法国际委员会（UNIDROIT）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当时还尚未公布）中单方面确定价格的有关内容[21].在法国最高法院近年的一些关于合同诚信义务的判决中，还可以看到普通法尤其是美国法的影响，譬如所谓的“信赖理论”[22].

3·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变迁的敏感性。作为调整主体行为的社会规范之一，法律不可能自外于其他领域，不受其他领域变革的影响，或者不考虑自身对于其他领域的一项———尤其是经济领域内可能引发的后果。合同法更是如此:对于交易关系的促进、对于经济生活的良性影响，这是合同法的出发点和归宿之一。由此，不难理解的是，法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拒绝将一方遭受的“损失（lésion）”作为宣告合同无效或者变更的原因之一，因为起草者们“对于大革命时期的多次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大量交易因一方遭受损失而被撤销的麻烦记忆犹新”[23].在当代，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显然需要考虑法律的经济和社会效果:譬如，法国负责研究担保法改革的专家小组中，除了法学教授和法官以外，还有银行家、公证人和律师等实务界专家。此外，法院在做出判决时，通常也会考虑判决的经济影响，譬如，法国最高法院在为某些投资性的人寿保险合同进行定性的时候，就曾大量征询了公证人、保险公司、经济和金融部、司法部等部门的意见。另外，最高法院的某些判决的动机也可以从经济学层面得到解释。此外，法学界对于经济分析方法也并不陌生:在合同法中，法国一些学者反对情势变更理论，也正是基于经济上的分析。据他们看来，如果经济情势的变更能经常性地导致合同的变更的话，这会危害经济秩序的稳定，损害当事人的合理预期[24]（当然这一看法也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批评）。

（二）平衡性

平衡性是指法律在制度设计上注重各方当事人之间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各种基本价值之间的平衡。那么就此而言，是否存在关于合同的一个普遍性的定义?比较法研究发现，关于合同这个最基本的法学范畴之一，存在着多种定义和视角。例如，在深受自由主义思想、重商传统和新教伦理影响的英国，关于合同的观念就更多的体现出经济维度的考虑;而在天主教影响深厚、重视合同伦理的法国，其关于合同的看法就呈现出相当的道德主义的特点。如果把视野进一步扩大至伊斯兰法体系，我们会发现，伊斯兰教法关于合同的理念又与前述两大法系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些都说明，即使是关于最为基础、为各大法系所共有的基本法学范畴，关于其内容的理解，各个法系可能并不相同。

就合同的有关分析框架而言，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方法论:经济学分析方法、社会学分析方法、哲学分析方法、个人主义方法、道德主义方法、连带主义方法等。就此而言，巴西的最新立法值得关注:其2002年的新法典要求“契约自由必须以理性的方式，在合同的社会功能的限度内行使”。早在一个多世纪前，普通法学者梅因就揭示出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是一切“进步社会的发展趋势”;而在当代，许多大陆法学者在更为深入地谈论所谓“法律的契约化”现象（如前所述，这一趋势已经扩展到家庭法、物权法等领域）;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并非偶然:它反映出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的重心从“法律”向“契约”的转移;法律为当事者所直接规定的联结逐渐减少，而当事者通过契约所构建的联结渐次增加;法律的调整模式逐渐从“强行性法律”向一种“协商性法律”转变。

在理念和方法论层面，大陆法系关于合同的观念与普通法系仍然存在某些差别。譬如，就合同的效力而言，尽管两大法系都会强调古老的拉丁法谚Pactasunt servenda（承诺应当严守），这一合同法的奠基性原则却在两大法系中有不同的理解。英美法将合同视为“bargain”，强调双方利益或者好处的交换，两种允诺的交易，因此，合同一方可以主张“或者我选择履行，或者我选择赔偿”，任何一种方法是均应被视为可以满足对方的利益;显然，交易秩序中并不涉及道德层面的问题，可见，此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考虑是经济上的安排。由此，普通法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责任形式是损害赔偿:根据Holmes的著名论断，原则上，选择支付损害赔偿是当事人的自由;强制实际履行只是一项例外性责任形式。总之，合同法需要考虑的是交易的迅捷、便利、效率。法律经济学派的“有效违约”理论即是典型:如果违约能创造出更大的效率，则应允许一方选择以支付违约赔偿而解除合同。这明显反映出一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道德观;履约还是违约在这里被纯粹解读为一种利润最大化的算计，并无道义诚信等方面的考虑。

这正是许多大陆法学者明确反对将合同简约为“bargain”的原因所在。在合同效力的问题上，大陆法更倾向于合同只有在完全履行之后，才算达到圆满状态。例如，受到法国法的影响，智利法律规定“如一方未履行其义务，另一方有权选择强制其继续履行合同，或者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支付损害赔偿”。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某些合同法制度———诸如非违约方解除合同前的催告、约定违约金条款、合同解除只能通过司法程序、拒绝承认情势变更理论等———都反映出对于合同效力的重视:法律为债权人同时提供了多种选择，以使合同能得到履行;从债务人的角度来看，法律为促使其履行合同提供了多种制度框架，以使合同不至于终止。在许多大陆法学者看来，强调对己方先前做出的诺言的信守、对于对方的合理期待的尊重，这显然涉及道德等诸多层面:中世纪教会法和宗教教义的影响，和他的交互性特征，信守承诺的骑士精神，基本的自然正义观念……由此，强调进入合同关系的双方应保持某种“连带关系”（善意、忠诚、合作和相互扶助等），这只有用经济分析方法之外的其他分析框架才可以解释（道德、伦理、宗教、社会学等）[25].法国当代影响甚大的“合同连带主义（solidarisme contractuel）”思潮，是沿袭了杜尔凯姆、撒莱、德莫格和约瑟朗等人的法社会学思考路径，反对纯粹从商业和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待和分析合同。

（三）经济性

经济性是指法律的制度安排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各个环节包括争端解决环节的成本。在成文法体系中，合同法律规则本身就是交易关系的抽象，这些规则在内容上可以成为一般性的交易条件。由此，在大陆法系中，由于完备的法律规则的存在，对经济当事者而言无需就合同的所有环节和所有事项，均制定繁简无遗的庞杂条款———这与普通法的情形有所不同;从微观角度看，这极大地节省了经济当事人的时间和成本。

从宏观角度看，以法典为核心的成文法体系还具有预防和避免争端的功能。根据一些统计，在美国，司法和诉讼程序的总运作成本（公民、企业、公立机构为律师、法院、司法专家等所负担的所有费用）约为650亿美元，大约占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2.6%;这一比率在瑞士为0.8%，在法国为0.6%，而在西班牙仅为0.4%.此外，在美国，平均每300名居民中就有一名律师（美国的律师数量据称占到了全球总数的70%）;这一数字在法国是1700.在美国，每年每10人中就会有一人牵涉到讼争;这一数字在法国是300[8]（P106）。根据一些比较法学者的分析，这其中存在着结构性的原因:在普通法中，当事者无法服从于成文法典，而是受制于法官创造的规则，这使得当事方对于律师具有更大的依赖;而由于当事人预先无法完全知晓规则，由于普通法的诉讼构造和法律文化，当事人也会具有更大的冲动去诉诸法院。

结论

颇有意思的是，根据位于普通法区域的加拿大的渥太华大学所做的一项统计:在全世界，超过150多个国家占全球60%的人口采用的是大陆法体系;以制定众多法典为其标志。虽然数字并不具有更多的意义———我们显然不能因此简单推导出成文法体系就一定优于普通法系，但是，这起码使得我们更有理由在实现依法治国的伟大进程中，坚持大陆法传统，理解法典化是适合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的最合理选择，从而坚定地继续已颇有建树的法典化之路;而中国民法典的最终出台也必将为中国法体系的“质地”增添“现代性”。

❾ 问现执行民法典,原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是否有效继续执行

民法典实施后同步废止了原先的九部民事单行法，但是其中并不包括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所以这两部法律还是有效继续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