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民法总论
① 法学研究生三年应该如何度过过来人给个建议吧。感激不尽。
一个学长的文章，希望对你有帮助
学法十年
自1998年入河南大学成为一名法科生，我习法已整整十载。从还充满好奇的 “小青年”，到已近而立之年；从一名中学生，到现在的硕士研究生；从对法的近乎无知，到后来的系统研习；从走出河大园，到再次步入明伦街85号，我人生的十年过去了----也许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十年。十年了，每忆往昔，总不免感慨颇多；十年了，该有一个总结了。
真的好感谢老师们给的机会和教诲----正是这份机会和教诲，使我十年中的最后一年幸运地获得了无比丰富的意义，阻止了我因多年来的碌碌无为而欲对自己的痛骂。就读研究生的第一年，是我人生思考最多和认识提高最快的一年，就专业来说，尤其如此。小学生只学习知识和生活的基础，中学生则仅仅是建立了对事物 “对或错”的简单二元判断（这或许与他们平时的考试训练有关----题答对了就得分，否则就不得分），即使大学本科生也不过是借助于概念、命题较为系统的掌握了一门知识框架----他们掌握的概念、原则、命题往往是没有语境的，生硬、孤立、抽象、形式化而又程式化，这种知识框架充其量只是“教科书”的知识体系。依赖教科书，每天看得也是教科书，甚至把专业学习理解成是对教科书的掌握----教科书掌握住了，专业就学成了，到工作岗位上就可以大展宏图了。他们认为教科书，尤其是知名教授编著的教科书，讲得就是对的----顶多有一点对“来自其他学者或任课教师的批评”的认可；他们也同样迷信老师，认为老师讲的也都是对的，殊不知，老师讲的仅是他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结果他们往往欠缺自己的思考和观点，也无法形成独立思考和独立学习的习惯和素养。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事物是复杂的，有时无法通过下确切定义的方法来理解；事物有许多侧面，掌握这些不同的侧面也许就是对事物的正确理解；非要下个定义，看似准确，实则谬误。结果，他们不知不觉养成了一种“概念+特征”式的学习方法----或许，从许多学生递交的论文中“概念+特征+作用+历史+意义”的套路和将近80%的篇幅占有量就可以发现这一点。不幸的是，我曾经就是“他们”的一员；但幸运的是，通过任瑞兴老师的指导和一年来的学习和思悟，自己意识到了这些，并着力进行了矫正。
一、一年来的收获
第一年的收获之一是，补充了法哲学和法律史知识。法理学其实无非是用提取公因式的方法把各部门法的共性东西抽出，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组成一个合理的体系，并成为各部门法均可以找到指导原理的基础学科，但这还是从法律自身认识出发去解释法律关系和法律问题。而法哲学是一种用外在于法的哲学视角和高度来审视法，给我们提供了更广泛的遐想空间和参照系，并带来了抽象的概括能力和勇于探求深度的决心及习惯。立法规定的是条文，课堂学的是规范，而我们却要理解法的精神----法哲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通过对法进行哲学分析进而找到法之精神的方法。研究法，不仅需要共时性的思维还需要历时性思维，去比较不同概念、原则、制度，发现现象背后的本质，找出一定的规律，进而获取对问题的通透理解，提出有价值的观点，丰富对法的认识，所以，法律史知识很重要。并且，法律史学习中强烈的史料意识，对提高我们的资料收集能力、训练掌握较好的整理方法和获取较多的研究资料和相关信息都大有帮助。
收获之二是，确立了明确的学术兴趣和方向----民法法典化。法典化相关理论可谓是最为宏观且最具哲学思维和高度的民法理论，就中国的语境而言，它还是立法和民法理论界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关注的中心点。法典理论提纲挈领式的高度，使我们可以去俯视鸟瞰民法体系的整体面貌，明晰各具体制度的功能及相互之间的联系，进而获取对民法的体系化认知，领略民法作为私法之理念和精神。法典化程度是一个社会法律制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正式的民法法典化从1998年（民法起草小组的成立）就开始启动工作。当下的法典论战持续激烈，从“绑联”、“现实”、“浪漫”三种思路，到“梁慧星版”、“ 王利明版”、“徐国栋版---《绿色民法典》” 三个学者建议稿；从“物文主义”、“旧人文主义”、“ 新人文主义”三种精神，到“法国”、“德国”、“国产” 三个模式；从“九编”、“七编”、“五编” 等编数设计，到“人格权”、“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法” 等内容的位置安排，等等。以往的经验证明：论战越激烈，民法典越先进；分歧越多，法典越科学。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出现的这种争吵，真可谓是我国法学界的一大盛事，也是难能可贵的一种法学上的进步。不管未来的民法典有多少“徐国栋成分”，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感谢他所荡起的“学术涟漪”、善意的“鄙视”和理性而又歇斯底里般的“叫嚣”。自己原本就比较关注法典化问题，又受到魏磊杰师弟的启发，所以我现在的研究路向首先选择了法典理论，而且我觉得作为民法方向的研究生应当置身、跟进和融入到民法法典化----目前最主流也最富时代意义的民法理论潮流中。
收获之三是，从“学习英语”到“利用英语”思想意识的转变。这个假期，有幸跟着魏磊杰翻译了篇文章，并荣幸能得到了魏磊杰的充分肯定。这是我第一次去系统的翻译一篇文章，英语算不上好，再加上专业英语知识的欠缺，说真的，自己最初的心态可谓是如履薄冰，生怕有负所托。但经过一个月以来的尝试，我感觉到：外文的译介实属不易，然大胆去做，“则难者亦易乎”！外文的译介对我来说是一种新鲜的工作，其实也是一种新的学习方法。社科院渠涛教授在其《最新日本民法》的后记中提到中国人在学习外语问题上的一个共同认识是“英语是哭着进取，笑着出来；而日语是笑着进取，哭着出来”。这一个月以来的经历使我非常认同此言。而且，对我来说，努力的结果不仅仅是把英语文本译成了中文文本，更是掌握了一种研读、翻译、利用外文的学习和科研能力。彭小龙师弟说现在北京的学者都不屑于搞翻译----太浪费时间，而且外文的翻译已不再看成是科研成果，不如搞文章或写专著，象王轶等青年才俊都不去搞翻译。我本人并不认同他的观点。我国绝大多数法律都是 “西方舶来品”，因此，对西方语言的良好认知应为法律人的基本素养。翻译外文可以提高外语水平和运用能力，而且也只有先熟练掌握翻译----这种准确理解外文的能力之后，才可以在直接引用外文时做到准确和得心应手。实际上，日本大村敦志所著《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就是由王轶校对的。当然我也深知，不是靠翻译一篇短文就可以掌握一种外语能力的。我给自己制定了今后的训练计划：我已通读了《民法通则》、《法国民法典》的英文版，基本把民法中的概念、术语和用语习惯给掌握住了，接下来争取在一至两年的时间里，与他人合作去翻译3、4篇文章和一本书，学会如何去选择所要翻译的文本、如何组织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怎样去联系文本的原作者并争取他的翻译授权和如何把这些辛苦的工作转换为成果。最后一年，自己开始去翻译德文文本。
收获之四是，跳出了教材的包围圈，学会了读书，尤其是读好书。就像不能老觉得英语还没学好就一直去“学”英语，而应学习如何使用、利用英语，我们也不能把专业没学好当成是教材还没掌握的足够牢，其实专业没学好，也许反而是我们教材看得太多了。认识到这点之后，我决定除非有必要否则不再去看教材，要看好书。何谓好书呢？我觉得教授们写作时经常引用的往往就是好书、好文章。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个假期，专程去了两趟郑州，又委托北京的同学选购了一批，还通过当当网、卓越网买了多本。好书的确不一般，象勒内•达维德的《当代主要法律体系》、茨威格特、克茨著的《比较法总论》、约翰•亨利•梅里曼的《大陆法系》、穗积陈重的《法律进化论》、梅因的《古代法》、大木雅夫的《比较法》、弗朗茨•维亚克尔的《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艾伦.沃森的《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纪坡民的《商品社会的世界性法律》和《产权与法》、谢怀栻的《外国民商法精要》、我妻荣的《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苏永钦的《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星野英一的《私法中的人》、埃尔曼的《比较法律文化》等等，这些好书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收获之五是，搜集和整理了许多资料。学会整理和收集资料，是为学的基本功，除了购置多本书籍外，还通过互联网收集了许多好资料。首先，找了几个同学，进行分工，把民商法学界还包括许多法理法史专业的大家的文章，都从不同的网站上找到了，然后分门归类，大家资源共享。其次，找到了几个非常有用的网站，从中下载了许多好资料，如：史尚宽、王泽鉴的所有力著；法学家茶座全集；民商法论丛大部；法律出版社的“当代德国法学名著”（梅迪库斯德《德国民法总论》）系列全部；德国、法国、日本、台湾的民法典中文版、多个国家民法典的英文版和几乎全部的其他国家的西班牙、葡萄牙等语言版；还有德、法、美、英、日、意等国家的多本也已翻译过来的名著；关于民法典专题的所有在网上能够找到的文章。
收获之六是，学习了第二门外语----德语。德语（Deutsch）是德国、奥地利的官方语言，也是瑞士的4种官方语言之一。德语是1亿多人使用的母语（总计约为1.1亿）。它最初在德国、奥地利、瑞士北部、列支敦士登、卢森堡、意大利南提洛尔，比利时的一小部分地区，部分波兰地区和部分法国阿尔萨斯地区内使用。另外，在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内，例如纳米比亚拥有大量的说德语的人口，在东欧的一些国家中，仍有少量的说德语的少数民族。此外，苏联和罗马尼亚等国的德国移民区、以及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等地也有少数人使用德语。所以，德语是欧洲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语言，三个典型的民法典，其中两个都是德文的。况且加上中国的德国民法血统，我觉得学习德语非常必要。上个学期，跟着学校的博士生听了一个学期的课程，现在继续学习中。现今的德文著作和文章相对还很少，学好了肯定很有帮助的。再者，王老师说推荐我考中国社科院孙宪忠老师的博士，他是一个德国通，我觉得，学好德语，考他的博士应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收获之七是，也是最大的收获是，自己学会了如何学习。研究生三年的学习，不应当是本科之后的简单的时间累进，更重要的是掌握如何去学习、去发现和研究一些问题的方法。除了发现并努力纠正“概念+特征”式的学习方法外，我还拓展了利用外语创造科研成果的能力。自己翻译的文章将作为“转型时期的私法发展与法典编纂”一书中的一部分将由魏磊杰联系清华大学的高鸿均老师出版。我觉得，研究生阶段了，决不应该是再闷头苦读、自我封闭，应该多与他人和外界交流，看看其他同学，瞧瞧其他学校尤其是重点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人家在做些什么。其实，经验证明，与他人进行交流总能获得或多或少的知识，交流本身就是一种学习方法，只是被大多数人忽略了。我还认识到，一年级打了基础之后，从二年级就应该树立专业兴趣和方向了。民法理论太广博了，不可能每一个内容都学的很精深，而且，学术成长的一般规律和道路也往往是抓住较小的范围和方向，做大、做强、做精，然后再从面上向其他范围拓展。树立专业兴趣和方向之后，应该围绕主题写一些相关的文章。学习，不仅向老师学习，更重要的是自己学习。上课是学习，交流是学习，自己看专著和文章是学习，写读书笔记是学习，撰写文章是学习，翻译外文是学习，搜集和整理资料也是学习。其实，只要用心，我们可以经常进入到一种学习的状态中去，即使看电视、逛街，只要带着一种理性和思考的心，我们会发现许多有意义的问题，特别是与专业有关的课题，这也是在学习。通过思考和学习，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个个知识点得以串连，并按照某种规律和逻辑形成体系。我认为，对于一名硕士生，于本科的基点上，再打一下基础，学会如何独立学习，找到自己的学术方向并进而作出些成果，写一篇不错的学位论文，就是一名非常合格的学生，带着这些进入到博士阶段的学习就已经做的很不错了。
学习民法，两种思维应并进。一是微观思维。民法的概念、制度等知识点很多，也很琐碎，要把所有这些知识点都要搞清楚，不仅需要功夫、耐心，而且需要我们养成一种细心、善于具体分析、从细微处着手的思维习惯。二是宏观思维。民法不仅广博而且最富体系性，同样的内容给予不同的顺序安排，可能背后体现的立法意图、民法精神、价值取向就大不相同；民法制定和修改时往往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缘由变得十分困难；王泽鉴先生把“无权处分”喻为“法学上的精灵”，对该问题的处理，反映出立法者的立法水平。这是因为“无权处分”攸关物权法与债权法的体系，与所有权、合同效力、不当得利、侵权等制度和问题也密切相连----这充分说明了民法强烈的体系性。王轶教授还专门撰文研究了民法的体系强制问题。学习民法，尤其要注意对民法的这种体系化认知。郭明瑞教师在其主编的《民法学》教材中也指出：学习民法，要使用体系化的方法。我们要了解民法的体系，理解其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就需要有一种不光停留在某一细节的宏观思维方法和习惯。当然，二者决不是截然对立的，相反却是相辅相成的：研究宏观问题往往需要具体制度的支撑；而对具体问题的关注则需要用宏观的、抽象的概括捕捉其共性、发现其中的症结所在、进而得出准确的结论。所以，我也要求自己不仅要去写一些关于民法法典化的文章，也要具体研究民法中的具体制度，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
学习要有方法。星野英一教授在《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的中文版序中指出：我妻荣教授之所以取得那样巨大的成就，同先生先在青年时即以写就了方法论的论文和确立了方法论、然后一生一世追求这种方法，有密切关联。好的学习方法可使我们受到事半功倍之效。看了卡尔•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黄茂荣的《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胡玉鸿的《法学方法论导论》、杨仁寿的《法学方法论》、任成印的《民法方法论》、王泽鉴先生的《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林立的《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以及贺卫方、梁彗星、季卫东、王利明等关于如何学习法律的讲演稿。基本了解了研究民法的方法问题，大有“眼前一亮、豁然开朗”的感觉，相信这会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
二、努力的方向
以前觉得自己啥都敢写，来读研究生之后，又觉得啥都不敢写了，可能是因为发现自己其实很无知。看得书越多，越觉得自己的浅薄和无知。所以，这一年来我一直处在一种因自己浅薄而心虚的意识当中，我对自己的能力深深怀疑，内心愧疚。尽管比磊杰高一个年级，但却发现自己的巨大差距。反省是为了使自我获取进步，自己深知自己是一个愚钝的人，没有磊杰的聪慧，唯有加倍努力，才能减少这种差距。
成果意识也很重要。付出努力和劳动的工作，尽可能把它变成有说服力的成果。对于要考博者，尤为重要。通过这将近半年的潜心读书，已掌握了一定的素材、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下面就要结合自己的兴趣写上几篇文章了。我也已把商法课的作业《浅论公司法与合同法的关系----以一个对公司解读的合同路径为视角》（现在题目是《公司的合同解读》）进行了修改投了出去，期待好的结果。《论民法典总则的技术构造》也已完成，修改之后，也准备投出去。磊杰这次回来，给我带来了珍贵的、从台湾复印的《奥地利民法》。这部法典大陆好像还没有公开出版的书籍，几部好的《比较法》谈到的也不多，我手头的近20本有关民法典的专著和论文集也都对此毫无专门谈及，网上查到的相关文章也极少。我想好好研读之后，写一篇关于奥地利民法典的文章。这些都是较为宏观的内容，还要写一些较为微观的，如特许经营合同、物上请求权与债权、侵权行为的关系等，我总共列了10个题目，争取在二年级全部完成。我觉得，经过一个较为充备的积累期后，已经有了许多的想法，“专业嗅觉”也增加了。之后，在写文章时，选定题目之后，看两周与之相关的书和文章，第三周开始动笔写，边写边看，第四周完成并修改。这样，如果全身心投入的话，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完成一篇文章。
我对自己专业兴趣的思考是：首先，近期的目标是：通过德国、瑞士、奥地利三个国家的民法典和相应的资料，去研究茨威格特、克茨“法样式论”中的德意志法系。其次，长远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个以“查士丁尼皇帝罗马法法典编纂时期----中世纪----《法国民法典》编纂前启蒙时期----近现代”为时间纬度、以罗马法的建立、变种、继受、沉沦、发展为连线的知识脉络。这可以使自己建立起一个以罗马法为源头、以当代的普遍民法典编制为结果的呈纵向的私法知识系统，以期发现一些有价值的课题。我只是关注了近现代从1804年《法国民法典》到晚近的1992年的《荷兰民法典》，罗马法的知识还很薄弱，中世纪时期罗马法的状况如何知之甚少，而且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也不很多，增加了学习和研究的困难。今后更需要努力。
② 德国民法总论mobi是怎么回事
您好，mobi是一种电子书格式,可以通过第三方的阅读器进行查看。版 推荐使用Kindle进行权查看。还可以使用MobipocketReader进行查看。
《德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是德意志帝国在德国（丙申年）制定的民法典。1900年1月1日施行，以后为德意志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继续适用，现在仍然有效。这是继《法国民法典》之后，大陆法系国家第二部重要的民法典。它继承罗马法的传统，结合日耳曼法的一些习惯，并根据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情况而制定，因而在内容上超出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律原则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需要。但它在某些地方仍保留了德国容克地主经济的特点
③ 为什么民法没有起源于中国
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在采取法典形式时，将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民法规则或者法律条文以某种逻辑加以安排，从而形成的体系。简言之，就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地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在我国民法典编纂工程已经启动的情况下，立法者所面临的首要课题就是应当如何构建民法典的体系。
一、确立民法典体系的必要性
研究民法典的体系，其根本的目的在于获得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完备体系，从而在该体系的支撑下制定出一部具有高度逻辑性与体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说，民法典体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原因在于：
首先，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近代意义上的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体系化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典。美国学者庞德认为，法典不同于其他的法律形式在于“它展示了整个既存的法律体系化的模式”。加拿大学者vander linden也认为民法典的本质特征是指多个部分结为整体之形式的统一性。lobinger也指出法典化不同于一般的立法在于法典“包含了各种有效的控制主体的法律规则的完整性、逻辑性、科学性”。王涌：《私权的分析与建构》，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博士论文，结语。民法典就是以体系性以及由之所决定的逻辑性为重要特征的，体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事立法的汇编”。换句话说，民法典必须满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这种形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其体系的完整性上。因此，探求民法典的体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其次，体系化既有助于在整个民法典的规则制度中充分贯彻民法的各项基本理念（如平等、私法自治、诚实信用、维护交易安全等），又可有效地防止与消除整个法典中并存的各项理念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单行的民事立法固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域内贯彻一项或多项民法价值观念，但是无法在全部社会生活领域中实现诸多民法基本价值观念的和谐融洽。例如，现代民法不仅注重对静态的财产所有权的严格保护，也注重对动态的交易安全的维护。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现代民法优先保护的是交易安全。此种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分别体现在民法典的各个编章之中。例如，总则中的表见代理制度、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无权处分制度等，都体现了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价值选择。因此，只有依据一定的民法典体系将民事法律规范法典化才能够使民法中的各种价值观念贯彻如一，并协调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第三，体系化有助于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由于我国许多单行民事法律和法规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制定的，有些法律仅仅是为了适应改革的特定阶段的需求而颁布的，或者是为了适应特定社会经济环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因此立法者通常缺乏一种通常的全局性考虑，从而导致了这些法律法规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冲突或者矛盾。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通过确立民法典的体系，能够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有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我国民事法律的统一，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在民法典的体系建立之后，可以在民事普通法中形成总则与分则相区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内在结构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与各个单行的民事立法尤其是商事特别法之间的和谐体系。民法典的体系构建之后，既可以为法官提供一套完整、和谐、清晰的裁判规则体系，也可以为从事民商事活动的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行为规范体系。体系化不仅有助于消除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而且通过体系化能够有效地保障整个民事法律体系中各种概念、规则的严谨性与统一性。例如，在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出现了“民事行为”、“民事活动”、“民事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等诸多概念，这些概念究竟哪一个是属概念，哪一个是种概念，它们的内涵与外延如何界定，民法学者都很难理清一个头绪。这就需要通过法典化来解决民法概念与范畴的严谨和统一的问题。
第四，体系化有助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一方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适用民法提供极大的便利，民法典优越于判例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在于适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体系化也将促使法律工作者在适用民法之时形成严谨的、体系化的思维观念。例如在分析具体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种请求权时，应当首先判断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有合同关系。如果有，则产生合同法上的请求权，没有则判断是否存在无因管理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最后才判断是否存在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体系化可以促使法律工作者用体系化的观念分析解决个案，从全方位的角度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纠纷。
第五，体系化有助于通过维护民事法律规范的稳定性，最终实现社会生活关系的稳定性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茂荣教授所言，法的体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综览性”，从而提高其适用上之“实用性”，而且可以提高裁判上之“可预见性”，从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构成的体系“圆满无缺”，则光凭逻辑的运作便能圆满解答每个法律问题。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页。民法典的体系化就是要将市民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规则抽象出来，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通过此种体系的安排使其成为稳定的规则，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不因国家某项政策的随意改变而发生变动。至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特殊领域，则可以通过颁布单行民商事立法加以调整，尽管此种单行立法可能会因时因地发生变化，但是民事社会生活中基本规则却不会随意发生变动。从法国、德国等国家民法典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社会历尽变迁，新的法律问题层出不穷，但是由于法典自身的严格的体系性与逻辑性，新的问题通常能够在民法典体系框架内加以解决，民法典依然保持了生命力，历经百年而岿然不动，这就充分说明了体系性对保证民法典的合理性，从而维系民法典的存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阶段，因此在我国建立民法典的体系性具有更为突出的现实意义。
二、确立我国民法典体系时的三个宏观问题
完整的民法典体系绝非朝夕之间可以形成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进。早在罗马法时代，法学家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一书中就提出了一种民法典的编纂体例，该体例将罗马市民法划分为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三部分，后被查士丁尼编纂罗马法大全所采用，后人称之为“罗马式”体系。至法国民法典编纂时，罗马式体例被民法制定者采纳，不过，立法者将诉讼法从民法典中分离出去，同时将物法进一步分为“财产法”与“财产权的取得方法”两部分。在19世纪末，经过了数十年的法典论战后，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采纳了由潘德克顿学派所提出的民法典体系，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五编制“德国式”模式，更确切地说，是采纳了潘德克顿体系中的巴伐利亚式，潘德克顿式体系可分为萨克逊式与巴伐利亚式，前者的编制结构是总则、物权、债权、亲属、继承；后者的编制结构则是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两者的区别在于物权与债权的位置前后不同，这种位置的安排是为了表达主题的不同的重要性。参见徐国栋：“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载徐国栋主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即将民法典分为总则、债权、物权、亲属及继承五编。潘德克顿的模式后来为日本民法典所继受。不过，与德国稍有不同的是，日本民法典采纳了萨克逊式体例，将物权置于债权之前。20世纪90年代完成的荷兰民法典在体例上又有重大的改变，法典的起草者巧妙地将法国法模式和德国法模式结合起来之后，同时又大量吸收了英美法系的经验，创建了民法典的八编模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法典在债权和物权之上设立了财产权总则，并改造了德国法的总则模式。荷兰民法典在颁布之后，得到了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民法学者的广泛好评。1994年颁布的俄罗斯民法典在体系上也有了许多新的发展，例如该法典将债法划分为两编加以规定，债法总则包括债的一般规定与合同的一般规定，并在总则的民事权利客体内容中规定了知识产权制度。由此表明，民法典体系并非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的体系。
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如何确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法典体系值得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我们认为，就我国民法典体系而言，有三个宏观性问题值得进行研究，因为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未来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基本思路与框架问题，同时也直接决定了民法典基本结构的安排问题。
（一）完全照搬德国民法典体系还是合理借鉴并有所创新
应当承认，中国自清末变法以来，基本上可以被归入大陆法系国家。近代中国的民事立法以及民法学说大量吸收了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瑞士、苏联、日本等）尤其是德国法的概念、规则与制度。旧中国民法学家梅仲协先生曾精辟的指出：“现行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十之三四，而法日苏联之成规，亦尝撷一二。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从我国民事立法的内容来看，确实大量借鉴了德国法的优秀成果与立法经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这是否就意味我们在21世纪制定中国民法典时，仍还需要僵化地、一成不变地继承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体例呢？许多学者认为，既然我国要采纳德国的体系设立总则，那么就必须完全采纳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体例。梁慧星：“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我国民法典体系不能去标新立异，而应当完全继受国外尤其是德国的民法典体系，无须进行任何改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首先，作为潘德克顿学派结晶的德国民法典，其固然具有概念精密清晰，用语简练明确，体系严谨完整等诸多优点，因此虽历经百年社会变迁，仍不愧为一部伟大优秀的民法典。但是，德国民法典毕竟是百年前的产物。一百多年来，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生活高度复杂化、多样化，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因此，作为经济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体系与内容理应与时俱进。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在21世纪制定一部中国的民法典就必须要符合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需要。例如，德国民法典制定之初，人格权尚处萌芽状态，多数学者连人格权为何物尚且不知，遑论于民法典中加以规定，立法者当然可以对其漠然视之。然而，随着二战以后人权运动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人格权已经成为一项与财产权并行的极为重要的民事权利制度，再考虑到我国长期以来存在不尊重人、不把人当人看的现象，以及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对尊重人格权的强烈要求等因素，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人格权制度在民法典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就是在德国，学者也已开始对其民法典进行反思，如德国著名民法学者梅迪库斯教授认为，民法典“对自然人的规范过于简单，因此没有涉及一些重要的人格权”。〔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可以说，在我国民法典中建立全面、完善、独立的人格权制度是我们这个深受数千年封建专制之苦的民族的现实需要！如何有机和谐地将人格权制度融入民法典正是新时代赋予中国民法学者的机遇。如果仅以德国民法典没有规定独立的人格权制度为由，而置现实需要于不顾，将人格权制度在民法典中用民事主体制度或侵权法的几个条款轻描淡写地一笔略过，这不仅是削足适履，更是放弃了时代赋予当代中国民法学者的伟大机遇与神圣职责！
其次，德国民法本身也不是僵化的、静止的体系，而是开放的、发展的体系。一百年来，德国民法在不断地丰富、发展与完善，德国主要通过三种渠道去补充、修正、发展民法典，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一是在法典之外制定单行法。例如，为调整随着科技发展而大量涌现的危险责任问题，德国在民法典之外陆续颁布了《航空法》、《道路交通法》、《联邦水利法》等大量的单行法；邱聪智：《民法研究》（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254页。二是通过法院的判例修正、补充民法典。例如，德国民法典制定之时为了有效地保障个人的自由，防止行为人动辄得咎，通过规定第823条与第826条而对侵权法的保护范围作出了严格的限定。但是，此种限定却导致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一些新型侵权行为（如过失性虚假陈述、产品缺陷致人损害）无法受到侵权法的调整，以致不得不创造出缔约过失责任、附保护第三人的契约、默示信息提供契约、交易安全义务等诸多理论，由法院以判例的方式运用这些理论去改变、补充、发展甚至纠正、修正民法典。三是修改民法典。德国为了适应欧盟民事法律的统一已对本国法律作出了一些相应的修改，其中最明显的就是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该法出台的直接动因就是欧盟关于消费品买卖的1999/?44号指令。德国学者文德浩教授称，债法现代化法是德国民法典自1900年生效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变革，它动摇了德国民法的教条理论大厦的支柱，震撼了那些最为直接地继受了罗马法的教义。〔德〕克里斯蒂阿妮?文德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债法”，载《德国债法现代化法》，邵建东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这些都表明了德国民法本身也是在不断充实、发展以及完善的，而非僵化的、静止的。
再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深，从而使得各个法系之间出现了融合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作为交易的共同规则的合同法以及有关保险、票据等方面的规则日益国际化。英美法受大陆法的影响，日益注重成文法的制定，大陆法系国家的民商法又深受英美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信托法的制定、侵权法中引入产品责任、医疗过失责任预期违约和根本违约责任等，此外，通过一些国际公约努力将大陆法与英美法加以整合。例如，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销售合同公约》、1994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1985年有关国际机构制定的《海牙信托法公约》等。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因此两大法系的融合是某种必然的趋势。谢哲胜：《财产法专题研究》（三），元照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9页。正因如此，我们在制定民法典时不能囿于德国的经验，而应当广泛吸收借鉴世界各国民事立法中的经验与成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应当立足于我国实践，本着兼收并蓄，取菁去芜的思想，胸怀海纳百川的气度，广泛吸收借鉴各国民法的优秀经验，而不是狭隘、盲目地崇拜德国法，受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的束缚。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时代需要、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才能真正提升我国民法教学与研究的水平，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
我们在构建民法典体系的时候必须要解决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民法究竟是采纳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立体体例？所谓民商合一就是指，制定一部民法典将其统一适用于各种民商事活动，不再单独制定一部商法典。而民商分立则意味着严格区分民法与商法，在民法典之外还要制定一部单独的商法典。民商分立的体制最早起源于法国，法国于1804年制定了民法典，在1807年又颁布订立商法典，从而开创了民商分立的先河。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有相当多的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时都采纳了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然而，到了20世纪初瑞士制定民法典时，在民法典中包括了公司法、商业登记法等商法的内容，从而实现了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谢怀：《外国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页。
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这两种体制优越性，在大陆法系学者之间从过去到现在都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但是，我们认为，在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当采纳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诚如我国著名民法学家谢怀先生所言，民商分立的制度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历史上演变的结果。谢怀：《外国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它并非如我国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基于科学的理论研究的产物。因此，从民商分立体制产生之初，理论界对于民法与商法的范围就没有严格的区分。一些学者或采用主体标准，即商人与非商人的区分；或采用客体标准，即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标准；或采用主体与客体相结合的双重标准，对民法与商法的范围加以界分，但是这些标准都无法从体系上理清民法与商法的分工。实际上，民法与商法都是规范调整市场经济交易活动的法律规则，本质上并无差异，在立法上无法作出区分。
其次，在历史上，商法独立于民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存在商人这样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需要确立特殊的规则解决商人之间的纠纷。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人作为特殊的阶层已经不复存在，所有商事纠纷、民事纠纷都应当统一提交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加以解决，因此商法已经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经济基础。如果商法侧重于保护法律所规定的商人的利益，只能依据特定的职业把人分成不同的种类，这与人格平等的原则是相矛盾的。随着商人特殊利益的消失，民法既可以保护一切人，也可以避免在一方为商人，一方为非商人的法律关系中因民商分立而造成的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应当看到，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存在的主要不是商人与非商人的对立，而是生产者与消费者、雇员与雇主的对立，所以民商分立的意义正在被极大地减弱，相反一些特殊的法律领域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的重要性愈来愈凸显，这也是现代法律发展的一个趋势。
再次，民商合一适应了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近代和当代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开始推行民商法的统一。从1865年起，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在其民法典中对某些商事内容作了规定，放弃了在民法典之外再制订商法典的做法。1881年，瑞士制订出一部债法典，这部法典既有民事的又有商事的规范。荷兰从1934年起实现了民法与商法的实质上的统一，规定商法典的条款适用于所有的人，并适用于一切行为。1942年，意大利在一部民法典内对民法与商法的内容作了规定。巴西也已开始按照瑞士的模式改革私法体系，从而促进民商的合一。最近十几年来所颁布的民法典基本也都采用的是民商合一的体制，例如1994年、1996年先后颁布的俄罗斯民法典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都将票据、保险等商事规范统一纳入民法典。可以说，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是现代市场经济下民商事立法的一个总的发展趋势。
第四，民商合一的实质是将民事生活与整个市场所适用的共同规则和制度集中规定于民法典，而将适用于局部领域或个别市场的规则，规定于各个民事特别法。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因此，采用民商合一体例，首先意味着在民法典之外不再单独制定商法典，确切地讲，是不制定单独的商法总则，而将传统商法总则中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商事代理、商事权利等内容纳入到民法典相应各篇章中。申言之，采用民商合一体例并非像《意大利民法典》那样，把一些商事特别法统统规定在民法典之中，而是承认公司、海商、保险等商事特别法的存在。在此种模式下，所有的商事特别法规定的行为都可以统一适用民法典总则的规定，商事主体适用民事主体的规定，商事行为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诉讼时效适用统一的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商事代理可以适用代理的规定，民商合一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此。在商事特别法单独制定之后，其与民法典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因此按照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应优先适用商事特别法。例如就法人的问题而言，首先应当适用公司法，如果公司法中没有相应的条款可供适用的话，应当适用民法的关于法人的规定。如果把商事特别法都汇编到民法典中，民法典的体系就无从谈起。
此外，在强调民商合一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民商法之间的协调与统一，这一点常常是采纳民商合一的国家碰到的一个难题，也是强调民商分立的学者的理由之一。不过，在我国，立法已找到了协调民商法关系的办法，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制定，使得民法与商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合一的典范。合同法采取了三种方法很好地处理了民法与商法之间的矛盾：第一，在某一类合同中同时规定由所谓商人参与的合同关系和非商人参与的合同关系，并确立不同的规则。如《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公民之间的借款关系和银行参与的信贷关系。对于前者，如果合同中并未约定支付利息或者约定不明，则视为不支付利息；对于后者，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则应支付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上下限加以确定。第二，在某一类合同中仅规定由所谓商人参与的合同关系，忽略没有商人参与的另一种关系，或者相反。如《合同法》第二十一章“委托合同”中只规定了商事委托合同。第三，不区分民事规则与商事规则，用统一规则来统一调整，有例外情形的，适用例外性规定，如关于合同行为形式、瑕疵通知义务的规定。既然，我国现行立法已经解决了民商合一体制下遇到的技术性方面的问题，因此也没有必要仅仅因为商事规则的特殊性而单独制定一部商法典。
（三）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
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是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中的一大难题。2002年12月22日我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部草案在总则之外规定了八编，分别是：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收养、继承、侵权责任、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此种立法体例中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哪一些民事单行法应当被纳入民法典，哪一些不应当被纳入。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收养法不应当纳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学者认为，各种知识产权法如著作权、专利法等应当纳入到民法典中；还有的人认为，信托法、劳动法等也应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并独立成编。
应当看到，民法典的体系并非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目前民法典草案的九编制体例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民法典体系的终结。法典的体系常常会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动，如果将来因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的需要，确实有必要将某些重要的民事单行法纳入到民法典的体系当中，那么届时对民法典体系作出突破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民法典不是无所不包的、庞杂的法律汇编，否则民法典的体系将不复存在，法典编纂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一部缺乏科学体系的民事法律汇编并非民法典，法典编纂与法典汇编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通过科学的严谨的体系将民事法律规则加以统一整合，而后者仅仅是将民事法律规则简单地加以排列组合。编纂民法典绝不意味着任何属于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应当尽可能地纳入到民法典中。世界各国的民法典都不存在将所有的民事法律制度都加以容纳的情形。世界上不存在着包罗万象的、无所不包的民法典。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地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在制定中国民法典时，为了正确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民法典在整个民事立法体系中处于最一般、最基础的立法地位，因此民法典必须保持高度的稳定性，并使调整的内容具有一般的公正性，但是这样一来就必然以放弃变化多端的生活关系本身所要求的细致化、放弃对具体案件作出公正的处理为代价，〔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谢怀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为此立法者常常具有在法典之外颁布单行法的冲动。但必须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特别法的关系。只有那些社会生活中普遍适用的、最基本的规则才应当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那些技术性很强的问题，或者仅仅是特定的职业群体或者生活领域中的问题应由民事单行立法加以调整，不应当纳入民法典。例如，物权法主要调整的是人们对有形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关系，这是市场经济普遍需要的；而信托法调整的信托关系不是普遍的关系，而是在特殊情形下产生的，信托法的规则是物权法的特别规则，因此物权法应纳入民法典，信托法则不应纳入。
第二，民法典主要应包括具有长期稳定性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则与制度。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民法典必须保证最大程度的稳定性，不可能频繁地修改或者废除，这种稳定性正是民法典相应功能的基础。民法典中一些规则甚至是历经千百年来实践的检验的，至于那些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常常会发生改变的法律规则，应当由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例如，法人制度中法人成立的基本条件等规则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应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等其他的成立条件，由于会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应由公司法、证券法等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
④ 有没有理工科类的理论书籍推荐几本
1、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2、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学思潮》，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勒内·达维德：《英国法和法国法》，潘华舫、高鸿钧、贺卫方译，中国政法大学印行，1984年版。
4、亨利·梅里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等译，西南政法学院印行，1983年。
5、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潘大松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6、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曹玉堂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7、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9、亨利·莱维·布律尔：《法律社会学》，许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高鸿钧、贺卫方译，三联书店1990年版。
11、丹皮尔：《科学史》，李衍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12、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3、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4、张宏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5、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6、郑玉波：《民法总则》，三民书局1959年版。
17、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19、摩莱里：《自然法典》，黄建华、姜亚洲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0、普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21、德萨米：《公有法典》，黄建华，姜亚洲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2、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23、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4、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陈太先、睦茂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25、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26、费希特：《以知识学为原则的自然法权基础》，谢地坤、程志民译，载梁志学主编：《费希特著作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27、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8、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29、尼布尔：《道德的人与非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0、皮埃尔·勒鲁：《论平等》，王允道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31、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黄尊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经校勘的重印版。
32、彼德·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3、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下），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34、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35、葛德文：《政治正义论》（卷一），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36、克鲁泡特金：《互助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37、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38、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9、亚里斯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40、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增订版。
41、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2、王泽鉴：《民法总则》，2000年作者台湾自版。
43、周枬：《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44、格罗索：《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5、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6、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7、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8、徐国栋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9、西塞罗：《论义务》，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0、《意大利民法典》费安玲,丁枚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⑤ 民法总论哪个版本的比较好
楼主你好
目前市面上比较流行的有以下几种类型的民法总论
1、寄生型民法总论，即内与砖头书容放在一起写的，魏振瀛主编、王利明主编的为代表，这类民法总论没有可以看的。
2、大同小异型民法总论，这类以刘凯湘、郑云瑞等为代表，写的比砖头书好一点，但是大同小异，且都比较薄。适合初学者看。
3、全书型民法总论：这类民法总论以李永军、龙卫球为代表，写的民法总论很厚，资料丰富，适合作为资料查阅以及深入学习阅读。
4、耳目一新型民法总论：王泽鉴的、大村敦志的、徐国栋的、彭诚信与李建伟合著的民法总论为代表，里面很多新观点新思维。
5、海外型民法总论：一类如《德国民法总论》、《法国民法总论》、等，这类强烈不建议一开始就看。
具体想要怎么样的可以追问。
⑥ 哪里能买到德国原版的《德国民法总论》梅迪库斯的BGB AT，Schuldrecht AT und BT，Medicus
可以去淘宝买，那里有一家“德材捡贝”可以帮你找到最新版本的所有德国原版书籍。当然，也有老版本的，他们依托德国大学图书馆，资料丰富。给你扫描成PDF，速度超快，价格低廉，跟买中文书也差不了多少了。
⑦ 被法院执行中担保人可以和银行协商免除担保责任吗
但乙未能按期履行，甲遂要求强制执行乙和丙的财产，此时，丙提出，其与甲乙订立的和解协议因乙未履行，甲应当恢复申请强制执行乙的财产，也就是原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与自己无关，执行中其也未出具担保书，故其担保责任免除。那么，丙的担保责任是否免除呢？答案是否定的，理由是： 1、执行和解是执行案件双方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自愿行使民事处分权的结果，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处分原则在执行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和解协议是当事人之间意思自治的产物。现行市场经济主导的市场模式，其所追求的就是市场主体自由、平等、诚信，国家的各种法律法规政策均应当引导、规范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而不是压制、限定其市场行为，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尊重和保护市场主体的私行为；既然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暂时排除法院采用强制手段，在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履行期限、履行主体、履行数额、履行方式等所作的新的协议，这种协议从形式到内容完全符合我国合同法对合同成立确认条件，故和解协议具有当事人之间合同性质，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作为在和解协议上签名的保证人也当然受到和解协议的约束。 执行和解具有私法合同特征，比如合同有效、无效，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等。我国民事诉讼法要求执行人员将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记入笔录，由当事人签名即成立，并没有赋予执行法官实体审查权，但笔者以为，法律没有赋予执行人员实体审查权，并不等于执行人员不能提供法律意见，合同无效的认定是由法官来掌握，即使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法官也照宣不误，那么执行法官为什么就要容忍执行双方当事人订立的和解协议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的情形呢？ 当然，和解协议订立的目的就是申请人想减少履行标的、放宽履行期限等，订立和解协议损害国家、集体以及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还少，当不是没有，为了便于提高效力与效果，执行员有必要对和解协议作审查，并就个中相关利益关系释明，让当事人明白，尽量阻却这种行为的发生，我想在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明确和解协议效力之后，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2、和解与执行担保均是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是私法的核心概念，也是私法自治的工具。所谓法律行为就是“私人的，旨在引起某种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此种效果之所以得依法产生，皆因行为人希冀其发生。法律行为的本质，在于旨在引起法律效果之意思的实现，在于法律制度以承认该意思方式而于法律世界中实现行为人欲燃的法律判断。”（[德]迪特尔.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43） 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行为。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意思表示既包括主观的，又包括客观的要件。主观要件就是当事人内心的意思，客观要件就是内心意思的外部表示。其结果就是要达到相应的效果意思，就是当事人内心意思与外部意思共同结合而对社会或者相对人形成对自身、相对人乃至于社会具有约束力的效果。 如果当事人反悔，则依私法，应当受到制裁，或者另一方有权依据法律规定通过法律途径强制反悔方实现效果意思。 法律行为的表征就是客观，由客观去推导主观，当事人内心意思外人无法知道，仅有借助于一定的客观依据判断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丙认为自己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客观依据而反悔，即未出具担保书而否认担保的存在。其实丙与甲乙共同的签订和解协议就是法院判断丙签字时的内心意思的客观依据，即丙愿意承担乙不能履行的情况下的担保责任的真实意思。 3、《民诉法》第212条规定“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该法解释第269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212条规定的执行担保，可以由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财产作担保，也可以由第三人出面担保。以财产作担保的，应当提交担保书；由第三人担保的，应当提交担保书……”。 两条规定的精神是由第三人作担保时，应当向法院出具担保书，但仅出具担保书，执行担保尚不能成立，必须得到申请执行人的同意，这也是当事人处分权的充分体现，也是私权自治的重要体现。法院的任务就是收集担保书，核实担保书的真伪及内容后征求申请执行人的意见，如同意，担保成立，如不同意，法院将继续执行。也就是执行担保，仍是申请人与担保人相互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才能达成协议，只有达成协议，执行担保才能成立。
⑧ 推荐法律初学者看的具体书籍
法学理论类：
（1）舒国滢的《法理学》
推荐理由：初学法律的人往往认为刑法、民法等实体法是重点的，但其实法理学才是真正重要的，参加过司法考试的朋友可能听过老师讲法感、法律思维，法感以及法律思维等等，个人认为均是通过学习法理而培养得来。同时，法理学所研究的，是法律的一般原理，在法理学上多下些功夫，对之后学习实体法理论方面，会有偌大的帮助。舒国滢的法理学，属于入门级的教材，推荐初学者阅读。
（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推荐理由：法学经典，学习法律的必读书目。
（3）J.M.凯特《西方法律思想简史》
推荐理由：学习任何一个学科，必先了解这门学科的历史，我国现行的法律，本质还是近代自西方移植而来，阅读法律思想史，可以让自己对法学进行一个纵深的理解。
（4）黄风《罗马法导论》
推荐理由：学习法律，永远绕不开罗马法，这本书属于学习罗马法的入门级教材。
（5）卢梭《社会契约论》
推荐理由：法学学习必读的书目。
（6）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诉讼法学
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
推荐理由：大陆法系诉讼证明责任的经典论著。证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是一个法律人，尤其是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法律人的基本素养。（这本书的中译本，翻译质量不太好，有能力的请找原著研读）
毕玉谦《民事证明责任研究》
推荐理由：鉴于《证明责任论》中译本的翻译问题，这本书可以满足初学法律人对于证明责任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推荐理由：一本小册子，对于培养自己的法学观念有着莫大帮助。
（7）方孔《实在法原理》
推荐理由：一本能够引起口水战的书，随着法学功底的变化，每读一次都会有不同的评价。个人认为，这本书可以培养一个法律人的基本素质：质疑，确信，再质疑，再确信，与此同时，永远不迷信权威。刑法学书籍
（1）张明楷《刑法学》、《刑法原理》、《法益初论》
推荐理由：个人在参加司法考试过程中，一直在读的几本书，这本书令我夯实了刑法理论基础，不必投入大量精力去记忆罪名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仅凭理论便可应对复杂的案例。而在执业过程中，也能够迅速判断当事人涉案罪名、罪与非罪等诸多问题。
（2）稻垣内弘人《刑法与民法的对话》
推荐理由：初学法律的人，甚至从事法律行业多年的人，都可能陷入一个误区：部门法之间是相对封闭的，民法和刑法是完全不同的法律规定，但事实上，很多法律之间存在着联系，如果你能够充分理解民法上“占有”
的概念，那么对于刑法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将更加深刻。，这本书是一个民法学家和刑法学家的对话，初读会感觉晦涩，但会令人受益匪浅。民法学：
（1）梁慧星《民法解释学》、《裁判的方法》
推荐理由：这两本书其实是一本，裁判的方法是民法解释学的后半部分。个人认为，无论是法学学者还是从事法律行业的律师、法官、检察官，基本的素养是解释法律而非僵化的适用法律或等着权威对于法律进行解释，而对法律的解释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两本书的作用就在于是我们能够掌握解释法律的规则。
（2）梁慧星《民法总论》
推荐理由：国内的民法学教材很多，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它对于民法概念的精准定义、分析以及对于民法思维的体系化构建。
（3）王泽鉴教授的全部专著
推荐理由：对于已经打下民法学底子的朋友，想在学习或执业上更加精进，王泽鉴教授的民法专著是必读书目，尤其是请求权基础理论部分。
（4）陈卫佐翻译的《德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总论》
推荐理由：我国的民法脱胎于德国、日本民法典，研究德国民法，对于理解我国民法有着莫大帮助.诉讼法学
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
推荐理由：大陆法系诉讼证明责任的经典论著。证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是一个法律人，尤其是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法律人的基本素养。（这本书的中译本，翻译质量不太好，有能力的请找原著研读）
毕玉谦《民事证明责任研究》
推荐理由：鉴于《证明责任论》中译本的翻译问题，这本书可以满足初学法律人对于证明责任理论的学习和研究。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3733898/参考资料
⑨ 中国民法三杰的中国民法三杰谢怀栻
谢怀栻先生（1919—2003）：详细内容可见网文《谢怀栻与<台湾法律丛书>》。他为人耿直，坚持真理，1957年被划为右派，就是因为他对“以政策代替法律”、“以领导人的讲话作为司法依据”提出的意见。1979年回到法学研究和法学教学岗位后，仍然秉性刚直、不求名、不求利、坚信科学、坚持真理，在民商法科研与教学中，不论是在民法基本理论方面，还是在公司法、担保法、票据法、证券法、海商法的研究方面，或推翻陈说，正本清源，或发人未闻，借古推新，发挥了法学大家的作用。先生参加了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等重要立法，立论观点多被当作权威，被公认为我国民商法立法的核心专家。先生撰写的《合同法》（1983）、《票据法》（198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研究》（1990）等著作，是我国民商法研究的奠基之作，其中《票据法》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先生主编的《台湾法律丛书》，对全书不但仔细筹划，而且对内容也均一一仔细审阅，甚至整章节自己重新撰写。先生培养的研究生，多人已经成为我国法学理论与实践工作的骨干甚至带头人。先生退休后，仍然笔耕不辍，多有文著发表。所著《当代国家民法典立法研究》（系列论文）对于我国民法的制定意义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2001年以来，先生身患癌症，但是多次参加国家的立法活动以及学术活动，并亲笔校对多本德国民商法译作。其中《德国民法总论》（德国卡尔·拉伦茨著）一书由多名译者完成，体例以及概念术语的使用多有不一，先生该书的校对，基本上是在病榻旁边完成的，该书已经在去年出版。先生一生对科学孜孜追求，终生写作不辍，因此著述丰硕，自选《谢怀栻法学论文选》（2002），只是其中部分思想的精华凝结。
对此，网上也流传着另外一个版本
⑩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德国著名的法学家
编辑词条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1779年2月21日－1861年10月25日)生于梅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德国著名的法学家和国王顾问，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
生活
萨维尼出生于古老的 lothringischen 家族，萨维尼这个名字来源于萨维尼城堡（der Burg Savigny ）这一地名。 萨维尼13岁时父母双亡。 1795 就读于马尔堡大学，主修法学，师从德国著名的刑法学家 Anton Bauer (1772–1843), 以及以研究中世纪法学而著称的 Friedrich Weiss教授。
此后，萨维尼又先后在耶拿大学(Jena)、莱比锡大学（Leipzig）、格丁根大学（Göttingen）就读过，1800年转而回到马尔堡大学学习，同年开始在那里被授予博士学位并被聘为编外讲师，讲授刑法和潘德克登法学（pandekten）。Gebrüder Grimm 是他的学生之一，这对他的后期学术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1803年萨维尼发表了著名的《财产法》。 1804年与Kunigunde Brentano结婚。1808年在兰茨胡特被正式聘为教授，教授罗马民法，但萨维尼在那里只教授了三个学期。1810年萨维尼受到威廉•冯•洪堡的邀请到新成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 1814年为一篇著名的论文进行答辩，该论文就是 Über die Notwendigkeit eines allgemeinen bürgerlichen Rechts für Deutschland （大意为，关于必须有一个德国民法总论）。 同年他的儿子卡尔•弗里德里希•萨维尼出生，该子后来成为德国著名的外交家。
1815年萨维尼与Karl Friedrich Eichhorn等一起创建立历史法学派杂志社，作为历史法学派的机构。1815年出版《中世纪罗马法历史》第一册，1831年完稿。 1817年萨维尼成为普鲁士司法部枢密院成员； 1819年成为莱茵省高级法院的成员； 1820年成为普鲁士政府地方法总则修改委员会成员；1835年开始撰写《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
萨维尼同时是现代国际私法的创始人。1842年萨氏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聘为政府法律审核部部长一职，期间中止了学术活动，1848年德国大革命时期恢复学术活动，并于1850年发表《法学札记》；1853年完成《现代罗马法体系》、《债权法》。
萨维尼 于1861年10月25日于柏林去世。在萨维尼的葬礼上国王威廉一世致悼词，全部王子参加葬礼。他的坟墓安放在柏林市中心Hedwigskirche教堂。
著作
《财产法》 1803年
《现代立法和法学职业》 1814年
《中世纪罗马法历史》 1831年
《现代罗马法体系》 8卷 1840- 1849
《法学札记》 1850年
《债权法》 1853年
《历史法学派杂志》 1815年到18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