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司法
『壹』 各个朝代的司法机关各是什么阿求详细解释
夏商无司法机关，周设司寇，分为大司寇和小司寇大司寇辅助周王，实施司法权，小司寇掌管具体的司法工作。 秦朝时中央的司法机构由廷尉和御史大夫组成。廷尉一词的含义，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写道“听讼必质诸朝廷，与众共之，兵狱同制，故称廷尉。”对“廷”的解释写道：“廷，平也。治狱贵平，故以为号。”对“尉”的解释有：“自上安下曰尉。”可见廷尉一词是取其公平处理争议案件，使国家、百姓平安的意思。廷尉的主要职责是审理皇帝授予的案件，全国的上诉案件，以及疑难案件。
另外一个司法机构“御史”，设有官员御史大夫，为最高的监察官员。其职位仅低于丞相，对于重大案件的审理，必须有御史大夫参与进行，因此御史大夫也为中央司法机构。
地方司法机构，由地方行政机构承担，秦朝时设立郡、县地方机构，郡守和县令拥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对管辖区内的一般案件自行处理，对于疑难案件可以奏报给廷尉处理。在郡守下设有辞曹掾史和决曹掾史，在县令下设有辞曹掾史和狱掾，这些机构都是协助郡守和县令进行司法工作。
另外，在郡、县下还有更低一级的行政级别，如乡、亭和里。乡设有“秩”掌管处理乡内轻微的刑事和民事纠纷，亭内设“亭长”，里内设有“里典”，都是基层的行政管理单位，同时也兼顾或协助处理刑民纠纷。
汉朝法制的发展也体现在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司法机构。在中央司法机构中，有尚书、廷尉和御史大夫三个机构组成。
在汉武帝时期为了限制日益膨胀的相权，而设立了“尚书”这一司法机构。使司法审判大权转由尚书和廷尉共同行使。
廷尉在汉朝得到更加完备的发展，设立了廷尉正（主管疑难案件的审理），廷尉左右监（主管逮捕犯罪人）、廷尉左右平（主管审理一般案件）等等职位，使廷尉的功能更加齐全，分工越来越精细。
御史大夫的职能与秦朝时相同，专门监察文武官吏，如发现有违法违纪的情况，可以上奏弹劾。同时御史大夫也可与廷尉一起处理疑难案件。
尚书、廷尉、御史大夫三大司法机构的出现，为后来的审判、复审、监察的“三权分立”格局打下了雏形。
地方司法机构类同于秦朝时期，设郡、县两级，司法与行政不分。郡守和县令主宰本区域内的司法权。内部的司法机构中又分为许多细小的部门。例如贼曹，主管抓捕盗贼；辞曹，提出诉讼案件；决曹，负责对判决进行执行；人恕掾，审理并作出判决。可见，汉朝时期，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司法机构都比较完备。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政治上比较混乱的时期，但是法律制度却得到了很好的完善。例如北齐时期的《北齐律》的制定，继承了秦汉法律的优点，又创立了中“重罪十条”和“五刑”制度,为隋唐的“十恶”和“五刑”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内，中央司法机构主要有廷尉、尚书和御史大夫，其中廷尉在北周时曾改为“大司寇”，北齐时曾改为“大理寺”，但不管称谓如何，其最高司法机关的地位不变。但是尚书的机构在这一时期逐渐加强，而相对廷尉的权利有所缩小，部分司法权转给了尚书。
地方的司法机构同秦汉时相同，实行司法行政合一，由郡守、县令担任。
六、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的法律制度，是封建法制最完善、最具代表性的法律制度。不仅有“十恶”、“五刑”等制度，还设立了“八议”、“官当”等法律制度。同样在司法机构上也是最完善的，形成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的三权分立式的司法审判制度。
大理寺由原来廷尉转化而来，在北齐时期曾用过“大理寺”的称谓，是最高的司法审判机关，掌管审理全国处于流刑以上的案件。
刑部负责复核大理寺所判流刑以上的案件。御史台掌管监察文武百官。但也可参与冤案大案的审理。因此形成了大理寺的主管审判，刑部主管复核，御史台主管监察的司法审判制度。当然在三大司法机构的上面还有皇帝，主宰一切行政、司法、立法的权力。
隋唐时期的地方司法机关仍然是地方的行政机关。例如在州（郡）一级中设立“曹参军”受理刑事案件，“司户参军”受理民事案件。在县中设有司法佐、史协助县令处理刑、民案件。在县以下的乡、里、访、村中设立的乡官、里正、坊正、村正对管辖内的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有审判权。
七、宋朝
宋朝的司法制度大多数沿用唐朝时期的制度，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大理寺和刑部还是保持其职责不变，但是宋朝初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设立了审刑院，又称为宫中审刑院，是宋朝初期的审判复核机关，同时也拥有的审判权和复核权。因此削弱了刑部和大理寺的权利。在宋神宗熙宁三年后，审刑院被撤销，审判和复核的权利又回到了大理寺和刑部。
御史台除了有唐朝时期的权利之外，还可以受理官员受贿的案件以及地方上诉的案件。
另外宋朝还设立了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三个法定机关，专门受理直接向朝廷投诉的案件，以及上诉的冤案。
地方司法机构仍然保持不变。
八、元朝
元朝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在司法机构的设置上较混乱，沿用了唐宋的制度，但又加以删减。中央司法机构设立大宗正府、刑部、宣政院。大宗正府是类似于大理寺的中央审判机关，刑部的复核职能不变，但同时又赋予部分审判职能。宣政院主要管理僧侣的案件。御史台的职能也不变。
地方有省、路、府、州、县各级衙门，作为地方司法机构。
九、明朝
明朝将元朝废除的大理寺重新设置起来，但是其职责改为法律复核机关。刑部作为中央审判机关。刑部的所有案件都必须由大理寺复核，可见刑部与大理寺的职能，正好与唐宋时期的相反。御史台改为都察院，其职责不变，仍是监察百官，参与审理大案，平反冤案。
地方司法机构有省、府、县三级，主管所辖案件。
十、清朝
司法机构维持明朝的三个司法机构的设置，职责也差不多，但是刑部的审判权力更大，在三大司法机关中，以刑部为首，刑部不受大理寺和都察院的制约。清朝时另设专门司法机关理藩院，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对于皇族内部的案件由宗人府和内务府中的慎刑司处理。
地方司法机构设有省、府、县三级司法机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在中国古代的司法机构，是中央专设司法机构，地方则是司法与行政合一的体制。因而从总体上可以说是司法与行政不分，即使是在中央专门设立了专职的司法机构，同样也是从属于行政，专职的司法机构不可能独立行使司法权，因为司法官员的任免都由皇上决定，而皇上是一个集立法、司法、行政权为一身的独特的个体，这就决定了在中国古代的司法机构是不可能独立的，同样司法权的行使也是不可能独立的。
『贰』 在中国古代最早的司法叫什么
古代法院沿革
中国古代类似今天法院的机构最早叫什么称谓，史无可考。据后人的研究，一般认为夏、商、周三代称“司寇”，这与古人所说的“刑起于兵”关系密切。“司寇”两字的本意是“负责抵御外来侵略”，管理曰“司”，外敌曰“寇”（例如日本入侵中国者称之为日寇）。三代的司法官称皆与军旅有关，也印证了“兵刑同源”这一古人的判断。
西周时期，从机构上讲，其时官署与官员是同一物，同一称谓。周天子作为国王，按今天的权力概念，他不仅是最高行政权，也是最高立法权和审判权的享有者。他下面的贵族官员既是行政的，也是司法的。确切地说，在周人的观念中，无法理解我们今天常言的行政与司法之别。但他们自有一套设官分职的理论和方法。在王朝中央天子之下负责审理案件的机关就是“司寇”，这一机关的长官也叫“司寇”，成为天子之下的最高一级审判机关。史书《周礼·秋官》上说“司寇”又叫“大司寇”，他的辅佐官称“小司寇”，前者助天子掌全国司法，后者助前者“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其下属有“士师”、“士”等十几种官员。地方上设“士”为司法官，也是初审机关，掌其辖区内狱讼。据史书所载，一般审级分为地方和中央两级，重大案件及诸侯间诉讼由周天子或“司寇”裁决。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不遵旧制。《史记·李斯列传》讲，到战国时，齐国称“大理”，楚国称“廷理”秦国称“廷尉”，等等。
秦代一统天下，皇帝拥有最高司法权，《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建立了一整套皇帝控制下的司法机关体系，对一切重大案件，皇帝有最后决定权，并可派丞相、御史受命问案；二是皇帝直接审案。史书中载始皇“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呈决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每天阅读的文件很多，以石来计算。按当时的重量，史书讲：“石，百二十斤”，约合现在六十斤。秦简一般长约尺二，合现在23至28厘米，每简30至40字，可见始皇对政务的勤勉。
秦代统一了战国时各诸侯国中央最高司法官（即最高司法机构）的名称，沿用秦国旧称“廷尉”，属中央官员九卿之一。“廷尉”负责全国法律、法令及司法事务，直接向皇帝负责。“廷尉”的主要职责有二：一是负责“诏狱”，即皇帝亲自交办的案件；二是审理地方上报的疑难案件和对重大案件的复审。“廷尉”是皇帝之下的最高司法机构和司法长官，作为最高法律官员，“廷尉”在秦代法律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叫“廷尉”，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是：“听狱必质诸朝廷，与众共之，……故称廷尉”；另一种说法是：“廷，平也，治狱贵平，故以为号。”“廷尉”下设“正”和“左右监”等属官。但对重大案件的审判，均须皇帝最后裁决方可定案。
秦代地方司法机关也进一步完善，地方司法由属于行政性的郡守、县令（长）兼理。地方的郡、县、乡、亭各级政权机关都设有相应的专职或兼职司法官员，处理本地区范围内的司法事务。郡有专任司法官员“决曹掾”，但案件的裁决由郡守决定；县以下设丞，主管文书、仓储、司法事务；乡设有“秩”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秦范阳县令在任十年中，审判案件，“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证明郡、县长官对自行管辖的一般案件，皆可作最终裁决，有司法审判刑杀之权，只是在案件有疑难时才上报中央“廷尉”。
由于秦代要求各级官吏都要知法、学法、宣传法律，因此凡官吏都有宣传、执行法律、法令的职责，即使是最基层的“里正”、“求盗”等小吏，也可以处理轻微的民事、刑事案件。
到了汉代，司法制度以秦代司法体制为基础，在中央，除皇帝总揽最高司法权以外，其中“廷尉”又称“大理”（汉景帝、哀帝时曾一度称“大理”。宣帝时增设 “廷尉平”）是中央最高专职司法机关，同时也是中央最高司法长官，仍作为中央九卿之一，全面负责全国法律、司法事务。丞相作为行政长官，御史大夫作为监察长官，与中央其他高级官吏也经常参与司法审判，名曰“杂治”，即非专任之义。
汉代地方司法机关除东汉后期一段，在地方主要为郡、县两级司法机关。汉末州由监察区一变而成郡之上的一级行政单位，遂形成州、郡、县三级。此后，州、郡、县三级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审判，各自配有专职的司法属吏。如郡设“决曹掾”为专职司法官等。两汉郡县司法权承秦之旧，仍有很大的终审裁决权。《陔余丛考》一书讲：“汉郡县守令皆有专杀权”，“刺史、县令杀人不待秦”。只是疑重案才呈“廷尉”，或交由丞相等大臣共议后由皇帝裁决。
『叁』 你知道中国古代司法的鼻祖是谁吗
皋陶。
皋陶（公元前2219-公元前年），偃姓，皋氏，名繇，字庭坚，少昊之墟（今山西洪洞县皋陶村）人。上古时期东夷部落首领，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上古四圣”（尧、舜、禹、皋陶）之一，后世尊为“中国司法始祖”。
历经唐虞夏三个时代，长期担任掌管刑法的士师一职，以正直闻名天下。相传架构了中国最早的司法制度体系（五刑、五教），强调“法治”与“德政”的结合，促进社会和谐，天下大治，形成“皋陶文化”，成为后世儒家和法家思想产生的重要精神渊薮之一。
公元前年，帝禹二年去世，时年106岁，葬于六地。大禹念及功德，封其后裔于英、六一带，尊为六安国国和偃国始祖以及二十四姓的鼻祖。天宝二年（743年），追封“大唐德明皇帝”。
(3)关于古代司法扩展阅读：
主要成就
皋陶与高辛氏的契、后稷共同辅佐大舜，成为中国先秦史中一位深远影响的人物。其创刑、造狱，倡导“明刑弼教，以化万民”的思想为四千多年来我国各个时期制定、完善、充实各项法律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上被人们喻为“圣臣”。
在尧和舜时期任士师、大理官，负责氏族政权的刑罚、监狱、法治，即司法长官。皋陶被聘任为掌握刑法的官后，协助执政司禹处理领导事务。禹即位，被禹选为继承人。但皋陶在帝禹之前先死了，未能继位 。皋陶是与尧、舜、大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
『肆』 我国古代司法制度最根本的特征和基本特点
人治大于法治，靠责任心
『伍』 关于古代的司法制度的问题
历代抄的司法制度都不同，但一般的民事纠纷都是县太爷审理（县太爷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师爷啊，押司啊，主簿啊一票人呢）
刑事案件一般归刑部，核定死刑犯要皇帝亲自画红圈
行政案件由监察机构审理（如明代的监察院，清代的大理寺）
『陆』 古代的法院什么样的
古代的法院什么样的？
最早的法院是出现在西周时期的司寇，这是一个专门从事司法审判的一个机构，司寇与夏商两代形成的监狱结合，成为了我国历史早期的司法机关。
到了秦朝建立的时候，当时设立了最高直属的法院延尉府，延尉任院长，而地方上的司法长官则由郡守和县令充当，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剧中人们打官司总去县衙告状的原因了。事实上我国后来的封建王朝都是借鉴了这一套司法系统，只是机构组成有所变迁。
到了汉武帝时期，尚书台取代了延尉府成为了最高的司法机关，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将延尉府该称为大理寺，并且创立死刑由皇帝复核的制度，唐朝以后三省六部制度逐渐成熟，出了大理寺得到保留以外，又有刑部和御史台承担了司法职责，这个制度到了两宋时期才得到逐步的完善，
但是在明朝都时候，特立独行出一个别样的独立于司法以外的一个机构，厂卫特务审判机构，这个部门是由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组成的，这个机构主要的任务就是专门服侍皇帝及其后妃的宦官成员组成的另一特务司法审判机构。这个机构的司法主要还是向皇帝和最高集团服务的。
以上就是我国古代法律部门的出现和发展，它见证了中国封建社会司法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也是我国古代司法的结晶的一个体现，它也记录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变迁！
『柒』 中国古代司法的特征
一、古代司法的特点
（一）君主享有最高司法权
皇帝是古代最高的权力享有者，其身份的合法性不言自明。在人人认可其至高无上地位的情况下，皇帝自然是普天之下的最高主宰，他集立法、司法、行政权于一身，他是最高的思想权威、政治权威。最终的司法裁判权是其身份地位的重要体现，一方面，利于实现君主对国家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利于实现司法的相对统一。
（二）司法与行政的界限模糊
司法活动需要专门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去参与，这也是司法职业化、专门化的需要。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司法机关与并有相关的司法人员，如秦朝的“廷尉”。可以说，专门机关和专职人员应该是司法功能完善的重要体现，但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况来看却不是这样的，司法与行政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显，尤其是在地方上。
（三）重实体、轻程序与轻证据、重口供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司法模式就是韦伯所总结的“卡迪司法”，即所谓的实质非理性。不可否认古代司法有一定的程序，但相较而言，对实体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对程序的追求，所谓程序不过是实现实体的公正的手段而已。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基本否了程序自身所体现的价值，“纯粹程序正义”的观念更是无法想象。这种司法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即务实主义精神。
（四）刑事与民事的有限分离
先秦时代，司法中有“狱”、“讼”，“狱”主要关乎刑事审判，而“讼”主要关乎民事审判，体现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初步分离。但是，从司法制度的整体来讲，民事与刑事的分离并不十分明显。比如，审判的具体机构是同一的，审判人员也是同一的，审判方式、甚至处罚方式也有的部分一致性。今天，我们有公、私法的观念，其适用法律的条件，司法审判的方式，证据规则的适用，责任承担的方式等等都有很大的区别，而古代社会的这种区分是不明显的。比如，在古代，欠债不还是可能挨板子的，这样的惩罚显然是刑事的。
（五）司法官依法断罪及其责任
中国古代重视结果公正的思想，也部分放宽了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为了实质的公正，可以能动司法，以协调好天理、国法与人情的关系。但是，就绝大多数的案件来讲，是不需要过多的自由裁量的，法律基本上有明确的规定，此种情形之下，依法断罪就成为司法官的基本职责。为了实现司法权的统一和皇权的至上性，必然要限制司法官吏的权限，普通的司法官吏只能援法断罪。枉法徇私、枉法循情的种种违法行为必然是法律所不容的，“无疵之过”、“出入人罪”就是最好法官责任的最好制度体现。
（六）儒家思想深刻影响司法观
司法观念只是社会整体法律观的部分体现。中国正统法律思想深受儒家伦理观影响，处处体现着伦理观念的影子。儒家思想发端于孔子，以“仁”为核心，以伦理等级观念为基础，形成自己的独特思想系统，这些思想武装了人们的头脑，更影响者人们的生活实践，司法理念与实践也概莫能外。
『捌』 关于中国古代的司法权问题
"法自君出"
法律以君主意志为转移中国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终掌握国家最高立法权。一切法典、法规皆以君主名义颁行。皇帝的诏敕往往直接成为法律，皇帝可修改、废止任何法律。
皇帝又拥有最高司法权，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一切死刑案件(隋唐以后)皆须皇帝裁决、批准。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法外施恩，赦免任何罪犯。
以礼教为指导原则
法律以礼教为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
在这种原则下，礼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定为法律，"七弃三不去"、"八议"以及丧服制度等相继入律，并为后世法典所沿用。礼教力倡"无讼"、"息讼"，也导致人们的权利意识非常淡漠。
以刑法为主刑
法律以刑法为主刑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主题。古代没有部门法的划分，历代法典--律遂通称刑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统统规定于此，统称犯罪，处以刑罚。一部律中，实体法与程序法也不区分，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混一，作证与招供同等看待。另一方面，专制君主无视下民的主体权利，平民百姓也不具有这种意识，并以"对簿公堂"为耻、为累，一般民事纠纷也无关政权安危大局，商品经济又长期不发达，如是等等，致使中国古代民事立法偏枯，与刑法畸重形成强烈反差。
"口含天宪"
司法从属于行政皇帝"口含天宪"，握有国家最高司法权。历代中央虽设司法机构，但辅佐皇帝的重臣，如冢宰、丞相、宰相、内阁大臣等，完全可以过问司法。中央某些行政机构长官也可干预或参与司法，而司法长官一般无权过问行政。在地方，一地行政长官即兼理同级司法审判。
狱讼是否得平，自汉以来便是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项目之一。
『玖』 西周至隋的中国古代司法机关的演变
西周初年，在周天子之下，中央主要司法官员是大司寇，辅佐周王处理全国的法律、司法事务。大司寇作为中央“六卿”之一，是西周中央政府的重要官员。在大司寇之下，设小司寇作为属官，主要职责是“以五刑庭万民之狱讼”，即负责具体案件，特别是王畿范围内发生的案件。除此之外，西周中央政府还设有士师、司刑、司圜、掌囚、掌戮等众多的司法属吏，分别负责管理监狱、执行刑罚等具体的司法工作。
秦朝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皇帝包揽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等各方面的国家最高权力。因此，国家的最高司法审判权也无疑在皇帝手中。在皇帝之下，中央和地方都有专职或兼职的司法官吏，处理各种具体的法律事务。在中央，廷尉是广地之下的最高司法官，位列中央“九卿”之一，负责全国法律、司法事务，作为最高法律官员，廷尉在秦代法律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地方，郡、县、乡、亭各级行政机关都设有相应的专职或兼职司法官员，处理本地区的司法事务。郡守、县令执掌郡、县两级地方司法审判权。
汉承秦制，皇帝掌握最高司法权力，凡遇重大疑难案件，必须奏请皇帝做出最终裁决。汉代仍以廷尉为中央司法官，审理皇帝交办的刑事案件——“诏狱”，同时审判各地上报的重大疑难案件。廷尉属下有左右正、左右监、左右平等官佐，负责案件的具体审理工作。此外，汉成帝年间首开先例，在尚书台中又“置三公曹，主断狱”，开始掌握部分司法审判权。另外，汉代设御史大夫作为中央负责法律监督的长官，西汉为御史大夫，东汉为御史中台。下设治书侍御史，执掌律文解释；侍御史，负责察举不法官吏，弹劾公卿违法等工作。
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司法机构发生变化。北齐时期正式设置大理寺，以大理寺卿和少卿为正副长官，这增强了中央司法机关的审判职能，也为后世王朝健全这一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时期，为抑制割据势力，御史监督职能有明显加强。晋以御史中丞为御史台长官，权能极广，受命于皇帝，有权纠举一切不法案件，又设治书侍御史，纠举审判官吏的不法行为。另外，这个时期进一步提高尚书台的地位，其中的“三公曹”与“二千石曹”执掌司法审判，同时掌管囚账，这为隋唐时期刑部尚书执掌审判复核提供了前提。
隋唐时期，皇帝以下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中央司法机构，执行各自司法职能。大理寺以正卿和少卿为正副长官，行使中央司法审判权，审理中央百官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同时大理寺对刑部移送的死刑与疑难案件具有重审权。刑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下设刑部、都官、比部和司门等四司，刑部有权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对中央、地方上报的案件具有复核权，并有权受理在押犯申诉案件。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正副长官，下设台、殿、察三院。作为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有权监督大理寺、刑部的审判工作，同时参与疑难案件的审判，并受理行政诉讼案件。
『拾』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西周时期
在距今两千五百多年的西周时期，就有了明确的从事司法审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时期只是有了监狱这种司法执行机关。西周时的最高审判权还在周王手里，他统辖的中央地区的具体司法官是士师和眚史。西周时的案件区域管辖还没有明确区分，不过审级已经有了王、三公、司寇、乡、遂、县六级，古代的司法机关基本形成。就已有了类似现在治安管理的职能分工。当时，国家设有司民（户籍）、司稽（捕盗）、司寇（刑狱与纠察事务）等相应的官职。
战国时期
到战国时期，各国也有自己的司法机关，秦国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国叫廷理，齐国叫大理。鲁国则设有大司寇一职。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
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统治，中央司法机关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秦的地方是郡县制，地方的司法机关由郡守和县令兼任，疑难案件上报中央，一般的则自己处理。在县乡两级，则创设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基层治安机构——亭。亭是秦汉时代政府的末端组织之一，遍布全国，主要设置于交通要道处，大致每十里(相当于3公里)设置一亭。亭本来是为军事交通设置的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兼具军事交通和治安行政的基层政府机构，兼司缉捕盗贼和维护治安之职。秦朝的司法机关体制奠定了以后中国历代王朝司法机关的基础。
汉朝
汉朝基本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包括司法体制，所以历史上有了“汉承秦制”的说法。汉朝中央的司法机关仍然是廷尉，地方则与秦朝相同。但汉武帝之后，王权逐渐加强，出现了尚书台这种中枢组织，尚书台内设立了执法机构，在西汉是三公曹，东汉是二千石曹。从而侵夺了廷尉的司法权。 汉朝对于重大案件由中央主要官员会审，这种名为“杂治”的会审制度体现了皇权对司法权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三国两晋南北朝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了基本继承汉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发展。北齐将廷尉改称大理寺，下属官员也增多了，扩大了司法机关的规模。更重要的一点是，死刑的复核权收归了皇帝，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变化。
隋唐
在隋唐时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机关是三个：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大理寺职责是审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监察。但刑部权限很大，可以对审判进行干预，而且复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御史台除了监督外，还参加重大案件的审判。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时，死刑的复奏制度也明确化，死刑执行前必须再报皇帝，批准以后才能执行。
宋朝
宋朝的司法机关也是继承了唐朝的体制，但也有些变化，如宋太宗时期设置了审刑院，侵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职权，到神宗时撤消，职权又分归大理寺和刑部。 地方的司法机关，州和县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为了加强对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设立了提点刑狱官来监督各州县的司法事务。 宋朝还规定地方司法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否则处以徒二年的刑罚。从这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州（府）县官员都要亲自审判案件。
元朝
元朝在继承前朝的体制基础上，也有变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时，设置大宗正府来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权。 明清时期也是以三法司为主要司法机关。但是其职权发生了变化，大理寺的审判权归了刑部，而刑部的复核权则给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
明朝
明朝的特务组织如锦衣卫、东厂、西厂也都有司法审判权，甚至还凌驾于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辖，自行审判、执行。同时，明清的会审制度也完善起来。死刑案件的最高决定权还在皇帝手里。中央集权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体现。
清
清末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警察制度。西方警察形象首次在中国亮相，是在租界内。在此之后，中国开始逐渐接受西方的警政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