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命题人
侵犯财产罪分为两大类：毁坏财物的犯罪（毁弃罪）与取得财物的犯罪（取得内罪）。根据是否转移占容有，又可以将取得财物的犯罪分为转移占有的犯罪（如抢劫、抢夺、盗窃、诈骗）与不转移占有的犯罪（如侵占）。很明显，故意毁坏财物罪与侵占罪侵犯的也是财产所有权
B. 司法考试刑法出题人是不是该换换了
司法考试有国务院司法部统一组织，命题人的选择，具体由司法部专承办。
司法考试命题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作为考生，只得适应大环境。加强自我是关键。
再有，司法考试属于应试，实践中还得看自己摸索。所以，正确看待就好啦。
祝好！
C. 2019年的法考命题人还是张明楷教授吗
法考刑法命题人，18年有曲新久（无张），19年有张明楷（无曲）。
D. 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专业考研的命题人是谁每年都一样吗
基本的程来序是，导师组的各个导自师每人出几道题，最后由导师组长统合。每年的命题人是会有变化的。可能会出现导师过忙，或者出国的情况，就有部分导师来命题了。导师也不是特别多，把各个导师的主要观点都看一看，答题时保证有的放矢才行。
E. 法考刑法命题人变了，特点和趋势有呈现怎样的变化
17年的法考真题命题呈现出：真题+常识+基础+理论，相结合的特点。从历年真题版和今年刑法真题来看，命权题趋势呈现三新的特点，即新法规、新热点和新知识的特点。
1、新法规：新增必考，这是所有考试的必须套路，而且是重中之重。
2、新热点：从今年的考题来看，基本上所有的社会热点，都出现在了考题中，这也是符合法考改革，更加注重案例，注重实务的趋势。
3、新知识：法律是不断完善，不断更新的，也是与国际化不断接轨的，所以新的法律知识也要重点注意。
F. 司法考试各科各部门法的命题人是分别谁
民法：温世扬
刑法：张明楷 陈兴良
民诉：潘剑锋
具体参见大纲的编写人
G. 历年刑法司考命题人员都有谁知道
这几年刑法，主要就是周光权教授和张明楷教授。
具体两个人的生平简历，两人都是清华法学院教授。
周光权
男，汉族，1968年1月出生，重庆市人，周光权，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学历背景：
199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199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1.1992年7月至1996年9月，在四川省司法厅工作
2.1999年8月分配至清华大学工作，先后任讲师（1999年）、副教授（2000年）、教授（2005年）
3. 2001年4月至2002年2月，日本名城大学法学部访问学者
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挂职）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
社会兼职：
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获奖情况：
1.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
2.清华大学教学工作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
3.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胡绳青年学术奖”（2003年）；
4.清华大学先进工作者（2003年）；
5.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2004年）；
6.第一届“法鼎奖”（中国青年法律学术奖）银奖（2005年）。
张明楷，男，1959年7月生，湖北仙桃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原湖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同年攻读本校法学硕士学位，1985年留校任教，1989年到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研修，1995年任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客座研究员，1996年任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客座研究教授，曾任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主任。1998年2月调入清华大学。张明楷教授多次获得各种社会奖励，多次被评为司法部优秀教师，被评为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02年被评为第三届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其科研成果也曾获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等。
H. 刑法的出题人今年是刘凤科还是周光全
您好！天星培训网络知道团队为您解答
刑法出题人一般是张明楷，刘凤科只是张明楷的弟子，是刑法授课名师。
I. 司法考试刑法命题人张明楷：如何处理抢劫罪
《刑法》第二百六抄十三条 以暴力、袭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入户抢劫的；
（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
（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
（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
（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
（七）持枪抢劫的；
（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J. 司法考试刑法命题人张明楷：如何区分盗窃罪
刑法对诈骗罪的罪状规定得比较简单。如果对分则条文进行体系解释，就不难发现，诈骗罪（既遂）在客观上必须表现为一个特定的行为发展过程：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产生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产——行为人获得或者使第三者获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
取得财产的犯罪分为： 违反被害人意志取得财产的犯罪 与基于被害人有瑕疵的意志而取得财产的犯罪 。盗窃罪属于前者；诈骗罪属于后者。由于诈骗罪与盗窃罪属于两种不同的犯罪类型，所以需要严格区别。
首先，并非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进而取得了财产就成立诈骗罪，因为盗窃犯也可能实施欺骗行为。
例如，A打电话欺骗在家休息的老人B：“您的女儿在前面马路上出车祸了，您赶快去。”B连门也没有锁便急忙赶到马路边，A趁机取走了B的财物（以下简称电话案）。虽然A实施了欺骗行为，但B没有因为受骗而产生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更没有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只是由于外出导致对财物占有的弛缓；A取走该财产的行为，只能成立盗窃罪。
其次，并非只要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导致对方将财产“转移”给自己或者第三人，就成立诈骗罪。因为盗窃罪也有间接正犯，盗窃犯完全可能使用欺骗手段利用不具有处分财产权限或地位的人取得财产。
例如，洗衣店经理A发现B家的走廊上晒着西服，便欺骗本店临时工C说：“B要洗西服，但没有时间送来；你到B家去将走廊上晒的西服取来。”C信以为真，取来西服交给A，A将西服据为己有（以下简称西服案）。C显然受骗了，但他只是A盗窃的工具而已，并不具有将B的西服处分给A占有的权限或地位。因此，A成立盗窃罪（间接正犯）。
不难看出，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关键区别在于：受害人是否基于认识错误处分（交付）财产。受害人虽然产生了认识错误，但并未因此而处分财产的，行为人的行为不成立诈骗罪（如电话案）；受害人虽然产生了认识错误，但倘若不具有处分财产的权限或者地位时，其帮助转移财产的行为不属于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行为人的行为也不成立诈骗罪（如西服案）。所以，处分行为的有无，划定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界限。被害人处分财物时是诈骗罪而不是盗窃罪；被害人没有处分财物时，即行为人夺取财物时是盗窃罪。诈骗罪与盗窃罪处于这样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不存在同一行为同时成立诈骗罪与盗窃罪，二者处于观念竞合关系的情况。
因此，正确理解和认定“处分行为”，是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
首先，诈骗罪的受害人的处分行为，必须是基于认识错误，而认识错误的产生或维持是由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处分行为意味着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占有，即由行为人或第三者事实上支配财产。至于受害人是否已经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占有，一方面，要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判断，即在当时的情况下，社会的一般观念是否认为受害人已经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进行事实上的支配或控制；另一方面，受害人是否具有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支配或控制的意思。
例如，A假装在商品购买西服，售货员B让其试穿西服，A穿上西服后声称去照镜子，待B接待其他顾客时，A趁机溜走。A显然不成立诈骗罪，只成立盗窃罪。因为尽管B受骗了，但他并没有因为受骗而将西服转移给A占有的处分行为与处分意思。倘若A装上西服后，向B说：“我买西服需征得妻子的同意，我将身份证押在这里，如妻子同意，我明天来交钱；如妻子不同意，我明天还回西服。”B同意A将西服穿回家，但A使用的是假身份证，次日根本没有送钱或西服给B。那么，A的行为则构成诈骗罪。因为B允许A将西服穿回家，实际上已将西服转移给A支配与控制，这种处分行为又是因为受骗所致，所以，符合诈骗罪的特征。基于同样的理由，现在常见的以借打手机为名的案件，实际上也应认定为盗窃而不是诈骗。
例如，甲与乙通过网上聊天后，约在某咖啡厅见面。见面聊了几句后，甲的BP机响了，同时声称忘了带手机，于是借乙的手机打电话。甲接过手机后（有时被害人的手机可能就放在桌上）装着打电话的模样，接着声称信号不好而走出门外，趁机逃走。这种行为也不能认定为诈骗，只能认定为盗窃罪。因为乙虽然受骗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将手机转移给甲支配与控制的处分行为与处分意思。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乙将手机递给甲，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乙仍然支配和控制着手机，即甲没有占有手机。甲取得手机的支配与控制完全是后来的盗窃行为所致。如果说甲的行为成立诈骗罪，则意味着甲接到手机时便成立诈骗既遂；即使甲打完电话后将手机还给乙，还属于诈骗既遂后的返还行为。这恐怕难以被人接受。
其次，处分行为并不要求受害人将财物的所有权处分给行为人，所以不要求受害人具有转移所有权的意思。
例如，甲没有返还的意图，却隐瞒真相向乙借用轿车，乙将轿车交付给甲后，甲开车潜逃。乙只有转移占有的意思，但甲的行为依然成立诈骗罪。在财产关系日益复杂的情况下，财产的单纯占有者乃至占有辅助者，都可能处分（交付）财产。
例如，丙将自己的财物委托给乙保管，其间，丙给乙打电话，声称第二天派丁取回自己的财产。偷听了电话的甲第二天前往乙处，声称自己是丙派去的丁，乙将自己占有而归丙所有的财物交付给甲。处分财产的乙并不享有所有权，只是事实上占有了财产，但这并不影响甲的行为成立诈骗罪。
所以，即使不是财产的所有人，也完全可能因为认识错误等原因而处分财产。 再次，在受害人与被害人为同一人的情况下，受**只能处分自己占有的财产，而不可能处分自己没有占有的财产。至于受**是否对该财产享有所有权，则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例如，B进入地铁车厢后，发现自己的座位边上有一个钱包，于是问身边的A：“这是您的钱包吗？”尽管不是A的钱包，但A却说：“是的，谢谢！”于是B将钱包递给A。由于B并没有占有钱包的行为与意思，所以他不可能处分该钱包，故A的行为不成立诈骗罪，只能视钱包的性质认定为侵占罪或盗窃罪。
最后，在受害人与被害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下，只要受害人事实上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者处于可以处分被害人财产的地位，对方的行为也成立诈骗罪。一方面，如果受害人不具有处分财产的权限与地位，就不能认定其转移财产的行为属于诈骗罪的处分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受害人没有处分财产的权限与地位，行为人的行为便完全符合盗窃罪间接正犯的特征。
例如，丙是乙的家庭保姆。乙不在家时，行为人甲前往乙家欺骗丙说：“乙让我来把他的西服拿到我们公司干洗，我是来取西服的。”丙信以为真，甲从丙手中得到西服后逃走。在这种情况下，对甲的行为也应认定为诈骗罪。因为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如果排除被骗的因素，保姆丙可以或者应当将衣服交付给来人。所以，保姆处于可以将被害人财产交付给他人的地位。再如，10余人参加小型会议。散会前，被害人B去洗手间时，将提包放在自己的座位上。散会时B仍在卫生间，清洁工C立即进入会场打扫卫生。此时，A发现B的提包还在会场，便站在会场门外对C说：“那是我的提包，麻烦你递给我一下。”C信以为真，将提包递给A，A迅即逃离现场。在本案中，清洁工C没有占有B的提包，他也不具有处分该提包的权限或地位。换言之，C是A盗窃提包的工具，而不是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人。因此，A的行为不成立诈骗罪，只能成立盗窃罪。
显然，受害人是否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地位，成为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间接正犯的一个关键。至于受害人事实上是否具有这种权限或地位，应通过考察受害人是否被害人财物的辅助占有者，受害人转移财物的行为（排除被骗的因素）是否得到社会一般观念的认可，受害人是否经常为被害人转移财产等因素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