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司法
㈠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如何调节好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之间的关系
■ 全面深化改革复和全面推进制依法治国是目标方向一致、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四中全会决定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战略部署的姊妹篇。
■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可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创造条件。
■ 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保改革沿着法治轨道有序推进，及时巩固、发展改革成果，可以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坚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必须坚持依法行政，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公正司法，让改革中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获得应有的法律保障；必须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使改革在良好的法治氛围中推进。
㈡ 新常态带来哪些环境新特征新要求
新常态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的执政新理念，在政策层面和研究领域已达成了高度共识。对新常态的理解，不同决策部门、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和新看法，其中不乏相异或矛盾的研究观点。笔者在对新常态众多结构性变化因素深入分析后认为，工业化发展阶段、需求结构的变化是决定新常态的本质因素，创新驱动、效率提升是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增长速度、产业结构的变化是新常态的显性结果，产能峰值、能源形势、社会形势是新常态形势的具体体现，相应产生了环境新特征和环境治理体系的新要求。
工业化发展阶段出现转换
国际长周期历史数据表明，各国工业化推进时期经济增速相对较高，之前和之后增速都会下滑。2014年我国GDP突破10万亿美元，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制造国，全国总体进入工业化后期。预计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左右（以2010年为基期测算），总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实现工业化，完成党的十八大确立的目标，开始进入后工业化和知识经济的过渡时期，由于工业化发展阶段转换带来的经济新常态特征将日趋明显。
目前，在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依靠要素规模投入、技术模仿带动生产力快速提升的阶段已逐步离去，对投资和工业产品的集中、普遍、大规模需求将不复存在，工业增量对经济增长贡献萎缩，重工业行业进入平台期，产业结构调整显现，消费品需求稳步增加，受掩盖或压制的服务业会快速发展，中高速增长必然成为新常态。
工业发展进入后期必然带来多方面积极变化。经验也表明，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长方式会对环境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待工业化接近完成时，经济增长对环境的正面效应会逐步显露出来。但是，我国区域发展差异显著，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江浙等省份进入工业化后期，而贵州、云南等西部省份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阶段，大部分中西部地区仍然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重工业集聚发展阶段，环境污染区域差异和分异也明显加大。
需求结构发生变化
工业化进入后期，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增长的潜力呈现分化，投资快、消费慢的形势正在扭转，中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被动国际化面临改变，投资优势正在消失、边际效益持续下降，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正在减弱，但最难把握和处理好的就是这种新旧动力之间的转换，以避免“踏空”。
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刺激性政策导致传统产业相对饱和，资本形成总额对生产总值贡献率持续高位。这加速了投资效益的持续下降，债务存续压力越来越大，企业投资意愿和能力出现不足。2014年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为48.5%，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7%，分别比2013年下降5.9和3.9个百分点，投资驱动的高增长模式发生变化。同时行业投资分化扩大，钢铁、有色等重工业投资大幅下降，出现负增长或低位增长。投资结构的变化也有利于降低污染物排放。
消费需求总体平稳，消费比重相对上升。从消费内部结构看，传统的基本生活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换的趋势明显，总体上有利于污染物排放下降。但排浪式的汽车消费仍处于上升期，2014年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64亿辆，大中城市交通拥堵成为常态，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占比逐年上升。电子信息等多元化消费带来的新型环境问题也难以预期，风险性加大。
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下降。2014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3%，结束了连续3年的负值，整体上仍然偏弱。加上国际经济形势总体上处于亚健康与弱增长状态，国际贸易前景不容乐观。好在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出口产品逐步向“微笑曲线”两端转移，或整体上抬升“微笑曲线”。出口产品的低污染、高附加值特征加强，对外贸易中的“隐含能源”和“资源环境逆差”有所缓解。
新常态实现取决于创新驱动
支撑我国经济30多年快速发展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等传统要素供求关系日益趋紧。目前人口处于低增长率水平，农村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显现，人口老龄化加快，劳动力市场达到刘易斯转折点，环境承载接近或已经达到临界状态，传统要素优势正在减弱。
目前，基于廉价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垂直分工格局驱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基本结束，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转化，技能结构矛盾将进一步凸显。2014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2.3%，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4个百分点，已经出现良好势头。笔者认为，新常态稳定固化的最重要标志和本质特征就是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本形成。这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主要取决于改革和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增质不增量、深挖产品附加值、提升竞争力的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而非传统扩张建厂的规模型粗放增长。
未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素质提升将成为中心工作，人力资本质量、技术进步等知识经济因素加强，创新驱动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预计“十三五”时期，将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度，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提升产业链，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经济年均增速6.6%，其中全要素生产率贡献3%（目前为1.83%），对GDP贡献度达到45%，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污染物排放量强度分别下降40%左右。
保持更为持续、健康、均衡的增速
从不同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观点来看，有一个共同认识，即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探底。更准确地说，新常态是中国经济从旧稳态调整至新稳态的过程，也就是从过去年均9.8%左右增速逐步过渡到更为持续、健康、均衡的增速上。而对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在何处探底、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在哪里，则仍存在诸多争议，比如林毅夫、李稻葵等学者认为改革有望使经济增速回到8%左右；而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研究报告预测2016年~2020年和2021年~2030年两个时期中国潜在增长率区间分别为5.7%~6.6%和5.4%~6.3%。从某种意义上这种速度的变化，是工业化阶段转换和赶超型发展的回归，是中长期周期和短期政策综合影响的结果，既是一种新常态，也是一种回归的常态。因此，政府工作的重点不是拉动经济回升，而是对经济增长托底，防止失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研究发现，后发追赶型国家可以将追赶进程划分为起飞、高速、中高速、中低速增长4个更替渐进阶段，前两个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数量扩张，后两个阶段主要依靠质量提升。目前，我国经济增速下行是追赶进程中的阶段性转换，是经济基本面发生实质性变化的结构性减速，根源于前期高速增长奠定的厚实经济基础，不能依靠总量调节和需求管理的反周期政策，而要把要素供给、结构供给、制度供给作为最重要任务。
2014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4%，经济增量约7800亿美元，经济增长的绝对量仍在增加，比美国高1300亿美元。由于GDP基数变大，要维持过去高速增长，生态环境压力将不可想象。当前增速平稳回落，工业增加值增量下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资源环境的依赖，对生态环境系统新冲击负荷的强度和频次也趋于下降。
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缓解环境压力
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8.2%，显示出强劲的结构优化势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已连续6个季度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消费者偏好从商品向服务转换，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网购、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发展势头良好。
应该认识到，产业结构演变必然导致经济增速换挡。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消费者对商品消费的需求弹性就会下降，对服务消费的需求弹性则会上升。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会引导产业结构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但工业生产比服务业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提高。因此，向服务业转型一般伴随着经济增速的回落。
预计到2020年服务业比重达到52%左右（以2010年为基期测算），“十三五”时期，服务业新增量达到14.8万亿元，接近于工业新增量的2.6倍，带动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现代服务业增长有望加快，产业结构由服务业主导特征将日趋稳固，也有利于缓解环境压力。
传统重工业产品需求将接近峰值
目前重工业产能过剩现象突出。2013年，粗钢、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5.4%、75.8%、61.9%、71.1%，产能利用率水平较低，许多产能由“既落后又过剩”转变为“过剩但不落后”。实际上，一些领域的产能过剩不是新事物，由于加入WTO等红利使我国不少刚性的产能过剩现象延迟至今才集中显现。企业设备低负荷运行，增加产品生产成本。而国内外需求下降，产品价格接近甚至低于生产成本，造成企业经营困难。2014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利润同比下降46.2%，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下降2.7%，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利润增长1.9%。企业资金不足，污染治理投入和运行维护难以保障，治污决心和行动出现迟疑。
传统重工业产品需求将接近峰值、进入平台期。2014年，我国人均发电装机达到1千瓦，取得历史性突破。火力发电量4.2万亿千瓦时，同比下降0.3%，是有统计数据（1998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也是煤炭消费量负增长的主因；粗钢产量8.2亿吨，同比增长1.2%；水泥产量24.8亿吨，同比增长2.3%，人均水泥累积消费量远超发达国家消费饱和时的22吨水平。预计重工业快速发展的势头将放缓，粗钢、铜、铝、铅、锌等主要产品产量将在“十三五”左右陆续达到峰值，多年来我国重工业比重明显偏高的局面有望好转，有望成为污染排放下降的结构性因素。
能源消费结构将出现积极变化
2002年以来，我国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能源需求总量和煤炭消费总量同步大幅增加，年均增加2亿吨左右标煤。但2014年能源消费增长下降到0.9亿吨标煤，增速由8%下降到2.2%。增速显著放缓。其中煤炭消费总量首次负增长，同比下降2.9%，煤炭占能源需求总量的比重也下降至66%。能源需求和煤炭消费的分异给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供了发展空间。
国际能源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地缘政治、能源品种相互竞争等因素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下跌，这有利于我国改善能源消费结构，降低能源进口成本，加上国内通货紧缩的有利形势，能在保持油价稳定的基础上提升油品质量。
“十三五”时期，尽管能源消费还将继续增加，但能源消费总量增速与增量将会双下降，能源消费结构出现积极变化，带来污染物新增量大幅下降。预测2015年、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分别突破43、45亿吨标煤，“十二五”、“十三五”时期新增量分别为8.1、2.0亿吨标煤。2015年、2020年煤炭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分别下降至63.3%、56%左右。“十三五”时期，因煤炭消费增量下降，二氧化硫、烟粉尘、氮氧化物排放新增量比“十二五”时期分别减少200万吨、63万吨、9万吨左右。
环境问题容易引发社会矛盾
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对生态产品需求日益增加。目前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致为23%~25%，规模约为3亿人。按照收入倍增计划，预计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达到40%~50%，规模约为6亿人。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传统以工业为主的“蓝领”就业阶层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白领”就业阶层转变，总体上环境权益观认识和人体健康维护日益增强。同时，社会价值观趋于多元化，社会治理认同度正面临挑战，新的传播方式和表达诉求方式进入“微时代”，环境改善速度与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改善需求差距大，环境问题易成为社会风险的引爆点。
我国已经基本告别短缺经济，进入相对过剩经济发展阶段，教育、卫生、医疗、环保等公共服务水平、数量、质量、方式及其均衡性矛盾快速上升，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滞后的供给已经成为一段时间内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形式。环境产品具有公共性、外部性、不可分割性等基本属性，决定了基本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必须确保的公共服务，也是对社会结构变化的有效回应。
新常态下环境新特征和环境治理体系新要求
综合来看，“十三五”时期，是环境质量改善速度和老百姓需求差距最大、资源环境瓶颈约束和发展矛盾最尖锐的负重前行困难期，也是环境压力有望高位舒缓、环境保护有望从临界点向转折点开始改变的重要窗口机遇期。当前及“十三五”时期，国内外经济形势、环境保护重点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也进入新常态，呈现出新问题、新要求和新特征。这种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期，一定也是不确定期和风险期，一定面临着种种新旧交替、不适应和不匹配的制度政策环境，需要超前谋划、积极稳妥，主动作为。
在新阶段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应坚持依法治国和改革创新，持续推行治污减排、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形成政府有为、企业负责、社会共治、市场有效的环境“良治”，从硬从严树立环境守护者形象，大力推进分区分类，精准发力，保底线，树标杆，抓两头带中间，更加积极、有效地推进环境质量改善。在全面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应高度重视新常态下环境新特征和环境治理体系的新要求。
一是治理层次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环境保护的执政理念不断深化，日益成为国家意志，生态文明引领的新价值观加速形成，但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日益交织，法规、体制、机制、制度、政策“绿色化”尚未形成，环保系统承受的要求与其支撑能力、调控手段存在一定距离，在夹缝中负重前行成为环保工作新常态。这需要转变工作抓手的层次，更多地从宏观视角入手研究和推进，着力落实地方党委政府职责，明确底线和红线，实施体现生态环保要求的政绩评估考核体系和问责制度，固化绿色指挥棒导向作用，实施党政同责、综合决策，更多地运用司法、制度、政策和市场机制解决问题，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积极推进资源环境大部制改革，形成长效机制。
二是治理方式由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公众的环境关注度大、期待度高、参与度提升与忍耐度降低、回旋空间收窄并存，环境质量全面达标客观上难以实现，日益增长的环境公共服务需求与滞后的供给之间的矛盾在“十三五”期间不会全面解决，合理引导社会公众环境预期，让社会公众参与环境质量改善进程成为新的工作机制。这要求正确引导和释放公众参与正能量，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推动信息公开，调整优化治理重点和目标指标，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动员全民行动，让社会公众参与环境决策、评判治污效果，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身边环境问题，回应社会预期，建立健全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企业负责、行业自律、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体系。
三是治理导向由总量控制逐步向质量控制转变。以细颗粒物（PM2.5）浓度控制目标为起点，将环境质量作为主要目标及评判标准的需求日益强烈，总量、质量、风险三者关系正在发生转变，治理主线由总量控制向质量改善转变成为新的工作导向。这就需要将质量改善作为首要任务、治理核心、工作主线，研究实施质量、总量双控，建立覆盖全要素的环境质量指标，深化、优化总量控制制度，将环境风险管控措施有效“嵌套”到常规环境监管体系中，突出生态空间管控的基础性作用，使质量管理、治污减排、风险管控、生态保护、制度政策等多位一体共同服务于环境质量改善和人体健康维护，目标一致、节奏一致、步调一致。
四是治理对象由主要控制新增量向增量、存量并重转变。污染物新增量将逐步下降，以扩大投资、招商引资为主导的外延式、粗放型发展方式将逐步退出，从主要控制污染物增量向“控增量、抓存量”并重转变将成为新的工作重点。这要求我们不得不面临在多个领域同时开战的局面，研究实施“过剩但不落后”产能化解方案，研究克服政府和企业资金压力趋紧、存量治理行动不够坚决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抓好无组织排放和中小企业污染问题，做好治污设施稳定运行、提标改造的监管和促进工作，大力控制存量污染，推动治污减排工程、技术、管理、政策组合运用，妥善应对压缩型工业化带来的多种污染物相互叠加、相间转移等复杂问题。
五是治理要求由统筹管理向分区分类、精细化管理转变。受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环境禀赋等客观因素制约，我国环境公共服务水平、环境问题表现、环境质量改善进程的区域分异较大，我国整体、同步达标可能性不大，分区分类差异化管理正成为新的工作要求。这就需要在国家保证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底线的同时，充分发挥各地积极性和主动性，研究容量的时间空间分布及输入响应关系，总量控制要求有保有压、有增有减，分区域、分流域、分单元设计质量改善目标任务，分行业、分企业、分污染物提出不同控制要求，开展生态分区分级管控，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实施精准治理，逐一打好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
㈢ 对反腐新常态的分析和对待
一、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用道道禁令严反“四风”，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腐败，以强化制度约束严管干部，形成了抑制腐败、惩治腐败的社会氛围和高压态势。要继续保持这种高压态势不放松，坚决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不断加大治本力度，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
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凡发现腐败案件，都必须依纪依法严肃查处。查办腐败案件，严惩腐败分子，历来是我们党治理腐败的基本途径。改革开放以
来，我们党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但腐败频发、多发的势头仍未有效遏制。究其原因，与反腐力度不够直接相关，难以遏制腐败势头，标本兼治状况下，治标力
度不够，治本难以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有案必查、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明确提出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反腐治标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
进展之速、效果之巨，营造着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赢得了全党全社会的拥护。每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心存敬畏，不应心存侥幸，谁要以身试法，必将身败名
裂。
坚持惩防并举、
以惩促防。惩治与预防是反腐败斗争的两个基本要素，两者相辅相成。从总体上看，反腐败斗争是以惩治为基本特征的执纪执法活动，其内在逻辑是以惩促防，以防
固惩。反腐治标与反腐治本是惩与防的关系，只有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标功能，制度建设等治本措施才能落到实处。以惩促防，就是通过执纪执法建议，帮助发案
单位分析犯罪成因，总结监管漏洞，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完善廉政措施，通过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及腐败个案的剖析，强化党纪国法的警示教化功能，使有犯罪动机的
人及早刹车，悬崖勒马，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心灵受到洗礼，从而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方”的目的。
坚持自律与他律结合。“伸手必被捉”，是党员干部自律防腐的警言，蕴含丰富的人生哲理。但是，当道德防线被私利的欲望冲破之后，“伸手必被
捉”，就必须靠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职能部门的有力查处才能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人民监督，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将腐败问题和
有关情况提供给职能部门，极大提高了腐败的发现机率。群众监督和及时查处所产生的冲击效应，释放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正能量，营造着“伸手必被捉”
的反腐氛围。提高腐败发现机率的人民监督和职能部门的有效查处，必须持之以恒、常态发力。
二、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
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理性的社会秩序、理性的法律精神和民主的法制模式。实践证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应具有以下特征：
以程序正义为基础。只有通过正义程序的演绎，才能有效实现实体公正。要强化依法履职的责任感，并通过改进执纪执法办案评价标准，完善执纪执法人
员行为规范，强化违反规范执纪执法行为的惩戒等措施，坚决杜绝乱作为，有效防止不作为，切实规范执纪执法行为，确保查办腐败案件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
完善查办腐败违纪违法案件的程序措施和工作机制，转变调查、侦查、审判理念，坚持办案工作重心前移，强化案件初查工作；完善初查措施，规范初查程序，
遵循调查、侦查工作规律，准确把握立案条件；完善调查、侦查手段，提高调查、侦查工作科技含量；完善侦查指挥体制，规范侦查指挥机构设置，实现线索统一管
理、侦查统一指挥、资源统一调配。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协助，明晰各自的法定职责，构建纪检监察与职务犯罪侦查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依法
反腐运行机制。
以实体公正为核心。实体公正强调纪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纪律法律，都要受到纪律法律追究和惩处。要坚持
查办贪污贿赂与查办渎职犯罪并重，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的要案与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并重，查办受贿案件与行贿案件并重，查办
贪贿数额大的案件与贪贿数额虽然较小但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案件并重；办案活动以纪律法律为准绳，重事实，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客观公正地查办案件，尊重
和保障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严格区分犯罪嫌疑人与证人和普通群众的界限，不能把证人和普通群众当作犯罪嫌疑人来对待；认真研究和正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严格
区分工作失误与渎职犯罪，经济纠纷与经济诈骗，正常合法收入与贪污、受贿，资金合理流动与徇私舞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企业依法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
与非罪的界限。对进入司法程序的腐败案件，依法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和知情权，在与律师的良性互动中提高案件侦查质量，增强办案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确保案件经
得起历史检验。
以执法效能为关键。我国反腐败查办案件包括党内执纪、行政执纪、检察执法、审判司法等职能活动。其中，党内执纪和行政执纪，是党和政府对腐败的
非刑罚惩治；检察与审判的执法司法，是依照国家刑事法律对腐败的刑罚惩治。提高反腐败执法效能，就是要提高反腐败非刑罚惩治和刑罚惩治的能力和水平。增强
执法效能，必须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专业化执纪执法队伍，健全完善反腐败执纪执法体制机制，提高发现和证实腐败行为机率，提高惩治和防控腐败违纪违法效
率。为此，要增强初核初查能力，为立案调查、立案侦查工作启动打下坚实基础；增强询问、讯问能力，注重法理情并用，注重教育感化；增强运用信息化平台全面
取证能力，推进侦查信息、执法信息共享和公共信息快速查询机制建设；增强反腐败国际合作能力，在境外取证、追逃、追赃、遣返、引渡以及预防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
以强化监督为保障。要切实加强自身监督制约机制建设，着力解决执法办案不文明、不规范问题，严肃查处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切实做到自身正、
自身硬、自身净，确保执纪执法权依法规范行使，违纪必惩，违法必究，权益得到保护，正义得到伸张。要尊重人民群众在反腐败中的主体地位，健全民意收集、研
究与转化机制，探索建立群众投诉及时受理与查究反馈机制；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控告、申诉、举报，及时发现和解决执纪执法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大限度满
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增强执法透明度，借助互联网搭建沟通、互动和监督平台，实现办案人员网上交流、网上对话，广泛接受社会各界
对办案工作的监督，让群众从办案中沐浴到法律公正的阳光。
三、以“零容忍”态度彻底反腐败
彻底反腐败，必须立足于查办案件，着眼于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想腐的保障机制，是反腐败新常态的基本走向。
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强化“不敢腐”的威慑力。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要将现行党委、政府、国家多元化惩治腐败制度整合为一元化反腐败国家立法，建立融实体法与程序法一体、非刑事处罚与刑事处罚结合、与世界反腐败公约接
轨的反腐败基本法律，切实做到让“制度的笼子”通上“高压电”。增强惩治腐败的必然性，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不管什么人，“出笼”必
受惩，“老虎”、“苍蝇”一起打，不搞“网开一面”和“下不为例”。增强惩治腐败的及时性，对“出笼”行为露头就打，快速处理，及时纠正。增强惩治腐败的
严厉性，综合运用法律、组织、经济等处罚措施，加大惩治力度，特别是对严重损害公众利益的滥用权力行为，要予以重罚，以有力的惩治保证权力规范运行。
健全防腐制度体系，强化“不能腐”的防范力。一方面，优化权力结构，合理配置公共权力。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
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遵循精简、统一、高效原则，对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适度分解与平衡，使三者之间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制约。在厘清权力事项的基础上，
合理分解配置一把手的权力、重点岗位的权力、上一层级的权力，从制度机制上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扩张甚至滥用。另一方面，制定科学严密的“制度笼子”。从实
际出发制定制度，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使制度既在理论上站得住，又在实践中行得通。当前要围绕限定权力范围、厘定权力界限、减少自由裁量、规范权力运行等建
立健全制度，合理设计权力行使流程，杜绝权力寻租，使权力授予、行使、监督全过程和各环节都有制度规范，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
制，特别要围绕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及时对现有制度查漏补缺，把行使权力的漏洞彻底堵死。
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强化“不想腐”的自律力。坚持警示教育与法纪监督相结合。通过“抓大”、“严小”，出重拳、下猛药，使“抓大”形成威慑，同
时从小问题抓起，使“严小”成为习惯。坚持制度教育与制度建设相结合。每项制度规定都要明确具体，把“大力提倡”变为“硬性规定”，将“自由裁量”化为
“具体标准”，不仅有要求，还要有罚则，压缩弹性空间，增强刚性制约；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完善制度、制约权力，做到依法确权、依法限权、依法用
权，用法律监督制约权力。注重预防腐败的制度设计，从公务人员日常的细微行为出发，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明确违反行为准则的严重后果，从“前端”杜绝腐
败发生的可能。坚持作风教育与行权公开相结合。深入推进党务、政务、司法等公开，不断扩大公开领域、内容和范围，凡是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事项、群众普遍关注
事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事项、易发生腐败问题领域和环节的事项，都要做到及时公开，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公示、听证等重大
事项决策制度，畅通监督渠道，广泛听取民意，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权力在群众监督下运行。发挥舆论监督、网络监督作用，使权力运行
“出笼”行为及时暴露在公众监督的阳光之下。
㈣ 新常态下劳动争议 纠纷如何更好化解
建立联系点以延伸司法职能。走进企业、乡镇、社区，通过在企业、乡镇、社区设立联系点，加强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力度，同时指导企业加强用工管理，合法用工，从源头上防止劳动争议的发生。
加强联动以构建多元调处机制。法院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时会同工会、劳动保障部门、仲裁机构等相关职能部门加强联动，多渠道协同配合，共同参与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矛盾调处机制，并积极发挥劳动争议调处机制作用，共同化解纠纷。对于在企业转制、改制中带有普遍性的历史遗留问题，则会同政府、企业工会或职工代表，引导双方协商解决纠纷。
开通绿色通道以提升司法服务。法院对符合立案条件的优先立案、优先受理，对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案件受理费予以缓、减、免，充分运用诉讼程序规则及强制措施维护劳动者利益。开展诉前保全、立案、审理裁判的无缝对接，对劳动争议案件特别是矛盾大、易激化的案件要及时、依法处理，认真聆听当事人诉求，并积极与其沟通，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
引入ADR手段以强化司法调解。ADR手段是调解工作的具体动作分部要领。案件受理后，可先向用人单位、劳动者及仲裁委员会了解双方争议焦点，了解劳动者的要求、请求的底线，了解用人单位不服仲裁的原因。通过了解情况，查阅案件材料和相关法律规定，对案情及法律适用有进一步了解后，先分别做双方的工作。向原告（用人单位）释法说理，告知可能承担的责任，了解其同意支付的限额。对不合理的请求，依据法律作出解释，了解劳动者请求底线。在了解到双方主张差距不大后，召集双方进行调解。对达成协议的，及时做好调解笔录、调解书。对尚未达成协议的，将其未达成协议的原因进行分类，分组分别组织调解。
㈤ 坚持依法治税 为统领,打造依法行政新常态
中国江苏网2月13日讯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依法治国进入新常态,而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税收领域的集中体现，深入推进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选择。为此，税务部门应坚持以依法治税新常态为指引，以建设“科学、规范、高效、廉明”的税务机关为目标，牢记忠实履职、安全履职的要求，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推进依法治税建设，奋力谱写税收法治新篇章。
要深刻领会依法治税新常态的内涵。依法治税的要求伴随新常态而步入“升级版”，社会公众和纳税人税收法律意识进一步增强，必然要求税务部门打造高标准、法治化“税收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公共财产，税收来源于纳税人，最终服务于纳税人，也经由法律体现纳税人的意志。因此，税法变成了用来授予、规范和监督政府征税权的法律，依法治税成为税收活动共同奉行的基本准则，成为征纳双方共同的内心认知，其成果也必须体现在税务干部法治意识、水平与纳税人税法遵从上。
要坚持法治思维提升依法治税能力。坚持以依法治税理念统领税收工作全局，坚持“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行政规则，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做到既不缺位，又不越位，也不扰民，使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法治化的轨道运行。要健全和落实“党组中心组集体学法、新进干部初任学法、执法干部法治轮训、领导职务任前考法”制度，把税收法律法规作为各类培训班的必学内容加以强化。要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做到征纳双方法律面前义务地位平等。要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建设税收法治文化，将税收法治原则作为税收行为先导，将法治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事项各环节，培育税收法治思维整体生成。注重运用法治原理和法律规定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实践锻炼，努力做到知行合一，提升依法治税的能力和水平。
要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系统谋划“法治税务”建设规划，加强对依法治税工作的领导，领导班子要明确依法行政责任，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带头遵法信法守法用法，坚决防止选择性执法、随意性执法。落实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实施行政许可，建立涉及权力运行所有环节的制度规范。加大税收执法督察力度，全面落实税收执法责任制，规范执法行为和行政处罚裁量权。规范运用税务稽查、税收行政强制等执法手段，加大对涉税案件的查办和执行力度。全面落实纳税信用管理办法和税收“黑名单”制度，联合相关部门实施联合惩戒，积极营造依法诚信纳税的浓厚氛围。坚持以公开为常态，拓宽行政公开范围，推行税收执法结果公开化控制，让税收执法权力在阳光下健康运行。
要完善制度建设保障依法治税的落实。推行税务重大决策和重大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制度，落实重大税务案件集中审理制度，加快推进内控机制信息化升级版建设，进一步明确岗责体系，细化确定执法风险点，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起“横向道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监控体系。加强外部监督，主动接受人大、政协、司法、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及各种新媒体、特邀监督员和纳税人代表对税收执法的监督作用。完善税收政策执行情况反馈制度、基层联系点制度，及时研究解决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对于征管质量、政策执行、纳税服务、税务稽查、廉政建设等情况，进行经常性的检查督查、跟踪问效。建立健全奖惩并举的法治考评机制，进一步完善税收执法责任制，加大对执法过错行为的惩戒力度，对于执法违法的行为，特别是玩忽职守、不作为的行为，以及乱作为、损害纳税人利益、破坏税收公平正义的行为，坚决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及相关领导责任。
㈥ 结合材料说明党和国家为什么要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新常态
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全会绘就了建设“法治中国”的路线图，提出了依法治国“升级版”方案。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意味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事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首先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要求高度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谓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是指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法律安排。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以法治为基础建构的，更加强调对公共权力的合理配置和依法制约，把治理纳入法治轨道，按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进行治理。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要求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始终坚持“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逻辑和理念，更加自觉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简政放权，关键是要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克服将改革与法治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树立“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依法改革观念，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法推进改革。这就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切实加强立法工作，确保改革事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用立法及时巩固改革的成果。
提高立法质量是关键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
法治的基本含义是“良法善治”，“良法”是实现法治的基本前提。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而完善这一法律体系依然任重道远。以市场经济法治建设为例，完善与市场交易有关的民商事法律，尤其是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可谓势在必行。新时期的立法工作将致力于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升级版，提高立法质量、实现科学立法将是打造升级版的关键所在。“科学立法”成为立法工作的首要标准和核心理念，提高立法质量、维护立法公正，是科学立法的题中应有之义。
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民意，扩大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条件。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扩大公众对立法的有序参与，除了扩大一般群众对立法的参与，也要适当扩大专家学者、学术团体、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智囊团对立法的参与，尤其是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立法工作，确保实现科学立法。不仅让相对利益超脱的中立的第三方作为立法后评估主体，也要让第三方提前介入作为立法起草主体、立法论证主体。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中。司法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勘定司法权力的边界，规范权力的运行。期待司法改革试点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沿着法治的轨道遵循司法规律顺利推进、依法推进。
法律权威靠人民维护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
建设法治社会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基本要求。建设法治社会必须营造“全民信法、全民守法”的社会氛围。无论是各级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百姓，都应当养成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良好习惯，如此循环往复，整个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就会蔚然成风。
㈦ 我省是如何适应依法治国新常态的
首先，什么是新常态。
新常态：“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时常发生的状态。这个词本身就是矛盾的。在新的环境下发生的以前总是发生的状态，这不是废话吗？
政府拿新名词绕藤老百姓，就像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一样，中国根子不改变，结出的果
子还是以前那样的。
你说新常态和以前有区别吗？
新常态告诉你，在新的环境下，涛声依旧。
以前怎么样现在依旧怎么样就行
㈧ 2015年在新常态下，司法所有何作为
首先，什么是新常态。
新常态：“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时常发生的状态。这个词本身就是矛盾的。在新的环境下发生的以前总是发生的状态，这不是废话吗？
政府拿新名词绕藤老百姓，就像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一样，中国根子不改变，结出的果
子还是以前那样的。
你说新常态和以前有区别吗？
新常态告诉你，在新的环境下，涛声依旧。
以前怎么样现在依旧怎么样就行。
㈨ 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 新常态与旧常态的区别
中国经济新常态定义：
在增长速度换挡、结构改革阵痛、社会矛盾愈发尖锐时期，集中体现为与潜在增长率相协调、与过去一段时期高增长相较而言现实相对较低增长率的社会经济形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
1、增长速度的新常态，即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这是由潜在增长率的换挡决定的，也是由中国经济总需求结构变化所决定的。总需求各个构成中，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上升，投资与净出口的贡献将有所弱化；相应的，中国储蓄—投资关系也将有所改善，经济增长的目的从旧常态扭曲的“为生产而生产”切实转向“为普罗大众消费而生产”。实行这一转变，要求从单纯强调做大蛋糕到“做大”与“分好”蛋糕并举，改善居民、企业与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关系。
2、增长的主要力量，将转向主要依靠转型升级、生产率提升的创新驱动型增长，即增长主要源于供给面的积极变化，而非人为需求拉动的增长。这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将从过去侧重于需求面的管理转向侧重于供给面的管理；增长与资源配置的机制更加市场化，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直接配置或行政干预，这不仅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也会极大地降低腐败机会。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不仅仅表现为“量”的新常态，更应当指资源配置机制的新常态，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让资源在市场信号的引导得到相对更有效的配置。这意味着，新常态中的经济灵活性将会有所提高。
3、增长与资源配置机制的市场化，不仅要求推动市场的对内对外开放，放松对经济主体的市场准入限制，实行更加严格、公平、公开透明的产权和市场参与者的司法保护，而且要求适当降低政府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同时，人口老龄化对安全性、收益相对稳定的资产需求上升，完善货币政策机制要求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这三方面因素意味着，未来政府债券总量可能会明显上升，国债期限结构也会更加多元化。
4、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常态，将宏观政策的“稳”与微观政策的“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所谓“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即是要保持政策定力，“少折腾”甚至“不折腾”，从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转向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宏观审慎政策，这决定了货币政策在未来一段时期均可能具有“点、面”结合且“以点带面”的特点。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国将使中国美元本位的货币供给机制得到弱化，提高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央行的信用独立性，这将决定货币政策操作将不会像“旧常态”那样以紧缩和冻结流动性为主。这表明，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新常态将为中国货币政策打开新的空间，也为存款准备金比率缓慢有序地降到正常水平创造了积极条件。
5、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深化乃至最终基本实现市场化的总体水平。利率决定机制的变化将迫使央行逐步放弃存贷款的利差管理，利率水平将能够更好地反映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也能够更好地体现企业的真实资本回报率和风险状况。但受潜在增长率和资本边际产量下降的影响，中国未来利率的总体水平可望会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中国经济旧常态的特点：
1、经济增长率的持续性上升；
2、高储蓄—高投资是其第二个重要特征，同时也为经济增长率持续上升提供了资本供给上的保障；
3、人口红利贡献巨大；
4、经济旧常态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度上升，经济、金融和地方财政均有房地产化的倾向；
5、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6、在货币层面，旧常态表现为货币供给机制的高度美元本位化的同时，走的是高信贷、高货币投放的通胀之路。
㈩ 如何应对经济新常态对法官的影响
坚定法治信仰 形成司法工作新常态
尹南飞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和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步伐不断加快，各种社会矛盾
凸显。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面临的工作环境越来越复杂。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是退缩还是进取，是逃避还是承担，不仅关系到人民法官和人民法院的荣誉和形象，更关
系到司法事业的成败。作为新时代的人民法院和法官要坚定法治信仰，树立法律至上理念，形成司法工作新常态，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切实搞好各项工作，努力
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接受媒体监督常态化。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要适应在“聚光灯”下工作。当前，新闻媒体对法院工作的
关注度不断加大，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对司法个案的关注和兴趣持续升温，人民法院和法官开门办案，接受社会以及新闻媒体的监督必将成为常态。当
今社会已经全面进入网络时代，人人都是通讯社、个个都有麦克风，司法信息透明势不可挡，人民法院和法官应该摆正心态，积极参与和拥抱司法公开，推进阳光司
法。不断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络和沟通，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开展司法宣传，加强舆论引导，向社会传递司法正能量。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监督，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监督
范围广、力度大，影响深远的特点，不断推进法院队伍建设，努力打造公正廉洁的法官队伍。
司法释明常态化。在诉讼活动过程中，不少当
事人由于对法院、对法官不信任，或对法律条款不甚了解，往往对司法裁判过程和结果产生误解甚至抵触心理，导致缠讼或闹访。针对这种状况，人民法院和法官必
须把司法释明工作贯穿于诉讼活动的每一个环节，认真细致做好当事人的说服教育工作；必须认真办好每一起案件，只有办案质量过硬，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
确，法院判决才有说服力；必须切实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和联系，让群众走进法院、走近法官，增进互信和了解，不断增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情感。
排
除社会干扰常态化。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血脉情、朋友情、同事情，各种各样的人情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相伴始终，但法官的职责要求我们理性面对人情，
坚决排除各种干扰。有些法官因为放不下面子，抹不开人情，不知不觉走上违法、甚至犯罪的道路。法官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也需要亲情、友情、同事情，但是绝
不能因讲人情而放弃原则、违背法律，更不能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绝不能拿法律与人情做交易。
形成司法工作新常态，人民法官要
树立法律至上理念，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是法官的基本职业素养和要求。要将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放在同等重要地位，实体正义的实现往往需要通过程序正义来实
现，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严格按照按法律程序进行，各项工作必须做到位，而且要全程留痕、有据可查，让当事人感受到人民法院的审判是公正的、在审判过程中
所受到的待遇也是公正的、所得到的司法保护也是公正的。
人民法官还要坚守司法良知，做到严于律己，慎始慎终慎独，公正廉洁。要真正热爱司法事业，把司法工作作为人生的理想和毕生的追求；要模范带头遵纪守法，不计较个人得失，敢于捍卫法律尊严和权威，始终以维护公平正义为己任。
总之，人民法官要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公正审判的案件，一次次发自内心坚守法律底线的行为，促使全社会形成信仰法律、遵守法律的大环境，从而有力推进依法治国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