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司法改革
① 山西省司法厅的介绍
山西省司法厅，根据《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晋发〔2009〕13号），设立山西省司法厅（以下简称省司法厅），正厅级建制，为省人民政府组成部门。
② 附条件不起诉的形成过程
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改革走了一条“从地方到中央”的改革道路。具体来说，我国实践关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改革探索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初步探索阶段。即在中央将附条件不起诉作为正式改革项目之前检察机关进行改革探索的阶段。这一阶段从1992年到2008年，主要是对未成年嫌疑人进行暂缓不起诉处理，设立一定的考验期。如1992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对、名涉嫌盗窃的16岁的未成年嫌疑人进行暂缓起诉；2000年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对一名未成年嫌疑人进行暂缓起诉；2001年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人的轻微犯罪设定一定的考察期，期满不予起诉；2002年3月，苏州沧浪区人民检察院对一名涉嫌盗窃的在校未成年学生，决定暂缓起诉，考察期为半年；2003年1月，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对一名涉嫌盗窃的大学生决定暂缓不起诉，确定“帮教实施方案”和为期5个月的考察期；2004年5月21日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区公安局、区妇联、区团委联合签署实行暂缓起诉制度协定书，标志着犯罪未成年人的暂缓起诉制度首次在北京实施；2005年5月30日，山西省榆社县检察院对两名16岁少年抢劫的案件作出暂缓不起诉决定，确定了一年的考验期限，由公安局、检察院、学校、家长共同签订帮教考察协议书，该案后被媒体称之为“中国‘暂缓起诉首例命案’”；2007年8日，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检察院对一名涉嫌敲诈勒索的高二学生作出暂缓起诉决定，考验期为一年，在考验期间内，该学生在高考中以优异的成绩被沈阳某大学录取，2008年10月16日，双台子区检察院邀请区政法委、区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学校教师等各界代表，召开案件终结听证会，同年11月11日，双台子区检察院最终作出对其不起诉的决定。
发展推广阶段。即在中央将附条件不起诉作为正式改革项目后各地检察机关进行改革探索的阶段。这一阶段从2009年至今，案件适用范围也从未成年人犯罪扩大到未成年人、老年人、在校大学生等特殊人群的轻微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不再作暂缓不起诉决定，而是作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并设立一定的考验期限。该阶段的特点是在上一阶段个别地方检察院探索的基础上，各地检察机关纷纷制定相应的规定，并进行大规模的探索试点工作。如山东省、河南省、四川省、江苏省、浙江省、湖南省、吉林省、辽宁省、上海市、重庆市等省市，都正在进行附条件不起诉改革探索。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3以上的省市正在进行附条件不起诉改革试点工作。如2010年7月1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通过了《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试行）》，要求全省各级检察院从2010年8月1日起按照此规定进行试点。
从各地的改革试点情况看，附条件不起诉在化解社会矛盾、节约司法资源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因而成为我国司法改革和法律修改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关于在立法中如何规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未达成共识。各地检察院在改革探索过程中，对涉及附条件不起诉的有关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湖南省长沙市检察院在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作出前，探索了公开听证程序；河南省信阳市检察院对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和所附条件进行了探索；山东平阴县检察院在附条件不起诉作出后，引入了人民监督员对其进行监督；四川广安市检察院在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作出后，对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建立了帮教基地；南京市浦口区为了对被附条件不起诉人进行有效的考察监督，成立了“大学生预防犯罪中心”的帮教组织等。这些改革探索所提出或设计的多个改革方案，对合理构建我国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为了适应国内犯罪情况的新变化和国际社会对轻微犯罪处理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的发展趋势，我国确立了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并在该司法政策的指导下正在进行司法体制和机制改革，其目的在于建立和完善有关的诉讼制度，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司法不公、人权保障不充分等突出问题。在司法改革中，根据中央司法改革意见，各地检察机关正在探索附条件不起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1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拟定了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方案，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正式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写入法律。
③ 小额诉讼程序是再审申请是原级别还是上一级
小额诉讼程序再审申请，应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二十六条 对小额诉讼案件的判决、裁定，当事人以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事由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申请再审事由成立的，应当裁定再审，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的再审判决、裁定，当事人不得上诉。
当事人以不应按小额诉讼案件审理为由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理由成立的，应当裁定再审，组成合议庭审理。作出的再审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 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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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河南修武法院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一起民事案件
人民网郑州2月8日电 （石国庆 通讯员 王艳华）修武法院周庄法庭在民诉法解释出台当日，即用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审结了一起涉及劳务合同的民事案件。
该案原告在2013年9月份雇佣原告去山西省沁水县干活，后承诺2013年年底给付工资2540元，并于2014年1月19日给原告出具欠条一份，但后来迟迟未兑现承诺。周庄法庭受理后，快速启动小额诉讼程序，现场给当事人办理了立案手续，并由专人错时送达了传票，确保案件及时开庭。
被告经依法传唤后未到庭，周庄法庭依法缺席审理了此案，并及时下达了判决书。
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该司法解释从当日起实施。该解释的一大看点即是对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程序转换、裁判文书简化等内容作了明确细化规定。
2014年，修武法院对小额诉讼程序在实务中的运用就进行了不少探索：改革了立案流程，对于符合小额诉讼适用条件的案件，优先排位按照小额诉讼案件立案，并在立案同时向当事人发放小额诉讼须知；
创新了送达方式，专门在法庭成立了直接送达小组，实行错时送达，提高了送达效率；
简化了庭审方式，灵活组织庭审，大部分小额诉讼案件，经过简单的庭审即能结案，大大节省了审理时间；
简化了法律文书，实行“要素式”裁判，提高了审理效率,全年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结案件122起。
④ 为什么今年山西省法检系统不招人
司法改革，人事已冻结至本轮司改结束
⑤ 山西好不好,经济水平怎么样
经济发展还是比较慢。
全年实现生产总值5810.03亿元，增长8.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50.91亿元，增长16.3%。
——经济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生产总值连续跨越4000亿元、5000亿元，年均增长10.9%，增速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稳居“第一方阵”。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预计达到10778美元；财政总收入突破1000亿元，达到1114.98亿元；非公经济占比突破50%，达到52.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突破1000亿元，达到1174.67亿元；金融业增加值643.88亿元，占GDP比重突破10%，达到11.1%。12项经济指标较2010年实现“翻番”②。
——产业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三次产业比由2010年的4.0∶41.9∶54.1调整为3.8∶37.3∶58.9，提前2年完成“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任务，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8.3%。粮食生产实现“十二连丰”，“一区三带七板块”③的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渭北工业区建设全面推进，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达到1098户，较2011年增加242户。8个国家级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聚集区加快建设，服务业占GDP比重较2010年提高4.8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势头强劲，年均增速预计达到16%左右，高出GDP增速5.1个百分点。半导体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电子商务、物流快递等持续高速增长，“五区一港两基地”的板块带动作用不断增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板块正加快成为支撑和带动我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美丽西安建设取得新成效。秦岭保护步入法治化轨道，违规采矿、违法建设等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景观提升、绿道建设等9项重点工程顺利完成。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全面达标，共计造林36.48万亩。新建公园30个、绿地广场363个，新增城市绿地1931万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从37%提高到42.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从9.5平方米提高到11.6平方米。“八水润西安”工程扎实推进，渭河西安段“三年变清”目标如期完成，公式河污染治理实现达标，新增生态水面9573亩、湿地面积2.1万亩，新建、改扩建污水处理厂13座，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5.5%。建成国家级生态区2个、省级以上生态示范区县3个、市级以上生态镇村209个。特别是，2013年初我市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实施了治污减霾工作，将其列为环境治理和民生改善的头号工程，累计投入各级财政资金75.6亿元、拆改燃煤锅炉1335台、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15万辆，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优良天数从2013年的138天增加至去年的251天，“西安蓝”逐渐成为市民生活的新常态。
——城市综合承载力得到新提升。大力推进主城区“南优、北拓、东延、西联”战略，深入实施古城复兴计划、缓堵保畅工程和城市精细化管理，全市建成区面积从395平方公里增加到522平方公里，城镇化率从69%提高到73%左右，累计完成城建投资1531.4亿元，是“十一五”的1.7倍。南门区域综合改造被评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建设重大示范工程，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等5处历史古迹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地铁1、2号线建成运营，3号线实现长轨贯通，通车里程达到52公里，日均客运量接近100万人次。改造城市道路170余条，新建人行天桥、地下通道41座，人均城市道路面积达到18.1平方米，较2010年提高2.5平方米。投放公共自行车4.2万辆，服务网点实现主城区全覆盖。新建高速公路3条，改造国省道干线公路270公里，建成等级客运场站5个，农村二级公路实现全覆盖，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1.3万公里。铁路北客站建成投用，西安成为国内重要的高铁枢纽。启动实施10项水源工程，李家河水源工程建成供水，新增城市日供水能力30万吨。建成750千伏西安南输变电工程，累计新增110千伏变电容量364.1万千伏安，新增年供气能力6亿立方米，新增集中供热面积1.07亿平方米，分别是“十一五”的1.2、1.4和3.2倍。9个省市级重点示范镇和6个文化旅游名镇加快建设④，提前完成我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行动纲要》确定的目标任务。特别是经过18年不懈努力，我市成功摘得“全国文明城市”桂冠，这是870万西安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新动能。坚持下好简政放权“先手棋”，制定公布市级行政许可目录，分四批取消、下放、调整了312项行政事权。扎实推进“营改增”扩围试点和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新增企业数量呈现“井喷”之势，各类市场主体总数达到63.8万户，较2010年增加29.7万户。启动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试点有序推进，西纺集团与五环集团完成重组整合。城市网格化管理全面推开，建立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大城管格局。农村综合改革有序推进，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基本完成，流转土地56.3万亩。持续加大统筹科技资源改革力度，累计实现技术成果交易额2120亿元，科技企业小巨人总数超过700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4.5%，较2010年提高3.3个百分点，去年专利申请量突破6万件，是2010年的4.2倍。此外，政府机构改革、公车改革、区县公立医院改革、大学区管理制改革、司法改革等关键领域改革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对外开放有了新突破。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建设全面启动。欧亚经济论坛被确定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十大平台之一。成功举办三届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圆桌会，倡导发布《西安宣言》。“长安号”实现常态化运营。“西安港”成为我国首个拥有国际国内“双代码”的内陆港，并正式获批国家一类陆路开放口岸。西安综合保税区、高新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顺利完成，开通国际航线36条，成为西北首个72小时过境免签城市。浐灞生态区获批建设领事馆区，韩国、泰国、柬埔寨分别设立驻西安总领事馆，国际友好城市增至27个。累计举办规模以上会展活动836个，展会成交额达到5768.4亿元。去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突破40亿美元，进出口总值252.6亿美元，服务外包合同额14.9亿美元，分别是2010年的2.6、3.5和5.1倍。我市荣登联合国“全球最具发展潜力新兴城市”榜单。
——民生改善增进新福祉。全市财政支出和新增财力的80%以上用于改善民生，财政民生支出累计达到2852.74亿元，是“十一五”的3.7倍。扎实办好每年“十项惠民实事”，大力推进“十项清零行动”⑤，累计新增城镇就业62.95万人，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43.69万人次，分别比“十一五”增加4.26万人和145.29万人次，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3188元和14072元，是2010年的1.8倍和2.0倍；完成86个城中村、33个棚户区征收搬迁，回迁群众26万人；开工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57万套，完成农村危房改造3.6万户，解决了全市40.1万户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受益群众达到130万人；52.7万贫困人口按现行标准实现脱贫，组织实施移民搬迁9.4万人；新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1048处，在全省率先全面解决了规划内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教育投入持续增长，累计达到522.6亿元，是“十一五”的3.1倍，新建、改扩建标准化幼儿园528所，建成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496所，浐灞一中和丝路学校2所民族学校建成投用，实施了36所开发区学校、幼儿园建设，营养改善计划惠及学生38.4万人。完成了市中医医院、市胸科医院等6所医院的新建、迁建工作，新农合参合率和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分别达到99.2%和98.5%，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全面推开。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参保率达到99.9%。新增养老机构63家、农村幸福院412个、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447处，全市养老服务床位达到3.7万张。先后5次提高城乡低保及农村五保供养标准，出台改善城区困难群众生活“22条措施”，更多特殊群体的突出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平安西安”创建活动成效明显，建立完善了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三环内68个警务站投入使用，全市电梯安全监控平台（96333）建成运行，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创建工作扎实有效，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通过验收，连续2届荣获全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最高奖项“长安杯”。获得全国“双拥模范城市”七连冠，民族、宗教、参事、人防、档案、地方志、防震减灾等领域工作都得到全面加强，连续四年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
⑥ 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几天的新闻
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阴影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除障碍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施行后，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第一类诉讼代理人，也是专业诉讼代理人，使基层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生存发展的希望和空间。然而在具体的执行中，受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的影响，作为享有审判权的人民法院仍然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行为存在着歧视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在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的诸多观点。正是由于有吴博士观点作支撑，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当事人承办申请执行事务时，才遭到拒绝。
细探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和理论依据，作者发现这个批复的出台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经失效的或需要修订的部颁规定，它的出现使无数有作为、能够为“非辖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的基层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为了基层从事法律服务的同行能够正常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为了司法部高层能听到最底层的声音，作者从四个方面谏言，希望司法部决策层能够及时作出反应，以消除司复[2002]12号批复产生的阴影。
一、从深圳两级法院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不同做法，看两级法院法官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差别执行。
2011年3月以来，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务所执业的作者，开始为以北京人为主的17名出借人，远赴深圳市的两家法院承办被告为深圳市三家私营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案件总量为54件，涉案金额为986万元。由于该案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作者先后在深圳两家基层法院进行了4批次的诉讼，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决书全部发生效力。两批17案已经中止执行，准备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
2013年9月2日，当作者持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等五省市区16名委托人签发的授权委托书、本所的专用函和本人执业证，再次踏进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立案楼，代理这些当事人承办37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事宜时，被负责承办执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层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辖区外的案件而拒绝接受相关诉讼文书。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区、罗湖区法院无论是起诉当初的代为立案、出庭代理诉讼，包括前两批17个案件的申请执行，都没有因为作者是一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下简称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门外。
作者向这位女法官再三说明为这些当事人代理诉讼，并不是第一次来深圳，且已经生效的这37案判决书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这位法官依然坚持她执行的正是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
而作者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作者认为，既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已经通过立法确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地位，就不应当看着已经过时的老黄历，再拿已经失效的批复作挡箭牌。况且，十年前司法部一个批复怎么能对抗立法机关的规定，任凭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这位法官还为作者支招说，可以由当事人推举诉讼代表人亲自前来法院立案，以解决法律工作者代理权受限的问题。
由于作者在福田、罗湖区法院分别代理的前两批共17件案件已经中止执行，将进入破产还债程序，作者带着草拟的相关诉讼文书来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教。并与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讨进入破产还债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权时，接待法官请示领导后明确答复，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不会受到限制。
在深圳这座高度开放的城市，两级法院审查立案的法官对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说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有正确的认识，业务素质更过硬，同时反映出执法者对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着不同认识。
为了争取37案执行阶段的代理权，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与这位法官交涉。承办法官认为自己无权决定，请示负责立案审查的领导。这位领导很负责任，不仅与作者进行了沟通，还给深圳市中级致电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权的问题，确认作者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后，又给其他基层法院打电话了解对类似情况的做法。最后女法官作出答复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层法院就这么做，并以龙岗、罗湖区等法院都是这种做法为由拒绝。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给个书面答复，该法官答复可以，但须领导给出编号。等了好大一会儿，该法官告诉作者，已请示领导不能给予书面答复，也拒不接收相关诉讼文书。为了说服作者，这位法官还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作为其拒绝的依据。
两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其直接后果便是影响当事人权利的实现。为了节省资源、节约时间，征得委托人代表同意后，作者与深圳市一家规模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将这批37案的执行事务转交当地律师代理。
作者代理的诉讼案件，真正符合“本辖区”条件者少之又少，也没有被拒之门外。这是作者本人从业24年来，因法院执行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第一次被法院剥夺诉讼代理权。
二、其实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当时引用的条文已经失效，却在之后的十余年间仍大行其道，且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不顾法律工作者当时已经走向法律服务市场的现实，援引的又是已经过时、失效，且存在立法技术缺陷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颁布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总则部分第六条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应当立足基层，主要面向本辖区内的政府机关、群众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务，服务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时有效”，根据该条的规定，已经明确定位为“主要面向本辖区”，而没有限定非本辖区。却在分则部分的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出现“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限制性的规定。
从立法技术层面看，如果分则部分的规定违反总则部分的规定，应当作为无效条款来看待，却在当时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况下，加上拟稿人、审稿人法学理论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严谨的规定。因为法律服务业本身包括诉讼代理服务业务。事实上，当年中国的法学人才已不再匮乏，司法部应该有一批法学专家、法律专业人才。如果当时有人能够意识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术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发布之前将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删除便可。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项规定出台的历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样拿着政府的工资、使用着政府的经费，穿着与公安、司法助理员一样的警服，还从事着非法律服务工作，其工作性质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时应当肯定，当时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正方兴未艾，多数法律服务工作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出台“工作细则”在特定时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制定的基础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根据暂行规定第九条“乡镇法律服务所实行‘有偿服务，适当收费’”的原则。……那时还没有全面推行“两不四自”。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司法部当初的本意已经是鼓励、扶持这个行业的发展，而不是进行打压、限制它生存、发展的空间。
之后，司法部又倡导“不占编制、不要经费”，提出法律服务所走“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道路，其意图正是为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创造条件。当时对法律服务所代理诉讼业务加以限制，更多的顾虑可能来自对法律工作者业务能力的担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那么到2000年4月1日之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这部曾经指导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建设、发展的部颁规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础。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这部新制定的部颁规章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做法是，将“乡镇法律服务”变更为“基层法律服务”，两字之差确实是一种进步。按照常识和发展的眼光，曾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相配套的细则、解释，如不修改重新发布便将作废。
十分遗憾的是，就在新规颁布实施9个月之后，司法部竟不当引用效力待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
这份批复是“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
根据逻辑学大提前错误，其推出的结论必然错误的基本原理，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础的情况下，作出“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结论肯定错误。
然而，正是因为这个批复的存在，将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影响了十余年，给工作优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的却是灾难性后果，它束缚了有能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手脚。其间，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否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的请示》(苏司办2002)69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过长期深入的调研，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发现，“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诉讼代理人的地位，明确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于1991年针对政府拨款的法律服务所而制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却依旧未改，仍令行于当今自收自支的合伙制法律服务所”。孔维克委员同样认为，“这一限制性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工作者列为诉讼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综合评价这个批复，不仅没有起到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的作用，没有给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工作便利，反而给没有执业资格的其他人员代理诉讼留下了存活的空间。从现实意义看，它的存在将制约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顺利实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的拌脚石，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吴兆祥博士对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及性质所持之观点，既没有考虑法律工作者产生的历史背景，更没有发现《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缺陷，也忽视了已经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务所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更没有从发展的眼光正视民事诉讼法作出的新规定，所发言论颇具消极意义，对法律工作者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产生的影响深远。希望吴老能够更新观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地位。
《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简称吴文）认为，“基层法律工作者主要业务包括代理参加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活动。但是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复[2002]12号）《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规定：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这是在代理诉讼业务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的主要区别。（见吴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认为，吴兆祥博士可能没有认真研究中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史，也忽略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更没有根据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细梳理新法与旧法的关系，上位法与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没有质疑该批复是否合规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因而才作出“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诉讼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结论。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还指出“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是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见吴文P117倒数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对“公民代理”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颁规章已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执意要把基层法律工作者划入“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显然是对取得执业资格的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行为的不尊重，或者说是对基层法律服务整个行业的岐视，也没有将司法行政机关核发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当回事。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后指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诉讼代理人，就其诉讼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为公民代理，还是成为一种独立的代理人类型尚需进一步研究。（见吴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认为，从吴兆祥博士的说法可以看出，吴兆祥博士显然是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没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机关已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同一层次的诉讼代理人，说明双方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师就是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还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资格的渠道、条件不同，核发证件的部门不同，而称谓有别。但发证机构都是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领导下的两个工作机构。若再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显然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试想，如果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机关真得采纳了吴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见，在修改《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或更高级别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条例》、《基层法律服务法》时，真将其观点溶入其中，那么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基层法律工作者将再无出头之日。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机关作出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与律师并列的民事代理诉讼地位变成一纸空文。
为此希望吴兆祥博士能实身处地考虑一下基层法律工作者面临的现实困难，在《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再版时，将第十一章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以免继续以误传误，成为各级法院法官阻碍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代理诉讼的挡箭牌。
四、要改变人们的偏见，最终须从顶层设计着手，取消这些不适时宜的规定。在新规一时难以出台的情况下，最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废止司复[2002]12号批复，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施行以来，基层法律服务业本来已经步入了正轨，法律工作者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正如吴博士称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组织了首次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统一考试。2000年底，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共有工作者总数达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达到57561人，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的47%。”（见吴文P117倒数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却如当头一棒，给正在处于发展时期的法律服务业戴上了“经箍咒”。
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服务群体，多数同志完全能够胜任民事诉讼代理业务。却让他们各自为阵、划地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执业证确定的执业机构所辖区域内从事代理诉讼业务。
就此河南律师马玉峰认为，司复[2002]12号批复，对法律工作者的执业地域进行限制，即“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如果双方当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执业的辖区内就无权代理案件。那么就明确禁止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地办案，成为好些律师、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认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今天，乡镇、城区街道基层法律服务要发展、要生存，就应当适应市场需求，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服务。作为市场主体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不应当拒绝非区域当事人的服务请求，同时也没有理由拒绝为非区域当事人提供服务，如此做法势必剥夺了法律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当今交通、通信如此发达，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执业区域”限制事实上已成为不可能。
再则，法律服务所既不是行政机构，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职能，也没有任何上拨经费，它不会将有服务需求又送上门的客户拒之门外。
作者认为，这样规定并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制约了服务所的业务来源，给并不景气的法律服务所带来生存压力。无须讳言，业务开展较好的法律服务所没有一家不越过这条“红线”去执业。而没有能力代理诉讼，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将法律服务所设在当事人的家门口也没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务所，如真严格司复[2002]12号批复的规定，可能早已关门停业，改行另谋生路。事实上，全国多数地区的法院包括北京市，并没有因为非辖区当事人委托的案件而限制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连深圳市两级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确实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
多少年来，为了法律服务所的生存与发展，无数的法律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法学界专家奔走呼吁，撰文立说，试图改变法律工作者当前的命运。列举如下：
2008年6月4日，《记者观察》杂志记者张鹏在《10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面临存废之争》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认为，国家既然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颁发了“准生证”，就应当允许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这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工作权！”
2008年6月1日以后，部分省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要求与司法部高层领导人就“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问题进行对话，却至今没有下文。因为法律工作者没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无法通过上级协会向司法部高层表达诉求。
当年4月3日，作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蜀汉法律服务所主任李双德与司法部公证律师工作指导司基层法律服务处处长蒋建峰，探讨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和《基层法律服务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法院办理诉讼业务中的障碍。反而因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并不适当的批复，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门外。
在法律服务所摸爬滚打过、已取得律师资格的河南黎光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玉峰，客观评价道“法律工作者来自于乡村，法律工作者由于生在农村，同情弱者的观念较强，代理案件有着相当强的责任感，忠实于法律，忠实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代理费的收取低廉，有些优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亚于律师。由于法律工作者服务基层，扎根基层，案源业务不断的扩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着作用”
为了让基层法律服务业能有健康发展的空间，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上提案指出，“由于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经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们却不得不面临着‘断奶’又‘断粮’的窘境。”为此建议，“司法部废止1991年9月制定的《乡镇法律工作者业务工作细则》，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业务管理办法以适应新的法制环境，扩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服务范围和领域，让这个群体能够在跨区域的竞争服务中得到锻炼提高，给基层百姓提供更多的选择”
湖北省京山县坪坝法律服务所主任王伟，深深感到，“在农村，离开了法律约束的经济活动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离开了法律指导的改革问题多多，多半失败”，为此在《当前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面临的困境及出路探讨》一文中呼吁，“司法部应借鉴《律师法》和《公证法》的起草和颁布过程中的经验，尽快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有些内容已过时的司法部59号令和60号令修改后上升为行政法规或法律，确保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依法执业。或者由司法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律师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六条进行修改，然后作出立法解释，将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业务上升到法律许可的范围，这也是当前基层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
参与过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和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北京地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现状及对策研究》调研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朱桐桐，发表专著建议制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
当然，希望废除法律服务所之声也不绝于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处向社会发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修订草案，使作者很兴奋。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时代可能就要结束。
根据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安排，作者撰写了《只有成为市场主体，才有更大生存发展空间》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领导曾来所进行调研，对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给予肯定，作者所持观点或许能为高层立法有所帮助。
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出台一部新规需要经历的程序或步骤可能还会太多。为了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造成的阴影，作者建议，可否考虑由某个省级司法厅就是否继续执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向司法部作出请示，由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予以撤销司复[2002]12号批复，或以已经过时为由不再适用此批复作出批复。
司法部如果能及时出台这样一个新批复，便可解决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诉讼代理的问题，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清障碍。
⑦ 第二批司法体制改革的省份是哪些
第二法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的省、市、自治区为：云南、山西、内版蒙古、黑龙江、权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宁夏、贵州12个。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项改革举措，对于确保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具有深远意义。
第一批选择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省市先行试点，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
第二批试点省市自治区于今年上半年陆续进入了司法体制改革，包括云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宁夏、贵州12个。
⑧ 司法考试政策放宽地区是怎么回事
司法考试政策放宽地区的原因为：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在艰苦边远地区和民版族地区适当降低司法权考试门槛有关精神。
根据地方法律实务部门申请，经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并报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同意，将黑龙江省大小兴安岭林区的37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纳入放宽条件地方。这37个县级区划内的考生。
报考学历条件放宽至法律专业专科毕业。司法考试放宽地区范围有所扩大，将黑龙江省大小兴安岭林区的37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纳入放宽条件地方。
(8)山西省司法改革扩展阅读：
司法考试政策放宽地区介绍如下：
司法考试放宽地区有以下省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省、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取得高等学校本科及以上学历即可，不论是否为法学专业，也不论是否为全日制学历，也不要求具有三年法律工作经历，都可报考。
⑨ 山西国企工资标准
山西公务员不高，资源大省，煤全国文明，但是2020年山西省全年GDP为17652亿元，人均GDP为4.73万元。大同市的人均GDP为3.96万元，排名最末的运城市人均GDP仅为3.06万元。
运城市 人均GDP为3.06万
运城13个县市事业编本科生3000，没有年终。本科生公务员3300，不算公积金，加上各种补贴，5万多。
运城市某乡镇公务员，每个月乱七八糟基本工资加补贴发4000，公积金将近700，一年实发55000左右。
运城某县，乡镇公务员，两年工龄，一个月3048+300(乡镇补贴)+550（车补）， 月到手接近3900，还有就是2400的取暖费，13个月工资（只有几百）。剩下的啥都没有了。
临汾市 人均GDP为3.34万
晋南（临汾）县里公务员，工龄九年了，月入不到3800.
晋城市 人均GDP为6.07万
晋城公务员，月工资2800，车补550，年底精神文明奖工资补助等，年到手是54000。
晋城科级干部，每月工资3600，取暖费、文明奖、考核奖、一次性年终奖等2万左右。
晋城市直单位公务员，工龄7年，月到手3600，车补一年7500，值班费1000一年，年度考核奖12000，取暖费4000，精神文明奖6000，公积金1200（个人6%，单位12%）。全算上年入9万左右。
长治市 人均GDP为4.92万
长治某县里检察院科员，工龄8年，每月到手，月到手4900（里面有540司法改革保留经贴，17年后考入没有，480的基础绩效），年底有10000左右奖励性绩效，精神文明单位，二年发一次近9000，每年就是4500。每月300加班费，还有烤火费3160和十三个月基本工资2000。这就是我全年全部收入。年收入8.2万左右，公积金双边共700.
山西长治市某乡镇，每月到手3800，总共5万+。公积金每月700.
晋中市 人均GDP为4.33万
晋中市直单位，不含公积金全年到手6.5W，单位考核得最高档次。
晋中市某单位事业编，月到手2850，一年下来差不多4万块钱。
市级检察机关，员额，工龄10年，公积金1700多，员额不扣全年共计13万多，到手应该12万。
吕梁市 人均GDP为3.34万
吕梁市直单位，到手3500。（数据太少，欢迎补充）
阳泉市 人均GDP为5.23万
阳泉市公务员，科员，月工资到手3800。（数据
⑩ 司法部是什么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是主管全国司法行政工作的国务院组成部门。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于1949年10月30日设立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后，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历史发展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该法第十条规定政务院设司法部，规定司法部是国家司法行政机关，主持全国的司法行政事宜。
1949年10月30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设立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
1949年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了《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试行组织条例》。
至1950年，全国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改革旧的司法制度，建立健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建立律师公证制度，创办政法大学，培养法学、法律专门人才，培训司法干部，开展法制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2年7月16日，在中央司法部成立了由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组成的中央司法改革办公室。
1953年4月，第二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后，中央司法部的机构作了调整，内设办公厅、普通法院管理司、专门法院管理司、干部管理教育司、法律宣传司和专门委员室。
1954年8月13日，随着各大行政区及大区司法部的撤消，司法部发出《关于各省与中央直辖市审判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分立问题的意见》，要求河北、山西等18省和京、津、沪三市立即建立司法厅（局），其它各省逐步建立司法厅，主持司法行政工作。
1954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同时在全国各大行政区成立了行政区司法部，大行政区撤销后，又陆续建立了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地区、市一级设有专管司法行政工作的机构。
1955年11月2日，司法部第261次部务会议决定改进工作方法和调整机构，机构设置改为办公厅、普通法院管理司、运输法院管理司、人事司、教育司、公证律师司、法令编纂司及财务处、人民接待室。
1957年8月9日，国务院第56次全体会议决定撤销全国的铁路运输法院和水上运输法院，据此，司法部也相应地撤销了运输法院管理司。
1958年6月13日至8月20日，在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司法部领导成员遭到错误批判。
1959年，全国司法行政机关被撤销，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种状况延续了20年。
1979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次会议决定，加强全国司法行政工作，重建司法部。
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建立地方司法行政机构的通知》。中国的司法行政工作揭开了健康发展的新篇章。
1980年4月14日，国务院批准司法部设立法制局，负责法规整理和汇编工作。
1981年5月12日，国务院批准司法部设立外事局，统一担负全国司法外事工作。
1982年，司法部职能进行调整，法院司法行政工作划归法院自行管理；法律法规汇编划归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局承担。
1983年，监狱、劳教工作由公安部划归司法部管理。
1984年6月11日，国务院批准司法部设立审计室。
1984年8月，成立直属于司法部的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前身为原中央政法干部学校，1983年5月并入中国政法大学，1984年8月又独立建校。
1984年9月7日，国务院批准司法部恢复计划财务司。
1987年6月，国务院批准司法部成立司法协助局，统一领导和管理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司法协助工作。
1988年10月25日，国家编委批准的司法部“三定”方案确定，机构设置改为办公厅、教育司、劳动改造工作管理局、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宣传司、律师司、公证司、基层工作司、外事司、司法协助司、法规司、人事司、计划财务司、行政司等14个司局及机关党委、机关纪委和老干部局。
1994年4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司法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确定：司法部是国务院主管全国司法行政工作的职能部门。
1998年6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司法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确定：“司法部是主管全国司法行政工作的国务院组成部门。”
2001年11月21日，司法部增设司法考试司。
主要职责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司法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64号），司法部主要承担以下职能：
（一）拟订司法行政工作方针、政策，起草有关法律法规草案，制定部门规章，制定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全国监狱管理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监督管理刑罚执行、改造罪犯的工作；
（三）负责指导、监督司法行政系统戒毒场所的管理工作；
（四）拟订全民普及法律常识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各地方、各行业法制宣传、依法治理工作和对外法制宣传；
（五）负责指导监督律师工作、公证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负责港澳的律师担任委托公证人的委托和管理工作；
（六）监督管理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
（七）指导、监督基层司法所建设和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基层法律服务和帮教安置工作；
（八）组织实施国家司法考试工作；
（九）主管全国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
（十）参与有关国际司法协助条约的草拟、谈判，履行司法协助条约中指定的中央机关有关职责；
（十一）指导司法行政系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组织参与联合国预防犯罪组织和刑事司法领域的交流活动，承办涉港澳台的司法行政事务；
（十二）负责司法行政系统枪支、弹药、服装和警车管理工作，指导、监督司法行政系统计划财务工作；
（十三）指导、监督司法行政队伍建设和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建设，负责司法行政系统的警务管理和警务督察工作，协助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司法厅（局）领导干部；
（十四）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组织机构
职能机构
司法部有职能机构16个：办公厅、政治部、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社区矫正管理局、法制宣传司、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法律援助工作司、基层工作指导司、国家司法考试司、司法鉴定管理局、法制司、司法协助外事司、计财装备司、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局。
直属单位
司法部有直属单位22个：司法部信息中心、司法研究所（研究室）、机关服务中心、燕城监狱、法律援助中心、直属煤矿管理局、预防犯罪研究所、法制日报社、法律出版社、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公证协会、中国监狱工作协会、中国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协会、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司法行政学院、国家司法考试中心、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司法协助交流中心、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中国法律服务（澳门）公司、司法部港澳台法律培训交流中心。
派驻机构
司法部有派驻机构1个：驻部纪检组监察局。
地方厅局
司法部有下属地方厅局30个：北京市司法局、天津市司法局、上海市司法局、重庆市司法局、黑龙江省司法厅、吉林省司法厅、辽宁省司法厅、河北省司法厅、山西省司法厅、陕西省司法厅、甘肃省司法厅、青海省司法厅、山东省司法厅、河南省司法厅、湖北省司法厅、湖南省司法厅、江苏省司法厅、江西省司法厅、浙江省司法厅、福建省司法厅、安徽省司法厅、广东省司法厅、贵州省司法厅、云南省司法厅、海南省司法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西藏自治区司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