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出题人温
你好，如果单纯的想通过司法考试而学习民法，那建议挑选一个听着回比较习惯，适合答自己的老师。因为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特点，从司法考试的角度来说，老师们讲的都是考点，并不是很深厚的理论。挑选一个老师，系统的学习，都能有很大的进步。要想学习民法理论，基础很重要，建议多看看一些民法学家的著作，循序渐进会有很大的帮助。
2. 以民事权利为核心来分析民法体系
一 体系建构的范式(模式)
在民法学体系中建构一个科学的民事权利体系，无论是对当前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和民事司法实践，还是对于法学研究和教育，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当前，民法典的制定正在进行中，民法典的草案已经提交九届人大常委会讨论。无庸置疑，民事权利的类型及保护手段的规定是民法典的核心，并将最终决定民法典的优劣成败，正所谓“权利是私法的核心概念，同时也是对法律生活性的最后抽象。”[1]然民事权利种类、名称纷繁复杂，内容变化不断，对此，我们既不能不加辨析地“一网打尽”，将其全部纳入法典之中，又不能固步自封地“抱残守缺”，死守《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几种有限的权利类型。因此，对民事权利进行体系建构与分析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科学的民事权利体系使我们在宏观把握权利框架的前提下，具体分析每项权利设立与否的实益，进而在民法典中予以科学体现，对于我们制定一部法意久远的伟大法典至为重要；同时，摒弃权利体系之外的非权利类型，对于在司法实务中抵制和遏制“泛权化倾向”与“权利滥用倾向”，也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而对于法学研究、教育和学习来说，科学的民事权利体系，使“初学民法的人，对民法中的各种权利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就比较容易了解民法的全貌”[2]，对于顺利跨入民法的殿堂意义重大。
笔者认为，从法哲学角度看，对权利的划分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而认清权利的三种最基本形态及其相互关系。首先，权利的最初形态是“应有权利”或“习惯权利”，即人们基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产生的权利要求，或公民作为社会主体在现实条件下和可以预见的范围内应当享有的一切权利。应有权利是利益和需要的自发反映，是“自在”的权利。马克思称之为“已有的权利”或“习惯权利”，并认为法定权利即来源于这些“习惯权利”或“已有的权利”。“各种最自由的立法在处理私权方面，只限于把已有的权利固定起来并把它们提升为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而在没有这些权利的地方，他们也不会制定这些权利。”[3]亦即：立法者不是在创造权利，而只是在表达权利。可见“应有权利”比“法定权利”在内容和范围上要丰富和广泛得多。“法定权利”是权利的第二种基本形态，它是通过立法对“应有权利”的规定和确认，对“应有权利”的选择和整理以及对“应有权利”进行的认定和分配，是集中化处理和系统化了的“应有权利”，是对人们利益和需要的自觉认识和概括，所以是“自为”的权利。权利的第三种形态，即处于最后发展阶段的“实有权利”。“实有权利”是人们对法定权利的真正享有，是人们权利和利益的实现和完成形态。[4]从“应有权利”到“法定权利”再到“实有权利”，是权利实现的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定权利”是联结“应有权利”与“实有权利”的中间桥梁，是最重要的一种权利形态。
在对“权利”的基本形态作出简略说明之后，接下来就涉及“民法上权利”的形态问题。“民法上权利”是法律上“权利”的种概念，因此“民法上权利”也应具有应然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三种形态，当无疑问。但在现实的法律语境中，“民法上权利”则往往仅指法定权利，这点可由民事权利的类型化研究看出。民事权利的类型化研究既是大陆法系的学术传统，也是支撑大陆法系民法法典化的基石。大陆法系的立法理论认为，只要通过理性的努力，法学家们就能设计出一部作为最高立法智能而由法官机械适用的完美无缺的法典。[5]基于这种对法律制度“逻辑自足能力”的确信，实证主义法学家和分析法学家认为，实在法制度乃是一种全面的、详尽的、在逻辑上自恰的规范体系，而且该规范体系为法院所可能面临的一切法律问题都提供了答案。[6]由上述观念所决定，大陆法系对民事权利的类型化研究，其对象也只能是制定法上的权利，即法定权利，而不可能涉及应有权利和实有权利的划分问题。
很显然，“立法者万能”的神话在社会的法律现实中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也从来就没有实现过。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Code Napoleon（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18世纪并在19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迭不值钱的废纸。”[7]社会生活瞬息万变、变动不居，旧的利益形态在消亡，新的利益形态在不断涌现，法律滞后于社会现实的“时间差”是不可弥合的。因此，制定法不可能将一切的民事权利网罗无遗。这就决定了在制定法所确认的权利（法定权利）之外，必然还存在着尚未为立法者发现的、或虽发现但尚未纳入制定法中的大量“法外权利”，即应有权利。立法者一方面应大力探寻和发掘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从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项社会活动中所出现的诸种“应有权利”，以扩大“法定权利”的基础和来源，另一方面又应加强立法工作，以科学地确认这些“应有权利”，使之上升为“法定权利”。[8]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民法上权利构成”（民事权利构成）的剖析不局限于“法定权利”，而是扩大至“应有权利”。如此界定有以下两个方面考虑：首先，由法定权利与应有权利的关系可以看出，应有权利先在于法定权利，法定权利仅是对应有权利的确认、选择和归结，应有权利是法定权利的属概念。因此，对应有权利构成的研究，必然内含着对法定权利构成的研究，二者并不矛盾。若依大陆法系通行的立法理论，法律先存于权利，权利经由法律创设，并由“法律之力”予以担保，任何利益只有经过法律的确认才能上升为权利，[9]则没有“应有权利”的存在余地，凡权利皆是法定的。由此，权利的发展为法律所设定和阻滞，亦步亦趋，权利将得不到保障，“法律专制”乃至“权力暴政”将由此形成，人类“法治国”的追求和大同的“自由国”理想也将是一个泡影。其次，应有权利是一个开放的权利体系。人类权利感情、权利意识、权利观念皆发轫于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同步，不存在滞后性问题；并且由于人类对幸福美好生活有本能的追求，往往会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未来权利要求，从而推动权利与法律的进步和发展。与此相反，法定权利则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滞后性是其固有品质。在某一既定历史时期，法律规范体系具有高度的稳定性，由此决定了法定权 利体系的不易变动性和封闭性，这对权利与法律的发展进步都是一个障碍。
明确以上前提后，则此时问题的关键在于依据何种标准来构建民事权利体系，欲解决此问题，必须回到“权利”本身，从研究民事权利的本质入手。而就本文论题而言，若仅谈法定权利，而非应有权利，那权利的类型界定与权利的泛化等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本文的论述以应有权利为主线，同时评述法定权利类型，适当论述实有权利。
我们认为，权利种类的界定、权利内容的扩展、权利体系的构建、权利体系的分析，权利泛化的遏止，莫不受制于权利的本质，无不以此为前提和出发点。传统民法学虽对民事权利有诸多分类，却无一以权利的本质入手，或虽然分析了权利的本质的各种学说，也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但在界定权利的种类时，却又将权利本质置于一旁于不顾，没有以权利本质为指导原则，而是采用了虽较直接但有失科学的标准和方法对权利进行分类，如依权利之内容将权利分为财产权与人身权，依权利之效力所及范围人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依权利之客体所属分为公权利和私权利；依权利之作用分为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和抗辩权[梁慧星教授对此认为还应包括可能权，并统称变动权]，以权利之间的因果关系分为原权利和补救权利等等。这样分类的最大缺陷是无法容纳全部应有的权利类型，且僵化，导致一些权利游离于此权利与彼权利之间，如社员权、知识产权，它们的内容，权利特点及行使方式，保护手段都显著不同。本文试图以权利之本质入手，构建一科学和谐之权利体系。
权利的本质，可以说，是一个被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据粗略统计，西方思想史上关于权利概念的定义不下数十种”[10]，特别是素以抽象思维见长的德国法学自19世纪以来，对权利本质的探究尤为突出。今从诸种学说，扼其要者，进行分析评释，进而得出本文的观点，为民事权利体系构建做好基础论证工作。
一、“意思说”。此乃德国法学家温德赛和萨维尼所倡导，该说认为权利的本质是个人的意思，即个人意思所能支配的范围。其不足之处相当明显，故该说一产生便遍遭批评。
二、“利益说”。此乃德国法儒耶林所倡导?又可称为利益保护说。耶林认为，权利乃是法律承认、确定并加以保护的一种利益，授予权利就是为了满足特定利益，无论权利客体是什么。应该说，耶氏的论述是相当深刻的，他“通过使人们注意到权利背后的利益，而改变了整个的权利理论”[11]，并且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在我国一些学者观念中根深蒂固，如有学者认为“其实，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即为权利，……”[12]“法律所保护的利益，都由立法机关确认为权利……”[13]但，这种深刻性却包含着极大的片面性。我们认为，法律所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并非完全表现为权利，或者说并非完全以权利的形态出现，法律所承认和保护的利益是一般法益，所谓法益，是法律上主体得享有经法律消极承认之利益。所谓消极承认，一方面应肯定其合法性，他方面则提供相对薄弱的之保护。另外，法益作为一种手保护的利益，法律上主体仅处于得享有的状态，实际上是否享有，视情况而有不同。而权利乃是从法益中脱离出来，而成为法律特别规定和保护的一种法律上力量，这种力量彰显着一种利益，并最终依靠这种力量保证某种利益法律上归属某人——权利设立的基本思想的实现，用图可简单表示如下：
一般利益——法益
法律所保护的利益
特定利益——权利
在法律规定中，一般来说，一般法益保护规定具有倡导性，不具有强制性，为一般法律主体一般性享有，或者说是法律主体所享有的由法律消极承认的利益；而权利之保护规定，常有强制性的规定伴随以保证权利的实现，如义务的设定、责任的设定。在法律规范方法上，对于权利，法律提供完整而周到的保护，对于法益，提供局部而薄弱的保护！在以下“法力说”中，将有进一步的论述。因此，“利益”说，实质上将权利和法律所保护是利益等同，是片面的。
三、“自由说”。此乃黑格尔和费希特力倡之。黑氏认为“法定的权利，不论是私人的还是国家的，市镇的等公共的，原先就称之为‘自由’……每一个真正原权利就是一种自由[14]”费希特认为权力就是行为的自由，但是，权利主体的权利如何体现这种自由，‘自由’说并没有给予关注，这是‘自由’说明显的缺陷”。
四、“法力说”。此乃梅克尔等倡导，又称法律实力说。该说认为权利乃权利主体享有特定利益之法律上之力，即权利之本质是法力，而利益是权利的目的；权利可分解为两个构成要素：“特定利益”和“法律上之力”。我们认为，这种对权利的本质的分析和界定是相当科学的，“特定利益”要素贯彻了权利设定的基本思想——将某种利益从法律上归属某人（权利主体）；“法律上之力”要素实质上是一种保障，它是一种法律上的强制力，表现为义务和义务的保证---责任，它的功能在于通过使权利相对人或称之为义务主体负担某种不利益，进而保障权利主体“特定利益”的实现。从法理上说，权利的这种本质构成也是符合权利、义务运行关系及其规律的。如前所述，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分为法益和权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法益和权利的基本区别在于有没有强制力保障，即权利有无义务和责任作保障，另外，法益之存在与权利也有不同，法益几无固定村的处所，而权利则截然不同，“遍地都是”，所谓民法为权利法！实际上，法益和权利之区分也是法律所保护利益在位阶上的层次区分，之所以有这种区分，实乃法律上利益衡量和价值分析之结果，二者共同决定了法律应该采取何种规范，何种手段、何种程度在一般法益和特定利益（权利）间作出区分性的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于权利的极端重要性。而权利之极端重要性，自不待言。[15]
搞清楚权利之本质后，我们便可依“特定利益”和“法律上之力”为基本依据来构建我们的民事权利体系了。我们认为，权利之“特定利益”实乃权利的内容，且为目的性内容，；权利之“法律上之力”实乃义务和责任，表现为权利的效力所及的范围，从权利的视角观察看，就是权利的行使方式和范围。进一步说，是借利益受法律保护之程度不同，用以界定范围和设定行使方式的！所以，我们以“特定利益”为一级标准，以“法律上之力”为二级标准，我们将民事权利的体系试图构建如下图：
一般民事利益——民事法益
民法一般所保护的利益
特定民事利益——民事权利：财产权 人身权 知识产权 社员权
民法特别保护的利益
以上四项民事权利类型及其所包含的子项权利共同构成了本文的民事权利体系。将民事权利依照权利内容分为财产权和人身权，乃传统法学之分类，虽有重大贡献，但缺陷已如前述。知识产权兼具财产性和人身性，特定利益故可表现为财产利益和人身利益，这种利益特点财产权或人身权均无法单独涵盖，这是从特定利益上说的；从法律上之力来说即权利行使方式和范围上看，知识产权中与财产权、人身权中最相似的权利类别上仍存在重大差别，如署名权与姓名权，商标权与名称权等，因此，将知识产权独立出来，而不是将其认作“边缘性权利”，有利于民法理论的科学发展和民法理论体系和谐、逻辑严密。社员权包含的权利特点更是如此（此点将在社员权中论述），故也宜独立出来。
3. 司法考试民法出题人
民法拼题人应该有三位，知识产权法是一位，不清楚是谁，物权法部分应该是钱明星教授，其余的是温世扬教授。
4. 王利明、梁慧星这两位民法泰斗是否出司法考试民法部分的题目啊
司法考试的民法题库是由钱明星和温世扬老师建立的，拼题一般是武汉大回学的温世扬答教授。民法部分考点很多，难度较大，物权法仍然要足够重视，因为在《物权法》实施的近两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很多典型的案件和新的争议焦点。除此以外，随着物权法的颁布实施，担保法中的抵押、质押、留置就不要最为复习的对象了，因为它们已经被物权法所代替。2009年《专利法》进行了修改，根据以往的经验，新修改的知识点是考试常考的知识点，所以知识产权部分要注意《专利法》。
5. 《民法总论》龙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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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法律书店
编号：9901
书名：民法总论(第2版)(法学文库)
作者：龙卫球
出版社：中国法制
出版时间：2002-12-26
入库时间：2002-12-26
定价：61元
目录
第一章导言
第一节法律分立中的私法
一、法律的定义
二、法律和法院
三、实在法和理想法
四、法律分立中的私法
第二节我国民法的制度语源
一、日本移植说辨析
二、日本创造民法术语的史实
三、“民法”语源探寻的意义
四、民法传统的一元性
第三节民法概念及调整对象
一、民法的实质含义
二、民法的形式含义：民法典
三、民法的调整对象
四、民法和商法
五、民法和经济法
第四节民法的法律渊源
一、民法法源概说
二、萨维尼的法源理论
三、大陆法系民法的法律渊源
四、英美法系民法的法律渊源
五、我国民法的法律渊源
第五节民法法条
一、法条的概念
二、法规范、法律规定与法条
三、民法法条的性质
四、完全性法条的逻辑结构
五、不完全性法条
六、复合性法条
第六节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法律原则（Rechtsprinzpien）的意义
二、传统民法的基本原则
三、现代民法基本原则的修
四、我国《民法通则》宣示的基本原则
五、民法基本原则或原刷条款的适用问题
第七节民法体系和体例
一、19世纪概念法学的民法体系观
二、现代法学的民法体系现
三、大陆法系的民法体系和体例
四、普通法系的民法体系和体例
五、我国民法的体系和体例
第八节民法的效力及其范围
一、民法效力之范围性
二、民法对时间的效力的原则
三、民法对空间的效力的原则
四、民法对人的效力的原则
五、民法对事项的效力的原则
第九节民法的适用
一、传统理论上法律适用的逻辑模式
二、取得小前提：确定案件事实，并
通过判断进行涵摄或归属
三、取得大前提：确定应适用的法规范
及其具体内容
四、推断法律适用的结论：赋予具体法
效果
五、法律适用中的法律解释
六、法律适用中的法律补充
七、英美国家的法律解释和法律补充
八、威尔威格的类观点学方法
第二章法律关系和权利
第一节法律关系
一、法律关系的概念及其规范属性
二、法律关系的本质
三、法律关系作为私法的基本工具
四、法律关系的要素
五、法律关系的分类
六、民法上“不法”的构成与法律关系
第二节权利
一、“权利”的概念和语源
二、权利的本质和意义
三、法益、权限和权能
四、权利主体、标的、内容
五、权利的种类
六、法规竞合和权利竞合
七、权利的行使和实现
八、义务
九、权利概念和人权概念
十、权利概念和民权概念
十一、我国“权利”制度的当代发展
第三节权利（法律关系）的变动及其原因
一、权利（法律关系）的变动
二、权利变动的原因：法律事实
三、法律事实的类型
第三章权利主体
第一节权利主体概说
一、权利主体和人法
二、权利能力或主体资格的概念
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四、权利能力与当事人能力
五、当代权利能力理论的发展
第二节权利主体制度的演进
一、古罗马的权利主体制度
二、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主体制度
三、《德国民法典》的主体制度
四、正体制度合理化思考
第三节自然人概述
一、自然人的概念
二、自然人概念的规范属性
三、自然人的生命
四、自然人的权利能力
五、胎儿的特殊问题
六、宣告死亡或宣告失踪：失踪人法律问题
第四节自然人的行为能力
一、行为能力的概念和制度价值
二、自然人行为能力的设定标准
三、我国民法上的自然人行为能力制度
四、自然人行为能力的制度比较
五、特别行为能力
六、自然入的责任能力
第五节监护制度及其改革
一、监护的概念和制度意义
二、我国的监护制度
三、监护制度的比较
第六节自然人的人格权
一、自然人人格权的概念
二、自然人人格机制度的两种体例
三、自然人人格权制度的当代发展
四、我国《民法通则》自然人人格权制度及其发展
五、自然人死后人格保护问题
六、自然入人格权保护的限制
七、简单总结
第七节自然人的其他法律属性
一、自然人的住所
二、自然人的身份权
三、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
第八节法人概述
一、法人的概念
二、法人和自然人
三、法人主体地位的实在性
四、法人的本质
五、法人制度的作用
六、法人的分类
第九节法人的权利能力
一、法人权利能力的取得和消灭
二、法人权利能力的性质限制
三、法人权利能力的法令限制
四、法人权利能力的目的事业限制
第十节法人机关
一、法人机关的地位属性
二、广义法人机关的内部结构
三、法人的对外代表或对外执行机关
四、法人的知悉或法人机关的知悉构成问题
第十一节法人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
一、法人的行为能力
二、法人的责任能力
第十二节法人的成立及其管理
一、法人成立管理的理论基础
二、法人成立管理的原则和程序
三、筹备中法人的法律地位
四、国家对成立后法人的管理
第十三节法人的其他属性
一、法人的住所
二、法人的分支机构
三、联营制度
第十四节法人人格的否认
一、法人人格否认的概念和形式
二、直索责任适用的范围
三、直索责任的替代方法
第十五节法人终止和清算中的法人
一、法人终止的条件和程序
二、清算中的法人
第十六节无权利能力社团
一、民法上的规定及存在的问题
二、学说批评
三、有关国家立法和实务新发展
四、无权利能力社团问题的评析
第十七节合伙
一、合伙的概念
二、合伙的类型
三、我国合伙制度
第四章法律行为
第一节法律行为的概念和理念
一、法律行为的概念
二、法律行为和私法自治
三、法律行为理论的成就
第二节法律行为的分类
一、单方法律行为和多方法律行为
二、财产法律行为和身份法律行为
三、有因行为和无因行为
四、加利行为与非加利行为
五、要物行为和诺成行为
六、有偿行为和无偿行为
七、主法律行为与从法律行为
八、独立行为与补足行为
九、生存行为与死因行为
十、要式行为与不要式行为
十一、生效的法律行为和不生效的法律行为
十二、其他分类
第三节法律行为的成立
一、法律行为的成立条件和一般效力
二、法律行为的三要素
三、意思表示的概念、构成和方式
四、意思表示的方式
五、意思表示的类型
五、意思表示的完成
六、意思表示的撤回
第四节法律行为的生效
一、法律行为的效力形态的区分
二、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
三、法律行为主体的生效要件
四、法律行为内容的生效要件
五、意思表示的生效要件
六、法律行为形式的生效要件
第五节意思表示瑕疵
一、意思表示艰疵的规范类型
二、意思和表示不一致的意思表示
三、意思暇疵的意思表示
第六节不符合生效要件的法律行为
一、不符合生效要件的法律行为的类型
二、（绝对）无效法律行为
三、相对无效的法律行为
四、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
五、对特定人无效的法律行为
六、部分无效
七、法律行为无效时的更换
第七节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法律行为
一、法律行为的计划的可能性
二、附条件或附期限的法律行为的性质
三、附条件的法律行为
四、附期限的法律行为
第八节法律行为的交易基础联疵学说
一、交易基础学说的必要性
二、温德塞的学说
三、法律行为交易基础的分类构造
四、客观交易基础理论的发展
五、主观交易基础理论的发展
第九节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的解释
一、法律行为解释的必要性
二、法律行为（意思表示）解释与法律
解释的区别
三、我国法上的法律行为解释
三、德国法上的法律行为解释
四、法国法上的合同解释
五、瑞士法的法律行为解释
第十节物权行为的理论和应用
一、物权行为理论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二、《德国民法典》的观念
三、基尔克对物权行为理论的批评
四、《德国民法典》的立场
五、判例和学说的新发展
六、物权行为无因性和善意取得的制度
功能区别
七、我国关于物权行为的制度和理论
第十一节代理
一、代理制度的源流和制度理由
二、代理与归属规范
三、法人机关与代理制度
四、代理的性质
五、代理的要件
六、代理的范围
七、代理权的取得
八、无权代理
九、代理权的滥用限制
十、再代理问题
十一、共同代理（复数代理）
十二、代理权的消灭
十三、间接代理和行纪
第五章民法上的时间
第一节时间的民法意义及其规范属性
一、时间在民法上的意义
二、民法上时间规范的作用类型和法律属性
三、时间在民法上的规定形式
第二节期日和期间
一、期日和期间的立法体例
二、期日
一、期间
第三节时效
一、时效的概念和规范特点
二、时效的类型和历史源流
三、取得时效
四、诉讼时效或消灭时效
第四节除斥期间
一、除斥期间的概念、性质和客体
二、除斥期间的历史源流
三、除斥期间的类型
四、除斥期间的期限及其起算
五、除斥期间完成的法律效力
六、除年期间的中断、中止和不完成问题
6. 司法考试中的民法该怎么复习
第一步，根据问题找故事。主观题往往是有多个有趣的故事组合而成的，而不同的故事往往有不同的考点，第一步是要根据问题找到相应的故事情节。
第二步，结合故事找考点。根据问题和案例的内容，判定考点是考查孙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行为，是否有免责事由。
第三步，联系考点忆原理。判定侵权责任，看适用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显然属于过错责任，而且不适用特殊侵权，此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2条和第15条的规定，首先判定有无加害行为，本题目中，有无加害行为呢?看出题人的暗示——无肢体冲突只有语言交流，出题人所要传递的信息是不存在侵权行为。
第四步，整理思路得结论。
7. 德国民法典是怎样炼成的
壹
谈到《德国民法典》，人们总是免不了拿它与《法国民法典》作一番比较。和《法国民法典》一样，《德国民法典》也继承了罗马法的因素。大陆法系的这两个代表性法典，彼此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又各有千秋。
▲德国民法典
从日耳曼人公元476年攻灭西罗马帝国并在帝国废墟上建立了相对落后的社会开始，这个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便与罗马文明结下了不解之缘。15世纪后半叶开始，德意志国家全面展开了对罗马法的继受。一方面，形成于日耳曼习惯法渊源的法律及其相应的形式与制度在中世纪后期给日耳曼人社会提供了现成的典范；另一方面，当时的德意志并未真正确立起中央集权的帝国司法机构与体系，一个代表着德意志民族法律文化本身的法律职业阶层也尚未形成。因此，体系完备的罗马法便顺利地进入德意志人的法律生活。
1495年，帝国法院的建立也为对罗马法的继受提供了一个实际的保障。当时帝国法院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应适用什么样的法律以作为整个德意志的普通私法。创造新法或是采用习惯法都未必恰当，于是他们选择了利用现成的罗马法。法律学家们看重罗马法的态度在司法界随之而蔚然成风。既然全体法官都成了罗马法学家，罗马法的全盘继受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1871年，德国实现了统一。此前的德国处于割据状态，各地实施的民事立法主要有三类：在继受罗马法和教会法、日耳曼习惯法基础上形成的普通法；各王国自己的地方法；特定地区实施的拿破仑法典和1811年的奥地利民法典。统一后的德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确立和巩固，然而法律的不统一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对于统一的法律规范的要求日益强烈。就此而论，德国和法国在制定民法典时的背景也是相似的。
但是，《德国民法典》又别具特色。仅用四个月就起草完毕的《法国民法典》饱含了法国人令人倾倒的激情，而制定过程历时二十余年的《德国民法典》则体现了德国人严谨深邃的理性精神。
贰
在制定《德国民法典》的所有条件齐备之前，德国不同的法学流派之间进行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这场围绕应否制定一部统一的民法典而展开的论战，最初发轫于1814年德意志人民反击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
1814年，德国自然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海德堡大学教授蒂博就在其论文《论统一民法典的重要性》中提出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民法典。他认为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必须依靠法律的统一，编纂统一的民法典就成了德国独立和复兴的基础。
与此对立的是历史法学派，其代表人物、时任柏林大学校长的萨维尼同年出版了《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一书，阐述了历史法学派的观点。他认为马上制定一部符合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法典的条件还不成熟，应该对德国法的历史发展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为立法创造条件，之后才谈得上编纂一部统一的民法典。
双方由此而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这两位代表人物的立场迥异，其后的背景，实际上是对18世纪以后风靡欧陆各国的“自然法”和“习惯法”思潮的不同认识。蒂博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主张制定一部“理性法的法典”；萨维尼则认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产物，成文法与习惯法相较，实居于次要地位，故主张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民法典应基于习惯法而编成。
当时的德国的确不具备制定统一的民法典的政治基础，萨维尼的观点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而蒂博倡导的“理性法的思想”并未因此而在德意志法学界销声匿迹，事实上，他的这一思想与费尔巴哈的刑法学及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合流，最终促成了哲理法学派的形成。
▲萨维尼在论战中取得胜利，《德国民法典》的出台因此拖延了将一个世纪
萨维尼在论战中取得胜利，《德国民法典》的出台因此拖延了将近一个世纪。最初的历史法学派，由萨维尼、普希塔和耶林所代表的“罗马法派”以及基尔克所代表的“日耳曼法派”所组成。不过，随着对法的历史的探究的日渐深入，这两派之间的裂痕益深，以致最后分道扬镳。这也是15世纪继受罗马法以后所形成的日耳曼法和罗马法的双重构造格局发展的必然走向。
在“外”与黑格尔为代表的哲理法学派进行斗争，“内”与日耳曼法派相互对垒的论战中，罗马法派终于发展成为19世纪德意志法学的主流。不言自明，罗马法派的最大成就是发起并从事了德国民法典的编纂运动。也由于萨维尼的观点和这场论战，19世纪德国的法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为后来的法典编纂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后的德国不同法学流派围绕着德国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制定一部统一的民法典进行了几十年的争论。
叁
19世纪后半叶，秉承罗马法继受的传统，萨维尼的后来者们建立了潘德克顿法学派。它是历史法学派的第一分支，因对《学说汇纂》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重新组合而得名，而《学说汇纂》的德文译名就是“潘德克顿”。这个学派创立了新的五分法理论体系，由总则、债法、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五编构成。在继受了《学说汇纂》的基础上，把债法放到比物权法优越的地位，反映了当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债法理论的成熟。
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制定统一的民法典终于有了可靠的政治基础。1873年，德国对宪法作了修改，明确了统一民法典的立法权归属帝国中央。在经过周密准备后，德国于1881年为编纂民法典而成立了第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实际领导人便是后期历史法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温德沙特。
起草委员会的人员不仅有市民阶级的代表、法官，还有官员和教授。德国人严肃的天性赋予他们对私法规范全部加以研究的使命，以制定出既能符合民族情感又能解决不断增长的社会复杂关系的民法典。于是，直到1887年，《德国民法典》的第一草案才呈现在人们面前，这距离着手准备制订法典已经整整过了13年零4个月。
尽管如此，这部草案还是招致了各个方面的批判，因为它比较强调自由主义的观点，与德国的传统和现实有些脱节。1890年，联邦议会不得不重新任命了一个起草委员会重新制定民法典。第二草案框架基本与第一草案相同，但是吸收了一些反对意见，对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作了长达5年之久的反复修改。1896年，该草案经联邦会议审议改动后就成为了第三草案，并被提交帝国国会审议通过，经帝国皇帝批准，得以在1896年8月正式公布。
肆
《德国民法典》共有5编、 35章、2385条，比《法国民法典》还多了103条，是19世纪末资产阶级国家编纂的规模最大的一部民法典。其基本内容反映出它仍是一部传统的民法典，继承了《法国民法典》制定以来的民法基本原则和精神。
但《德国民法典》也有着自己的一些特点：
首先，法典的编纂有很浓厚的学术色彩。大量出现的严谨而抽象的法律术语，诸如“法律权力”、“法律行为”等，以及严密的逻辑性，只有受过专门教育的人才能准确理解其含义，所以《德国民法典》更像是一部法学家的法典，是法律专家的工具书，而不是普通民众的权利圣经。这是《德国民法典》与语言平易的《法国民法典》最显而易见的不同。
其次，从内容上看，《德国民法典》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德国民法典》诞生的时候，理性主义已趋于完善，但是德国人恪守保守的传统，并没有像法国那样在理性主义的思想影响下直接爆发政治行动。理性主义对德国的影响在法学上表现为各种私法原则朝着系统化方向发展。萨维尼更是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他晚年的巨著《现代罗马法的体系》开辟了体系性原理法学的道路，这种模式就是后来的潘德克顿体系的原型。《德国民法典》的体系和立法技术方面全然是潘德克顿法学的产物。潘德克顿法学的五编体例为传统民法的发展带来了一丝活力。
《德国民法典》至今仍然是德国民法的核心，是继《法国民法典》之后的又一个民法发展的里程碑。它用语洗练、论理精致，对20世纪各国民法的法典化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标志着一种不同于《法国民法典》的全新风格的民法流派的形成。这一民法流派以严谨、抽象、逻辑性著称，影响了许多国家的民法发展，大陆法系从此法、德并立，各有所长。
《德国民法典》制定后的百年中，德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动，这样的社会变迁直接影响到民法典的实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经济恶性膨胀、魏玛共和国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纳粹德国以及战后东西德国的对峙、90年代德国统一，《德国民法典》不断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司法官员与学者们不断用判例学说来丰富法典内容，力求使法典与社会发展保持协调一致。有意思的是，虽然一个多世纪以来140余次的修改删减使《德国民法典》实际上的条文数目不断变化，但它在形式上仍然保持2385条。我们今天看到的《德国民法典》，已经不是1900年1月1日生效的那部民法典，虽然人们对《德国民法典》的最新修改有很大的争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德国民法典》作为一部强调自由和独立的文化纪念碑，始终值得人们高度重视。
8. 请简述法学的历史发展和重要贡献的人物。
法家主张实行文化专制；提倡统治者必须牢牢钳制司法，。主张夷族连坐，宁枉勿纵。
秦朝是以法家思想治国。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汉武帝独尊儒术。
统治者是以儒家思想哄天下，以法家思想治天下。
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主张在政治与治国方术之中，“势”，即权力与威势最
战国时期法家
法家思想是由儒家和道家分化发展而来的。战国时期法家主要有两派：一派以李悝、吴起、商鞅为代表，他们主张用法治代替礼治，强调法的重要性；
另一派以申不害为代表，他们主张“循名责实”，要求统治者以权术控制臣下，统治百姓。韩非在总结两派观点的基础上，吸收荀子的某些思想，构建了一整套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集权理论
可以说，法家的历史哲学观相对于其他哲学流派完全是一种全新革命的观点。
儒家墨家道家三家虽然思想主张各有不同，但是具有一种共同点：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过去，而不在将来。自古代的“黄金时代”以来，历史在逐渐退化，因此，人的拯救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回到古代。这就是三家的“历史退化观”
。三家的这种观念，来源于中国依循过去经验的传统思维方式。中国人大多是农民，农民通常被耕种的土地所束缚，很少外出旅行。农民种地，按时令变化耕耘种地，只需凭借过去经验，遇到新事，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主张“ 法治 ”的一个学派。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荀子（荀卿）是其先驱者，他的弟子韩非子（韩非）则是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
作为儒学大师的荀子在政治主张上对孟子的学说又有所发展。在尊王道、举贤能的基础上，荀子主张兼称霸力，法后王；不迷信天道鬼神而强调人的能动性，具有唯物主义的思想成分。
韩非子与老师的政治思想也不尽相同，他尖锐攻击儒墨之道，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形成了较完整的封建专制主义理论。
代表人物: 申不害、商鞅、韩非子、李斯、桑弘羊、周兴、来俊臣
9. 司法考试哪位民法老师的录音讲课浅显易懂
当然是马特了，最浅显易懂（09某国的基础强化班的课件是最好的），适合无基础的。有基础以后，可以试试隋彭生的。
10. 民法案例分析
1、应推定谭一夫妹妹谭美珠最先死亡，其后推定谭父、谭母先死，最后谭一夫死亡。
理由：继承法解释2：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人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亡人辈份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几个死亡人辈份相同，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
2、温文茜没有继承权。
因为温文茜与谭一夫只是非法同居关系，法定继承人第一顺位的范围只是配偶、父母、子女。
3、谭美珠没有个人财产不予考虑。
谭父、谭母的遗产包括位于中山市的房产一套（评估价值36万元），存款股票及其他财产折合人民币70万元。共计人民币：106万元。
谭一夫从其父母那继承来的106万元，应属夫妻共有，减去属于其妻的部分，剩余53万元为谭一夫的个人财产。
依据：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
谭一夫的财产为证券公司股权评估价值2760万元，位于北京产权证标明为谭一夫而由温文茜母子居住的房产一套，评估价为140万元。共计：2900万元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减去属于其妻陈晴的部分，谭一夫的个人财产为：1450万元。
理由：继承法解释3：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
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的所有权以登记机关的登记为准。
继承法第二十六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
陈晴在中山市有房产一套，评估价为30万元，陈晴有存款及其他财产折合人民币价值15万元。共计：45万元。也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减去属于陈晴的部分，剩余的22.5万元为谭一夫的个人财产。
依据为继承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
谭一夫的遗产为：53万+1450万+22.5万 共计：1525.5万元。
谭一夫死后，应由其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包括其妻陈晴、其女谭琪琪和其子谭健男
依据：继承法第十条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其三人各继承508.5万元。
依据：继承法第十三条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
陈晴：1525.5万元+508.5万元 共计：2034万元
谭琪琪和其子谭健男各508.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