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祭刑法
『壹』 中国古代法制礼刑二元结构 礼先于刑的原因
一、刑屈从于礼的原因分析 ( 一) 从客观环境上分析 刑为什么要屈从于礼? 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要从中国 古代礼与刑的产生谈起。 礼源于祭祀，刑始于兵。 礼最初源 于人们饮食供奉， 是古人在祭祀活动中形成某些礼仪 道德规范，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过程逐渐蜕变为强迫人们 遵守法律规范或制度性规定。 中国古代的刑“始于兵”，是 人们古代战争的产物， 战争或大型军事活动中产生的军 法，就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最早的法律规范。 礼和刑作为国家 调整人们社会行为规范工具手段在同一国家模式下孕 育并存，且礼先于刑而存在，更因家国一体中国传统文 化模式社会性质使得礼始终高于刑。 中国国家是由战争中氏族族长权力扩而来， 形 是一种氏族与国家混合体，一种家、族、国一体国家 制度，即“宗法国家”，或“氏族国家”。 这种所谓国家，虽然 以国家名义进行统治， 实际上是按氏族原则组织起来 血缘组织 [1] 。 国家各级组织和权力分配基上就是由氏族 血缘关系所决定，而“礼”在一个国家就是划分社会等 级最高根据，“法” 则是保证社会等级被破坏和颠覆 保障。 在两者间，礼是强盛国家根，所以，在这样一种家 国一体国家政权体制之下，“礼”自然是始终高于“法”，甚 至要以礼统法，自然，刑也就是要屈于礼。 ( 二) 古人对刑屈从于礼原因的阐释 孔子曾将“礼”与“刑”作过比较，他说:“导之以政，齐之 以刑，民免而无耻。 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刑罚可 以予人以威慑让人因害怕而敢作恶， 礼教化却是以 令人知耻而心中为恶 [2] 。 显然，“礼”为，刑为末，“礼”高 于“刑”，刑要屈于礼。 他指出，“礼”之所以高于“刑”，就在 于“礼”通过“仁”示范与“德”教化具有预防犯罪功 能。 而刑罚则在于惩治罪犯。 预防在前，惩罚在后，“礼”自然 是高于“刑”。 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角度曾对德刑 关系即礼与刑关系做过相关阐释。 他认为“天道之者在 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 天亲阳而疏阴，任 德任刑。 他把德和刑同阴阳、四时相比附，其目就在于 说明天有德有刑，“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那么人间 也要有德教、有刑罚，而且是德主刑辅 [3] 。 这里，他就告诉了 我们礼高于刑第四个理由:礼为阳，刑为阴，阴者阳之助， 刑者礼之辅。 韩愈是仲舒“性三品说”和“德主刑辅论”继承者和 阐扬者。 根据仲舒“性三品说”，人性可以分“圣人之 性”、“中之性”、“斗筲(shao，一种竹器)之性”三等 [4] 。 依韩 愈思想论人性，“上品之性”学而愈明，“中品之性”必须通过 教育才能引到善境界，否则就会堕落，那么治国家当 然必须“以德礼化为先”，因为人中绝多数都是“中 品之性”，也有一些“上品之性”。 于“下品之性”者，既然 能指望通过教育使其向上，那么就只有靠刑罚。 因为这种人 只有少数，所以刑法只能摆在次要地位，即“辅之以政刑”。 同时，于占多数“中品之性”，若仅恃教化，恐收效 甚微，故也必须“辅之以政刑”才能使其乐于接受教化。 礼乐 主持教化，政刑则用以“率其怠倦”，“锄其强梗” [5] 。 其间主辅 关系言自明。 ( 三) 刑屈从于礼的哲理原因分析 以上论是礼和刑产生先后顺序看还是礼与刑 在一个国家所处地位而言，礼都是先于刑;论是通过 外在自然天地运行规律礼和刑关系加以考量， 还是 礼和刑自身在社会中所展现出来价值而言， 礼也都是 高于刑。 就某种意义上而言，礼其实仅仅是高于刑，甚 至以说无礼则无刑，礼去则刑逝。 “礼法合流”且“以礼统法”乃是中国古代法律重要特 色之一。 仅是由于“出于礼，入于刑。 礼之所去，刑之所 取”，更重要是中国几千年来主张“为国以礼”，以“礼” 中国古代刑屈于礼现象分析 吴佩展 ( 中南民族大学 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礼法合流”且“ 以礼统法”乃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特色之一。中国古代礼法始终相结合，出于礼则入于刑，礼之 所去，刑之所取。 礼是刑的先导，刑是礼的辅助。 中国古代乃至现代刑和礼关系，两者都可谓是相生相随，无礼则无刑，礼去则 刑逝。只要国家需要礼这种社会规范来运作，就要礼教刑辟，交相并用。刑屈从于礼，是中国古代人们的历史选择，也是中华民 族法文化的结晶。 正视这一法文化现象，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现象下刑法的地位及其价值的所在。 关键词 刑屈从于礼;原因;现象 中图分类号:DF082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673-3232)06-008-02 Vol.3 No.6 Jun.2011 第 3 卷 第 6 期 201 年 6 月 赤 峰 学 院 学 报( 科 学 教 育 版 ) JournalofChifengUniversity (scence&ecaton) 8 - - 治国的理念一直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 人们自古以来 所形成的礼的观念一直都在左右着人们的生活。 国家的维 持离不了礼的作用的发挥。 同时，因着事物发展的本性，任 何事物都是作为一种矛盾对立的事物而存在， 任何事物发 展到极端都会走向其反面。 重礼之国就会产生重刑之态，礼 仪之邦与严刑峻法并行不悖。 若无礼法，则刑罚就会滥而且 重，刑罚滥且重刑则不以为刑，万事皆乱。 历史的教训已经 告知我们没有一个施行酷刑暴政毫无礼教可言的国家可以 得以长存的。 国之不存，刑则无以为用。 所以，刑应用在礼之 后，无礼则亦无刑。 二、刑屈从于礼的表现 中国自古以来，刑一直是屈从于礼的，即使是后来刑的 地位得以不断地提高， 也从来都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过礼高 于刑、刑屈从于礼这种中国既有的礼法模式。 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都有着不同的杰出的思想家、 政治家对于这个问题进 行阐释， 但是阐释的结果就是刑屈从于礼在不同历史时期 的具体表现。 在中华文明史上，最早对中国政治、法律进行系统思考 的杰出思想家，当首推周公。“以德配天”思想、“明德慎罚” 思想和“礼治”思想构成他完整的“德-- -礼”法思想体系 [6] 。 周礼的制定意味着“礼治”的基本确立。 而西周“礼治”思想 最主要的原则之一即“出礼入刑”原则。 也即所谓“出于礼， 入于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论衡·谢短篇》) 春秋战国时期， 孔子在德刑关系上提出了颇具代表性 的观点:“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导之以德，齐之 以礼，有耻且格。 ”(《为政》)其宗旨就是重德轻刑 [7] 。 根据他 的中庸主义指导政刑得出的结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 孔子之后的孟子认识到“徒善不足以为政”，他认为在 礼与刑的关系上两者是互补的。 但是他仍然没有将刑屈从 于礼的地位作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礼仍然是高于刑位之 上。 在此之后，中国古代的德刑关系理论经过荀子之手由西 周“明德慎罚”的笼统原则进到“先德后刑”、“德主刑辅”的 法思想模式。 在人与法的关系问题上，儒家思想所体现出的 即是重人轻法。 而重人轻法其实也正是重德轻刑的一个方 面的具体体现。 新儒学的倡导者董仲舒吸取秦亡的教训，继承孔、孟重 德轻刑的思想，提出了德刑相辅、大德小刑的统治方法。 这 一时期的主流法律思想继承了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提倡“德 治”、“仁政”，认为刑罚只是治国的辅助手段，刑以弼教，刑 期无刑，教化可禁犯罪于未萌。 通过董仲舒的阐释，在抽象 的“天道”理论支撑下，德主刑辅理论获得了绝对性、神圣性 与永恒性，从而成为了正统法律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 [8] 。 在此之后历朝历代的思想家对礼与刑的关系的阐述都 是围绕着德主刑辅而演进和发展的。 东汉明帝、章帝时期著 名的思想家王充在礼法关系上， 继承了儒学的德主刑辅主 张。 他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出于礼，入于刑。 礼之所去，刑之 所取”。 礼侧重在“勉其前”，刑侧重于“防其后” [9] 。 晋杜预、张 斐纳礼入律，以礼率律，从而实现“理直正刑”。 至隋朝，杨坚 在德刑关系上主张“使生人以化，以德代刑。 ”(《隋书·高祖 纪上》)唐李世民君臣继承和发展了西汉以来儒家“德主刑 辅”、“礼法结合”的法律思想，将“德礼为本，刑罚为用”，作 为唐朝立法、执法、司法等的指导。“德礼为本，刑罚为用”， 德礼与刑罚相辅相成，相互为用，实质上就是以礼率律，礼 法结合。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唐制定的《唐律疏议》中首篇 《名例》中就明确言明:“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 [10] 韩愈提出“以德礼为先，而辅 之以政刑”的主张，是董仲舒“大德小刑”、“先德后刑”思想 的阐扬。 礼乐主持教化，政刑则用以“率其怠倦”，“锄其强 梗” [11] 。 宋朱熹关于“德”、“礼”、“政”、“刑”关系的理论，继承 了孔子、董仲舒的思想，同时更加强调了四者间相互依赖的 关系，并将“德主刑辅”论与“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紧密联 系在了一起。 王阳明则主张“教化为本，刑名为辅”。 明时，丘 浚认为“德礼刑政四者，王道之具也”，主张“礼教刑辟，交相 并用”，“刑以弼教，论罪者当以教为主” 。直到清末，这种思 维再未改变。 甚至直到近代法思想家的开山鼻祖沈家本， 仍认为: “刑者非威民之具，而以辅教之不足也。 ”(《历代刑法考·刑 制总考》) 三、结语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以德主刑辅的人治法加 以维护和运行， 就说明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自有其 存在的理由和意义。 它在一定时期是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 和运行的。 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德主刑辅的人治法的 弊端也不断地显露，最终也走向了瓦解。 然而今天的中国依 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依然是熟人社会，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 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了许多经济利益的 掺杂，更加多了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自由的需要，也就更加 的多了要有一种更为理性的现代意义的法治来制约和规范 的需要。 而这种现代意义的法应是民刑兼备， 且以民为主 的。 礼与刑的关系在现今当然的也就相应随之发生一些变 化。 也许随着历史的不断进步，终有一天，我们实现了“人 治-- -法治-- -人治” 的完美过渡后，礼与刑都不再需要。 但是只要国家还需要礼这种社会规范来运作， 重德治的人 治法中就必要有刑， 重法治的法治法则应逐步走向轻刑适 刑。 但是无论如何，礼与刑都是相生相随，无礼则无刑，礼去 则刑逝。
礼与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两种主要社会规范。从礼刑互动交融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的礼刑结合过程及其原因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礼刑结合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远影响。这一发展过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礼刑结合的实质是反映封建等级特权政治关系和封建宗法血缘家族关系的等级性社会秩序的法律化和制度化。
『贰』 解释下中国古代各种死刑，有何区别
中国古时的死刑，除了用他杀的形式执行外，也有令受刑者自杀的方式，即所谓赐死。
以他杀方式执行——由刽子手或其他人施刑
凌迟（寸殛）
凌迟，俗称“千刀万剐”，是中国酷刑之一。刽子手把受刑者身上的皮肉分成数百至数千块，用小刀逐块割下来。而且，行刑很有讲究，如果受刑者立刻死亡，则说明刽子手行刑失败。受刑者往往要忍受数小时的痛楚才会气绝身亡。西方在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时曾下令对女巫采用铁钩将骨肉分离至死亡的类似刑罚，史上第一位有名气的女数学家希帕提娅（Hypatia）即被基督教暴民以类似手法杀害。中世纪欧洲有以铁梳切掉皮肉的死刑，16世纪日耳曼地区仍实施。
凌迟一词最早见于《荀子·宥坐篇》：“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本义为“丘陵之山势渐缓”，引申其义至行罚上，即为“杀人者欲其死之徐而不速也”。
凌迟大约始于五代，《文献通考》说宋代中后期始用凌迟，《庆元条法事类》首度加载此刑，《宋史·刑法志》:“凌迟者，先断其肢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有汪端“数千人聚山泽为盗”，被俘后“磔汪端于郎州”。淳化五年（994年），又“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熙宁八年（1075年），沂州百姓朱唐告发越州余姚县主簿谋反，此事牵连了秀州团练使世居和医官刘育等，最后李逢、刘育和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都被凌迟处死。《辽史·刑法志》:“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
元代以后正式成为官定刑罚，与斩首、绞刑同列法典。关汉卿《窦娥冤》第四折：“张驴儿毒杀亲爷，奸占寡妇，合拟凌迟。押付市曹中，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
明初朱元璋将凌迟列入《大诰》，范围相当广。《大明律》取消了大诰对凌迟的滥用，但依然明文规定对谋反大逆、杀父母、乱伦、连环杀人等重罪犯用凌迟处死，且凌迟残酷度等级不同，以谋反大逆为最重一级。《大明律·刑律》：“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嘉靖二十一年（1542），有宫女杨金英等人谋害明世宗未遂，事发被捕，杨金英、杨莲香等十六名宫女并曹端妃、王宁嫔两个妃子被寸磔于市，为皇家成员正式判处凌迟的仅有案例（以惯例皇族成员死罪不过赐死）。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刘天叙等谋反，兵败被擒，有七人被磔死。
同治二年（1862年）六月二十五日，石达开被清军凌迟，被割一百多刀，始终默然无声。四川布政使刘蓉说他“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其同党林凤祥受刑时，“刀所及处，眼光犹直视之，终未尝出一声”。同治五年，英国驻华支使使馆参赞威妥玛向中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建议停止凌迟。结果朝中只允许对由洋人交付的犯人免用凌迟。直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沈家本主持《大清现行律例》修订，凌迟方才连同戮尸、枭首等酷刑“永远删除，具改斩决”。
施行方法
1858年法国报纸Le Monde Illustré上的插图，描绘被凌迟的法国传教士
行刑前先把犯人捆绑在刑场上，施刑者以小刀把受刑者身上的皮肉逐块割下。受刑的刀数不是一个定数，因人而异也因时而异，宋朝时只有八刀至一百二十刀，到明朝时往往超过千刀，甚至达三千刀之说。王明德说：“凌迟者，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余脔，然后为之割其势，女则幽其闭，出其脏腑，以毕其命，支分节解，菹其骨而后已。”，“千刀万剐”至此名实相符。
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寸磔”条有云：“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刘瑾四千二百刀，郑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铭日记亦言之。”但据记载刘瑾实际上被割了3357刀，本计划分三日割完，第一天三百五十七刀，割10刀休息一下，待刘瑾苏醒后再割，但割到第二天刘瑾已一命呜呼。
倘若割多或割少了刀数、或者死囚的断气时间不当，刽子手都可能会受罚。理论上凌迟要割至最后一刀时，犯人刚好断气；但亦有传说家属有时可以买通刽子手，一刀就把心脏刺破，提早结束犯人的生命以减少痛楚。下刀次序亦有一定的限制：若果是女性犯人，先从乳头开始，再把双乳割下，然后才割胸肌，接着割生殖器；若果是男性犯人，割完胸肌，会接着割生殖器；然后轮到大腿、双臂、腹肌、臀部。最后割耳、鼻、眼、唇。下刀的时候助手负责报告刀数，割下来的皮肉，放在桌上排列出来等待验查；但亦有丢到地上，甚至是卖给旁观的群众。有时凌迟以后会再以利刃枭首，用巨斧锉尸。
著名受刑者
方孝孺：明惠帝时重臣，后因靖难之役失败，被俘获后拒绝与朱棣合作，故被发往市集凌迟处死。
刘瑾：明武宗时代宦官，传闻磔刑凌迟三日，割三千三百刀。行刑时，燕京围观百姓以一钱争夺其肉，下酒生食之，以泄其愤。
王杲：明末建州豪强，曾受封为建州右都指挥使。因屡犯明边，于1575年被凌迟处死于北京。
郑鄤：崇祯年间庶吉士，被温体仁等告以“杖母奸妹”之罪，1636年凌迟处死。
袁崇焕：崇祯年间知名将领，因崇祯皇帝怀疑其谋反，以“通虏谋叛”被凌迟处死，据说当时北京百姓争啖其肉。
耿精忠：清朝康熙年间，因康熙帝撤藩，叛清失败而被凌迟处死。
石达开：太平天国最富战功之将领，封翼王，领兵被困大渡河，降清以救全军。与所属同被凌迟。所属不胜痛楚惨呼，石达开斥之：“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正如此可耳。”至死寂无声。
洪天贵福：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之子，为清朝大臣沈葆祯所俘虏，判凌迟处死（处决时年仅十五岁，可能是最年轻受刑者）。
康小八：人称康八爷，抢劫杀人无数的恶匪，成事全靠他心狠手辣和一把从洋人处偷来的手枪，大闹京师，惊动太后慈禧，终被正法。有可能是最后一个被凌迟处死的人。
符珠哩（Fujuri，音译，汉语拼音：Fúzhūli）：因谋反于1905年4月10日被处刑，亦可能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凌迟受刑者。
菹醢
醢刑也称菹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酷刑之一，指将尸体剁成醢（即肉酱）。相传这种刑罚是由商纣王所创，用以对付九候。但也有对于活人使用者。
著名受刑人
伯邑考：西伯之子，因激怒妲己，而被商纣王所杀
九侯：殷纣王三公之一；死后处以醢刑
子路：孔子的弟子仲由；战死后处以醢刑
彭越：西汉高祖时异姓梁王；斩首后处以醢刑
来俊臣：武曌时大臣，被武曌杀后处以醢刑
张钧：早期文字狱受害者；
脯刑
脯刑是中国古代的死刑之一，就是把犯罪者杀死后晒成肉干。
在商朝末期，商纣王醢九侯之后，鄂侯认为纣王不应该醢九候，与其争辩此事的利害得失，纣王将鄂侯杀死晒成肉干。
劓殄
是死刑的一种，古代封建社会的残酷刑罚。此刑法亦正正针对以家庭为本位传统社会，例如古时的中国。当其中一位家庭成员犯下通番卖国、欺君犯上、密谋造反等滔天死罪时，当权者为免除后患、斩草除根就会对犯事者施行此严刑以巩固自身政权。而族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之合称[2]。
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的韩国、日本和越南，亦曾使用这一种刑罚。而韩国制度中对“族”的定义与中国制度中的定义是几近一样。
在中国历史中，族诛始于商朝。当时被称为劓殄，乃族诛的初形，斩杀犯罪者及其后代之刑。后历秦朝，发展为诛三族、五族、七族。至隋，被隋文帝废除，惟被隋炀帝复行并扩至诛九族。于明朝，更出现史上唯一一次的诛十族。
诛三族
或曰“夷三族”。而对于三族的说法，亦有不同。有说，父母、兄弟、妻子是三族；另说，则以父、母、妻为三族；亦有以父、子、孙为三族的说法。[4]而于秦末时期被处以诛三族的丞相李斯和宦官赵高就是史例之一。[5]在越南，1442年七月，黎太宗阅兵到至灵县，顺路前往探望阮廌宅邸，见其妻（或称小妾）阮氏路有姿色，令随驾伺候。不料太宗突然暴毙，阮廌受诬陷遭到处死，并被诛三族。
诛九族
九族也有不同说法。汉代儒家则有二说，一曰，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4]，即异姓亲族。其中父族四就包括被处以者一族，即犯罪者之父母兄弟姐妹儿女，另及姑母和其儿、外甥、外孙。母族三，即其外祖父母、姨母与她儿。而妻族二即是岳父和岳母。[6]另一个说法就是由被处以者上推四代至高祖，下推四代至玄孙；横推三从兄弟。即上至高祖、曾祖、祖及父，下至玄孙、曾孙、孙及儿，旁则由兄弟、堂兄弟、再从兄弟、表兄弟、乃至从族兄弟为止，通被诛连。[4][7]在韩国，真平王元年（正值中国南北朝），新罗国，就曾有伊阿餐柒宿和阿餐石品，二人因为谋反，于东市被处以诛九族。
诛十族
参见：方孝孺
中国历史上发生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诛十族事件，于明朝朱棣登皇帝位之时。被处以此刑者，为当时威望甚高的著名文学家方孝孺。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夺其侄子明惠帝的天子宝座，入主金陵。朱棣登基，命忠于皇室的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不但宁死不从，更予以辱骂，于诏书上写上“燕贼篡位”四字，朱棣怒以诛九族相胁，方大义凛然，讪笑似地说：“便十族，奈我何？（就算诛十族，又能拿我怎样？）”朱棣便把其门生朋友归入第十族，连同原来九族一并诛杀。最终共诛杀八百七十三人，因此事下狱及被流放充军者亦数以千计。
烹刑
烹刑，或称烹杀，是一种酷刑。施刑者先将犯人的衣服脱光，并将犯人推入一个如成人般高的大锅，放在柴火上烹煮。犯人大多数都因灼伤而死，有些甚至全身烧焦。
著名神魔小说《封神榜》中，西周始祖西伯（后称周文王）被囚于羑里时，西伯之子伯邑考遭到妲己的陷害，被纣王处以烹刑，放在大锅里“烹为羹”。
司马迁《史记》记载，秦朝末年的项羽也时常使用这样的刑罚，他曾烹杀不肯屈服的汉将周苛；也曾威胁要把汉王刘邦的父亲烹杀，不过刘邦表示并不在乎，最后项羽只好放弃这个想法。
著名受刑人
齐哀公
郦食其
周苛
朱高煦
寒奡
浸猪笼
浸猪笼作为古时的一种私刑，就是把“犯人”装入运载猪只的竹笼中，在开口处捆以绳索吊起来，放到河流或池塘里淹浸，轻罪者让其头部露出水面，浸若干时候；重罪者可使之没顶，淹浸至死。
在中国古代，该刑通常被作为处死通奸男女的一种私刑。
剥皮
剥皮是古代的一种酷刑，不同地区有利用不同的方式剥去受刑者的皮肤。一般来说，剥皮时都会尽可能保持皮的完整。在中国古代，会利用水银贯注在受刑者的皮肤与身体之间，从而把他的皮剥出来；而在西方社会，会利用一种特别的剥皮刀去把受刑者的皮肤割去。
一般动物在为人类使用前，都会先行剥皮，不论是为了取得它们的毛皮，又或是为了制作标本。
作为刑罚方面，剥皮可以是一种酷刑，又或是一种处决的方式，视乎怎样为受刑者去皮。
此外，在西方社会的早期现代，亦有因为各种原因而用死者的皮肤制作人皮书的封面。这些原因包括了法律上的原因或宗教上的原因。
历史
剥皮这种刑罚的历史非常久远。现存最古老的文献纪录，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亚述帝国。在当时，国家习惯把战俘或叛乱者钉在他所居住的城市的城墙，以警效尤。而在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亦有把被选作活人祭的人在死后的皮肤剥下。在中古时的欧洲，有在公众把背叛者的皮肤或血肉割下的刑罚，这种刑罚一直到了17世纪仍然有在法国执行。
在明初，朱元璋立下重典，官员贪污60两银子，一律押往府州县衙门左边的土地庙，设有“剥皮亭”，处剥皮实草之刑，也就是说：被剥皮者的皮肤还会被填入草料，吊挂在官府，用以警告其他的官员。剥皮时如果让被剥皮者早死了，又规定：“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叶子奇《草木子余录》）
由于剥皮这种刑罚极为残暴，所以在民国成立之后就已被废止。不过，近年仍然有各种医学研究对尸体进行剥皮处理。有关人皮在2007年曾在中国各地展出，引起高度争议。
骑木驴
骑木驴，中国古代的一种女性刑罚，出自小说等文学作品以及口耳相传之成果，缺乏实际刑案档案证实，较有夸大恫吓之意义。
刑罚对象
中国旧小说《刘公案》里的黄爱玉谋害亲夫，受了此刑。关汉卿《窦娥冤》也提到：“张驴儿毒杀亲爷，奸占寡妇，合拟凌迟。押付市曹中，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西游记》中的李彪也被钉上木驴。小说中的“骑木驴”刑罚一般对象为勾结奸夫谋杀亲夫的女性，盛行于明朝。
木驴结构
有些改进过的木驴，下面有四个轮子可以推著走。内藏偏心轮，可在游街时带动圆木条上下移动以刺激女犯人，使其在示众过程中感受发生强行性行为的感觉。《施公案》中，施世纶将自己的发明展示给看客。
行刑方式
在已被判死刑的妇女，如有被判此刑罚的，需被剥光身上衣物，坐在木驴上同时将圆柱形木条插入阴部，直至木柱“自口鼻穿出，常数日方气绝”。还有铁钉将人体固定在木驴上。然后将女犯人抬到大街上游行示众。示众过程中还要用荆条等鞭打女犯以增强效果。
正史中记载木驴是一种钉住犯人手脚的刑车，男女通用。《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建炎元年11月密州知州赵野弃城而逃，被密州军卒杜彦、李逵、吴顺抓回时，即钉上木驴。
腰斩
腰斩，是最残酷的死刑执行方式之一，从罪犯腰部将罪犯切成两段（或两段以上）的刑罚，其目的是延长罪犯死亡的时间，增加其痛苦。明朝诗人高启因文贾祸，被明太祖下令腰斩八截。一般来说，受刑人最终死亡原因是失血性休克，而包青天剧中的铡刑亦是腰斩之一种。
传闻中，雍正十二年三月十二日河南学政俞鸿图被判处腰斩，是中国最后一位处以腰斩的政府官员，监斩人是邹士恒。俞鸿图用手指蘸上身上的血在地上连续写了七个“惨”字，才慢慢痛苦地死去。事后邹士恒将此情景上奏，雍正亦恻然不忍，宣布废除腰斩刑。
今日腰斩一词的引申义已渐渐应用于传播媒介。
著名受刑人
李斯
晁错
公孙敖
刘屈牦
杨恽
虞放
王涯
舒元舆
高启
俞鸿图
炮烙
炮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酷刑，缚刑者于铜柱，铜柱大若钟，中空置炭火于钟内，焦灼肌肤而死。这种刑罚最早始于商朝末代君主商纣时，为针对百姓的抱怨和诸侯的叛变而设。
炮烙之刑最早起于商纣，《荀子·议兵》记：“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韩非子·喻老》记：“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邱，临酒池。”《史记·殷本纪》写：“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
但另一种说法炮烙是夏桀发明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符子》说夏桀在瑶台观看炮烙之刑，关龙逢谏之，桀遂以炮烙杀龙逢。柏杨在《中国人史纲》的“纪元前十八世纪”表示：“在铜柱上涂抹膏油，下面燃烧炭火，教犯人赤足在铜柱上走过，那是一定要滑下去的，滑下去便恰恰跌到火炭上烧死。姒履癸最喜欢看别人受这种酷刑时挣扎悲号的惨状。”
车裂（五马分尸）
车裂，又称辕、磔。民间俗称五马分尸，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酷刑。相传此刑乃将犯人的头及四肢分别缚到五辆车上，由马引车前进以撕裂其身体。
秦国的商鞅及嫪毐皆曾受此刑，但行刑的时间则颇有争议，以下将详述有关争论。
关于车裂的争论
有人认为车裂并非如民间流传所指的五马分尸，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
东汉字书《说文解字》将车裂和斩首相提并论：“斩法，车裂也”。
车裂中的“车”字并非指“车子”，而是某些古体字“尊？”在字形变化中产生讹误而成为“车”字。五马分尸只属民间传说，实际上该词最初于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出现时，是以牛拉车分尸的。亦有人认为车裂指的正是五马分尸。他们以《辽书》中的句子“淫乱不轨者，五车辕裂之”作例，证明两者确有关连。
另外，关于车裂的执行时间，各方意见亦不一致。也有一说认为，车裂是用在尸体 （包括已斩首者）上的，而非撕裂活人。
著名受刑人
商鞅(作法自毙)
坑杀
坑杀，或阬杀，是指古代军队打仗，将敌军俘虏杀死后把尸体堆积起来的行为。史家一般将坑杀这个词用作谴责，指屠杀无辜，如大规模杀俘和杀平民。有人往往望文生义，以为坑杀是活埋的意思，是不正确的。古书中往往有描述坑杀后尸体堆积如山的描述，例如慕容垂在看到参合陂之战中被北魏坑杀的燕军将士的遗骸，堆积如山，郁愤而死。可见坑杀根本不存在埋的场景。以长平之战为例，白起也是不可能有时间挖出可以活埋四十万人的大坑，而投降的赵军不加以反抗。
有关“坑”的记载
有关“坑”的记载就更是史不绝书，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比如《后汉书·袁绍传》记载200年曹操与袁绍军在官渡决战，曹操险胜，将一支被迫投降的袁军部队“尽坑之”。而《三国志·魏本纪》就不提这事。258年司马昭攻破诸葛诞盘踞的寿春城，俘获东吴援军，有人建议说这批吴军士兵不会真心归降，应“坑”之。司马昭没有同意，只是将这批俘虏迁离边境地区。可见当时仍然习惯对于用不着的俘虏都“坑”杀。《晋书·载记》所记载的十六国大乱时期，有关“坑”的记载不胜枚举，如310年石勒攻晋冠军将军梁巨于武德，“坑降卒万余”。317年前赵刘聪镇压平阳贵族，“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320年石虎击败前赵刘曜，“坑士卒一万六千”。321年石勒“坑”晋军曹嶷部的降卒3万人。349年石虎死后，几个儿子争夺帝位，小儿子石冲战败，“坑其士卒三万余人”。还有大量将战败方战俘“尽坑之”的记载。这些“坑”并非活埋，该书记载401年后秦等长期围攻后凉吕隆姑臧城（今甘肃武威），城内缺粮，但吕隆不准百姓出城，将企图逃出城的百姓“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衢路”。可见该书的“坑”记载实际就是将受害者尸体堆积封土的“京观”。唐太宗征高句丽时，“收靺鞨三千三百，尽坑之”。北宋田况镇压保州反叛士兵，先是招降，然后“坑其构逆者四百二十九人”，得到朝廷赞赏。但是《宋史·田况传》的评论认为，田况就是因为坑杀降卒，导致“无后”。《明史》记载明初功臣常遇春坑杀敌军俘虏，徐达阻止不及，以后徐达得以为全军统帅。
枷项、立枷
枷项是将犯人绑在衙门前或市中心示众的一种刑罚，若枷的重量过高，很容易会令受刑者死亡，所以枷项不但是酷刑，还是一种死刑。
历史
枷原本应用于农业社会中，用以击打堆于禾场上的稻谷，时至今日，枷依然有人使用。
后来，枷应用于刑罚上，早在周时，枷开始出现在刑罚之中，《周易·噬嗑》一书曾经提到：“何校灭耳”，注解中说：“校，枷也，罪重械其首也。”，当中的何校就是枷项。另外，《晋书·石勒载记》中又说并州刺史东瀛公马腾于山东捕捉胡人为奴，卖给富贾，以作军费之用。被捕获的胡人两个以枷锁在一起，当中后赵开国君石勒就在其中。直至北魏时，枷项成为了官方承认的刑具，但它的制作就未有统一，各地所使用的枷项都未必相同，孝文帝元宏于太和五年（即481年），下诏规定只有犯谋逆大罪而又有真凭实据的才可以施用大枷。宣武帝即位后，在永平元年派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元怿等人检查全国的大枷，并颁发圣旨，明文规定大枷的大小、重量和厚度，大枷要“长一丈三尺，喉下长三丈，通颊木各方五寸”，各地方不符合规格的都要烧毁。 在大枷有了规定之后，及后的高氏皇朝和宇文氏都采用过枷，史书分别提到：“罪行年者锁，无锁以枷。”、“凡死罪枷而拲。”，由此可知，枷开如成为了一项不可缺少的刑具。其后，隋朝仍沿有了枷，到了唐朝，枷更被广泛使用，枷长六尺至五尺之间（枷长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颊长二尺六寸至二尺五寸之间，阔一尺四寸至一尺六寸间，径头四寸至三寸内，“病及有保者”无须上枷。
虽然唐室对枷有文明的规条，但在武曌在位之时，她手下的一班酷吏如来俊臣等就发明了不少枷，由最重至最轻都各有名号，包括：“求破家”、“求即死”、“死猪愁”、“反是实”、“实同反”、“失魂胆”、“著即承”、“突地吼”、“喘不来”、“定百脉”合共十个，从名字来看，它们都会令受刑者极为痛苦，而来俊臣就是经常以枷来对付政敌、反对他的朝臣和得到“证供”，与来俊臣同是酷吏的索元礼发明了比十个枷更为利害的刑具，他将受刑者的手加上枷，并于枷板上再加上一砖，称为“仙人献果”，又设“玉女登梯”，让受刑者站在横木之上，并把受刑者身上的枷反方向的锁上，令枷较长的一端倾后，受刑者需要更大的力气去平衡自己和支持枷的重量，这往往都使受刑者消耗过度而死。武则天退位后，手下的酷吏和十个的枷也被瓦解，但及后宦官专政，枷依照是常用的刑具。 五代时，枷被沿用。 宋朝初年，枷分为两级，一重二十斤，二重二十五斤。及后第三任皇帝赵恒接受了河北路刑狱陈纲的意见，增设十五斤重的枷。明朝初，朱元璋规定全国的枷以干木造，长五尺五寸，宽一尺五寸，重量分为三级，最轻的十五斤是用于被杖打的犯人、次级的二十斤用在被判流放和徒刑的犯人、最高级的是三十五斤，是用于死囚身上，又下诏定下地方所用的枷必须由政府的龙江提举司所出产。虽然如此，但锦衣卫、东厂、西厂都未有依照太祖之意采用枷，反而私自制造各种不同类型的枷。英宗在位时，宦官王振得到英宗信任，正统年间，王振就以一百多斤的枷锁在得罪他的李时勉、赵琬、金鉴三人身上，皇太后孙氏知道此时后，令英宗立刻释放三人。成化帝登基后十三年，刑部上奏表示：近年以来，民间私自铸钱，以致四方“客商聚集收买，奸弊日滋，阻坏钱法”，故此建设朱见深将从事者和知情者以及使用者枷项示众，发边卫充军，宪宗同意，四年后，宪宗下诏：“今后只许历代并洪武永乐宣德钱每八十文折银一钱，私造私贩者枷项问监。”刘瑾取得大权时，也常用枷，正德元年，刘瑾不满给事中安奎与御史张彧的贿款不足，于是以一百五十斤重的枷锗在二人身上、王时中因得罪刘瑾，又被枷，而弹劾刘瑾的吴献被他枷锁，史书记载：“枷重至百五十斤，不数日辄死。”，可知其惨烈之处。
世宗登位后，明白到枷项之苦，下诏天气炎热时，枷项之刑可以延期施行，但锦衣卫对此并不理会，嘉靖年间，有位叫刘山东的人向朝廷告发皇亲张廷龄有谋反之意，但锦衣卫指挥王佐竭却反指刘山东诬告张廷龄，被判以大枷枷号三个月后充军，是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枷项之刑。
神宗时，出现了重三百余斤的立枷，这种刑具是一种以木制的高长笼子，前长后短，顶部有一个圆孔，受刑者的脖颈会被枷锁著，受刑者无法将整双脚平放于刑具底部，只能直立而无法跪坐，使受刑者疲劳过度而死，受刑者不消一天内就会死于立枷之中。
清代，立枷和枷项未被取消，康熙帝就规定了枷的上限重量为七十斤，次级的为六十斤重，长度为三尺，宽度是二尺九寸，并规定各地衙门都要案照刑部的样本进行立枷之刑。清以后，两者再无出现。
绞刑
绞刑，实际上分为缢死和勒死两种。
缢死俗称吊死，是指以将人的颈部吊在半空，以其自身的重力，拉紧颈部绳索，从而引起死亡。勒死则是以绳索勒住人的脖子而使之窒息而死。
绞刑一般是指执行死刑。又称问吊、首吊、缳首死刑等。粤语称吊颈，闽南语称吊头。
『叁』 古代犯人行刑为何要选在午时三刻
你好
古代一昼夜划为十二个时辰，又划为一百刻（“刻”原来指的就是计时的滴漏桶上的刻痕。一昼夜滴完一桶，划分为一百刻）。“时”和“刻”实际上是两套计时系统单位，换算比较麻烦，平均每个时辰合八又三分之一刻。“午时”一般约合今天的中午十一点至十三点之间，午时三刻是将近正午十二点，太阳挂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这在当时人看来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
中国古代一直认为杀人是“阴事”，无论被杀的人是否罪有应得，他的鬼魂总是会来纠缠作出判决的法官、监斩的官员、行刑的刽子手等等和他被处死有关连的人员。所以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可以压抑鬼魂不敢出现。这应该是习惯上“午时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
话说“午时三刻”——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法文化
小时候看《水浒传》，觉得最精彩、最激动人心的情节，就是“劫法场”：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里，宋江、戴宗被押到法场，“报道一声：‘午时三刻!’监斩官便道：‘斩讫报来!’”正在此时，梁山好汉一齐发作，“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虎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似半天起个霹雳，从半空中跳将下来”。又如第六十二回“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场石秀跳楼”，卢俊义要被处斩，也是在十字街头法场上，也是“午时三刻到了”一声喊，刽子手就要动手。等在酒楼上的石秀吼一声“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拔刀跳下去，拖起卢俊义就走。
其他的古典小说里也常常会有“午时三刻”行刑的情节。比如《古今小说》第三十九卷“任孝子烈性为神”，讲任瓯慌辛璩俅λ溃押赴刑场，“只等午时三刻”。
那么，是不是古代法律规定在“午时三刻”行刑的呢？并非如此。比如唐宋时的法律规定，每年从立春到秋分，以及正月、五月、九月，大祭祀日、大斋戒日，二十四节气日，每个月的朔望和上下弦日、每月的禁杀日（即每逢十、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廿三、廿四、廿八、廿九、三十）都不得执行死刑。而且还规定在“雨未晴、夜未明”的情况下也不得执行死刑。
有人计算后认为，按如此规定唐朝一年里能够执行死刑的日子不到八十天。在行刑的时刻上，唐代的法律明确规定，只能在未时到申时这段时间内（大约合今下午一时到五时之间）行刑。并不是“午时三刻”。而明清的法律只是规定了和唐代差不多的行刑的日期，对于行刑的时刻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实际上在清朝的小说里，这种“午时三刻”行刑的描写就不太多。比如《醒名花》第七回里说：“当时秋尽冬初天气，凡各府州县监牢内，有那十恶不赦的重囚，例于此时处决。是日双流县知县高捷，接得圣旨到来，开读过了，即把处决有名的几个斩犯，到了五更时分，绑到十字街坊行刑。”这说的就是在大清早行刑。
相反也有黄昏行刑的。清人笔记《梦厂杂著》里记载了梅州的一桩奇案。当地一个强奸杀人犯蔡阿三被判死刑。钉封文书（死刑执行令）到达时，恰好知州公出，州里只有一个吏目（管治安和监狱的小官），无法监斩。吏目找来当地驻军的游击（军官）商量，那游击说：“文武一体，我为什么不能监斩？如果按制度请邻州的知州来监斩，至少要三天，会延误期限。”吏目就拆了封，下令提取死囚。两人商议停当已是下午，拖拖拉拉到行刑时已近黄昏，来到城外刑场，天下起雨来，天色更暗。那挑来临时充当刽子手的营兵从来没有杀过人，行刑前一杯连一杯地灌酒壮胆，持刀上场人已大醉，听到一声“斩”，挥刀一砍，见死囚倒地就报 “斩讫”。吏目和游击都躲得远远的，不敢上前验看，派一个千总（军官）验看。那千总上前马马虎虎瞄了一眼，就说：“身首分离一丈多远，还活得成吗?”于是草草收场。可第二天收尸，却找不到尸首。游击和吏目惊惶失措，在刑场附近悬赏搜寻，总算在一个茅坑边上找到了蔡阿三。原来昨晚那一刀砍在了肩膀上，他半夜醒来挣扎逃走，无奈伤重走不远。吏目叫来刽子手再补几刀，才算完事。这事被上司发觉后，两广总督亲自审讯，定刽子手和千总是“得贿卖放”，判绞立决；吏目决囚漫不经心，处绞监候；知州和游击都为玩忽职守，判充军。
既然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明清小说里“午时三刻”行刑的说法就应该只是当时官府的惯例，或者是说书人、写书人的普遍看法。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这“午时三刻”究竟有什么奥妙?
古代一昼夜划为十二个时辰，又划为一百刻（“刻”原来指的就是计时的滴漏桶上的刻痕。一昼夜滴完一桶，划分为一百刻）。“时”和“刻”实际上是两套计时系统单位，换算比较麻烦，平均每个时辰合八又三分之一刻。“午时”一般约合今天的中午十一点至十三点之间，午时三刻是将近正午十二点，太阳挂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这在当时人看来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中国古代一直认为杀人是“阴事”，无论被杀的人是否罪有应得，他的鬼魂总是会来纠缠作出判决的法官、监斩的官员、行刑的刽子手等等和他被处死有关连的人员。所以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可以压抑鬼魂不敢出现。这应该是习惯上“午时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
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古代国家在执行死刑时都是要求在白天进行。比如二十世纪以前欧洲国家普遍都是在“日出之时”处刑。这里的共同考虑因素显然有防范上的理由，也有威慑民众的理由。不过像中国那样考虑鬼魂阴气因素的却很少。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报应”，得到“福报”是善事积累的结果，得到“恶报”则是恶事积累的结果。对于强调“香火传承”、恐惧“断子绝孙”的中国人来说，“报应”是影响人们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佛教传入后，因果轮回的说教和传统的“报应”观念相结合，更在民间根深蒂固。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的俗谚就是最典型的表述。
按照清代长随的教科书《公门要略》的说法，当时的法官在死刑执行令上签字时，是由刑房书吏将死囚的犯由牌（也称姓名标子）倒呈长官，长官提氡剩刑房书吏就势往上一拖，让死囚姓名上勾到红笔痕，这就算是那支氡是┓⒌乃佬讨葱辛睿法官不直接对此负责。那支氡示痛伺灼，再也不用。而监斩官为了辟邪，出发监斩时总要穿上全套公服，罩一件大红斗篷来避邪。行刑结束后，总要绕道城隍庙去烧香，让城隍老爷管住可能跟在身后的鬼魂。回衙门后还要大放爆竹，官轿再进大门。全体衙役出动，在大堂院落排列整齐，挥动棍棒“排衙”，驱赶鬼魂祟气。
《水游传》第一百十回讲处死王庆，“刽子手叫起‘恶杀都来’，恰好午时三刻”。所谓“恶杀（煞）都来”，是让死者记住是恶煞神取了他的性命，不要来缠刽子手。而行刑结束后，就如第四十四回病关索杨雄在市心里行刑后，就有一批帮闲朋友上来给他披红挂彩，弄点鼓乐吹吹打打，到城中热闹的酒店喝酒，以赶走可能跟随而来的鬼魂阴气。
说起来中国文化的宗教色彩不浓，可是实际上鬼魂因素却总是在民众乃至于官府的日常活动中表现出来，文学作品中“午时三刻”杀人时辰，就是这种鬼魂因素起作用的例证之一
『肆』 现在掌管国家礼乐祭祀的是什么部门
礼部:掌管考试、学校教育、礼乐、祭祀、宴会食品、铸造印符、册封，全国的佛、道教事务，以及少数民族的册封、招待等。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宣传部、文化部、民委、食品监督部门、新闻出版总署、宗教局、等部门的综合。 刑部:掌刑法、囚徒、复审、缉捕等事。相当于现在的高院、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几个部门的综合职能。 户部:掌管全国的户口、财政收支及预算、田土地册、铸造货币、税收等。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商务部、民政部、央行、税务总局、审计署及公安部的户籍管理部门等部门的综合。 工部:掌管全国的工程建设、屯田水利、山林捕猎、军器制造、杂项产品的制造等。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农业部、水利部、粮食局及部门大型制造业国有企业等部门的职能。
『伍』 中国古代刑罚内容都有什么越全越好谢谢
http://ke..com/view/396614.htm
古代刑罚
从世界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文化的发展演变有其明显的特色，这种特色就在于中国传统文明的发展进程一直延续，没有发生中断。自古至今，“刑、德”被视为治国安邦的两套良策，所以刑法和刑罚为中心的古代法律制度也就必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门。社会的进步，文明的演变，法也从原始简单的习惯，逐渐向着结构严谨、富于哲理的模式过渡，中国历史上法律的变革，实质上代表及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社会、人生以及与人关系的根本性问题所作的思考，集中、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所以，刑罚作为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发展与变化，实质上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浓缩。刑罚体系的发展与变化的原因是多层次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同时代不同的当权者亦有不同的举措。但是总的发展趋势是以原始的野蛮、落后、残暴向着文明、慎刑方向发展。
一、中国古代刑罚的发展与变化。
原始社会的舜禹统治的时期确认不少有关处罚的习惯。《尚书。舜典》载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 钦哉！惟刑之恤哉。”当时的处罚习惯，将贪赃（墨）行为与劫掠（昏）杀人行为并列，一并处罚，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已经注重对行政人员的整治和管理，严厉制裁渎职、贪污行为。
《尚书。吕刑》对原始社会末期的处罚方式作了这样的说明：“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淮作王虐之刑曰法”，“爰始淫为劓、刵、诼、黥”。又据《后汉书。刑法志》说：“（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
夏代逐步确立了墨、劓、剕、宫、大辟的五刑制度。
商代刑法严酷。盘庚规定“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 .死刑除去斩刑外，还有醢、脯、焚、剖心、刳、剔等刑杀手段。
西周形成以圜土之制、嘉石之制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罚，以及赎刑、流刑等制度作为五刑的补充，这一时期为奴隶制刑罚的成熟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仍然以五刑为主，残酷性并没有改变、商鞅被处死时，即用车裂之刑，这一时期为奴隶制刑罚向封建制刑罚过渡的阶段。
秦刑罚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有笞、杖、徒、流放、肉、死、羞辱、经济、株连八大类。其中前五类相当于现代的主刑，后三类相当于现代的附加刑。秦法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有明显的过渡的特征。
汉代对刑罚进行了改革，汉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肉刑，着手改革刑制。具体有：凡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这样就改变了原“五刑”制度。但是也出现问题：1、斩右趾，改为弃市，扩大了死刑范围；第二，以笞代替劓刑、斩左趾，结果受刑者“率多死”。后，汉景帝又两次下诏减少笞数，第一次是笞五百减为三百，笞三百减为二百。第二次是笞三百减为二百、笞二百减一百。改革之后，除死刑以外，还有笞刑，而宫刑未改。到东汉初，明帝诏中又提到斩右趾，说明又以此刑代替弃市，把文帝时由轻入重的一项又回来，至此，两汉肉刑有宫和斩右趾。
关于徒刑，汉初沿用秦制。但是汉代已经有了明确的刑期。如髡钳城旦舂，五岁刑；完城旦舂，四岁刑；鬼薪白粲，三岁刑；司寇和作如司寇，皆二岁刑，男罚作和女复作，皆一岁到三月刑。此外，汉代另有“顾山”，是只用于女犯的刑罚，因此也称为“女徒顾山”。
此外，两汉还沿用秦代及以前的罚金、徙边等刑罚。另外有禁锢刑，是汉为禁止官史结党，对有朋党行为的官吏及其亲属，实行终身禁为官的政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刑罚体系较前朝有了很大的变化，刑罚的总的变化的特点是逐渐宽缓。“割裂肌肤，残害肢体”的刑罚手段逐渐减少，向新的封建制五刑过渡。主要体现在：1、废除宫刑制度。北朝西魏在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下诏禁止宫刑：“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北齐在天统五年（公元569年）也诏令废止宫刑：“应宫刑者普免为官口”。2、规定了鞭刑与杖刑。这一刑罚缘于北魏，并为北齐北周沿用。3、规定流刑为减死之刑。南北朝时期，把流行作为死刑的一种宽待措施。如北周时规定流刑为五等，每等以五百里为差，以据都城二千五百里为第一等，至四千五百里为限，同时附加鞭刑。4、缘坐范围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对妇女缘坐的变化上，总的趋势是缩小范围，但司法实践中却多有扩大。在整个南北朝时期缘坐的范围也有反复。《梁律》创从坐妇女免处死刑的先例。
隋《开皇律》删除不少苛酷的刑罚内容。废除不少残酷的生命刑，把死刑法定为绞、斩两种。对流刑、鞭刑均作修改。隋文帝明确说明：“绞以致毙、斩则殊形，除恶之体，于斯已极”，所有 “枭首轘身”与“残剥肤体”的鞭刑都废除不用，确立了封建制五刑。
唐刑罚比以前各代均为轻，死刑、流刑大为减少。死刑只有绞斩两种；徒刑仅一年至三年；笞杖数目也大为减少。更重要的是，其适用刑罚以从轻为度；唐律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社会“得古今之平”的刑罚中的典范。
宋创设了一些新的刑罚制度。1、刺配刑。宋太祖为宽贷杂犯死罪而立刺配之法，刺面、配流且杖脊，是对特予免死人犯的一种代用刑。但后来则成了常用刑种之一。2、凌迟刑。宋时将五代的法外刑凌迟作为法定刑种，初时适用于荆湖之地所谓以妖术杀人祭鬼的犯罪。但后来适用范围越来越广泛。3、折杖法。宋太祖创立折杖法，作为重刑的代用刑。但因存在不足，即“良民偶有抵冒，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所以，在徽宗时又对徒以下罪的折杖刑数重作调整，减少对轻刑犯的危害。
元法初为习惯法，成吉思汗时有斩决、流放、责打条子等刑罚，后逐渐向汉代的五刑体制过渡，并最终实行。但其死刑中无绞刑，凌迟为法定死刑。
元朝仍保留许多习惯法，包括不少肉刑。一般人犯盗窃罪，除断本罪外，“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强盗初犯即须刺项”，只有蒙古人可不受此刑。为了维护僧侣的特权，元律规定“殴西番僧者截其手，骂之者断其舌”。
元有警迹人制度。强窃盗犯在服刑完毕后，支付原籍“充警迹人”。在其家门首立红泥粉壁，上开具姓名，犯事情由，由邻居监督其行止，且每半年同见官府接受督察。五年不犯者除籍，再犯者终身拘籍。
明清刑罚有新的发展变化，其特点是刑罚更加残酷化，并大量复活了肉刑。明清时的刑罚变化有：
1、死刑。明、清两朝在法律上恢复了枭首示众之刑，并且范围逐步扩大。此外，明清时期的死刑执行方面还有一些更加残酷的方式，如“剥皮实草”、“灭十族”、戮尸等。 清朝针对死刑还有一个独特的制度，即斩立决和监候制度。
2、充军刑。“充军”创制于明代，但是不以充军为本罪。清朝的充军则作为流罪的加重刑，并以充军为本罪。而且充军的条目也较明代增加。
3、发遣刑，这是一种比充军重的刑罚。明代时只限军官和军人，永不得回原籍。清时则包括犯徒罪以上的文武官员，还可以有机会放还。
4、枷号，是明朝首创的耻辱刑。在明代还变成一种致命的酷刑。清时对一些伦理性和风化犯罪，用此法。
明代还有庭杖制度。指在殿庭前对违抗皇命的大臣直接施以杖刑的法外刑罚。
二、中国古代刑罚演变的原因。
大体上，刑罚发展变化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当权者指导思想的不断变化导致了刑罚发展变化。法律制度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门，任何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以及其特色的形成，都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传统等社会经济条件紧密相连的。原始社会时期，没有国家，没有法律，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低下，当时的原始习惯也是由以采集和渔猎为标记的低下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惩罚方式简单残暴，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成为主导。逐渐产生了相当多的习惯法，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进一步认识，刑罚的体系逐渐完善，目的性也更加专一，保护私有制财产，保护人身权利，维护政治统治。自夏代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起，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坚持以刑法为主的法律体系。
由于专制、集权贯穿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发展史，中国的法律文化也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没有西方世界的民主与法制、人权的概念。大量的充斥于刑法之中的完全是对人的生命的漠视和刑罚的随意性。
从简单的同态复仇到夏、商时期奴隶制刑罚，及至演变到封建社会的“五刑”，刑罚的变化，同当权者的统治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集权的家长制统治，王或皇帝是国家的主宰，所谓家天下。“溥天之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法律也集中体现了维护王权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崇尚刑法，重视刑罚。使我国古代不管民事、行政、刑事的制裁，无一例外的采用刑罚的手段。法律不但凭借严酷的刑罚手段惩办危及王权统治的政治性犯罪，同时也严厉制裁破坏国家统治、扰乱社会程序的刑事犯罪。统治者从长期的实践中体会到，既要使犯罪者受到惩罚，又能保存劳动能力，是更为有利的。所以刑制的改革，更加适应了经济基础需要，同时更好的维护其统治。夏、商时期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同时又刚刚从原始野蛮时代演变而来，维护王权成为其首要的目的，同时人的愚昧无知又使统治者假借天意的图谋得以实现，虽然其刑罚十分的野蛮残酷，但是统治者借天的名义，成功地表明其刑罚的合理性。同时，统治者鉴于前朝的教训，至周时提出“以德配天”、“明法慎罚”的思想，强调“用刑宽缓”，将教化和刑罚结合起来，体现到刑罚上，出现了“圜土之制”，“嘉石之制”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罚，以及赎刑、流刑等以作为五刑的补充，不再单纯是伤及人肢体、生命的酷刑。秦以后到明清，中央集权的统治者更加牢固的确立，虽然各朝代执政者执政的指导思想各有不同，但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也逐渐促进统治者对刑罚作出变革，以绞、斩死刑代替以往残酷的生命刑，以笞、杖、徒、流代替野蛮的肉刑，实质是统治者逐渐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文明程度提高的反映。
二、古代社会高度集权的家长制统治，统治者权力的无限制和无制约，当权者往往凭一己好恶行事，使刑罚形成了不稳定和不确定的特点。所以，我国古代刑罚发展变化的进程中人为的痕迹浓重。总趋势是朝者宽缓的方向，但是其中也多有反复。我国古代社会自从有国家以来，无论是不成文立法的时代，或者是成文法时代，法律对刑罚的种类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经常有随意增加法外刑罚的情况。隋初，制定《开皇律》、《大业律》，强调用法宽缓，然而隋炀帝并不依律行事，他“更立严法”，并恢复枭首、灭九族等等酷刑，自毁法制，滥施淫刑。又如唐时法律为我国古代之最鼎盛时期，但是法外施刑的现象也层出不穷。武则天时，酷臣周兴、索元礼、来俊臣非法采用酷刑，摧残人犯，将人犯“禁地牢中，或盛之如瓮，以火圜灸之，兼绝其粮饷，至有抽衣絮以瞰之者。”明时，皇帝设厂卫特务机关，滥用刑罚更为严重。清律中根本没有关于文字狱的直接规定，但所有的文字狱均是按照谋反、大逆定罪，是最严重的犯罪，并且处以最严厉的刑罚。所以，古代专制制度下，皇帝的行为往往将法律沦为一纸空文。
另一方面，较为开明的当权者的举措，又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据史载，汉初文帝改刑罚的原因，是为缇萦的孝心感动，遂下诏说：“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生不息”，是 “不德”。由此引发了汉初刑罚的改革。
所以，在我国古代社会以仁者治国的指导思想下，法制的推进显然有其偶然性，但是反过来说，这样的发展变化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三、宋元明清法制由轻向重变化的原因。从秦汉至隋唐，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一直为由繁杂残酷向简明轻缓。期间有汉文帝废肉刑的改革，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刑制改革及隋文帝法定五刑，至唐时法制达到巅峰，其影响直至宋、元、明、清，并及诸海外，但是宋、元、明、清虽以唐制，其刑罚较前朝又趋残酷、繁杂，并且复活了肉刑，死刑的执行方式也有增加。从历史上看，宋、元、明、清时期是我国小农经济继续发展并且至没落，而商品经济逐渐萌芽之时，社会的矛盾日趋激化，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更加加强中央集权，用重典治天下，故而刑罚更加残酷，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刑罚的重要特点，至明清，发展尤为明显。其特点，就是限制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萌芽已经诞生的条件下，仍然坚持重农抑商的传统，实行“禁海闭关”，延缓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明时增加许多法外酷刑，而清朝又处于古代中国向近代化发展的复杂时期，更加以空前的严刑峻法推行政治思想的高压统治。明清时期大兴文字狱，对思想异端严厉惩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我国古代社会先进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我国古代社会一贯的愚民政策的体现。
明清时期重刑观点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密切相关。古代社会发展到明清时期，封建制度已经走向末路，新的生产关系正在形成之中。而这种新兴的生产关系势必威胁到封建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所以，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治上的专制统治，必然钳制广大人民的思想和舆论，甚至不惜动用残酷的刑罚手段，遏制自由思想的兴起。
四、刑罚的变化与发展同特定的社会发展现状紧密相连。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者同一阶段的不同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个层面发展不尽相同，所以，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会形成不同的特色。刑罚作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有不同的发展和变化。“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也充分得以体现。从夏商以来历代统治者在运用刑罚统治社会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用刑经验，至西周时，形成“刑罚世轻世重”的理论。《尚书。吕刑》说“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这种思想逐渐融入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之中。刑罚的发展变化实际上也体现了这种理论在治国实践中的运用。战国时期，群雄并争，天下大乱，当时刚刚兴起的地主阶级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就特别强调重典重刑，用刑严酷。唐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较为迅速，国家实力明显增强，所以，这一时期奉行用刑持平，“刑平国，用中典”的策略，体现到刑罚上，变化为宽严适中，简约易明。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社会更加稳定，经济更加繁荣，使唐帝国成为当时亚洲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宋、元、明、清时期，统治者都是在天下大乱，群雄纷争中夺取天下，都认为身处乱世，强调治乱世用重典。所以这一时期的刑罚一反隋唐以来的轻刑中典政策，又将刑罚导入峻法酷刑的时期，走上了回头路。然而，严刑酷法带来的不是统治者的长治久安，也不是什么治国良方，残酷的镇压反而加快了王朝覆灭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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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评中国传统“五刑”刑罚体系
从世界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文化的发展演变有其明显的特色，这种特色就在于中国传统文明的发展进程一直延续，没有发生中断。自古至今，“刑、德”被视为治国安邦的两套良策，所以刑法和刑罚为中心的古代法律制度也就必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门。社会的进步，文明的演变，法也从原始简单的习惯，逐渐向着结构严谨、富于哲理的模式过渡，中国历史上法律的变革，实质上代表及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社会、人生以及与人关系的根本性问题所作的思考，集中、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所以，刑罚作为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发展与变化，实质上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浓缩。刑罚体系的发展与变化的原因是多层次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同时代不同的当权者亦有不同的举措。但是总的发展趋势是以原始的野蛮、落后、残暴向着文明、慎刑方向发展。
一、中国古代刑罚的发展与变化。
〖文章来源 春秋中文网 DhAo06〗
原始社会的舜禹统治的时期确认不少有关处罚的习惯。《尚书。舜典》载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 钦哉！惟刑之恤哉。”当时的处罚习惯，将贪赃（墨）行为与劫掠（昏）杀人行为并列，一并处罚，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已经注重对行政人员的整治和管理，严厉制裁渎职、贪污行为。
《尚书。吕刑》对原始社会末期的处罚方式作了这样的说明：“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淮作王虐之刑曰法”，“爰始淫为劓、刵、诼、黥”。又据《后汉书。刑法志》说：“（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
夏代逐步确立了墨、劓、剕、宫、大辟的五刑制度。
〖文章来源 春秋中文网 1V2f8d〗
商代刑法严酷。盘庚规定“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 .死刑除去斩刑外，还有醢、脯、焚、剖心、刳、剔等刑杀手段。
西周形成以圜土之制、嘉石之制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罚，以及赎刑、流刑等制度作为五刑的补充，这一时期为奴隶制刑罚的成熟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仍然以五刑为主，残酷性并没有改变、商鞅被处死时，即用车裂之刑，这一时期为奴隶制刑罚向封建制刑罚过渡的阶段。
〖文章来源 春秋中文网 N8wEks〗
秦刑罚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有笞、杖、徒、流放、肉、死、羞辱、经济、株连八大类。其中前五类相当于现代的主刑，后三类相当于现代的附加刑。秦法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有明显的过渡的特征。
汉代对刑罚进行了改革，汉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肉刑，着手改革刑制。具体有：凡当完者，完为城旦春；当黥者，髡钳为城旦春；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这样就改变了原“五刑”制度。但是也出现问题：1、斩右趾，改为弃市，扩大了死刑范围；第二，以笞代替劓刑、斩左趾，结果受刑者“率多死”。后，汉景帝又两次下诏减少笞数，第一次是笞五百减为三百，笞三百减为二百。第二次是笞三百减为二百、笞二百减一百。改革之后，除死刑以外，还有笞刑，而宫刑未改。到东汉初，明帝诏中又提到斩右趾，说明又以此刑代替弃市，把文帝时由轻入重的一项又回来，至此，两汉肉刑有宫和斩右趾。
关于徒刑，汉初沿用秦制。但是汉代已经有了明确的刑期。如髡钳城旦舂，五岁刑；完城旦舂，四岁刑；鬼薪白粲，三岁刑；司寇和作如司寇，皆二岁刑，男罚作和女复作，皆一岁到三月刑。此外，汉代另有“顾山”，是只用于女犯的刑罚，因此也称为“女徒顾山”。
〖文章来源 春秋中文网 bvHK6F〗
此外，两汉还沿用秦代及以前的罚金、徙边等刑罚。另外有禁锢刑，是汉为禁止官史结党，对有朋党行为的官吏及其亲属，实行终身禁为官的政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刑罚体系较前朝有了很大的变化，刑罚的总的变化的特点是逐渐宽缓。“割裂肌肤，残害肢体”的刑罚手段逐渐减少，向新的封建制五刑过渡。主要体现在：1、废除宫刑制度。北朝西魏在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下诏禁止宫刑：“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北齐在天统五年（公元569年）也诏令废止宫刑：“应宫刑者普免为官口”。2、规定了鞭刑与杖刑。这一刑罚缘于北魏，并为北齐北周沿用。3、规定流刑为减死之刑。南北朝时期，把流行作为死刑的一种宽待措施。如北周时规定流刑为五等，每等以五百里为差，以据都城二千五百里为第一等，至四千五百里为限，同时附加鞭刑。4、缘坐范围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对妇女缘坐的变化上，总的趋势是缩小范围，但司法实践中却多有扩大。在整个南北朝时期缘坐的范围也有反复。《梁律》创从坐妇女免处死刑的先例。
隋《开皇律》删除不少苛酷的刑罚内容。废除不少残酷的生命刑，把死刑法定为绞、斩两种。对流刑、鞭刑均作修改。隋文帝明确说明：“绞以致毙、斩则殊形，除恶之体，于斯已极”，所有 “枭首轘身”与“残剥肤体”的鞭刑都废除不用，确立了封建制五刑。
〖文章来源 春秋中文网 CB7Nao〗
唐刑罚比以前各代均为轻，死刑、流刑大为减少。死刑只有绞斩两种；徒刑仅一年至三年；笞杖数目也大为减少。更重要的是，其适用刑罚以从轻为度；唐律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社会“得古今之平”的刑罚中的典范。
宋创设了一些新的刑罚制度。1、刺配刑。宋太祖为宽贷杂犯死罪而立刺配之法，刺面、配流且杖脊，是对特予免死人犯的一种代用刑。但后来则成了常用刑种之一。2、凌迟刑。宋时将五代的法外刑凌迟作为法定刑种，初时适用于荆湖之地所谓以妖术杀人祭鬼的犯罪。但后来适用范围越来越广泛。3、折杖法。宋太祖创立折杖法，作为重刑的代用刑。但因存在不足，即“良民偶有抵冒，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所以，在徽宗时又对徒以下罪的折杖刑数重作调整，减少对轻刑犯的危害。
『柒』 求一篇高中生写的作文，作文题目是《文化祭》，作者好像是叫高钥的吧
文化祭
刘玥
纷然的灯光乱了历史的影像。你还没有流完最后一滴眼泪，就被匆匆埋进你髹漆得富丽的坟茔。时间被打击得措手不及。
文明耗散在时光的罅隙里。现代是你的劫难，因为古老始终是句覆灭的谶语。是谁心伤地微笑，又是谁清泪沾衣?
日本学校有个节日叫文化祭，相当于中国学校的艺术节。但这里的文化祭不是艺术节，仅仅是它字面的意义。
治学
相传辽使曾以“三光日月星”一联来欺大宋无人能对，不想苏轼以“四诗风雅颂”妙对，一时传为美谈。
请允许我从四诗讲起。众所周知，始皇焚书坑儒后，包括《诗》在内的大量典籍难逃一劫。所幸民间的有识之士依靠诵记使《诗》得以代代相传。现存的《诗经》版本是毛诗。毛诗最早由孔子传给子夏，子夏传给曾参，曾参传给了李克，然后孟仲子，然后根牟子，然后荀子，然后毛亨，毛亨传给了毛苌，毛苌献给了河间王刘德，从此与韩诗、齐诗、鲁诗并称四诗。后来韩诗、齐诗、鲁诗亡佚，只有毛诗得以流传后世。可以说，倘若断了毛诗传诵过程中的任意一环，《诗经》这部奠基性的著作就可能被历史的尘埃永远地淹没了。正是数代人的虔诚与执著，数百年的隐忍和寂寞，才使古老文明的余烬得以避过险巇和洪波，即使是在社会不靖的时期也能薪尽火传而不至于失落，无论秦始皇焚书坑儒多少次，也无论有多少个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文明的血脉都将始终突突地搏动，文明的参天大木都将在被一百次砍斫后第一百零一次地萌蘖，亿万斯年。
读背诵记曾经是历代书生学习的最重要的法门，他甚至还挽救了我们现今的许多传世檄文。只到近现代，将某部经典倒背如流的学士依然大有人在。比如鲁迅能背《红楼梦》;而钱钟书读书更是过目不忘，能将读过的任一本书脱口而出。然而到了排版印刷都高度发达的今天，背书似乎成了大可不必的举动。随着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就连读书亦不过是颇为难得的卖弄风雅的消遣。人海汹汹，所有人都忙着在红尘中踉跄地赶路，逐臭争利不亦乐乎。负手行吟、物我两忘的境界永远成为无可企及的境界。隐士煮鹤焚琴，在秋凉的薄暮对着夕阳颤悸，一脸落寞。
空虚烦躁的年代，所有人都不甘寂寞。本当是文化圣地的书店里，充斥着藉文化牟利的市侩们的谵语。封面上流泻着不知所以的癫狂冶艳的色流，衬页是韩国进口的柔韧的纸张，页眉页脚涂抹着日本风格的漫画，还有形状古怪的开本，发飙的文字，以及其中夹着的半通不通的拉丁字母。古希腊文化的主干是竞技，罗马文化的主干是战争，而中国文化的主干是文学。力与美的象征失落后，现代文化的主流竟沦落为商业的附庸。文学关注的是人的心灵，而商业只关心消费。但商业价值决定文学价值的时候，试问谁来救舒是人的灵魂？
“大隐隐于市”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当今的社会怕再就容不下隐士。谁不是已撄世网久已呢，只是醉汉不知自醉尔。既然学问都可以用人民币换来换去，那么只要装祯精美，无论什么书要添加又有什么不可以的？钱先生感叹连魔鬼也成了“近代物质和机械文明的牺牲品”。其实做了陪葬的又何止魔鬼呢！
是无数的历史寂寞，铸就了强悍的历史承传。如果这个世纪再没有人甘于寂寞，那么让谁的铁肩来承受历史的重载，让水的双手来传递文明，又让谁，让谁的眼瞳来守望着一天的星汉灿烂？
教育
孔子的教育哲学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因材施教。现代的教育当然也是因材施教，只不过这个材不是人材的材，而是教材的材。教材是教学的核心，教材要求的——你不会也得会，教材不要求的——你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孔子的教学首先注重的是德行，其次言语，再次政事，最末文学。而现代的教育差不多把这个顺序完全颠倒了过来。德育决定于智育，整个评分机制对你德行的评价取决于你的文化课成绩——除非你上的是职业技术学校。
我很喜欢威尔·杜兰的一句话：“教育是一个逐步发现自己无知的过程。”然则越是鸿儒高士就该谦和内敛才对。可是文人相轻仿佛是历史的选择，教授学者们都极尽舞文弄墨之能事来抬高自己的学说，将他人的观点一概视若敝屣，当然也不屑洗耳一听，还美其名曰“百家争鸣”。由此可见现行的教育完全是个助人增长自信的过程啊！
走在大街上常能看到身着风衣脚踩旱冰鞋蓄着一头长发的男生对身边的女友唾沫横飞侃侃而谈，大讲特讲美利坚的好莱坞，英格兰的威斯敏斯特，法兰西的香榭丽舍，阿根廷的探戈，新西兰的蹦极，最后下结论说，中国的文化最郁闷了，简直就像地下室里发霉的垃圾。
一句话就把这个星球上最恢宏也最古老的华夏文明贬得一文不值。他不知道，他所崇拜的西方世界在我们伟大的母亲面前只不过是个小孩子，资本主义的整个文化与她都只不过是小儿科；他的空空的脑袋对母亲的理解仅仅是几阙佶屈聱牙的艳词和几个病态纤巧的故事。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能够断言他读透了这吐纳千年的文明史。而一个识见褊狭的放荡少年一句话就将他全盘否定了，凭的仅仅是无知。
依然想把这种现象归结到教育上来。并非指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实在太狭隘了。教育真谛是给平民大众以人文关怀，让每个文明的继承者感知文化的热度。社会是传播文明的外在坐标，人心是接受文化的内在的点。教育不应囿于课本和课堂，而应向整个世界延伸。这不仅仅是个文化知识普及的过程，同时也是个文化素养锻造的过程。举一个最简单也最实际的例子：文化遗产本当是人民共同分享的财富，却常以经济门槛拒人于千里之外。仅以故宫与卢浮宫比较而言，故宫门票票价60元，占北京市职工最低收入的11%（2004）；卢浮宫即使是涨价后的票价也只是8.5欧元，仅占法国最低收入者的千分之七（2004）。8.5欧元虽然折合成人民币不算少，但就法国人的收入水平来说却是九牛一毛。因此一个北京的市民进入故宫，比一个巴黎的市民走进卢浮宫参观的门槛要高很多。卢浮宫每年的经营、维修费用达5.6亿欧元，每年门票却收入仅为8000万欧元。另外，卢浮宫对18岁以下青少年免费开放，26岁以下青年每月第一个周五晚免费，青年人还可以享受15欧元的卢浮宫年卡，随时出入，极好的旅行了卢浮宫的社会责任，，实现了其作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的价值定位。为什么国内的名胜古迹不能以提升大众的文化素养为要务，尽可能的压一压票价，为更多人创造受教育和熏陶的机会呢？
祭祖
中国曾经是一个祖先崇拜的国度。之所以说曾经，是因为如今的国人除了自称是“炎黄子孙”外，再也没有表现出对祖先更多的虔敬之心。
封建时代的祖先崇拜，究其目的，无非是为限制人们的行为、规范社会秩序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可以搬出“愧对列祖列宗”之类来吓唬世人。于是大家最终看透了祖先是桎梏，是枷锁，要打破它。打破祖先崇拜，于大的方面看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一度新思潮破土，中国迎来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到了后来，这种打倒一切的勇气愈演愈烈，到了顶峰，那就是文革。文革的起因于祖先崇拜本无太多联系，只是期间几乎我们所有的祖先都被打倒在地。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海瑞。最惨的是孔子，活着的时候就颠沛流离，死了好容易被封为圣人；哪知他的祖孙后代反复物产，大约崇拜了几千年心有不甘吧，嚷嚷要打倒孔家店，把孔子踩在脚下。之后虽的平反，余威却也荡然无存了。
重奉孔子为圣人，并将之供于庙中对其礼敬有加的反而是台湾。台湾政府甚至还一度在孔庙里大搞成年礼。诚然，尊孔复古对台湾政府来说只不过是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但我们应该看到祖先崇拜的积极意义。参拜历代先贤有助于加深大众对中国古老文化的认识理解。要传承文明，首先要敬仰这种文明。没有祖先崇拜，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文化更是无从谈起。祭祀祖先本是中国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诗之六艺中的“颂”指的就是祭祀时的颂歌。古代为祭祀服务的官吏、祭祀用的祭坛更是不可胜数。然而如今，连扫墓都不再时兴了。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物质财富和文化遗产、给了我们生命和世界、甚至为我们铺平了前进道路的祖先们，他们的后代一面为他们自豪，一面把他们一脚踢开。
祭祖，并不是祖先的需要，而是我们的需要。祖辈们从来不需要瞻仰，是我们需要缅怀，需要哀悼。我们的城市有太多的钢筋水泥，星罗棋布的大厦，纵横交错的街道。可是大厦再高，也高不过英雄们沙场喋血的戈矛；街道在长，也长不过文豪们响彻古今的歌谣。我们缺少的，只是一间简陋的祠堂。祠堂里只要供奉一两尊雕像，可以是孔圣，可以是太史公，可以是欧阳文忠公，可以是曹雪芹，可以是蒲松龄，或者是某一姓氏、某一行的鼻祖。然后，没有任何繁文缛节，我们应该行最古老的跪拜礼节，为着先人继往开来的伟力，为着邈远时间的沧桑，为着至今喧腾的古来文明，下跪，低头。
礼法
提到礼法，人们总会先想到封建的三纲五常，以及鲁迅关于礼教吃人的一系列描写。其实中国社会在先秦时是相当自由和开放的，那女之间也不存在太多的伦常限制。这从《诗经》里可以找到证明。不经如此，即使是在兵戎相见的战场上，各方将领也遵循诸如不杀二毛（即不杀老人），不重伤（即不攻击负伤者），不鼓不成列等等，很讲人性。战国时“礼乐涣散”，中国社会才有了下坡的颓势。到了汉代，董仲书向汉武帝进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促成了儒家与权力的结盟，从此学校制度成为科举的附属，儒家思想教条化，用一个比喻，就是“把绳子系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而“孔孟之道未尝一日行于世间”。
我想谈的是孝与忠。孔子哲学是基于亲子血缘关系的哲学，其核心就是孝与忠。这一理念几乎贯串了整个封建社会，愚忠愚孝的故事也是车载斗量，当然再也无法博得人们的好感。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孝、忠很快成了封建的代名词，被众人的口水淹没。
再也没有孝道来限制世人了。因此这个时代的孝子孝女成了稀世珍宝。在任意一个搜索引擎上输入“不孝”二字，立即会显示出数以万计的条目：长春不孝儿打骂老母十余年；生前不上门，死后争遗产；九旬老人状告不孝儿女；不孝儿女难坏病弱老汉；儿女不孝无人赡养，灰心七旬翁搭车欲跳黄河；儿女不孝病父轻生；儿女不孝，老太自尽...割股侍亲的故事我们还记忆犹新，转眼却来了徐力弑母。愚孝与不孝，到底哪个更可怕？
不要说孝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它曾经是法律，视审查人才的标准。在古代，“不孝罪”是适用重刑、不得赦免的重罪。子孙控告、谩骂、诅咒祖父母、父母；祖父母、父母在世，子孙分居另住，自蓄财物；有能力供养父母、祖父母而不供养或供养不足；服丧期间嫁娶或作乐去丧服，知道祖父母、父母死亡不表示哀悼都构成“不孝罪”。因此旧时别说弃父弃母，就是对父母稍有不敬的事都是鲜有的。而如今，刑法中增设“不孝罪”条款的建议却遭到重重阻挠。悲夫！
忠是另一个过时的名词。现代社会再也没有谁忠于谁的义务。忠心耿耿的只剩下了狗了。大多数人的生存目标就是把自己的中国国籍变成外国国籍，美国的，日本的，甚至是伊拉克的都行，只要不是中国的。是谁傻兮兮的说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忠在封建时代背景下确实是朝廷用来维护统治的工具，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却是对整个民族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它曾是中华民族在大敌当前时产生前所未有的凝聚力，把人心拧成了一股绳——不，是筑成了第二座万里长城！为什么只要求“热爱祖国”呢？应该把“热爱”改为更直接、更具穿透性和强制性的字眼：“忠于”。忠于是热爱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毋庸置疑的最热烈的爱。忠于祖国，忠于民族，忠于我们心灵的归宿。忠诚作为一种不朽的品格永远都有它的历史意义，也永远不应该被历史尘封。
中国人似乎已被西方文化洗脑了。我们无一例外的遵循着西方人的生活模式。韩有韩服，日有和服，可中国连旗袍都消踪匿迹了。我们土木结构的住宅正在被一排排的拆除，每一片瓦碎裂都像一个朝代訇然倾倒。我们嘴里嚼着汉堡，开着外国人发明制造的车在盘古开辟的土地上乱跑。我们竖起巍峨的烟囱，那女娲娘娘修葺好的天空开刀。电影把皮影戏淘汰，钢琴的和弦把古筝的颤音抹消。女人把头发染得金黄，男人把胡子剃个精光。
我们的祖先有一天见到我们，定会斜睨眼睛问：“你是洋人吧？”
我不是倡言守旧。我只是想在所有人都维新是骛的时候，斗胆告诉大家一个简单得无以复加的道理：我们不能抛弃那些民族和历史在我们血液里根植的基因性质的东西；他们曾经是，现在和将来也应该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并将永远是我们生命的根柢。
『捌』 刑始于兵 礼源于祀意思是什么
最早的刑法源于军法，最早的礼仪源于祭祀。
“刑始于兵”，中国古代法起源于战争说，是古人对上古时期史实的凝炼和总结。它揭示了古代法律的起源与战争和军队活动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但不足在于它忽略了法律产生的经济根源。
祀礼即祭祀的仪礼，是从我国青铜时代就开始兴起的祭奠天地、先人的文化活动，从皇家兴起，特征是庄重，流传到现代。
(8)文化祭刑法扩展阅读：
"刑始于兵而终于礼"，是对中国古代法独特发生路径的经典概括。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秦始皇以法治国，西汉初期大体上是“霸王道杂之”。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以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
维护“三纲五常”成为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成为法制的原则。从“引经决狱”，实行秋冬行刑，到“十恶大罪”和“八议”的规定等，许多法律内容都是以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定罪或赦免的标准，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
『玖』 论西周礼与刑的关系
一、礼刑关系的历史演变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上礼刑关系的发展,大致上经历了四个大的历史时期。一是奴隶制时期的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这是礼刑并存的相辅相成时期;二是春秋后期到战国、秦朝,这是礼刑相互排斥对立时期;三是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刑律礼制化和礼制刑律化的互动时期;四是隋唐以后至明清,这是德主刑辅、礼刑高度结合的时期。(一)礼刑并存时期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宗教仪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作为宗教仪式的礼仪逐步发展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性行为准则。传统礼制是在中国奴隶制时代的宗法家族国家形态中形成的调整宗法家族血缘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的规范和准则。孔子曾经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2]但是,由于史料缺乏,夏礼、殷礼在孔子时代已经难以知晓。礼制的系统化、规范化始于西周的周公制礼。周公制礼使传统礼制达到成熟化和完备化的地步。西周春秋时代,礼制作为国家制定的调整社会政治关系和宗法家族血缘关系的行为规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礼制的本质是体现和保障宗法等级社会中形成的尊卑贵贱等级秩序。中国奴隶制社会是一种家与国相通、政权与族权合一、宗支与国法相结合的家族国家形态。在周朝,周姓大家族控制着国家政权,然后按照宗法血缘关系,进行层层分封,建立诸侯国家和卿大夫的领地。层层分封的过程是政权、土地、民众等等逐级分割的过程,也是等级制度逐级形成的过程。周天子既是国家政权的国君,也是周姓宗大家长。诸侯国家和卿大夫既是本行政区域的最高政治统治者,也是宗族大家长。这种家族国家形所要求的等级秩序集中体现在礼制所强调的“亲亲”与“尊尊”的等级秩序中。“亲亲”与“尊尊”既表明法血缘的亲疏远近关系,也表明了君臣上下、长幼有差的尊卑关系。《礼记》说:“礼者,所以定亲疏,决疑,制同异,明是非也。”[2](1231)荀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贵贱皆有称者也。”[3]因此,礼的本质就是按照身份等级关系,确定不同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从而为整个社会成员规定套差别性的行为规范体系。2.西周春秋时代的传统礼制是国家法律的重要表现形式。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且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周公制礼表明,礼制已经从社会习惯上升为国家意志,是经过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制定并颁布实行的。周公制礼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行为规范,从而使礼制具有了国家法律的明确性和规范性。西周春秋时代的统治者将礼制视为统治国家的主要工具,因此,必然赋予礼制以国家强制力,即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礼的实施。《礼记·礼运》载:“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2](1414)既然礼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4]的重要工具,那么,违背了礼是要受到国家强制力处罚的。但是,从立法上看,在西周春秋时代,礼与刑尚未实现一体化,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表现形式。就礼与刑的作用而言,礼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刑则是保障礼制实施的强制性的制裁措施。3.礼制的适用对象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奴隶主贵族。在西周春秋时代,礼与刑作为两种法律的表现形式,在适用对象上还是大致有所区别的。《礼记·曲礼上》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2](1249)荀子也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3](121)礼是建立在宗法等级秩序下的社会规范。在西周和春秋时代,只有士以上的贵族才能立庙祭祀祖先,才有宗法。因此,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礼制,也主要适用于士以上的贵族阶级。庶人和奴隶无宗法可言,也就不能享受礼制所规定的各项权利。这也表明礼制实际上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社会关系的特权法。4.礼制的作用方式主要依靠德治教化。在宗法等级制度下,礼制一方面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但是,另一方面也主要依靠德治教化的作用保证其实施。通过礼制的教化作用,防患于未然,将危害统治阶级社会秩序的行为消灭在萌芽之中,这是礼制不同于刑法的重要特点。中国古代狭义的法律起源于刑。《左传·鲁昭公六年》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4](1275)西周时代除了《九刑》外,周穆王时代又制定过《吕刑》。夏、商周时代的刑主要是指刑罚,是以残害罪犯的身体和生命为主要内容的肉刑和生命刑。虽然在夏、商、周时代,奴隶主贵族违背了礼制,也要受到刑罚制裁,但是奴隶制时代的刑罚主要是用来镇压庶人和奴隶的工具。在春秋后期成文法公布之前,刑虽然已经成文化,①但是仍然秘存之于官府,仍然处于秘密法状态。[4](634)(二)礼刑相互排斥对立时期在夏、商、周时代,礼与刑作为两种主要法律表现形式,虽然礼刑泾渭分明,但受到统治者的并重。这种局面在春秋后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礼崩乐坏”和成文法(刑)的公布,并由此导致了战国和秦朝礼刑分离、相互排斥的时代潮流。到了春秋时代,建立在宗法等级制度基础上的传统礼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整个春秋时代,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再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就真实地反映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局面的逐步形成。随着“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传统的礼刑并存关系由和谐并存向着激烈对立发展。这种对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表现在立法层面上,以“刑”为核心内容的成文法不断公布,逐步成为规范社会生活的主要法律规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礼制却遭到严重破坏,逐步退出法律规范领域,演变为民间伦理规范。公元前536年,子产在郑国铸《刑书》就引起了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礼刑关系的激烈争论。当时代表传统礼制的贵族叔向坚决反对公布成文刑法。叔向在郑国铸《刑书》之后,给子产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矣。……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以成之,弗可为矣。……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4](1274-1276)同样,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也遭到了孔子的激烈反对。但是,成文法的强化趋势却没有因为遭到礼制维护者的反对而停止。相反,到了战国以后,随着《法经》、《秦律》等刑律的颁布,从立法层面上,礼制终于让位于刑,成为主导性的法律规范。
『拾』 如何理解刑起源于兵,礼起源于祭祀
理解刑起源于兵礼起源于祭祀如下：
首先这句话的意思是最早的刑法源于军法，最早的礼仪源于祭祀。刑始于兵，中国古代法起源于战争，是古人对上古时期史实的凝炼和总结。它揭示了古代法律的起源与战争和军队活动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祀礼即祭祀的仪礼，是从我国青铜时代就开始兴起的祭奠天地、先人的文化活动，源于先民们的祭神习俗，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有了它的胚芽。从皇家兴起，特征是庄重，流传到现代，故而有源于祭祀一说。
刑法的性质：
刑法有比其他法律更强的阶级性。刑法和其他法律一样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不仅如此，刑法作为公法，和其他法律（尤其是私法）相比较，有更强的阶级性。
刑法具有社会性。刑法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社会性，即它不仅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也要维护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一方面，一定社会（包括阶级社会）中，社会成员基本的价值观，如基本的伦理和物质价值观，无论是统治还是被统治阶级都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只有对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只要是不和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冲突的）予以保护，社会才能够建立稳定的秩序，否则，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就无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