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民法施行法
『壹』 简述德国民法典的体系
《德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是德意志帝国在德国（丙申年）制定的民法典。内1900年1月1日施行，以后为容德意志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继续适用，现在仍然有效。这是继《法国民法典》之后，大陆法系国家第二部重要的民法典。它继承罗马法的传统，结合日耳曼法的一些习惯，并根据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情况而制定，因而在内容上超出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律原则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需要。但它在某些地方仍保留了德国容克地主经济的特点。
德国民法典是大陆法系中最重要的民法典之一。法典共有五编，分别为总则（Allgemeiner Teil）、债务关系法（Recht der Schuldverh??ltnisse）、物权法（Sachenrecht）、家族法（Familienrecht）和继承法（Erbrecht）。该法典不同于法国民法典之处在于，将规定债权关系的条文移至物权法之前，反映了新型的债权法理念。该法典对于同时期制定的日本民法典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贰』 分析1900年德国民法典的特点及意义
一、特点
1、德国民法典是一部保守的、守旧的法典。
2、在一百年来法典编纂与法学（特别民法学）学术发展所积累的经验与成就的基础上，在法典编纂技术与民法学发展两方面，较法国民法典有显著的进步。
3、一部寿命很长的法学杰作。
4、以成熟的一些概念、学说和制度作为基础。
5、德国民法典立法技术的优越性。
二、意义
1、它继承罗马法的传统，结合日耳曼法的一些习惯，并根据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情况而制定，因而在内容上超出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律原则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需要。
2、1900年1月1日施行，以后为德意志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继续适用，现在仍然有效。
3、这是继《法国民法典》之后，大陆法系国家第二部重要的民法典。
(2)德国民法施行法扩展阅读
1900年《德国民法典》
1900年《德国民法典》从开始起草到正式公布施行，前后花了二十多年时间。除了含有若干国际私法实体规则的施行法之外，《德国民法典》分为五编，共35章，2385条。第一编为总则，主要规定涉及民法各部分的一般原则和基本制度。
第二编为债务关系法（简称“债法”）；第三编为物权法；第四编为亲属法，主要内容为民事婚姻、亲属关系和监护等；第五编为继承法。《德国民法典》的用语抽象而准确，概念严谨，法典的编纂体例具有科学性。
《德国民法典》所采用的五编制民法体系属于“潘德克顿体系”，创设了“总则编”，并将其放在民法典之首。总则编是对整部法典的基本制度和原则作出抽象、概括的说明，并对一些概念、术语作出解释。其后的四编是总则编的扩展和具体化。
此外，《德国民法典》的立法精神体现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结合。
《德国民法典》的编纂和施行，对统一德国法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成为德国民法发展的基础。此外，《德国民法典》还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事立法，如1898年《日本民法典》、1923年《苏俄民法典》等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由于《德国民法典》的严谨结构、抽象概念和晦涩的语言被认为是典型的德国产物，别国很难照搬，因此，《德国民法典》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主要是在法律理论和学说方面，而实际采用的却很少。
《德国民法典》的出现，打破了《法国民法典》近一个世纪的垄断地位，与前者并列成为民法法系的代表，使民法法系划分为法国法律体系（拉丁支系）和德国法律支系（日耳曼支系）。
『叁』 被称作“欧洲民法双璧”的德法民法典，有什么特殊魅力
一、欧陆法律的经典：法、德两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是德意志帝国从19世纪末期开始研究编纂，最终于1900年1月1日确定施行的民法法典。该法典还与我们熟知的《法国民法典》一道被称为“欧陆法系中最重要的两部法典”。德国民法既继承了罗马法的传统，同时又结合了日耳曼部落的习惯法，是一部综合性很强的法典。
魏玛共和国时期进行投票选举的民众
文史君说：
法、德两国的民法典是大陆法系的两大支柱和源流，对后世形成的《日本民法典》和《中华民国民法》等一些国家的民法立法都有着充足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法国民法典》还是欧洲首部保护犹太人平等权利的法律。同样，即便在后来经历了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淬炼和纳粹统治时期的扭曲。《德国民法典》也一直顺利延续到了今日。两部法典内容和风格之干散流畅，条文术语之详略得当，可以说处处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辉！
『肆』 德国的 民法施行法 EgBgB 的中文版
http://www.docin.com/p-749704832.html
这个是豆丁上的链接，上面有德语和中文的对照版版，更好理解权。
『伍』 德国民法典的制定经过
研究德国民法典的制定经过，不只是一个法制史上的课题，更重要的，我们要从这里找出对中国立法工作有借鉴和学习价值的地方。
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时，全国分四个法域：普鲁士邦法的适用地域、法国民法适用地域、撒克逊民法适用地域以及普通法适用地域。直到1900年1月1日德国民法典施行之日，这四个法域才合而为一。
在全德范围内统一私法，这是德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但1867年7月1日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和1871年4月16日的德意志帝国宪法都规定，联邦和帝国关于私法的立法权只限于债务法、商法与票据法（如前所述，后二者当时已有帝国立法）。1873年，德国宪法第4条修改，帝国关于私法的立法权始扩及于全部民法。宪法第2条并规定了“帝国法优于邦法”（Reichsrecht bricht Landrecht）的原则，以求立法权的集中与法律的统一。
在此基础上，德国开展了长达20余年的德国民法典的立法工作。
1874年2月28日，成立了一个“准备委员会”（Vorkommission），决定制定民法典的计划。1874年6月22日，帝国参议院设立一个由十一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温德莎德担任委员长)。从事起草工作。这个委员会工作了十余年，于1887年末完成草案。1888年1月31日将此草案（称为第一草案）连同5卷理由书（Motive zumbuergerlichen Gesetzbuch）一并公布，供公众讨论。第一草案受到各方的批评。帝国司法部将各种意见汇集（达6册之多）后，参议院于1890年又任命一个新的委员会对第一草案进行讨论。1895年，完成了第二草案，将之提交参议院。参议院略作修改后，1896年1月17日帝国首相将此草案连同司法局的意见书（Denkschrift）提交帝国议会，是为第三草案。议会指定一个委员会对之进行了53次审议后，于1896年7月1日通过了草案。1896年7月14日参议院同意，同年8月18日皇帝批准，同年8月24日公布，定于1900年1月1日施行。其后，第二草案连同委员会的议事录（Protokolle）于1898年发表。
与民法典同时公布施行的有民法典的附属法律《民法典施行法》。施行法共218条，分为4章：⑴总则（其中包含国际私法的规定，原来在第二草案中是民法典的第6编：《外国法的适用》，经参议院移置于此）。⑵民法典与帝国法律的关系。⑶民法典与各邦法律的关系。⑷过渡规定。
与民法典同时施行的还有民法典的三个附属法律：⑴1897年3月24日公布的《关于强制拍卖与强制管理的法律》。⑵1897年3月24日公布的《不动产登记法》。⑶1898年5月17日公布的《非讼事件程序法》。
此外，与民法典同时施行的还有与之有关的几个法律：⑴1898年5月20日公布的《法院组织法》的修改文本。⑵同日公布的《民事诉讼法》修改文本。⑶同日公布的《破产法》修改文本。⑷1897年5月7日公布的《商法典》（通称为“新商法典”HGB）。
从德国民法典制定的全过程看，有几点值得提出来。这几点在立法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些是可供我们借鉴、学习的：
⑴德国民法典的制定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酝酿和讨论的阶段。在制定之前，德国法学界发生过历史上著名的“法典论争”。这个论争就德国应否制定一个统一的民法典，可能制定与否，以及应制定一个什么样的法典、应如何制定等，作了充分的讨论。这一讨论虽然未能直接导致民法典的制定，但论争的双方都由此进一步研究德国的“过去的法”，终于完成了潘德克顿法学的建立，为德国民法典的制定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可以说法典论争为德国民法典的制定完成了思想上的准备，潘德克顿法学为民法典完成了学术上的准备[11]。有了这些准备，到德意志帝国成立，德国政治上的统一一旦完成，制定民法典就水到渠成了。
⑵德国民法典制定工作本身也经过了很长的时间——23年（1873—1896）。这一点首先说明，当时德国的统治阶级（软弱的资产阶级与当权的容克贵族阶级）与法国大革命后新上台的资产阶级不同，没有法国资产阶级对于一部新的民法典的急迫需要，因为他们并不希望通过制定民法典去实现深刻的社会变革，也不希望用民法典改变私法方面的各种关系。德国统治阶级只想通过民法典统一各邦的法制，以加强帝国在政治上的统一。至于在法律上，德国已经有了几个邦的普通法典，尽可维持现状。因此，德国统治者在制定民法典时就不要要求迅速完成，而要求起草者尽量细致地进行工作，当时对第一个委员会提出的任务是：对德国现行的私法要从合适与否、内部真实与否以及合乎论理与否各方面加以探讨，特别对于诸大法典（按，这是指如普鲁士普通邦法等法典——本文作者注）与罗马法、德国的基础相异之处要研究其合适与否，尽可能求其均衡，从而草拟出适合于现代法学要求的草案[12]。第一委员会的工作长达13年，不仅提出了草案，而且提出了5卷理由书。以后的修改并没有对这一草案作大的变动。这种细致的工作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⑶德国民法典在长达20余年的制定过程中，历经两个起草委员会、一个议会的专门委员会（这个专门委员会开了53次审查会）的讨论，两次把草案公布向公众征询意见。参加委员会的不仅有专门的法学家（法官、法学教授），还有经济学家与各种实务工作者。参加讨论的更是广泛。许多著名的法学家都提出详细的意见，如奥托·冯·基尔克（Otto．V．Gierke）安东·门格尔（Anton Menger）等都从极不相同的角度提出批评性意见。对第一草案的意见，经帝国司法局汇编为6册，可见其多。可以说，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是集中了全国法学界与学术界的精英，集中了全国的智慧进行的。英国法学家梅特兰（F．W．Maitlalnd，1850—1906）说，德国民法典在其生效之时是当时世界上所有的最好的法典，他说：“我以为，从未有过如此丰富的一流智慧被投放到一次立法行为当中。”[13]
⑷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者不仅给本国制定了一个法典（对这个法典的评价是另一问题），也为本国和各国的法学者留下了一整套有系统的、完整的立法资料。这套资料包括：第一委员会的《立法理由书》、第二委员会的《议事录》、帝国司法局长呈交议会的《意见书》以及帝国议会专门委员会的《辩论记录》（Protokolle）。这些资料成为后人研究、了解德国民法典的最好的材料，更是法制史的最好材料[14]。而对于中国，这种完整地保存立法资料的做法，是我们应该学习的[15]。
⑸德国民法典公布后，同时或相继公布了一些必要的附属法律。这些法律都与民法典同时施行。最主要的是民法典的施行法。施行法详细规定了民法典与其他法律的关系、与各邦的邦法的关系，全面地、彻底地解决了、完成了制定民法典的任务——统一全德的私法。至于不动产登记法与非讼事件程序法则使民法典的一些规定得以落实。例为德国民法典实行物权登记制度，如没有登记法，这种制度就会落空。最后，由于民法典的公布，为了配合民法的实施将三个重要法律（法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予以修改，对一个重要法律（商法典）重新制定。这些工作，立法者都及时将之完成，使这些附属与修改或重定的法律都得以与民法典同时施行。德国皇帝选择了二十世纪的第1天作为施行这些法律的一天，使这一天成为德国法制史上辉煌的日子。对于我们说来，这种做法有重要意义。一个法律的实施，常常有赖于其附属法规与配套法规的制定，如果欠缺了后者，那个主法律也许就无法实施，主法律中的规定再好，也会落空。中国的《公司法》于1994年7月1日施行，但由于许多附属法规和配套法规没有制定公布，公司法里的不少规定也就无从实施而成为具文。所以在这种地方，我们应该学习德国的做法。
『陆』 德国关于冲突法的规定！
（二）德国冲突法的变化
在德国，人权问题影响冲突法是通过违宪审查机制来实现的。在人权保护方面，为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联邦德国宪法第1章就规定了基本人权问题：“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一切国家权力均有责任，去尊敬与保护之”。“德国人民承认，不可侵犯与不可剥夺之人权，既是每个社团、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之基石。”两德统一以后，原西德宪法适用于德国东部地区，但做了一些修改，增加了关于男女平等方面的规定。在宪法第3条第2款“男女享有同等的权利”之后，加上了“国家促进真正落实男女平等，并致力于消除现存的一些不平等”的规定；在其第3款“任何人不应因其性别、家世、种族、语言、籍贯、出身、信仰、宗教见解和政治见解而受到歧视或享受特权”之后，补充规定“任何人不应因其残疾而遭歧视”。由此，德国宪法对基本人权的重视和保护可见一斑。
德国宪法法院作为德国宪法的解释者，长期以来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制衡和保护基本人权不遗余力地发挥着政治和法律的双重作用。在欧共体建立以后，由于最初的三个共同体条约没有明确保护基本人权的条款，德国宪法法院保留了对涉及基本人权问题的司法管辖权。在1974年的Salancel案中，法院认为，如果欧共体缺少一种保护由宪法赋予德国人的基本权利的组织机构与程序，法院就必须保证欧共体法与德国宪法性要求相一致，因为宪法中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德国宪法法院认为欧共体缺乏对基本权利保护，特别是缺少一个具有充分立法权的、能对欧洲人民负责的民主选举的议会。只要统一化进程中缺少与宪法要求相一致的基本权利，宪法法院就保留审查欧共体法与德国宪法是否一致的司法权。这种情况直到欧洲法院开始关注人权保护以后才有所改变。
早在1971年，德国宪法法院就曾指出，在冲突法中应该考虑基本权利问题。德国还专门修改了其冲突法（意大利也是一样），删除了在家庭事务中适用对丈夫有利的法律规定，因为这一规定违反了宪法关于夫妻双方平等的原则。1986年《联邦德国国际私法》第6条将德国宪法法院的观点明确地形成法律：“如果适用某一外国法律……与基本法发生冲突时，则不适用该外国的法律而适用德国的法律。”它是德国宪法对冲突法进行限制的最直接的法律依据。在著名的“西班牙人案”中，一位西班牙人准备娶一位德国妇女为妻，该妇女已与本国前夫有效地离婚。根据当时的《德国民法施行法》第13条，男女结婚能力适用各自本国法，而根据当时的西班牙法律，西班牙人不能与离婚的人结婚，德国受理法院最初以此为由驳回他们的结婚请求，后来他们在德国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讼。宪法法院作出了相反的判决，认为：宪法第6条保护家庭的规定意味着人们有权缔结婚姻，无论对于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同时，德国已加入的《欧洲人权公约》第16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缔结婚姻，不受种族、宗教和国籍的限制。如果冲突规则的适用结果违反了宪法性的规定，理应放弃冲突规则，而直接适用宪法的相关规定。在随后的许多案例中，德国宪法法院以违反宪法为由，废除了一系列婚姻家庭法方面的冲突规则，这些冲突规则大多以丈夫一方的国籍为连结点来指引法律适用。例如，德国最高法院在1983年废除了《德国民法施行法》第15条，该条文规定：“夫妇财产制，在结婚时夫为德国人，则依德国法。”理由是它们违反了基本法第3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男女平等的规定。该法第17条“离婚依起诉时夫之本国法”也以同样的理由被废除。
总的说来，在欧洲，虽然没有产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法律适用理论，但欧洲各国显然接受了美国国际私法各流派对实质公正的价值追求，并将这种价值追求转化为改变或制定与个人权利关联的冲突规则。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他们没有含蓄或隐晦地使用“公正”标准，而是直接以人权观念为价值目标，以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为衡量标准，去检验和改变冲突法领域中的具体制度和规则。从制度角度来看，主要涉及国籍和外国人的民事法律地位、公共政策、法律规避与直接适用的法等。
1．在国籍与外国人的民事法律地位方面，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欧洲各国普遍淡化了国籍作为连结点在冲突规则中的作用，赋予外国人与本国人同等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保护。一方面，淡化国籍因素是为了适应欧洲共同体建立以后，各国人民相互流动频繁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给予外国人（特别是共同体内部各国人民）与本国人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对外国人实行彻底的平等保护，体现了欧洲各国在人权保护方面强调人权普遍性的思想。
2．在公共政策方面，是否违反本国关于基本人权保护的政策成为公共政策保护的一项基本内容（如前文中提及的法国和德国的情况）。从男女平等原则，到诉讼权利救济（欧洲宪政思想中的正当程序保护），都围绕人权问题展开。在人权保护以外的公权方面，则很少引用此制度。
3．在直接适用的法方面，欧洲各国不论是单独还是通过欧共体（现欧盟）制定了大量关于人权保护的实体私法，并且赋予这些法律以强制的直接效力。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当外国法或共同体法与本国有关人权保护的国内法冲突时，不再按照法律选择的一般规则去适用外国法（或共同体法）；二是当国内法与《欧洲人权公约》或有关人权保护方面的共同体法不一致时，适用人权保护水平更高的法，将国际条约或共同体立法中的内容解释为符合本国宪法保护的人权要求。同时，对于规避人权保护方面法律（包括规避外国有关人权保护方面的法律）的行为，不赋予法律效力。
人权保护对于冲突规则变化的影响最为明显，主要涉及3个方面：
1．出现了结果定向的双边规则。从实质正义的角度出发，在双边选择规则中，法院有权选择有利于某种结果出现的法律。这种规则主要适用于以下3种情况：（1）有利于婚姻、遗嘱和合同成立效力的法律；（2）有利于某种身份关系成立的法律，如非婚生子女的准正，离婚的有效解除等；（3）有利于特定方当事人的法律，如侵权行为的受害者、被扶养人等。
2．在冲突规则中体现对弱者权益的特别保护。如在跨国劳动雇佣争议、跨国消费者权益保护争议以及跨国产品质量侵权争议等方面，除了制定有结果定向的双边规则外，要优先选择对弱者有利的法律。
3．人权保护在冲突法的国际立法方面也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受人权保护思想的影响，许多国家的冲突法立法都进行了修改。这就为相关领域的国际立法提供了可能。在人权保护水平大体一致的西欧国家，自19世纪50年代以后，相继缔结了一些与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有关的冲突法条约，如1958年《海牙扶养儿童义务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公约》、1970年《海牙承认离婚和分居公约》等。
『柒』 德国民法典的立法精神
从上面已可看出，德国民法典在立法精神方面与法国民法典绝然不同。研究比较法学的人几乎都指出了这点。用最简单的说法，法国民法典是一部革命的法典，其特点是破旧立新。德国民法典是一部保守的、甚至是守旧的法典。法学家们对这一点说得很多，不必一一引用；K·茨威格特和H·克茨称德国民法典是“保守而又有特点的法典之一。”他们两次引用了拉德布鲁赫的话：“与其说（德国民法典）是20世纪的序曲，不如说是19世纪的尾声。”[24]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认为，各国编纂法典（特别是民法典）有不同的目的，例如法国民法典兼有守成、统一和更新三重目的，而德国民法典的目的主要是统一[25]。都说明德国民法典的这一特点。
德国民法典的这一性格是与当时德国统治阶级——制定民法典的当权者——的性格分不开的。当时德国的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与容克贵族融合而成的。它对当时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守成”而不是“革新”。它要求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保留容克贵族的利益。即使在社会经济发展已提出的问题上，它也要求尽量维护现状，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再从制定法典这一点看，法国民法典的制定，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市民阶级）的要求，是“第三等级自下向上奋斗的结果”[26]。而德国民法典是由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自上而下制定的。这种不同当然对两个法典的性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下面提出几点，对此作一些具体的说明：
⑴首先是法典（国家)对教会的态度。法国民法典完全排除了教会在婚姻方面的势力，教会在法典中无存身之处。德国民法典迟了一百年，却做不到这一点。德国民法典第4编（《亲属法》）第一章虽然标题为《民事婚姻》，但在起草时实际是以基督教的宗教风俗观念为基础而制定的[27]。不过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在这一章里，还有一节（最后一节）标题为“宗教的义务”。该节里只有一条（第1588条）：“关于婚姻的宗教义务，不因本章的规定而受影响。”这种规定分明是对宗教的妥协，甚至投降。而且这一条一直保留到现在。至于在婚姻、家庭和继承的其他方面，德国民法典也和其他欧洲各国民法一样，所有封建性的规定（如男女不平等、歧视非婚生子等），直到第二次大战后才有所改革。
⑵在民法典第3编《物权法》里，保留了一些封建土地制度中和封建财产制度里的东西。法国民法典消灭封建制度较为彻底，取消封建领主的一切权利。德国民法典一方面直接保留了日耳曼固有法（封建社会的法）中的某些物权制度（如土地的产物负担就是从封建的领主权演变而来的），另一方面允许州法中的某些物权继续有效（由民法施行法规定），从而使一些封建制度保存下来。例如封建社会所盛行的先买和买回两种制度，都为德国民法典所保留。德国民法典既在物权编中规定了物权的先买权（第1094条以下），又在继承编中规定了共同继承人的先买权（第2034条）。而先买权在法国民法典中已被取消。至于买回，法国民法典规定约定买回期间不得超过5年，超过5年的，应缩短至5年。此期间为严格的，法院不得延长之（第1660、1661条）；．而德国民法典规定对土地的买回期可以长达30年（第503条）。比较起来，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德国民法典虽在100年之后，都是落后的。
⑶制定德国民法典时，资本主义已走向垄断阶段，民法中已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和处理这些问题的办法，但是德国民法典却对这些新问题视而不见，对这些新办法拒不接受。最主要的例子是：德国早在1838年已在普鲁士铁路法中规定了铁路危险责任，但德国民法典中仍不规定这种责任。德国民法典仍以过失原则作为侵权行为的普通原则。又如德国民法典只规定雇佃合同，而对于当时正在兴起的劳动合同关系不作规定，将之排除于民法之外。当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公布后，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安东·门格尔（Anton Menger）已对该草案未能照顾到无产阶级的利益提出批评，但是以后的第二草案以及最后公布的民法典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改进。在民法典于1896年夏季在帝国国会通过时，社会民主党投了反对票，正是因为这个原故。[29]
德国民法典也不是完全没有一些适应时代需要的规定，例如对民法三大原则（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过失责任）的限制、对承租人的照顾（但如进一步规定“买卖不破租赁”，与其说是保护承租人，不如说是适应房地产资本家的利益）、设定一些“一般条款”等；但这些都只是当时已成立的法律关系的记录，没有什么新意。特别是在亲属法与继承法里，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相比，仍在踏步不前。正因如此，一些法学家在论及德国民法典时，除了经常引用拉德布鲁赫的那句警句之外[30]，还经常引用齐特尔曼的话：德国民法典是“一个历史现实的审慎终结，而非一个新的未来的果敢开端。”[31]这两人的话说得再恰当不过了。
『捌』 德国民法典的立法技术
德国民法典在立法技术方面的高超的成就，一直是脍炙人口的。这种成就表现在：在大的方面，整个法典的体系十分合理，逻辑性强；在规定方法上，采取适度的概括方法；在用语方面，名目做到精确一致。以下就这三点加以说明，然后指出其优越之处。 德国民法典的体系是五编制，前面已论述了五编分立的理论问题。现在说说逻辑方面的问题。这五编的排列是演绎式的，就是由抽象的概括的原则出发，逐步走向具体。先是总则，这里面都是抽象的原则性的规定，而后债、物权、亲属、继承，都是较为具体的法律关系。在编以下分章、由章而节，也是由一般到个别，由抽象到具体。譬如债编，先由债的普通原则（债的内容）起，最后到各种债务关系。物权编也是一样，由各种物权都具有的占有始，而后规定各种物权。亲属编由亲属关系的基础，即婚姻始，继之以亲属和监护。各节也是一样。每节的第一条差不多都是该节所规定的法律关系的总说明，以下再分别规定各种具体事项。在“买卖及互易”（第2编第7章第1节）、“侵权行为”（同上第25节）各节里，这种规定方法最为典型。
这种规定方法不仅条理清楚，而且避免重复。例如关于契约的成立，在第2编第2章里规定了，到规定各种债务关系时，就不再逐一规定。
要在德国民法典中查找某一种事项的规定，只要掌握了这种体系的要领，就很方便。例如关于物的买卖的债的关系，我们应该按着买卖（第2编第7章第1节）、双务契约（第2编第2章第2节）、契约的一般规定、债的一般规定的顺序去查，最后直到总则编。看惯了德国民法典的人去看美国统一商法典，会感到不习惯，就是由于这两个法典在立法技术上很不相同。 德国民法典在规定某种法律关系或某一事项时，用的是适度概括的方法，而不用罗列的方法。罗列的方法，可以法国民法典第524条、第533条、第534条为例，将法律所欲规定的事物逐一罗列。这样做的好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无待解释，但其缺点是不易罗列齐全，有挂一漏万之虑，又无法预见到将来可能发生的新事物，还有条文冗长等缺点．德国民法典没有这样的条文；德国民法典常常用“等”、“其他”字样，例如第823条规定侵权行为的受害客体，在列举了“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之后，接着规定“或其他权利”。这种规定为以后法官运用该条留下可以发展的余地。
在英、美的法律中，常有很长的“定义条文”，德国民法典在这方面用了些巧妙的方式，如第83条中的“以身后处分（即因死亡而发生效力的处分）”，第194条中的“请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请求权）”实际上都是定义。又如第854条第1款的规定：“取得物之占有，是由于取得对于物的事实上的支配力”，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定义。德国民法典用“适用”（第342条）、“准用”（第27条）、“不适用”（第173条），等字样，以表明各个条文间的关系，避免条文的重复，而又尽量不使出现漏洞。 德国民法典以概念的细密精确，用语严格准确著称。每个概念用一个词去表达，反转来，每个词只表达一个概念，不同的词所表达的概念不同。德国民法典不仅在一些很专门的用语上做到了这一点，就是一些普通的用语，也是如此。例如在条文中常常有“视为”（gilt als）、“有疑义时”（im Zweifel）、“但……不在此限”（es sei denn，dass……）等，也都用得很严格，不会让人曲解，也不会使人误解。
德国民法典有时也使用一些概括好、抽象的用语去表达一些无法确定的概念，例如“重大事由”（第626条）、“重大过失”（第521条）、“公平的方法”（第315、317条）、“不公平”（第319条）等，不过也都用得恰如其分。
总之，在立法技术方面，德国民法典是“可与任何一部重要的法典相匹敌的。”[32] 当然，在立法技术方面，对德国民法典持批评态度的也不是没有。一方面，法典的严格性使法律的硬性规定过多，僵硬的框框使法律失去灵活性；甚至陷于僵化。另一方面，法典的精确性使法律很深难懂。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联系德国的法学水平与司法制度来看。德国在民事诉讼中采用强制律师主义，德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都具有较高的水平，这些都足以使德国人民不太重视这部民法典在这方面的缺点。正因如此，在《瑞士民法典》公布之后，这些缺点与瑞士民法典相比之下更形突出，有人甚至要废除德国民法典[33]，但实际上，这种过分偏激的意见，并未能动摇德国民法典的地位。
德国民法典立法技术的优越性在今天看来已完全可以肯定。自1900年德国民法典施行以来，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个期间，德国经历了几次极其深刻的社会震荡，经济的发展使社会面目大改，而民法典，除亲属法经过大的修改外，其他几编都没有大的修改。为什么一个保守的、守旧的法典，会适用百年之久，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呢?这就要从这部法典本身所固有的优越性去找原因，如果法典本身不具备一定的可以维持它的生命力的优点，它是无法长久延续下去的。有一些与德国民法典同时存在甚至在它之后的民法典在临到社会变革时都不存在了。这种情况除了许多外部原因和条件外，只有法典本身可以解释。
一百年来，德国在民事法方面，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去补充、修正、发展民法典，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一是立法，包括修改民法典和在法典之外制定单行法。一是法院的判例。前一种办法，通常只在后一种办法无能为力时才采用。而在情况可能时或在问题初发生时，常常只采用后一种办法。本文只讨论后一种办法。
通过判例以补充、发展甚至纠正、修正民法典的事例，已屡见不鲜。在大陆法国家，特别在德国，法官本来没有“造法”的权力，德国民法典也没有如同瑞士民法典第1条第2款那样赋予法官在必要时“立法”的规定，因而德国法院的法官要这样做，就必须在民法典中求得一点“基础”。恰巧德国民法典就为法官备下了这种基础。这就是德国民法典通过立法技术而备下的。
这种基础有两种。一种是德国民法典的概括性的规定。这种规定为“发展”留下了余地。例如第823条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定中，判例利用“其他权利”，使工商经营权（Gewerbebetrieh）及一般人格权也得到保护。又如关于一般契约条款，民法典中并无规定，但随着垄断性企业的发达，法院认为有对之加以管制的必要。判例先是以民法第826条为判决基础，后来改用第242条，后来改用第315条[34]。这些例说明德国民法典在其概括性规定中包含有法官可以据以发展这种规定的余地。这就是立法技术的优越处。
另一种基础是民法典中的一般条款，这是较之前一种更使法官驰骋余地的一种规范。这里特别应提及第242条，即诚实与信用原则。德国有许多对民法典加以发展的判例都是以这一条为判决基础的。最著名的是解决了第一次大战后由于德国马克贬值而引发的债务纠纷案件。此外，德国判例还利用这一条发展了一些新的原则，如“交易基础消灭”、“滥用权利”等，“从而修正了民法典契约法中最初的个人主义的僵硬性。……第242条的一般条款已证明是契约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伦理观念的一种重要手段。”[35]
上述两种基础显然是当初民法典的制定者所安排的。它们当时可能没有想到，这种安排在后世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重大的法典，其立法精神当然重要，立法技术也是重要的。后者有时甚至可以对前者发挥很大的影响。德国民法典说明了这一点。
『玖』 涉外抚养的法律适用原则有哪些
您好！
关于涉外抚养的法律适用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适用扶养人的属人法。这种主张认为，扶养义务是扶养制度的基础，因而对扶养的法律适用不作分类处理，笼统地规定适用扶养人的属人法。例如，1982年《土耳其国际私法》规定，扶养义务适用扶养人的本国法。
第二，适用被扶养人的属人法。目前大多数国家采取这种做法。这种主张认为，扶养制度是为被扶养人利益而设置的，扶养适用被扶养人的属人法能够符合这一宗旨。这种主张对扶养的法律适用也不作分类处理，概括地规定适用规定，扶养的义务，依扶养请求泰国国际私法被扶养人的属人法。例如，《泰国国际私法》规定，抚养的义务，依抚养请求人的本国法。
第三，适用扶养人和被扶养人共同的属人法。这种主张认为，扶养义务在一定亲属间是双向的，因此，扶养的准据法选择应兼顾两者的利益而适用双方的共同属人法。例如，1986年修改后的的共同属人法。例如，德国民法施行法》就作了类似的规定。
第四，根据扶养的不同类别，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如上所述，扶养有夫妻之间的扶养、父母子女之间的扶养以及其他亲属之间的扶养之分。因此，有些国家立法对各类扶养分别规定应适用的法律。例如，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第39条规定，夫妻之间的扶养，适用起诉时夫妻共同的属人法；若有不同，适用其最后的共同属人法；再无，适用其最后的共同住所地法；若其共同住所地也没有，适用法院地或其他机构地法。而第45条规定，父母子女之间的扶养适用子女的属人法。第47条规定，亲属间相互扶养义务适用扶养权利人亦即被扶养人的属人法。
我国《民法通则》第148条关于扶养法律适用的规定较为特殊。该条规定，扶养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是按最密切联系原则来确定扶养的准据法的。在具体适用上要注意，这里所指的“扶养”应作广义解释，它包括父母子女之间的扶养、夫妻相互之间的扶养以及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人之间的扶养。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的司法解释，在确定“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时，扶养人和被扶养人的国籍、住所以及供养被扶养人的财产所在地，均可以视为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的联系。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9条规定：“扶养，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中有利于保护被扶养人权益的法律。”此条强调对扶养权利人权利的优先保障。适用最有利于扶养权利人法是用利益因素分析的方法来适用法律的，无论选择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只要该法律有利于扶养权利人获得最大的权益,则适用之，反之则不予适用，但前提是该国法院具有管辖权，且不与本国的冲突法规范以及所加入的国际条约相冲突”
根据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新法优先于旧法的规则，《和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9条应优先于《民法通则》第148条的适用。
如能进一步提出更加详细的信息，则可提供更为准确的法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