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人民法制

㈠ 市法制办属于哪个部门的

市法制办是市政府直属机构，以杭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为例，根据职责，市法制办设5个内设机构：

（一）秘书行政处（综合处）

综合协调办机关日常工作；建立健全机关各项规章制度；协调实施年度工作目标责任制；承办机关文电、重要会务、政务信息、机要、保密、档案、信访、提案议案、宣传、安全保卫、机关财务、行政后勤等日常工作；承担办机关的机构编制、组织人事、队伍建设等工作。

（二）法规处

具体拟订市政府立法计划，承办市政府的立法工作；审核或组织起草有关重要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草案；组织实施有关市政府规章的立法后评估工作；承担有关市政府规章的立法解释工作；承担市政府规章的清理、修改或废止工作；

（三）复议应诉处

受理并审理市政府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以市政府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诉讼的应诉工作;指导和监督全市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和行政调解工作;组织起草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和行政调解工作的配套制度及有关规范性文件;负责涉及行政复议的来信来访工作。

（四）执法监督处。

组织实施全市推进依法行政（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指导全市的行政执法监督和规范行政行为工作;承办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向市政府报送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和重大具体行政行为的备案审查工作;承担审查、认定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和委托执法备案审查工作。

（五）法律事务处。

为市政府重大决策、行政行为、合同行为及其他法律事务提供法律意见；受市政府委托，代理诉讼、仲裁、执行和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为市政府拟发的规范性文件提供法律审核意见；承担市政府法律顾问室的日常工作。

(1)杭州人民法制扩展阅读

市政府法制办主要职责：

1、承担统筹考虑、统一安排市政府立法工作的职责，研究拟订市政府立法工作年度计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2、负责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审查、认定工作；负责处理行政执法投诉；协调部门之间在行政执法中产生的矛盾和争议；负责市政府行政执法监督的具体工作。

3、组织实施全市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协调依法行政工作中的有关问题；组织实施依法行政（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评议考核；负责全市行政执法、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和政府法制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行政执法证件的发放管理工作。

4、负责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有关业务指导和协调工作；参与研究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

5、研究行政立法、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调解、行政赔偿、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执行等涉及政府行为共同规范的法律、法规、规章实施以及行政执法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向市政府提出完善制度和解决问题的意见，拟订有关配套制度和措施。

㈡ 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都有哪些

一、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案
这是金融领域一起触目惊心的腐败大案，赖小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原董事长，2021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和重婚罪判处赖小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赖小民之所以因贪腐而被处以极刑，判决书中四个醒目的“特别”给出了答案：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的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经司法机关最终认定，从2008至2018十年时间里，赖小民收受、索取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88亿元，是迄今为止人民法院受理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受贿数额最大的贪官。
赖小民不但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而且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具有主动向他人索取贿赂等多项依法从重情节，赖小民的绝大部分受贿行为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属于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顶风作案，犯罪行为的社会影响特别恶劣。
为了满足个人的贪欲，赖小民违背国家政策，参与一些明令禁止国有金融机构涉足的项目，最终导致一些巨额投资放债业务出现问题，资金难以收回，对国有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秩序造成严重侵害，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金融风险，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法院认为，赖小民到案后，虽然有重大立功表现，但赖小民的四个“特别”，使其具有的“重大立功表现”情节不足以从宽处罚。赖小民提起上诉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21年1月29日上午，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赖小民执行了死刑，巨贪伏法、罚当其罪。
二、侵害英烈名誉、荣誉刑事第一案
中国西部边陲，喀喇昆仑高原，2020年6月，外军公然违背双方协定，悍然越线挑衅。陆军某边防团团长祁发宝带领几名官兵据理交涉，遭到了对方的暴力攻击。面对数倍于己的外军，祁发宝和战友们与对方展开殊死搏斗，誓死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祁发宝身负重伤，营长陈红军以及战士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英勇牺牲、以身殉国。

2021年2月，5位卫国戍边官兵的英雄事迹首次被公开，“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他们张开双臂把胸膛迎向外军的一幕令无数国人感动落泪，烈士陈祥榕写下的“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深情告白引发了全社会的情感共鸣。

然而，2月19日上午，一个微博名为“辣笔小球”的博主先后发布了两条微博，歪曲卫国戍边官兵的英雄事迹，诋毁贬损卫国戍边官兵的爱国精神。“辣笔小球”这两条“辣眼睛”的微博在网络上迅速扩散，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引发公众强烈愤慨。
2月20日，网名“辣笔小球”的犯罪嫌疑人仇子明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以往对于此类案件大都是追究民事责任，2021年3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专门增设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标志着我国在英雄烈士名誉、荣誉保护方面民事、行政、刑事三个层级的规制措施全面建立。“辣笔小球”案成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设立后的全国首案。

2021年5月31日，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仇子明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八个月；宣判后，仇子明未提出上诉。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刑庭庭长 杨浩：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人民群众对于这个行为的反应非常强烈，可谓是群情激愤，我们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完全符合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犯罪构成的。
三、“10·18”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
一个电话、一条短信，或冒充客服退货退款、或冒充公检法人员威吓哄骗、一次“中奖”带来了一连串陷阱、甜言蜜语背后暗藏着凶险的“杀猪盘”，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屡打不绝。电诈“毒瘤”、民之公敌；铲除公害，民之所盼。

打防管控，以“打”为先，各级政法机关以法为剑，全链条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2021年4月，“10·18”特大系列电信诈骗案在成都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是一起作案手法隐蔽、涉案人数众多、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的跨境诈骗犯罪。法院查明，2019年3月，主犯苏某某等人在菲律宾设立电信网络诈骗窝点，雇佣被告人朱某某、董某等100余人，利用交友软件推荐虚假赌博网站，诱骗1500余名被害人充值参赌，涉案金额共计1.04亿余元。2021年6月16日，成都铁路运输两级法院集中公开宣判，涉案的98名被告人分别因犯诈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十二年至一年不等有期徒刑，其中判处五年以上刑期的35人，重刑率达40%，98名被告人被判处罚金共计2400余万元。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10.18”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审判长 徐翔：坚持刑事打击、经济打击双管齐下，用足、用尽从严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法律手段，形成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
猛药去疴、重拳生威，“10·18”系列案件审判的从严从重、依法严惩，有力震慑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彰显了司法为民、除“骗”务尽的立场与力度。
四、百香果女童被害案
这是一起让人不忍重提却又难以释怀的侵害未成年人凶案。广西钦州灵山县小学生杨晓燕，遇害时年仅10岁，人们痛惜地把她叫做“百香果女童”。
2018年10月4日中午，晓燕独自在家附近售卖百香果，正当她走在回家的小路上，一双邪恶的眼睛盯住了晓燕。

同村村民29岁的杨光毅，当看见晓燕独自一人在售卖百香果，顿时产生了邪念，将晓燕劫持到了附近的山上，晓燕大声呼救，杨光毅掐紧晓燕的脖子，导致女童当场昏迷，随后，杨光毅使用折叠刀、蛇皮袋等作案工具，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残忍手段将10岁女童奸杀。
案发第二天，面对警方的询问，杨光毅拒不承认自己作案。案发两天后，杨光毅在其父亲的陪同下到灵山县公安局伯劳派出所自首。
2019年7月12日，钦州中院以强奸罪一审判处杨光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光毅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3月25日，广西高院作出二审判决，改判杨光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依据是杨光毅投案自首，可以依法从轻，改判死缓。
二审改判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百香果女童遇害案引发公众热议，如果恶魔可以因为自首而被法律宽恕，那如何依法保护未成年人？
杨家共有五个孩子，晓燕的父亲在她一岁时因见义勇为离世，全家六口人的生活一直靠母亲打零工勉强支撑，丧女之痛与改判结果，让晓燕的母亲无法接受，于是委托律师向广西高院提起申诉。

被害女童的母亲：太无辜了，这世上有这样的公道吗？
正义不可缺席，罪刑终有法定。2020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杨光毅强奸一案调卷审查，经过近6个月的依法审查，2020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指令广西高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再审。

2020年12月15日，杨光毅一案在灵山县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2020年12月28日，广西高院公开宣判，撤销原二审判决，改判杨光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原审被告人杨光毅犯罪动机卑劣，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危害后果特别严重，既违国法，又悖天理，更逆人情，虽有自首情节，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 罗智勇：严厉惩处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犯罪行为，是我国法律的明确规定和一贯立场。保护未成年人就是保护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历来持零容忍的态度。
五、中国证券集体诉讼第一案
2018年10月16日，一篇揭露康美药业货币资金造假的文章出现在网上，康美药业股票当天盘中触及跌停，之后连续三天跌停，市值腰斩，数万名股民血本无归、欲哭无泪。

证监会立案调查显示：康美药业2016年年报虚增货币资金225.8亿元；2017年年报虚增货币资金299.4亿元；2018年半年报虚增货币资金361.9亿元。这是A股市场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财务造假，造假数额之大、手段之恶，震惊市场。
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是证券市场的一颗“毒瘤”，严重伤害广大股民的合法权益，危及市场秩序和金融稳定发展。此前，对于此类行为的行政处罚只能处以几十万的顶格罚款，如此恶劣的造假，违法成本却极低。
但公正不会一直缺席，这一次被割的不再是“韭菜”，财务造假者自己终于躺在了砧板之上。

2020年3月1日，我国新《证券法》开始实施，明确引入了中国特色的集体诉讼制度，对典型重大、社会影响恶劣的个案将依法启动集体诉讼，集体诉讼降低了维权成本，提高了违法成本，这起上市公司最大规模造假案也因此成为中国证券集体诉讼首案，涉案投资者人数超过5万人，绝大多数为中小股民。如果胜诉，5.2万名原告将创下我国司法领域获赔人数之最，5.2万名原告的诉讼，将如何开庭审理呢？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研究院院长 李曙光：证券法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条款，这一次增加了，就是要搞中国特色的代表人诉讼制度，那么只要特别代表人诉讼一发起的话，它就是覆盖所有的中小投资者。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庭长陈舒舒：因为我们这个集体诉讼是以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方式来进行的，投资者他只要知道有这个集体诉讼在进行，一不花钱，二不花时间，三也不需要本人来亲身参与整个开庭宣判的过程。
2021年11月12日，随着广州中级人民法院的法槌敲响，长达近三年的康美药业财务造假案当庭宣判，康美药业等相关被告承担投资者损失总金额约24.59亿元，赔偿金额之高创下了国内A股市场同类案件之最。
六、民法典“自甘冒险”适用第一案
2020年4月20日，当时70岁的宋某与其他球友在北京某公园内进行羽毛球三对三比赛，激烈较量当中，周某杀球进攻、大力暴扣，宋某伸手举拍，防守未果，当场被羽毛球击中了右眼。

事发后，宋某三次去医院就诊，诊断结果为右眼外伤性人工晶状体脱位，右眼最佳矫正视力为0.05，接近失明，并支出医疗费7170.73元。对此，宋某认为周某明知道他年龄大、反应慢，眼睛曾受过伤，但仍然选择大力扣球，虽不存在故意，但存在重大过失，于是将周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2021年1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正式实施，2021年1月4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这是民法典中“自甘风险”原则首次在庭审实践中应用，成了公众高度关注的焦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宋某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对抗性竞技比赛，应认定为“自甘风险”的行为，当庭判决，驳回了原告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民法典实施一年来，一个个纸面上的法律走进日常生活成了裁判规范与行为准则，腹中的胎儿是否有继承权、高空抛物受害者如何维权、见义勇为是否会被讹诈，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彰显了民法典“民”字当头，以民为本，正在成为“百姓生活的网络全书”。
七、“人脸识别”第一案
“扫码”与“刷脸”现在已经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态。2019年4月，浙江杭州市民郭兵花费1360元，购买了一张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畅游365天”的双人卡，并确定以指纹识别方式入园游览。同年10月，园方将指纹识别升级为“刷脸”入园，并要求用户录入人脸信息，否则将无法入园。“刷脸”认证在大多数人看来就是对着手机点点头、眨眨眼的事儿，但郭兵认为人脸信息属于高度敏感个人隐私，野生动物世界无权采集，不接受人脸识别，要求园方退卡。园方则认为，从指纹识别升级为人脸识别，是为了提高效率。双方协商无果，郭兵一纸诉状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告上了法庭。

原告 郭兵：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还感叹我说这家公司收集这个敏感个人信息越来越过分了，这种行为不仅仅是侵犯我一个人的合法权益，我说所有的年卡用户包括一些可能要去办年卡的用户，他其实都会受到影响。

2020年11月，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赔偿当事人郭兵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1038元，驳回了郭兵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对于判决结果，郭兵与野生动物世界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这起因为“刷脸”而“刷”出的诉讼，成为我国“数字经济背景下人脸识别纠纷第一案”，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2021年4月9日，备受关注的“人脸识别第一案”二审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法院判定，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赔偿郭兵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共计1038元；删除郭兵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以及指纹识别信息；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杭州市中级法院主审法官韩圣超：法院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只有在消费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经营者才能收集使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而且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
八、吴春红申请再审无罪赔偿案
2020年4月1日是吴春红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被宣告无罪释放，从开始被羁押服刑到重获自由之身，已经过去了整整5612天。
2004年11月，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两名幼童食物中毒、一死一伤，同村村民吴春红被认定为凶手。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三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吴春红死缓，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三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08年，商丘中院第四次开庭判处吴春红无期徒刑，从此，吴春红和家人走上了多方申诉的漫漫长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让公平正义前所未有地深入人心、落地有声，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让一起起冤错案件相继依法得到纠正。201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吴春红案，2020年2月24日，河南省高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宣告吴春红无罪。

吴春红：终于盼来了，判了无罪，当庭释放，我心里蛮激动。
沉冤昭雪，无罪归来，尽管无妄的牢狱之灾已经结束，但失去自由的五千多个日夜、身心所遭受的痛苦煎熬，成为了吴春红难以愈合的创伤。2020年6月，吴春红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2020年8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吴春红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94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8万元，并向吴春红赔礼道歉。
吴春红认为赔偿金额偏低，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复议书。在冤错案件中，受害人最大的伤害来自精神损害，在中国法治进程中，一些“特例”的出现会为前路标注下鲜明的路标。202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20）最高法委赔25号国家赔偿决定，将原来的68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提高至120万元。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红：吴春红他由于刑事案件的错判执行，导致他遭受到了精神上的巨大的痛苦，他的身体患了多种疾病，也影响到他的生产生活了，赔偿委员会所做的决定可以说对于司法解释将来的适用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九、种子套牌侵权纠纷案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事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党总书记强调，要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金粳818”水稻品种是由天津市水稻研究所研发的植物新品种，江苏金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对其享有独占实施许可权。江苏亲耕田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未经许可，通过微信群寻找潜在的交易者，收取会员费后提供“金粳818”种子交易信息，根据买家的需求安排送货。
金地公司认为亲耕田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向法院诉请判令亲耕田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300万元。亲耕田公司称其仅是向种子供需双方提供自留种子信息，由供需双方自行交易，并未销售被诉侵权“金粳 818”稻种。

一审法院认为，亲耕田公司为达成涉案种子交易提供帮助，构成侵权，并适用惩罚性赔偿，判决支持金地公司全部诉请。
亲耕田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应认定亲耕田公司系交易的组织者、决策者，构成销售侵权，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帮助侵权予以纠正。亲耕田公司未获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违法销售“白皮袋”种子，侵权行为情节严重，一审法院按照赔偿基数的二倍适用惩罚性赔偿正确，故判令驳回上诉

㈢ 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的地理位置

地址:杭州市省府路8号。

㈣ 中国首家互联网法院为什么在杭州试点

早在2011年，杭州法院就开始积极探索新型网络空间治理模式。杭州作为互联网经济发达地区，聚集着一大批著名互联网企业，拥有阿里巴巴、支付宝、淘宝、天猫、网易等众多知名电商企业，涉电子商务纠纷多发频发，现实司法需求大。

设立互联网法院，杭州有现实的需求。早在2015年4月16日召开的浙江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就提到一个数据，“阿里巴巴的专门队伍，一年要处理超过400万起交易纠纷。这其中部分纠纷未必能圆满解决，就会进入诉讼通道”，当时的会议就提出浙江法院在审判模式上要探索创新“互联网+审判”的新模式，探索推进电子商务的网上法庭建设，提升电子商务高速发展中的法治水准和司法保障。

2015年4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始布局“互联网+审判”的新模式，确定由西湖、滨江、余杭三家基层法院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试点法院，分别审理网络支付纠纷、网络着作权纠纷、网络交易纠纷及其上诉案件。

这四家法院的分工也有所不同，对应审判的分别是网上着作权纠纷(滨江法院)、网络支付纠纷(西湖法院)、网上金融交易纠纷(余杭法院)，杭州中院则负责三家基层院的二审工作。不难发现，相应的试点都有现实依据：滨江辖区内高新互联网企业众多；西湖辖区有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余杭辖区内则有天猫、淘宝电商平台。

2015年5月28日，杭州余杭区人民法院23号法庭，浙江法院电子商务网上法庭第一案正式开庭——一位买家在天猫网上买了38罐营养品，但他认为这些营养品超范围、违规使用营养强化剂，要求深圳的一名商家退一赔十。开庭时，原被告双方都在各自电脑前举证、陈述理由，而证据(包括购物时的旺旺聊天记录、产品单号等信息)则在开庭前由双方通过网络同步到了法院，法官也在电脑前审阅。

2015年8月13日，“浙江法院电子商务网上法庭”正式上线。截至今年4月，共计收到普通案件申请2.2万件。随着经验的不断辐射和扩大，全省已有15家法院加入网上法庭平台。杭州大数据产业基础扎实在技术上具有明显优势，已经完全具备了承接“互联网法院”建设工作的能力。

今年1月份，浙江省高院院长陈国猛表示，浙江法院将积极推动设立杭州网络法院，促进网络法治的健全发展。杭州网络法院是基于杭州法院原先的电子商务网上法庭而建，将涉及网络的案件从现有审判体系中剥离出来，构建专业的司法体系，专门审理和研判此类涉网案件。

因此，此次互联网法院首先在杭州挂牌试点，也是基于多方面原因考虑。

㈤ 杭州互联网法院目标定位是什么

今年1 月，杭州方面开始筹办互联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当时表示，浙江法院将积极推动设立杭州网络法院，促进网络法治的健全发展。

日前，杭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马晓晖实地调研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杭州互联网法院筹备及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建设等情况的汇报。

设立网络法院，目的在于将涉网案件从现有审判体系中剥离出来，充分依托互联网技术构建专业、高效、便捷的司法运行体系，依法妥善处理网络纠纷，当好互联网空间依法治理的孵化器、互联网司法规则制定的试验田、互联网纠纷多元化解的主导者、互联网审判方式变革的先行者。网络法院具有“ 大平台、小前端、高智能、重协同” 的特点，是网络法治时代的智慧法院。

设立网络法院，是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重大制度创新。它不只是将互联网作为辅助办案和优化司法服务的技术手段，而是站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将互联网本身作为司法治理的对象，积极参与我国对网络空间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㈥ 什么是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是一种包含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律类型的文化。包括法律制度结构和法律观念结构，以及自觉执法、守法、用法等行为方式。
法治文化是以追求民主、自由和权利保障为目标，在一定的治国理念和与此相适应的制度模式确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
具体而言，法治文化就是在建立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其核心是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模式的确立，以及在此理念支配下相应制度和组织机构的建立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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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杭州人民法制扩展阅读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由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群众性的普法宣传设施设备、关于法治宣传教育的制度规范等构成的,有利于法律实施的社会心理支持力量,属于文化的重要内涵。法治文化改变了传统文化中不重视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中作用的社会心理倾向,形成人人遵从法律的意识,创造出有利于法律实施的社会氛围。
治文化实际是文化的一种。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它包含了很多因素,法治文化就是体现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能够促进法治进步的一种文化现象。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我国特有的,其形成和发展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道路及相应的文化现象等；
另一方面是在法治领域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的一种文化。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做了相当大的努力。比如,十八届四中全会规定了宪法宣誓制度,要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这就是营造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一种具体形式。
再比如,浙江省杭州市建立了“五四宪法”资料馆,这实际上是一个纪念馆博物馆,也是营造法治文化的非常重要的载体。还有很多单位很多地区设有法治广场、宪法大道等。这种有形的载体可以提醒人民群众法治的重要性、宪法至上性并营造出一种法治氛围。
另外,组织青少年参观法庭、组织学生旁听案件审理,这也是一种法治文化的熏陶。人们在这样一种氛围里长期熏陶,就会形成一种法治信念,就会自觉形成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这就是法治文化的重要性。

㈦ 杭州北山街62号是第几座宪法陈列馆

第一座以宪法为主题的陈列馆。

2015年，中央批准同意在杭州设立“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2016年12月4日在第三个国家宪法日，陈列馆正式开馆，这也是我国第一座以宪法为主题的陈列馆。

杭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起草地。“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收藏了大量珍贵文物、文献资料和历史档案。

(7)杭州人民法制扩展阅读：

“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位于杭州北山街84号大院30号楼。该楼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为民国时期别墅，总建筑面积756平方米，由序厅、复原陈列和主题陈列三个部分组成。陈列馆收藏了大量珍贵文物、文献资料和历史档案。

设立“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对开展宪法宣传教育、增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意识、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具有重要意义。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

“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努力为普及宪法知识、增强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宪法实施作出贡献。

㈧ “法治指数”究竟有多少含金量

法治指数”究竟有多少含金量？
近日，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发布2008年度“法治指数”，得分71.84。据悉，这套数据体系具体可用“149”三个数字来概括:一个法治指数，四个“评估层面”，包括区本级、区级机关部门、乡镇街道、村社区；九种面向老百姓的调查问卷，涉及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权利救济、社会法治意识程度、市场秩序规范性、监督工作、民主政治参与、社会治安等9方面。（见21日《人民日报》）
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政府形象工程！法治不可能量化，而且也不需要量化。因为法治的根本就是社会共同治理；法治的核心要素是权力的来源、使用及其监督和纠正等方面的问题；在法治的框架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分工，其中，政府的职责就是依法行政。即使需要对政府进行评估，也是社会自治的内容；政府不应该浪费人财物，组织其服务对象对自身搞评估，因为自己监督自己必然是无效劳动。
然而，在一帮专家的忽悠和撮合之下，“这套数据体系”还是出台了。他们都是国内赫赫有名的“法学家”：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法治余杭”评估体系课题组组长钱弘道，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李林，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郑成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张志铭。这些人一起鼓吹“余杭的经验是余杭的，也是全国的”。其中，张志铭教授一句道破天机：“余杭法治指数的示范效应取决于它的含金量高低”。
笔者就在这里为这些无知的专家们算一算，“法治指数”究竟有多少含金量。首先，全国首创的“法治指数”是“余杭邀请了多位国内知名法学专家参与课题组”的结果，这肯定花费了不少纳税人的钱。其次，四个“评估层面”，包括区本级、区级机关部门、乡镇街道、村社区，他们在落实“法治指数”方面的总动员不知道要开多少会吧？这也是钱啊！再次，九种面向老百姓的调查问卷（涉及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权利救济、社会法治意识程度、市场秩序规范性、监督工作、民主政治参与、社会治安等9方面），以200万人口计算，为了组织一次这样的评估，究竟需要多少钱？大概至少几千万吧。最后，经验推广的费用，大概是一个天文数字。不要说“余杭的经验也是全国的”，就算只是杭州的，如果继续折腾下去，也是了不得啊！
今天听广播说，每年大学生就业时在简历上浪费的纸张成本，共计超过了两亿元人民币。我想，这个“法治指数”的政府形象工程的花费肯定高于这个数字。最后，我要正告这些“知名法学家”的是，法治不是花钱能够买来的，而恰恰是限制政府乱花钱的结果。

㈨ 杭州市今后5年工作的指导思想

2008年3月杭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市委十届二次和三次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创业创新”、“做强做优”、“文化文明”、“民生民主”为工作重点，坚持好字优先、干字当头、转型升级、能快则快，实施“五大战略”，破解“七难问题”，建设“名城强市”，打造平安杭州、法治杭州、和谐杭州，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力争各项工作保持一高一领先，不断提高人民群众“五大生活品质”，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生活品质之城。

㈩ 杭州保姆纵火案被告人莫焕晶一审被判处死刑。这件事，你怎么看

2018年2月9日上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莫焕晶放火、盗窃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决认定：莫焕晶故意放火，造成被害人朱某及其三名未成年子女被困火场吸入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并造成房屋损失共计257万余元。莫焕晶为筹集赌资，多次窃取朱某家中物品进行典当、抵押，得款18万余元，至案发时尚有价值19.8万余元的物品未被赎回。法院以放火罪判处莫焕晶死刑，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二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
根据我国刑法，放火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莫焕晶于凌晨时分故意在高层住宅内放火，导致四人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更造成难以弥补的人伦惨剧和社会伤痛。因此，杭州中院的这一判决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不过从程序上讲，这只是一审判决。莫焕晶有权利上诉，并且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才能最终定谳。社会各界仍需秉持耐心，尊重后续的司法程序。
单纯从法律角度，这并不是一起特别复杂的案件。但这个案件在诉讼过程中特别是在杭州中院的审理过程中却屡屡引发各种争议。从原先的律师退庭到后来的辩护权之争，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到衡平被害人家属的正义诉求，从惩治犯罪凶手到查明整个火灾真相，各种舆论都在这起案件中找到了自己的入口。在舆论的大规模关注中，杭州中院共发出七份《情况通报》，试图平息社会疑虑。大众民意与司法理性之间或许存在着永恒的张力，而司法透明和程序正义则是缓和这种张力的不二选择。
拿本案的辩护争议来说。党琳山律师当初申请证人出庭和调取相关证据，法院为何一律拒绝？党琳山律师自行退庭后，莫焕晶为何要选择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律师？在这些程序性事项中，杭州中院是否善意、充分的保障了辩护律师的合法执业权利以及莫焕晶自由选择辩护律师的权利？在这些问题引发争议的时候，杭州中院的回应并不明晰、具体。我们注意到，在法援律师参与辩护后，杭州中院不仅同意了律师关于现场勘验民警出庭作证及调取相关书证的申请，而且还依职权主动通知两位公安部灭火专家出庭作证。庭审时，杭州中院第一时间发布《情况通报》，对控辩双方的质证意见和争议焦点进行公平披露。很显然，这一系列作为显著增强了公众对于法庭中立性和庭审实质化的信心。
法治最本质的特征之一就在于程序正义。如果杭州中院一开始就能恪守庭审中心主义的立场，或许这个案件的很多争议都不会发生。如今有了前文所述的程序保障，有了法院充分的释法说理，案件的判决结果也必然会更能令人信服。一审判决结果公布后，舆情比之以前平稳了不少，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莫焕晶放火案虽然是一起偶发的极端事件，但暴露出来的问题却是令人警醒的。对于案件中已经查明的，小区物业消防设施和消防管理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后续追责同样不可缺少。更重要的是，全国范围的有关单位都当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对可能的消防隐患进行全面的排查和整改，并建立持续的长效机制。
保姆纵火案一审宣判是一个小小的句点。悲剧已经发生，我们希望能用正义弥合伤创，也希望相关各方都能痛定思痛，在疼痛中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