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司法改革

Ⅰ 司法改革

法院司法改革是将业务人员和一般行政人员分开，比如：法官就属于办案人员；书记员，财务人员等都属于行政人员。目前正在上海搞试点，区别最大的就是个人待遇问题，改革具体实施时间还没有确定。

Ⅱ 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几天的新闻

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阴影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除障碍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施行后，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第一类诉讼代理人，也是专业诉讼代理人，使基层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生存发展的希望和空间。然而在具体的执行中，受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的影响，作为享有审判权的人民法院仍然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行为存在着歧视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在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的诸多观点。正是由于有吴博士观点作支撑，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当事人承办申请执行事务时，才遭到拒绝。
细探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和理论依据，作者发现这个批复的出台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经失效的或需要修订的部颁规定，它的出现使无数有作为、能够为“非辖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的基层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为了基层从事法律服务的同行能够正常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为了司法部高层能听到最底层的声音，作者从四个方面谏言，希望司法部决策层能够及时作出反应，以消除司复[2002]12号批复产生的阴影。
一、从深圳两级法院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不同做法，看两级法院法官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差别执行。
2011年3月以来，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务所执业的作者，开始为以北京人为主的17名出借人，远赴深圳市的两家法院承办被告为深圳市三家私营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案件总量为54件，涉案金额为986万元。由于该案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作者先后在深圳两家基层法院进行了4批次的诉讼，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决书全部发生效力。两批17案已经中止执行，准备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
2013年9月2日，当作者持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等五省市区16名委托人签发的授权委托书、本所的专用函和本人执业证，再次踏进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立案楼，代理这些当事人承办37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事宜时，被负责承办执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层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辖区外的案件而拒绝接受相关诉讼文书。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区、罗湖区法院无论是起诉当初的代为立案、出庭代理诉讼，包括前两批17个案件的申请执行，都没有因为作者是一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下简称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门外。
作者向这位女法官再三说明为这些当事人代理诉讼，并不是第一次来深圳，且已经生效的这37案判决书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这位法官依然坚持她执行的正是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
而作者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作者认为，既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已经通过立法确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地位，就不应当看着已经过时的老黄历，再拿已经失效的批复作挡箭牌。况且，十年前司法部一个批复怎么能对抗立法机关的规定，任凭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这位法官还为作者支招说，可以由当事人推举诉讼代表人亲自前来法院立案，以解决法律工作者代理权受限的问题。
由于作者在福田、罗湖区法院分别代理的前两批共17件案件已经中止执行，将进入破产还债程序，作者带着草拟的相关诉讼文书来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教。并与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讨进入破产还债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权时，接待法官请示领导后明确答复，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不会受到限制。
在深圳这座高度开放的城市，两级法院审查立案的法官对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说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有正确的认识，业务素质更过硬，同时反映出执法者对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着不同认识。
为了争取37案执行阶段的代理权，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与这位法官交涉。承办法官认为自己无权决定，请示负责立案审查的领导。这位领导很负责任，不仅与作者进行了沟通，还给深圳市中级致电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权的问题，确认作者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后，又给其他基层法院打电话了解对类似情况的做法。最后女法官作出答复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层法院就这么做，并以龙岗、罗湖区等法院都是这种做法为由拒绝。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给个书面答复，该法官答复可以，但须领导给出编号。等了好大一会儿，该法官告诉作者，已请示领导不能给予书面答复，也拒不接收相关诉讼文书。为了说服作者，这位法官还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作为其拒绝的依据。
两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其直接后果便是影响当事人权利的实现。为了节省资源、节约时间，征得委托人代表同意后，作者与深圳市一家规模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将这批37案的执行事务转交当地律师代理。
作者代理的诉讼案件，真正符合“本辖区”条件者少之又少，也没有被拒之门外。这是作者本人从业24年来，因法院执行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第一次被法院剥夺诉讼代理权。
二、其实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当时引用的条文已经失效，却在之后的十余年间仍大行其道，且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不顾法律工作者当时已经走向法律服务市场的现实，援引的又是已经过时、失效，且存在立法技术缺陷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颁布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总则部分第六条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应当立足基层，主要面向本辖区内的政府机关、群众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务，服务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时有效”，根据该条的规定，已经明确定位为“主要面向本辖区”，而没有限定非本辖区。却在分则部分的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出现“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限制性的规定。
从立法技术层面看，如果分则部分的规定违反总则部分的规定，应当作为无效条款来看待，却在当时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况下，加上拟稿人、审稿人法学理论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严谨的规定。因为法律服务业本身包括诉讼代理服务业务。事实上，当年中国的法学人才已不再匮乏，司法部应该有一批法学专家、法律专业人才。如果当时有人能够意识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术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发布之前将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删除便可。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项规定出台的历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样拿着政府的工资、使用着政府的经费，穿着与公安、司法助理员一样的警服，还从事着非法律服务工作，其工作性质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时应当肯定，当时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正方兴未艾，多数法律服务工作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出台“工作细则”在特定时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制定的基础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根据暂行规定第九条“乡镇法律服务所实行‘有偿服务，适当收费’”的原则。……那时还没有全面推行“两不四自”。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司法部当初的本意已经是鼓励、扶持这个行业的发展，而不是进行打压、限制它生存、发展的空间。
之后，司法部又倡导“不占编制、不要经费”，提出法律服务所走“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道路，其意图正是为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创造条件。当时对法律服务所代理诉讼业务加以限制，更多的顾虑可能来自对法律工作者业务能力的担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那么到2000年4月1日之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这部曾经指导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建设、发展的部颁规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础。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这部新制定的部颁规章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做法是，将“乡镇法律服务”变更为“基层法律服务”，两字之差确实是一种进步。按照常识和发展的眼光，曾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相配套的细则、解释，如不修改重新发布便将作废。
十分遗憾的是，就在新规颁布实施9个月之后，司法部竟不当引用效力待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
这份批复是“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
根据逻辑学大提前错误，其推出的结论必然错误的基本原理，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础的情况下，作出“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结论肯定错误。
然而，正是因为这个批复的存在，将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影响了十余年，给工作优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的却是灾难性后果，它束缚了有能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手脚。其间，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否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的请示》(苏司办2002)69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过长期深入的调研，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发现，“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诉讼代理人的地位，明确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于1991年针对政府拨款的法律服务所而制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却依旧未改，仍令行于当今自收自支的合伙制法律服务所”。孔维克委员同样认为，“这一限制性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工作者列为诉讼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综合评价这个批复，不仅没有起到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的作用，没有给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工作便利，反而给没有执业资格的其他人员代理诉讼留下了存活的空间。从现实意义看，它的存在将制约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顺利实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的拌脚石，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吴兆祥博士对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及性质所持之观点，既没有考虑法律工作者产生的历史背景，更没有发现《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缺陷，也忽视了已经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务所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更没有从发展的眼光正视民事诉讼法作出的新规定，所发言论颇具消极意义，对法律工作者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产生的影响深远。希望吴老能够更新观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地位。
《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简称吴文）认为，“基层法律工作者主要业务包括代理参加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活动。但是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复[2002]12号）《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规定：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这是在代理诉讼业务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的主要区别。（见吴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认为，吴兆祥博士可能没有认真研究中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史，也忽略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更没有根据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细梳理新法与旧法的关系，上位法与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没有质疑该批复是否合规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因而才作出“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诉讼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结论。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还指出“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是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见吴文P117倒数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对“公民代理”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颁规章已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执意要把基层法律工作者划入“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显然是对取得执业资格的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行为的不尊重，或者说是对基层法律服务整个行业的岐视，也没有将司法行政机关核发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当回事。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后指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诉讼代理人，就其诉讼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为公民代理，还是成为一种独立的代理人类型尚需进一步研究。（见吴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认为，从吴兆祥博士的说法可以看出，吴兆祥博士显然是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没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机关已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同一层次的诉讼代理人，说明双方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师就是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还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资格的渠道、条件不同，核发证件的部门不同，而称谓有别。但发证机构都是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领导下的两个工作机构。若再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显然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试想，如果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机关真得采纳了吴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见，在修改《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或更高级别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条例》、《基层法律服务法》时，真将其观点溶入其中，那么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基层法律工作者将再无出头之日。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机关作出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与律师并列的民事代理诉讼地位变成一纸空文。
为此希望吴兆祥博士能实身处地考虑一下基层法律工作者面临的现实困难，在《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再版时，将第十一章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以免继续以误传误，成为各级法院法官阻碍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代理诉讼的挡箭牌。
四、要改变人们的偏见，最终须从顶层设计着手，取消这些不适时宜的规定。在新规一时难以出台的情况下，最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废止司复[2002]12号批复，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施行以来，基层法律服务业本来已经步入了正轨，法律工作者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正如吴博士称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组织了首次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统一考试。2000年底，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共有工作者总数达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达到57561人，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的47%。”（见吴文P117倒数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却如当头一棒，给正在处于发展时期的法律服务业戴上了“经箍咒”。
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服务群体，多数同志完全能够胜任民事诉讼代理业务。却让他们各自为阵、划地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执业证确定的执业机构所辖区域内从事代理诉讼业务。
就此河南律师马玉峰认为，司复[2002]12号批复，对法律工作者的执业地域进行限制，即“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如果双方当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执业的辖区内就无权代理案件。那么就明确禁止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地办案，成为好些律师、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认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今天，乡镇、城区街道基层法律服务要发展、要生存，就应当适应市场需求，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服务。作为市场主体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不应当拒绝非区域当事人的服务请求，同时也没有理由拒绝为非区域当事人提供服务，如此做法势必剥夺了法律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当今交通、通信如此发达，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执业区域”限制事实上已成为不可能。
再则，法律服务所既不是行政机构，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职能，也没有任何上拨经费，它不会将有服务需求又送上门的客户拒之门外。
作者认为，这样规定并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制约了服务所的业务来源，给并不景气的法律服务所带来生存压力。无须讳言，业务开展较好的法律服务所没有一家不越过这条“红线”去执业。而没有能力代理诉讼，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将法律服务所设在当事人的家门口也没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务所，如真严格司复[2002]12号批复的规定，可能早已关门停业，改行另谋生路。事实上，全国多数地区的法院包括北京市，并没有因为非辖区当事人委托的案件而限制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连深圳市两级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确实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
多少年来，为了法律服务所的生存与发展，无数的法律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法学界专家奔走呼吁，撰文立说，试图改变法律工作者当前的命运。列举如下：
2008年6月4日，《记者观察》杂志记者张鹏在《10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面临存废之争》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认为，国家既然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颁发了“准生证”，就应当允许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这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工作权！”
2008年6月1日以后，部分省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要求与司法部高层领导人就“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问题进行对话，却至今没有下文。因为法律工作者没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无法通过上级协会向司法部高层表达诉求。
当年4月3日，作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蜀汉法律服务所主任李双德与司法部公证律师工作指导司基层法律服务处处长蒋建峰，探讨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和《基层法律服务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法院办理诉讼业务中的障碍。反而因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并不适当的批复，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门外。
在法律服务所摸爬滚打过、已取得律师资格的河南黎光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玉峰，客观评价道“法律工作者来自于乡村，法律工作者由于生在农村，同情弱者的观念较强，代理案件有着相当强的责任感，忠实于法律，忠实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代理费的收取低廉，有些优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亚于律师。由于法律工作者服务基层，扎根基层，案源业务不断的扩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着作用”
为了让基层法律服务业能有健康发展的空间，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上提案指出，“由于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经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们却不得不面临着‘断奶’又‘断粮’的窘境。”为此建议，“司法部废止1991年9月制定的《乡镇法律工作者业务工作细则》，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业务管理办法以适应新的法制环境，扩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服务范围和领域，让这个群体能够在跨区域的竞争服务中得到锻炼提高，给基层百姓提供更多的选择”
湖北省京山县坪坝法律服务所主任王伟，深深感到，“在农村，离开了法律约束的经济活动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离开了法律指导的改革问题多多，多半失败”，为此在《当前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面临的困境及出路探讨》一文中呼吁，“司法部应借鉴《律师法》和《公证法》的起草和颁布过程中的经验，尽快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有些内容已过时的司法部59号令和60号令修改后上升为行政法规或法律，确保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依法执业。或者由司法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律师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六条进行修改，然后作出立法解释，将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业务上升到法律许可的范围，这也是当前基层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
参与过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和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北京地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现状及对策研究》调研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朱桐桐，发表专著建议制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
当然，希望废除法律服务所之声也不绝于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处向社会发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修订草案，使作者很兴奋。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时代可能就要结束。
根据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安排，作者撰写了《只有成为市场主体，才有更大生存发展空间》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领导曾来所进行调研，对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给予肯定，作者所持观点或许能为高层立法有所帮助。
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出台一部新规需要经历的程序或步骤可能还会太多。为了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造成的阴影，作者建议，可否考虑由某个省级司法厅就是否继续执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向司法部作出请示，由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予以撤销司复[2002]12号批复，或以已经过时为由不再适用此批复作出批复。
司法部如果能及时出台这样一个新批复，便可解决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诉讼代理的问题，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清障碍。

Ⅲ 司改如何才能拥抱新技术

刚刚结束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让人们的目光再度聚焦信息技术。

“以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正向我们扑面而来，已经、正在或即将改变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带给人类社会的深刻变化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空间。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伴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信息云技术正在不断影响司法实践，司法改革拥抱新技术，司法与科技深度融合，是适应社会发展潮流的必然结果，也是我们未来的必然选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本身就包含了司法与科技的融合。

12月2日，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一体化法治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腾讯网络安全与犯罪研究基地共同主办的“智慧司法与司法改革”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来自实务界、高校及科研院所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围绕“智慧司法”“司法改革”这两个关键词进行深入探讨。

1.老百姓从智慧司法中得到哪些实惠？

“嘀！”正在晨练的陈女士听到手机短信提示音后打开一看，法院发来执行案件款项已到账的告知，陈女士露出了笑容；出差在外的周律师通过智慧检察院实现了视频会见，与当事人进行了及时、充分的沟通……

生活中，智慧司法越来越受到当事人的欢迎，以前费事费力的打官司过程变得越来越快捷、舒心。

“大数据和信息化在司法领域运用的广度和深度能够改变传统的司法模式，成为改革的主要动力。”腾讯“互联网+”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腾讯安全管理部副总经理汤锦淮介绍说，今年以来，腾讯在探索大数据新技术在司法领域的运用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比如与广州越秀区法院合作的全国首例刑事案件证人微信出庭，为推动庭审体制改革做出了有力尝试；与江苏省高院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微法院提供全方位的司法服务，让群众少跑腿，让法官少受累。

“‘阿尔法狗’向人们展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无限可能，但人工智能和司法活动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阿尔法狗’解决的是未来的东西，而司法活动是回溯性的认识活动，这是它最大的特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指出，我们要的显然并不只是一个结果。因此，通过什么方式、什么途径、什么手段把过去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案件事实判断清楚，这不是靠“阿尔法狗”就能解决的问题。

他同时强调，这种回溯性的过程不允许不择手段，而恰恰需要用公正、正当的手段，保障回溯性活动所直接涉及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以及相关合法权利。而这一系列活动共同组成了司法活动。

3.智慧司法的底线在哪里？

“在司法领域，机器不能代替人，结论和判断只能由司法人员做出，不能任由科技公司无限制地开发下去，要让人工智能结合司法规律，确定哪些方面可以突破，哪些方面不能突破。发展司法领域的人工智能，互联网公司必须和专业司法人员紧密合作，必须保证司法应有的元素、内在的原则、必要的亲历性，不能让技术牵着司法的鼻子走。”陈卫东强调。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卞建林也指出，司改在热情拥抱科技革命的同时，必须明确智慧司法的目标。司法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司法公正，就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科技应当遵循司法规律，服务而不是引领司法，以达到促进司法公正、维护保障权利的最终目的。法学界更应在学习的基础上根据司法自身的特性参与进来，形成理论、科技、实务的结合，通过研究让实务部门在运用大数据的同时保持清醒的认识。

顾永忠认为，拥抱科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谁也无法阻挡。但是，在司法和政法工作中如何运用科技，是否无选择、无条件地运用，值得思考和研究。

他以司法的亲历性举例说，亲历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亲历、如何参与。“我们提出庭审实质化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审判人员拿着书面化的卷宗就来审理案件，而不进行开庭，我们能不能接受这是一种亲历性，能不能认为这样的过程是公平公正的？”

顾永忠指出，亲历更重要的是用什么方式来参与，包含了价值选择和价值追求。“要体现程序正当性、防止冤假错案，庭审活动中的面对面就至关重要。视频技术未来可能实现与面对面等同，但在当下显然还不行。庭审中所有诉讼参与人坐到一起，这种只能感受不能言传的亲历性很难通过信息化手段得到。因此，我们要理性地思考和选择，比如，信息化在监控、管理、服务、信息传递、决策等诉讼活动中都有非常广阔的运用空间，但我们同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有部分司法活动是不能也不应被取代的。”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广也表示，智慧司法可以涉及司法的方方面面，但唯独律师会见被告不应被涉及。如果通过远程视频进行会见，就涉及可能被录音录像的问题，而法律对此是有明确规定的。因此，开发类似技术时，最基本的就是绝对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必须依法积极稳妥推进。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改办副主任高景峰指出，大数据对司法工作带来的冲击非常明显，比如在证据收集的过程中，办案人员如果侵入犯罪嫌疑人的私人电脑获取数据，能否作为证据来使用值得探讨。“如何制定新的证据规则，这也是人工智能、大数据、新科技对司法改革提出的新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学习跟上时代、掌握科技，真正保障人工智能、大数据为我们所用，成为我们的工具而不是我们受其牵制。”高景峰说。

真正做到运用到现实上才行。

Ⅳ 如何看待司法体制改革

您好，
第一，对本轮司法改革的态度问题。我认为，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依然应该拿出更大的努力去支持本轮司法改革。中央这次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大大超出了学界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是应该对之大力支持的。在司法改革问题上，学界是有共识的，党中央也有共识。当然，完全的共识可能还没有形成，但目前司法改革的环境和氛围已经良好，因此，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积极努力支持司法改革，把握住这次机遇。
第二，应充分认识到司法改革的艰巨性。我参与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进行的司法改革的部分工作，也参加了广东省司法改革试点方案的调研、座谈，等等。从自己的亲身体会而言，从实际出发，我认为，对于司法改革不应过于乐观，而必须充分认识到其艰巨性。仅以这次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试点的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来说，每一项试点工作的实现其实都很难，困难重重。下面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说明。
首先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这项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单列法官员额，精简法官队伍，提高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方案将法官在司法队伍中的比例确定为33％，这给中央很大的信心，觉得上海的改革力度很大，但实际上，上海方案中的33％是以法院现有全体人员总数而不是单以中央政法编法官人员总数为基数计算的。深圳的员额制改革，力度比上海还大，在我看来，上海方案的改革力度并不十分大。但即使如此，困难也很大。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妥善处理现有人员。如果大量现有人员超出改革方案确定的人员分类比例，如何安置这些需要转岗的人，显然就会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同时，伴随着法官待遇提高，一批长期不办案的法院领导转为法官，那么，现在正在一线办案的青年法官可能就要转为法官助理等，办案质量谁来保证？不会办案的成为一线法官，会办案的成为法官助理，这种情况如何避免？对于人员分流，我们的惯例就是论资排辈，这种办法阻力最小，但与改革的目的直接冲突。如果不允许法院领导回流办案，法院行政管理人员通过职务升迁而认可改革的动力不复存在，就可能成为提高法官待遇的阻力。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管着法官的待遇低于法官的待遇，他们的积极性如何调动？
其次，完善司法责任制的目的，是形成权责统一、责任明晰、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明确法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要求法官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对于提高案件质量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主观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完善司法责任制，需要厘清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如何在主审法官与合议庭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在合议庭与审委会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处理好法官与法院院长、主管副院长、庭长、主管副庭长的关系，切实去除司法的行政化，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面临诸多体制性难题，涉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多部法律，需要通盘考虑，系统规划。而且，法院的领导是法官的行政上级，即使他们不再享有审批案件的权力，但作为领导，他们对法官的影响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不允许审批案件，法官独立又做不到，法官如何负责？同时，有些案件，法院领导都决定不了，这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办案必须讲政治，一个法官，能负起责任吗？另外，完善司法责任制，还面临如何平衡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偏重责任忽视权力，最终很可能导致法官在重压之下以消极怠工逃避责任，无法实现提高审判质量的目的。所以，如果不能在法官独立上同时推进，这项改革也很难到位。
再次，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措施和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现对人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二是实现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上述改革措施和目标的针对性很强，就是要切实解决以往地方法院因人财物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政府而无法实现审判独立的问题，去除司法的地方化。但是，在目前的国情下，即便地方法院在人财物方面不再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也仍然难以完全摆脱其影响。像建设规划、家属安置等，很难不受地方控制。特别是，在我国现有体制下，离开了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得不到同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法院开展工作比如执行判决就会面临不少困难，甚至寸步难行。因此，如何在摆脱地方党委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获得其对法院工作的支持，需要进一步的制度保障。另外，实现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后，如何避免省委省政府省法院对省以下各级人民法院工作的干预，也是需要继续认真考量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上级对下级的干预，实际上并不比同级党委政府的干预少，甚至还要更多。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最后，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目的是通过提高待遇、保障安全，推动司法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建设，使法官们能够安于工作，独立判断，独立负责。对此，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指出，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包括在薪俸、任期、豁免、惩戒、免职等方面，可以做出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特殊规定。应当说，这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符合司法职业的特点。问题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如果对法官的退休年龄、薪酬待遇做出优于公务员的规定，如何让全社会尤其是行政部门理解并接受这种改革而不致产生新的矛盾？毕竟，每个部门都会认为他们工作的责任心要求更高，工作性质更重要，例如纪委、组织部、发改委、编办等等，还有主导本轮司法改革的政法委系统。从目前已经出台的试点方案看，待遇和保障其实很有限，但责任要求、工作量要求则有很大提高，司法人员是否可以承受这种改革？之前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贵阳市法院系统借调来一批法官帮助办案。工作结束后，广州中院表示，其中一部分优秀法官可以留下来工作，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贵阳的法官普遍认为，在广州工作，工资待遇虽然可以高一倍，但工作量则多出了数倍，不合算。需要知道的是，当年求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想分配到广州工作来不了，现在有机会，他们却不愿意来。这种心理，应该不是个别的，需要我们重视。
第三，我认为司法改革应重点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司法改革的目的。我认为，司法改革的目的最终是解放生产力，是为了解放司法官，也就是进一步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切实忠于宪法法律，有条件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处理案件，化解矛盾，保障建设与改革。体制改革只是保证他们切实做到依法办案的一种方式。不能把体制改革本身当成目的，而应把通过体制改革解放司法官当成目的。目前，有些改革措施，仅仅是为了完成中央布置的改革工作，对如何更好地达致改革目的缺乏考虑，甚至缺少热情，听取一线法官、检察官、律师意见不够，针对性需要加强。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厘清司法改革的动力来源。司法改革依靠谁进行？由谁来推动？这就涉及到目前司法改革的领导体制问题了。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工作体制。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由上级发动进行改革，成效可能有限。例如，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惩戒有错误的法官。但惩戒委员会能代替纪委吗？是代替不了纪委的。惩戒有惩戒委员会，违纪有纪委，违法还有司法机关。惩戒委员会能做违纪违法查处工作吗？还有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能代替组织部，能代替人事部门吗？现在，法官检察官通过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提名，由组织部门考察，提交人大任命；而院长、检察长则是组织提名，包括上级法院、检察院与下级法院、检察院的同级党委协商后提名，但提名后，也要到组织部门去考察，然后要提交人大去通过，而且是地方人大通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目前的法律体系格局下，如何发挥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的作用，就是一个问题。况且，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自下而上的。如果仅考虑上级来推动改革，不认真发挥下级的作用，工作可能很难做好，而且还涉及我们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一根本问题。所以，依靠谁去进行改革？不去充分发挥地方的作用，不去动员人民群众，仅仅靠这种方式改，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还是应该要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才能把司法改革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顶层设计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当年中国之所以进行改革开放，主要原因就是既有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在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指引下，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现在，情况好了，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是不是就可以放弃摸着石头过河，改为顶层设计？我觉得需要慎重考虑。目前，加强顶层设计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依赖顶层设计的作用，就司法改革而言，还是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提法，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我之所以持上述观点，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国情复杂，地区差异巨大，对此，顶层设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在各个地方，司法改革如果完全依靠中央的顶层设计，在具体实践中放弃“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改革的效果很可能不尽如人意。中央的政策当然很重要，有利于减少改革的阻力，但地方的支持也很重要。例如，深圳市给法官涨工资，一开始，组织、人事、财政部门都有不同意见，但是因为一来中央有政策，二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大力支持，法院与有关党委政府部门也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协商，获得了大家的理解，最后还是实现了。所以，各地在司法改革的实践中，除了中央的尚方宝剑，还必须依靠自己主动去探索、打拼，与同级党委政府认真协商，这样，才能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地区的具体问题，走出一条真正有效的司法改革之路。这是目前体制没有大的改变之前，司法改革真正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

Ⅳ 当前全市两级院推进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有何意见，建议

并没对缓刑提出修改两会对深化司法改革情况：1.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一年。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深入推进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试点，认真落实人民法院65项改革举措，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难题，努力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一是全面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解决立案难问题。全国法院于去年5月1日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变审查立案为登记立案，对依法应当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当场登记立案率达到95%，基本解决立案难问题，为人民群众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敞开大门。加强立案监督，杜绝有案不立、拖延立案、年底不收案等现象，把方便带给群众、把困难留在法院。依法制裁违法滥诉、虚假诉讼，维护正常诉讼秩序。配合立案登记制改革，推进网上申诉信访和视频接访工作，实行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诉信访案件，健全信访听证制度，进一步落实信访终结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接待群众来访人数同比下降12%。二是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建设，实现工作重心下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回法庭创新工作机制，立足深圳、沈阳，在巡回区开展巡回审判，妥善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就地化解矛盾，解决群众往来奔波、诉讼不便等问题。两个巡回法庭共审结案件件，被群众称为“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发挥改革“试验田”、“排头兵”作用，实行主审法官、合议庭案责任制和扁平化管理模式，提高审判质效。三是推进跨行政区划法院建设，解决诉讼“主客场”问题初见成效。为平等保护本地、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排除各种干扰，积极推进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北京市第四中级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两个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结案件2961件。北京四中院推进行政应诉工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庭率达到100%，推动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上海三中院建立庭前释明等制度，杜绝非法干预，案件审结后服判息诉率达到100%。四是推进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结知识产权案件9872件，专业审判水平明显提升。创新机制，突出主审法官主体地位，探索审委会直接开庭审理案件。建立技术调查官制度，帮助法官查明技术事实。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探索把专业机构关于技术问题的意见写进判决书，增强裁判公信力。五是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提升审判质量效率。针对审判中存在的行政化、层层审批、权责不清等问题，出台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意见，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探索由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组成审判团队案件，提高案效能。严格落实对干预案件进行记录问责的“两个规定”。推行院庭长案常态化。坚持放权与监督相结合，院庭长不再签发未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法官在职责范围内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同时加强审判管理和监督。相关试点法院审判质效明显提升，上海法院法官人均结案187件，贵州试点法院法官人均结案数量同比增长2至4倍。六是深化执行体制机制改革，努力破解执行难问题。完善网络查控体系，连通2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并与有关部门联网，实现网络查控、远程指挥功能，在解决“被执行人难找、财产难寻”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河北、浙江、广西等地法院积极开展审执分离改革试点，取得初步成效。湖南、内蒙古、辽宁、江西等16个省区市法院建立异地执行协作机制。加强信用惩戒，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3个部门签署合作备忘录，对失信被执行人从事民商事行为、担任重要职务等进行全面限制。扩大限制高消费范围，新增限制乘坐高铁和一等座以上动车席位等措施。截至今年2月，各级法院采取信用惩戒措施467万人次，将338.5万名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公开曝光，35.9万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义务。各级法院受理执行案件467.3万件，执结381.6万件，分别上升37%和31.3%。坚决维护司法权威，敢于碰硬，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不论是什么人，坚决依法制裁，对1.4万人决定司法拘留，对1145人给予刑事处罚。七是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提高司法公信力。针对一些案件审理程序不规范、类案不同判等问题，健全审判监督指导机制，统一裁判标准。制定适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司法解释24件，促进司法公正。深化量刑规范化改革，山西、辽宁、湖北、宁夏等地法院出台落实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具体规定，规范法官裁量权。加强案例指导工作，发布指导性案例12件，统一司法尺度。八是推进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进一步提升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扎实推进法官员额制改革，发挥法官遴选委员会作用，指导试点法院严格执行员额比例，严格法官入额标准，上海、广东、海南、青海等18个试点省区市已完成10094名法官入额工作，提高了法官队伍整体素质，充实了一线审判力量。参与制定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加强法官职业保障。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审判辅助

Ⅵ 广东试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年情形如何

不久前，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江某等157人特大合同诈骗案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前，该院在细致审查案情之后，决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终，149名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并签署具结书。由于大部分被告人认罪认罚，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量刑建议均表示认可，原计划安排45天的庭审只用14天就全部完成。

据悉，从2016年11月正式启动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以来，截至2017年12月，广州、深圳两级检察机关共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处理案件18354件20465人，其中，提起公诉17280件19222人，占同期提起公诉数的49.61%。法院采纳量刑建议13680人，量刑建议采纳率为94.46%，已判决案件中共有99人上诉，上诉率仅为0.63%。

量刑建议精准客观，采纳率达到94.46%

广东认罪认罚从宽案件量刑建议采纳率达到94.46%，不仅在全国试点地区处于领先水平，也远高于一般刑事案件量刑建议采纳率。这得益于广东检察机关大力推进量刑建议精准化机制和智能化决策系统。

彭章波介绍说，试点中，广州、深圳检察机关坚持罪责刑适用原则具体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量刑建议决策智能化，重点防范量刑不当、量刑失衡等问题，探索量刑逐级激励机制和量刑建议精准化机制，实行分级量刑建议，以精准化实现量刑公正。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运用大数据，破解量刑建议精准化难题，使用软件程序整理、录入辖区内的判决文书，通过机器学习和模糊检索方式，初步建立裁判文书数据库。承办检察官通过对罪名、情节的模糊检索，可以轻易检索到5年内相似判决作为量刑参考，做出相对合理的量刑建议，确保“同案同判”。

记者注意到，在量刑决策过程中引入人工智能辅助系统软件，是实现量刑客观、精确目标的重要手段，是广东目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一项重要举措。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专门建立量刑辅助系统，采用大数据提高量刑精准化；广州、深圳要求有条件、有基础的基层院通过开发量刑辅助软件，逐步建立常见案例判决数据库，利用软件抓取和分析辖区内相关判决生效文书量刑情节数据，辅助检察官提出符合案情、区域均衡的精准量刑建议。

Ⅶ 司法改革的重要论述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2014年以来，司法改革紧锣密鼓，攻坚克难，统筹兼顾，扎实推进。中共中央确定将上海、广东、吉林、湖北、青海、海南、贵州7个省市作为首批司法改革先行试点。2015年5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同意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云南、宁夏开展推进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4项改革试点。这是继去年7个试点省市后的第二批试点。会议要求试点地方要加强组织领导，细化试点实施方案，推动制度创新。
司法改革是一项牵一发动全身的全局性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和系统性、协同性强，必须要先行试点，为整体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积累经验。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性大，每个试点地区的情况也各有不同，由此，做好试点地区的司法改革方案设计与实践推进，迈好司改试点工作第一步至关重要。
司法改革是体制机制的改革，也是一场涉及司法人员工作角色、利益调整的改革，能否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关系到改革能否成功。迈好司改试点工作第一步，人是最活跃的因素，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司法人员推进改革的积极性。各地在试点工作启动前，要做好动员工作，把所有的政策和道理说明白，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决策上来，使人们理解、拥护、支持改革，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推进改革的正能量。在改革试点工作过程中，既需要改革的勇气、锐气，又需要审慎的态度、务实的办法，在深入调研、弄清情况、找准问题基础上，研究提出科学可行的方案，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确保改革的力度、进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相适应。当然，改革就要触及利益，改革必须触动利益。那些不符合司法规律的陈规陋习和涉及自身利益的权责调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革除的，必须做好趟深水区、啃硬骨头的准备。迈好司改试点工作第一步，要把注重顶层设计和鼓励基层实践探索相结合，加强统筹兼顾，充分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司法改革加强顶层设计，是确保各地各部门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思路、目标符合中央精神，确保司法改革依法有序进行。同时，试点地区也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发扬基层首创精神，在具体措施上积极探索实践，为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积累经验。各地要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结合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司法机关的实际情况，分类分层研究提出具体实施方案，不搞一刀切、齐步走。司法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重要路径。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已经明晰，试点地区的改革也已破冰起航，要有改革的信心和勇气，不等待观望，不怕触及深层次矛盾，要按照顶层设计，加强统筹协调，积极主动抓好司法体制改革各项任务的落实。

Ⅷ 第二批司法体制改革的省份是哪些

第二法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的省、市、自治区为：云南、山西、内版蒙古、黑龙江、权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宁夏、贵州12个。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项改革举措，对于确保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具有深远意义。
第一批选择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省市先行试点，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
第二批试点省市自治区于今年上半年陆续进入了司法体制改革，包括云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宁夏、贵州12个。

Ⅸ 粤2071是哪个法院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于2008年10月13日挂牌成立，前身是中山市人民法院，管辖中山市15个镇区辖区范围内的刑事、民事等各类审判、执行案件及全市一审行政案件，现有在册干警518人，其中入额法官128人。

在全国基层法院中，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长期位居前十。我院2014-2018年受理案件（新收加旧存）为37139件、47866件、68295件、78697件、83596件，分别增长28.88%、37.13%、42.68%、15.66%和6.23%。2019年，我院受理案件82268件，法官人均受理案件达658件。

建院以来，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以创新为抓手，以改革为引擎，深入落实司法责任制，推进专业化审判，注重人才培养，为基层司法改革积累经验。改革成效获中政委、最高法院、广东省委、中山市委肯定，2017年7月10日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对该院改革经验作了推介，被最高法院编入《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第一批）》。2018年4月8日，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工作会议召开，该院改革经验作为惟一的法院案例入选全省深化改革18个典型案例。2018年7月24日深圳召开的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上再次对该院改革经验做了推介。司法改革的“中山模式”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的改革亮点。

2017年获评全国繁简分流改革示范法院、集体和个人获评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全国法院办案先进标兵等荣誉；2018年集体和个人获全国法院家事审判先进集体、全国法院家事审判“先进个人”等荣誉；2019年集体和个人获评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七五”普法先进集体、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先进集体、维护全国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等荣誉。2020年集体和个人获评全国法院新闻舆论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法院先进个人、全国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先进个人、全省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个人二等功等荣誉。

Ⅹ 广东司法体制改革不能入员额的人员还属公务员编制吗待遇会不会下降

怎么改也不可能取消人编制，可能会在补贴上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