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公司法最新
『壹』 台湾民法典第188条为什么规定了连带责任
法人承担其侵权责任的方式
法人对其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自不待言。但具体实施侵权行为的法人代表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对此,各国立法之规定有所不同。
（一）法人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
此为德国所采。德国虽采“法人拟制说”,但对法人之董事或其他代理人致人损害的行为,明文规定由法人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第31条）。
（二）法人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然后法人得追究有过错的行为人的个人责任。
此为瑞士民法所规定。《瑞士民法典》第55条第2项规定:“法人对其机关的法律行为及其他行为承担责任。”第3项规定:“行为人有过错时,行为人另负个人责任。”对前述规定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台湾学者的理解,认为依其规定,就损害后果,法人应与有过错的行为人对受害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13]；另一种理解是我国学者的理解,认为依其规定,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责任,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应对法人承担责任,并将之称为“两罚制”[14]（前述理解之差异源于海峡两岸所翻译之《瑞士民法典》中文版本对同一条文之不同表述:依台湾译本,前述条文第3项为“行为人就其过错,个人亦负责任”[15]）。
（三）法人原则上应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但董事等人有过错的,应与法人一起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为日本所采。《日本民法典》第44条首先在其第1项规定法人对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因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然后在其第2项规定“因法人目的范围外的行为,有损害于他人时,与表决该事项时表示赞成的社员、理事及实施该行为的理事或其他代理人,负连带赔偿责任”。此外,于1974年修订《日本公司法》时补充的两个条文,也作了类似规定。其第266（3）条规定:“董事执行职务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该董事对第三人也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第266（1）条则就公司董事违法分配盈余、向其他董事贷款、违反竟业禁止义务、违反董事与公司进行交易之限制以及其他违反法令或章程的行为,规定了董事对公司承担连带偿还或连带赔偿责任。这些规定,显示出加重董事责任的立法走向[16]。除日本外,其他一些国家如韩国,也大致采用此种模式[17]。
（四）法人应与代表人对加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所采。台湾民法典第28条明文规定了此种连带责任,甚至不考虑代表人有无过错（此处的过错当然不是指加害行为之过错,而是指决定实施加害行为的过错）。此外,台湾公司法第23条也规定:“公司负责任对于公司业务之执行,如有违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损害时,对他人应与公司负连带赔偿之责。”对于何为公司负责人,该法第8条规定“在无限公司、两合公司为执行业务或代表公司之股东；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为董事。公司之经理人或清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监察人、检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监督人,在执行业务范围内,亦为公司负责人”。就立法理由而言,台湾学者认为,如按法理,法人机关之行为为法人行为,故构成法人机关成员的个人不应对受害人承担责任。但就保护交易安全立论,则又以规定法人与行为人连带负赔偿之责为妥,其有利于促进法人机关之注意,藉以保护交易安全[18]。
至于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责任或与代表人等行为人连带承担责任之后,法人与行为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一般认为得适用民法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因代表人处理法人事务时,对于法人负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如因其过失而致法人以损失,法人对之享有追偿权。同时,在实行连带责任的情形,如果代表人因其无过失之行为而使法人应负无过失责任,因而代表人也与法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时,代表人在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后,反过来对法人享有追偿权[19]。
我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采用的是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但对于法人是否得对有过错的代表人享有追偿权,未作直接规定。比较上述立法模式,其不同点主要在是否规定法人代表人与法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下列因素可值考虑:第一,从理论上讲,如果承认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即法人自身的行为,在执行职务的活动中,法定代表人不存在其自身的个人人格,则难以认定法定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行为“一方面为法人之行为,他方面为自己之行为”[20]。故责令法定代表人对受害人负直接责任无法理上的说服力；第二,法人侵权行为通常发生在交易之外（否则应为合同责任）,故规定连带责任并不能有利于交易安全的保护；第三,代表人之赔偿能力与法人之赔偿能力通常不可同日而语,规定连带责任,固然可为受害人增加选择机会,但实际意义不大；第四,即令发生因法人机关之恶意或重大过失从事目的外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严重损害,而法人之全部财产不足以赔偿损失的情形,也可以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责令有过错的股东（尤其是担任代表人的股东）承担个人赔偿责任[21]。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应规定法人对其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致害行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全部责任。至于法人承担责任后对有过错的代表人的追偿或者处罚,得根据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关规定进行。
『贰』 公司资本三原则的资本确定原则与授权资本制
又称法定资本制，是指公司在设立时，必须在章程中对公司的资本总额做出明确的规定，并须由股东全部认足，否则公司就不能成立。
它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求公司资本总额必须明确记载于公司章程，使它成为一个具体的、确定的数额；二是要求章程所确定的资本总额在公司设立时必须分解落实到人，即由全体股东认足。
法定资本制中的公司资本是公司章程载明且已全部发行的资本，所以在公司成立后，要增加资本时，必须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变更公司章程的资本数额，并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
就股款缴纳而言，认股人在认购股份以后，应负责缴纳股款，但在具体操作时，又有两种立法主义：一为全额缴纳制，即认股人对其应缴纳的股款必须全额一次缴清，不得分期缴纳。如法国、台湾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即是。二是分期缴纳制，即认股人对其应缴纳的股款可分两期以上缴纳，不必一次全额缴清，但通常第一次缴纳的股款不得少于全部应缴纳股款的法定比例，其余部分则由公司另行通知认股人分次缴纳，一旦接到公司通知各认股人即应按期如数缴纳股款，如意大利、丹麦公司法规定即是。
这种做法的优点：由于法定资本制要求公司设立时，全部注册资本落实到人，因此可以保证公司资本真实、可靠、防止公司设立中的欺诈和投机行为，以及有效地保障债权人和交易安全。但是不利的地方在于：1.因为该原则要求公司在设立是募足全部资本，势必给公司设立造成困难，从而降低设立效率，阻碍公司制度的发展。2.在公司成立初期，往往营业规模较小，需要投入营运的资本量有限，故可能导致筹集的资本的闲置和浪费。3.若公司在设立时筹集的资本数额较少，则其在经营过程中通过增加资本来扩张规模时又必须履行繁的法律程序。因此，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公司法已不再严守此项原则，而是对其加以改造和放松限制，使其更能适应公司灵活经营的需要。 授权资本制，是指在公司设立时，资本总额中亦应记载于章程，但并不要求发起人全部认定，只认定并缴付资本总额中的一部分，公司即可成立，未认定部分，授权董事会根据需要随时发行新股募集。因为未认定部分已在章程中记载的资本总额之内，所以再行募集时，无须变更章程，也不必履行增资程序。
授权资本制的出现，使公司资本内容趋于复杂化，并呈现出五种不同的具体形态。
1.注册资本（Registered Capital），又称名义资本（Nominal Capital）、核定资本或核准资本，是指公司在设立时由章程载明的，经过公司登记和机关登记注册的。公司有权筹集的全部资本，它包括公司已发行的资本和法律允许公司分期发行的资本，但是，大多数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丹麦、瑞士和挪威等国公司法都规定，公司所有核准资本都必须全部认购和发行。因此，不论股东是一次缴足还是分期缴足股款，它都能在一定时间为公司所实际拥有，注册资本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公司资本。
2.发行资本（Issued Capital），也称认缴资本，是指公司实际上已向股东发行的股本总额，即股东同意以现金或实物等方式认购下来的股本总额，发行资本可能等于注册资本，也可能小于注册资本。在授权资本制下，一般不要求注册资本都能得到发行，所以它小于注册资本，而在实行法定资本制的国家，公司章程所确定的资本应一次全部认定，即便在修改章程，增资发行新股时亦须如此。因此，其发行资本一般等于注册资本，但股东在全部认定资本后，可以分期缴纳股款。
3.实缴资本（Paid-up Capital），又称实收资本或已收资本，是指公司发行股份，并经股东出资而实际已经收到的现金或其他出资的总额。它是公司现实拥有的资本，由于股东认购股份以后，可能一次缴清全部出资，也可能在法律规定的一定期限内分批缴清出资。因此，实缴资本可能等于或小于发行资本，简言之，注册资本、发行资本和实缴资本的关系便是：注册资本≥发行资本≥实缴资本。
4.催缴资本（un-paid Capital）是指发行资本中应当缴清而尚未缴清，需由公司催缴的部分，这是授权资本制下与实缴资本相对应的一种公司资本的特殊形态。
5.授权资本（Authorized Capital）是指公司根据章程授权可以筹集的全部资本，授权资本仅须记载于公司章程。不必在公司成立时认定或募足，可以在公司成立后根据业务需要分次发行，在授权资本的数额之内发行新股，不必由股东会批准。由于授权资本非由股东全部认定，有学者认为它本身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司资本。“它仅仅表明全体股东授权董事会还可以分期发行股票的一种权限，或者说预示着公司目前和今后可能达到的规模。”日本学者认为，授权资本“是通过章程授与董事会的股份发行权限及其范围。准确地说应叫授权股份数，它与法律上的资本无直接关系。”
上面是对相关资本概念的辨析。在实际中，为英美公司法所创立的授权资本制，并不要求发起人全部认定公司注册资本，甚至只认定注册资本总额中的小部分，公司亦可成立。它具有便于公司迅速成立的优点。公司增资时，可随时发行新股募集，无须变更章程，亦不必履行变更登记程序，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对公司决策迅速高效的要求。但是，在授权资本制下，公司的实收资本可能很少，注册资本的相当部分未能落实到人。所以，它更可能被欺诈行为利用，减弱了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对这两种公司资本制度的取舍，取决于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及不同的司法制度。
1.法定资本制度重在对公司债权人及社会交易安全的保护，更多体现了社会本位的立法思想。授权资本制则侧重于对投资人和公司提供更便利的条件，较多地体现了个人本位的立法原则。
2.从两大法系不同的司法制度来考察，采用法定资本制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使命在于适用既定的成文法律，因而公司立法力求详尽，公司资本力求确定，防患于未然，使公司依法运作，避免因公司资本不实给社会经济秩序造成紊乱。采用授权资本制的国家，法官司法判决可以创设法律，成文法上的漏洞可以通过判例来弥补，英美司法判例所确认的“公司人格否认原则”、“公司资本充实原则”都是对授权资本制的补充和完善。 折衷授权资本制，由于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各有利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便于吸收英美国家的投资，德国于1937年颁布《股份法》规定了一种近似于授权资本制的“认许资本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也于1950的修改商法形成了“折衷授权资本制”。折衷授权资本制有两种不同的立法例。
其一，对授权发行资本的期限予以限定，在折衷授权资本制度下，董事会虽然也可直接依据授权在法定范围内发行股份，但其权利行使多有期限限制，这是它与纯粹的授权资本制的不同，又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法定资本制的增资困难，德国《股份公司法》第202条规定“章程可以授予董事会最长为期5年的全权。在公司进行登记之后通过发行以投资为条件的新股票，把基本资本增加到被批准的资本。”
其二，对授权发行资本的数额予以限定。实行折衷授权资本制的国家（地区）公司法都规定授权发行的数额不得超过公司资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如日本《商法》和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均规定，授权董事会发行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资本总额的3/4.卢森堡公司法规定较为特别，即在公司设立时，全部资本必须予以发行。但是在公司成立后增加资本时，允许有在已经授权而尚未发行的资本。这实质上是在公司设立时和成立后的两个阶段，分别采取两种不同的资本制度。
折衷授权资本制是在总结长期的公司资本法经验，充分吸收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的优点，克服其弊端的基础上诞生的一种新型资本制度。它有以下优点：1.减少了公司设立的难度，避免了因公司资本闲置造成的浪费，提高了公司运作效率。2.由于对公司首次发行股份的数额和公司资本总额的最后筹集期限作了明确限制，又使公司资本相对地稳定和确定，有利于保障债权人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资本维持原则，又称资本充实原则。是指公司在其存续过程中，应经常保持与其资本额相当的财产。资本是公司对外交往的一般担保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物质基础，公司拥有足够的现实财产，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股东有限责任给债权人带来的交易风险。一般而言，在公司成立时，公司资本即代表了公司的实有财产，但这一财产并非恒量，尤其在公司的存续过程中，它可能因公司经营的盈余、亏损或财产本身的无表损耗而在价值量上发生变动，当公司实有财产的价值高于其向外明示的公司资本的价值时，其偿债能力增强，对社会交易安全自然有利，其实有财产价值大大低于公司资本价值时，必须使公司无法按照其所标示的价值承担责任。从而对交易安全和债权人利益构成威胁，同时，由于股东往往对盈余分配有着无限扩张的偏好，如果法律对盈余分配没有一定的限制，股东在短期求利动机的驱动下，就可能蚕食公司资本。
在各国公司法中资本维持原则有下面这些内容：
1.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退股，不得抽回其出资，我国公司法第34条、35条、143条有规定。
2.股票发行价格不得低于股票面值。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表现形式，股份总和就是公司资本，为维持公司资本的实际财产价值，一般各国公司法都禁止公司折价发行股份。日本商法、德国股份公司法、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我国公司法都有这方面规定。
3.公司应按规定提取和使用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积金可视为资本储备，主要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的生产经营或增加公司资本，各国公司法大都对法定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作了明确规定。日本商法称“盈余公积金”，该法第288条规定了盈余公积金的提取方法，289条规定盈余公积金“除充作资本亏损的填补场合外，不得使用”，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也有类似规定。
4.亏损或无利润不得分配股利，各国公司法普遍规定。公司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须先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在弥补亏损及提取法定公积金和公益金之前，不得分配股息和红利。而且，公司在虽无亏损却无利润的情况下，也不得分配股息和红利，日本商法第290条规定，当公司违法分配时，公司债权人可以让其返还。
5.公司原则上不得收购自己的股份或将其收为质物，德国股份公司法第56条，日本商法第210条，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67条以及我国公司法第149条作了规定。
6.债务不得抵销，公司是法人，具有独立的人格。公司与股东在法律关系上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因此，公司的债务人不得以其对公司股东个人债权，主张与其所欠公司的债务相抵销，即使是无限公司的债务人，亦受这一规则的限制。而且股东在缴纳股款时，也不利以其对公司的债权实行抵销，日本商法第200条第2项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不能以其对公司的债权抵作股款。”
7.股东和发起人的连带认缴出资责任，当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未缴足出资，致使公司实收资本低于法定最低资本额和应收股本时，其他股东或发起人应负连带认缴责任，而且当实物，无形财产估价过高时，股东或发起人也应承担连带补偿责任。 资本不变原则，是指公司资本总额一经确定，非依法定程序，不得任意变动，资本不变原则只具有相对意义，并非指资本绝对不能改变，而是指公司资本一经确定便不得随意变更。事实上，在公司成立后，有很多原因可以导致公司资本的增加或减少，如经营规模的扩大或缩小，股东人数的增加或减少。在公司法上，资本不变原则主要体现在公司增减资本所应具备的条件和应遵循的严格法律程序上。日本商法认为，公司增资对债权人无害，所以对增资条件不作严格限制，德国股份公司法对增加资本作了严格限制，该法第192条第（2）项规定，有条件增加资本应限于以下目的：1.用于保证可兑换债券的债权人的兑换权和新股票认购权。2.用以准备多个企业的合并。3.用于保证公司职工以支付现金为条件认购新股票的认购权，这些支付现金的要求涉及所有从公司获得分离盈利的职工。各国公司法对减少资本的条件无一例外地加以严格限制，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甚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不得减少资本总额。
五，我国公司资本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建议我国从1983年开始着手公司立法，但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和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模糊待定，导致法制建设的长期困惑和分歧，公司立法亦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直至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立法步伐才得以加快。虽然《公司法》制定历时十年，但是严格地说，实际制定《公司法》的时候还不到一年，由于立法时间过于仓促，立法界和理论界对公司资本制度的最新演变趋势缺乏研究，结果在公司资本制度的设计上存在问题也是在所难免。下由谈谈公司资本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本人的一点立法建议。
（一）建议将法定资本制改为授权资本制或折衷授权资本制我国公司法奉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法定最低资本额（公司法第23条、第78条）、有限责任的公司章程应载明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第22条第（三）项、第（六）项）、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应载明公司的股份总额、每股金额和注册资本（第79条第（四）项）、注册资本均应在公司设立时缴足（第25条、经82条、第91条）。需要说明一点，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有一个例外，即在合营企业中采用授权资本制。《中外合资企业实施条例》第21条规定：中外合资企业的注册资本为合营各方认缴的出资额之和。国家工商局《中外合资企业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合营各方认缴的出资额可以在公司成立后分期缴付，有些地位的股份合作企业规定也采纳了折衷授权资本制。如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登记注册暂行办法》第8条规定：“企业注册资金为股东认缴的股本总额，股东认缴的出资可以分期出资，但第一次必须注入认缴股份的百分之五十，最后一次必须在营业执照鉴发之日起一年内注入”。
除了上面提到的法定资本制的弊端外，法定资本制给我国股份公司的设立及发行新股造成的障碍以及所带来的低效率和负作用已是客观的事实，由于公司法将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定为在5000万元的高位，使得相当一批业绩好的中小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无法满足组建上市公司的条件，因而在上市包装中为了凑够法定资本而进行低效益的购并重组。这样，规模上去了，资产质量和每股盈利下来了，不少上市公司为了依法一次性募足巨额的社会资金，只能挖空心思编项目，政府主管部门则忙于草拟项目批文，而这些项目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则存在巨大的疑问。面对一次性募足的庞大资本，在无项目可投的情况下，不少上市公司只好用作去炒股票、买债券、开发房地产或委托放贷，发起设立公司增资扩股或上市公司配股、增发、均陷入了繁琐的召开会议，修改章程，办理变更登记的程序之中，反复奔波，若不堪言，所有这些事实说明法定资本制已经不适用公司的发展。因此，建议在公司法修改时，把法定资本制改为授权资本制或折衷授权资本制，授权资本制与折衷授权资本制存在许多相同之处，两者之间差别不大，考虑到从法定资本制转换成授权资本制，落差太大。因此是否以折衷授权资本制作为一种过渡形式，我们认为也不失为一种稳妥的方法，不管立法者最终采用哪种制度，都是出于一种良好的愿意，至于这种制度的实施效果如何，就不单单是一个法律问题，英美法系国家采用授权资本制之所以成功，与这些国家司法制度及配套设施完善，人们的交易习惯有很大关系。英美的“揭开公司法人面纱”无疑对于保障交易安全和债权人利益有很大帮助，美国建立了一些记录公司资产和信誉的专门数据库如“D&B（Dun & Bradstreet），任何人只要有电脑和一根电话线跟数据库联网就可以查询，一次仅需几十美元，查询时只要在键盘上输入对方公司的名称和注册地点，与公司有关的资料即出现在屏幕上，并可以打印出来，其内容包括公司的财务情况、员工人数、营业额、债务额、偿还利息和本金的记录、有无拖欠、有无悬而未决的经济和法律纠纷等，通过这些材料，与公司打交道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评估风险的大小，然后决定是否与对方公司交易。我认为这种方法可值得借鉴。
（二）关于公司转投资的规定，《公司法》第12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并以该出资额为限对所投资公司承担责任。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在投资后，接受被投资公司的利润转增本其增加额不包括在内”。从该条法律规定分析，我国《公司法》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作了限制性规定：1.在公司对外投资的对象方面，只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形式，未对公司向公司制企业以外的投资对象进行投资作出明确规定。2.在公司对外投资的金额方面规定了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不受此约束。3.在公司对外投资的法律责任方面，规定公司以对外出资额为限对所投资公司承担有限责任。
限制公司对外投资有下列积极作用：
1.限制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有利于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防止和避免不良债权的形式，就公司最典型的债权人-银行而言，其信贷原则是讲求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在银行-公司这一借贷关系中，银行投入的是安全性、流动性俱佳，而盈利性不足的现金，通过贷款公司有效的经营运转，实现信贷资金的盈利。在贷款公司运用信贷资金对外投资的情况下，虽然债的主体双方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由于这部分信贷资金在贷款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形成的是长期投资性质的股权性资产，它的盈利状况必须取得于被投资对象的盈利与否和盈利大小，从客观上使银行不得不面临贷款公司和被投资对象的双重经营风险，在贷款利率相同的条件下，运用信贷资金对外投资大大降低了银行资金的安全性。同时从流动性方面考察，由于信贷资金的使用权掌握在与银行无直接信贷关系的被投资对象手中，最终形成的是被投资对象的实物资产，而在贷款公司则只体现为财务会计上的股权性资产，一旦贷款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甚至进入破产清算状态，要资本市场性的约束，很难保证贷款公司股权资产的及时变现和银行贷款的快速回收，因此通过法律形式对公司对外投资行为进行合理的限制，为提高银行贷款及公司其他债权的安全性，流动性提供了保障。
2.限制公司的对外投资，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防止社会资本的过度虚增。应该说，公司之间适度的投资行为是有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公司战略，促进公司间良性竞争，推动经济发展的，但是如果法律对公司的对外投资不加限制，则会导致一系列问题，不仅将损害公司股东，债权人的权益，而且会破坏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首先无限制的转投资将造成社会资本的过度虚增，助长经济运行中的泡沫成分，使宏观经济信息严重失真，最终必将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其次，公司不加限制地对外投资，将促使垄断的产生，妨碍竞争，垄断资本追求垄断利润的本质属性，将极大地损害社会公平，阻挠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第三，无限制的转投资会加大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难度，抬高管理成本。
限制公司对外投资行为的消极影响如下：
1.限制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是对公司行为能力的限制，将减少公司资产的盈利选择，公司作为法人组织，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和相应的各种权利，公司的这种法人性质决定了它的行为能力与自然人不同，必然受到法律的限制。然而，如果法律对公司行为能力限制得过于严格，一方面是对公司法人资格的否定，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公司行为空间变得过于狭窄，就投资行为的限制而言，会导致公司资产的大量沉淀，严重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
2.过分限制公司的对外投资，将限制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公司运用其资产对外投资的过程，也是技术资金等各种生产要素不断优化组织的过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大长处就是能够利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达到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除了国家投资外，公司的对外投资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手段，世界经济近百年来的发展历史，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公司兼并，收购的历史。跨国公司、企业集团等现代企业的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司的对外投资，我国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公司重组浪潮，不仅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而且也为相应的立法完善提供了契机，过分限制公司的对外投资，将导致公司的投资冲动减弱，投资需要萎缩，难以形成经济增长的有效支撑，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的衰退。
基于以上的种种原因和分析，我们可以进行有效的变革，在立法上可以作的就是：
1.就投资对象而言，《公司法》只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公司形式，这样规定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倡导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政策取向，但同我国企业组织形式的现状和未来较长时期内非公司制企业仍将大量存在这一事实相比，缺乏务实精神，建议依照《民法通则》的原则将公司投资对象扩大为企业法人。
2.就投资金额而言，《公司法》规定以净资产的50%作为对外投资的上限，为了充分保护债权人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促进合理的竞争，建议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作出规定，如可规定为有限责任公司的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60%。股份有限公司的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40%。同时，由国务院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规范投资公司，控股公司的行政法规，作为对《公司法》的补充。
3.就公司对投资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而言，应借鉴国外先进成功的立法经验，在坚持有限责任的一般原则前提下，针对经济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现象作适当的突破。如可规定为，除公司对所投资公司存在实际控制的情况外，公司以其资额为限承担责任，至于何为实际控制，则可能通过国家最高审判机关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明确
『叁』 台湾外资企业设立必须要资金到位才能注册吗
2014年之前台商投资企业参照外资企业办理，都是注册资本认缴制，企业办理完注册登记等手续后，可以分期也可以一次性缴清；不是注册资本实缴。2014年公司法修改后，出资期限更为宽松，不再限定出资期限，企业可根据情况，自主决定注册资本到位时间。
2014年3月份正式生效的《公司法》对于注册资本进行放宽处理，取消工商年检，增加了企业年报公示等等一系列新措施，对于苏州工商官网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下面是新公司法部分解释：
根据全国人大新修订的《公司法》和国务院发布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于2014年3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此次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为：
1.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行政决定另有规定以外，将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目前国务院明确27个行业暂不实行认缴制（见附表）。除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外，公司在进行设立或变更注册资本登记时无需提交验资报告。
2.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行政决定另有规定之外，取消原来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
3.取消首次出资比例和货币出资比例。公司设立时，全体股东（发起人）可自主约定出资方式和货币出资比例，不再要求公司设立时全体股东必须有首期出资，对于货币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也不作要求。
4.取消了公司股东须在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注资本（投资公司五年）的规定，公司股东（发起人）可根据公司发展规划、股东持有资金等情况，自主约定缴足出资的期限。
『肆』 中国的公司法和台湾的公司法有什么差别
适用范围不一样，具体内容不一样，适用对象不一样。
『伍』 台湾民法188条为什么适用连带责任
您好，这是关于法人承担其侵权责任方式的规定。
法人对其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自不待言。但具体实施侵权行为的法人代表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对此,各国立法之规定有所不同。
（一）法人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
此为德国所采。德国虽采“法人拟制说”,但对法人之董事或其他代理人致人损害的行为,明文规定由法人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第31条）。
（二）法人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然后法人得追究有过错的行为人的个人责任。
此为瑞士民法所规定。《瑞士民法典》第55条第2项规定:“法人对其机关的法律行为及其他行为承担责任。”第3项规定:“行为人有过错时,行为人另负个人责任。”对前述规定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台湾学者的理解,认为依其规定,就损害后果,法人应与有过错的行为人对受害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13]；另一种理解是我国学者的理解,认为依其规定,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责任,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应对法人承担责任,并将之称为“两罚制”[14]（前述理解之差异源于海峡两岸所翻译之《瑞士民法典》中文版本对同一条文之不同表述:依台湾译本,前述条文第3项为“行为人就其过错,个人亦负责任”）。
（三）法人原则上应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但董事等人有过错的,应与法人一起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为日本所采。《日本民法典》第44条首先在其第1项规定法人对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因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然后在其第2项规定“因法人目的范围外的行为,有损害于他人时,与表决该事项时表示赞成的社员、理事及实施该行为的理事或其他代理人,负连带赔偿责任”。此外,于1974年修订《日本公司法》时补充的两个条文,也作了类似规定。其第266（3）条规定:“董事执行职务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该董事对第三人也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第266（1）条则就公司董事违法分配盈余、向其他董事贷款、违反竟业禁止义务、违反董事与公司进行交易之限制以及其他违反法令或章程的行为,规定了董事对公司承担连带偿还或连带赔偿责任。这些规定,显示出加重董事责任的立法走向[16]。除日本外,其他一些国家如韩国,也大致采用此种模式。
（四）法人应与代表人对加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所采。台湾民法典第28条明文规定了此种连带责任,甚至不考虑代表人有无过错（此处的过错当然不是指加害行为之过错,而是指决定实施加害行为的过错）。此外,台湾公司法第23条也规定:“公司负责任对于公司业务之执行,如有违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损害时,对他人应与公司负连带赔偿之责。”对于何为公司负责人,该法第8条规定“在无限公司、两合公司为执行业务或代表公司之股东；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为董事。公司之经理人或清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监察人、检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监督人,在执行业务范围内,亦为公司负责人”。就立法理由而言,台湾学者认为,如按法理,法人机关之行为为法人行为,故构成法人机关成员的个人不应对受害人承担责任。但就保护交易安全立论,则又以规定法人与行为人连带负赔偿之责为妥,其有利于促进法人机关之注意,藉以保护交易安全[18]。
至于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责任或与代表人等行为人连带承担责任之后,法人与行为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一般认为得适用民法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因代表人处理法人事务时,对于法人负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如因其过失而致法人以损失,法人对之享有追偿权。同时,在实行连带责任的情形,如果代表人因其无过失之行为而使法人应负无过失责任,因而代表人也与法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时,代表人在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后,反过来对法人享有追偿权。
我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采用的是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但对于法人是否得对有过错的代表人享有追偿权,未作直接规定。比较上述立法模式,其不同点主要在是否规定法人代表人与法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下列因素可值考虑:第一,从理论上讲,如果承认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即法人自身的行为,在执行职务的活动中,法定代表人不存在其自身的个人人格,则难以认定法定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行为“一方面为法人之行为,他方面为自己之行为”。故责令法定代表人对受害人负直接责任无法理上的说服力；第二,法人侵权行为通常发生在交易之外（否则应为合同责任）,故规定连带责任并不能有利于交易安全的保护；第三,代表人之赔偿能力与法人之赔偿能力通常不可同日而语,规定连带责任,固然可为受害人增加选择机会,但实际意义不大；第四,即令发生因法人机关之恶意或重大过失从事目的外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严重损害,而法人之全部财产不足以赔偿损失的情形,也可以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责令有过错的股东（尤其是担任代表人的股东）承担个人赔偿责任。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应规定法人对其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致害行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全部责任。至于法人承担责任后对有过错的代表人的追偿或者处罚,得根据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关规定进行。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陆』 台湾民法188条为什么规定连带责任
您好，这是关于法人承担其侵权责任方式的规定。
法人对其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自不待言。但具体实施侵权行为的法人代表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对此,各国立法之规定有所不同。
（一）法人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
此为德国所采。德国虽采“法人拟制说”,但对法人之董事或其他代理人致人损害的行为,明文规定由法人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第31条）。
（二）法人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然后法人得追究有过错的行为人的个人责任。
此为瑞士民法所规定。《瑞士民法典》第55条第2项规定:“法人对其机关的法律行为及其他行为承担责任。”第3项规定:“行为人有过错时,行为人另负个人责任。”对前述规定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台湾学者的理解,认为依其规定,就损害后果,法人应与有过错的行为人对受害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另一种理解是我国学者的理解,认为依其规定,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责任,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应对法人承担责任,并将之称为“两罚制”（前述理解之差异源于海峡两岸所翻译之《瑞士民法典》中文版本对同一条文之不同表述:依台湾译本,前述条文第3项为“行为人就其过错,个人亦负责任”）。
（三）法人原则上应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但董事等人有过错的,应与法人一起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为日本所采。《日本民法典》第44条首先在其第1项规定法人对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因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然后在其第2项规定“因法人目的范围外的行为,有损害于他人时,与表决该事项时表示赞成的社员、理事及实施该行为的理事或其他代理人,负连带赔偿责任”。此外,于1974年修订《日本公司法》时补充的两个条文,也作了类似规定。其第266（3）条规定:“董事执行职务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该董事对第三人也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第266（1）条则就公司董事违法分配盈余、向其他董事贷款、违反竟业禁止义务、违反董事与公司进行交易之限制以及其他违反法令或章程的行为,规定了董事对公司承担连带偿还或连带赔偿责任。这些规定,显示出加重董事责任的立法走向。除日本外,其他一些国家如韩国,也大致采用此种模式。
（四）法人应与代表人对加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所采。台湾民法典第28条明文规定了此种连带责任,甚至不考虑代表人有无过错（此处的过错当然不是指加害行为之过错,而是指决定实施加害行为的过错）。此外,台湾公司法第23条也规定:“公司负责任对于公司业务之执行,如有违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损害时,对他人应与公司负连带赔偿之责。”对于何为公司负责人,该法第8条规定“在无限公司、两合公司为执行业务或代表公司之股东；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为董事。公司之经理人或清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监察人、检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监督人,在执行业务范围内,亦为公司负责人”。就立法理由而言,台湾学者认为,如按法理,法人机关之行为为法人行为,故构成法人机关成员的个人不应对受害人承担责任。但就保护交易安全立论,则又以规定法人与行为人连带负赔偿之责为妥,其有利于促进法人机关之注意,藉以保护交易安全。
至于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责任或与代表人等行为人连带承担责任之后,法人与行为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一般认为得适用民法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因代表人处理法人事务时,对于法人负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如因其过失而致法人以损失,法人对之享有追偿权。同时,在实行连带责任的情形,如果代表人因其无过失之行为而使法人应负无过失责任,因而代表人也与法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时,代表人在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后,反过来对法人享有追偿权。
我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采用的是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但对于法人是否得对有过错的代表人享有追偿权,未作直接规定。比较上述立法模式,其不同点主要在是否规定法人代表人与法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下列因素可值考虑:第一,从理论上讲,如果承认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即法人自身的行为,在执行职务的活动中,法定代表人不存在其自身的个人人格,则难以认定法定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行为“一方面为法人之行为,他方面为自己之行为”。故责令法定代表人对受害人负直接责任无法理上的说服力；第二,法人侵权行为通常发生在交易之外（否则应为合同责任）,故规定连带责任并不能有利于交易安全的保护；第三,代表人之赔偿能力与法人之赔偿能力通常不可同日而语,规定连带责任,固然可为受害人增加选择机会,但实际意义不大；第四,即令发生因法人机关之恶意或重大过失从事目的外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严重损害,而法人之全部财产不足以赔偿损失的情形,也可以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责令有过错的股东（尤其是担任代表人的股东）承担个人赔偿责任。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应规定法人对其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致害行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全部责任。至于法人承担责任后对有过错的代表人的追偿或者处罚,得根据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关规定进行。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柒』 有谁能给我详细讲下2006年新修改的公司法
“新公司法”之十大创新
2006年1月1日，运行了近十二年的1993年公司法终于寿终正寝，新的公司法，也即2006年公司法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通过。新公司法共二百一十九条，相较旧公司法而言，还少了十一条。
公司法作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极端重要的法律，它的修改不能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它的修改也必将对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规范发挥重大作用。那么，新公司法相比旧公司，究竟“新”在何处呢？依笔者之见，新公司法至少有十处创新，颇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新公司法已经完成了从体制改革法到商事法的角色转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旧公司法开宗明义，第一条就表明是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着眼于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体制改革法的色彩非常浓厚。并且旧公司法比较注重国有公司的制度设计，注重发挥国家在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中的主导作用。
旧公司法经过运行了十二年，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确立，国家控股的大型国有企业已经全部完成了公司化改造，从体制和制度上已经使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生根发芽。
在此种背景下，旧公司法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原有的一系列关于企业改制的条文已经显得不合时宜，新公司法着眼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规范和发展，适时的将立法的目的调整为“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比较纯粹的商事法应当说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一次变革。
第二，新公司法增创了“一人公司”，使个人创办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可能。“一人公司”的制度创设应当说是新公司法的一大亮点。旧公司法要求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是两人以上五十人以下，在实际施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个规定一方面压制了个人创办有限公司的热情；
另一方面，一些有投资愿望的个人又不得不聘请一些挂名股东，以规避公司法的强行性规定，使公司法的这一强制性要求变成了一纸空文；
同时，由于挂名股东的出现，又平空增添了大量纠纷，给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基于这种得不偿失的情况，新公司法解除了这一禁令，对鼓励投资，减少纠纷，必将有所裨益。
第三，新公司法采纳了学界多年提出的“授权资本”的建议，大大降低了创设公司的门槛。授权资本制和实收资本制的论争一直是公司法修改过程中的一个焦点，旧公司法着眼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考虑，采纳了实收资本制。经过十二年的运行并参酌国外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经验，我们发现，发达的西方国家以及港台地区莫不采用授权资本制。
并且我们的外资法律制度，已经允许外商独资企业采用授权资本制，在同一个法律框架内，采用两种不同的注册资本制度，本身是不合理的。
新公司法采纳了学界的强烈的呼声，更加注重公司法鼓励创业的作用，毅然采纳了授权资本制，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我们阅读一下新公司法第二十六条，我们不难发现，只要我们有三万元，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老板！我们相信，新公司法必将成为一些创业者的圆梦之法！
第四，新公司法增加了多条股东权利救济的途径，回应了在旧公司法在实务操作中的困境。旧公司法运行十二年，其中发现问题最大的是实务操作的困难，尤其对于中小股东的保护极为不利，一些中小股东在公司中缺乏发表意见的机会，有时一些大股东甚至完全漠视中小股东的利益，几年不分红的现象相当普遍。
但是，旧公司法赋予中小股东救济的途径却非常少，以至于中小股东投诉无门，只有忍气吞声。新公司法吸收了最近几年学界研究的成果，十分注重股东权利救济的途径，对于股东代表诉讼、股东转让股权等规定进行了补充和细化，给我们现实的司法运作指明了方向。
第五，法院的地位在新公司法中得到充分尊重，司法救济已经成为解决公司法争议最主要的途径。法院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其地位和作用已经日益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但是由于旧公司法规定过于笼统，没有预料到现实运作中的复杂情况，使公司法上的权利往往得不到司法的保障。
新公司法十分注重权利的司法救济，很多条文直接规定纠纷由人民法院解决。例如：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就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第六，新公司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规制，尤其加强了对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限制。在近年来，上市公司违规操作屡屡发生，中国股市持续低迷，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更是令人痛心。
新公司法相较旧公司法而言，比较注重公司法与证券法的衔接，对上市公司的组织架构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并要求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更加注重维护中小股东和股民的合法权益。
第七，新公司法反映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于董事、监事、股东、经理的权利制约更加精致。公司治理结构是整个公司法研究的核心问题，近年来研究成果可以说是相当丰富，新公司法吸收了这些研究成果，使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的权利更加趋于平衡，相互之间的权利制约更加精致。如，新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就规定：“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或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这一规定，就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司法实务界的董事和监事权利滥用的问题。
第八，新公司法基本解除了对公司的转投资限制和对公司股东担保的限制。公司的转投资限制和公司对自己股东担保的限制是旧公司法中重要的禁止性规定，但是这两个限制也屡遭学者诟病。
新公司法终于取消了这两个限制，赋予了公司经营活动更大的自由。新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
”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
第九，股东的出资方式不再限于旧公司法中规定的五种，只要是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财产就可以作为出资方式。
旧公司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也即，旧公司法对于出资的方式只限定了上述五种，除此之外，别无出资其他方式，这种僵硬的规定显然不利于引导和鼓励公民投资创业的积极性。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除了上述五种财产外，财产的存在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公司法审时度势，适时的调整指导思想，作出了新的调整，应该是明智之举。新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可以以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第十，新公司法加大了对违反公司法的制裁力度，进一步规范了公司的解散和清算制度。旧公司法对于违反公司法的违法行为制裁力度比较轻微，一般为一万元以上十万以下的罚款，在很多情况下，根本不能起到应有的阻吓作用，新公司法提高了罚款的标准，一般为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另外，旧公司法将刑事责任作为公司法律责任的一种形式，新公司法则取消了刑事责任的规定，更好的体现了公司法与刑法的衔接。
公司的解散和清算是现实中发生比较多的一类纠纷，并且往往相当复杂，不进行清算就擅自解散的公司相当普遍，对债权人的保护相当不利，基于这种局面，新公司法花了很大篇幅细化了公司的解散和清算制度，明确了清算主体，强化了清算责任，这些修改相对于旧公司法来说，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总之，新公司法无论从章节安排，还是制度设计，都是对旧公司法的一次巨大的变革。这次修改，应当说是旧公司法施行十二年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十五年来基础上的一次重大调整。
新公司法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吸收了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的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当然，新公司法也留下了很多缺憾，例如，它还没有完全解决外资公司与内资公司的差别待遇问题；它对于当前中国市场经济还不尽完善的状况下，债权人的保护可能不一定有力；它还没有完全解决公司法运行中的一些难题。但无论如何，新公司法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部极端重要的法律，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http://www.c.gov.cn/gcs/fagui/select.asp?id=1472新<公司法>
『捌』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有哪些法律规定
股权转让有两种方式：一是公司内部的股权转让，即股东将股权转让给现有股东;二是公司外部的股权转让，即公司将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的第三人。
从各国或地区公司立法的规定看，无论何种类型的公司，股东的出资均可转让，但因公司的性质不同，法律对股东出资转让的限制也不同。有限公司虽在性质上属于资合公司，但因股东人数不多，股东又重视相互间的联系，具有人合公司的因素，为了维持公司股东彼此信赖的需要，股权的转让也受到较严格的限制。一般而言，由于公司内部转让并不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对重视人合因素的有限责任公司来说，其存在基础即股东间的相互信任也没有变化;而外部转让会因吸收新股东加入公司而影响股东间的信任基础，所以，各国或地区的公司法对公司内部的出资转让限制较松，对向非股东转让限制较严，一般要求股东向非股东转让出资须经股东会一定比例以上的股东同意等。如此限制的目的主要在于防止因新股东的加入而影响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如日本《有限公司法》第19条就规定：“股东可将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资份额，转让给其他股东。股东在将其全部或部分出资份额转让于非股东的人的情形下，须取得股东会的同意。”
一、股东间转让股权
(一)关于股东间转让股权的立法例
股东间转让股权即公司股权在股东内部进行的让渡。关于股东间进行的股权转让，大致有两种立法例：一是股东之间可以自由转让其出资的全部或一部分，如日本、法国 ;二是股东之间转让出资必须经股东大会同意，如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11条即如此规定。
我国《公司法》第35条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显然，我国采第一种立法例。
(二)我国股东之间转让股权能否限制的法理分析
笔者认为，虽然我国《公司法》未对股东间转让股权作出限制性规定，但从立法取向上似有规定的必要。实际上，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转让股权问题上，即便是规定比较宽泛的日本和法国公司法，也规定了一些限制条款。在日本，公司法赋予了其股东转让出资异议权，即当其他股东不同意转让该出资的，公司应另行指定受让方 。在法国，《商事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章程可以制定一些限制股东之间转让出资的条款 。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法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中，股东之间相互转让出资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的。这种转让出资的自由，只是比股东向非股东转让出资的限制相对宽松罢了。因此，我国公司法虽没有对股东间转让股权问题作出限制性规定，但从意思自治的角度讲，应允许股东之间在章程中作出限制性规定。从法律上看，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之间自由转让出资的规定并非强制性规定，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的自治规则，是股东共同意志的体现，只要不违背《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肯定其效力。因此，如果公司章程对股东间转让股权作出限制性规定，应遵从其规定。但是，章程作出的限制也不能违背《公司法》关于股东间自由转让出资的基本原则，如果限制性过多过大，高于向股东之外的第三人转让出资的情况，也是不允许的。国外公司法对此也有相应规定。如《法国商事公司法》第47条在第1款规定了股权可在股东间自由转让，随即又在第2款明确规定公司章程可对股东之间转让出资可以限制，但其限制应低于向与公司无关的第三人转让出资的限制。
二、向非股东转让股权。
(一)各国和地区立法例
1、大陆法系
鉴于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的人合性和封闭性的特点，大陆法系国家公司立法均规定公司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时，须经公司同意或承认，即所谓“承认条款”，以防止不受欢迎的股东进入公司，影响公司的稳定。如日本《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9条规定，股东将其所持股份全部或一部分转让给其他股东，但股东将其所持股份转让给非股东时，则须经股东大会同意。法国《商事公司法》第45条也规定，只有在征得至少3/4公司股份的多数股东同意后，公司股份才可以转让给与公司股东无关的第三人。据此类条款，公司所反对的出资转让均不能实现。此虽足以保障公司的转让，但对股东的权利保障则显有不公，如公司滥用股东该条款，则股东的出资转让权将无从实现。为弥补其不足，各国公司法遂附之以“先买请求权条款”，要求公司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对不同意转让的出资另行指定受让人(包括公司的其他全体股东)或由公司予以购买。“先买请求权条款”，使股东在公司反对其转让出资时，得要求公司向另外的对象转让，并在时间上不受太久迟延。如日本要求公司在两周内指定受让人;法国立法规定公司应在3个月内对是否允许转让作出决定等。同意条款与先买权条款相配合，既可防止不受欢迎的人进入公司，确保公司的人合因素，又能保证股东出资转让权的实现，从而构成了大陆法系国家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转让制度的基本内容。
2、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国家未采用大陆法系国家所适应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等概念，而是将公司分为封闭式公司和开放式公司。对于封闭式公司，考虑其封闭和人合的需要，允许公司章程、组织细则、股东间协议或股东与公司间的协议对股东股权转让或转让的登记作出限制，其限制内容更为丰富，除公司规定股东向外转让股权应经公司同意的同意条款和公司优先购买权的先买权条款外，还包括规定在特定条件(如股东死亡或职工股东丧失股东身份)下，由公司强行收回的强行买卖条款等，但有关限制必须符合适当的手续要求。
3、我国法律相关规定
《公司法》第36条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非股东转让出资也作了严格限制。该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依据该条规定，向股东之外的人转让出资，则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该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否则视为同意转让。再次，经公司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的权利。可见，我国公司法也赋予了公司同意条款和公司股东先买权条款，上述规定对于推动公司股东之间的合作，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对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向股东之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相关规定的理解
1、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程序的法律分析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由于法律规定比较原则，对于如何理解该规定，实践中存在着不同认识。
(1)“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 是股东多数决还是资本多数决
公司法第41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按照上述规定，依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以资本多数(简单多数或绝对多数)通过议决事项是股东会做出决议的一般规则。而按照公司法第38条的规定，“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是股东会的职权之一。因此，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权的事项应由公司根据多数资本持有者的意见作出决议。而我国公司法第38条第2款又明确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在这种情况下，股东会在决定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权时，是按照哪一种表决方式行使表决权?公司法的规定并不明确。一种观点认为，应当采取股东人数多数决的原则。即便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在出资比例上超过同意转让的股东比例，只要同意转让的股东人数超过了一半，就应当认为是“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一种观点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虽具有一定的“人合性”，但作为公司的一种，“资合性”仍是其根本特点，大股东既要承担较多风险也应享有较多权利，因而在关系到股东出资转让的表决时资本多数持有者的意见也应得到尊重，因此，股东出资的外部转让要同时接受“人”与“资”双重多数的限制 。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主要理由是：第一，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进行分析，“全体股东过半数”只能是股东人数过半数，而不是出资过半数。第二，每一股东无论出资多少，在设立公司时均有同等的权利选择其认为适当的合作伙伴。在公司设立后，股东发生变化时，同样有同等的权利选择是否接受新合作伙伴，不同意时便可优先购买被转让的出资。此项权利的性质与股东持股多少并无关系，当然也就不能采取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的方式决定 。第三，要求资本多数决，实质上是给股东出资转让又加了一道门槛，加大了股东转让的难度，以资本的多数来限制小股权的自由转让，因此，以“资合性”来论证多数资本有权限制股权转让是不成立的。
(2)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权时其本人有无表决权
我国《公司法》第35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可见，我国《公司法》对向非股东转让股权仅规定须经全体股东半数同意，但未明确该转让出资的股东是否可参与投票。对此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转让股权的股东无表决权。其理由为：从字面上看，同意是指对他人意见、看法、行为等表示赞同的意思表示，转让方对自己的转让无所谓同意之说，因此，有权同意的股东只限于其他股东，不包括其本人在内。台湾地区公司法就规定，股东非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得以其出资之全部或一部转让于他人 。另一种观点认为，股东转让股权实为股东固有的权利，因股东间的人身信任才对此加以限制，若再剥夺其表决权，则对希望转让出资的股东极为不公，因此法律应允许其参加表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