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良心

Ⅰ 百香果女孩案嫌疑人要求死刑，他这是诚心悔过了还是破罐子破摔

对于杨光毅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判处起死刑本来是理所应当，如果真的按这样的判决执行，那么也不会引起社会不满。然而在2020年3月，二审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却作出了改判，法院认为杨光毅的行为虽然极其恶劣，但是其自首行为也对破案起到关键作用，所以应当从轻宣判，于是改判杨光毅为死刑，缓期执行两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

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在审查这个案件的时候，百香果女孩的母亲进行了申诉。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在收到申诉之后，决定指令广西最高法院重审这个案件。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是不会不到。

Ⅱ 司法诉讼是有时效的,但良心...有什么作用

您好，若在诉讼时效内进行主张权利，时效是可以中断的。若合法权益被侵害建议依法维权。

Ⅲ 法官的良知是什么

一、良知

是指人的善性，是一种自发的道德情感。

良知来自于道德反省。

二、法官的良知

就是指与法官职业责任相适应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

是对其法官职业责任、职业义务、职业担当的自觉意识。法官的职业良知是人文关怀和司法责任感的内心体现。

三、司法良知与司法公正

司法良知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法官理性认识和思维方式。没有司法良知的法官，其内心空白很容易被欲望和利益所填补。

1、司法良知是司法公正的人性基础。

缺少职业良知法官是谈不上有什么职业道德的。司法良知是法官作为司法判断主体时所具有的法律职业良知，法官只有具有司法良知，才能够凭借对法律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认识与理解，以及对自己所经历的人生阅历、法律经验和自我反思，对案件的是否善恶进行判断并积极主动地维护司法公正。

2、司法良知是司法权力的内在制约。

司法权力直接决定着人的生杀、利益与尊严，不能有丝毫麻痹和放纵。正是由于良知的驱使，法官才会有一种超乎一般职业的责任心和道义感。缺失良知的法官会对司法事业三心二意，对民众的疾苦置若罔闻。

3、司法良知是司法智慧的组成部分。

良知是法官内在素质的重要构成，法官的专业能力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司法良知缺失，司法智慧就会成为牟利技巧，以至于给司法公正带来致命伤害。

Ⅳ 关于中国法治怎样向前走的讨论

请参考：
除了中国的法治是否应以中国实际为出发点外，我与贺的根本分歧在于：法律职业群是否应遵循社会各界共同倡导的道德规范；对法律的理解、适用能否违背一个社会基本的常识、常理、常情；离开了人民的参与，能否最终保证司法公正。简言之，现代法治归根结底应该是 “机械的规则之治”、“法学家之治”，还是 “人性之治”、“人心之治”、“常识、常理、常情之治”。我认为，正是对上述问题的错误回答，导致了较长时期内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与目标的渐行渐远。

强调法律与社会基本伦理分离，主张“法律职业并不是要遵循社会各界共同倡导的道德规范”，是（至少长期以来曾经是）我国法学理论界普遍流行的观念。将“法律”凌驾于常识、常理、常情之上，凌驾于司法人员的良心之上，这种观念不仅与“司法人员必须依照良心履行职责”这一世界各国宪法普遍规定的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相悖，更是在实践中导致了法律职业群基本伦理迷失的恶果。记得在一次讲座中，当我谈到 “司法必须讲良心”、“讲法必须讲理”时，一大批来自全国的一流的法学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我：什么是良心？什么是常识、常理、常情？常识、常理、常情到哪里去找？良心到哪里去找？当这些法学权威们普遍不知良心为何物，不知常识、常理、常情为何物时，我们能够奢望“法律在法官之上”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司法人员的犯罪率以大大超过司法人员的职业化进程速度增长，司法腐败成为民众最不满意的社会现象，2003年以前的5年中，司法工作人员涉嫌犯罪率几近普通民众的5倍，难道就真的不足以引起我们法律人的深思吗？

认为对法律的理解可以偏离社会基本的常识、常理、常情，强调合情合理不合“法”的必须依“法”办，这种“讲‘法’不讲理”的主张，可以说是传统法学不民主、假民主、反民主的集中体现，在实践中必然导致人治、导致专制，必然结出“权大于法”，“有权就是法”。

Ⅳ 冤案为什么难平

明末的李清仕崇祯和南明弘光两朝，这是个老资格的监察干部，他写了一本比较翔实的《三垣笔记》，记载他在刑、吏、工三垣做给事中的所见所闻。一个在司法、干部和建设部门做过重要监察官员的人，当然可以获知许多重要的信息，因此这本书比较真实地反映明末政治生态。 李清刚从宁波地方官进刑科做给事中，当时年轻气盛，胸怀大志，很想平反冤狱、公正司法。他如此记载： “予初入刑垣，郑司寇三俊获遣归，予就寓谒，问刑部何事最冤，三俊惨然曰：‘无过盗情。若欲平反，不过云秋后处决尔。’予愕然曰：‘何谓？’三俊曰：‘此皆从东厂缉获者，司官不敢反，堂官何繇反？惟择无赃无证，情可矜疑者，缓以秋决，或可从容解网也。’相与叹息久之。” 一个被冤枉而被解职下狱的最高司法长官，对一个刚进刑科来监察司法活动的年轻干部，说出了一番这样的锥心之话，连刑部尚书对明明知道的冤案都无能为力，何况他人。这段话说明当时的司法不公正，冤狱众多的主要原因：一是有超越司法权力的东厂、锦衣卫存在，他们不受律法的约束，可以任意制造冤案，而名正言顺的司法机构刑部只能按照他们的意志办案；二是盗抢这类容易引起民愤的案件是冤案多发带，因为这样的案子被冤的人大多是普通百姓，没什么后台，活动能力小，侦缉部门以此容易邀功和牟利；三是有良心的司法官明明知道是冤案，要想救人一命，顶多能将立即执行的死刑变成缓期执行，争取时间希望出现转机。 李清进刑部后，果然目睹了许多郑尚书所说的冤案，他记载东厂将犯罪嫌疑人缉捕后，立马严刑逼供追赃，并定案呈报东厂。“厂上疏皆历历有词，不四日便下部拟，不十余日便依样招奏，又不四日便会官处决。”如此从重从快，刑部的会审只能是走过场，其中被冤杀者不知凡几。 作为驻刑部的监察官，李清尚未麻木，有一次查出一件冤案，“予晤刑部一司官，以平反劝，惨然曰：‘不敢。’予曰：‘何也？’对曰：‘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无一介不取之吏，若一反厂招，异日借题罗织，官吏并命矣。’” 这位司官讲了大实话，他如果要主持公道，将会冒着极大的风险，因为他得罪了一个能力巨大的利益集团，如果这次推翻了东厂这类侦缉部门办的案子，就说明人家办错案了，下回人家肯定会找个理由报复你。官场上的人很少没有别人抓不住的毛病，一介不取之官也许有，但很少，就如海瑞这种为留万世名的士人，但做吏目的因为政治地位不高，仕途上不会有出息，也很难青史留名，当然要图实惠，否则干吗来做吏。

Ⅵ 司法独立和审判独立的区别在哪里

一、概念和含义不同。审判独立，是指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和法官，依据法律独立地审判案件，不受任何干涉，也就是说，法官应根据自己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和对法律的理解，独立地作出裁判，不受任何限制、影响、诱导、压力或威胁。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从宪法的高度规定了人民法院的地位和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明确了独立审判是法官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
“司法独立”是西方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又称“司法权独立”，是指“司法权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出来，在赋予独立的国家机构场合，进行权力分立”。这个定义是有特定含义的。在1983年出版的日本《新法律学辞典》里，概括了西方法学界关于“司法独立”的特定含义：（1）独立行使司法权，只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2）司法权完全独立，不受立法权、行政权的任何干预和束缚；（3）法律上司法不受其他国家机关（包括总统）和任何政党的监督和管理；（4）司法权行使时，不受其他任何事物和形势的牵制和影响；（5）在审判案件中审判权完全独立，不受任何人指挥和命令的拘束；（6）保障法官独立性，按照宪法法的规定，“所有的法官依据良心办案”，为维护司法权的独立，承认对法官特别强的地位保障和身份保障。这六个方面，完整涵盖了西方国家“司法独立”的要点。

二、性质和内容不同。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司法改革的重点之一，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这同西方国家司法制度核心的“司法独立”，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内容。
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概念具有专属性特征。就是说，“司法独立”只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专属性直接决定了对其解释的排他性，就是除了西方国家固有的解释，其他解释都是不能成立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司法机关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向其报告工作。我国不存在司法独立，我们的依法治国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依法治国。在我国，如果实行西方国家那样的司法体制，就必然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

第一，如果实现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就要改变我国的国体和政体。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是人类历史上完全新型的。我国与西方国家具有根本不同的政体和国体，其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也是不同的。我国的司法制度，必须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性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必须体现在司法之中；必须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这种能够保障人民实际上而不是形式上当家作主的政体和制度，必须体现在司法之中。一些人把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即“一府两院”作为政体看待，是不正确的。“一府两院”不是政体本身，而是在政体制度下的国家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符合中国实际，是新型的政体形式。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一府两院”呢，他们没有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果搞西方的“司法独立”，必然使司法体制独立于我国的国体和政体的性质之外，独立于人民管理司法的宪法要求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司法独立”，只有改变我国的国体和政体，从而改变整个上层建筑才能做到。

第二，如果实行西方国家“独立行使司法权，只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就要否定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有些人提出，党管司法“是造成司法腐败和冤假错案的根源”，应当实行“党法分开”。为此，有人要求“取消政法委员会”。我们知道，各级政法委员会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组织保障，对于贯彻党的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协调公检法部门职能、统一指挥政法战线的工作步伐、团结广大法律工作者和保卫国家安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取消政法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完全取消共产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有人主张的西方“司法独立”中关于“不受其他国家机关（包括总统）和任何政党的监督和管理”，正是针对共产党的领导的。
有些人为了实现“司法中立”，主张废除审判人员和检察人员由党组织提名考核、同级党组织或上级党组织批准、人大任命的原则。同时，他们反对法官的党派性，主张法官不能是共产党党员，“司法改革”就是要“党员退党”。这实际上就是否定“党管干部”的基本原则，也是否定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

第三，如果实现西方国家“司法权完全独立，不受立法权和行政权的任何干预和束缚”，就要把我国的司法权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完全分割、对立起来，并使司法优位于立法和行政。
司法从来都是与立法和行政紧密相连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揭示过司法与立法的关系，司法是司所立之法，离开立法，何谈司法？资本主义立法的阶级偏私，决定了司法的阶级偏私。因此，在剥削和压迫制度下，司法的公平正义是不存在的。那种强调“立法机关对审判的监督通过立法来监督”的观点，是不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本身依据宪法规定的权限，有权对司法、审判直接进行监督，司法权不能独立于立法权而孤立存在。在我国，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是法的形式之一，具有法律性质和效力。行政法规是各级法院司法审判的重要依据，可见司法权也不能独立于行政权而孤立存在。
从法律角度说，我国法院的司法解释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也不得与行政法规相抵触。显然，司法解释不能优位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从国家机构角度说，立法机关优位于司法机关，全国人大优位于最高法院。这是不能更改的。西方国家的“司法优位”，集中表现为“司法权优越”，就是承认法院具有法律审查权，这种审查权，是所谓“防止议会通过立法解释改变宪法规定的含义”，以“对抗立法权的专断”。在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人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西方国家法院院长可以当代总统、代议长。这种情况不符合我国宪法精神，不能容许在新中国出现。

第四，如果实现西方国家“保障法官独立性，按照宪法法的规定，‘所有的法官依据良心办案’，为维护司法权的独立，承认对法官特别强的地位保障和身份保障”，就要把“法官身份”突出到不适当的地位。
西方国家的社会性质和法院的暴力职能，要求保障法官的特殊身份。西方法学认为，“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法官不服从任何权威”，法官的职权高于一切，“拒绝政治、道德渗入”。为保障法官的特殊身份，就要维护其职位特殊性：（1）实行职位终身制或任职年限不受公务员那样的限制；（2）享有特殊待遇，实行高薪制；（3）要求法官非政治化、非政党化，对政治取中立立场；（4）法官具有“造法”职能；（5）有职务豁免权，非经本人同意，不得解职、审级等调动，无法定事由和弹劾程序，不被逮捕或起诉。这样的特殊身份和职业特权，使法官优位于政府官员，凌驾于人民大众之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的对立和利害的分化，造就了资本的良心就是法官的良心。“司法独立”本身意味着法官不可能按良心办案，可他们却欺骗说，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保证法官按良心办案。

Ⅶ 国际私法问题

、取消侵权行为地作为识别因素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网络侵权案件中侵权行为地很难确定。如果就扩大一国主权范围的角度来考虑，将网络中的行为直接解释进已有的规则是可以的，这是各国尤其是技术强国愿意采取的做法，但势必造成国际司法管辖权的冲突，不利于案件的解决，也不利于建立国际司法秩序。就国际社会司法秩序的维护来看，应当取消侵权行为地这一识别因素，而仅应以被告的国籍或住所地及可执行标的所在地确定一国直接管辖的国际司法管辖权。就国内司法管辖权来看，侵权案件更是如此。(9)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
这一管辖理论的立足点主要有二：其一，网络侵权的侵权行为地难以确定；其二，将网络行为直接解释进已有规则将造成过多的管辖冲突。其结论是应以被告国籍或住所及可执行标的所在地确定网络侵权行为的地域管辖。以下分别加以考察。
第一，该理论的立论基础并不充分。虽然在网络空间认定侵权行为地比较困难，但绝非意味着人们将对此无能为力。直接将传统侵权行为地的识别标准运用到网络侵权案件的管辖中，确实可能会造成司法管辖的冲突，但是问题似乎也可以通过改造和发展侵权行为地理论、重新确定侵权行为地的识别标准而解决，侵权行为地管辖原则并未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放弃侵权行为地管辖，既不符合人们长期以来的管辖观念，也抹杀了侵权行为案件与一般诉讼案件的差别，是否科学、合理有待进一步探讨。
第二，该理论所提倡的被告国籍、住所地及可执行标的所在地是否应当作为网络侵权案件管辖地确定的连结因素，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连结因素，仍是个问题。
笔者认为，被告的国籍不应作为确定网络侵权地域管辖的连结因素。理由如下：1、以国籍为连结因素的“法国模型”，(10)因缺乏对内外国当事人的平等保护而早已被多数国家摒弃。2、网络具有不确定性，国籍作为连结因素，其与管辖法域的联系比起网址、居所、侵权行为地等因素与管辖法域的联系还要弱得多。除了身份上的隶属关系之外，一个网络侵权案还应当与法院地具有实质上的某种关联 。3、由于缺乏对外国当事人的平等保护，根据“国籍管辖”确定的法院的判决很难得到外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从而不能达到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的目标。
被告住所地虽然是普遍认同的侵权管辖的基础，但是由于前文已加以说明的困难，该管辖基础是否仍然应当占有象从前那样的地位值得重新考虑。至于可执行标的物的标准，则完全不利于保护国家的司法主权而不应当采纳。假设一个网络侵权人是外国人，其财产或其他可执行标的均在国外，但对我国公民、法人实施了侵权行为，我国法院以“可执行标的”在国外为由而放弃对本国公民、法人的司法保护，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3、技术优先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网络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一些大城市的网络发展明显快于其他地方，像我国的北京、上海和广东的一些地区，ISP、ICP集中，网络技术比较发达，有能力处理有关的技术问题，因此，应当由这些城市和地区的人民法院优先管辖网络侵权案件。(11)但是，正如很多学者认为的那样，该理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网络侵权案件的审理，提高办案质量，但从长远上看，不利于网络在各地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造成对部分案件当事人的损害，剥夺了网络技术相对落后地区法院的管辖权，有失公平和公正。(12)
4、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论。该理论认为，对于网络侵权案件，由于侵权行为地难以确定，所以不宜也不能按照侵权行为地原则决定对案件的管辖权。而且，以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虽然可行却不合理。因为，在网络侵权案件中，被告往往与原告相距甚远，如果生硬地适用“原告就被告”的原则，将给受害人寻求司法救济制造障碍，不利于保护受害者的正当权益。因此，对网络侵权纠纷，应当且只能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13)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比较充分的意识到“原就被”原则的困境以及网络侵权案件中侵权行为地的不确定性特征，相对其他管辖理论，合理性更大一些，但是仅以原告所在地为确定网络侵权案件地域管辖的连结因素，似乎有些矫枉过正。不过总体上来讲，这一理论的确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5、“最低限度联系”理论。该理论是美国法院“长臂管辖权”理论中的基本理论。根据“最低限度联系”原则，如果一州与诉讼所及的事务有“最低限度联系”，则该州可以对位于该州边界以的人和组织行使管辖权。在实践中，不同法院对于“最低限度联系”有不同的理解，即“最低联系原则”、“有意接受原则”和“营业活动原则”。该理论本质上是扩张的域外管辖权。(14)笔者认为该理论不应支持，但有可资借鉴之处。现结合有关案例进行分析。
在1996年的Maritz,Inc.V.Cybergold,Inc.案(案例1)中，原告是密苏里州的一家公司，被告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司。被告在加州拥有一个网址，并在其网址上创建了一个邮递列表，使访问该网址的用户可以通过该邮递列表收到公司服务的信息。原告于1996年4月向密州东区法院起诉，控告被告公司侵犯其商标权及进行不正当竞争。被告提出了管辖异议，认为密州法院无权管辖，但密州法院裁决对此案有管辖权。法院认为，被告网址的特性并非是被动的，因为用户可以通过邮递列表收到来自被告公司的信息。这种情况符合美国关于被告和法院所在州间“最低限度接触”的原则，密州法院有权管辖。(15)在Cybersell,Inc. V.Cybersell,Inc.案(案例2)中，原告是亚利桑那州的一家公司，被告是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公司，两公司的名称中都有“网络销售(Cybersell)”的字样。被告创建了一个网页，其中包含“网络销售”(Cybersell)的标识，一个本地的电话号码，一个发送电子邮件的邀请函以及一个超文本链接(用户能通过此链接介绍自己的情况)。原告向亚利桑那州地区法院起诉被告侵犯其商标权。地区法院以管辖权不充分为由驳回此案，联邦上诉法院第9巡回法庭维持了该裁决。法院认为，被告在亚利桑那州通过网络并没有任何的商业行为，被告在亚利桑那州没有“有意图地”谋求该州的利益和希望受该州法律的保护。法院最后总结说，“简单地将别人的商标作为域名并放置在网络上，就判定该人的居住地法院有管辖权，这种说法是缺乏依据的”。原告需要证明被告有意图地将他的行为指向诉讼管辖地。(16)这两个案例，充分反映了美国法院的“最低联系原则的”的发展轨迹：案例1的观点认为被动的网址不能作为确定管辖的基础，但“交互性”的网址可以构成“最低联系”；案例2认为除了网址之外，还应当具有“有意图地”即“有意接受”才能构成“最低联系”。除了上述两个观点之外，营业活动原则是美国法院在适用“长臂管辖权”时确定“最低联系”的又一标准原则。在Codt V. Ward一案(案例3)中，康涅狄格州法院就适用了这一原则，认为被告通过电话、E-MAIL和聊天室，采用虚假陈述的手段诱导了原告购买股票，构成了与康州的“最低联系”。(17)。
笔者认为，无论是“交互性网址”还是“有意利用”，司法实践证明，美国的“最低限度联系原则”标准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自由裁量权，不同的法官对于案件的理解不同，导致的结果也可能大不相同。因此，这两种观点，都不应加以推广，尤其在我国部分法官的法律素养、司法良心尚有待提高的情况下，更不应当接纳这一观点。另外，美国在网络侵权司法实践中的“最低限度联系”是一种“接触的管辖权”，这种虚拟的联系有别于现实的联系，使网络使用者可能时时受制于其从未接触的区域的管辖而导致过重的负担。而案例3中的“营业活动原则”，则实际上接近于传统侵权，网络因素所占比例已不那么明显。因此，笔者认为，“最低限度联系”理论仍不足以成为独立的网络侵权管辖原则。但是，笔者认为，该理论中的 “有意接受”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因此，在确定侵权行为发生地和结果地时，或可借鉴。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详述。
6、服务器所在地法院管辖论。该理论认为，服务器位置所在地相对稳定，其稳定性比网址更高；服务器位置所在地与管辖区域之间的关联度体现在“服务器”所在地是一种物理位置，与虚拟的“网址”相比，其关联度更高。因此，服务器类似于“居所”，由服务器所在法院管辖网络侵权纠纷案件，与传统的管辖权原则更容易融合。(18)
笔者认为，基于网络的虚拟性，受侵害人直观意识范围内，根本无法确定对方的服务器所在地究竟位于何处，确定起诉法院存在技术上的困难。比如，一个中国网站的服务器完全可能位于美国、英国或者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上，而且很多网站拥有不止一个服务器，而这些服务器很可能位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在一个诉讼案件中，要求原告具备网络技术人员的才能，是不切实际的。一个网络侵权行为的过程，又可能涉及不同的IAP和ICP服务器，因此服务器并不具有唯一性，从而有别于传统的居所。作为侵权的结果，比如一篇诽谤文章，可能被通过不同IAP上网的人读到，这样一来，选择服务器所在地就更加困难了。因此，在网络侵权案件中服务器所在地仍不能作为独立的确定地域管辖的连结因素。不过，由于IAP和ICP服务器在网络侵权中的作用不同，在确定侵权行为地时，可以作为参考的因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上述各种新管辖理论，尚不足以为网络侵权纠纷的地域管辖提供一种恰当的解决方案。

三、笔者的观点：原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有序管辖原则

笔者对于网络侵权地域管辖的观点如下：
1、原告住所地优先原则。
(1) 原告住所地管辖的合理性。
第一，与网络侵权有关联的参数诸如网址、服务器所在地、侵权人数量、终端设备所在的等很不稳定或难以确定，而如上文所述“原就被”原则面临的困难，被告住所地再作为确定管辖的连结因素的基础亦已不复存在，而原告住所地既是确定的，而且在实践中有利于保护受害者、节省诉讼成本。
第二，网络的全球性特点，导致网络侵权常常表现为跨国纠纷，在承认第一点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国家司法管辖权，维护本国公民利益，有必要将原告住所地确定为管辖的基础。
第三，原告住所地与网络侵权具有最密切的联系。从网络侵权的发生来看，侵权人实施侵权，明知该侵权行为将涉及被侵权人所在地，而被侵权人常常是原告，同时，网络侵权的结果往往在原告所在地表现得最为明显。
因此，笔者认为，将原告住所地确定为管辖基础是合理的。
(2) 原告住所地管辖的优先性。
笔者认为，网络侵权依靠网络技术实施，从选择起诉的便利上看，确定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可以避免寻找侵权行为发生地、结果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技术难题，因而最具效率，有利于案件的审理。而原告所在地在起诉时是唯一的，有利于节省诉讼成本，不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于原告住所地如何理解的冲突。另外，因为网络侵权的结果往往在原告所在地表现得最为明显，由原告所在地优先管辖，可以使受害者的权益损害得到最快最有效的弥补，有利于保护社会权利的平衡，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在网络侵权案件地域管辖中，原告住所地管辖应当作为优先的原则。
2、侵权行为地管辖。
(1)在网络条件下，由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侵权纠纷仍然实际可行。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关于“取消侵权行为地作为识别因素的理论”已有详细分析，不再详述。笔者认为，侵权行为地管辖作为传统管辖的普遍原则，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观念，同时法院审理案件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在没有更好的管辖基础的情况下，不应当轻易摒弃。因此，当原告住所地法院被认为是“不方便法院”(下文详述)时，侵权行为地可以被援用作为确定管辖的基础。网络侵权案件中，侵权行为地管辖的实施难度在于确定侵权行为实施地、结果地。
(2)确定网络侵权行为地的参考因素。
笔者认为以下因素可以在确定网络侵权行为地中作为参考因素：
①计算机终端和ICP服务器。根据前文关于网络侵权行为过程的分析，在一个侵权行为实施过程中，通常要涉及计算机终端、ICP服务器环节。在这两个环节中，网络侵权行为以数据复制或存储的形式被记录，并能通过技术手段被感知。从网络侵权行为的过程来看，IAP服务器、DNS域名服务器、节点计算机设备、网卡、MODEM等网络设备上的数据存储和复制是随机的、动态的和临时的，类似于计算机缓存，随时会被覆盖和更新，而在终端计算机上和ICP服务器中，除非有意识地删除，数据将保留较长的时间，因此相对稳定。而侵权人使用的终端计算机设备是侵权人积极实施侵权行为的必要工具，受害人使用的终端计算机设备是其感知侵权行为的必要工具，ICP服务器则是侵权行为在网络空间得以完成的终点，也是侵权结果在网络上被感知的起点，可见实施和发现网络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终端和ICP服务器与网络侵权行为存在实质性的关联。因此，将计算机终端和ICP服务器作为确定网络侵权行为地的参考因素是合理的。
②侵权人的有意利用。“有意利用”即“有意接受”，但笔者认为“有意利用”的表述更能反映侵权人实施侵权和被侵权人发现侵权行为内容时与ICP 服务器的关联关系，具有主动性的特点。在美国的“最低限度接触”理论和实践中，“有意接受”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笔者认为，这一理论和实践值得各国立法予以借鉴。传统民法学的观点认为，普通侵权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以行为人存在过错为要件之一。只要深入理解，不难看出这一要件的内涵实质上可以表述为：侵权行为人只应当对自己意识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的行为负责。在网络侵权案件中，作为侵权行为形式的数据流可能在不同的ICP服务器中发生存储和复制，从而存在多样性和扩散性。假设存在这样一个案例：甲未经乙的许可，将乙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上传到A网站，后由丙转贴到B网站上，乙在B网站上读到被侵权的作品。这一假定的案例中，网络侵权行为的数据流同时在A和B的ICP服务器上被复制和储存。在这种情况下，甲对于A的ICP服务器上的复制和存储显然是积极的和有意指向的，因而应当是“有意利用”，而对于B的ICP服务器上的复制和储存，显然不是“有意利用”。乙在阅读作品时“有意利用”的ICP服务器则刚好相反。因此，笔者认为，在以服务器作为侵权行为地的参考要素是，是否“有意利用”是应当被考虑的因素。
(3)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结果地的确定、
①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是指实施网络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终端所在地或侵权人有意利用的ICP服务器所在地。“侵权行为是行为人所为，其所为通过一定的计算机设备进行。因此，侵权行为实施地的确定应当以被告为中心，以实施复制、传输等侵权行为的设备为线索，认定其所实施侵权行为的地点。”(19)笔者认为，以实施网络侵权行为的终端设备、ICP服务器为设备和技术参考因素，以侵权行为人中心，以“有意利用”作为主观状态的审查标准，把实施网络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终端所在地或侵权人有意利用的ICP服务器所在地认定为侵权行为地，是合乎逻辑的。
②网络侵权行为结果地，是指被侵权人发现网络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终怂�诘鼗虮磺秩ㄈ擞幸饫�玫摹⒎⑾滞�缜秩ㄐ形�肾CP服务器所在地。侵权行为以损害被侵权人的利益为特征，通常可因其影响被侵权人的程度不同而判断损害的大小，因此，侵权结果与被侵权人密切关联，网络侵权行为结果地的确定，应当以被侵权人为中心进行判断。以被侵权人发现网络侵权行为的终端设备、ICP服务器为设备和技术参考因素，以被侵权行为人为中心，以“有意利用”作为主观状态的审查标准，网络侵权行为结果地理所应当确定为被侵权人发现网络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终端所在地或被侵权人有意利用的、发现网络侵权行为的ICP服务器所在地。
曾经有学者提出，以原告发现网络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终端或服务器所在地为确定网络侵权行为结果地的标准，原告可以随便通过公证从任何地方下载相关的网页、邮件资料，从而将使原告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无限扩大，导致全球的法院均有可能管辖特定的案件。笔者认为，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本文主张的原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有序管辖已经使得侵权行为地管辖只能基于“不方便法院”才能适用，这一担忧因素真正成立的机会并不多，而且本文提供的解决方案中，被告得以“不方便法院”作为对原告选择的法院提出管辖异议的理由，已经有效防止了原告的滥诉。另外，在存在同一级别的管辖权冲突的情况下，基于传统的管辖理论，先受诉法院取得管辖权，而其他法院则自动丧失了管辖权。因此，这种担忧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
(4)不方便法院。
“不方便法院”理论是国际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理论之一。其涵义是指“在国际民事诉讼活动中，由于原告可自由选择一国法院而提起诉讼，他就可能选择对自己有利而对被告不利的法院。该法院虽然对案件具有管辖权，但如审理此案将给当事人及司法带来种种不便之处，从而无法保证司法的公正，不能使争议得到迅速有效的解决。此时，如果存在对诉讼同样具有管辖权的可替代法院，则原法院可以自身属不方便法院为由，依职权或根据被告的请求作出自由裁量而拒绝行使管辖权。”(20)不方便法院理论认为，被告以原受理法院系“不方便法院”为由提出的管辖异议成立，须有两个条件：第一、有充分可替代法院，充分可替代法院的条件包括：(1)对案件具有管辖权；(2)与诉讼关系密切。第二，不违背公共政策。(21)
笔者认为，“不方便法院”理论是解决原告滥诉的有效策略，并且其适用并不违背传统的“关联性”标准，完全可以在国内诉讼和网络相关争议的诉讼中推广。尤其是在原告住所地优先管辖原则下，显得十分必要。在网络侵权行为结果地可能导致管辖权扩散的情况下，同样也是避免原告滥诉的有效办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网络侵权诉讼案件应当由原告住所地法院优先管辖，在原告住所地法院系“不方便法院”的情况下，可由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原告认为被告提出的替代法院系“不方便法院”的，即使在坚持主张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的情况下，也可以提出其认为充分可替代法院的名单作为候补。为了避免管辖异议的反复，原告提出充分可替代法院的名单的时间应当限定在被告提出管辖异议的合理期限内。原、被告对于各自提出的不方便法院主张及充分可替代法院负有证明的义务。

四、最高院两个司法解释的不足及立法建议

在缺乏正式立法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一”)和《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二”，分别对网络著作权侵权和域名侵权案件的管辖作了规定。“解释一”第一条规定：“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解释二”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涉及域名的侵权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该域名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解释存在以下不足：(1)比较上述规定，可以发现最高人民法院在确定侵权行为地认定标准时，从解释一到解释二，其表述方式清晰到缄默，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在网络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是否应当作为确定侵权行为地的标准仍存在疑惑。笔者认为，这种疑惑的产生，原因有二：第一，网络侵权行为地的认定未合理区分侵权行为实施地和结果地的特殊性；第二、没有区别不同性质、不同场所的服务器在网络侵权行为实施以及产生结果的过程中的作用大小和关联度。 (2)在确定管辖标准多样化的情况下，没有设定适当的顺序，易导致管辖争议；(3) 在确定“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管辖标准的情况下，没有设定有效的防范原告滥诉的合理补救措施；(4)仍以被告住所地作为管辖标准，忽视了网络侵权案件中被告住所地与侵权行为关联度较低和认定困难的问题。
鉴于我国尚未有对网络侵权管辖确定的正式立法，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又存在种种不足，笔者基于本文的分析，认为在正式立法时，对于网络侵权案件的地域管辖问题可以设立以下条款：
1、网络侵权纠纷案件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认为其管辖特定网络侵权纠纷时系不方便法院的，可以放弃对该案的管辖，将案件移送充分可替代人民法院管辖。
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放弃管辖的，应当根据原、被告各自提供的充分可替代人民法院名单，依职权进行审查，确定移送管辖的人民法院。未经被告异议或者没有充分可替代人民法院的，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不得放弃对案件的管辖。
2、本法所称不方便法院，是指由其审理特定网络侵权纠纷案件会明显导致当事人诉讼成本增加、应诉困难或审理特定网络侵权纠纷案件时具有其他有违司法公正和效率的不方便因素的人民法院。
3、本法所称充分可替代人民法院，是指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网络侵权行为地的人民法院。
4、本法所称网络侵权行为地，是指侵权人实施网络侵权行为时的计算机终端设备所在地、侵权人实施网络侵权行为时有意利用的ICP服务器所在地、被侵权人获知网络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设备所在地或被侵权人获知网络侵权内容时有意利用的ICP服务器所在地。
5、被告认为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在管辖特定网络侵权纠纷案件时系不方便人民法院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向原管辖法院提出管辖异议，并同时提交其认为充分可替代人民法院的名称。逾期视为没有提出。
6、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充分可替代人民法院事实上系不方便人民法院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向原管辖法院提供自己认为充分可替代人民法院的名称。逾期视为没有提出。
7、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对于被告提出的管辖异议以及原、被告各自提供的充分可替代人民法院名单应当合并审查，作出是否移送管辖的裁定。
原、被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上诉。经上一级人民法院确定管辖法院后，原、被告不得在同一案件中再次提出管辖异议。
接受移送的人民法院不得另行移送。( 作者单位：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 )
主要参考文献：

1、于志刚主编：《网络民事纠纷定性争议与学理分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Ⅷ 司法判决书是经过法官良心过滤的法律,这句话是谁说的

意大利法学家克拉玛德雷
克拉玛德雷在意大利法学界大名鼎鼎,是20世纪前半期意大利著名法学家、民事诉讼法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也是1948年意大利宪法的缔造者之一

Ⅸ 如何做个合格的法官 中国法院网

西方法理学巨擘德沃金说过：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由此可见法院在权力分支体系的重要性及法官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重要角色。法官是如此之重要，那么法官如何才能担当法治的担任，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法官？

从立法视野审视，根据现行《法官法》第九条的规定，担任法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具备中国国籍、年满23周岁、拥护中国宪法、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良好品行，身体健康和具备法律知识并具有法律实务工作经验。国籍、年龄、拥护宪法因一般正常法律人均可达到的准入门槛，因而，这只是一个前提性条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合格标尺。从现行法律的规定来看，一名合格的法官应当满足以下要素：具备法律知识和法律实务操作经验、良好的政治素质、优秀的道德品行。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是“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法官没有别的上司。也即法律是法官唯一的上司。

结合现行法律的基准及笔者认知理解，一名合格法官应当满足以下条件：具备两种意识，三种能力，四种知识。从意识方面考察，首先是政治意识，其次是法律意识。政治意识上，法律与司法从来无法独善其身而脱离政治孤芳自赏，而是与政治存在密切勾连，因此法官必须具备较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敏感性，在当前时代的中国语境下，具体而言就是法官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拥护宪法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法官法规定法官必须拥护宪法的缘由。从法律意识上看，法官必须精通法律，遵守法律。法官以法为业，熟悉现行法律，模范遵守法律，在法律适用上只认可法律，即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法律是其唯一的上司和指引。

从能力上判定，基于司法过程使然，法官实现定纷止争，主要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由此，法官必须具备三种能力以准确抽取案件事实，恰当匹配相应法律：首先是法官应当具有娴熟的庭审驾驭能力，不仅将司法全过程完美地向公众展示，寓意着司法公开的使命，而且庭审是查清案件事实的关键程序。其次是确立法律终局性结论的能力——包括裁判文书制作能力和调解运用能力。法官的司法过程是一个找法、择法、适法的一个法律选择、匹配程序，而裁判文书制作是一个法律适用的程序，是对案件事实进行法理性的结论终结，是一个说理的过程。法官如若无法制作一份逻辑严谨、说理透彻的裁判文书，司法的过程就无法完美终结。因而法官具备文书制作能力是合格法官的题中之义。再次，是调解能力。调解与裁判均是实现定纷止争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而非法官的终极目的地。调解与裁判并无优劣高下之分，只是根据不同的司法语境和特定的案件事实情况，扮演者不同的手段品种，在各自不同的作用域演绎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和使命。在通过裁判无法充分实现定纷止争或效果不佳时，调解的价值便得到凸显，调解有其特殊的价值张力，能使部分案件的办结效果更佳。

从知识谱系上检读，法官需要具备以下四种知识，以追求真善美为己任，引导公众确立法律帝国的边界和栅栏，指引公众有序参与社会，牵引公众求真向善唯美。一是学习逻辑。二是洞悉人性。三是体验社会。四是坚守良知。

学习逻辑。逻辑是法律和司法的生命力所系。“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是著名法学家、美国大法官霍姆斯的著名论断。但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霍姆斯的这一著名论断必须回归当时的背景与还历史的本原。在当时美国的学术界比较倾向于重视逻辑而反经验。“法律发展的唯一动力在于逻辑”一时间喧嚣尘上，在这个大背景下霍姆斯勇敢地站出来批判法律的过度逻辑化、形式化而重视司法的经验是面对法律应有的科学态度。“法律不是逻辑就是经验”的判断是对法律的简单对立与机械分割。法律首先是逻辑的，才是经验的。逻辑是对司法经验的一种整合、抽象、萃取与提炼，经验是对司法逻辑的一种发展、延伸、展开与生命力的赋予。在汉语法学的语境系统应当注重对司法经验的梳理与传承，对本土司法历史的梳理，对本土司法智慧的回归。经验通过萃取、整合，依然是逻辑的。法律的生命需要经验张力的具体展开，更需要逻辑的理性支撑。法律关乎逻辑，司法不追求逻辑的严谨与缜密，法官的裁判必然饱受诟病，因而法官必须具备逻辑知识，充分运用逻辑演绎裁判的过程，让公众知晓裁判的过程和理由，方能树立司法的权威与威严。

洞悉人性。西方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因而人性是有弱点的。很多案件的纷争都是有人性弱点的暴露和扩张所致，才致使人情冷暖、利益纠葛与恩怨情仇。人性是有弱点的，既然我们承认人性这一偏颇，那么法官身上也同样不例外。因此，法官承认和洞悉人性不仅有助于司法裁判，亦能时刻警醒自我。当前外界对法官的各种诱惑不断，法官不可能具有哲学王或圣人的那种无所不惑、无所不侵的本领，同样具有人性的弱点和人性的渴求。他们需要养家糊口、聊以生计，渴望幸福和美好的生活！因此，他们不可能无比坚强，也不可能拒绝一切，更不可能完全不受任何诱惑。有时迫于生活压力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会作出一些迎合世俗的行为。如果法官把审判工作作为解决个人问题和养家糊口的一项工作，那么在利益和人情的驱动下，法官往往容易作出一些有悖于法律和个人良心的行为，以满足个性的需求和物质的需要。因此，法官必须具备洞悉人性的知识，知晓人性，承认人性的多元复杂，客观面对人性的弱点，更有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方能心如止水，直击人性弱点，公允裁判。

体验社会。如若是医院是治疗人的疾病，那么法院则是法律的医院、社会的医院，修复破损的社会关系，诊治社会的疾病。而法官则是“法律医院”、“社会医院”的医生。法官要诊治社会，虽然是通过法律予以诊疗、修复，但因为对象是社会，则必然要了解社会、体验社会。社会不仅纷繁复杂，而且多元中蕴育择地方性和局域性。按照吉尔茨的观点，任何法律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因此，法律也是融入当地社会的一种地方性知识，渗透了文化的基因与历史的血液，将当地的民俗、习惯整合、上升到规范性层面。因此，法官要开具诊治处方则必须对社会有所了解和体验，尤其是当地的公序良俗、民间习惯及所在地方的市情、省情、国情，才能把握社情民意，做到接地气，对症下药，脚踏实地，经得起社会和历史的经验。

坚守良知。朝鲜族有句谚语，不要让你的能力超越自己的品格与良知。良知，指的是天赋的道德善性和认识能力。《孟子·尽心上》有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为心之本体，“我”之主宰，一切意识和德行皆出于此。明朝哲学家王守仁据此提出“致良知说”，作为道德修养方法。司法良知则是法官作为司法主体时所具有的法律职业良知，其建立在对世俗人情的深刻把握和对人性深入洞察的基础之上，是基于对法律规则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认识和理解以及自身法律生活反思所形成的一种对善恶正误的理性判断，体现出法官的司法理念、正义追求、职业道德、责任担当及人文情怀等内心意志。一厘米主权是是德国亨里奇案确立的执法标准，也是司法良知视域规制下的最高执法标准。没有法律规则，法官当如何裁判，法官显然无理由拒绝裁判，这就是良知的价值所在。法官可以运用司法良知作出择断。不仅如此，法官在面对恶法、无法的混沌世界，还应当坚守司法良知，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义务，尊崇自己的内心良知，作出合乎常识、常理、常情的裁决，让司法的过程求真向善唯美，让裁判的结果融入法、理、情，让公众感知司法的温情。

作者单位：江西省新余市人民法院

Ⅹ 中国法治应该怎样向前走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法制建设30年”；“法治之路不可逆转”，“人治是死路一条”；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问题是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中国的法治建设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需要认认真真地讨论，把似是而非的东西搞清楚”；对中国的法治进程持谨慎乐观态度；甚至“法律职业化不可逆转”、“不能为了让人民喜闻乐见，而把法律的语言的专业性去掉”等等，我都同意。

除了中国的法治是否应以中国实际为出发点外，我与贺的根本分歧在于：法律职业群是否应遵循社会各界共同倡导的道德规范；对法律的理解、适用能否违背一个社会基本的常识、常理、常情；离开了人民的参与，能否最终保证司法公正。简言之，现代法治归根结底应该是 “机械的规则之治”、“法学家之治”，还是 “人性之治”、“人心之治”、“常识、常理、常情之治”。我认为，正是对上述问题的错误回答，导致了较长时期内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与目标的渐行渐远。

强调法律与社会基本伦理分离，主张“法律职业并不是要遵循社会各界共同倡导的道德规范”，是（至少长期以来曾经是）我国法学理论界普遍流行的观念。将“法律”凌驾于常识、常理、常情之上，凌驾于司法人员的良心之上，这种观念不仅与“司法人员必须依照良心履行职责”这一世界各国宪法普遍规定的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相悖，更是在实践中导致了法律职业群基本伦理迷失的恶果。记得在一次讲座中，当我谈到 “司法必须讲良心”、“讲法必须讲理”时，一大批来自全国的一流的法学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我：什么是良心？什么是常识、常理、常情？常识、常理、常情到哪里去找？良心到哪里去找？当这些法学权威们普遍不知良心为何物，不知常识、常理、常情为何物时，我们能够奢望“法律在法官之上”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司法人员的犯罪率以大大超过司法人员的职业化进程速度增长，司法腐败成为民众最不满意的社会现象，2003年以前的5年中，司法工作人员涉嫌犯罪率几近普通民众的5倍，难道就真的不足以引起我们法律人的深思吗？

认为对法律的理解可以偏离社会基本的常识、常理、常情，强调合情合理不合“法”的必须依“法”办，这种“讲‘法’不讲理”的主张，可以说是传统法学不民主、假民主、反民主的集中体现，在实践中必然导致人治、导致专制，必然结出“权大于法”，“有权就是法”。

为什么主张法律可以偏离一个社会民众普遍认同的常识、常理、常情，必然导致人治，必然导致专制？首先是因为这种理论的基础是一个神话。几千年来的法学家们都追求着这样一个法治之梦：好的法学家与好的统治者一起制定出好的法律，然后让普通民众都知道法律的内容；当人们知道法律的内容后，就会按照法律的规定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就会因此而建立。这个“法治梦”的实现，显然必须以普通民众都了解法律的具体规定，并按照法律的具体规定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为前提。然而，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这个前提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日常生活中，有多少人会先学“交通法”再上街？又有多少人会先学有关银行、金融管理的法律法规再到银行存款、取款？多少人可能先学“民法通则”、“合同法”或者“消费者保护法”再到商店买东西？我常说，如果真有一个人先学法，再按法律的具体规定来规范自己的日常生活，这个人一定是精神病！事实上，指导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只可能是买卖要公平、不能无故损害他人利益、做事要考虑对方的感受、敬慕英雄、鄙视小人等一个社会人与人相处、人与自然相处的基本常识、常理、常情。当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只可能按常识、常理、常情行为，常识、常理、常情就应该是人民利益最基本的要求，人民意志最基本的体现。主张法律可以偏离一个社会民众普遍认同的常识、常理、常情，意味着什么？难道不是意味着少数人可以将自己意志（少数人对法律的理解）强加到了民众的身上吗？这不是人治，不是专制，是什么？

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我的一贯主张是：（1）观念上，对法律人的业务教育必须与良心教育相结合，良心教育优于业务教育，以良心教育来促进业务；（2）制度上，司法体制的职业化必须与民主化相结合，民主化必须优于职业化，必须以民主化来促进职业化。为什么司法体制的职业化必须与民主化相结合？我只想说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古代几千年，西方近代近200年，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的法治发展史无一不在证明：一切没有人民参与的司法，最终必然是走到人民对立面的司法；离开了人民的有序参与，要建立“一种权威的、公正的机制”来解决“谁的权力大谁说的就是‘真理’”等社会问题，要保证“法律在法官之上”，保证“教皇、国王、法院院长、苏丹”这“四种统治者都要在正义之下、在法律之下”，无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下，都只可能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