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研究

『壹』 民法典的性质

法律分析：民法典性质主要体现为市民社会法、私法和权利法，它的特点是一事物区别他事物的根本属性。

市民社会法、私法和权利法是民法的主要性质体现。调整法律地位平等者之间的关系是民法本质属性所在，是民法体系的逻辑起点。研究民法性质对于把握民法基本理念、推动民事立法和司法完善均有裨益。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条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贰』 民法典相比较于民法学行法,他具备什么优势

（一）开放性

1·针对其他法律渊源的包容性。民法典中的合同法是这方面的典型:合同法作为调整经济交易关系最为重要的法律，面对永远处于不断发展和创新中的交易实践，当然也不应该“凝滞”或者僵化。以法国为例，首先是单行法的修改，譬如，1975年7月9日和1985年10月11日的法律分别修改了其民法典第1152和1231条，授权法官对于约定过高或者过低的违约金条款进行修改。其次，判例有时候可能会构建出合同法某一领域的规则（例如，前契约阶段），或者在民法典之中或之外发展出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则和概念（譬如，前契约阶段的信息义务，安全义务，销售者和制造者的产品责任，合同的协议转让和解除等），或者将某一局部适用的规则扩展为一般性规则（譬如同时履行抗辩规则，exceptio non adimpleti cont-ractus）。再次，交易实践为不断丰富合同法的内容，使得合同法不断接纳和确认新的交易形式（如解约条款、责任条款、安慰信、独立担保）。最后，学理界也不断将许多理论和概念体系化（合同的对抗性，实质性义务、合同群理论[20]），并不断突破旧有的制度框架（如方法之债和结果之债的区分）。

2·对于其他法律体系的开放性。在如今各国的立法活动中，比较法无疑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对各主要国家的法律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寻求最适合本国的制度安排，这已经是各国在立法中的一项普遍做法。对于外国法的借鉴，这也是法国这个拥有悠久民法传统的国家的经常性做法。仍旧以法国法为例，譬如，在价格的确定方面，法国最高法院在审判中就曾参考了德国法和罗马统一私法国际委员会（UNIDROIT）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当时还尚未公布）中单方面确定价格的有关内容[21].在法国最高法院近年的一些关于合同诚信义务的判决中，还可以看到普通法尤其是美国法的影响，譬如所谓的“信赖理论”[22].

3·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变迁的敏感性。作为调整主体行为的社会规范之一，法律不可能自外于其他领域，不受其他领域变革的影响，或者不考虑自身对于其他领域的一项———尤其是经济领域内可能引发的后果。合同法更是如此:对于交易关系的促进、对于经济生活的良性影响，这是合同法的出发点和归宿之一。由此，不难理解的是，法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拒绝将一方遭受的“损失（lésion）”作为宣告合同无效或者变更的原因之一，因为起草者们“对于大革命时期的多次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大量交易因一方遭受损失而被撤销的麻烦记忆犹新”[23].在当代，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显然需要考虑法律的经济和社会效果:譬如，法国负责研究担保法改革的专家小组中，除了法学教授和法官以外，还有银行家、公证人和律师等实务界专家。此外，法院在做出判决时，通常也会考虑判决的经济影响，譬如，法国最高法院在为某些投资性的人寿保险合同进行定性的时候，就曾大量征询了公证人、保险公司、经济和金融部、司法部等部门的意见。另外，最高法院的某些判决的动机也可以从经济学层面得到解释。此外，法学界对于经济分析方法也并不陌生:在合同法中，法国一些学者反对情势变更理论，也正是基于经济上的分析。据他们看来，如果经济情势的变更能经常性地导致合同的变更的话，这会危害经济秩序的稳定，损害当事人的合理预期[24]（当然这一看法也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批评）。

（二）平衡性

平衡性是指法律在制度设计上注重各方当事人之间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各种基本价值之间的平衡。那么就此而言，是否存在关于合同的一个普遍性的定义?比较法研究发现，关于合同这个最基本的法学范畴之一，存在着多种定义和视角。例如，在深受自由主义思想、重商传统和新教伦理影响的英国，关于合同的观念就更多的体现出经济维度的考虑;而在天主教影响深厚、重视合同伦理的法国，其关于合同的看法就呈现出相当的道德主义的特点。如果把视野进一步扩大至伊斯兰法体系，我们会发现，伊斯兰教法关于合同的理念又与前述两大法系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些都说明，即使是关于最为基础、为各大法系所共有的基本法学范畴，关于其内容的理解，各个法系可能并不相同。

就合同的有关分析框架而言，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方法论:经济学分析方法、社会学分析方法、哲学分析方法、个人主义方法、道德主义方法、连带主义方法等。就此而言，巴西的最新立法值得关注:其2002年的新法典要求“契约自由必须以理性的方式，在合同的社会功能的限度内行使”。早在一个多世纪前，普通法学者梅因就揭示出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是一切“进步社会的发展趋势”;而在当代，许多大陆法学者在更为深入地谈论所谓“法律的契约化”现象（如前所述，这一趋势已经扩展到家庭法、物权法等领域）;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并非偶然:它反映出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的重心从“法律”向“契约”的转移;法律为当事者所直接规定的联结逐渐减少，而当事者通过契约所构建的联结渐次增加;法律的调整模式逐渐从“强行性法律”向一种“协商性法律”转变。

在理念和方法论层面，大陆法系关于合同的观念与普通法系仍然存在某些差别。譬如，就合同的效力而言，尽管两大法系都会强调古老的拉丁法谚Pactasunt servenda（承诺应当严守），这一合同法的奠基性原则却在两大法系中有不同的理解。英美法将合同视为“bargain”，强调双方利益或者好处的交换，两种允诺的交易，因此，合同一方可以主张“或者我选择履行，或者我选择赔偿”，任何一种方法是均应被视为可以满足对方的利益;显然，交易秩序中并不涉及道德层面的问题，可见，此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考虑是经济上的安排。由此，普通法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责任形式是损害赔偿:根据Holmes的著名论断，原则上，选择支付损害赔偿是当事人的自由;强制实际履行只是一项例外性责任形式。总之，合同法需要考虑的是交易的迅捷、便利、效率。法律经济学派的“有效违约”理论即是典型:如果违约能创造出更大的效率，则应允许一方选择以支付违约赔偿而解除合同。这明显反映出一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道德观;履约还是违约在这里被纯粹解读为一种利润最大化的算计，并无道义诚信等方面的考虑。

这正是许多大陆法学者明确反对将合同简约为“bargain”的原因所在。在合同效力的问题上，大陆法更倾向于合同只有在完全履行之后，才算达到圆满状态。例如，受到法国法的影响，智利法律规定“如一方未履行其义务，另一方有权选择强制其继续履行合同，或者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支付损害赔偿”。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某些合同法制度———诸如非违约方解除合同前的催告、约定违约金条款、合同解除只能通过司法程序、拒绝承认情势变更理论等———都反映出对于合同效力的重视:法律为债权人同时提供了多种选择，以使合同能得到履行;从债务人的角度来看，法律为促使其履行合同提供了多种制度框架，以使合同不至于终止。在许多大陆法学者看来，强调对己方先前做出的诺言的信守、对于对方的合理期待的尊重，这显然涉及道德等诸多层面:中世纪教会法和宗教教义的影响，和他的交互性特征，信守承诺的骑士精神，基本的自然正义观念……由此，强调进入合同关系的双方应保持某种“连带关系”（善意、忠诚、合作和相互扶助等），这只有用经济分析方法之外的其他分析框架才可以解释（道德、伦理、宗教、社会学等）[25].法国当代影响甚大的“合同连带主义（solidarisme contractuel）”思潮，是沿袭了杜尔凯姆、撒莱、德莫格和约瑟朗等人的法社会学思考路径，反对纯粹从商业和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待和分析合同。

（三）经济性

经济性是指法律的制度安排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各个环节包括争端解决环节的成本。在成文法体系中，合同法律规则本身就是交易关系的抽象，这些规则在内容上可以成为一般性的交易条件。由此，在大陆法系中，由于完备的法律规则的存在，对经济当事者而言无需就合同的所有环节和所有事项，均制定繁简无遗的庞杂条款———这与普通法的情形有所不同;从微观角度看，这极大地节省了经济当事人的时间和成本。

从宏观角度看，以法典为核心的成文法体系还具有预防和避免争端的功能。根据一些统计，在美国，司法和诉讼程序的总运作成本（公民、企业、公立机构为律师、法院、司法专家等所负担的所有费用）约为650亿美元，大约占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2.6%;这一比率在瑞士为0.8%，在法国为0.6%，而在西班牙仅为0.4%.此外，在美国，平均每300名居民中就有一名律师（美国的律师数量据称占到了全球总数的70%）;这一数字在法国是1700.在美国，每年每10人中就会有一人牵涉到讼争;这一数字在法国是300[8]（P106）。根据一些比较法学者的分析，这其中存在着结构性的原因:在普通法中，当事者无法服从于成文法典，而是受制于法官创造的规则，这使得当事方对于律师具有更大的依赖;而由于当事人预先无法完全知晓规则，由于普通法的诉讼构造和法律文化，当事人也会具有更大的冲动去诉诸法院。

结论

颇有意思的是，根据位于普通法区域的加拿大的渥太华大学所做的一项统计:在全世界，超过150多个国家占全球60%的人口采用的是大陆法体系;以制定众多法典为其标志。虽然数字并不具有更多的意义———我们显然不能因此简单推导出成文法体系就一定优于普通法系，但是，这起码使得我们更有理由在实现依法治国的伟大进程中，坚持大陆法传统，理解法典化是适合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的最合理选择，从而坚定地继续已颇有建树的法典化之路;而中国民法典的最终出台也必将为中国法体系的“质地”增添“现代性”。

『叁』 民法典是什么东西

民法典来是指在采用成文法的自国家中，用以规范平等主体之间司法关系的法典。民法典是以条文的方式，以抽象的规则来规范各式法律行为、身份行为。有的民法典会酌采习惯法作为补充规范的方式，此外也多半规定以当事人间司法自治的方式弥补各种法规的不足。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法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3)民法典研究扩展阅读：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起草。课题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烟台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学院、山东大学法学院、北京化工大学法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深圳大学法学院、中国建银集团法律部等单位的26人组成。

梁慧星学部委员担任课题组负责人。该草案采用德国潘德克吞编制体例，分为总则、物权、债权总则、合同、侵权行为、亲属、继承七编，共计1947条。

『肆』 民法典在法律体系中居于什么地位

民法典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我国的基本法之一。中国民法的专现代属化作为一系列复杂社会因素促成的产物。

具有其深刻依据，且不可逆转。实现法律的现代化，以现代化的法律促成并维护社会的现代转型，已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不归选择。

(4)民法典研究扩展阅读：

2020年5月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晨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伍』 民法典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网络全书”，是新中国第一部以回法典命名的法律，在法律体答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

『陆』 民法典解释

民法典是指在采用成文法的国家中，用以规范平等主体之间司法关系的法典。民法典是以条文的方式，以抽象的规则来规范各式法律行为、身份行为。有的民法典会酌采习惯法作为补充规范的方式，此外也多半规定以当事人间司法自治的方式弥补各种法规的不足。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法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民法典是指在采用成文法的国家中，用以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私法关系的法典。

民法典以版条文的方式，以抽象的规则来权规范各式法律行为、身份行为。有的民法典会酌采习惯法作为补充规范的方式，此外也多半规定以当事人间私法自治的方式弥补各种法规的不足。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法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民法典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宪法。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市民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法官裁判民商事案件的基本依据。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起草。1、第二十条

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该合同的履行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因民法典施行前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民法典施行后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三编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相关规定。

2、第二十一条

民法典施行前租赁期限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典第七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租赁期限在民法典施行后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典第七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3、第二十二条

民法典施行前，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五款的规定。

4、第二十三条

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立有公证遗嘱，民法典施行后又立有新遗嘱，其死亡后，因该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5、第二十四条

侵权行为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但是损害后果出现在民法典施行后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6、第二十五条

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且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对方当事人也未催告的，解除权人在民法典施行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自民法典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该解除权消灭；解除权人在民法典施行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的，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四条第二款关于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

7、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以民法典施行前受胁迫结婚为由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婚姻的，撤销权的行使期限适用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8、第二十七条

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保证合同，当事人对保证期间约定不明确，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至民法典施行之日不满二年，当事人主张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当事人对保证期间没有约定，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至民法典施行之日不满六个月，当事人主张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拓展资料】

一般规定

第一条

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条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

第三条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

第四条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仅有原则性规定而民法典有具体规定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可以依据民法典具体规定进行裁判说理。

第五条

民法典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柒』 民法典包含民事诉讼法吗

清华大学法学抄院教授张卫平在2016年第1期《法学研究》撰文指出：民法典作为一个非常庞大的规范体系，其中有许多部分与民事诉讼程序相关，且有的规范是以民事诉讼法的既有规定为前提的。正是由于民事诉讼法的某些规范对民法所具有的这种先决性或前提性，民法典也就必须将这些具有先决性、前提性的民事诉讼法规范及概念植入自身之中，彼此形成契合。

民法典的编纂作为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实体法内容，也将涉及民事诉讼法的内容。民法典的编纂必须注意民事诉讼法的发展、完善过程，不能将陈旧的、即将过时的民事诉讼法规范纳入民法典之中。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也需要关注与民事诉讼法的对接、协调与统合，并从民事诉讼法发展、完善的角度思考民法典的相应规制，以便引导和支持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应当统一全盘考虑民法与民事诉讼法的概念统一问题，避免二者在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出现彼此不予关照、不予统一的封闭现象。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在程序规范方面存在分工，原则上相对特殊的、具体的程序性规范应考虑规定在实体法中，而相对一般的、抽象的程序规范则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

『捌』 2020民法典编纂热点问题：护航美好生活

【导读】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网络全书，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编纂民法典的要求以来，从立法机关到法律实务部门，从专家学者到社会公众，新中国历史上首部民法典的编纂，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今天我们就来看看2020民法典编纂热点问题：护航美好生活。

以人为本，完善法律体系：

“民法典的编纂紧密围绕基本民事权利的确立、实现、保障和救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事法律制度体系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处处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表示。

王俊峰认为，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从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民事权利、维护社会关系和谐稳定出发，对紧急情况下财产征用、有关合同权利义务、物业服务企业职责和业主义务、侵权责任等条款，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建议，将民事权利法定化、法定权利具体化，在总结既往立法经验基础上有许多新的突破，亮点很多。

以社会普遍关注的“高空抛物坠物”伤人事件为例，侵权责任编草案明确了各方责任的划分，对于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同时，还规定了建筑物管理人应当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以及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这有利于充分保障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引导公民自觉提升社会公德和法律意识，有利于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王俊峰说。

民法典单独设立人格权编，突出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重要权利。王俊峰认为，这是民法典的重大创新，体现了国家对加强人格权保护的重视，彰显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顺应了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呼声。人格权编草案三审稿将“隐私”定义为“自然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等”，扩大了隐私权保护范围;将同样具有识别特定自然人功能的“电子邮箱地址”和“行踪信息”纳入个人信息范围，使个人信息保护更加全面、严谨、细微。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婚姻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婚姻家庭纠纷逐渐增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规定了离婚冷静期制度。“离婚冷静期制度的设立，有利于尽可能挽救当事人的婚姻，避免当事人因为一时冲动而草率离婚，并强化当事人的家庭责任感，维护和促进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王俊峰表示，承载着人民期待、凝结着几代法律人梦想的民法典草案将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也必将为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汇集众智，各方高度认可：

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的一项重大立法任务。根据工作安排，民法典编纂采取“两步走”，即首先制定民法总则，其次编纂民法典各分编，最终形成统一的民法典。面对这部“社会生活的网络全书”，立法机关是如何“精雕细琢”的?

“民法典的立法过程是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生动实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主任黄薇表示，民法典编纂工作自2015年启动以来，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具体部署，立法工作机构认真开展研究，广泛深入调研，采取多种形式听取意见建议，不断对草案进行完善。

“汇集众智”是民法典编纂中一个明显的特点。黄薇举例说，在婚姻家庭编起草过程中，针对社会广泛关注的法定婚龄问题，除认真研究各方面意见建议外，为进一步提高立法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立法工作机构还委托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对公民的结婚意向年龄开展专项调查。

事实上，相关草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立法工作机构均通过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开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据初步统计，自2018年8月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请常委会审议至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7次公布各分编及民法典草案，累计收到410349人提出的951607条意见建议。针对这些意见建议所涉及的问题，立法工作机构认真研究，并在草案修改过程中加以体现。

立法要实事求是，符合社会实际。黄薇介绍，立法工作机构多次赴地方开展立法调研，听取地方有关方面对法律草案的意见建议。在民法总则起草和民法典各分编编纂过程中，多次赴不同地方开展立法调研，召开座谈会，深入小区、居委会、企业、高校等基层一线，听取意见建议，并认真加以吸收。与此同时，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还成立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最高法、最高检、司法部、中国社科院、中国法学会参加的民法典编纂工作协调小组，定期召开专门会议。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编纂过程中，如何完善高空抛物坠物的相关规则引起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黄薇说，针对高空抛物坠物事件频发、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状况，立法工作机构在原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国外有关立法规定，召开由有关部门、专家学者、物业服务企业、业主代表等各方参加的座谈会，并赴有关地方进行专题调研，最终对草案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完善，取得了各方的高度认可。

编纂法典，填补立法空白：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说，制定中国自己的民法典，是几代民法学者的梦想，如今，这个梦想就要实现了——即将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审议民法典草案。

“这是新中国立法史上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王利明说，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具有基础性的民事法律规范。民法典草案分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7编，立足中国实践、借鉴吸收各国立法经验、体现了我国民事立法的应有水平。

据王利明介绍，我国立法机关曾多次启动制定民法典，但因为受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限制，对民法典制定采取了“先零售后批发”的策略，也就是先制定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单行法，然后在此基础上再编纂民法典。但编纂民法典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要用科学合理的、富有逻辑性和内在一致性的体系来整合现有民事单行法的全部内容，并填补一些领域的立法空白。

“法典化有助于解决单行法律不全面、不系统、不协调等问题，解决顾此失彼的法律冲突。”王利明说，编纂民法典对司法机关来说，将提供全面、权威、系统的裁判规则;对公众来说，将指引和规范各种各样的民事行为。

“民法典草案单独设立人格权编，是我国民法典编纂的一大亮点。它适应了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对人格权保护的需要，回应了当前人格权保护面临的各种挑战，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智慧。”王利明举例说，民法典草案建立了对侵害人格权的禁令制度，由法院对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及时发布禁令，有利于及时救济受害人。

王利明表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编纂民法典的决定后，立法机关做了大量工作，法学界、法律界积极建言献策、襄助立法。民法典各编都经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修改，目前，完整的民法典草案已经成熟。编纂民法典是为民立法，把人民愿望置于首位，充分反映人民的利益诉求，最大化地谋求人民的利益。期待民法典早日颁行，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有力制度支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奠定基石，保障经济发展：

“民法典为法院做好民商事审判执行提供了基本遵循。”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民法典在法律体系中居于重要的基本法地位，是促进和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法律基石，也是法院审理和执行民商事案件最重要的实体法依据。

通过编纂民法典，完善了我国民商事领域的基本规则，既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民商事活动提供基本遵循，也在供给侧为人民法院做好民商事审判执行工作提供了全面详实的法律依据。“民法典是一部民事权利的宣言书，为人民法院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基本指引。”刘贵祥说，民法典调整和规范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以权利为本位，系统规定了权利确认规则、权利行使规则和权利保护规则。例如，民法总则第五章对民事权利作出了具体规定，通过对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的一一列举，凸显了对民事权利的尊重，加强了对民事权利的保护。

“民法典鲜明体现和弘扬了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同时又是健全市场秩序，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法律。”刘贵祥说，例如，诚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民法之所以能够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就在于市场经济是以诚信为基础的契约经济。民法典草案在总则编中倡导诚信的价值原则，同时在物权编、合同编的许多具体条款中建立起诚信导向机制和失信惩戒机制，既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司法审判和执行指引，也营造诚信价值观的法治环境。

在刘贵祥看来，民法典与国家其他领域的法律规范一起，共同支撑着国家治理体系。通过民法典编纂，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为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也为不断满足各类市场主体多元司法需求，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依据和规则支撑。

『玖』 民法典制定的现实意义

民法典五大现实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正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并且试图通过法律编纂方式，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治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民事立法的全面总结，是对我国立法经验系统梳理，同时也是对我国民事司法工作全面检验。可以这样说，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在民事立法方面已经走出了探索阶段，正准备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系统性法律规范。
过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国务院颁布的许多涉及民事方面的司法解释和民事政策有可能会成为历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各地方政府颁布的有关规章制度都必须比照民法典进行彻底的清理，凡是与民法典不一致的地方，都必须立即废除。中国民事法律规范第一次实现了法典化。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的立法背景和立法导向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即将进入小康社会，绝对贫困不复存在，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就在眼前。总结过去民事立法成果，通过民事立法开辟新的未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肩负的神圣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中国已经实现了第一阶段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正大踏步地向现代化阔步前进。
民法典是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中国从此告别贫困，走向现代化的美好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保留了传统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法律体系框架，同时又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建立了新的法律制度体系，突出了人格保护的内容，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民事法律制度。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如何建立和谐社会，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必先按劳分配，实现劳动平等。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资本的力量无处不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如何解决市民社会基本的社会矛盾，这是我国民法典最重要的课题。
民法从本质上来说，应当体现互助精神，强调守望相助，互帮互助。因此，全国人大讨论民法典（草案）的时候，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将我国控制重大疫情的有益经验，纳入民法典，全国人大主席团根据全国人大代表的建议，及时修改民法典草案中的有关内容，并且付诸表决。这充分说明，中国民法典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体现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精神的具体法律规范。民法典所确立的各项原则，有助于弘扬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但是，必须充分意识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强调的是守望相助，而市场经济的本质则是以营利为目的，因此，如何把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这是中国民法典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19世纪法国拿破仑制定法国民法典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非常简单，那就是把民法这个充分体现互助精神的法典和商法这个充分体现营利精神的法典区分开来，民法解决的是民事关系问题，而商法则着重解决商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由于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商人，已经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规则，因此，法国立法机构只需要把商人的规则加以认可，即可成为国家的法律。
这种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遵循的原则与民事交往遵循原则的矛盾之处。换句话说，西方社会存在着商业化社会和非商业化社会，非商业化社会又可以分为传统的家庭为核心的家庭伦理社会和社会组织为核心的道德伦理社会。
在保护个人利益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身份的区别，但同时也要考虑到行为的差异。法国民法典着重解决商业行为中出现的问题，因此，完全采用“外观主义”，强调商人的信用价值。德国则采用双重标准，侧重于关注商人的行为，建立了一套非常独特的商业伦理价值体系。
可以这样说，这种分别立法模式，旨在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价值观念扩张所产生的问题。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之所以采用分别立法的模式，就是要防止市场经济的交易规则进入到民事领域，从而破坏守望相助和谐的家庭或者邻里关系。
20世纪商业活动日趋发展，许多国家特别是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立法过程中，一方面保留传统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单独立法的方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法律规则体系。我国在合同法中规定了许多商业合同，这是我国民法典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由于我国民法典采用的是一种民事活动统揽全局的立法模式，因此，如果不了解民法特别法，那么，实施民法典过程中，有可能会顾此失彼，出现错误判断。
可以这样说，我国民法典旨在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落实问题，但是，由于在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代市场经济基本道德伦理体系关系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精雕细刻，因此，民法典能否达到“定分止争”的目的，还需要持续观察。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坚决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中国抗击重大疫情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全国人大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一个带有隐喻性质的立法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的立法机关在如何保护公民权利方面，有了更加真切的认识。
中国民法典呼应了人民的呼声，对那些看起来并不重要的民事主体，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并且制定了法律规范。譬如，对于我国长期存在并且在改革开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个体工商户，除了民法通则作出详细规定之外，在后来民事立法中往往一笔带过，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民事立法机关认为，随着现代化工业时代的到来，传统民事主体譬如个体工商户即将失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作为主要市场主体，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民法典专注于“宏大叙事”，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小商小贩，缺乏应有的关注。
重大疫情所带来的失业问题以及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困难问题，已经纳入中央决策体系之中。“中央文明办”明确规定，占道经营、马路市场和流动商贩今后不再列入文明城市考评的内容。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终于意识到，在中国社会仍然存在中低收入阶层，他们收入来源于占道经营，来源于马路市场，如果不尊重小商小贩，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那么，中国民事法律规范将会失去应有的价值。
正因为如此，民法典适应我国现存社会发展状况，对于过去那些被忽视的民事主体，给予必要的关注，并在此基础之上制定专门的法律规范，为他们保驾护航。
不仅如此，为了总结我国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经验，立法机关在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基础之上，衍生出了土地集体流转和经营权制度。这些制度对于促进我国农村土地的集约经营，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相信随着我国民法典的实施，我国城市和农村的面貌将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些过去不被重视的市场主体，有可能会挺起腰杆，生存得更加有尊严。农村土地所有权人，会更加充分尊重承包权人的利益，允许他们将承包的土地转让经营，从而使农民过上没有退休金，但是，可以依靠土地出租获取固定收入的幸福生活。
第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实施，解决了我国民事审判统一化的问题。如何把解决具体现实问题的法律规范编纂成为现代化的法典，形成完整统一的法律制度体系，解决我国司法统一化的问题，这是现代法治社会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
不少学者反映，由于我国民事立法零打碎敲，以至于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不得不上穷碧落下黄泉，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法律依据，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之上，考察各个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作出司法判断。我国民法典颁布之后，所有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民法典就是法官审理民事案件的行为指南，法官再也不需要从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会议纪要中寻章摘句，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必须依照民法典所确立的基本法律规范作出判决，如果民法典中没有具体的行为规范，那么，所有判决都必须符合民法典所确立的基本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代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体现的是中国主流价值观，也是国家价值观。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落实到我国民法典中，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我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尽可能地融入到每一个法律规范，从而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许多争议的案件。譬如，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如何证明是否构成侵权，“南京撞人”案件是否还会出现？如果再出现类似的案件，法院是否会自由裁量，不同地区法院是否会作出不同的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充分吸取我国司法经验，并在此基础之上，把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具体的行为规范之中，从而使每一个法官在处理案件的时候，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中国正处在多元化社会转型时期，将国家价值观法律化，面临巨大挑战。立法机关充分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之上，试图使用法律的语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规范，便于普遍实施。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每个人价值观念不同，因此，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法官价值观至关重要。令人遗憾的是，我国法学教育中，恰恰忽视了价值观教育。虽然法学教育和其他专业教育一样，都增加了有关意识形态的内容，但是从整体来看，法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官的意识形态教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法官拒绝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乏足够的尊重，那么，在适用法律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新的分歧和矛盾。我国当前民事审判中的许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法官意识形态出现了问题。由于一些法官缺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尊重，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先入为主，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结果导致民事审判出现了许多不应有的偏差。我国关于合同、公司、婚姻的司法解释中，有许多规范之所以引起广泛争论，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因此，民法典颁布实施之后，首要任务是，加强对法律企业共同体的价值观教育，让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充分意识到，如果没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没有形成良好的意识形态环境，那么，尽管法律条文烂熟于心，在司法实践中仍然会出现不应有的争议。解决我国司法审判中存在的问题，不能从条文到条文，而应该加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