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总则郑玉波

A. 民法典517条如何理解

民法典517条规定了可分之债，518条规定了连带之债。可能会让人误认为可分之债与连带之债是对应概念，其实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按份之债与连带之债才是对应概念，可分之债是连带之债的上位概念，而不可分之债准用连带之债的规范。辩析不清可能会办错案。

B. 什么是物权行为它的定义是什么

⒈物权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法律行为的一种，只要承认债权与物权的划分,就必然要承认债权行为之外还有物权行为。
首先，“法律行为”这个概念是德国学者首先提出的,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一般性的法律行为与具体的法律行为形式之间的关系,为不同类型具体法律行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克服了大陆法系各国法制实践中长期悬而未决的矛盾,解决了法律行为普遍规则与具体规则之间的关系,使民法典避免再对各种具体法律行为作出不必要的重复规定。它解决了意思自治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之间的关系,确认了法律行为不仅可以发生债法上的效果,而且可以产生婚姻法、亲属法以及其他私法上的效果,摆脱了将法律行为从属于债法或合同法的传统民法体系。
同时还认为,只要我国民法理论还承认债权、物权、亲属权等基本民事权利的划分,就同样必须承认物权行为这样一种法律行为的客观存在。因为作为私人的、旨在引起某种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人们从事法律行为的目的可以是各不相同的,既然有以特定人与特定人之间以发生、变动、消灭债权债务关系为目的的债权行为,顺理成章地就有一个以设定、变动和消灭物权为目的的行为,这就是物权行为。
最后，物权行为是对法律行为依其法律效果进行分类的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如果否认我国民法理论中存在物权行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法律行为按照人们意思表示中希冀引起法律效果的不同加以分类,整个民法的逻辑体系将可能因此而发生混乱。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如果在民法理论上否认物权行为,那么作为法律行为的唯一支柱就只有债权法上的合同。这样一来,法律行为作为一项民法总则中规定的制度就成了问题,因为,只作为对债的发生原因之一的合同的规则的抽象,作为债法的一般规则尚有问题,作为民法的一般规则列入总则编的科学性就更不能成立了
⒉关于物权行为的无因性问题，文中是这样说明的：无因行为必须由法律作出规定，法律可以规定某些物权行为是无因行为,也可以规定某些债权行为是无因行为,德国民法就是如此。某种行为,在理论上我们认为它“应该”是无因行为,但未规定在法律中,还是不能作为无因行为看待。
另外，孙宪忠博士在文中提到 ：
⒈（物权行为）理论使民法体系更加清晰合理，富有逻辑性。
⒉加强了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为保护善意第三人提供了最切实的理论基础。
⒊该理论最终解释了物权公示的“公信力”，即物权为什么必须公示并能在公示后取得对抗任意第三人的效力的问题。
而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其中以王利明先生为代表3，他的意见主要有：
第一, 所谓移转物权的合意实际上是学者虚构的产物,在现实的交易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独立于债权合意之外的移转物权的合意。
⒈以买卖为例,当合人订立买卖合同的目的,就是使一方支付价金而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另一方通过交付标的物而取得价金的所有权。因此,移转价金和标的物的所有权既是当事人订立债权合同的目的,也是债权合同的基本内容,如果将移转标的物和价金所有权的合意从买卖合同中剥离出来,买卖合同也就不复存在。而且,当事人订立任何一份买卖合同,都必须对价金和标的物移转问题作出规定,否则买卖合同将因缺少主要条款而根本不能成立。既然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规定价金和标的物的移转问题,那么他们没有必要就标的物和价金的所有权移转问题另行达成合意。因此,所谓移转物权的合意是包含在债权合同之中的,它本身不可能超出债权合同。
⒉物权和债权的性质区别并非必然导致物权的意思表示必须独立于债权的意思表示,也并非是产生特殊的物权变动方法的根据。
⒊就交付行为来说,它并不是独立于债权合意而存在的,交付的性质是实际占有的移转,从物权法的理论来看,单纯的实际占有的移转并不能必然导致所有权的移转。交付效果不可能与买卖合同分割开来。尤其应当看到,实际交付标的物不是什么单独的行为,而是当事人依据债权合同而履行义务的行为。例如在买卖合同中,交付标的物是当事人应负的基本义务,而一个交付行为是否真正完成,取决于出卖人所实施的交付行为是否符合买卖合同的规定。如果出卖人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提前或迟延交付,或交付标的物有瑕庇,或交付标的物的数量不足,显然不符合合同的规定不能构成真正的交付。如果将交付行为与买卖合同割裂开来,那么交付行为的正确和正当与否也失去了评价标准。
⒋就登记来说,其本身并非民事行为,而是行政行为。
而针对否认物权行为的意见，孙宪忠博士在他的文章4中提到：
⒈物权行为并非纯属抽象，而是事实存在的
例如，德国民法上，所有权人为自己的土地设立债务的行为，以及定限物权的设立行为都是现实中存在的物权行为。
⒉关于物权行为抽象性对原所有权人保护不利的质疑：
关键在于我们没有了解到德国物权行为理论的新发展，即，在德国法上，将法律行为理论的一般规则运用于物权行为之中也是符合法理的，那么，物权合意就可依一定情事得为撤销，也就不存在对原所有权人不利的问题了。
⒊关于物权行为理论过于玄妙而难以被公众理解和立法，司法运用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一个符合法理，逻辑的理论只是因为对其了解和运用的不熟悉就弃之不用，实在是为荒唐。
经过阅读相关的一些文献和论文，我对物权行为理论有一点自己的认识，其中主要的想法来源于雅科布斯先生的《19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一书的后记，即雅科布斯先生和杨振山先生关于物权行为理论的讨论以及雅科布斯先生对物权行为理论的产生背景，发展历程和推理进路的介绍。
一?物权行为理论的前提：
1法源前提：
萨维尼并非独自完成了物权行为理论的发现，而是基于胡果的研究成果。而胡果的研究立足于对罗马法的研究，同时，萨维尼在发展胡果的理论时也是基于对罗马法的研究。可以说罗马法是物权行为理论的法源基础。
2理论前提：
通过对罗马法的考察，胡果发现，在法学阶梯的法学体系的第二部分中，应该区分出有关对物的物法和对人的债法5。这也是德国民法典最值得提到的体系特点，即对物法和债法的截然区分6。同时，对债的性质的认识，也使物法和债法的区分得到清晰：胡果将债称为人际间的束缚并在这个意义上将此概念称为“罗马法的精神”，而从这个表述中可以发现，“债权是一种权利，其针对的对象并非物，而是另外一个人；债权使这个人失去对享有除某个债权中所指的行动的自由权以外的全部普遍自由，这个行动因为被排除（此排除并不排斥他人）出自由的范围，所以不再是可以做的行动，而是必须做的行动。”7
由于债法与物法的分离，所以在所有权取得方式中不包括债的关系8，因此债权请求权被排除出所有权转让的要件。那么，现在可以发现，为了物权变动的生效单单依据债的关系是不能完成的。物权和债权的二分是物权行为理论的理论前提。
二?物权行为理论的推导：
在物权行为理论发现前的时期，当时的学者通常认为，所有权继受取得的要件被分为（合法）的名义和取得形式两部分9。而关于名义和取得形式的具体含义则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所谓的“中世纪畸形化”的时期，取得形式被定义为交付，而（合法）名义被认为是指向所有权转让的债权。
为了纠正这一“中世纪畸形化”和顺应“时代潮流”，于是产生了下面的结论：“在所有权的取得中，必须存在一个区别于所有权取得本身的名义。”更准确的说，所有权是在“占有开始”之后产生的，于是将债权请求权称为名义是一个错误。转让行为和转让的基础行为相分离，是澄清了上述不准确表达的罗马法10 。那么，与债权请求权相分离的名义就只能是一个合同，而这个区别于建立债权请求权的债权合同的合同就只能叫做“物权合同”。11
至此，物权合同或者说物权行为已经凸现眼前，这样一个严密的逻辑推导过程又是基于罗马法的法源地位，而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也因此证成。
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存在是物权转让的抽象性的主要原因。12
意思的动机不属于意思，债权行为是物权转让行为的动机而非其意思本身。虽然，没有人会没有动机的为意思表示，但动机本身不能被考虑为意思表示。
从这个判断出发，我们会发现，独立的物权合同或许其基础关系――债权合同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效，被撤销，但由于这个债权合意仅仅是物权合意的动机，所以，只要物权合意本身没有无效或被撤销的事由，那么物权转让就是合乎合意的有效。
在债权合意失效情况下物权合同有效并发生物权转让的效力，于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存在就是适宜的和必要的。
但是，发现物权行为理论的法学家并不是以这样的逻辑顺序推理，而是从反方向进行推理。由于在罗马法中存在这样一个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那么就有下面的推理：法律行为可以因为错误动机而无效被撤销，而这一错误的可撤销性又来自于法律行为鉴于一个法律原因而实施，而错误正好涉及这一原因，这就是“错误的重要性或曰致命性”。这个错误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涉及一个原因，而所有权转移行为恰恰鉴于原因而实施。因此，实际中现有法的不当得利请求权是缺乏法律基础的所有权有效这一结论的逻辑基础。如果，基于误想原因而实施的转让不能有效将所有权转让给受让人，那么这将与缺乏法律基础而给付的不当得利相冲突。13
四?总结：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发现，物权行为的发现是一个从罗马法法源出发，严密逻辑推理和细化法律关系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似乎没有可以驳倒的漏洞，也许这就是物权行为这一论题不断被争论而未能有压倒性反对意见的原因。那些反对意见只是集中在物权行为理论的影响和外在价值，还无法从根本上对其核心价值、推理前提和推理过程进行摧毁。所以，反对意见只能说明物权行为理论的疏漏，却不能将其推翻。如果想做到这一点就只能将推导的法源否定，那就是否认罗马法的合理性和逻辑性，而这一点相信是难以做到的。另外，承让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否认其抽象性相信也是不合逻辑和不合体系的。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在逻辑上否认物权行为的抽象性。
参考资料：http://www.fawang.net/dbbs/index.asp

C. 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研究生需要看哪些参考书

民法学
*** 1、《民法》：魏振瀛，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06年，59.8元；
** 2、《民法》：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48元；
** 3、《民法》：江平，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35元；
** 4、《民法学原理》：张俊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三版，2000年，45元；
* 5、《民法原论》：马俊驹，法律出版社，2007年，79元；
** 6、《民法总则》：王泽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39元；
** 7、《民法总则》：郑玉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36元；
* 8、《民法总论》：史尚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43.5元；
** 9、《物权法论》：王利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69元；
*** 10、《合同法》：崔建远，法律出版社，2007年，39元；
* 11、《人格权法专论》：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31元；
* 12、《继承法专论》：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6元；
** 14、《知识产权法》：刘春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32.1元
** 15、《知识产权法学》：吴汉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3.5元
商法学
*** 1、《商法》：范健，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2006年，42元；
** 2、《公司法》：赵旭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39元；
** 3、《中国公司法原理》：王保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三版2006年，45元。
注：“*” 表示重要程度。

D. 无权代理人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因无权代理而订立的合同，如果被代理人追认，无权代理成为有权代理，所订合同对被代理人产生拘束力，被代理人和相对人成为合同当事人，承受合同所生之权利、义务及责任，此点自不待言。而在相对人行使撤回权，撤回其向无权代理人所为之意思表示时，合同自因欠缺一方意思表示而归于不存在。在此两种情况下，均不存在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承担责任问题。而在被代理人拒绝追认无权代理行为-无论相对人行使催告权或不行使催告权-使合同归于无效情况下，依《民法通则》第66条的规定，无权代理人应承担责任。此种责任包括对被代理人的责任和对相对人的责任。无权代理人对被代理人的责任很可能成为一种侵权责任，如伪称代理人，侵犯他人姓名权或名称权，以及商业信誉等。（注：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614页。）而就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的责任，我国法律对其承担责任的根据、构成要件、责任内容等未作具体规定，学理上的解释及实践上的做法亦各不相同，本文拟着重就这一问题作以分析说明。 善意相对人与无权代理人为意思表示，订立合同，就无权代理人而言，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就相对人而言，其目的是与被代理人建立合同关系。然而，当无权代理行为不被被代理人追认时，无权代理行为归于无效，所订合同的效力不能发生，相对人所期待的法律效果亦不能发生。相对人因信赖合同有效成立而受到的利益损失，皆因代理人无代理权而造成。所以，为了维护代理制度的信用，保护相对人利益，法律规定无权代理人应对相对人承担民事责任。
对于无权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依民法学说有不同观点：其一是契约责任说。即认为无权代理人的责任为契约责任。依此观点，无权代理人为契约当事人，所以应受契约的拘束。（注：[台]郑玉波著：《民法总则》，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312页。胡长清著：《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页。）然而，无权代理人在与相对人订立合同时，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如果被代理人追认，则产生之合同关系是以被代理人和相对人为合同当事人的；而在被代理人拒绝追认情况下，无权代理人并非就成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其与相对人之间并不能自然发生合同关系，因此让其承担契约责任，显然有失牵强。其二是默示的担保契约说。依德国普通法时代的通说，无权代理人为代理行为时，其与相对人间常有默示的担保契约，无权代理行为倘若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则无权代理人基于默示的担保契约，须对相对人负责。 因无权代理而订立合同的无权代理人依《民法通则》第66条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应具备以下要件：
1、代理人欠缺代理权。即代理人未经被代理人授权，或超越代理权限，或在代理权消灭后而为代理行为。
2、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与相对人订立合同，合同已成立。
3、被代理人拒绝追认无权代理人订立合同的行为。这是无权代理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相对人在被代理人未予追认前撤回其订立合同之意思表示时，因该合同确定地不发生效力，无权代理人不承担责任。
4、相对人须为善意。即不知无权代理人欠缺代理权。若相对人属恶意，即明知或可得知无权代理人无代理权时，则咎由自取，法律对其利益不予保护，无权代理人不承担责任。关于此点，如《德国民法典》第179条有“相对人明知或可得而知代理人欠缺代理权时，代理人不负责任”之规定。 无权代理人究竟应负何种责任？履行责任拟或赔偿责任，《民法通则》未予言明。依学者解释，有认为对两种责任可依相对人选择而由无权代理人承担者，（注：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李开国著：《民法基本问题》，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也有认为无权代理人只能承担赔偿责任的。（注：王家福、谢怀试等著：《民法基本知识》，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3页。曹锦秋、房绍坤著：《完善无权代理制度的几个问题》，《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各国立法中也采取了此两种模式，即选择责任和赔偿责任。关于选择责任，如《日本民法典》第117条第1款规定：“作为他人代理人缔结契约者，如不能证明其代理权，且得不到本人追认时，应依相对人的选择，或履行契约，或负损害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第179条有类似规定。关于赔偿责任，如《瑞士债务法》第39条规定：“明示或默示拒绝承认时，以代理人名义为行为者，对于契约失效而生之损害，如不能证明相对人知其无代理权，或可得而知时，应负赔偿之责。”《意大利民法典》第1398条，台湾《民法典》第110条也采此模式。

E. 无权代理的责任承担

因无权代理而订立的合同，如果被代理人追认，无权代理成为有权代理，所订合同对被代理人产生拘束力，被代理人和相对人成为合同当事人，承受合同所生之权利、义务及责任，此点自不待言。而在相对人行使撤回权，撤回其向无权代理人所为之意思表示时，合同自因欠缺一方意思表示而归于不存在。在此两种情况下，均不存在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承担责任问题。而在被代理人拒绝追认无权代理行为-无论相对人行使催告权或不行使催告权-使合同归于无效情况下，依《民法通则》第66条的规定，无权代理人应承担责任。此种责任包括对被代理人的责任和对相对人的责任。无权代理人对被代理人的责任很可能成为一种侵权责任，如伪称代理人，侵犯他人姓名权或名称权，以及商业信誉等。(注：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614页。)而就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的责任，我国法律对其承担责任的根据、构成要件、责任内容等未作具体规定，学理上的解释及实践上的做法亦各不相同，本文拟着重就这一问题作以分析说明。 善意相对人与无权代理人为意思表示，订立合同，就无权代理人而言，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就相对人而言，其目的是与被代理人建立合同关系。然而，当无权代理行为不被被代理人追认时，无权代理行为归于无效，所订合同的效力不能发生，相对人所期待的法律效果亦不能发生。相对人因信赖合同有效成立而受到的利益损失，皆因代理人无代理权而造成。所以，为了维护代理制度的信用，保护相对人利益，法律规定无权代理人应对相对人承担民事责任。
对于无权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依民法学说有不同观点：其一是契约责任说。即认为无权代理人的责任为契约责任。依此观点，无权代理人为契约当事人，所以应受契约的拘束。(注：[台]郑玉波著：《民法总则》，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312页。胡长清著：《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页。)然而，无权代理人在与相对人订立合同时，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如果被代理人追认，则产生之合同关系是以被代理人和相对人为合同当事人的;而在被代理人拒绝追认情况下，无权代理人并非就成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其与相对人之间并不能自然发生合同关系，因此让其承担契约责任，显然有失牵强。其二是默示的担保契约说。依德国普通法时代的通说，无权代理人为代理行为时，其与相对人间常有默示的担保契约，无权代理行为倘若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则无权代理人基于默示的担保契约，须对相对人负责。 因无权代理而订立合同的无权代理人依《民法通则》第66条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应具备以下要件：
1、代理人欠缺代理权。即代理人未经被代理人授权，或超越代理权限，或在代理权消灭后而为代理行为。
2、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与相对人订立合同，合同已成立。
3、被代理人拒绝追认无权代理人订立合同的行为。这是无权代理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相对人在被代理人未予追认前撤回其订立合同之意思表示时，因该合同确定地不发生效力，无权代理人不承担责任。
4、相对人须为善意。即不知无权代理人欠缺代理权。若相对人属恶意，即明知或可得知无权代理人无代理权时，则咎由自取，法律对其利益不予保护，无权代理人不承担责任。关于此点，如《德国民法典》第179条有“相对人明知或可得而知代理人欠缺代理权时，代理人不负责任”之规定。 无权代理人究竟应负何种责任?履行责任拟或赔偿责任，《民法通则》未予言明。依学者解释，有认为对两种责任可依相对人选择而由无权代理人承担者，(注：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李开国著：《民法基本问题》，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也有认为无权代理人只能承担赔偿责任的。(注：王家福、谢怀试等著：《民法基本知识》，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3页。曹锦秋、房绍坤著：《完善无权代理制度的几个问题》，《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各国立法中也采取了此两种模式，即选择责任和赔偿责任。关于选择责任，如《日本民法典》第117条第1款规定：“作为他人代理人缔结契约者，如不能证明其代理权，且得不到本人追认时，应依相对人的选择，或履行契约，或负损害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第179条有类似规定。关于赔偿责任，如《瑞士债务法》第39条规定：“明示或默示拒绝承认时，以代理人名义为行为者，对于契约失效而生之损害，如不能证明相对人知其无代理权，或可得而知时，应负赔偿之责。”《意大利民法典》第1398条，台湾《民法典》第110条也采此模式。

F. 郑玉波的介绍

郑玉波(1916年12月21日－1993年4月8日）法学家。辽宁阜新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获法学学士，高等考试及格。曾任台湾法商学院（现为中兴大学法商学院）讲师、副教授。1958年任政治大学副教授。1960年起专任台湾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教授，兼任辅仁大学、中国文化学院、财务学校教授。并任“行政院”法规委员会委员、“司法行政部”民法修正委员会委员，历届高考典试委员、大法官。著有《民法总则》、《民法债编总论》、《民法物权》、《票据法》、《公司法》、《论竞业之禁止》、《民商法问题研究》等书，主编《民法债编工论选辑》、《民法物权论文选辑》。

G.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详细 最好论文！

公法与私法划分之探讨【学科分类】民法总则
【出处】《首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6月。
【摘要】文章先由一个案例入手，简要探讨公私法的区别及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然后精细的分析了公私法划分的起源、发展及划分的标准，并着重指出公私法划分的五大意义。
【关键词】公法 私法 划分标准 划分意义
【写作年份】2004年

【正文】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由来已久。但是，由于我国过去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所以我们曾经一度否认二者的划分，乃至否认私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逐步推向深入，加强法治建设的呼声也会愈来愈大。现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当今，我们再也不能够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否定私法、否定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本文首先从分析案例着手来说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普遍存在，然后具体论述了公法与私法划分的起源、发展、划分的标准及其意义，期待能够在理论上正本清源、去伪存真。
案例：甲酒后驾车，撞倒乙致其重伤并逃逸。路人丁送乙前往丙诊所就治，丙以乙未缴纳保证金为由拒绝诊治。试问：①乙得向甲请求何种权利？②甲应负何种刑事责任？③甲的主管机关能否吊销甲的驾照？④丁得向乙主张何种权利?⑤乙得向丙请求何种权利？⑥丙的主管机关应当对其作出何种处罚？⑦上述情形所涉及的法院管辖和救济程序有何不同？⑧上述法律的适用何者属于公法？何者属于私法？⑨什么是公法、私法？其划分的标准及意义何在？
解析:①在前述案例，乙得否向甲请求损害赔偿，是民事案件，由法院的民事庭受理并依民事诉讼程序进行。乙得向甲请求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请求权基础是民法中有关侵权行为的规定。属于私法。
②甲酒后驾车致乙重伤，并且逃逸，触犯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是刑事案件，由法院的刑事庭受理并依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属于公法。
③依《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之规定，酒后驾车致人重伤者，吊销其驾驶执照。交通执法部门可以依法吊销甲的驾照。这是行政处罚案件，依行政程序法即行政处罚法来处理。属于公法。
④丁可以向乙主张权利，其请求权的基础或者依据为无因管理之债。即丁可以向乙请求无因管理所产生的费用或者损失的权利。这是民事案件，由法院的民事庭受理并依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属于私法。
⑤乙能否向丙请求救济，关键在于看丙在法律上负有何种义务以及乙是否因丙违反该义务而受有损害。丙作为医师，不得拒绝救治病人，负有强制缔约义务。所谓强制缔约是指个人或企业负有应相对人的请求，与其订立契约的义务。也就是说，对相对人的要约，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承诺；如果拒绝承诺或者缔约，那么相对人就可以提起诉讼。负有缔约义务的人或企业，拒绝订立契约致相对人因而受有损害者，应负赔偿责任。强制缔约义务之诉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要求负有缔约义务的一方接受要约或承诺而签订合同之诉;另一种是因为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承诺所生的损害并由此引起的损害赔偿之诉。医师管理法规定，医师非有正当的理由不得拒绝诊疗、检验或处方的调剂。在本案中，丙以乙未交纳保证金为由拒绝救治，未交纳保证金算不算是正当理由是争议的焦点。笔者认为，未交纳保证金不能算是正当理由。因为，法律规定医师的强制缔约义务是基于对人的生命健康权益的重视，如果随意以患者无保证金而拒绝治疗则违背这一原则；何况救死扶伤本来就是医师的天职！因此，在本案中，假如乙因丙拒绝治疗而受到损害的话，那么乙就可以向丙请求损害赔偿。这是民事案件，由法院的民事庭受理并依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属于私法。
⑥依《医师管理法》的规定，医师违法拒绝救治病人后果严重的，其主管部门可以吊销其营业执照。卫生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对丙作出处罚。这是行政案件，依照行政处罚法来处理。属于公法。至于公私法的涵义、划分标准以及意义等下文将详细加以论述。
一、公法与私法划分的起源及发展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大陆法系国家所公认的基本法律分类。它源于罗马法，为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所首创。他以法律维护的利益为标准，把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认为“公法规定的是罗马国家状况（如国家机构、宗教机构及其事务，涉及国家的稳定。笔者注释）”,“私法是有关个人利益的规定”①。这种划分反映着国家与个人对立的认识，体现了以法律来维护个人利益空间的用心。这一观念影响了罗马法并强化了私法的发展。优士丁尼《法学总论》中规定:“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与私法。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②
至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法典编纂和法制改革过程中，罗马法得到继受，公、私法的分类也得到广泛运用。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建立后，各国纷纷以罗马法为基础，结合本国的实际制定和改造其法律体系。法学家们在开始认真研究现存法律规范和制度时，公、私法的划分就成为他们重建法律制度的重要考虑因素。如果说在罗马法时代公、私法的划分只是初步的，缺乏较成熟和系统的法理底蕴和很深厚的物质生活根基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在欧洲大陆各国创建近现代法制的同时，公、私法的划分就有了更迫切的理论需求和稳固持久的生活基础。时至今日，公、私法分类在大陆法系各国根深蒂固，极为流行，并与各国的文化交织在一起。美国法学家梅利曼在说明这个问题时认为:“法学家的论文、专著以及法学院学生们的习作，一般都涉及到这种二分法的讨论，而且学者和学生们往往是采用过去讨论中出现的权威性见解作为论述的可靠依据。欧洲和拉丁美洲法学院的学生们一跨进学院，就碰到公法和私法的分类，并且往往不加批判地加以吸收，从而很快在此基础上形成他们的法律观点。”③
二、公法与私法划分的标准
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分类标准，至今尚无定论。瑞士学者郝林嘉（Hollinger）曾列举不同学说达十七种之多，德国学者瓦尔兹（Walz）也曾列举十二种学说，足见其见解之分歧。④本文仅介绍主要的几种观点并加以评述。
利益说，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者为公法，以保护私人利益为目的者为私法。乌尔比安倡导此说。这一学说存在如下缺陷：其一，公益和私益用语本身存在确定的困难，不便具体应用。其二，任何法律会同时兼顾公益和私益，刑法虽属公法但亦具有保障私人生命财产安全即私益；民法虽属私法但也具有保护交易安全、社会伦理秩序和经济秩序等公益。因此，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法，其宗旨都不仅仅在于促进或保护某些公共的或个人的利益，而且在于适当的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创造正义和公正的局面。
应用说，凡法律规定的内容，私人的意思不许自由抛弃或者变通的为公法，即“公法不得为私人简约所变通”；反之为私法。应用说在技术上非常简便易行，但是它不能解释法律划分的实质理由。
主体说，法律关系主体的一方或双方为国家或国家授予公权力的机关者为公法，法律关系主体双方均为私人者为私法。该说为德国学者耶律内克所倡导。这一学说仍有缺陷，国家或其他公权力机关有时也与私人缔结买卖、租赁或运送等契约，如政府采购等；私人有时会立于国家地位对其他私人行使公权力，如海商法规定船长因维持海上治安得行使警察权等。
性质说，此说以法律关系的性质为其区分标准，又可细分三种学说：（1）权力关系说，即规定不平等关系或权力服从关系的为公法，规定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为私法。此说无法解释国际法，国际法虽属公法但却规定国与国之间平等权义关系。（2）统治关系说，即规定国家统治权关系的为公法，规定非统治权关系的为私法。该说的缺陷在于，确定统治权问题上不易明确且难以操作。（3）生活关系说，即凡规范作为国民自身一份子资格而产生的国民的生活关系（私的生活关系）的为私法，如买卖、婚姻、继承等；凡规范作为社会一份子立场而发生的社会的生活关系（公的生活关系）的为公法，如当官、纳税、服兵役等。批评者认为这一主张实际上也难以操作。
新主体说，凡规制国家或公共团体为其双方或一方主体的法律关系，而以权力服从关系为基础者为公法；仅规制私人间或私团体间的相互关系，而以平等关系为其基础者为私法。此说乃折衷学说，颇具说服力。⑤
一般而言，所谓公法，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整个社会利益的法律，它主要调整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与私人、私团体之间以及整个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这种规范调整以权力服从为基础、为特征。发生公法关系的各方当事人中，必有一方是国家机关或由国家机关授予公权力的机构。宪法、刑法和行政法等属于公法范畴。所谓私法，则是维护一切私人或私团体的利益的法律，凡属于与国家权力无关的私的领域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即由私法调整，这种规范调整以平等自愿为基础、为特征。发生私法关系的各方当事人，必是从事私的领域活动之主体，其中也包括从事私法行为之政府，如政府在市场中购买大宗办公用品，国债的发行等。民法和由其派生之商法属私法范畴（民法是私法中的普通法，商法是私法中的特别法）。
值得注意的是，公私法的划分又受到法律一元论和三元论的冲击。主张一元论的为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Hans Kelsen），他认为公私法的划分没有必要，法律应该一元化，并提出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本质上也是权利义务关系而非权力服从关系。一元论虽着眼于法的统一性，但在现实中一元论的法律是不存在的。德国学者帕夫洛夫斯基（Pawlowski）提出以公法、私法和社会法三分法来取代传统的两分法。三元论目前在德国学界颇有影响。三元论者注意到了当代法律的一些实际发展，即公私法的交错形式上产生了作为中间领域的新型法域，如劳动法和经济法等。社会法的出现，说明法律在一定范围上突破了传统的二元划分，正朝更精细的调整目标迈进。⑥但是，传统二元划分并不过时。因为，公私法划分的基础在于承认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存在并重视个人的独立性及其利益，只要国家存在，这一基础就不会消失；再者，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两类不同性质的审判机关和两类不同性质的诉讼程序，而目前这种司法体制及诉讼途径（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都没有改变。
三、公法与私法划分的意义
总体而言，公法与私法分类的基本意义在于便于法律的适用。区分二者的实益在于，易于确定法律关系的性质，应适用何种法律规定，应采用何种救济方法或制裁手段，以及案件应由何种性质的法院或审判庭受理，应适用何种诉讼程序。梁慧星先生在谈及公法与私法的分类时说，法律之分为公法与私法，乃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大成果。他同时引用德国学者基尔克的论断：公法与私法的区别是今日整个法秩序的基础。⑦如果这一区别被混淆，甚至无视公法与私法的本质差异，作为社会调整器的法律将会失灵，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将会处于混乱之中。具体言之，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主要有以下不同意义。
（一）从利益保护的重心来看，公法以维护公共利益即“公益”为主要目的，私法则以保护个人或私人利益即“私益”为依归。
“利益说”曾是公、私法划分标准的有力学说，这种论说是以利益多元化和多极化的客观存在为基础的。罗尔斯·庞德将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三类⑧。法律与利益发生联系的纽带是利益主体的行为。法律主体的行为与一定的利益追求相关联，人们努力奋斗所追求的一切都与其利益相关。法律对正当利益的保护是通过设置适当的行为标准来完成的。
公法着重保护的公共利益，首先是超越私主体的具体的和特殊的利益，其次也是其他各种利益的平衡器，在其他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时为政府实施调控和干预充当一个正当合理的借口。公共利益是为维护共同体之间的共存共处而存在的，是共同体之间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就实际情形而论，公法所维护的公共利益表现为各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秩序、安全、公正、自由等人类基本的生存价值和制度环境。
私法主体在私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区域内所寻求的是各自独立的私人利益，包括财产利益及人身利益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应当严格区别国家作为行政管理者和作为财产所有者两种不同的身份。当国家以特殊的私法主体面目出现时，如以国家名义发行国债、接受无主财产或取得无人继承的财产等，国家所追求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而仍然属于私法上的“私人”利益，这是由国家的多重法律身份所决定的。
（二）从调整的社会关系即对象来看，公法调整的是国家与公民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主要体现为政治关系、行政关系及诉讼关系等。私法调整私人之间的民商事关系即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一般来说，在国家与公民、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家和政府是公共权力的代表，对各种社会公共事务实施管理并向人民提供服务，但这些管理和服务并非管理者随心所欲，而是应当纳入法治的范围。公法的基本内容就是为规范国家权力和政府行为而存在的，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控制公权力来维护私权利。与公法中所面对的国家与公民、政府与社会之间非平等的社会关系不同，私法所谓整的民商事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它是人民日常私人生活状况的法律体现。法律对民商事关系的调整遵循的是人格独立、地位平等、行为自愿以及公平、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民商事关系的主体在法律上的“存在”通常情况下是没有区别的，是抽象平等的。
（三）公法以权力为轴心，严守“权力法定”的定律；私法则以权利为核心，适用“权利推定”的逻辑。
法律对权力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授予作用，二是限制或制约作用。权力只有授予才能行使，一切权力的运作必须基于并源于民意和公意，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地固定下来，即“权力法定”、“越权无效”、“法无授权不可为”。在法治社会里，“权力法定”的含义是：一切公权力的取得和行使都必须从法律中获得其来源，国家机关不得行使法律没有授予和禁止行使的权力。权力法定也告示人们应该慎重对待权力。由于权力最易诱发人性中最丑陋、最贪婪的东西，权力客观上具有腐蚀性、异化性、扩张性及对私人权利的侵害性等倾向，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可能会滥用权力。因此，对权力加以分解、限制、制约并对权力使用活动进行严格监督是法治的应有之义，这主要是通过公法来进行的。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公法同权力的设置、分配、行使、制约及监督等运作有最直接的联系。
私法确认和保护的是私法主体享有的私权利即民商事权利。财产权、人身权以及由这两类私权派生的众多具体权利构成最低限度的基本人权。私法倡导“权利本位”，私法是权利法。权利主体（自然人和法人）制度、权利规则制度（物权、债权、人身权、继承权、知识产权）、权利行使制度（法律行为制度和代理）、权利保障或救济制度（民事责任制度）等构成私法的基本内容。私法奉行“法不禁止即自由”，将它作为金科玉律并以此去分析、评价、判断具体的个人行为。“权利推定”就是“不禁则许”，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就是私法主体通常可以自由实施的。社会愈发展，文明程度愈高，人们获得自由的机会就愈多，权利推定的范围就愈大。
（四）公法奉行“国家或政府干预”的理念，私法遵循“意思自治”、“私法自治”的原则。
行政法主张政府对各项行政事务的领导和管理；刑法对绝大多数犯罪行为适用国家追诉主义；经济法强调国家对市场经济活动的调节、控制和干预；诉讼程序中当事人申请撤诉须经法院同意等现象，都鲜明体现了公法中国家或政府干预的思想。由于公法具有浓厚的国家干预色彩，公法规范成为强行性规范。为了更好地贯彻国家或政府干预理念，法治实践中应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干预的理由和根据是什么？干预的范围和程度怎样？干预的形式及目的如何？等等。
“意思自治”或“私法自治”原则是私法的灵魂，常被誉为：“支配整个私法的最高原则”、“私法之基础”、“私法根本价值之所在”、“法律行为效力之源”等。一般认为，所谓私法自治是指个人依其意思形成其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具体而言，私法自治原则认为，私法方面的一切法律关系可以而且应该由每个人自由地、自行负责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决定。这一原则是私法中的一个总的原则，表现在私法领域的各个方面，首先是承认人人平等，每个人有独立的完全的权利能力，每个正常的人（幼儿和精神病人除外）有完全自主的能力，这种能力应该受到尊重。因此，每个人有法律行为自由（包括合同自由），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过失责任），每个人的权利（包括所有权）应该由每个人自由行使并受到尊重（所有权不可侵犯）。这些私法自治原则的主要内容构成了近代民法的四大基本原则：人格平等、合同自由、过失责任和绝对所有权原则（私的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
私法自治的理论依据在于：在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法主体都是主张不同的具体利益要求的人，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实践者，都明了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所在。因此，从尊重人、关心人、保护人的信念出发，法律应当充分相信个人能够清醒而理智地对待和处理与其利益相关的一切事务，国家及他人应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不得干涉或限制。政府为更高的价值或公益而对私人事务施加强制或干预时，应有适当理由。总之，在私法自治之光的照耀下，私法既维护了私人自主选择的自由，又能合理利用人的自私心使个人在追求和实现自身合法利益的同时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五）公法以政治国家为作用空间，私法以市民社会为功能范域。
公法是政治国家的法，私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国家之创设，就是为市民社会服务的，无市民社会，国家便无实质意义。将市民社会的法界定为私法，是为了防止按政治国家成员的标准来要求市民社会的人，就是要把民事活动与政治活动区别开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是近代欧洲社会变迁的产物。市民社会的存在是西方法治社会存在的前提。黑格尔和马克思是现代市民社会思想的集大成者。
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就是由私人生活领域及其外部保障构成的整体。个人是市民社会活动的基础，从生产和在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在市民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黑格尔理解的市民社会，实际上是在私有制（个人所有权）和分工的条件下，生产和交换的体系；是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前提下，社会成员（市民）自利和互利的活动过程。⑨
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中，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的体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包括了处在政治国家之外的一切领域，市民社会实质上是一种“非政治性的社会”。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强调市民社会是对私人活动领域的抽象，是与作为对公共领域的抽象的政治国家相对应的。随着社会利益分化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独立的体系，整个社会就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大领域。前者是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后者则是普遍的公共利益关系的总和。⑩
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分离的思想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多样性属性及人的多层面社会存在状况的描述。用作为西方文明的市民社会理论来解释我们目前的生活现状仍然没有过时。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或地位：一方面他是政治国家的成员即公民，参加政治国家领域内的一切必要活动，其行为受公法调整；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是市民社会的一分子即私人，在市民社会领域内与法律地位平等的其他人实施各种民商事活动，其行为受私法调整。以立法现实为例，各国宪法中规定的是公民而不是自然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义务是公民作为政治国家成员所应当具有的。而民法中确认的是自然人的财产权利、人身权利及相应的义务，这些权利义务是自然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即私法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①江平、米健：《罗马法基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版，第9页。 ②优士丁尼 ：《法学总论》，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3版， 第5页。 ③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等译，知识出版社1984版，第107页。 ④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⑤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3页。 ⑥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⑦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⑧罗尔斯·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商务印书馆1984版，第37页。 ⑨徐国栋：《市民社会与市民法》，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 ⑩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H. 学习民法要看那些资料书

对于民法学初学者而言，首先，选一本好的民法教材，重要的吃是透教材的基本知识，然后对民事的案例进行分析学习与适用民法条文结合，努力锻炼学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处理各类事务的实务能力。
一、必读教材
王泽鉴著：《民法总则》 
郑玉波著：《民法总则》 
王利明著：《民法总论研究》 
梁慧星著：《民法总论》 
龙卫球著：《民法总论》
郭明瑞等：《民商法原理》（第一卷）
李永军：《民法总论》 
江平主编：《民法学》 
余延满马俊驹：《民法原论》 
魏振瀛主编：《民法学》 
彭万林主编：《民法学》
王利明 主编 ：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总则 篇）修订本 
二、扩读的民事法典及民事立法草案
1、法国民法典
2、德国民法典
3、瑞士民法典
4、日本民法典

I. 谢谢你的回答哈~不好意思，再麻烦你民法你们都用的什么教材呀\(^o^)/~

我基本不看本校发的教材。经大家总结以下民法书值得看
民法总论：大陆：梁版慧星《民法权总论》，台湾：王泽鉴《民法总则》，郑玉波《民法总则》
物权法：大陆：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崔建远《物权法》，台湾：王泽鉴《民法物权》
债总：台湾：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王泽鉴：《债法原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大陆：崔建远《合同法》，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
婚姻法：不清楚那本较好。
知识产权法：吴汉东《知识产权法》。
参考：大陆：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李锡鹤《民法院理论稿》（这部书水平甚高，基本推翻传统民法理论，若为研究方可一读）台湾：谢在全《民法物权论》，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八册）《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以及史尚宽、邱聪智、林诚二、（日）我妻荣，（德）梅迪库斯等等非大陆学者著作。。。。。。
剩下的书（尤其是大陆本土出品），即便是作者听上去很有名，也不可靠了。。。。。。

J. 债务人的抗辩权定义是什么，抗辩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抗辩权在合同协议方面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合同双方其中一方没有按照要求履行的话，就属于违反合同的要求，想要维护自身权益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抗辩权来进行，但是当前人们对于抗辩权的了解还非常浅，有许多不足之处，那具体来说债务人的抗辩权定义是什么呢？
债务人的抗辩权定义
在现代民法中，学者对债务人抗辩权有不同的定义。
台湾民法学者洪逊欣先生认为，抗辩权是妨碍他人行使其权利，尤其是拒绝请求权人行使请求权的对抗权。梅仲协先生认为，抗辩权就是因请求权人行使权利，义务人有可以拒绝其应为给付的权利。
而另一位学者郑玉波先生则认为，抗辩权属于广义的形成权，是对抗请求权的权利，但又不以请求权为限，对于其他权利的行使，也可抗辩。大陆民法学者中有人认为抗辩权是能够阻止请求权效力的权利。也有人认为，抗辩权是对相对人的请求加以拒绝的权利。
还有人认为，抗辩权是指权利人用以对抗他人请求权或阻止请求权效力的权利。从以上学者对抗辩权所下的定义可以看出，抗辩权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抗辩权是指妨碍他人行使其权利的对抗权，至于他人所行使的权利是否为请求权在所不问。而狭义的抗辩权则是指专门对抗请求权的权利，亦即权利人行使其请求权时，义务人享有的拒绝其请求的权利。
抗辩权的法律依据：
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及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均未对抗辩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有我国的《担保法》第二十条第二款对抗辩权做了明确的规定，它将抗辩权定义为:“抗辩权是指债权人行使债权时，债务人根据法定事由，对抗债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权利。”很显然，这是从狭义的角度给抗辩权所下的定义。本文将要讨论的正是狭义上的抗辩权。狭义上的抗辩权即包括：诉讼时效已过的抗辩权、保证中一般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合同法中的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和顺序履行抗辩权。
对于我们来说协议合同是非常常见的内容，所以债务人的抗辩权定义以及抗辩权的法律依据和存在形式是我们所需要了解的内容，如何不了解抗辩权存在的话自身权益是很难得到维护的，当然遇到相关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或者非常棘手的话，聘请律师进行处理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延伸阅读：
什么情况下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
不安抗辩权行使怎么确定
连带责任的保证人之间有先诉抗辩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