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民法典

㈠ 民法的基本理念是自由平等为什么

中国民法典的基本理念有以下五个：
（一） 人权主义
所谓人权主义， 是指以人权保障为最高理念， 体现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的价值观念， 将私权利作为人权的基础权利。人权主义是21 世纪的人文主义。人权主义的民法典， 实际上就是私权神圣的民法典， 它是民法权利法性质的必然要求， 即民法典全面确认民事主体的平等性及其民事权利， 确保民事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不受限制或剥夺。具体而言， 民法典首先要构建科学、全面的民事权利体系， 坚持除物权、知识产权实行权利法定主义外， 其他民事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 严格实行任意主义， 摒弃权利必为法律明文确认的僵化观念； 其次， 对不同主体的民事权利给予同等的保护， 确认私力救济制度， 完善公力救济制度， 实行彻底的全部赔偿规则； 再次， 明确规定类推适用在民法上的价值及其司法适用； 最后， 确认法院（法官） 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或法律规定不明确而拒绝审判。
（二） 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 即私法自治， 是指民法范畴内， 民事主体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 不受任何的非法干预。换言之，民事主体得依自主的意思作出判断， 自主选择、自主参与、自主行为、自己负责， 在法律所不禁止的范围内， 可以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种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在因彼此间的权益发生纠纷时可以选择纠纷的解决方式。意思自治理念实质上就是私法上的自由理念、自由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方式对法律提出的要求。在市场经济中， 当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他利用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和知识， 自主地进行民事活动，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享受自己行为带来的利益， 承担自己行为的风险。意思自治能确保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意思自由， 使之既不受其他当事人的非法干预， 也能抵御不当或者越位的国家权力的干扰， 从而使市场的各种资源配置趋向优化， 保障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贯彻这一理念， 民法典应当将协议、合同、契约三个概念统一， 恢复《民法通则》中的合同概念， 使一切民事法律行为皆受意思自治规则的调整， 全面落实契约（合同、协议） 自由； 在调整契约（合同） 关系方面， 尽可能多地设置任意性规范， 使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效力优于任意性规范和法律推定条款。当然， 这里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 而是受法律和公序良俗限制的自由。
（三） 利益衡平
利益衡平是指当事人之间、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应当符合公平的价值理念。利益衡平是古今中外立法、司法的一个根本规则， 是民法精神和社会公德的要求。舍却利益衡平， 民法将不成其为民法。基于利益衡平理念， 民法典一是应确认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情势变更原则； 二是要保障交易安全特别是强化对善意的当事人的保护， 建立善意当事人保护的一般规则； 三是确立自然人债务的法定免除制度， 规定一定期限内（如15 年） 债务人确实无力偿付债务的， 债务人可以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主张免除债务； 四是在体现利益衡平理念的同时， 注重效率原则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意义， 注重鼓励交易、物尽其用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即制定所谓的“绿色民法典”。
（四） 规范科学法律规范的科学性与法律对现实的迁就、法律规范的通俗性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困扰我国民事立法的突出问题。不顾法的自身的科学性而一味地迁就现实的立法观显然是不足取的。长期以来“法律越通俗越好”的所谓流行观点也必须加以改变。在法律规范的科学性与通俗性发生矛盾时， 我们应当舍弃法的通俗性而保全法的科学性。因为，法律再通俗， 它仍然是相当专业的， 其中最通俗的法律概念比如合同、所有权、保证、继承、收养等， 对一般的人来说， 都难以准确理解。众所周知， 英美法是专家法， 其法律规范主要存在浩如烟海的判例文献中， 普通老百姓是难以知晓的， 但在英美等法治国家里， 普通人是如何行为的呢？ 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实际上， 文本法并不等于生活法（实际在民众中起作用的法） .文本法再通俗， 永远也达不到生活法的通俗程度。基于此， 民法典应当采取区别作法， 将涉及民众基本私权利的规范用尽可能通俗的语言表达， 而对除此之外的其他规范则以科学性为唯一目标。坚持规范科学的理念， 民法典还必须以我国本土的活的法律规范为基础并吸收国际上的通行规范， 既要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实际， 更要着眼于将来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法域”统一， 即应在未来四法域统一的框架下来设计民法典的基本结构、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
（五） 民商合一
民商合一抑或民商分立， 这是当代民事法律法典化的重大问题。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思维偏好、世界法律的发展趋势看， 我国民法典应当以民商合一为一基本理念。坚持民商合一， 并非轻视或者否认实质意义的商法存在， 而是基于法的自身的规律性和逻辑性的考虑， 反映的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人特殊地位的覆灭、民法与商法的融合。贯彻这一理念， 民法典应当： ①将公示主义、外观主义、交易安全、交易迅捷、严格责任主义确定为基本规则； ②确认非法人组织的独立民事主体地位， 专章规定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非法人组织的主体法规则， 甚至可以赋予合伙企业以法人资格； ③不区分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民事代理与商事代理、民事权利与商事权利、民事时效与商事时效， 不设商事法院或者商事法庭； ④明确国际商事惯例在民法渊源体系中的地位， 适当吸取国际商事惯例的可行规则， 将之直接规定在民法典中； ⑤不制定商法典， 也不必制定商事通则， 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海商法、破产法、企业登记法、会计法等仍作为民事单行法存在。

㈡ 薛军的学术成果

专著：《批判民法学的理论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译著：《埃塞俄比亚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译著：《学说汇纂》（第48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译著：《意大利法概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
译著：《罗马政制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译著：《李维史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
参与编纂《绿色民法典·债法总则》，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参与撰写《合同法学》（陈小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论文：
《实证研究与民法方法论的发展》，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
《非典型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模式研究》，载《暨南学报》2012年第3期。
《论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
《侵权责任法对监护人制度的发展》，载《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法人人格权的展开》，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哲学王的双重隐喻》，载《读书》2010年第12期。
《民法－宪法关系的演变与民法的转型》，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论第64条的定性与解释》，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2期。
《走出监护人“补充责任”的误区》，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高度危险责任”的法律适用探析》，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5期。
《权利的道德基础与现代权利理论的危机》，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
《意大利的判例制度》，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私法立宪主义论》，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
《揭开“一般人格权”的面纱》，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5期。
《两种市场观念与两种民法模式》，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
《“不真正利他合同”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5期。
《法律行为“合法性”谜局之破解》，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2期。
《意思自治与法律行为涉他效力的模式选择》，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部分履行的法律行为研究》，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
《民法的两种伦理正当性的模式》，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3期。
《“物权法”关于共同共有的规定在适用中的若干问题》，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利他合同的基本理论问题》，《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
《人的保护：中国民法典编撰的价值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法律行为理论：影响民法典立法模式的重要因素》，《法商研究》2006年第3期。
《论“提供担保”义务的履行规则》，《法学》2006年第4期。
《地役权与居住权问题》，载于《中外法学》2006年第1期。
《法律行为理论在欧洲私法史上的产生及术语表达问题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1期。
《“无财产即无人格”质疑》，《法学》2005年第2期。
《人格权的两种基本理论模式与中国的人格权立法》，《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
《法人人格权的基本理论问题》，载于《法律科学》2004年的1期。
《略论德国民法潘德克吞体系的形成》，载于《中外法学》2003年第1期。
《蒂堡对萨维尼的论战及其历史遗产》，载于《清华法学》（第三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物的概念的反思与中国民法典编纂》，载于《法学》2002年第4期。
《论未来中国民法典债法编的结构设计》，载于《法商研究》2001年第2期。
《良法何在？》，载于《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4期。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载于《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胡适的态度》，载于《读书》2000年第10期。
《民法典编纂的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载于《清华法律评论》（第2辑）。
译文《思考一部新民法典》，载于《中外法学》2004年第6期。
译文《关于欧洲民法典编纂的短论》，载于《中外法学》2004年第6期。
译文《意大利私法体系之概观》，载于《中外法学》2004年第6期。
译文《关于中国民法典编纂问题的提问与回答》，载于《中外法学》2004年第6期。
译文《第三个千年之中的民法典编纂》，载于《中外法学》2004年第6期。
译文《关于智利民法典重新编纂的一些思考》，载于《中外法学》2004年第6期。
译文《回到法典编纂》，载于《中外法学》2004年第6期。
译文《法学家：法的创立者》，载于《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3期。
译文《个人主义与罗马私法》，载于《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4卷），2004年。
译文《解法典的时代》，载于《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4卷），2004年。
译文《传承与革新之间的巴西新民法典》，载于《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5卷），2005年。 荣誉奖励 2009年司法部优秀论文二等奖 其他事项 主要兼职：北京大学法学院民法研究中心、竞争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意大利Trento大学法学院“中国法”课程特聘教授。
湖南大学法学院罗马法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㈢ 《为了中国民法》读后感

你可以写这本书什么地方写的好，你从中学到了什么，受到了什么启发就可以。

㈣ 爱环境我先行

绿色民法典：环境问题应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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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作为一个世界性问题与世纪性问题既向传统法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又为法律的创新与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应对环境问题的挑战。“绿色民法典”理念的提出，令人欣慰，我以为它是回应环境问题挑战的一个鲜明标志，是中国制定面向生态文明新世纪的民法典应有的态度。我所关心的是“绿色民法典”不能仅仅是制定民法典过程中的一种“流派”或者一种声音，而应该真正成为立法者的共识，成为未来成熟的民法典中实际的规范、制度和原则。为此，必须对于民法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的地位、作用与特性有清醒的认识。

1 环境问题的挑战

环境问题作为当代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已经受到了国际国内的高度关注，成为国际社会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环境问题产生的复杂性与影响广泛性决定的。

从公民个人的角度来看，环境问题尤其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各种公害疾病的出现和大规模爆发使人类对自己所创造的文明开始怀疑，人类自身的生存安全受到巨大挑战。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激烈的反公害运动，这些运动甚至直指国家政权和政府统治，所以，急需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提出有效对策。

从社会角度看，环境问题是一部分人的获利建立在另一部分人受害的基础上的，并且这些受害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帮助别人获利的人。他们一方面在那些排放污染物的工厂里劳动，另一方面又在广泛的使用产生污染物的产品。此时已经很难区分污染者和受害者，很多时候，他们既是污染者又是受害者，原有的社会分工和利益关系都出现了极大的混乱，需要重新理顺这些关系。

从经济角度看，环境问题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环境资源无法以市场价格的形式出现，价值规律对此无法发挥作用，市场机制的外部不经济性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而由于市场的无功能使得这些问题又无法在市场机制的框架内加以解决，必须建立新的弥补市场失灵的机制。但目前弥补市场失灵的机制自身又存在诸多“失灵”，同样有“外部性问题”。因此，单纯的市场机制与单纯的政府管制机制都无法妥善的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建立沟通与协调两种机制的新机制，以解决双重失灵问题。

从法律角度看，已有的法律制度是建立在市场机制之上的以保护个人财产和个人利益不受侵犯为基础的规则系统，它对于市场机制以外的环境问题也同样无能为力，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权利体系关注了人们的政治性权利和经济性权利，却忽视了人类的环境性权利，当经济性权利直接威胁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时候，这样一个权利体系不仅不能解决环境问题，反而成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障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以财产所有权为核心的权利体系是产生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只有打破这一权利体系，建立新的权利才能衡平由于环境问题所产生的巨大利益冲突。

2 私法手段的重拾

环境问题产生于个体利益与社会公益的矛盾，是人们追求私益而出现的“公地的悲剧”。在法律层面，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选择：公法手段和私法手段。环境问题产生之初，人们更为推崇公法手段的运用，因此环境保护的公法手段极为发达，但在经历了依靠公法手段治理环境的实践后，其弊端暴露无疑。理性告诉我们，解决环境问题，仅有公法保障是不足的：

2.1 在物质基础方面，公法与资源的第二次分配相适应。它所维持的是一种由国家主持的超经济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由此决定了在公法运行中以国家利益为中心，淡漠经济运行规律即忽视资源配置的效率。在解决环境问题时，公法的缺陷由此而生，它将公民环境权利与社会公益相联系，但公法是靠一定行政机制来实现的，行政机关出于种种原因可能产生“政府失灵”，很可能为了区域利益、集团利益甚至长官利益而牺牲社会公共利益。虽然在公法机制中设置有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司法审查等制衡手段，但一方面可能引起成本增加，另一方面也由于多种因素影响不能有效控制“政府失灵”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发动私法机制则能有效遏制其弊病。因为私法与资源的第一次分配相关联，它是通过确立初始的分配关系而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紧密相连。这种机制具有关注个人与社会利益，重视经济运行规律的特点。通过启动私法机制，有效地防止“政府失灵”，是优化环境资源的配置，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有效举动。

2.2 在运行方式方面，公法的突出优点在于其直接管制的强制命令性，其缺点在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僵硬死板的程序以及主体的有限，难以充分发挥相对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而环境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源于社会经济生活过程本身，在广泛而复杂的环境问题面前，仅有公法机制是不能完成对其全面控制或全过程控制的，坚持单一公法机制的结果，只能使行政机关背上沉重的包袱，防不胜防，治不胜治。私法机制则能弥补这一缺陷，私法的最大优越性在于其自治性，在这一机制下，权利在法律的范围内可以协商、可以转让、也可以处分，各主体之间处于平权关系。这种机制如果设计合理，是一种保护环境权的“全民皆兵”机制，对于调动公民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2.3 在动力来源方面，公法的利益内容是公共性的，其力量源泉在于对公共利益的尊重，这是一种道义发动机制，仅借助于公法手段保护环境，主要依赖于人们的道德观。即使公法对环境保护作出明文规定，其运行也是靠国家工作人员的责任感，是消极的、被动的、依命令而作出的行为，不是主动的参与和付出。但如果发动私法机制，则情形大不一样，私法的利益直接与个人相联系，私法在保护环境时以公民及其团体利益为内容，是一种利益驱动机制，利用了人类追求利益、趋利避害的本性，从而使保护环境的力量源泉植入了万民的心理中，环境问题的解决也因此而具有了深厚的基础。

环境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副产物，同时也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外部性问题是公权力手段必须介入环境保护领域以及提供公法保护的原因。虽然公法形式的保护比私法形式保护更为直接有利，但是公法保护存在的缺陷，使得环境保护仍然要求助于私法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回到了“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思路，私法手段在环境保护中的运用又受到重视。但是，此时人们所要寻求的私法手段已不是过去完全意义上的以个人利益为本位、权利绝对化的手段。它所要求的是既具有私法的内在激励机制和外在表现形式、又有公共利益属性的社会性私权，是能够重构权力-权利、社会-国家-个人、公法-私法关系的私权，在这里，权利是其外壳，社会利益是内核。对于这样的新型权利，其理论基础、权利本体、权利价值以及权利运行都必然有着不同于传统民事权利的特性，如何认识这些特性，是民法手段能否在环境保护领域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也是制定“绿色民法典”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3 私法手段的创新

我以为：民法典的“绿色化”是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运用新的理论与方法，在不破坏民法根本属性的原则下，探索“将公法支配和公法义务 ”纳入民事权利体系之中的一种努力，是在环境权利的公益性与民事权利的私益性之间寻求协调与沟通的路径与方法的过程。这种努力已为二十世纪后半叶许多国家民法典的修改与制定付诸实践，我们可以有经验与成果可以借鉴。

3.1 确认环境资源物质形态的双重价值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较少的条件下，阳光、空气、水等环境要素都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既可以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又可以满足人们的生产需要，二者之间并不产生竞争。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的迅速增长，清洁的水、空气、宁静和阳光等环境资源的稀缺性特征逐渐显露，人类的生存利益与生产利益在对环境的需求上开始产生对立并形成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原有的权利制度已无力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有必要对人类的两种利益作出制度性安排，通过权利的重新配置来平衡与制约人与人之间因利用稀缺性环境资源而发生的关系，既要生存，又要发展。

环境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总和，其物质性不容质疑。人们通常将对于人类有一定利用价值的物质称之为资源。环境因其对人类的有用性而成为资源也是没有异义的。但是，在不同的条件下，环境的资源属性与一般资源的差异性或物质形态的双重性却很少为人们所认识。我认为，环境资源的两种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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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哪里能找到《绿色民法典草案》《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

这个肯定找不到电子版的.一般电子版的都是通俗读物或畅销书,这类专业书一是没人把他翻成电子版,二是也没多少人要电子版.

㈥ 民法的基本理念是什么

中国民法典的基本理念有以下五个：
（一） 人权主义
所谓人权主义， 是指以人权保障为最高理念， 体现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的价值观念， 将私权利作为人权的基础权利。人权主义是21 世纪的人文主义。人权主义的民法典， 实际上就是私权神圣的民法典， 它是民法权利法性质的必然要求， 即民法典全面确认民事主体的平等性及其民事权利， 确保民事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不受限制或剥夺。具体而言， 民法典首先要构建科学、全面的民事权利体系， 坚持除物权、知识产权实行权利法定主义外， 其他民事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 严格实行任意主义， 摒弃权利必为法律明文确认的僵化观念； 其次， 对不同主体的民事权利给予同等的保护， 确认私力救济制度， 完善公力救济制度， 实行彻底的全部赔偿规则； 再次， 明确规定类推适用在民法上的价值及其司法适用； 最后， 确认法院（法官） 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或法律规定不明确而拒绝审判。
（二） 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 即私法自治， 是指民法范畴内， 民事主体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 不受任何的非法干预。换言之，民事主体得依自主的意思作出判断， 自主选择、自主参与、自主行为、自己负责， 在法律所不禁止的范围内， 可以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种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在因彼此间的权益发生纠纷时可以选择纠纷的解决方式。意思自治理念实质上就是私法上的自由理念、自由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方式对法律提出的要求。在市场经济中， 当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他利用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和知识， 自主地进行民事活动，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享受自己行为带来的利益， 承担自己行为的风险。意思自治能确保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意思自由， 使之既不受其他当事人的非法干预， 也能抵御不当或者越位的国家权力的干扰， 从而使市场的各种资源配置趋向优化， 保障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贯彻这一理念， 民法典应当将协议、合同、契约三个概念统一， 恢复《民法通则》中的合同概念， 使一切民事法律行为皆受意思自治规则的调整， 全面落实契约（合同、协议） 自由； 在调整契约（合同） 关系方面， 尽可能多地设置任意性规范， 使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效力优于任意性规范和法律推定条款。当然， 这里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 而是受法律和公序良俗限制的自由。
（三） 利益衡平
利益衡平是指当事人之间、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应当符合公平的价值理念。利益衡平是古今中外立法、司法的一个根本规则， 是民法精神和社会公德的要求。舍却利益衡平， 民法将不成其为民法。基于利益衡平理念， 民法典一是应确认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情势变更原则； 二是要保障交易安全特别是强化对善意的当事人的保护， 建立善意当事人保护的一般规则； 三是确立自然人债务的法定免除制度， 规定一定期限内（如15 年） 债务人确实无力偿付债务的， 债务人可以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主张免除债务； 四是在体现利益衡平理念的同时， 注重效率原则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意义， 注重鼓励交易、物尽其用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即制定所谓的“绿色民法典”。
（四） 规范科学法律规范的科学性与法律对现实的迁就、法律规范的通俗性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困扰我国民事立法的突出问题。不顾法的自身的科学性而一味地迁就现实的立法观显然是不足取的。长期以来“法律越通俗越好”的所谓流行观点也必须加以改变。在法律规范的科学性与通俗性发生矛盾时， 我们应当舍弃法的通俗性而保全法的科学性。因为，法律再通俗， 它仍然是相当专业的， 其中最通俗的法律概念比如合同、所有权、保证、继承、收养等， 对一般的人来说， 都难以准确理解。众所周知， 英美法是专家法， 其法律规范主要存在浩如烟海的判例文献中， 普通老百姓是难以知晓的， 但在英美等法治国家里， 普通人是如何行为的呢？ 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实际上， 文本法并不等于生活法（实际在民众中起作用的法） .文本法再通俗， 永远也达不到生活法的通俗程度。基于此， 民法典应当采取区别作法， 将涉及民众基本私权利的规范用尽可能通俗的语言表达， 而对除此之外的其他规范则以科学性为唯一目标。坚持规范科学的理念， 民法典还必须以我国本土的活的法律规范为基础并吸收国际上的通行规范， 既要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实际， 更要着眼于将来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法域”统一， 即应在未来四法域统一的框架下来设计民法典的基本结构、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
（五） 民商合一
民商合一抑或民商分立， 这是当代民事法律法典化的重大问题。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思维偏好、世界法律的发展趋势看， 我国民法典应当以民商合一为一基本理念。坚持民商合一， 并非轻视或者否认实质意义的商法存在， 而是基于法的自身的规律性和逻辑性的考虑， 反映的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人特殊地位的覆灭、民法与商法的融合。贯彻这一理念， 民法典应当： ①将公示主义、外观主义、交易安全、交易迅捷、严格责任主义确定为基本规则； ②确认非法人组织的独立民事主体地位， 专章规定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非法人组织的主体法规则， 甚至可以赋予合伙企业以法人资格； ③不区分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民事代理与商事代理、民事权利与商事权利、民事时效与商事时效， 不设商事法院或者商事法庭； ④明确国际商事惯例在民法渊源体系中的地位， 适当吸取国际商事惯例的可行规则， 将之直接规定在民法典中； ⑤不制定商法典， 也不必制定商事通则， 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海商法、破产法、企业登记法、会计法等仍作为民事单行法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