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人文关怀

❶ 孕妇为补偿丈夫，将女护士骗回家供丈夫性侵并杀害，如何评价

谭某已有身孕数月，发现丈夫有了外遇，谭某觉得自己对不起丈夫，就萌生了找一个小姑娘来做补偿的想法。一天，刚下班的某医院护士小胡，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听到呼救声，小胡发现不远处有位孕妇躺在地上，显得很痛苦，附近又没有人，于是就上前扶起谭某，谭某要求小胡将其送回家。送到谭某家后，小胡提出要走，谭某夫妻非常热情让小胡留下一起吃晚饭，小胡架不住对方的盛情就答应了。饭前小胡喝了一杯酸奶，谭某的丈夫前先在酸奶里放了安眠药，小胡喝下后，很快便昏昏欲睡，后被强行猥亵。夫妻俩怕小胡报警，于是残忍杀害了小胡，并且把她抛尸荒野。

结语：通过以上分析，本案中，谭某及其丈夫构成强制猥亵罪与故意杀人罪，两罪并罚。法院依法分别判处其死刑与无期徒刑，一对泯灭人性的夫妻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谭某丈夫被依法执行死刑，谭某也在监管下生下了一个男孩，哺乳期满后被依法收监执行无期徒刑。这样的案件实属于罕见，谭某及其丈夫的行为确实令人愤慨，最终也受到了应有的惩，小胡因好心被杀案，足以引以警戒，警示那些泯灭人性、草菅人命的人渣及早收手，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❷ 请问刑法修正案八 新增第十七条之一的意义是什么

体现了国家对老人的人文关怀。

❸ 四季那么长，古代为什么都选择在秋后问斩

古代选择在秋后问斩的原因是：秋季是一个肃杀的季节，古人认为在这个季节问斩更为恰当；死刑是一种非常严酷的刑法，秋后问斩体现了古代人对于犯人的人文关怀。

自古以来，冤有头，债有主。犯了罪，必然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在古代，除了官员受到了皇帝的猜忌，皇帝无中生有，想哪个人死，他无处可逃之外，其他被问斩的人大多是罪有应得。

❹ 我国的刑事政策是什么

你好

立法者进行刑事立法（即犯罪化和刑罚化过程），实际上总是根据自己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对当时所处特定历史条件和犯罪规律的认识），以及自己的刑法观和自己对人文关怀的态度，来决定犯罪化与刑罚化的范围和程度。 一般而言，立法者进行刑事立法（也包括司法者进行刑事司法） ，一般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个因素，是对刑法观的不同价值取向的认同。
刑法观的问题可以说是刑法与刑事司法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我们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员首先必须在思想观念上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在根本意义上，我们的刑事司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刑法观指导下进行的，它决定了我们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员在价值上的根本取向，因而它也在根本上决定了我们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的基本面貌。
刑法观是指关于刑法基本问题如刑法的价值、机能、目的任务、基本原则等问题的根本观点与基本态度。在刑法史上，刑法观大致有权力本位刑法观与权利本位刑法观、国权主义刑法观与民权主义刑法观的区分。权力本位刑法观又叫国权主义刑法观、权威主义刑法观；权利本位刑法观又叫民权主义刑法观、自由主义刑法观。前者立足于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因而极端强调国家利益，它所针对的对象就是公民个人，它所限制的就是公民的自由，公民只是刑法的客体与对象。 后者则立足于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因而极端强调公民自由，它所针对的对象是国家，它的所限制的是国家及其刑罚权。
一般而言，现代刑法在基本立场上都是认同并坚持权利本位刑法观。因而刑法只能是以保护国民的权利和自由为核心、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和严格限制国家行为为目的的良性法律，国家刑罚权只能成为个人自由的有力保障而不是相反。这种刑法观对于我们的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无疑都有重大指导意义。
第二个因素，是对刑法机能的基本特性的认识。
所谓刑法机能，是指刑法在社会中可能并且应该发挥的作用或者效果。关于刑法机能的学理分类，一般存在彼此相通的两种分类法：一是将刑法机能分为三种，即行为规制机能、秩序维持机能（法益保护机能）、自由保障机能；二是将刑法机能分为两类，即刑法的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
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是指刑法具有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制约的机能。这种机能的基本原理是：刑法通过否定评价（即评价机能）和命令人们作出不实施犯罪行为的意思决定（即意思决定机能），来规范、制约人的行为。
刑法的秩序维持机能，是指刑法具有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的机能。这种机能的原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法益的保护，刑法依靠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等强制手段来发挥法益保护机能。二是对犯罪的抑制和预防。
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是指刑法具有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从而保障国民个人自由的机能。这种机能的原理是：刑法通过明确规定何种行为是犯罪、对犯罪科处何种刑罚，从而有力地限制了国家刑罚权的肆意发动。在此意义上，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是“犯罪人的大宪章”，也是“受刑人的大宪章”。（我国有学者抱怨说：资产阶级国家一直都坚持这样的立场，即“法治的本质特征在于限制官方权力”；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变本加厉地强调“专政、严打、规范老百姓”，政府和司法机关基本上是为所欲为，随意不执行法律甚至超越法律、违法执法。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第三个因素，是对犯罪机能的认识。
犯罪是绝对丑恶的、消极的东西，还是具有相对的、哪怕是十分有限的积极意义的因素呢？在一般理论上，都主张犯罪原因因素和犯罪功能（犯罪机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引起犯罪发生的诸多因素未必都是妨害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同样可能成为引起犯罪的因素。例如，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能够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和改善人民生活，但也可能引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协调，激发大量的犯罪现象。作为市场经济的动力的竞争机制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生产力的提高，但也可能驱使人们追求非法利润进而实施经济犯罪。另一方面，犯罪功能也具有两面性，即犯罪在本质上为恶、危害社会、侵犯法益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代谢功能和缓解社会张力的促进功能——犯罪作为一种社会代谢现象，微观上危害社会与宏观上伴生社会代谢、促进社会发展形成了千古悖论。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认为，犯罪并不是绝对丑恶的东西，而是具有其特定历史烙印、并具有其相对积极性的东西。例如，革命行为在政府当局看来是一种“丑恶的、消极的”东西，但是在革命者、在人民大众的评判中，革命行为却是一种“美好的、积极的”东西——而且事实上，革命行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应当说是具有明显的“积极机能”的一面。例如，就现实生活中的“计算机犯罪”而言，它的作用也不完全是消极的一面，而是还有积极的一面；并且，有的电脑公司还专门设置“擂台”，公开鼓励那些“黑客”来攻击，以实现电脑技术、特别是电脑安全防范技术的更新换代——这可以说是计算机犯罪的相对积极的一面。正是在认识犯罪具有有限（甚至是极其有限的）、相对的积极机能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讲过：犯罪创造了警察、检察官、法官和法学教授。这些给我们的启示是：由于社会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和犯罪现象、犯罪机能的极端复杂性，我们在刑法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必须谨慎权衡，必须反对极端片面。
第四个因素，是对犯罪规律的认识。
西方有不少学者认为，犯罪是与人类社会所共生共有的现象，如意大利学者菲利认为：“犯罪是由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种社会现象。”菲利还提出了著名的犯罪饱和论：“犯罪饱和论，即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应有的犯罪，这些犯罪的产生是由于自然及社会条件引起的，其质和量是与每一个社会集体的发展相应的。” 在我国，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犯罪是人类社会的必然伴生现象。有学者甚至提出，犯罪是必然的、人类天生的倾向，而“不犯罪”才是偶然的、不正常的现象；因此，与其研究作为必然现象的犯罪的原因，倒不如研究作为特殊现象的“不犯罪”的原因：某些人在同样的情景下为什么能够不实施犯罪？
另外，有些行为到底是不是犯罪，是与特定历史条件、特定的人群的认识所决定的，某时某地作为犯罪处理，而在另一段时间、另一个地点却不作为犯罪处理。如：“投机倒把行为”中的长途贩运行为、有赏中介行为，在旧刑法里就是一个重罪，但在现行法律体制下却是一种合法行为、有益行为、人人称道的行为。堕胎,在我国并不违法,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值得鼓励的行为,但是在其他某些国家,堕胎却是犯罪行为.那么，到底如何评价“投机倒把行为”与堕胎行为呢，这就涉及到人们对犯罪现象与犯罪规律的认识问题。
第五个因素，是对“社会危害性”的判断。
我们都知道，将某种行为予以犯罪化，是以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为前提的。只有当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获得了将其犯罪化的正当根据，这是一个基本道理。
这里，我以经济犯罪为例来说明社会危害性的判断问题。我认为，对于所有犯罪、尤其是传统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判断而言，经济犯罪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研究经济犯罪的犯罪化根据及其社会危害性的判断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启发意义。因为，我们都知道，相对于杀人、抢劫、盗窃、强奸等“自然犯”而言，经济犯罪基本上都是“法定犯、行政犯”，因而带有极其鲜明的主观意志色彩。那么，对于经济犯罪的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必须更多地、更加谨慎地进行“社会危害性”判断。
事实上，经济犯罪中的许多犯罪并不是天生的就是犯罪，它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法律硬性规定的结果，它带有强烈的“法律硬性规定”的色彩——可以说，它本身并不必然就是犯罪，人们对它也不是当然就憎恨、厌恶；它之所以成为犯罪，只是由于人间法律的硬性规定，是立法者主观意志强加于这种行为的结果。例如：前面所讲的旧刑法所规定的“投机倒把罪”，其中的长途贩运行为、有偿中介行为等，在当时简直就是滔天罪行，处刑也不轻（最重的可以判处死刑）；但是在今天，这些行为不但不是犯罪，反而是人人理解并赞赏、当然也是值得鼓励的行为。再比如：虚报注册资本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高利转贷罪、违法发放贷款罪、逃汇罪、洗钱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侵犯商业秘密罪、非法经营罪等，都是由于法律的硬性规定的结果；要是没有公司法、金融法、不正当竞争法和刑法的特别规定，人们并不会必然将他们作为犯罪看待。
但是，话又说回来，立法者是否可以不顾国情、人情与法理而随心所欲地制定犯罪呢？显然也不行。就经济犯罪而言，立法者在决定是否将某种具体行为作为犯罪来规定，司法者在决定是否将某种具体行为作为犯罪来追究的时候，大致也要考虑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刑法机能的认识、犯罪机能的认识等各种因素。其中，首要的考虑因素恐怕应当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判断问题。
那么，如何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我认为，从理论上讲，这种社会危害性判断一般要从分析判断对象、判断主体、判断标准等三个方面的因素来进行：
1．关于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对象问题
2．关于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主体问题
3．关于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标准问题
第六个因素，是对刑罚功能的认识。
一般认为，刑罚功能具有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两个方面的功能。但是，刑罚功能所面临的第一个诘问是：刑罚是万能的吗？我们稍加分析就知道：刑罚不是万能的。而且人类已有历史实践、特别是酷刑实践已经证明：不可能通过刑罚来消灭犯罪。这涉及刑罚的功能问题。对此，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高度注意：
一个问题是，我们打算进行犯罪化的某种行为是否可以依靠刑法手段来有效遏制。即“可行性原则”。刑罚并不是万能的，对于部分犯罪而言，刑罚手段是无法发生预防作用的或者其所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如：部分激情犯罪、政治性或者信仰性质的犯罪、许多愉悦性犯罪、部分无被害人犯罪（如赌博、卖淫、毒品犯罪、同性恋等），刑罚手段基本上或者只在很小程度上具有抑制犯罪的作用。所以，我们不应当迷信刑罚，以为刑罚手段就能够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和犯罪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该行为是否必须依靠刑法手段才能够有效遏制。即“必要性原则”或者“最后手段性原则”。由于刑罚手段具有残忍性、毁灭性、违背人性的一面，如动用剥夺人身自由、剥夺财产甚至剥夺生命的手段，这种手段本身是十分残忍的并且是毁灭性的，因此，国家及其立法、司法机关应当坚持“刑罚抑制原则、刑罚谦抑原则”，不得滥用刑罚手段；在确定犯罪的时候，只能将那些严重违法、危害极大而又不得不动用刑罚手段的行为作为犯罪来规定，而不能够滥施刑罚，或者说要合理确定犯罪的犯罪量，以及犯罪的刑罚量。在这方面，比较具有说服力的现象是发源自北美并迅速席卷全世界的刑事政策上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它主张用预防性的、恢复性的刑事政策取代惩罚性的、报应性的刑事政策，通过对大量犯罪的非犯罪化和创设替代刑事司法的社会性机构来限制刑事司法的活动范围。 这种刑事政策思想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为此，我国已有学者建议引进“刑事和解制度”（这种制度本质上同于“恢复性司法运动”）。 在深层次上，也涉及“执法动机、执法效益”问题，原则上应当尽量动用最少的司法资源、避免最大的经济损失、获取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这就要求我们刑事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必须坚持“必要性原则”或者“最后手段性原则”，谨慎、严肃、认真进行权衡。
事实上，之所以要强调刑罚手段的最后性、不得已性，还由于刑罚手段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往往也伴随着暴力的误导、以及错杀无辜的危险。比如，在世界各国，任何完备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是以冤假错案为必要的司法代价的，即使在美国，其死刑执行的数量很少，但是报道认为，美国的死刑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错案，也就是说：所谓的“死刑犯”实际上是被错杀了。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一样：案件是复杂的，有时是模凌两可的，我们的任何一方的意见都不是绝对的、唯一的“真理”，那么我们司法人员只能在其中选择相对合理的、相对公道的处理方法；司法不是万能的，司法人员包括我们的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我们的学者都是有人性弱点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因而我们在处理案件时应当慎之又慎、谦虚再谦虚。当然，有的案件是本身证据有问题，而有的案件则是定性有问题，但都应当尽量作到兼听则明。
第七个因素，是大众文化（民众）对犯罪的态度。
有学者指出，刑法规范实际上是文化规范。这是很有道理的。如美国文化和历史传统，就对犯罪是非常宽容的，甚至有不少美国人认为罪犯恰恰是一些“敢作敢为的英雄人物”，不少人对那些敢于破坏社会普遍遵行的“规范”的人十分崇拜——这一点，在美国早期的“西部牛崽影片”里以及其他的“美国大片”里，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近年来，尽管“校园枪击事件”、“9.11恐怖事件”等一系列震撼美国民众灵魂的重大事件接连发生，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犯罪对策，特别明显的是加大了打击恐怖活动的力度；但是，总的说来，美国的刑事政策并没有因此发生质的变化，更没有竭斯底里对犯罪进行所谓“疯狂镇压”（但美国对其国外的制裁对象似乎有点“疯狂镇压”的色彩，如其针对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和人民的“惩罚”措施就比较极端），即仍然保持在理智、理性的遏制犯罪，仍然注重保障本国公民人权和社会安宁的现状。但是，我国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总的说来，我国具有对犯罪“急恶如仇、除恶务尽”的文化传统，当今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对犯罪开展“从重从快从严的严打斗争”， 迄今已经20年整；有的省份还开展了“狂飙——A”到“狂飙——G”行动（真不知道还会持续或者“狂飙”到哪一个字母了结），狠不能将犯罪分子生吞活剥了，方能解这口“恶气”。 这种“心态”确实是不够理智、不够理性的，直接导致了我国的刑法制定比较严苛、法网过于密集甚至在个别特殊情况下的法外施刑，也导致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在更大程度上片面照顾了打击犯罪的需要，而对公民的人权保护考虑不周，尤其是侦查行为缺乏制约，强制措施经常性地被滥用，等等，弊端太多。不过，相信今后的情况会逐渐好转。我国已经有不少学者和司法工作者都在呼吁“法治刑法”、“宪政刑法”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人民大众对于犯罪也在逐渐地走向宽容、理解、理智，但是，道路还很漫长。
第八个因素，是对人文关怀的态度。
有学者认为，犯罪及其刑罚问题，其实主要是一个人文态度问题，而不是客观的科学问题——这涉及“人文与科学”的关系与争论。刑法的人文性突出地表现在：“人性假设”具有前置性的、基础性的重大意义。尤其是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假设，理性人与非理性人的界分，等等，都成为犯罪化、重刑化、轻缓化、刑罚个别化以及制定有关刑事政策的基本的人文理论根据。例如：中国古代讲究“重典治国”、“刑乱世用重典”；而现代刑法思潮则主张：刑罚轻缓、刑罚人道、教育刑、社会防卫思想、刑罚个别化等等，都是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和人文主张的结果。其中， 最典型的是死刑问题：现代世界潮流是主张废除死刑、严格限制死刑，也有的国家在废除死刑后又恢复死刑，但是主流仍然是废除死刑；但是，我国基本上是大量适用死刑，其数字没法知晓，于是，有学者提出疑问：“人头与石头哪个更值钱？人皮与猫皮哪个更尊贵？人头到底值几个钱、要多少钱能够买一个人头？” 应当说，这些问题确实十分尖锐的问题。美国前段时间执行了一例死刑，引起举国关注，新闻媒体的报道规模之大，绝对不亚于对“9.11事件”的报道，可见美国政府与民众对于死刑的执行、哪怕只是一例死刑的执行，都是十分慎重的；但是我们，对于执行死刑恐怕是已经习以为常了，尤其在“严打”过程中更加觉得死刑判决和执行纯属“理所当然”的事。
第九个因素，是关于刑法价值的中道的权衡。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是否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是否规定刑罚和规定什么样的刑罚，在打击犯罪与维护秩序、保障人权之间，总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实在是难以两全而只有进行中庸兼顾、中道的权衡。系统科学认为，“只有较好、没有最好”。因此，制订和适用一部刑法，确实需要我们进行中道的权衡。
关于刑法价值的中立取向和中道权衡问题，笔者的基本立场是：刑法的价值评判的视角可以是多棱的，对公正、自由和秩序等刑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肯定，以及对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等刑法价值的机能价值性认识，都蕴含着真知灼见，但这些价值目标内容和机能价值性冲突需要理性化的重新整合，以使其呈现出一种最佳的价值整合状态——对此，我们称之为价值定位。刑法价值的这种价值定位必须是理性的，因为它既要全面（但并不彻底）实现各种价值目标内容，又要综合协调各种价值目标相互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实现整体价值目标的最大化。这种理性的法律价值定位应该是法律价值中立。 理论上认为，法律价值中立，是与价值非中立或者价值倾斜性相对立的价值定位，即指法律不倾向于任何个人、集团、党派、阶级的价值好恶，而是忠实地表达社会所有主体的共同价值需求，是对矛盾着的主体需求以共存为原则所作的共同化的抽象。 现代法律的价值定位之所以必须是中立的，这是由现代法律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现代法律作为社会主体共同需求的规范化，是现代社会中一种最普通、最基本、最高的社会规则；现代法律作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为了平衡矛盾、减少摩擦而订立的“契约”，作为用以协调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社会价值和社会行为冲突的社会规则，是立法者以正义为界而对主体需求及其行为所定的宽容规则。 根据权利刑法观，现代刑法也是社会据以限制国家权力和国家据以管理社会的基本规则，也是以主体自觉自愿的法律意识确保、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通过义务的履行以实现权利的社会规范，总之，现代刑法是反映社会正义的价值中立的社会规则。因此，刑法作为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律，其价值定位必然遵循并充分反映和体现现代法律价值定位的一般规律，这就是价值中立。这种刑法价值中立，其题中之义当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公正和功利的有机和谐，而不是只强调其一而不顾其他；二是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的合理兼顾，而不是顾此失彼或者重此轻彼；三是工具主义和目的主义的理性统一，而不是只注重世俗实用的工具主义。因此，刑法应该“中立地”对公正和功利给予关注和平衡，并且力求使两者处于一种理性和谐的整合状态。其次，刑法功利也要求力求无损于公正。这种公正突出地体现在如下的命题之中：刑法必须“中立地”兼顾好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促使两种机能协调和谐。刑法两种机能的冲突，在本质上与刑法公正和功利价值的冲突是具有同一性的，因此总的来说，刑法对这种冲突的解决，仍然必须进行“中道的权衡”，而不应该是厚此薄彼式的选择。当然，刑法两种机能的充分实现和协调和谐，只是一种价值定位的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难免存在差距；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刑法“应该”中立地兼顾好两种机能。
我国现行刑法，就是根据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对犯罪规律的认识）和对人文关怀的态度，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而以国家名义颁布的，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及其应付何种刑事责任、判处何种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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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性为支撑的刑法学思考
摘要“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的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离得多么远，它们总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
到人性。”①“人道源于人性，又高于人性”。本文指出从“人”字支撑的视角展开刑法学研究，审视刑法中的人性、人道，从中沉
淀理性，升华理性，完善刑法，这对于得出正确的结论，提升刑法学的理论品位，为刑事立法提供导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人类情感人性刑法构建
一、关注人性——刑法之理性基础
贝卡利亚在其旷世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这样写道，“道德政治
如果不以不可磨灭的人类感情为基础的话，就别想建立起持久的优
势。任何背离这种感情的法律，总要遇到一股阻力，并最终被战胜。”②
贝氏的话告诉我们：任何外在与人的规则、制度如果要得到人们的接
受与认同，都必须以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为基础而不能背离它，而对人
类感情的考察归根结蒂是对人性的诠释，刑法作为关系人们财产、自
由甚至生命的法律规范当然也不例外。刑事立法的基础也只能是出
自人心、合乎人性的人类基本感情为基础，真正的法治是人心之治，人
性之治，人情之治。
翻开历史我们发现“：作为或者本应作为自由人之间公约的法律，
往往只是少数人欲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种偶然或临时需要的产物”。
这种法律已不是由冷静地考察人类本质的人所制定得了的，这种考察
把人的繁多行为加以综合，并仅根据这个观点进行研究——“最大多
数人分享最大幸福。”③当现实的法律不是“体现全体或最大多数自由
人意志的公约，即不是按大多数人分享最大幸福”的原则制定，而沦落
为“少数人欲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种偶然或临时需要的产物”的时
候，它就不是“以不可磨灭的人性为基础”，因而“背离了这种人性的法
律，总要遇到一股阻力，并最终被其战胜。”一部法律存续的时间同其
背离人性的程度成反比，一旦这种背离达到了人们忍受的极限，那座
“少数人的吝啬和野心用人类的鲜血涂饰成的王位和宫殿”便会轰然
倒塌，任何制度的构建如果背离人心、违反人性的话，是注定要失败
的。
从人性的视角展开刑法学研究，对于得出正确的结论，提升刑法
学的理论品位，为刑事立法提供导向具有重要意义。任何重要问题的
解决关键，无不包括在关于人的科学中间，而这个基础也正是一切科
学唯一稳固的基础。
二、审视刑法中的人性美特征
刑法作为人的一种现实生活规范，人们通过它感受到了做人的尊
严，做人的保障，还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和谐与秩序，在此基础上追求一
种人的生活理想，所以刑法是一种美，审视刑法领域，我们发现刑法正
闪耀着一种人文关怀与人性理念，其意蕴深远，也是刑法追求美的应
然选择。
（一）刑法之必然，人性使然
就个体而言，每个人的需要都是无止境的，都呈现无限膨胀的趋
势，而社会资源是有限的，这便产生了(每)人的无限需要与有限社会
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因而，每个人若想生存下去的话，在满足个人
需要的同时不得不照顾他人的利益——即以他人能够容忍的方式来
满足自己的需要，否则，整个社会也就无从存在。为了调整各种利益
的冲突，减少人们之间的相互摩擦和无谓的牺牲，必须有个规范加以
约束，寻求社会秩序的平衡安定，法律即以此而设，其中，那些超过适
当限度，构成犯罪的行为，由刑法规定制裁，于是刑法应运而生，刑法
是人类文明社会为防止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保护法益而设的一种制
度安排，是“人类有意识的一种生命活动”的产物，体现了人类对幸福
的追求向往，是人类审美意识的载体。因此，在人与法的关系上，人决
定着法，法必须体现出人文关怀，人才能在法中“诗意地栖居”，进而步
入人生的澄明之境。
（二）刑罚之设置，人性所求
避苦求乐是人的本能，人有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本能，是因为不
快乐是和他的本性相矛盾的，人就不能不逃避它。这样为了防止犯罪
就必须抑制行为人的感性冲动，即科处作为恶害的刑罚，并使人们预
先知道因犯罪而带来的痛苦大于因犯罪所能得到的快乐，才能抑制其
在心理上萌生犯罪的意念。这种立法威慑不同于司法威慑，而是主张
威慑必须通过刑罚文本，在有事实犯罪发生时，法律上的威慑变成现
实的威慑，也就是说，刑法文本的预告是基于人能趋利避害两害相权
取其轻的理性从而对其形式形成心理上的强制，“社会上潜在的犯罪
人酝酿犯罪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对作为犯罪代价的受刑之苦产生联
想，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或舍小求大的权衡而对受刑之苦产生畏惧
感，进而为避免受惩罚而放弃犯罪。”④这种威慑论本于心理强制说，而
心里强制说渊源于人趋利避害的功力本能，而功利本能承认人能基于
自由意志做出理性选择。无论任何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人，刑罚的设
置亦是如此，刑罚立足于人的本能、本性，顺乎人性地制定相应的刑罚
阶梯与其相匹配，设置的科学性，构建的合理性，犹如勾勒出的一幅巧
妙的刑罚阶梯图，美轮美奂，是刑法又一大美的特征体现。
（三）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人性的渴望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人类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亚里
士多德曾经常说过“不公正即不平等”对平等孜孜不倦追求源于人生
而平等的理念，也是人性的体现，人类具有得到尊重的欲望。“当那些
认为自己同他人是平等的人却在法律上的到不平等的待遇时，他们就
会产生一种卑微感，亦即产生一种他们的人格与共同人性遭到侵损的
感觉。”⑤
刑法平等观念首先意味着相同的行为在刑法上应当受到相同的
评价和处置，而不能因为主体的身份、社会地位、种族等其他因素的影
响而有所不同，这种平等的理念是根植于人性的，与其相匹配的“刑法
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正是对人性这一特点的彰显，体现了刑法渴望平
等，寻求理性、追求和谐的顺应人性的美化特点。
三、反思刑法中的人性缺失，构建以人性化为基础的刑法学
人性是刑法的基础，人性刑法要求顺应人性，发扬人性，且不可扭
曲人性，人性的魅力在刑法中已体现，但是，人性是隐含于内的，刑法
是彰显于外的，内外信息的不对称难免会出现错位现象，我们需要做
的是扬长避短，对其中的理性我们要继承，人性的缺失我们要及时弥
补，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矣！反思刑法，我似乎听到了对人性的呼唤声，
那声音是那么的刺耳，那么的强烈，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现笔者
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人性化为基础的刑法学做简单构建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
期待可能性理论，是指根据具体情况，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
违法行为而实施其它合法行为时，行为人却实施了违法行为，则刑事
责任成立，反之，不可能期待其实施适法行为时，纵然其实施了违法行
为，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期待可能性理论贯彻了法不强
人所难这一法律谚语，蕴含着人道主义情愫，彰显着人道主义关怀。
正如日本学者大冢仁的评价：“期待可能性正是相对强有力的国家法
规范面前残喘不惜的国民的脆弱人性倾注刑法同情之类的理论。”⑥
我国刑法中没有明确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论，有些学者认为，可以
把我国刑法第16条解释为是关于期待可能性的规定，我国《刑法》第
16条规定：“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而引起损害结果的，不认为是
犯罪。笔者认为，虽然主张把“不能抗拒”之不可罚的理由解释为缺乏
期待可能性理论，但是笔者认为只是可以如此解释，或者说学理上如
此解释才合理，至于立法者的原意是否如此，值得怀疑。因为人们通
常把“不能抗拒”解释为一种物理的强制，而不是扩大解释为一种精神
强制，期待可能性理论所要解决的正是处于精神强制状态下的人的责
任问题。这正是我国存在的缺陷，所以借鉴外国的经验理论，我们国
家亟待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
（二）亲亲相隐在中国刑事法律中的重构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法制一项基本原则，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被
作为一种封建糟粕予以抛弃。然而，正当我国砸碎一切旧制度建立新
制度的进程中，抬头看看现代很多法治国家中却依然能找到他的踪
迹，例如：英美法系国家诉讼法明确表明夫妻之间可以享有证言特免
权，欧洲一些国家在刑法和刑诉中均对拒绝作证权，尤其是基于亲属
关系产生的拒绝作证权明确规定。亲亲相隐在不同国家、不同法系的
存在是人性光芒的闪耀，尤其在法治国家“亲亲相隐”原则是人权保护
的需要，保护亲权的折射，更是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屏障。
然而，这个在我国历史上奉为优秀传统继承、推崇，符合人性的制
度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消逝匿迹。新中国建立需要法治观念的不
断渗透，法治理念的弘扬，其中，人性关怀至关重要，作为其重要表现
的“亲亲相隐”原则迫切需要在法治理念的支配下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闪烁起更耀眼的光忙时却被唾弃，无疑是对人性的扭曲，对人类的践
踏。所以现在法治的推进，人性的彰显的背景下，急需要重拾亲亲相
隐原则，并且将其制度化原则化，更需要建立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制度
保障再不削弱法制的前提下，更好的保障人权，彰显人性，体现刑法的
认为关怀。然而，现行刑法中做出了与“亲亲相隐”相背离的规定，这
是对人性的煎熬和压抑，强调大义灭亲只不过是技术上冰冷的需要和
对人性的过高期待。
（三）沉默权的建立
沉默权是人作为人所享有的权利，每个人都享有保持沉默的权
利，这是基本人权的内容，抬头看看其他国家，都规定了沉默权制度，然
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
当如实回答，这是对人性的逼迫和蔑视，更有学者将其粉饰为犯罪嫌疑
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有如实回答的权利，将这条污蔑人性的丑恶制度
披上“权利”的外衣，殊不知，这种意图美化其外表的做法更加显示出作
为理性的人对人性的扭曲，对人性的逼迫，这种不合乎人性的做法必将
遭受人性的谴责报复，诚然，人的能动性是巨大的，但是前提是要合乎
规律，万事皆有规律可循，作为自然和社会属性兼职的人类又何尝能违
背“人性”的规律制造出“不人性”的制度来压迫人性呢？那不是作茧自
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最终人们将遭受违背规律带来的恶果。
（四）刑法条款中有关“胁迫”犯罪的规定是对人性的煎熬
我国刑法某些条款对人性的忽视，我国《刑法》第28条规定：“对
于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况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该规
定对于胁从犯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似乎是对人性的怜悯，然而仔细
分析，结论截然相反。试想下，银行工作人员在持枪歹徒枪口的威胁
下，将保险柜打开，致使歹徒顺利将巨款抢走；飞机上的机组人员面对
劫机歹徒的枪口，被迫按照指定路线飞行，其行为均符合胁从犯的规
定，按上述规定，只是量刑上从轻而已。刑法完全不顾及人们在枪口
下的求生本能，反而变相鼓励此情景下的行为人与歹徒搏斗，在劫机
情形中导致机毁人亡更严重的后果。而在其他法治发达国家，生命
受到威胁的情形是合法辩护理由，为了保全生命的行为不以犯罪论，
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五）刑法一百条之规定，前科报告制度违背人性
我国现行《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
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
瞒。”对于此条的规定也是违背人性的，试想下，基于人自身的爱面子
本性，有谁想说出自己的前科呢？再说刑罚的目的是预防而不是报
应，对于刑满释放的人我们需要做的更多是保护，关注其自身发展，而
不是盯着他们身上贴的犯罪标签，抓住这一弱点不放，这样一方面扭
曲人性，不利于曾经犯罪人改过自新，忘掉过去从新开始新的生活，另
一方面，也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不能很好的预防犯罪。环视其他
法治发达国家，纷纷设立前科消灭制度，为出狱人开辟了更广阔的天
地，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也可以借鉴。
法有限，而情无穷。刑法是一种人与社会的现象，更需要从人性
和社会的高度对其做出解释。并且，对刑法的法律解释也只有奠基于
人性解释与社会解释之上，才是具有说服力的。人性是刑法的基础，
人道是刑法的命脉，人权是法的价值追求。人性、人道、人权三者在本
质上具有内在统一性，它们是理性主义在刑法里的彰显，人性是一切
学科的基础，闪烁人性光辉的刑法，才能被人们亲切地接受，自觉地履
行，虔诚地信仰。
注释：
①［英]休谟．人性论（上）．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页．
②[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7页．
⑤［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⑥［日］大冢仁．《刑法概说》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页．
7] 乔增芳. 教育人性化与中小学教育改革[J]. 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 2003,(02)
[8] 李凯, 周晓艳. 服务为主 关爱为辅 探索人性化管理的新途径[J]. 新长征 , 2005,(06)
[9] 张迁. 管理更人性化[J]. 瞭望 , 2003,(33)
[10] 王立新. 彰显人性司法情——2003年人性化司法大回眸[J]. 政府法制 , 2004,(03)

❻ 中国何时给成年人轻微犯罪给予人文关怀删除犯罪案底

两害相权取其轻吧！

❼ 死刑犯枪决前，为了让他们走的安心，监狱都会安排哪些人文关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触犯法律就要受到惩罚。刑法里最严重的处罚，当属死刑。一般判死刑的人，犯罪性质都很严重，临刑前有怎么样的安排呢？

成为死刑犯的犯人，为了让他们走得安心，会安排一些人文关怀，比如心理上的疏导，家人的分别，最后的餐点等。

生命诚可贵，活着才是真理，好好关爱现在的自己。

❽ 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2004年12月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上明确提出对轻微犯罪采取轻缓的刑事政策从宽处理的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也规定在检察工作中要进一步完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机制和工作制度。这体现了在刑事司法中既要“雷霆万钧”，也要“春风化雨”；既要治标，也要治本；既要注重法律效果，也要注重社会效果。

目前，在刑事司法中，既不能强调“严打”而忽视轻缓刑事政策的适用，又不能以轻缓刑事政策代替“严打”。那么，在具体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如何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呢？

笔者认为，轻缓刑事政策与“严打”刑事政策是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两个方面，是辨证统一的整体，是“宽严相济”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具体体现。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统一性、相对性和运动性。在刑事司法工作中，我们要充分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要充分运用刑罚手段与严重刑事犯罪斗争，贯彻“严惩”的要求，还要落实刑罚的教育挽救功能，体现轻刑化的发展趋势。即使在同一案件中我们也要尽量做到宽中有严、严中有宽，要善于发挥这一政策的感召力，进一步分化瓦解犯罪分子的攻守同盟，集中人力、物力把打击的锋芒对准主要犯罪者。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一定要切实兑现政策，对投案自首、坦白交代特别是有检举揭发等立功表现的，要依法宽大处理；对拒不归案、坦白的，要查清犯罪事实、追捕追诉使之归案，依法从严惩处。工作中，只有正确理解并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才能使办案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得到有机的统一。

在刑事司法中，对于正确掌握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

一、吃透刑法立法精神，坚持刑法基本原则，切实把握刑事法律的具体规定。

司法实践中，要在法律框架下落实“严打”刑事政策和轻缓刑事政策，要坚持人道主义原则、法治原则和公正原则。对待犯罪分子的处理，法律规定该严的一定要严，该宽的一定要宽。要准确、深刻地理解“严打”刑事政策，严格限定“严打”对象，宽严相济，以体现“严打”的重点和精度。但轻缓刑事政策也应掌握严格的适用对象和适用条件，轻缓绝不是放纵。工作中，我们特别要注意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现象的发生。

二、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分析如何做更能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针对具体案件情况可分析以下几点：1、分析在法律框架下，如何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才能最大限度的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教育挽救初犯、偶犯及团伙犯罪中的从犯、协从犯等轻刑犯。2、是否有利于保持犯罪人家庭的稳定与和谐。避免给犯罪人的家庭带来情感缺失，增加经济负担，甚至出现家庭破裂或其他负面社会作用；3、是否有利于化解犯罪人和被害人的冲突。在对犯罪人适用轻缓政策时，通过充分听取和考虑被害人的意见和建议，这样既维护了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又可以较好地化解双方的矛盾和冲突，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正确、严格但要有相对性的把握二者的适用范围。

对于有组织犯罪、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应当适用“严打”刑事政策，从重从快，以起到震慑犯罪、警示社会的作用，达到预防犯罪和稳定社会的目的；对于一些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人身危险性小的犯罪，应当适用轻缓刑事政策，采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的轻缓措施，以尽快实现犯罪人的社会回归和社会秩序的恢复。具体来说，可以适用轻缓刑事政策的情形具体可表现为：轻微犯罪，一般偶犯，过失犯，中止犯，从犯，胁从犯，防卫、避险过当犯罪，未成年人犯罪，又聋又哑或者是盲人犯罪的，孕妇或哺乳期的妇女犯罪，严重疾病患者犯罪等。如盗窃犯罪中，犯罪数额虽达到犯罪标准，但刚刚超过数额较大标准的；抢劫犯罪中，未成年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抢劫其他未成年人少量钱财，后果不严重的等等，坚持适用轻缓刑罚。对邻居纠纷、同事矛盾、同学打闹、夫妻口角、亲属争执等引发的伤害案，做好区别对待。其中针对故意伤害的这一特点，对被害人有过错的，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是亲属、同事、朋友关系，因一时冲动拳脚互殴未使用凶器的，案发后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且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应坚持适用轻缓刑罚。

四、坚持以人为本，落实宪法精神、体现刑事法律精神，保障人权。

我们要通过司法活动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在刑事司法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司法活动中也要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努力营造尊重人、爱护人、帮助人的良好作风。特别是对那些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轻刑”犯罪分子，悔罪态度较好，可尽量适用轻缓刑事政策，能让其在司法机关的管教、单位的检查、亲属的帮助和群众的监督下，努力进行各种形式的自我改造。这样做可避免使偶犯、初犯等轻刑犯在管教期间受到累犯、再犯、教唆犯的影响，“交叉感染”而染上新的恶习，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我们要如何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促进嫌疑人的全面发展。对实施了轻罪的行为人适用轻缓刑事政策，可以使他们充分体验到社会的宽容和温暖，有利于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和自身发展，这样做也是落实了宪法的精神。

笔者认为，从刑事政策的走向来看，我国当前推行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逐步体现 “轻轻重重，以轻为主”的思想。“轻轻”即总体从立法、司法等各个层面从轻处置轻罪，对轻微犯罪行为人少一点刑罚报应观，多给予一点人文关怀和适度宽容，处理比以往更轻，即轻者更轻，从而以最低廉的手段达到矫正犯罪的目的：“重重”即从重重点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就是对严重犯罪的处理比以往更重，即重者更重。所以，在我们以后具体的司法活动中，要正确理解并掌握“严打”刑事政策和轻缓刑事政策的辨证关系，在刑事法律的适用过程中正确把握“宽严相济”，保证宪法精神的落实和刑事司法精神的实现。

❾ 谁能提供我一些刑事诉讼法原理论的资料!

我国1996年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一）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二）违反回避制度的；（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首次详细规定程序性违法的法律后果，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程序规则的逐步健全和程序性裁判机制的初步确立，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以《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为切入点，试图分析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程序性裁判的意义，以及当前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局限，并对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这个长期“被遗忘角落”的重视和思考。

二、程序规则及程序性裁判的确立

（一）程序规则及程序性裁判的含义

程序规则是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前提。程序规则是相对于实体规则而言的，两者都属于法律规则的范畴，因而都须符合法律规则的一般逻辑构成。从逻辑构成上讲，每一个法律规则应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部分构成。[1] 行为模式是从大量实际行为中概括出来作为行为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或标准。行为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可以这样行为；应当这样行为；不应当这样行为；这三种行为模式也就意味着有三种相应法律规则：授权性法律规则；命令性法律规则；禁止性法律规则。法律后果一般是指法律对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赋予某种结果。它大体上可分为两类：（1）肯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承认这种行为合法、有效并加以保护以至奖励。（2）否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不予承认、加以撤销以至制裁。[2] 程序规则就是由程序性权利、义务（程序法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程序性法律后果构成的法律规则。具体到刑事诉讼程序规则而言，就是对公、检、法三机关和诉讼参与人[3] 参加刑事诉讼时应当遵守之操作规程以及违反操作规程所承担之法律后果作出规定的法律规则。以《刑事诉讼法》第191条为例：“……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如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违反回避制度的、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等，实质上是对上述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即“不应当这样行为”，结合刑事诉讼法的其它相关法条，共同构成了“不应当从事上述行为”的行为模式。而“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则是行为模式违反时所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程序性行为模式和程序性法律后果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程序规则。[4]

程序性裁判是法院裁判的一种。所谓“裁判”，就是用公共权力解决被告案件的行为。“裁判”一词有多种含义，最广义的裁判是指全部诉讼程序，即在诉讼本身意义上使用的裁判。但是诉讼法固有意义上的裁判是审判机关意思表示的诉讼行为。不过这种意义上的裁判，在狭义上仅是指，审判机关用公共权力解决被告案件，对案件适用法律的意思表示（例如，有罪或无罪的裁判）。广义上的裁判是指法院在诉讼行为中的法律行为（例如，申请回避的裁判、关于调查证据的裁判等等）。在诉讼法上，裁判一词一般是指广义上的裁判。[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狭义上的裁判仅指法院的实体性裁判，而广义的裁判，却包含了实体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裁判是指法院依据程序规则，对诉讼行为适用程序性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例如二审法院发现一审法院的审理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时，作出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法

（二）程序性裁判确立的意义

程序性裁判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程序性裁判的确立充分体现了程序的独立价值，实现了刑事诉讼由工具主义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尤其是向程序本位主义的转变。中国长期以来的“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重打击，轻保护”、“重国家，轻个人”的法律传统，是工具主义的集中体现。“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形成与程序规则本身之缺陷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在工具主义的影响下，把程序规则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立法者不重视程序规则的设计，大量的程序规则缺少法律后果的规定，存在致命的逻辑缺失；另一方面，程序规则这种缺陷的存在，必然导致程序性保障不力的后果，程序性裁判更是无从谈起，程序法的“不自重”，对“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形成和强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程序规则的健全（增加了程序性违法后果的规定）和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才使得程序的独立价值显现出来。正如陈瑞华教授指出的：人们对某一刑事诉讼程序是否为“善”的评价，要看刑事诉讼程序是否具有独立的内在优秀品质，而这一品质独立于裁判结论的正确性而存在，完全体现在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之中。[6] 我国学者还指出：“独立的程序价值和品味，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其进步性、科学性、民主性，就是通过刑事诉讼的独立价值得到了体现……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第191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规定，……充分的体现了程序的独立价值。所以，它标志着我国诉讼制度的法治、民主和文明。” [7]

其次，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有力的保障了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和宪法性权利，是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领域的一个飞越。现代刑事诉讼的目的已经实现了由“打击犯罪，发现实体真实”的一元目向“法律真实”和“人权保障”等多重目的的转变，尤其是人权保障的目的，充分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的特征，以及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刑事诉讼规则从“人权保障”的层面来说，就是授予被告人程序性权利，并同时对国家追诉行为进行合理限制的手段。因此，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指出，“确定某种程序是否为‘正当程序’（e process），必须视该程序重视‘人权保障’的程度。因此，完全可以把人权保障与正当程序相提并论。”[8] 当代各国刑事诉讼法大都规定了这种人权保障性程序规则，如无罪推定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等。单从字面上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性条款并不算少，但是长期以来，这些条款大都没有规定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而缺少基本的规则要素，使得本来的程序规则 沦为“宣言”或“口号”，不能成为程序性裁判的基础，因而实践中收效甚微，刑讯逼供等现象“虽屡禁而不止”。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第191条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规定、违反回避制度；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等行为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而使相关的程序规则得以健全，程序性裁判机制得以确立，以诉讼程序来保障人权的目标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仍有许多程序性“规则”缺少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因而当前程序性裁判的范围和效力是有限的，有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局限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通过第191条的规定，已经初步确立了中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闪光点”，但是无论从第191条自身来看，还是从整体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进行反思，我认为尚存在诸多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避重就轻，局限于法院系统内部的自我约束

纵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仍有大量的程序“规则”缺少“程序性法律后果” ，尤其对于公、检机关的程序性违法行为，缺少相应的程序性违法后果。例如刑事诉讼法虽“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却没有规定程序性违法后果。不可否认我国刑法中已经有了相关罪名的规定，如刑讯逼供罪、妨害作证罪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但是这些“实体性法律后果”只针对违反诉讼程序规则的“人”，而不直接否定“违法行为”及“违法行为之果”，因而难免有隔靴骚痒，文不对题的感觉。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反思，如我国学者王敏远指出：“刑讯逼供显然是一种典型的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虽然法律规定了对刑讯逼供行为应予实体法意义上的惩罚，但即使行为人承担了实体法上的法律责任，而程序法若无刑讯逼供所得的证据不得采信的法律后果，就会导致刑讯逼供的行为在实体法上被否定，而其所得之证据却在程序意义上被认可。这种局面当然很荒唐，但若没有程序法意义上的法律后果，却会变成现实。”[9] 陈瑞华教授也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尽管在一项司法解释中也要求各级法院将刑讯逼供所提供的证据排除于定案根据之外，[10] 但这种司法解释本身不具有较强的法律效力，也就难以具有可操作性。各级法院真正按其要求去做的并不多。” [11]

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从第191条调整的范围来看，仅限于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程序性审查，是法院系统内部在程序上的自我约束。而事实上，相对于作为国家追诉机关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来说，法院是一个“利益无涉”的裁判机关，法院的中立地位使得它缺乏违反程序的冲动，因而更容易合法公正的履行有关庭审的程序规则。在实践中，法官违反程序法的现象要比上述公、检机关违反程序法的现象轻缓得多。因此，第191条的修改虽然迈出了中国刑事诉讼中程序性裁判的第一步，但却没有针对中国刑事诉讼中最关键、最严重的问题，颇有避重就轻之嫌。当前，由于上述大量程序“规则”缺失“程序性法律后果”要件，使得程序性裁判缺乏必要的基础，法庭审判大都局限于实体裁判，背离了“裁判”的应有之义。“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价值淹没于“打击犯罪，追求客观真实”的“热忱”之中，公、检机关的程序性违法已经成为困扰刑事司法的顽症。

（二） 程序逆行，被告人遭受“双重危险” ;

“双重危险”原则是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12] ，根据这一原则，被告人不得因同一个罪行而受到两次起诉、审判和科刑。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两次受到生命和身体上的危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作出过一系列判例，对不受双重危险原则的适用范围作出了规定：第一，如果被告人被法庭判决无罪，检察官无权对被告人提起上诉，即使法庭在审判中犯有某种对检察官不利的法律错误或者起诉状存在有某种缺陷。第二，如果被法庭判决有罪的被告人提出了上诉，上级法院可对其进行第二次审判。但是如果被告人的有罪裁判在新的审判中得到维护，法官一般不得对被告人判处更重的刑罚。第三，如果一项起诉因证据不足而被法庭在作出最终裁决之前予以驳回（相当于宣告无罪），被告人一般不能受到第二次审判，等等。[13] 英美法系中的“不受双重危险”原则在适用范围方面显然要比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更宽泛，后者仅适用于已经生效的裁判，而前者则不限于此。在联邦法院，陪审团一旦宣誓成立，则第一次危险就已经构成，在地方法院，第一个证人出庭意味者第一次危险的成立，此时，检察机关一旦撤诉，就不允许重新起诉，否则会使被告人“遭受双重危险”。“不受双重危险”原则当然也有例外，但往往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例外。 [14]

“不受双重危险”原则，或“一事不再理”原则存在的正当性，主要在于它对诉讼当事人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 如果“随意逆向运行的司法裁判程序还可能使当事人反复陷于诉讼的拖累之中，其利益和命运长期处于不确定和待裁判的状态。”“而这对于处于弱者地位的当事人而言，将是不具备起码的公正性的”[15] ，贝卡里亚在论证刑罚的及时性时也指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说它比较公正是因为：它减轻了捉摸不定给犯人带来的无益而残酷的折磨。” [16] 重复审理或程序逆行无疑会带来上述不人道的后果。

通过上面的理论阐述之后，再来审视我国刑事诉讼以及其中的程序性裁判。我们会发现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受双重危险”更是无从谈起，有的只是约定俗成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我国二审法院贯彻的是“全面审查”原则，因而同时包括了实体裁判和法律裁判，在法律裁判中包含了第191条所涉及的程序性裁判。仅就现有的程序性违法后果而言，第191条对于一审法院的程序性违法，只规定了“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法律后果。既没有作是否有利于被告人的区分，也没有发回重审次数的限制，更没有针对严重程序违法，侵犯被告人宪法权利而径行作出有利于被告人之裁判的规定。首先，不可否认，在实践中法院的程序违法大多是侵犯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因而发回重审通常都是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理由。但是在理论上并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法庭在审判中犯有某种对检察官不利的法律错误”，在这种情形下，发回重审，程序逆行，就不再具有正当性。其次，发回重审并没有次数的限制，在我国没有独立的羁押制度的情况下，案件审理的期限往往就是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在无数次的发回重审而不裁定解除羁押的情况下，就会使被告人在无限延长的羁押中“遭受多重危险”，不具有起码的公正性。最后，除了规定发回重审的法律后果外，没有规定任何更为严厉或直接的法律后果，例如，在一审中严重程序违法，严重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权的，径行驳回公诉，改判无罪等，这就使得程序逆行成了程序性裁判的必然后果。笔者并不试图站在“不受双重危险”的立场来否定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和发回重审制度，在我国现有的司法框架和司法质量的前提下，两审终审是必要的。但对于程序性裁判发回重审问题，我认为应当站在“不受双重危险”的立场对之进行限制和改造，使程序性裁判的结果更为科学和人道。
其次，健全程序性审查的机制，拓宽程序性裁判的范围。我国现阶段的程序性裁判，根据第191条的规定，仅限于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庭审程序的裁判。而真正意义上的裁判，主要是法院对控辩双方诉讼行为的裁判，因此程序裁判的范围理应拓宽到一审阶段对控辩双方，尤其是控诉机关诉讼行为的审查，审查侦查、起诉机关在侦查、起诉过程中，有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侵犯被告人合法利益，如果存在违法事实，应当启用程序性裁判对之适用不利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同样的，在二审或再审阶段，仍应继续这种程序性审查。法院庭审中的程序性裁判是对侦查、起诉行为的“事后审查”。随着人权保障意识的提高，程序性裁判的范围还应当拓宽到审前阶段，即对侦查、审查起诉行为进行“事中”程序审查，因为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涉及到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对抗，在这种对抗中应当介入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对程序性问题，例如超期羁押问题、非法取证问题等作出裁判，一则是对国家公权力作出及时限制，防止权力的滥用，二则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作出及时救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不受非法侵犯。这实际上是构建审前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实现由行政追诉形态向诉讼形态的回归。[19] 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来看，对审前阶段的程序性审查尚未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因而对于审前超期羁押等问题，没有一个合法有力的救济途径，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2款（二）项明确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但是除了该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尚有待确定之外，“非法取证”“超期羁押”是否为“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从应然角度，该司法解释并不能否定这一理论设想的正当性。为了防止法官对实体问题产生预断，应当组织专门法官或构建预审制度来从事这种审前程序审查。当然，这些制度的构建还有待于司法改革和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

最后，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加大对程序性违法制裁的力度。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程序性违法后果的规定，只有第191条的“发回重审”，而且过于简单概括，正如上文所述，有违背“双重危险”和“责任主义”原则之嫌。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发回重审”制度，应当站在人权保障的立场，依据“不受双重危险”和“责任主义”原则进行限制和改造。首先，应当区分“发回重 审”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发回重审”应当严格限制；其次，应当对“发回重审”的次数作严格限制，避免诉讼进入无休无止的境地，而且为了防止羁押期限的不当延长，应当同时判令解除被告的羁押状态；最后，应当区分程序违法的程度，对于轻微的程序违法，可以作出纠正程序错误的裁判，而不必“发回重审”，以免被告“遭受双重危险”，对于严重程序违法、侵犯被告人人权的情形，应当作出更为严厉的裁判，如径行作出无罪判决，使违法者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以维护程序正义，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人权。

以上是对程序性裁判完善的理论建构，而法律规则的建构还需要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结合立法技术使之更为具体化和操作化。限于篇幅和文章的主题，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1]也有的学者认为法律规则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构成，本文所指的行为模式实质上是对假定和处理的合并。

[2]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页。

[3]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将公、检机关排除在“诉讼参与人”的概念之外，至少在观念上就造成了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不平等，是“线性诉讼结构”的产物。在“线性结构”下，控辩式审判方式的引进将面临极大的风险。有关刑事诉讼的“线性结构”和“三角结构”的详细分析，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页。

[4]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认为，程序规则自身还应当区分“实体性程序规则”和“纯粹程序性规则”，前者类似于本文所称的程序规则，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的逻辑结构，而后者则是为了前者的落实所设计的操作化规程，应当包括对程序性裁判的举证责任和举证程度等问题。应当说陈教授的观点对我国程序规则的完善和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纯粹程序性规则”应当以“实体性程序规则”已经完备为前提，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前者尚存在严重的逻辑缺失——大多数程序规则只有行为模式而没有法律后果。限于论述的重点和文章的篇幅，本文对“纯粹程序性规则”不作论述。

[5][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张凌、穆津等译，卞建林审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6]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页。

[7]樊崇义：“论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2期，第51页。

[8]同注5，第12页。

[9]王敏远：《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检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的规定。——笔者注。

[11]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12]“双重危险”原则与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被认为是对“一事不再理”这一古老原则的不同诠释。“既判力”理论是从维护司法权威的角度来论证“一事不再理”之正当性的，认为司法的权威在于裁判不能被频繁推翻。但是这一论证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悖论，即司法的权威同样不能建立在谬误之上，而“一事再理”往往是基于纠正谬误的需要，司法要通过稳定性来体现它的权威，就必须同时认同自身的谬误。而“双重危险”则是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论证“一事不再理”之正当性的，认为应当避免使一个人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我们认为将作为技术规则的刑事诉讼法注入权利的因素，从而使之成为动态宪法，成为人权保障法，这是当代刑事诉讼法发展的方向，而“双重危险”原则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恰恰代表了这一方向。

❿ 刑法修正案八与未成年人的内容包含哪些

您好：
一、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无累犯”制度的理解
《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这一修改主要涉及《刑法》第65条第1款的内容，笔者将其概括为“未成年人犯罪无累犯”制度。由于在累犯这个法定从重情节排除了未满18周岁者适用的余地，因而体现了对未成年人予以从宽处理的精神。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无累犯”制度的理解，应当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关于本条中的“不满十八周岁”，究竟是指犯罪的时候，还是审判的时候，修正案并未予以明确，但结合本条中的“再犯”含义以及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应当是指犯罪的时候而非审判的时候未满18周岁。
（二）、对于累犯中涉及两次犯罪的年龄段问题，有观点认为，必须前后两次犯罪都在年满18周岁以后实施，才构成累犯;也有观点认为，只要后罪系年满18周岁以后实施的，即应当认定为累犯。这一问题的解决，尚待司法解释加以明确，但在笔者看来，结合过失犯罪不构成累犯的规定，将前后两次犯罪都限定在年满18周岁以后实施才构成累犯，相对具有合理性与协调性。
（三）、在司法实践中，涉罪未成年人的前科劣迹材料是否仍有查实的必要?笔者对此持肯定的态度。由于案件涉及未成年人，在审理过程中存在必要的法制教育的程序，还可能有帮教考察的环节，为了增强法制教育及帮教考察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可以将涉罪未成年人的前科劣迹情况作为社会调查的一部分予以查实，但是需要注意对此做好相应的保密工作。
二、关于“扩大对未成年人缓刑适用”制度的理解
《刑法修正案(八)》对于《刑法》第72条的主要修改内容是，扩大了对未成年人缓刑的适用范围，这是克服短期自由刑弊端的重要配套措施。该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相关四个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判处短期自由刑的未成年人罪犯，迫切需要避免监禁场所中的交叉感染以及社会化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而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可以借助未成年犯罪人多具有的较强的可塑性，通过营造宽松的客观环境，为其积极改造、早日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也体现了刑法的人文关怀和法律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
适用缓刑是刑法规定的刑罚执行方式之一，由法院裁量而定。但是，由于其涉及到对可能判处缓刑的涉案未成年人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采用何种适宜的强制措施，以及检察机关在向法院提起公诉时是否作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所以不论是对侦查部门，还是对检察机关，都要正确认识和理解修改后的法条。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未成年人对象所涉及的刑期条件是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从近年来针对未成年人的判决情况来看，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实际上较为罕见。换言之，大多数的涉案未成年人最终都被判处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此，对于每一名涉罪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都有必要进行是否具备缓刑条件的专门考察。
2、条文中所列举的应当适用缓刑的三类特定对象，即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怀孕的妇女以及年满75周岁的老年人，均没有明确是犯罪时候，还是审判时候的年龄，容易引起分歧和争议，有待权威部门的解释。
3、对于符合缓刑条件的未成年人对象，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适宜采取何种强制措施?修正后的《刑法》第72条要求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应当宣告缓刑，根据这里的“应当”，笔者理解为，由于未成年人再犯可能性、人身危险性都相对比较小，故在行刑方面适用非监禁刑，显然立法本意是对其尽可能地采取非羁押措施，那么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采取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较为妥当，如果侦查部门将这类案件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宜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未成年人对象，在采取非羁押措施后，应当尽可能落实相关的监护帮教措施，以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非本市籍的涉案未成年人，为了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是否还需要考虑监护和帮教?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其是否具有有效的监护条件及良好的社会帮教，作为判断对该涉案未成年人是否予以相对不捕以及建议适用缓刑的重要依据。对于此类矛盾，可以依托本市各级检察机关未检部门与相关综合治理部门建立的社会观护体系加以解决。
4、如何把握“四个条件”。从表述上看，原来“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显得较为笼统、概括，而修改后则具体化为四个考量因素，即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再犯危险以及社区影响，使缓刑的适用条件相对更加明确，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当然，其中的再犯危险和社区影响，仍然带有较大的主观裁量空间，但相对原来的规定，其考量因素的范围毕竟已有所明确。从内容上看，除了要求考量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和再犯危险这三个直接体现行为人行为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因素外，还要求考量缓刑适用的社会效果，即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这与缓刑的非监禁、社会化、开放式的行刑特点相吻合，值得肯定。如何把握好四个条件，对于未成年人而言，采用的方法是结合社会调查和非羁押措施可行性评估，两者都是特殊检察事项的重要内容，对于条件的认定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通过这些具体的项目进行评估，在实践中有一定的操作性。社会调查，是指在判决前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的背景情况向社会有关方面进行调查的工作，为正确处理该未成年人提供参考依据;非羁押措施可行性评估，主要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及保障支持条件等方面进行评估。上述两个项目的内容均采取表格式，操作相对简便，评估后对于“低风险对象”采取非羁押措施并在起诉时予以直诉;对于“中风险对象”慎重对待，酌情处理;对于“高风险对象”则予以羁押。应该说，这些调查和评估与是否适用缓刑的标准基本是重叠的，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既有的调查和评估项目，使司法机关在判断时有一定依据和标准，防止随意性。
三、关于“轻刑犯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制度的理解
《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100条明确规定了轻刑犯免除其前科报告义务，这一制度的确立，有效避免了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一些消极影响，有利于其教育改造。根据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对象，可以免除其前科报告义务：一是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二是所犯的罪行依法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轻罪不报告，并不等同于前科消灭，其犯罪记录还是存在的。
上述修改涉及到涉罪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限制公开的内容。所谓刑事污点限制公开，是指将曾经被宣告有罪或者被判处刑罚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记录，有条件地加以封存的一种制度。刑事污点的存在，使未成年人面临着重新犯罪可能构成累犯问题;即使不构成累犯，该刑事污点也可能作为酌定情节加重对其处罚。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刑事前科的存在能对犯罪分子和有犯罪危险的人起到较好的警示作用，但该种警示作用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其负面影响较积极作用更为显著，因为刑事污点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未成年犯罪人在升学、就业方面的难度，极大地挫伤了其改过自新的积极性，对于刑罚目的的实现往往适得其反，而刑事污点的限制公开则可以将这种不利因素的影响降低到最小限度之内。与此同时，前文所述的“未成年人犯罪无累犯”制度，虽然只涉及到审判阶段以及刑事污点的一个方面，但是实践操作较为便捷，对于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于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对象，如何对其相对不起诉的刑事污点进行限制公开，是目前未检部门正在探索的一项工作，并应经落实了若干个案的试点。虽然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具有相当的复杂性，特别是涉及与政审、档案、户籍、前科报告等制度的衔接与结合，关系到的职能部门众多，在具体实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难度，但是其探索的价值与当前社会发展趋势和要求是不谋而合的。
随着社会发展节奏增快，很多未成年人自己的想法也是越来越多，而未成年人情绪的控制也越来越难，所以出现了很多的犯罪。从上面的刑法修正案八与未成年人内容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未成年人保护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对于未成年人要提前教育，不能等犯法的时候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