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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论法条分析

发布时间: 2022-06-01 20:29:10

1. 案例分析题(民法总论)

(1)有权要求甲公司履行义务,因为丙公司有理由依据合同专用章相回信乙公司有代理权,乙公答司构成表见代理,被代理人即甲公司须对表见代理人的行为负责。
(2)无权,根据《民法通则》第66条第三、四款,这属于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被代理人无须履行合同义务。
(3)无权,因为丙公司没有尽到仔细审查义务,只能无权代理人即乙公司承担责任,而不得未经甲公司追认即要求其承担合同义务。

2. 民法总论,案例分析

1.代理行为无效来 因为张自某和高某是恶意串通 见合同法52条
2.刘某的损失由张某和高某承担连带责任 见合同法59条
3.能 因为是连带责任 刘某可以向两人之中的任意一人主张全损(两人内部才依过错承担按份责任)

3. 急!!!民法总论案例分析。。。截止3月22号晚上哈,多谢各位法律高手~

甲与乙的协议因违反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因此归于无效。
民法的基本原则,除了自愿、平等、公平、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以外,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公序良俗原则。
所谓公序良俗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合称,它是是现代民法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是指一切民事活动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公序良俗的概念,而是以社会公道,社会经济秩序代之,意思民基本一致。其中的社会公道,也即良俗,即善良风俗,学界一般认为系指为社会、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所必要的一般道德,是特定社会所尊重的起码的伦理要求。公序良俗原则具有填补法律漏洞的功效。这是因为公序良俗原则包含了法官自由裁量的因素,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因而能处理现代市场经济中发生的各种新问题,在确保国家一般利益、社会道德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机能。一旦人民法院司法审判实践中,遇到立法当时未能预见到的一些扰乱社会秩序、有违社会公德的行为,而又缺乏相应的禁止性规定时,可直接适用公序良俗原则认定该行为无效。
本案中,甲将自己所有的住房赠与乙方,并附有一定的条件,如果不研究具体条件,那么本身是合同法所允许的。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关键在于,甲将乙是否与他人结婚作为赠与失效的条件,违反了普通意义上的公序良俗的原则。因为乙方结不结婚,与谁结婚,是她自己的自由。甲通过协议干涉他人婚姻自由,为社会的一般公序良俗所不允许。因此该协议是无效的。
无效的协议自始无效。所有的民事关系应该回复到协议签订前的状态。乙女应该将房子返还给甲方,如果在此过程中给对方造成损失的,也应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予以赔偿。

4. 法考民法考哪些内容

无论是司考,还是现在的法考,民法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历来就有“得民法者得天下”之称。
民法内容多,但是难度较低。因为民法的命题特点一直沿袭“重者恒重”的规律,每年高频考点变化不大。
考点主要集中在:
1、民法总论:民事行为能力、监护、宣告死亡、人格权、民事法律行为、无权代理、诉讼时效;
2、物权法:物权变动、登记、交付、善意取得、按份共有、担保物权、混合担保、占有;
3、债法总则与合同法:债的分类与内容、保证、代位权、撤销权、债答的移转、清偿、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双务合同中的履行抗辩权、合同的解除、违约责任、买卖合同、回租赁合同、建设工程合同;
4、婚姻法:婚姻的效力、夫妻财产关系、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损害赔偿;
5、继承法:法定继承、遗嘱继承;
6、侵权法:归责原则、多人侵权、赔偿损失(含精神损害赔偿)、特殊主体的侵权责任、饲养动物致害、物件致害等;
其中物权法与合同法最为重要,需要全面掌握,而婚姻法与继承法分值占比较低,不用耗费太多时间精力。

5. 《民法总论》龙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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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法律书店

编号:9901
书名:民法总论(第2版)(法学文库)
作者:龙卫球
出版社:中国法制
出版时间:2002-12-26
入库时间:2002-12-26
定价:61元

目录
第一章导言
第一节法律分立中的私法
一、法律的定义
二、法律和法院
三、实在法和理想法
四、法律分立中的私法
第二节我国民法的制度语源
一、日本移植说辨析
二、日本创造民法术语的史实
三、“民法”语源探寻的意义
四、民法传统的一元性
第三节民法概念及调整对象
一、民法的实质含义
二、民法的形式含义:民法典
三、民法的调整对象
四、民法和商法
五、民法和经济法
第四节民法的法律渊源
一、民法法源概说
二、萨维尼的法源理论
三、大陆法系民法的法律渊源
四、英美法系民法的法律渊源
五、我国民法的法律渊源
第五节民法法条
一、法条的概念
二、法规范、法律规定与法条
三、民法法条的性质
四、完全性法条的逻辑结构
五、不完全性法条
六、复合性法条
第六节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法律原则(Rechtsprinzpien)的意义
二、传统民法的基本原则
三、现代民法基本原则的修
四、我国《民法通则》宣示的基本原则
五、民法基本原则或原刷条款的适用问题
第七节民法体系和体例
一、19世纪概念法学的民法体系观
二、现代法学的民法体系现
三、大陆法系的民法体系和体例
四、普通法系的民法体系和体例
五、我国民法的体系和体例
第八节民法的效力及其范围
一、民法效力之范围性
二、民法对时间的效力的原则
三、民法对空间的效力的原则
四、民法对人的效力的原则
五、民法对事项的效力的原则
第九节民法的适用
一、传统理论上法律适用的逻辑模式
二、取得小前提:确定案件事实,并
通过判断进行涵摄或归属
三、取得大前提:确定应适用的法规范
及其具体内容
四、推断法律适用的结论:赋予具体法
效果
五、法律适用中的法律解释
六、法律适用中的法律补充
七、英美国家的法律解释和法律补充
八、威尔威格的类观点学方法
第二章法律关系和权利
第一节法律关系
一、法律关系的概念及其规范属性
二、法律关系的本质
三、法律关系作为私法的基本工具
四、法律关系的要素
五、法律关系的分类
六、民法上“不法”的构成与法律关系
第二节权利
一、“权利”的概念和语源
二、权利的本质和意义
三、法益、权限和权能
四、权利主体、标的、内容
五、权利的种类
六、法规竞合和权利竞合
七、权利的行使和实现
八、义务
九、权利概念和人权概念
十、权利概念和民权概念
十一、我国“权利”制度的当代发展
第三节权利(法律关系)的变动及其原因
一、权利(法律关系)的变动
二、权利变动的原因:法律事实
三、法律事实的类型
第三章权利主体
第一节权利主体概说
一、权利主体和人法
二、权利能力或主体资格的概念
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四、权利能力与当事人能力
五、当代权利能力理论的发展
第二节权利主体制度的演进
一、古罗马的权利主体制度
二、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主体制度
三、《德国民法典》的主体制度
四、正体制度合理化思考
第三节自然人概述
一、自然人的概念
二、自然人概念的规范属性
三、自然人的生命
四、自然人的权利能力
五、胎儿的特殊问题
六、宣告死亡或宣告失踪:失踪人法律问题
第四节自然人的行为能力
一、行为能力的概念和制度价值
二、自然人行为能力的设定标准
三、我国民法上的自然人行为能力制度
四、自然人行为能力的制度比较
五、特别行为能力
六、自然入的责任能力
第五节监护制度及其改革
一、监护的概念和制度意义
二、我国的监护制度
三、监护制度的比较
第六节自然人的人格权
一、自然人人格权的概念
二、自然人人格机制度的两种体例
三、自然人人格权制度的当代发展
四、我国《民法通则》自然人人格权制度及其发展
五、自然人死后人格保护问题
六、自然入人格权保护的限制
七、简单总结
第七节自然人的其他法律属性
一、自然人的住所
二、自然人的身份权
三、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
第八节法人概述
一、法人的概念
二、法人和自然人
三、法人主体地位的实在性
四、法人的本质
五、法人制度的作用
六、法人的分类
第九节法人的权利能力
一、法人权利能力的取得和消灭
二、法人权利能力的性质限制
三、法人权利能力的法令限制
四、法人权利能力的目的事业限制
第十节法人机关
一、法人机关的地位属性
二、广义法人机关的内部结构
三、法人的对外代表或对外执行机关
四、法人的知悉或法人机关的知悉构成问题
第十一节法人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
一、法人的行为能力
二、法人的责任能力
第十二节法人的成立及其管理
一、法人成立管理的理论基础
二、法人成立管理的原则和程序
三、筹备中法人的法律地位
四、国家对成立后法人的管理
第十三节法人的其他属性
一、法人的住所
二、法人的分支机构
三、联营制度
第十四节法人人格的否认
一、法人人格否认的概念和形式
二、直索责任适用的范围
三、直索责任的替代方法
第十五节法人终止和清算中的法人
一、法人终止的条件和程序
二、清算中的法人
第十六节无权利能力社团
一、民法上的规定及存在的问题
二、学说批评
三、有关国家立法和实务新发展
四、无权利能力社团问题的评析
第十七节合伙
一、合伙的概念
二、合伙的类型
三、我国合伙制度
第四章法律行为
第一节法律行为的概念和理念
一、法律行为的概念
二、法律行为和私法自治
三、法律行为理论的成就
第二节法律行为的分类
一、单方法律行为和多方法律行为
二、财产法律行为和身份法律行为
三、有因行为和无因行为
四、加利行为与非加利行为
五、要物行为和诺成行为
六、有偿行为和无偿行为
七、主法律行为与从法律行为
八、独立行为与补足行为
九、生存行为与死因行为
十、要式行为与不要式行为
十一、生效的法律行为和不生效的法律行为
十二、其他分类
第三节法律行为的成立
一、法律行为的成立条件和一般效力
二、法律行为的三要素
三、意思表示的概念、构成和方式
四、意思表示的方式
五、意思表示的类型
五、意思表示的完成
六、意思表示的撤回
第四节法律行为的生效
一、法律行为的效力形态的区分
二、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
三、法律行为主体的生效要件
四、法律行为内容的生效要件
五、意思表示的生效要件
六、法律行为形式的生效要件
第五节意思表示瑕疵
一、意思表示艰疵的规范类型
二、意思和表示不一致的意思表示
三、意思暇疵的意思表示
第六节不符合生效要件的法律行为
一、不符合生效要件的法律行为的类型
二、(绝对)无效法律行为
三、相对无效的法律行为
四、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
五、对特定人无效的法律行为
六、部分无效
七、法律行为无效时的更换
第七节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法律行为
一、法律行为的计划的可能性
二、附条件或附期限的法律行为的性质
三、附条件的法律行为
四、附期限的法律行为
第八节法律行为的交易基础联疵学说
一、交易基础学说的必要性
二、温德塞的学说
三、法律行为交易基础的分类构造
四、客观交易基础理论的发展
五、主观交易基础理论的发展
第九节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的解释
一、法律行为解释的必要性
二、法律行为(意思表示)解释与法律
解释的区别
三、我国法上的法律行为解释
三、德国法上的法律行为解释
四、法国法上的合同解释
五、瑞士法的法律行为解释
第十节物权行为的理论和应用
一、物权行为理论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二、《德国民法典》的观念
三、基尔克对物权行为理论的批评
四、《德国民法典》的立场
五、判例和学说的新发展
六、物权行为无因性和善意取得的制度
功能区别
七、我国关于物权行为的制度和理论
第十一节代理
一、代理制度的源流和制度理由
二、代理与归属规范
三、法人机关与代理制度
四、代理的性质
五、代理的要件
六、代理的范围
七、代理权的取得
八、无权代理
九、代理权的滥用限制
十、再代理问题
十一、共同代理(复数代理)
十二、代理权的消灭
十三、间接代理和行纪
第五章民法上的时间
第一节时间的民法意义及其规范属性
一、时间在民法上的意义
二、民法上时间规范的作用类型和法律属性
三、时间在民法上的规定形式
第二节期日和期间
一、期日和期间的立法体例
二、期日
一、期间
第三节时效
一、时效的概念和规范特点
二、时效的类型和历史源流
三、取得时效
四、诉讼时效或消灭时效
第四节除斥期间
一、除斥期间的概念、性质和客体
二、除斥期间的历史源流
三、除斥期间的类型
四、除斥期间的期限及其起算
五、除斥期间完成的法律效力
六、除年期间的中断、中止和不完成问题

6. 民法总论案例分析题

没有以抄下几种情形而无故提出赔偿的法院是不一定支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6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7. 民法总论是什么

《民法总论》教学大纲

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民法概述
第二节民法的法源
第三节民法的本质
第四节民法的本位

第二章民事法律关系
第一节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
第二节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第三节民事能力
第四节民事权利
第五节民事义务
第六节民事责任

第三章物
第一节作为权利客体的物
第二节物的分类

第四章民事主体——自然人
第一节民事权利能力
第二节民事行为能力
第三节监护
第四节宣告失踪制度
第五节宣告死亡制度
第六节人格权之保护
第七节住所

第五章民事主体——法人
第一节法人的概念
第二节法人的本质
第三节法人的分类
第四节法人的民事能力
第五节法人的成立
第六节法人的机关
第七节法人的住所
第八节法人消灭

第六章民事法律行为
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
第二节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第三节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
第四节意思表示
第五节意思与表示不一致
第六节意思表示不自由
第七节条件、期限
第八节期日、期间
第九节民事法律行为的解释
第十节民事行为的无效与撤销

第七章代理
第一节代理的概念
第二节代理关系
第三节代理权
第四节代理的分类
第五节代理行为
第六节无权代理
第七节表见代理

第八章诉讼时效
第一节时效的概念
第二节诉讼时效的效力
第三节诉讼时效的客体
第四节诉讼时效期间

第九章民法的效力、适用与解释
第一节民法的效力
第二节民法的适用原则
第三节民法的适用与解释
第四节民法解释方法与漏洞补充方法

8. 《民法总论》包括哪些

《民法总论》教学大纲

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民法概述
第二节民法的法源
第三节民法的本质
第四节民法的本位

第二章民事法律关系
第一节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
第二节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第三节民事能力
第四节民事权利
第五节民事义务
第六节民事责任

第三章物
第一节作为权利客体的物
第二节物的分类

第四章民事主体——自然人
第一节民事权利能力
第二节民事行为能力
第三节监护
第四节宣告失踪制度
第五节宣告死亡制度
第六节人格权之保护
第七节住所

第五章民事主体——法人
第一节法人的概念
第二节法人的本质
第三节法人的分类
第四节法人的民事能力
第五节法人的成立
第六节法人的机关
第七节法人的住所
第八节法人消灭

第六章民事法律行为
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
第二节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第三节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
第四节意思表示
第五节意思与表示不一致
第六节意思表示不自由
第七节条件、期限
第八节期日、期间
第九节民事法律行为的解释
第十节民事行为的无效与撤销

第七章代理
第一节代理的概念
第二节代理关系
第三节代理权
第四节代理的分类
第五节代理行为
第六节无权代理
第七节表见代理

第八章诉讼时效
第一节时效的概念
第二节诉讼时效的效力
第三节诉讼时效的客体
第四节诉讼时效期间

第九章民法的效力、适用与解释
第一节民法的效力
第二节民法的适用原则
第三节民法的适用与解释
第四节民法解释方法与漏洞补充方法

9. 梁慧星《民法总论》第四版书评。

为权利而斗争《民法总论》书评
“为权利而斗争”,这已在法学界耳熟能详的六字真言,源自于120多年前德国伟大的民法学家耶林同名著述《为权利而斗争》。“法的目标是和平,而实现和平的手段是斗争”,“法不仅是思想,而是活的力量。因此,正义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权利的天平,另一只手握有为主张权利而准备的宝剑。无天平的宝剑是赤裸裸的暴力,无宝剑的天平则意味着法的软弱可欺。”[1]耶林如是说。然而耶林似乎已经遥远,我们仅仅嗅到的是那种诗歌式的论述,斗争式的激情,自信的国民感情。但梁先生却是亲近的,梁先生的《民法总论》中处处都体现着作为一名学者的使命——“为权利而斗争”。自己真正理解“为权利而斗争”的精髓是在三读梁慧星先生《民法总论》之后的,确切说,我已记不清咀嚼《民法总论》多少遍了,但却可以肯定的是每每读过此著,思想上依然可以时时翻新,而这些翻新与提升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于是成为了“三读”。众所周知的王国维在论治学之道时谈到的著名三个境界,窃以为,研读梁先生的书亦不外如此:一读,“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自己拿着三百多业的小薄册子,避开喧嚣的人群,独处一室,着实品尝一番,于是走进了民法的殿堂;二读,“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突然发现,文绉的语言,细致的情感,已经超越了知识和教材的约定,便不得释手、带着激动的心情反复研读了;三读,“众里寻他千网络,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不知不觉,带着问题读了学多民法著述,重新翻阅梁先生的《民法总论》,读到的却是作为一个学者孜孜不倦的、为中国民法而斗争的决心和气魄。
一 、布道者说:什么是民法、什么是权利
九州之民法进程,缓慢而艰难,经数次编纂,观目前,渐成体系。然仍需进一步完善,应采民商合一,权利本位,繁荣市民生活。[2]梁先生在这本著述里犹如一名布道者,告诉人们民法虽然是个舶来品,就连它的名称也取自东瀛[3],但是关于市民生活的法是世界各国都规定,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不论是近代民法还是现代民法,只要存在市民生活,存在理性的人就应该存在民法。梁先生没有直接告诉人们民法是什么,没有像其他教科书似的注释法条的规定说,“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他先给人们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图画,告诉人们这幅图画的由来,这幅图画的布景,这幅图画采用的手法,用的材料,所体现的意义,带领人们去欣赏她,使人们在不知不觉地陶醉中领略了民法的要义。就是这样,丝毫没有强权的灌输,没有权威的厉色,使读者们更多的是法学的爱好者们俨然是漫步在民法花园之中,循着民法的语源、外延、民法的发展、构造、编纂、法源的足迹追溯,来到一栋奇妙楼阁面前,带着好奇心想进去。于是,梁先生如武林高手稍加论理似的点拨,民法的本质赫然在读者的面前。
首先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按照黑格尔所说的市民,就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的“经济人”,“因此,把它所说的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人社会,亦无不可”,(页31)马克思所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社会中每一个独立的人也就担当着双重角色,他既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也政治国家的成员。在市民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页32)然后民法又是私法。这是相对于公法的划分,“易于确定法律关系性质,应适用何种法律规定,应采用何种救济方法或制裁手段,以及案件应由何种性质的法院或审判庭受审,应适用何种诉讼程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广告法中,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虽然没违反广告审查的义务和核实义务,对消费者的损失依然承担责任,除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但绝对不能以没违反广告法上的义务为抗辩事由,因为违反广告法的义务应承担公法上的责任,不能用公法上责任的承担代替私法上责任的承担。而非“打了不罚,罚了不打”,怎能不使读者们联想到我国目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请求,这是一个多大的歪曲和疏漏呀。书中强调,要提倡私法自治,“即在民事生活、经济生活领域,由当事人自己协商决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则上国家不直接干预,只在当事人间发生纠纷不能通过协商解决时,国家才出面进行‘第二次性的干预’,亦即由司法机关以仲裁者身份对当事人间的纠纷作出裁判。”(页36)最后,书中指出民法为行为规范兼裁判规范、民法为实体法。于是乎,人们可以真切的体会到民法这一奇妙楼阁的韵味。寻求民法发展的历史,梁先生自然而然的道出我们现在民法应坚持以权利为本位,辅之以社会本位。
在梁先生的这本著述里,权利是贯穿始终的线索。不论是民法的构造,还是民法的本质;不论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还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不论是权利的客体——物,还是权利的变动——行为等等,都与权利休戚相关。那么,权利是什么?梁先生作出了正面的回答,“所谓权利,指得享受特定利益之法律上之力也。”(页76)进而用比较的方法解构权利的本质,从切实的眼光透视给我们权利必须结合“法律之力”才能保护“特定的利益”,绝非引用自然法上的权利抑或应然上的权利。解构的目的是进行组合,于是阐释了民法中权利最重要的两大权利,“物权为直接支配其标的物而享有其利益的排他性的权利。其中‘支配其标的物而享受其利益’,即所谓的特定利益,而‘直接支配’和‘排他性’,即法律上之力。再如,债权为请求特定认为特定行为之权利。其中‘特定人为特定行为’,即特定利益,而‘请求’及法律上之力。各种权利,莫不如此。”(页78)财产法就是从这两大权利演绎开来,形成了物权法体系和债权法体系,他们与亲属继承法一起构成了民法的体系。可以说,权利是民法的精髓,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要坚持“以权利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立法思想”。(页46)在著述中,梁先生阐释了民法的基本理念与基本原则,认为民法应倡导私法自治,强调当事人平等,在市场经济中遵循合同自由的原则,允许当事人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思决定缔结合同关系,为自己设定权利或对他人承担义务,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然决不能违反公序良俗,倡导民事生活的诚实信用,醇化社会道德、经济道德,禁止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利,从而达到个人、社会、国家协调的发展。(页46-53)游刃在这奇妙的花园中,使我们忘却了民法、权利教科书式的概念,但却把民法的精神、权利的精神铭记在心,园子中的芬芳、楼阁的美丽已经不可磨灭的印在每个读者的脑海中。这时,又有谁会去不适时宜的宣扬民法、权利教科书似的概念,它们在你的心中,在每个读过这本著作的人们的心中就足够了。
然而布道者并没就此嘎然而止,或循序善诱或醍醐灌顶。我们初拿这本书都会有天生的爱好,区区的三百二十页,只要花些许时间就能走过一遍。这未尝不是布道者的良苦用心,他不希望用资料的堆砌来换得别人送来的博学多识,更希望的是每个人都能体会、理解、最后产生动力去自我更新。因此这本著述成为了经典,经典是因为字字珠玑。这是毫不夸张的,梁先生每抛出一种观点或一段说理都背后都蕴含着大量的理论支持。比如在谈到诚实信用时先生著有《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4]一文,在谈到近现代民法时先生有《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二十世纪民法回顾》[5]一文,在谈到物、物权行为及区分原则、取得实效时先生有《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6]和《物权法的立法思考》[7]两文,同时还有合著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8],在谈到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及所采用的体系时有《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9]、《制定民法典的设想》[10]等文。在本著最后一章谈到民法的解释时已著有《民法解释学》[11]。同时梁先生不遗余力的担任《民商法论丛》的主编,《法学研究》杂志主编,潜心著述了《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12]、《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一二卷[13]、《中国物权法研究(上、下)》[14](合著)。而这些学术活动及论著使得梁先生的这本《民法总论》得以提升和概括,每一句话与都是经过充分的学术论证和讨论的结果,每一部分都考虑到当代最先进的民法学成果。就像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描述东家之子的相貌时说的,“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梁先生此著篇章恰当好处,文字经典,不可不谓“一字千金”。
布道继续着。梁先生在此著中专设一节谈民法学及其学习方法[15],这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来说,犹如大海里的灯塔,指引航行的方向。这便是著者与读者最为贴近的交流,这便是布道者与受道者深情的对话。梁先生把民法学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者对民法规则(民法立法、习惯、判例)进行整理并依一定的逻辑顺序所构成的体系。”学习这部分“我们可以了解什么是民法,民法的性质、人物、作用,特别是掌握民法的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体系”,第二部分是,“关于解释适用民法的方法和规则的理论,叫做方法论”,“无论是从是民法教学和理论研究的学者,或者是从民法裁判和诉讼实务的法官、律师,其民法素养和民法实务能力的高低,载具有了比较扎实的民法知识基础上,关键就看他(她)是否熟练掌握了解释适用法律的方法、规则和理论,亦即看他(她)是否掌握了现代民法方法论”,第三部分是,“学者运用民法方法针对假设的或者实有的案例,所提出的具体解释意见”。这三部分分别被称作法源论、方法论、解释论。在梁先生受读者以“鱼”时,又授给读者以“渔”,已经超越了布道。他提倡交替采用 “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学习方法”和“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的学习方法”,“为了掌握民法的基本结构和整个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体系,须采第一种学习方法,精读一、二中较好的法学教材或者体系书。在此基础上再采用第二种方法,阅读一些民法实例演习著作”,“然后再读一些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专题研究著作和专题研究论文”,“并且,在具有比较扎实的民法知识的基础上,应阅读民法方法论著作和民法判例研究论文”。这已经超脱了教材和论述,我们读到的是作为中国民法大家对后来者的谆谆教导,甚至他在你的耳边告诉你,在学习时要注意“循序渐进”、“学而时习之”。我们更读到的是作为学者的那种使命感,要让读者真正领会它的精神,真正在读书,用心良苦。
这一读,如春暖花开,又如醍醐灌顶。摩西带着它的子民穿越了神的恩典,把追来的敌兵留在合拢的滔滔海水之中,走出了埃及。民法是什么?权利是什么?这无须去解释了。读者眼前是无穷的希望,他们已经走出了对民法无知的沙漠。
二、善待理性、自由和权利
中国的民法体系与德国式的体系有着不可割舍的渊源。从清末以来中国公布的民法典均为德国式的,或由于学习日本,而日本又仿效德国,或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而苏联又参照德国法典。在德国,他们崇尚结构主义、理性主义,相信通过严密的逻辑推导便会得出正确的东西。然而理性并不是绝对的、完全可信的,人类社会的很多事情并不能够用理性说得清。民法最极端的形式是它假设了两个前提:它假设每一个人都是合理的利己主义者,既合理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它假设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即每个人对个人的利益进行最佳的判断。然而这也导致了一些正确观点的忽视,比如马克思•韦伯认为的市场社会中的合同自由已经造成生活中的强制性程式化的增加,在不可避免的完全冷酷的形式中,必须融入到市场斗争的纯经济“规律”之中;凯尔森认为的,“保持这种观念是正确的,即法律主体作为主观权利的载体而存在,换言之,主观权利应为私人所有权,其系客观的即实证的、经由人类创造并可变更的权利,此中存在应是一个先验范畴、应是一项制度,在该项制度中,法律制度的内容具有不可逾越的框架”。[16]诚如现代民法要求的修正那样,完全的依赖人类理性塑造成的民法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经济、社会生活的要求。抽象出来的人格让位于具体的人格,“其典型的例子,是在劳动法上形成了劳动者的具体人格,由雇佣契约的主体成为服从团体法理的劳动法的主体”、“为了阻止大企业垄断的弊害,经济法和反垄断法,成为着眼于企业的规模、业种的独立的法域。此外,在消费者保护法及环境保护法上,消费者和公害的受害者,成为独特的法人格类型。”因此,似乎应当善待理性。不要赋予“理性”太大的使命,使得“理性”不堪重负。
论著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梁先生是要求人们善待理性的,那就是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无因行为与有因行为的阐述。物权行为一直被德国的民法学界称之为一个创举,这是纯粹理论抽象的产物,它可以很好的对应债权法和物权法的划分,对法律行为的概念进行了很大的支撑。并且把意思表示分析得淋漓尽致,用公示代替表示行为,这完全是严密逻辑的推导。然而梁先生并没有完全继受这种理性,提出了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区分的原则,对“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一体把握,将处分行为纳入债权合同,将物权变动作为债权合同直接发生的效力。”(页183)我们姑且不问物权行为这一目前讨论十分热烈且又不能定论的理论能否写进我们的民法典,我们也姑且不论物权行为到底能给我们的经济生活带来什么,单是从善待理性的角度出发,物权行为在中国是否有适用的余地、是否符合中国人民的法感情、是否有替代的原则加以弥补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缺失。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也是这本专著提出的问题。不可置否,梁先生虽然不承认物权行为应采纳与国家立法之中,但是他没有放弃私法自治的理念,“在私法自治范围内,法律对于当事人之意思表示,即以其意思尔夫与法律效果;以其表示而赋予拘束力;以其意思表示之内容,遂成为规律当事人行为之规范。”(页176) 这给物权行为成立创造了空间,并没有完全的否认它,仅仅是抛砖引玉,更多的是留给读者广阔的空间去加以思考,留给后来人去填补。
这本著作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就是用专节来讲法律行为的解释。“法律行为的解释亦即意思表示的解释,即对于意思表示内容含义所作解释”,(页211)然而“人们倾向于话语制度观点。依据此种观点:话语处在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学的基础在登记的关系之中。根据话语理论,不受控制的交互行为作为一种机会,其保障的是那些在合同谈判中甚至在法庭上亦可展开的内容。”[17]有时候语言决定了行为的后果,很多时候不是个人的理性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或者说一个人的理性想要达到的结果却因为语言的歪曲、对方的误解、传输的失误而大相径庭。比如,一个北方人在福建买地瓜(在北方一般指红薯),然而福建人却给了他一个马铃薯(因为马铃薯在福建许多地方称作地瓜),显然这是双方当事人理性不能够达到结果,因为向各地方的语言存在很大的差异,进而导致这样的结果;再如,传说三国的诸葛亮为了祭泸水的鬼神,又不想劳民伤财,于是创造了满头(即用面包住肉馅做成头的形状)祭奠,最后平息了泸水汹涛。但是,按照很多北方的语言文化,馒头是指那种实心的没有馅的面食,然而至今那方很多城市仍沿用诸葛氏的那个定义,结果避免不了误解。此著继续阐述,“解释法律行为之目的,在探求当事人于意思表示中所表示的真意。惟需注意,此所谓当事人之真意,非指当事人内心之效果意思,而是指表示上的意思表示。……在解释方法上一方面规定应探求当事人之真意,另一方面又规定不可拘泥于所使用之词句。”(页211)这是很有必要的,很多情况下由于语言的问题使得理性受到限制,而法律确切说是人们对理性认知决不能达到绝对真实的境界,于是就要设定义中规则,这就是对人们理性所谓的法律行为进行一定的解释,最终达到法律所要求的效果。于是应该按照这样的方法来善待人们的理性,解释法律行为。首先需要文义解释,即通过对法律行为所使用的文字词句的含义的解释,以探求法律行为所表达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然后是整体解释,指对合同各个条款作相互解释,以确定各个条款在整个合同中所具有的正确意思。还不行的话,目的解释就浮出了水面,如果法律行为所使用的文字或某个条款可能作两种解释时,应采取最适合于法律行为目的的解释。还有习惯解释,即法律行为如合同所使用的文字词句有疑义时,应参照当事人的习惯解释;公平解释,以法律行为所使用文字词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时,若是无偿法律行为,应按对债务人义务较轻的含义解释,反之若是有偿法律行为,则应按对双方均较公平的含义解释。如是格式条款应按对决定条款一方不利的含义解释;诚信解释,解释法律行为时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页212-216)按照这样的方法进行了下去,也许或者是一定没有穷尽绝对的真意,无法完全依靠理性,那么,法律只能做到这些了,法学要求我们做到这些就足够了。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承认不可绝对探知法律行为的真意,但是我们却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或者法学认可的方法(如上面法律行为解释的方法)来最大限度的达到或者达到法律认可、当事人心服口服的程度,这完全是对理性的善待,这决不同于空喊尊重理性却不去探知它。
我们经常在生活中把自由和权利“混为一谈”,就是在法学中的自由和权利两个概念也往往交织在一起,“可以把权利理解为自由,即法律允许的自由——有限制、但受到法律保护的自由,每一个真正的权利就是一种自由;包括权利主体的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主体在行使权利是不受法律上的干涉,主体做或不做一定行为不受他人的强使。”[18]德国罗马法学者温特夏德认为,权利的本质为意思之自由,或意思之支配。即权利为个人意思所能自由活动或所能自由支配的范围。可以看出,即使在法学专家看来,这种权利和自由都是分不开的。根据哈耶克的观点,自由是“价值”上的东西。[19]而权利从某种意义上是现实的被法律所认可和保护的利益,这种利益具有自由的属性。
我们从梁先生这本专著中可以见微知著地看出,真正理解民法是需要树立善待自由与善待权利的理念。首先,现代民法的发展出现了合同自由的限制和所有权绝对的限制。自由竞争,为近代社会之活力源泉,但也带来社会的许多弊害。所谓“私法的公法化”,即为了防止和纠正这些弊害而对交易进行公法的规制,造成了契约制度衰退的印象。而对土地所有权的公法规制,即对某些生活物资的统制,使所有权具有社会性。即所谓所有权附有义务。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之发达,也突显出所有权的社会性。(页5)而在阐释合同自由原则是立于平等原则之后的第二个原则,可谓平等是民法中的最高原则,而合同自由是指“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自由,并非不受限制的自由,不允许滥用合同自由以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页50)善待自由和权利要求每个人决不能放纵自由和权利的行使,必须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力滥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因而这三个原则成为了民法中具有裁判性的原则,这类原则不仅表明了宪法的态度,如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同时,它还告诉人们自由和权利是有一定限度的而非恣意妄为的。没有绝对的权利和自由,只有遵守这些原则的自由和权利才是真正的自由和权利,才是民法得以倡导和维护的自由和权利,否则必会得到放纵的代价(自己责任、过错责任就从此来)。同时这种善待的自由和权利将成为解释民事法律法规的依据、补充法律漏洞、发展学说判例的基础。民法之所以需要规定公序良俗原则,是因为立法当时不可能预见一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道德秩序的行为而作出详尽的禁止性规定,故设公序良俗原则,以弥补禁止性规定之不足。公序良俗原则,性质上为授权型规定。目的在于,遇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社会道德秩序的行为,而又缺乏相应的禁止性法律规定时,法院可直接依据公序良俗原则认定该行为无效。(页229)而诚实信用具有指导当事人行使权利义务的功能,同时还具有“解释、评价和补充法律行为的功能;解释和补充法律的功能”。如果适用诚信原则,与适用判例,得出相反的结论,则应适用诚信原则,而不适用判例。此种情形,应依法定程序变更原有的判例。(页293-295)权力禁止滥用原则具有这样的功能:第一,作为侵权行为的判断基准,第二,使民事权力的范围明确化,第三,据以缩小民事权利的范围,第四,强制调停权利人与他人的利益冲突。权利滥用之效果,以承认权利存在而否认其行使为原则,而以权利丧失为例外。[20]
在此著中,有一个例子可以形象地说明,要善待自由和权利,否则将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将受到民法否定性的评价。在介绍目前炙手可热的名誉权时,论著提到创作自由与名誉侵害的问题,认为“作家的创作自由和人民的人格权均受法律保护。法律也不仅指作家以社会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作为创作素材,甚至不禁止所谓纪实小说,但法律要求作家在将这些真人真事写入小说时,应尽合理的主意义务以尽可能地避免给所涉及的人的名誉、隐私等人格权益造成损害。……保护人民的人格权不受损害,不仅是作者在行使创作自由时应负的义务,也是出版社在行使出版自由时应负的义务,”否则,承担侵权的责任。[21]“我以这样的角度讨论和主张言论自由,并非完全免除了言论者的责任;相反,这种分析恰恰提出了文学艺术、新闻报道以及其他有权有势的知识界和职业界人士(包括本文作者)在行使言论自由权时更应当注意职业的道德自律。……他们必须理解到,社会之所以将初始权利配置给了他们,并不是由于他们个人有什么天然的优越,而是社会为了避免一种更大的伤害;他们应珍惜这种自由和理解自身的责任,应当格外注重职业道德和道德自律,这并不是要限制他们的权利,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行使这种自由权。”[22]
这一读,为读者懵懂的眼睛照亮了画面的色彩。开始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焕发出无穷的兴趣,才发现原来看到的条条框框的概念以及自认为公理性的东西都应该加以怀疑,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理性,善待自由和权利,退一步真的是豁然开朗、海阔天空。
三、为权利而斗争便是为法律而斗争(代结语)
我国古代著名的理学家张载曾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一直被人们广为引用的并经常作为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喊出了知识分子的豪情壮语,体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德国的大哲学家费希特还在耶拿大学对学者的使命做了专门演讲,并著有旷世之名著《论学者的使命》,他提出,“就学者的使命来说,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师”,学者“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梁先生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坚信“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法律而斗争”,在论著中他借用了耶林这一“名言”并论述了如何为权利而斗争,借他人之语来抒发自我的感情。“无论是个人的权利,民族的权利,或一切权利,无论是私法,公法或国际法,都需要用斗争去抵抗对权力的侵害,都需要用斗争去使纸上的法变成获的法、具有生命的法。”(页89)张载似乎柔和一些,作为末儒仅仅是一种内心独白。而费希特似乎更直白一些,“学者影响着社会,而社会是基于自由概念的。社会及其每个成员都是自由的。学者只能用道德手段影响社会。学者不会受到诱惑,用强制手段,用体力去迫使人们接受他的信念……社会的每一个体都应当根据自由选择,根据他认为最充足的信念去行动。他在自己的每一个行动中都应当把自己当作目标,也应当被社会的每个成员当作这样的目标。谁受到欺骗,谁就是被当作单纯的手段。” [23]梁先生却选择了“斗争”,他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着学者的使命,他告诉人们“为权利而斗争,这是权力这对自己的义务……权利主张,是人的精神的存在条件!不敢于主张权利,等于自贬其人格!权利的完全放弃,等于精神的自杀!”“为权利而斗争,也是权利者对社会的义务。……他已不再是为一己之利而斗争,而是为法律的实现而斗争!为法律的生命而斗争!为国家的法律秩序而斗争!”梁先生语重心长有道出“目前中国正处在立法高峰时期,在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的同时,充分重视人民发感情与法意思的培育,充分重视法律的实现问题,无疑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切切不可以纸上的法律之完善为追求目标!”(页89-90)
这个不知道是第几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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