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疑难

1. 清朝三司会审

三司会审是由唐代的“三司推事”发展而来的。
清入关前，原本未设大理寺，自然也没有采行三法司会审制度，入关后才沿袭的明制。顺治初年通过这种方式审理的案件范围非常广大，在程序上一般也分为两部：先由刑部初审，再由三法司复核。顺治十年后，审案范围缩小至死刑案件，但仍分刑部初审与三法司复核两阶段，并且须奏闻皇帝。康熙年间京师死罪案件即采依此方式审理。乾隆以后，京师死罪案件不再分两阶段审理，而由三法司会同审理，并为一阶段完成。但是由于自乾隆以后奏折的使用逐渐公开范围也日渐扩大。某些京师死罪案件，刑部得单独审理专折具奏。嘉庆十三年更于清律第411条（有司决囚第）增订附例，明确规定死罪案件何者应专折具奏。
具体的做法，还有所谓“会小法”与“会大法”之分。一般情况下，由直接负责该案的刑部清吏司长官召集，大理寺的一名寺丞或评事，都察院的一名御史参加会审。由于参加会审的并非各机构的最高长官，因此被称为“会小法”。 “会小法”的处理意见被送往刑部会堂之后再由该部堂召集三法司的长官（可能包括大理寺卿或少卿，以及都察院的左都御史或左副都御史）参加高级会审。与“会小法”相对应，这一会审机构被称为“会大法”。当“会大法”与“会小法”作出的判决不一致时，案件将被发还会小法以修改原判决。若两次判决一致，则奏请皇帝签署。若三法司的会审结果与原发生地省级司法机关的处理意见不一致，案件将被发还原审省级机构，由其重新作出处理意见。但这种情况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才发生。也有学者指出，会小法与会大法这种清初定下的制度，在执行中逐渐怠惰而荒废了。各省的死刑案件，先由刑部拟出谳语，都察院“会复”参核无异再送大理寺，三法司意见相同即轮流‘画题’（写一‘题’字，即签发之意），刑部即可以三法司名义上奏，因此而真正办事的仍是刑部。”到嘉庆年间，由刑部“办就一稿，送画各处，亦有俟上会议班补画者”的情形已非常普遍了。

2. 精神病鉴定的司法程序

一、司法程序：

1、首先由人民检察院委托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鉴定。

2、司法鉴定机构首先应明确鉴定的目的和要求，审阅案情和病情等有关材料，拟定鉴定方案。

3、对被鉴定人进行躯体的、神经系统的和精神状态的各项检查，必要时还应做心理测验、脑电图、CT扫描及其他特殊检査。

4、通常由3〜5人组成的鉴定小组进行鉴定，简单案件也可由专家个人承担。最后根据检查所见，结合案情，进行分析说明，作出鉴定结论，缮写鉴定书，交付委托鉴定机关。

ps：在某些案件中，因被鉴定人死亡或其有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此时委托鉴定机关#能提供充分的、可靠的客观材料，还可进行缺席鉴定。

二、这种是鉴定机构考虑多方面的，你们只要根据事实进行描述，法院会根据鉴定机构出示的鉴定书来判定责任。

三、如果认定了是精神病不能承担刑事责任，你可以向对方监护人索要经济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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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责任能力认定：

责任能力评定的法律依据《刑法》第18条，其中明确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以上明确规定了评定精神病人作案时的责任能力状态必须具有两个要件：一是医学要件，即必须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二是法学要件，即根据其实施危害行为时精神症状对其辨认和控制能力的影响。关于不能辨认和不能完全辨认的法律定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条规定：“精神病人（包括痴呆病人）如果没有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不知其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人”。因此，评定时首先要明确精神疾病的诊断，并判明其实施危害行为时所处的疾病阶段以及疾病的严重程度，综合分析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影响，作出责任能力评定 。

⑴无刑事责任能力

精神障碍患者如果处于疾病的发作期且危害行为与精神症状直接相关，丧失了对自己行为的辨认或控制能力，可以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⑵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规定，尚未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即患者在实施危害行为时，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并未完全丧失，但又因疾病的原因使这些能力有所减弱的，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精神障碍患者如果处于发病期，但危害行为与精神症状不直接相关；或间歇期缓解不全，遗留不同程度后遗症的，在这些情况下实施危害行为，其辨认能力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削弱，应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⑶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规定，间歇期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精神障碍患者如果处于间歇期且无任何后遗症状；或者患者病情完全缓解，社会功能良好，在这些情况下，患者对自己的行为有辨认和控制能力，应评定为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各类精神疾病法律能力的评定：

1、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精神障碍

精神分裂症患者违法行为占司法精神病学总数的第一位。一般来讲,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疾病发作期出现违法行为，且作案行为与精神疾病直接相关时，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处于发病期，但作案行为与精神症状不直接相关，或不完全缓解期及残留期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处于稳定缓解状态者评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作案动机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参考因素。在幻觉妄想即“病理动机”支配下作案评定为无责任能力；现实动机支配下作案一般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有的既有现实因素，又有病理成分，一般评定为有（部分）责任能力；有的作案没有明确动机，如一青年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将路过其门前的一名未曾见过面的小学生一刀杀死，鉴定时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这样做，不明动机事实上是丧失了辨认和控制能力，评定为无责任能力。

行为能力的评定原则和责任能力的评定原则大体上相同。

偏执性精神障碍等精神病性精神障碍的责任能力、行为能力及其他相关能力的鉴定可以参照精神分裂症的鉴定原则进行。

心境障碍中抑郁症患者的暴力行为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抑郁症患者可发生所谓的“扩大性自杀”，是由于病人存在强烈的自杀观念，又出于对配偶或子女处境的同情和怜悯，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和不忍心遗弃亲属，因而在自己自杀前杀死亲属而后自杀。

在责任能力评定上，具有抑郁妄想综合征的抑郁患者对自己的行为往往丧失辨认能力，一般判定无责任能力；而具有焦虑症状（或激越性）的抑郁患者对自己的行为往往具有辨认能力或辨认能力下降，一般应视为有责任能力或限定责任能力。

2.脑器质性精神疾病、躯体疾病及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

脑器质性精神疾病、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在临床上表现为急性脑病综合征，主要表现为意识障碍，丧失了对自身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出现违法犯罪时，评定为无责任能力。

脑器质性精神疾病、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也表现为慢性脑病综合征和精神病性症状，表现类精神分裂症、抑郁状态、类躁狂状态，达到精神病性程度，如果作案行为与精神疾病直接相关时，评定为无责任能力，程度较轻的评定为有（部分）责任能力；表现为人格改变者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部分从轻评定为有（部分）责任能力；表现为智能障碍者参照精神发育迟滞评定责任能力。

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常见形式为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急性酒精中毒后由于出现意识障碍，辨认和控制能力均受到损害，容易出现违法犯罪行为。普通醉酒状态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因为在饮酒前被鉴定人就应预见饮酒后可能出现的后果；

复杂性醉酒一般评定为有（部分）责任能力。酒精中毒性脑病、酒中毒性妄想症、酒中毒性幻觉症等，由于其病情达到精神病性程度，参照精神分裂症鉴定原则进行评定，一般评定为无责任能力和无行为能力。

3.精神发育迟滞

精神发育迟滞在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中居第二位，仅次于精神分裂症。精神发育迟滞患者辨认和控制能力削弱，容易接受暗示和教唆而犯罪，也容易受到人身侵害。女性患者常因被强奸或诱奸而要求鉴定其行为能力和性防卫能力，以明确施加侵害的犯罪嫌疑人的法律责任。一般参照智商结果予以评定。

智商在34 分以下者为无责任能力，35～49 分者评定为有（部分）责任能力，智商在50～69 分者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行为能力评定原则大体相同。应该指出的是，智商测定不应是我们评定责任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唯一依据，应结合生活、学习和工作能力综合评定。

4.人格障碍和性心理障碍

狭义的人格障碍指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反社会性人格障碍者缺乏正常的道德伦理观念，行为具有冲动性，容易出现违法犯罪行为。生物学研究发现这类人的大脑成熟延迟，皮层警觉性低下，脑电节律变慢，表明脑功能不良。

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仍有充分的辨认能力；而且人格障碍的程度越严重，反社会性就越强，对社会危害性越大，医疗措施难以奏效，必须给予强制性处罚措施，一般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对曾有脑部疾病病史和脑损伤病史、脑电图或脑影像学检查有明显异常者，可以酌情评定为有（部分）责任能力，但应严格掌握。

各类性心理障碍者一般现实检验能力并未受损，未丧失是非辨别能力，对自身的所作所为能够清楚地评价，一般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恋尸症、性施虐症等，因其社会危害性较大，法律上往往从重处罚。

3. 假药案该如何定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

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

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单位犯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个人犯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法定刑处罚。

《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 经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鉴定，生产、销售的假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1、含有超标准的有毒有害物质的;

2、不含所标明的有效成份，可能贻误诊治的;

3、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可能造成贻误诊治的;

4、缺乏所标明的急救必需的有效成份的 。

生产、销售的假药被使用后，造成轻伤、重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生产、销售的假药被使用后，致人严重残疾，三人以仁重伤、十人以上轻伤或者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

第九条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仓储、保管、邮寄等便利条件，或者提供制假生产技术的，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共犯论处 。

第十条 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一条 实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犯罪，又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查处，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第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从重处罚。

构成本罪同时构成一百四十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依照处刑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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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林永祥等15名被告人销售假药案一审宣判 11人获刑

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林永祥等15名被告人销售假药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林永祥等15名被告人犯销售假药罪，分别对其中林永祥等11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至六年六个月不等的刑罚，

对被告人王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分别判处数额不等的罚金；对被告人马前、曹旋昌、马毛毛等三名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在被告人王蜂缓刑考验期间，禁止其从事药品销售活动。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至2014年7月间，被告人林永祥、张旭、马庆志、柳杨、张歌萌、喻甦、韩柏龙、唐宁、李振岳、何永高、林翔、王蜂、马前、曹旋昌、马毛毛等人，

通过印度人ANKIT(音)或通过他人购进大批“吉非替尼”(Gefitinib TabletsIP Geftinat，又称“易瑞沙”)、“甲磺酸伊马替尼”(Imatinib CapsulesIP，又称“格列卫”)、“盐酸埃罗替尼”(Erlotinib Tablets，又称“特罗凯”)、

“甲苯磺酸索拉菲尼片”(Sorafenib tosylate Tablet，又称“多吉美”)等药品，然后在国内通过网络或通过到医院向医生、患者推销等方式，在国内加价销售。

经连云港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上述药品均标示：Made in India by:NATCO，外包装均未标示进口药品注册证号，外包装、标签及说明书无中文标识，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查询系统中未查询到我国进口印度生产的上述药品，属于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

其中，被告人林永祥销售金额共计350余万元；被告人张旭销售金额共计590余万元；被告人马庆志销售金额共计430万余元；被告人柳杨销售金额共计340余万元；被告人张歌萌销售金额共计190余万元；

被告人喻甦销售金额共计210余万元；被告人韩柏龙销售金额共计150余万元；被告人唐宁销售金额共计150余万元；被告人李振岳销售金额共计130余万元；被告人何永高销售金额共计50余万元；被告人林翔销售金额共计40余万元；

被告人王蜂销售金额共计35万余元；被告人马前销售金额共计10万余元；被告人马毛毛明知被告人马前销售的药品为未经批准从国外进口的药品，仍然帮助被告人马前运送、销售；被告人曹旋昌销售金额共计5万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