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民法典

❶ 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区别和联系

好比考试吧
有没有考试资格，能否领到准考证是权利能力；
至于考得上考不上，则是行为能力。
通俗吧！

❷ 哪位亲能告诉我《瑞士债务法》第46条、《奥地利民法典》第1325条的具体内容 无限感激 得到回答后另有重谢

'?

❸ 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叫什么现在还在使用吗

一. 《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环视全球，不少国家都有民法典。

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1900年实施的《德国民法典》等，都曾具有深远的世界影响力。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制定了各种民事单行法，如《婚姻法》《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收养法》《继承法》《担保法》等。国家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3次启动民法典的制定，但均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这一重大立法任务。2019年完整版的民法典（草案)首次亮相。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是《法国民法典》，也称《拿破仑法典》（Napoleonic Code） 或《民法典》（Civil Code）。

《拿破仑法典》总共分为三大部分，2281条法律条文。第一部分是人法，其中都是有关民事权利的规定；第二部分是物法，是有关各类财产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规定；第三部分是获取各类所有权的方法的规定，具体包括继承、遗嘱、还债、赠予、夫妻共同财产等相关法律条文。这部法典是资本主义国家最早的一部民法法典。破除了封建的立法原则，成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的立法规范，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法国民法典是影响及于全世界的一部大法典。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就产生在它的旁边，却相形见绌，不为后世所重。至今我们仍不能不研究它，仍从它那里得到启示。

法国民法典所表现的启蒙思想和解放精神，对于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寻求自由与解放的人民，都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和价值，对于任何一个想要建立新的法律秩序的人民，也具有极大的益处。

真难怪法国人民对这部法典充满着爱好和感情，几次想要改造它而又舍不得它，还是保留它的原貌。世界人民也把它作为一部有高度学术价值的著作。中国商务印书馆将之与《法学阶梯》一并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完全是应该的。

在中国，研究法国民法典，深刻领会其革命的精神与思想史上的价值，用以促进中国自己的民法典的制定，是这一代法学者的任务。

二. 我国的《民法典》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民法典是对单行民事法律的有机整合，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在建立和健全国家民商事法律的规定以及人们的行为准则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比原来的法律规定，民法典有很多重大突破，比如将人格权独立成篇，这是民法典属于中国的独创，是最大的亮点，相信也会产生世界影响。

民法典是一部具有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法律。比如，总则篇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重要的立法目的，体现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鲜明中国特色。另外，民法的基本原则增加了绿色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是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是实现“五位一体”建设美丽中国的具体体现。

民法典还是一部体现人文关怀的法律。比如，虽然胎儿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民法典对胎儿予以了特殊保护，包括对遗产继承和接受赠予的胎儿利益保护。

❹ 多地开展居住权登记，为什么《民法典》要设立居住权

我国物权变动有“登记生效”和“登记对抗”两种模式，根据《民法典》第368条可知，
居住权涉及到设立人与居住权人的重大利益，采用“登记生效”模式更为合理。因此想要真正享有居住权这项用益物权，除了签订有效的居住权合同外，还需要办理权属登记。若双方只签订了居住权合同，只是设立了债权，居住权人可据此债权请求设立人配合办理权属登记，登记后才享有物权。若因居住权人违约无法办理居住权权属登记，居住权人可以根据成立并生效的居住权合同，向设立人主张违约责任。

❺ 信用权的必要性

《反不正当竞争法》 在中国制订民法典的理论争鸣中，对信用权是否要规定，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信用权是已经死亡的权利，不必加以规定，并举出《德国民法典》关于信用权的规定，在日后并没有发挥作用的实例加以说明；另一种意见认为，信用权有必要加以规定，因为这是关于民事主体的经济能力评价的权利，在市场经济中有重要的作用并举出台湾最近修订的债编补充规定信用权的实例加以说明。有学者采肯定的观点，认为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信用权作过规定，而且规定信用权，对信用权的保护确有必要；引用保护名誉权的规定对其加以间接的保护，对信用权保护是不完备的。[⑦]笔者认为除上述理由外，中国确认信用权还符合对信用权的立法趋势、有利于改善中国社会信用现状及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应当确立信用权制度。 （一）确立信用权制度符合对信用权的立法趋势
德国比较侵权法学家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教授指出：欧洲有几个国家设有专门规定调整危害个人或企业信用的侵权行为。以时间先后为序，有这种规定的民法典包括：《奥地利民法典》第1330条II、《德国民法典》第824条、 《希腊民法典》第920条和《葡萄牙民法典》第484条。根据荷兰法律，民法典第6：167条（请求发表对误传的更正；同参《奥地利民法典》第1330条II第2项）要求此等行为必须在民法典第6：162条中有界定。在西班牙，1982年5月5日《个人名誉保护法》已经扩展到对信用即“商业上的名誉”的保护。在意大利，法院在一般条款之下塑造和论证信用权（righttoareputazioneeconomica）。在比利时和法国，对个人或企业信用的危害，不过是一般条款所调整
的内容，并没有被特别强调。[⑧]由此可见，在欧洲大陆各国大多对信用权进行规制，或通过民商事法律专门规定，或通过法院的司法判例。 台湾地区为因应社会发展，在上世纪70年代始就对民法债编进行修订，在1999年修订后的债编开始实施。其中第195条第1款规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健康、名誉、自由、信用、隐私、贞操，或不法侵害其它人格法益而情节重大者，被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其名誉被侵害者，并得请求回复名誉之适当处分。”首次以民法典条文的形式将信用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在信用受到侵害时可以请求非财产损害赔偿，以区别于侵害名誉权。
相比之下，中国只是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大多数学者认为该条是对信用权的间接规定。笔者认为，或许该条实际效果上具有保护信用权的作用，但从该条立法本意及文字表述上，应该是对经营者商誉的规定，而且在该法制订时学界关于信用权的探讨尚未出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该条不是信用权的规定。信用权与商誉权是不同的，这种将信用权放在商誉中规定的作法具有局限性。笔者认为既然信用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格权，那么将其放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不太合适，应当将其放在民法典中规定，构建完整的信用权制度，如此规定也与对信用权立法日益重视的趋势相符。 中国虽已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正在完善，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用体系尚未建立，在社会各个领域，信用失范现象比比皆是，社会信用环境日益恶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考察现时中国的社会信用现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大量企业任意逃废银行债务，银企之间陷入信用危机。二是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三角债，商业信用呈萎缩状态。三是证券市场信用严重不足，各种违规现象层出不穷，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四是假冒伪劣充斥市场，消费领域信用尤其不佳，消费者的利益得不到完善的保护。
在中国确立完整的信用权制度，制定一套完整、系统的规范信用活动的专门法律，明确信用主体行为的法律责任，为信用管理提供法律依据。笔者认为，除了在民法典中对信用权作出完整规定外，还应当借鉴台湾地区在刑法中规定侵犯信用权罪的规定。另外还应当切断政府与企业的联系，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行效率，使法律真正成为维护信用关系、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追究违约侵权责任的有力武器。通过上述举措，形成良好的市场信用体系，可以有效改变当前中国的信用现状。 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信用经济，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培育信用观念、健全信用制度，形成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确立信用权制度有利于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信用制度不仅是经济发展中一个强有力的助推器，更是支撑现代市场经济高效运转的基础和必要的安全装置；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是落实扩大内需政策、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通过法律对信用权制度的确立，可以为建立良好的信用环境提供法律上的保障，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其次，通过确立信用权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规模，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信用是维护与保障交易正常进行的基础，也是促进交易、提高效率的重要因素。在完善市场经济过程中，信用失范现象十分严重，使得人们对先进的交易方式望而却步，无法降低交易成本。同时，现代经济发展使各个企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不由自主的就形成了交易链条，而交易链条是以信用为中介的，一旦失信，链条就会断裂，市场规模就难以形成。通过确立信用权制度，形成良性的信用机制，在经济活动中，利用先进的交易方式，降低交易成本；维持与巩固交易链条，扩大市场规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最后，确立信用权制度，可以使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是扩大对外开放的基本前提，中国已经加入WTO，中国经济必须与国际经济接轨，企业要按国际惯例办事，不守规则的企业将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信用体系尚不完善，难以适应经济国际化发展的需要。通过确立信用权制度，培植中国的信用体系，可以应对加入WTO对中国企业的冲击，提升中国企业在国内外的竞争力，充分融入国际市场。

❻ 人身关系的概念

”。《民法通则》的英译本中把它翻译“personal relationship”，从这个译法来看，它只有人的关系，没有身份的关系。那民法学者要面临的问题是，民法到底调整人格关系还是人身关系。
第二个问题是，民法如果确实调整人身关系。那么身的因素是如何进入的，一个和它相关的问题是，身的因素与人格的因素的关系如何。
第三个问题，“人”是什么，“身”是什么。
先来看看罗马法是怎么规定的。罗马法关于人与身的关系有个非常好的表达，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说：“人格变更就是改变先前的身份”。它告诉我们，身份是人格的要素。罗马法中有三个身份，自由人的身份，市民的身份，家族的身份，同时具有三项，才有人格。如果丧失，则变更了人格。
第二个问题看看奥地利民法典。它是1811年制定的，在它第15条中规定，人法部分地关系到人地身份和人的关系，部分地建立在家庭关系的基础上。它把人法当成人的身份和人的关系的法律和关于家庭的法律。在这个表达中终于看到了关于“身”的因素。第16条规定了天赋的权利：每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都享有与生俱来因而被看作法律意义的人的权利。第18条规定了获得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取得权利。16条实际上是关于民事权利的规定，18条是行为能力的规定。第21条规定了行为能力的例外，33条规定了外国人的权利，39条规定了基于宗教关系的对人权。这些规定怎么理解，它是从罗马法中身份制度中衍生出来的，但它又超越罗马法。罗马法的三种身份是公开地加强强者地权威，奥地利民法典中地身份划分却关注弱者地待遇问题。
从奥地利民法典以后，看到“身”地因素正式地体现出来。现代人的身份观念与罗马法中的观念已经不同。
第三个问题，讲讲中国法。可以看到，上面提到的奥地利民法典除了关于宗教的规定之外，剩下的我国《民法通则》都已具备。但在我国民法理论中，只是把身份关系理解成家庭关系。我觉得这是不全面的。另外，人格是什么。人格从罗马法到奥地利民法典以来，一直都是主体资格的意思。在我国，一般理解成人格权，也有学者理解为法律能力，但通常情况下被理解为包括生命、健康、姓名、名誉等在内的具体要素。也就是说，我们理解的是具体的人格权。由于这样一种理解上的偏差，造成对私有身份社会功能的缺失，造成身份关系远远落后于财产关系。
第四个部分，讲一下人格究竟是什么。 在我考察的范围里，人身关系中的人格从来不是到现在也不应该是人格权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个说明。人格权的概念是19世纪产生的，最早出现在德国。它的含义是作为人的自由实现的一种人格权。
在身份关系中，我们犯的错误，我们已经把身份关系缩减为亲属关系。但在亲属之外，还存在更多的身份，比如未成年人、残疾人、精神病人等身份。法律作出身份的区别是为了对弱者的特殊保护。另外在消费者运动中，也出现了消费者的身份。所谓从身份到契约，自己人格权的兴起，实际上就是家庭以外的各种身份的勃兴。遗憾的是，这样的立法和司法现实并没有在理论上得到充分的反映，因此，身份仍只被理解为“亲属关系”。现在已经到了把两类身份关系统一到民法调整的身份关系上来的时候了。
这样的目的何在？将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合成人身关系功能如何？我认为它涉及我们对市民社会的理解。这样的人身关系是要组织一个不能离开财产的市民社会。这一表达的中心词是市民社会，其限定语表明了它不能离开财产而存在。这种组织包括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对人进行分类：首先，身份法通过国民与外国人的身份划分把“我们”（本市民社会）与“他们”（其他市民社会）分开。其次，它运用身份划分在某个共同体内把人分为不同的类别作为法律适用的基准。第二个环节是分别给予不同身份的人不同的待遇，或赋予完全行为能力，或限制其这方面的能力。通过以上作出的分类，立法者力图做到“老有所养、幼有所有、壮有所用”。按照我的理解，市民社会就是一个尽量自足、有问题尽量靠自己解决、尤其求助于国家的社会。理解了以上问题。我们就可以理解以下三个对民法调整对象的定义：
首先，意大利一本民法教科书告诉我们：所有可以在民法的名号下包括的东西，包括以下方面：首先是更直接地关系到主体的存在的规则：其次，上述主体参与享用和利用经济资源的一般规则。
第二个定义是意大利一本民法词典的定义：调整主体际关系的法，这些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私人团体，甚至在实现单个的规范时，这些关系也并不托付给公共机构的照料，而是留诸个人的主动性。因此，这一法的部门包括所有关系到主体的存在、其能力的规范，以及上述主体参与对经济资源的享有和利用的各个方面的规则。它尤其包括对物权和债的关系的规制。最后，它还包括在其遭受法律财产领域的偶然发现或现实的侵害时保护主体的规范。
第三个定义是阿根廷的定义，民法不考虑其业务和职业地调整在其自身关系和与国家的关系中的人，而这些关系以满足人性的需要为目的。
这些拉丁语族国家的定义都是强调民法的首要功能是组织法，其次才是解决经济资源的享有和利用问题，这与我国长期流行的民法通则第二条式的民法调整对象理解形成鲜明对比。

❼ 合同法解释二15条的内容，举例说明

【劳动法司法解释】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五条解释：【多重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违约责任请求权】
第十五条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多重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违约责任请求权的解释。
【条文理解】
多重买卖合同，又称一物数卖合同，或者一物多卖合同，即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数个买卖合同，分别出售给数个买受人。在出卖人一物多卖时，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买受人能否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这涉及一物多卖时多个买卖合同的效力和买受人的债法救济等问题，这些问题又和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规定直接相关。掌握本条规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多重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
在一物多卖时，只能有一个合同的当事人取得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在此情形下，其他没有达到物权变动效果的买卖合同的效力如何?这涉及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规定问题。大陆法系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物权变动模式有三种：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以《奥地利民法典》代表的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通说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72条、《合同法》第133条、《物权法》第9条和第23条的规定，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物权变动模式采取的是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即物权发生变动时，除了当事人之间签订债权合同之外，还需要履行登记或者交付的法定方式。该模式的特点为：第一，基于法律行为转移物权，事先需要有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合意是依法律行为变动物权的基础。但此种合意不是所谓的物权合同，而是债权合意，即当事人是否设定物权以及物权内容等方面达成的协议。第二，在合意基础上，还需要履行一定的公示方法(登记或者交付)才能达到物权变动的效果。第三，该模式区分债权变动与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基础，认为当事人之间生效的债权合同仅能引起债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生效的债权合同结合交付或者登记手续的办理，方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因此，债权合同的效力是独立的，是否登记或者交付，影响到物权变动的效果，但对债权合同的效力不产生影响，对债权合同效力的判断法律依据是《合同法》第52条等相关规定。对此，《物权法》第15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该原则统称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的区分原则。
在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当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如标的物未交付(动产)或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不动产)，标的物的所有权就不发生转移。在此情形下，出卖人再与后续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由于出卖人此时出卖的仍为其享有所有权的标的物，只要不具有《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出卖人此后所订立的数个买卖合同应为有效的买卖合同。
假若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即将标的物交付(动产)或为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出卖人事后再与后续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在此情形下，由于出卖人已非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后续的买卖合同实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对于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的效力，素有争议：一为无效说。该说认为《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的规定属强制性规定，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二为效力待定说。该说认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即属于《合同法》第51条所规定的无权处分合同，依据该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财产权利的，该合同有效。”三为有效说。该说认为在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债权合同的效力是独立存在的，物权没有发生变动，并不影响债权合同的效力，只要不具有《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后续买卖合同应为有效。该说为通说。

❽ 哪些国家有民法典

法国,在拿破仑时代就编出了<<民法典>>后改名为<<拿破仑法典>>;而德国、奥地利等国家的法律就深受其影响

❾ 房屋买卖的司法解释

房屋买卖
一、解释论的探讨-以请求权基础检索为中心
请求权基础检索法，就是指通过寻求请求权的基础，将小前提归入大前提，从而确定请求权在法律上能否得到支持的一种案例分析方法。
1、所谓请求权规范基础（Anspruchsnormengrundlage），简称请求权基础（Anspruchsgrundlage），是指可供支持一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人有所主张的法律规范。
2、请求权基础检索方法是德国民法学上一种独特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在运用法律分析实际案例的过程中，必须明确当事人的请求所依据的明确的法律规范，而且要求请求权基础的搜寻和法律规范的解释结合起来，从而养成严谨细密的法律思维方法，并维护法律适用的合理性、可预见性和安定性。
3、下面我们就运用请求权检索的方法对本案进行分析。
（一）解除合同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就本案来说，吉春公司“以新庄公司迟延十天支付房款为由”请求解除购房合同。其请求权的基础只可能是《合同法》第94条第4项的规定，即“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但是，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4项的规定，在迟延履行情况下的法定解除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第二，迟延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本案中，吉春房地产公司与新庄公司就买卖房屋达成协议后，合同履行期届至，买方新庄公司于2001年1月10日交付了价款，但比约定的清偿期迟延了十天。可见，新庄公司存在迟延履行的行为。但是，新庄公司的迟延履行是否致使对方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呢？
由于合同解除构成“合同必须严守”规则的例外，因此，各国对合同解除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而与合同法第94条第3项规定的法定解除相比，5第94条第4项规定的法定解除不需要催告对方当事人，所以，法律对此种合同解除的限制就更加严格，必须即致使对方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根据我国权威学者的看法，迟延履约是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考虑时间对合同的重要性。如果时间因素对当事人的缔约目的的实现至关重要，违反了规定的交货期限将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允许非违约方解除合同；如果时间因素对合同并不重要，迟延造成的后果也不严重，则在迟延以后，不能认为迟延造成了合同目的落空而解除合同。当然，在确定迟延是否严重时，还应考虑到迟延的时间长短以及因迟延给受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失等问题。6从本案的案情来看，吉春公司并不能证明时间对合同目的的影响，而且新庄公司也只是迟延了10天，因此，不能认为迟延造成了合同目的落空。另外，吉春公司交付房屋的事实本身也说明了新庄公司的迟延并未导致吉春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即吉春公司不能依据合同法第94条第4项的规定解除合同。
（二）返还房屋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在本案中，吉春公司还请求该房产的占有人银建公司返还房屋。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定，吉春公司的并不能基于合同解除以后的原物返还请求权提出请求。所以，吉春公司提出的返还房屋的请求，只能是根据物权请求权中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但是，由于我国民事立法中尚未规定物权请求权，所以，吉春公司只能通过扩张解释《民法通则》第117条第1款的规定（即“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从而获得请求权规范基础。7
但是，吉春公司如果要依据物权请求权来请求银建公司返还房屋，吉春公司必须仍然对房屋享有所有权。无疑在与新庄公司就买卖房屋达成协议前，吉春公司享有房屋所有权。现在的问题就是，房屋所有权是否已经移转给了他人。
在本案中，新庄公司于2001年1月10日交付了价款，同时，卖方吉春公司也依合同约定完成交付，将该楼盘移转占有给新庄公司，并着手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但是，直到诉讼之时，登记手续并没有办理完毕。8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条第三款规定：“房地产转让或者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此处仅仅指明“应当”登记，而对于未登记的效力如何，却没有明文规定。根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9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另外，根据我国权威学者的解释，我国不动产的物权变动采债权形式主义模式，所以，登记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不经登记不发生不动产所有权的移转。9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本案中，虽然吉春公司和新庄公司没有完成登记手续，但是，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并不因此而无效，只是不发生所有权移转的法律效果而已。因此，吉春公司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是有法律根据的。
但是，虽然房屋所有权尚未移转给新庄公司，如果银建公司能够依据善意取得制度获得所有权，则吉春公司仍然会丧失所有权，从而也就不能再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善意取得制度，但是《民法通则意见》第89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根据学者的解释，这一规定体现了善意取得的精神。10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扩张解释该条规定从而使得善意取得制度在本案中得到适用。
但是，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一个要件就是，第三人（在本案中即银建公司）必须是善意的。善意是指不知情，即不知道或不应知道让与人转让财产时没有处分该财产的权限。11在本案中，银建公司在购买时到房地产登记部门查阅登记，登记机关告知该房产过户手续已经领导批准，正在办理过户手续。由此可见，银建公司知道新庄公司在转让给房屋时并不享有房屋的所有权，因此，不能认定银建公司是善意的。所以，我们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从而使得银建公司获得房屋的所有权。
需要指出的是，银建公司还可能提出的另外一个抗辩就是，其对房屋的占有是有权占有或者新庄公司是有权占有。如果此种抗辩成立，那么，吉春公司也不能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当然，此种抗辩的法律依据在我国现行法上也难以寻觅。但是，根据各国民事立法的通例12，占有人或者作为其权利来源的间接占有人对所有权人对所有权人有权占有时，占有人可以拒绝将物返还13.也就是说，如果在本案中如果银建公司或者新庄公司中的任何一个有权占有房屋，那么，银建公司都可以对吉春公司的主张提出有效的抗辩。
要考察银建公司是否是有权占有，我们必须明确，此前新庄公司是否是有权占有。如果新庄公司是无权占有，那么，银建公司自然不可能是有权占有。
在本案中，新庄公司是基于合同和吉春公司的意志而占有房屋，此种占有是否是有权占有呢？根据学者的看法，具有法律上之原因之占有为有权占有（又称为有权源占有、正权源占有），该法律上之原因或者根据，学说上称为权源（或本权）。例如所有人、地上权人、典权人、承租人、借用人之占有标的物，系基于其所有权、典权、租赁权或使用权，具有占有之权源，故均为有权占有是。14所谓本权，即“得为占有之权利”，指基于一定的法律上的原因而享有占有的权利，主要包括物权与债权。15在本案中，新庄公司是基于合同而吉春公司的意志而占有房屋，此种占有是否是“本权”呢？
在不动产已经移转占有，而未办理登记手续的情况下，买卖契约是否足以作为买受人占有买卖标的物的权源呢？对于此问题，学界向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1）否定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占有之具有排他性，系因占有人于占有物上，行使之权利，推定其适法有此权利，倘占有物已证明系他人所有，则占有人即无再对物之所有人行使排他权之余地。16（2）肯定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买受人可依买卖契约而向出卖人请求办理登记过户手续，另一方面，买受人占有标的物，系基于出卖人之交付，自非“侵夺”，亦非“无权”，不符合所有权返还请求权之要件，盖民法（此处指台湾地区“民法”-笔者注）第七百六十七条前段所称之“无权”，应含有“不法之评价”，此可从其下之侵夺用语可知。另外，出卖人也不得以物权优于债权之理由，作为买受人无权占有之主张，盖物权之优于债权，通常是于有第三人出现之情形。在无第三人之场合，当事人此时只有债之关系，自受其拘束，否则，物权恒无法透过债权而生变动。17
我认为，否定说较为妥当。其理由在于：第一，买受人得依据买卖契约请求出卖人办理登记手续本身并不足以证明买受人占有是有权占有。因为买受人基于买卖合同而对出卖人享有请求其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但是，买受人要占有该标的物，必须以享有对标的物的所有权为前提。第二，所有权作为一种对世权，应当也必须可以对抗包括买受人（尚未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买受人）在内的任何人。如果标的物的所有人不能请求买受人返还标的物，则所有人的所有权必然虚化。第三，虽然标的物的所有人享有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但是，此种权利的享有并非排斥了所有人应当依照买卖契约承担的违约责任。
总之，我认为，根据买卖合同，新庄公司只是获得了请求吉春公司移转房屋所有权的权利，新庄公司只有获得了所有权，才能构成对房屋的有权占有。在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下，新庄公司的占有是缺乏本权的占有，是无权占有。
既然新庄公司的占有是无权占有，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认定，银建公司的占有也是无权占有。因此，银建公司不能以“有权占有”为由提出抗辩。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吉春公司请求该房产的占有人银建公司返还房屋的请求应当得到支持。
二、立法论的探讨-以物权变动模式为背景
本案中暴露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出卖人已经提出了登记申请的情况下，出卖人是否可以随意撤回其申请？在出卖人随意撤回申请的情况下，法律对买受人能否提供必要的救济？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物权变动模式说起。
（一）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
根据学者的看法，物权变动的模式主要有三种：
1、意思主义模式。在此种模式之下，物权因法律行为而变动时仅须当事人之意思表示，即足以生效力，而不须以登记或交付为其成立或生效要件。法国民法（参见《法国民法典》711、1138条）和日本民法（参见《日本民法典》176条）都采纳此种模式。在此种模式下，公示原则所需之登记或交付等公示方法，系对抗要件而非成立或生效要件。
2、物权形式主义模式。在此种模式下，物权因法律行为而变动时，须另有物权变动之意思表示，以及履行登记或交付之法定形式，始能成立或生效。德国民法采纳此种模式。德国民法认为，债权行为只能产生债的关系，必须另外有物权行为，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后果。此种模式的采纳以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为前提。
3、债权形式主义模式。在此种模式下，物权因法律行为而变动时，除债权之合意外，仅须践行登记或交付之法定形式，始足生效力。奥地利民法采纳此种模式（参见《奥地利民法典》第426、431条）。在此种模式下，一个法律行为不能同时发生债权和物权变动之效果，但物权之变动，仅须在债权意思表示外加上登记或交付（登记或交付为事实行为）即可，不需另有物权变动之合意。18
对于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我国学者几乎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应当采纳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19，而且这种意见已经被立法者采纳20.
（二）意思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对出卖人提出登记申请后的反悔行为的处理方式
在意思主义模式下，仅仅双方的意思就可以导致物权变动，因此，倘使物权已经发生变动后而为登记，则此项登记请求权属于物权请求权。21日本学者认为，若登记义务人拒绝协力时，登记权利人则无此项权利，这样不仅致登记权利人因此而蒙受损失，同时亦使得登记制度失其机能。故而登记请求权乃登记权利人享有的、强使登记义务人为协力的权利。22如果出卖人拒绝履行协助义务，或者出卖人在提供协助以后又反悔，则买受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获得一个基于登记请求权而令被告履行登记手续之给付之确定判决。若已获得基于登记请求权而令被告履行登记手续之给付之确定判决-依照仅命令物权变动之判决并不可以-时，登记权利人可以依据其判决单独进行登记（不登27条。大判1940，6，19新闻4597号9页。）23
在物权形式主义模式下，原则上任何一方都得随时撤回物权的“合意”。24允许撤回物权的“合意”的理由，因在于避免合意的不明确而起纷争，及维持法律关系的明了性，所以在缔结了合意的事实昭然若揭，即把行为的意思表示于外时，即不能撤回物权合意，主要包括如下情形：第一，已进行了登记（一经登记，即可推定有合意的存在）；第二，合意在土地登记所缔结；第三，合意依裁判上或公证上的证书作成；第四，向土地登记所提出合意；第五，权利人（受动的当事人）依德国土地登记法第29条的规定，把登记承诺证书交付给对方。25
根据我国《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买卖城市私有房屋，卖方须持房屋所有权证和身份证明，买方须持购买房屋证明和身份证明，到房屋所在地房管机关办理手续。可见，我国系采共同申请原则。26在本案中，吉春公司和新庄公司已经共同向登记机关提出了登记申请，但是，事后吉春公司又要撤回申请。此种情形在德国就属于前述第四种情形，即向土地登记所提出合意。
德国民法典第873条第2款规定，“登记之前，只有在当事人的合意已经经公证证明、或者已经提交给不动产登记局或者已经到达不动产登记局，或者当权利人将符合土地登记法的规范许可的登记许可并交付给相对人时，合意对当事人有拘束力。”依德国民法学者的一般解释，该约束力的意义是撤销权的排除，即在物权合意能够明确地以其他形式得到确认的情况下，不允许当事人单方面地撤销该合意。27因为，这种撤销行为可能“动摇诚实信用原则而且给正常的交易秩序带来危险。”28
可见，在物权形式主义模式下，通过在特定条件下排除当事人撤销物权合意的自由，因此，维护了正常的交易秩序，保障了诚实守信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
（三）我国的立法选择-代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国立法和理论界对登记过程中一方当事人的任意撤回申请的行为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但是，实务部门以及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第五次民事审判工作会议文件明确宣告，在当事人的物权变动意思“可以证明”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没有登记，也承认物权变动的有效。29
在肯定这一文件精神的合理性的前提下，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指示具有很多缺陷：第一，这一指示和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不相契合。已如前述，我国选择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已经是大势所趋；而这一指示提出的所谓“物权变动意思”，显然是以采纳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为前提的。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这一处理与德国民法典第873条第二款这一典型的物权行为理论应用条款几乎没有区别。30第二，该指示认为，在当事人的物权变动意思“可以证明”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没有登记，也承认物权变动有效。这与物权的公示原则相冲突。因为在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不动产物权变动里，登记具有发生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效力，这一效力称为形成力。31将登记与物权变动结合为一体，是为了统一物权变动的对内关系和对外关系，从而维护交易安全。如果承认在当事人的物权变动意思“可以证明”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没有登记，也承认物权变动有效，这显然就与公示原则相违背。
那么，在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下，如果有效规范登记一方当事人事后任意撤回登记的行为呢？在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下，显然不能认为当事人双方的共同申请行为就是一个“物权合意”，而只能认其为事实行为。我认为，我国法律可以在共同申请原则上设立一个例外-单方申请，即如果在提出申请后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又撤回，那么，对方当事人可以进行单方申请。但是，为了保证这种单方申请登记的权利的正确行使，有关当事人应当通过法院确认其单方申请的权利，并依据法院的判决进行申请。
注释：
1、参见王利明：“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探讨”，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以下。
2、参见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3、参见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4、我国《合同法》自1999年10月1日生效，因此，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
5、《合同法》第9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6、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
7、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民事立法尚不完备的情况下，请求权规范基础方法的适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8、我国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登记”是否是指“登记完毕”，但应当理解为登记完毕。这种理解可以从《瑞士民法典》的规定中得到佐证。《瑞士民法典》972条第1款规定：“物权在不动产登记簿主簿登记后，始得成立，并依次排列顺序及日期。”另外，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第23条也规定：“设定、移转不动产物权的，受让人自登记完成时取得该物权。”
9、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210页；梁慧星、陈华彬编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4－75页。反对意见，可参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3页。
10、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页。
11、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页；梁慧星、陈华彬编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188页。
12、德国民法典第985条规定：“所有权人可以要求占有人返还其物。”986条规定第一款前段规定：“占有人或者作为其权利来源的间接占有人对所有权人对所有权人有权占有时，占有人可以拒绝将物返还。”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67条规定：“所有人得向无权占有其物者和侵夺其物者请求返还。”
13、关于所有权人是否可以向有权占有人主张，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所有人不能向有权占有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另一种观点认为，所有人可以向有权占有人提出请求，但是，有权占有人可以提出抗辩。基于方便所有人行使权利考虑，我们采纳后一种观点。
14、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40－941页。
15、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794页。
16、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七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17、参见苏永钦主编：《民法物权争议问题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70－71页。
18、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65页；谢哲胜：《财产法专题研究》（一），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83－87页；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145页。
19、参见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以下；梁慧星、陈华彬编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以下；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以下。反对意见参见孙宪忠：《论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以下。
2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二编第六条前段规定：“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应当登记，动产应当交付。”第九条第二款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国家、集体、私人的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登记；不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第二十五条规定：“动产所有权的转让以及动产质权的设立等，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自交付时发生效力。”
21、参见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页。
22、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页。
23、（日）我妻荣著，有泉亨修订：《日本物权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35页。
24、谢在全等：《民法七十年之回顾与展望纪念论文集（三）》（物权·亲属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
25、参见（日）山田晟：《德国物权法》，弘文堂1944年版，第192－195页。转引自陈华彬：《物权法研究》，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70－271页。
26、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页。
27、Baur/Stürner，Lehrbuch des Sachenrechts，16.Auflage，Verlag C.H. Beck，1992，Seite 41.转引自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页。
28、《联邦最高法院民事判决汇编》第46卷，第398页。转引自孙宪忠：《论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08页。
2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0年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以下。
30、孙宪忠：“再谈物权行为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31、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周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