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全文

Ⅰ 法院为什么要大量增加审判辅助人员

为了健全法官助理、书记员、执行员等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科学确定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数量比例，建立审判辅助人员的正常增补机制，切实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拓宽审判辅助人员的来源渠道，探索以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优化审判辅助人员结构。

该意见不仅指明了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改革方向，而且明确了审判辅助人员来源渠道、来源方式的改革思路。“周强指出，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试点有序推进，谁办案谁负责的新型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初步形成，法官办案积极性责任心增强，办案质效提升，改革成效逐步显现。

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全面推进司法责任制及相关改革。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跟踪问效，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中央部署的改革任务精准落地，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要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院，狠抓队伍建设，以良好的纪律作风和公正高效的审判切实体现改革成果。周强强调，要全面推进司法责任制及相关改革，最大限度激发改革内生动力。

要按照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部署，抓紧全面推开司法责任制改革，确保改革政策落实到位、改革红利释放充分、改革效果明显提升。

要推动司法责任制正确实施，坚持问责与免责相结合，保护法官办案积极性，要正确处理放权与监督的关系，确保放权不放任、监督不缺位。

(1)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全文扩展阅读：

《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简称“四五改革纲要”），

六、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坚持以审判为中心、以法官为重心，全面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努力提升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到2017年底，初步建立分类科学、分工明确、结构合理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

Ⅱ 为什么要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

按行政区划设立的司法机关存在二个主要弊端：在管辖所属行政区划内案件时，易受地方保护主义干扰，影响司法独立。另外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司法机关承担业务量有很大差距，一些地方司法资源出现闲置，一些地方却要承受巨大案件数量压力。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的目的，就在于解决上述问题。

一、按行政区划设立的司法机关的二个主要弊端。

依据法院组织法，各级法院由各级人大选举产生，同级法院向同级人大负责，接受同级人大的监督和罢免。而各地方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地方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之间，只有法律上的监督关系，不是领导关系。由此造成法院机构设置的地方化，隶属关系的地方化的事实。因此出现两大问题，首先，按行政区划设立的司法机关在管辖所属行政区划内案件时，易受地方保护主义干扰，影响司法独立。另外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司法机关承担业务量有很大差距，一些地方司法资源出现闲置，一些地方却要承受巨大案件数量压力，苦不堪言。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二、如何设置跨行政区划的法院

设置跨行政区划的法院，实质就是改变按行政区划的设置方法，改为按照案件数量的多少和人口密度的大小来划分司法区，在此基础上设置法院。

2014年7月最高法发布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就8个重点领域提出45项重要改革措施。其中也提出要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国内其他国家机关已有这种模式。人民银行已经撤销所有省级分行，依据金融监管工作量的多少，而不是地域面积大小。选择跨省分行的驻地，主要考虑了各地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地理交通条件诸要素。

Ⅲ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的介绍

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发〔2015〕3号印发《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专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属2014—2018） 》。该《意见》分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总体思路、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基本原则、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主要任务、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工作要求4部分。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优化人民法院内部职权配置；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Ⅳ 刑事案件开庭宣判后罚款是否上缴国库

刑事案件中，准确的说应该是罚金。对于罚金的执行，一般由第一审人民法院负责裁判执行的机构执行。执行所得的财产是应该及时上缴国库的。

Ⅳ 最高法院“四五改革纲要”有哪些亮点

在千呼万唤之后，让人眼前一亮的好消息终于来了。新年伊始，一个有关未来五年司法改革走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简称“四五改革纲要”）终于出台了。
2014年7月初，最高法院在济南会议上发布了一个语焉不详的有关“四五改革纲要”的提纲性内容，为此引出了各大媒体的误传报道乃至多种猜测。最高法院领导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些猜测乃至希望的呼声，因而决定进行修订。当时，正值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如何吸收四中全会的重要精神，当然也成了修订者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
今年两会召开前夕，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26日正式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法发〔2015〕3号），并将之作为修订后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贯彻实施。我们看到，与去年7月发布的“四五改革纲要”大概内容相比，刚刚发布的《意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最高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主任贺小荣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过去的“四五改革纲要”是45条，现在已经扩展到了65条。因此，整个《意见》涉及的内容包括7个方面、65项改革举措，约11000字。
毫无疑问，这份涉及法院组织体系、司法管辖制度、法官履职保障、审判权力运行、法院人事管理等各个层面的《意见》，必然是指导未来五年法院改革的重要纲领。也就是说，无论是叫《意见》还是称“改革纲要”，未来五年的司法改革走向均已载入其中。那么，这一份修订过的“改革纲要”与去年7月发布的提纲性内容有什么区别？这份《意见》到底说了什么呢？究竟有哪些亮点呢？ 
众所周知，近十几年以来，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在以下三个层面进行了不同程度地探索与努力：一是以“司法独立”为核心的司法制度宏观架构的改革，即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好国家的司法权、行政权、立法权的相互独立性和平衡制约机制即司法权力配置问题；二是以“司法公正”为核心的司法系统内部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的改革，即如何解决纵向上下级司法机关之间的领导和监督机制、横向的检察对审判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有关司法人员的内部选任和奖惩机制、有关律师对审判和检察的监督机制等；三是以“司法效率”为核心的具体的司法程序的改革，即如何解决在保证司法公正前提下提高办案效率的问题。
对此，这份“四五改革纲要”既回应了近年来司法改革的探索与努力，又吸收了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从而对诸如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推进法院人员职业化建设等与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司法效率有关的重大改革难题，做出了周密部署与精心规划。同时，还设定了具体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一是到2015年底，健全完善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形成体系完备、信息齐全、使用便捷的人民法院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立覆盖全面、系统科学、便民利民的司法为民机制。二是到2016年底，推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形成定位科学、职能明确、运行有效的法院职权配置模式。三是到2017年底，初步建立分类科学、分工明确、结构合理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四是到2018年底，推动形成信赖司法、尊重司法、支持司法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
通过阅读与研究，从媒体人的眼光来看，我认为，这份“四五改革纲要”在如何解决推进司法改革的进程中，将对以下六大困惑或者难题予以解惑与攻坚，以求实现体制性突破。
一是在管辖体制上解决上下关系。除了散见于七个部分的文字表述，从第1项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立与第4项行政案件管辖制度的改革乃至第19项完善审级制度、第20项强化审级监督的内容来看，司法改革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上下级法院的监督职能定位问题。第一巡回法庭与第二巡回法庭已经开始挂牌办公，其职能是审理跨行政区划的重大民商事、行政等案件，以确保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并致力于调整跨行政区划重大民商事、行政案件的级别管辖制度，最终实现与最高人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有序衔接。而行政管辖制度的改革则是希望通过提级管辖和指定管辖，逐步解决“去地方化”问题。当然，还要进一步改革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制度，科学确定基层人民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逐步改变主要以诉讼标的额确定案件级别管辖的做法。最重要的是，要完善提级管辖制度与审级监督制度的改革，明确一审案件管辖权从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转移的条件、范围和程序，严格规范上级法院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的条件和次数，完善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文书的公开释明机制和案件信息反馈机制，从而真正实现一审重在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二审重在解决事实和法律争议、实现二审终审，再审重在依法纠错、维护裁判权威的司法改革目标。
二是在工作机制上解决内外关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第三部分“优化人民法院内部职权配置”与第四部分“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的规定中。着重通过解决从

Ⅵ 铁路运输法院的介绍

铁路法院初建于1954年3月，到1956年初，铁路运输检察院的各级机构普遍建立。主要受理涉及铁路运输、铁路安全、铁路财产的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2009年7月8日， 中央下发关于铁路公检法管理体制改革的文件，要求铁路公检法整体纳入国家司法体系，铁路法院整体移交驻在地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高级人民法院管理。截止2012年6月底，全国铁路法院完成管理体制改革，整体纳入国家司法体系。最高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即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指出，根据中央司法改革精神，铁路法院将改造为跨行政区划法院。即以科学、精简、高效和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为原则，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构建普通类型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受理、特殊类型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受理的诉讼格局。将铁路运输法院改造为跨行政区划法院，主要审理跨行政区划案件、重大行政案件、环境资源保护、企业破产、食品药品安全等易受地方因素影响的案件、跨行政区划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和原铁路运输法院受理的刑事、民事案件。目前，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已经改造为跨行政区划法院，即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Ⅶ 司法体制改革交出怎样的“成绩单”

2014年至2017年9月，总 书 记主持召开38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48个司法改革文件，其中涉及司法责任制改革、立案登记制改革、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等法院领域的重要改革方案31个，为人民法院推进司法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

Ⅷ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有哪些内容

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明确提出要推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促使侦查、审查起诉活动始终围绕审判程序进行，确保庭审在保护诉权、认定证据、查明事实、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随后各地法院陆续展开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但从目前各地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在取得明显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背景冲突、制度冲突以及技术冲突等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
一、背景冲突
当前，案多人少已经成为我国法院审判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法院刑事一审收案104万件，比上年上升7.09%，占刑事一审、二审、再审案件总数的89.32%；审结102.3万件，上升7.24%；判决生效被告人118.5万人，上升2.24%。法院系统的这种案多人少的矛盾，越到基层表现越突出。以笔者调研的C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为例，该庭主要承办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毒品犯罪的一审案件以及二审案件，2014年该庭共有承办法官15人，收案491件，平均每人32.7件，其中一审案件177件，平均每人11.8件，二审案件277件，平均每人18.5件；其他37件，平均每人2.5件。以一年240天的有效工作日计算，7天左右就要办结一起案件，而这中间还要包括开庭时间、案管系统录入办案信息的时间以及撰写法律文书的时间等等，工作强度和压力相当大。该市部分城区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更为突出。
这就带来一个现实的悖论：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数多年以来逐年递增、高位运行，已经成为新常态，这一因素是客观存在且不受法院主观因素影响的；而另一方面，法官的员额数又受到严格控制，至少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法院都不大可能大规模扩编。在这样的背景下，法院和法官为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不能不采取简化办案流程的方式来“挤”时间、“压”工作量。但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然要求庭审实质化，而庭审实质化无疑将变相加大法官的工作量。各地法院的改革试点表明，实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后，庭审持续的时间明显拉长，原本1个小时可以审结的案件，现在可能需要4个小时甚至更长；同时，因为要当庭宣判，法官开庭审理时的心理压力比以前更大，庭审的工作强度亦明显加大，法律文书质量的要求也更高。这些新要求、新常态都与法院案多人少的现实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这一现实矛盾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首先解决审判程序的“入口”问题，即必须对案件实行繁简分流，将庭审实质化改革适用的对象限制在那些案情相对复杂、疑难、重大的案件，而对于案情简单、双方争议不大的案件则应当通过简易化的程序流程予以解决。当前可以考虑的选择性方案包括：一是加大简易程序的适用比例，增强其分流案件的能力；二是强化“轻刑快处”程序的适用，简化办案方式、缩短办案周期、加快程序流转。
二、制度冲突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的成功依赖于相关制度资源的协助、支撑与配套。否则，单纯的庭审制度改革将如同“孤军深入”，战略上被动而战术上亦难以为继。从各地法院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一些相关制度的配套缺位已经严重影响到改革的成效，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庭前会议制度的功能和效力不明确。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核心是庭审实质化，但在当前案多人少已经成为法院审判工作主要矛盾的背景下，庭审实质化改革必须以庭审高效化为前提，实质化的庭审只能针对案件双方争议的焦点进行集中审理，而不能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为此，各地法院在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时，不约而同都提出必须充分发挥并突出庭前会议解决程序性事项、展示证据并整理争点的功能。但问题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庭前会议制度，但却并未明确其功能及效力，诸如庭前会议中被告人是否到场、庭前会议中控辩双方就证据和事实达成的共识究竟有无拘束力、是否允许反悔等问题规定不明。实践中，因为被告人方反悔而导致庭审“炒冷饭”或程序倒流的现象一再出现，不仅打乱了庭审节奏，更降低了庭审效率。实践中的另一大难点还在于在庭前会议中究竟能否处理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各地法院的试点情况表明，在庭审程序中处理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庭审效果似乎并不好，因而有观点主张在庭前会议中处理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但在庭前会议中处理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又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因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迫切需要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庭前会议的功能和效力予以明确。
二是证人出庭保障制度缺位。人证出庭作证是审判中心主义的核心要义，也是庭审实质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在我国司法实务中，依法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等人证出庭率低，已经是长期以来的一项痼疾，违背了刑事诉讼法上的直接言词原则，广为人所诟病。证人等不出庭、大量使用案卷中的证据替代品（如证人询问笔录），是造成书面审判盛行的重要原因。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然要求证人等出庭作证，但证人出庭作证又需要建立相关保障制度。对此，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专门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第六十三条又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但问题在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上述立法似乎从未真正落到实处。改革试点中证人出庭费用补助的标准和经费承担主体无法明确、统一，只能各行其是，而保障证人人身安全的主体和具体措施也无法到位。下一步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立法上的证人出庭保障制度能否真正“落地”。
另一方面，实践中法官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是，证人出庭作证后，是不是就不允许法官查阅、使用案卷中的书面证词（证人询问笔录）了呢？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固然反对“侦查中心主义”即法官完全以侦查阶段所形成的各种书面笔录作为裁判基础，提倡“四个在庭”：诉讼证据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但并不能就此理解为完全排斥法官查阅和使用案卷中的证据材料包括书面证词。实践中，证人尽管已经出庭作证并接受了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但有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证人翻证的情况下，法官基于查明事实真相的考虑，仍须查阅证人在审前程序中所作陈述，以便对证人证言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行审查，进而对翻证的合理性作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查阅、使用案卷中的书面证言，实际上是辅助法官进行证据审查、判断的一种必要手段，若一味禁止法官查阅、使用案卷中的书面证言，可能并不合乎实际。因此，实务中迫切需要的是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规定书面证言等使用的条件和方式，并建立相应的证据规则。
三是法律援助制度缺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并不是法官的“独角戏”，而是建立在控、辩、审三方良性互动基础上的制度设计，只有控辩双方尤其是辩护律师提出有质量的质证意见和法律适用意见，才有利于法官全面查清案情、正确适用法律。因而，辩护制度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可或缺的一个面相。然而，我国当前的刑事辩护实践情况却并不能令人满意。虽然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时，将指定辩护适用的案件范围扩展到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案件，但与实践中的刑事案件量相比而言实属杯水车薪。根据C市法院的初步统计，其市、区（县）两级法院刑事案件辩护律师的参与率只有1/3左右。换言之，有2/3的刑事案件是没有辩护律师参与的。这说明我们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还远远不能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需要，下一步改革如何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是一个症结点。
四是法院现行分案制度与改革有抵触。“审判中心主义”一词实际上舶来自日本。日本学界曾反思其司法实务中之所以形成书面审判、依赖书证的“侦查中心主义”倾向，实际上与法院通常对多数案件并行审理的方式密切相关，在需要开庭两次以上的案件中，开庭间隔时间很长，通常是以周为单位，有时甚至以月为单位。由于法官同时承办多起案件，只能对案件实行交叉开庭，而无法做到连续、集中审理，导致对同一案件前后两次开庭间隔时间较长。因而，法官对前一次庭审中当事人和证人的陈述内容可能会有所遗忘或产生混淆，为防止事实认定错误，法官只能反复核阅当事人和证人在侦查阶段所作陈述，由此导致书面审判即侦查中心主义。其实，对多数案件并行审理的方式在我国同样存在，由于大多数法院对案件实行轮分制，每一位承办法官可能需要同时承办多起案件，而每一起案件都有审限限制，为防止案件审理超审限，法官只能采取交叉开庭、轮流开庭的方式，即就甲案开完一次庭后，又就乙案开庭审理，而无法做到对同一起案件连续、集中审理，为防止案件事实的遗忘或混淆，法官只能在庭后反复核阅卷宗，从而造成侦查中心主义。基于此，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还需要法院在分案制度上进行配套改革，即在对案件繁简分流的基础上，合理控制每位承办法官同一时期承办案件的数量。
三、技术冲突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倡导技术理性的制度，它强调的是密集开庭、集中审理、当庭认证、当庭宣判，这是一种高度重视和强调司法技术的庭审制度设计，它要求控、辩、审三方都要具备高超的诉讼技艺：对于法官而言，控庭能力要强，要能恰当地引导双方围绕争点展开攻防，要熟悉证据规则，具备当庭认证的能力；对于控辩双方来说，要具备突出的举证、示证和质证能力，要能熟练地运用交叉询问规则展开对人证的盘诘和调查。
但从笔者了解到的一些法院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控、辩、审三方的司法技术和诉讼技艺，距离上述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这突出表现在对人证的交叉询问上，控、辩双方明显缺乏对人证如何有效展开交叉询问的经验和技巧，不知该如何正确运用反对权，法庭上经常是反对声此起彼伏，却不着要领；而作为审判者的法官对于交叉询问制度中的禁止诱导性询问等规则也是一知半解，当控辩双方行使反对权时，不知是该裁决反对有效还是反对无效，从而使得整个庭审在人证调查环节显得有些忙乱无序；而部分法官在法庭上对人证频繁发问，又使得庭审更像是大陆法系的轮替询问而非交叉询问。这些情况表明，控、辩、审三方在交叉询问上的技巧和能力都有待提高，下一步改革进程中，实有必要组织控、辩、审三方人员进行相关司法技术和诉讼技艺方面的专门培训和实战训练。

Ⅸ 何帆的介绍

男，1978年1月出生抄于湖北省襄阳市，现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规划处处长、高级法官。1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6年获刑法学博士学位。1999年至2000年在武汉市公安局巡逻民警处见习，2000年至2003年在武汉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处工作。22006年进入最高人民法院。3其中，2006年至2007年先后在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四庭从事刑事审判工作。现主要从事司法改革的调研、规划及方案起草工作，是《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的主要起草人。4业余从事法政题材作品著译，有专著、译著若干。5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2014年“中国青年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