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刑法国

① 亨利 菲利普 贝当 的生平及他的性格 品德

亨利·菲利浦·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1856年4月24日—1951年7月23日）法国陆军将领、政治家，也是法国维希政府的元首，总理。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法军总司令，带领法国与德国对战，被认为是民族英雄，1918年升任法国元帅。曾任陆军总监、国防部长等职。1940年任法国总理时，因向德国投降议和而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
[编辑本段]早年
贝当是一个天主教农民之子，在1876年加入法国陆军。
[编辑本段]第一次世界大战
贝当在一次大战期间成为法国英雄，被称为“凡尔登的救星”。在1914年开战时，贝当是一个正待退休的上校，战争开始后被升为旅长，后升为师长，在10月任第二军军长，1915年7月升为第二军团司令，在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中指挥当地法军击退德军进攻。1917年贝当升为法国陆军总司令，1918年11月升任法国元帅。
[编辑本段]两次大战间
贝当在1934年曾进入内阁，任国防部长一职。
[编辑本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维希法国
1940年6月，贝当在德军向法国内陆大举推进之际就任法国总理，在6月22日与德国签订停火协定。根据该协定，法国的大部份地区被德军占领，只有南部及东南部一带例外。随后法国国会通过议案，授予贝当宪法、立法、行政及司法权力，并暂停宪法，令贝当拥有独裁者的权力。贝当政府总部设在法国中部非占领区的维希，故被称“维希政府”。维希政府为轴心国提供大量物资，又曾下令在海外属地的法军对抗盟军，以及容许轴心军在海外属地过境。1942年11月11日，德军突然占领法国馀下的非占领区。1944年盟军登陆法国后，维希政府在9月迁至德国境内。
[编辑本段]战后审判
1945年4月，贝当回到法国接受叛国罪审讯，其后被定罪及判处死刑。贝当在8月获戴高乐以年老为理由减刑至终身监禁，在1951年去世。1951年7月31日，贝当死于囚禁地耶岛。

② 外国刑法中新旧两派的争议（观点，内容）

伦理价值评价与社会秩序价值评价、道义非难与防卫观念的对立,由于这些对立,以致新旧两派刑法理论长期争论不休

近代西方刑法新旧派理论对《钦定大清刑律》的影响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剧变。与此相关的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法律制度的变革亦时不我待。《钦定大清刑律》[①]便是晚清修律的标志性成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西方刑法理论新旧两派激烈争论的时期。东邻日本，刑法学界也掀起了新旧学派理论争论的热潮。日本1907年的刑法典就是在新派理论指导下制定的。深受传统律学影响的中国法学界，当时还无力形成刑法学派，更谈不上参与新旧两派刑法理论的争论，但这并不说明晚清刑律的变革未受到新旧刑法学派理论争论的影响。事实是，清末的修律者们已注意到西方刑法学派的理论差异，在起草刑律时是有取舍的。很难说模范日本近代刑法，移植大陆法系刑法制度的《钦定大清刑律》是在那个刑法学派影响下制定的，但通过日本刑法学家冈田朝太郎及其他渠道传入中国的新旧刑法学派理论烙印的确打在了《钦定大清刑律》上。探讨西方新旧两派理论对《钦定大清刑律》的影响，既可以探明中国刑法近代化迈出第一时的理论高度，又有助于理清民国刑法变化的理论脉络。

一、刑法基本原则

西方三大近代刑法原则对《钦定大清刑律》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这三大原则均是西方启蒙思想的产物，是构成近现代刑法的柱石。旧派理论视为圭臬，晚清刑律改革在基本原则的采用上倾向于古典的旧派理论，特别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明确规定，删除比附，禁止类推较集中地体现了旧派的理论。基于三权分立和心理强制理论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首次引入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体现了古典刑法学派的强大生命力。同时，立法者们也注意到了新派理论关于刑法基本原则含义的诠释，比如，《钦定大清刑律》在吸纳了罪刑相适应原则时，除了旧派的报应论的思想基础外，也接受了新派功利论的思想，注意教育刑的价值，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感化教育便是例证。

（一）《钦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其一，明确宣告罪刑法定原则，否定比附类推。《钦定大清刑律》第10条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②]这是我国刑法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的“罪刑法定主义”，沈家本在奏进呈刑法草案折中详细陈述了立法理由：“本条所以示一切犯罪须有正条乃为成立，即刑律不准比附援引之大原则也。凡刑律于无正条之行为，若许比附援引及类似之解释者其弊有三；第一，司法之审判官得以已意于律无正条之行为比附类似之条文致人于罪，是非司法官直立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为一，非立宪国之所应有也。第二，法者，与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应为与不应为。若刑律之外参以官吏之意见则民将无所适从。以律无明文之事忽援类似之罚，是何异于以机阱杀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许审判官得据类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难期统一也。因此三弊，故今惟英国视习惯法与成文法为有同等效力。此外欧美及日本各国无不以比附援引为例禁者，本案故采此主义，不复袭用旧例。”[③]冈田朝太郎认为《钦定大清刑律》“禁比附援引，可谓中国刑律上之一大革命。”[④]

其二，严格刑法解释。《钦定大清刑律》虽然明确了罪刑法定原则，否定了比附类推，但并不排斥对刑法的自然解释，若需要对刑法进行解释，必须符合严格解释的原则。民国初年刑法学者在解释这一条款时作了补笺；“本例虽不许比附援引，究许自然解释。自然解释者，即所犯之罪与法律正条同类或加甚之时，则依正条解释而通用之也。同类者，例如，修筑马路正条只禁止牛马经过，则象与骆驼自然在禁止之例是也；加甚者，例如，正条禁止钩鱼，其文未示及禁止投网，而投网较垂钩加甚，自可援钩鱼之例以定罪是。”[⑤]

其三，法不溯及既往。《钦定大清刑律》第1条规定：“本律于凡犯罪在本律颁行以后者适用之；其颁行以前未经确定审判者亦同，但颁行以前之法律不以为罪者不在此限。”沈家本先生在1907年的草案中阐述了立法理由：“本条定刑法效力之关于时者。第一项规定本于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则，与第十条规定采用律无正条不处罚之原则相辅而行，不宜偏废也。第二项前半指犯罪在新律施行前，审判在施行后，定新旧二律之中，孰当引用也。关于本题之立法例有二：一为比较新旧二法，从其轻者处断之主义。法国刑法第四条，比国刑法第二条，德国刑法第二条，匈牙利刑法第二条，和兰刑法第一条第二项，纽约刑法第二条，日本现行刑法第三条第二项，日本改正刑法第六条第二项，那威刑法第三条等皆本乎是。二即不分新旧二法，概从新法处断之主义，英国用之。我国明律亦主此义。本朝虽有第一主义之例，然律之本文，仍有犯在以前并依新律拟断之规定。议者谓被告犯罪之时，已得有受当时法律所定之刑之权利。诚如此说，应一概科以旧律之刑，不应复分新旧二律之轻重也。况人民对于国家并无所谓有受刑权利之法理也。或又谓若使新律重于旧律，而旧律时代之犯人科以新律之重刑，则与旧律时代受旧律轻刑之同种犯人相较，似失其平。诚如此说，则使新律施行之后，仅此旧律时代之同犯犯人科以旧律之轻刑，彼新律时代之犯人据新律而科重刑者，若互相比较，则又失其平矣。或又谓刑失之严不如失之宽。从新律之轻者，所以为宽大也。然刑不得为沾恩之具，非可严亦非可宽者。夫制定法律，乃斟酌国民之程度以为损益。既经裁可颁布，即垂为一代之宪章，不宜复区别轻重宽严也。欧美及日本各国多数之立法例，所以采用第一主义者，盖受法国刑法之影响。而法国刑法之规定则其时代之反动耳，于今日固无可甄择者。我国自古法理，本有第二主义之立法例，此本案所以不与多数之例相雷同，而仍用第二主义也。第二项后来颁行以前之律例不为罪者，不在此限。其旨与前微异，盖一则新旧二律俱属不应为之罪恶，不过轻重之差。一则新律虽为有罪，而旧律实认许其行为，因判决在后，遽予惩罚，有伤期刻也。”进而，沈家本先生在案语的“注意”部分指出：“第一项既采用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则，新刑律施行以前之行为，在新刑律虽酷似有罪之行为，不得据新律之规定而罚之。第二项指未经确定裁判者，虽已有宣告，仍得依上诉而变更之。凡案件具此情节，检察官即得上诉而请求引用新律。其上诉方法及其限制一以诉讼法为据。”[⑥]

其四，《钦定大清刑律》分则中规定了具体犯罪。在总则罪行法定原则的精神指导下，在分则中对各种犯罪作了明文规定。分则中共规定了侵犯帝室罪等36类罪名，从而为司法实践的定罪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标准。

其五，分则中规定了具体犯罪的法定刑。《钦定大清刑律》采取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即在法律条文中规定一定的刑种、幅度，并确定其最高和最低期限。它体现了相对罪刑法定的精神。例如，第四章“妨害国交罪”中的第120条规定：“对外国君主或大统领有不敬之行为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或二千元以下二百元以上罚金。”分则中类似规定，比比皆是。这样，可以使司法官在法定刑的刑种和幅度内根据案情做出正确宣判。同时也避免了绝对罪刑法定原则过于僵化的弊端。

（二） 罪刑相适应原则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的体现

《钦定大清刑律》引入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并将其精神体现在众多的具体条文中，大体看来，以下方面较集中地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第一，法律适用的主体平等。法律适用上的主体平等是罪刑相适应的前提。如果有人犯了罪可以享受种种特权，便谈不上罪刑相适应了。为此，《钦定大清刑律》第2条至第8条规定了刑律对人的效力。其中第2条规定：“本律于凡在帝国内犯罪者，不问何人适用之。其在帝国外之帝国船舰内犯罪者，亦同。”从而否定了因身份不同而导致适用法律上的不平等。取消了中国封建法律中长期存在的议、请、减、赎、当、免等特权。为平等的适用法律，在立法上创造了条件。

第二，确立了近代刑罚体系。罪刑相适应需要有科学的刑罚体系相配套，《钦定大清刑律》第37条规定：“刑分为主刑及从刑。主刑之种类及重轻之次序如左；第一，死刑；第二，无期徒刑；第三，有期徒刑；(一)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二)二等有期徒刑——十年未满、五年以上。(三)三等有期徒刑——五年未满，三年以上。(四)四等有期徒刑——三年未满，一年以上，(五)五等有期徒刑——一年未满，二月以上；第四，拘役：二月未满，一日以上；第五，罚金；一元以上。从刑之种类如左：第一，褫夺公权；第二，没收。”《钦定大清刑律》所确定的刑名，深受日本1907年刑法的影响，1907年日本刑法废除了重罪、轻罪、违警罪的划分，取消了徒刑、流刑的名称。将主刑分为死刑、惩役、禁锢、罚金、拘留、科料六种，没收为附加刑。剥夺公权由特别法加以规定，未列入刑法典中。《钦定大清刑律》中的刑罚体系比日本新刑法中的刑名更简洁、更概括、更清晰。虽然有些地方尚待完善，[⑦]但总体上看，这个刑罚体系按照各种刑罚方法的轻重次序分别加以排列，相关刑种互相衔接，结构严密，主附配合。这样，既能根据已然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予以适用，具有给犯罪人带来一定痛苦的惩罚性，从而体现报应的意蕴；又能根据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大小加以适用，例如剥夺自由，限制自由，剥夺财产等刑罚，都具有遏制再犯的功能，从而达到功利的目的。科学的近代刑罚体系的确立，为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奠定了基础。

第三，规定了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钦定大清刑律》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同，规定了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其一，防卫过当，紧急避险减轻处罚。第15条规定：“对现在不正之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为罪；但防卫行为过当者，得减本刑一等至三等。”第16条规定：“避不能抗拒之危难、强制而出于不得已之行为，不为罪；但加过当之损害者，得减本刑一等至三等。前项之规定，于公务上有特别义务者，不适用之。”其二，未遂犯、中止犯减免处罚。第17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意外之障碍不遂者，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结果者，亦同。未遂犯之为罪，于分则各条定之。未遂罪之刑，得减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第18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已意中止者，准未遂犯论。得免除或减轻本刑。”其三，在共同犯罪中，规定从犯减轻处罚。第31条规定：“于实施犯罪行为以前帮助正犯者，为从犯。得减正犯之刑一等或二等。教唆或帮助从犯者，准从犯论。”其四，数罪并罚。第五章为俱发罪，分别情况，对俱发罪进行了详细地规定。以上种种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都体现了《钦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均衡原则。

第四，规定了近代刑罚制度。《钦定大清刑律》的立法者们洞察世界刑法理论发展态势，借鉴了新派刑法理论规定了一系列刑罚制度。其一，累犯制度。第五章为“累犯罪”，“凡已受刑之执行，复再犯罪，此其人习于为恶，实为社会之大憝。若仍绳以初犯之刑，有乖刑期无刑之义，故本章特设规定。”[⑧]所谓特设规定，主要指累犯加重的规定。”其二，自首制度。第九章为“自首制度”，第51条做了一般规定：“犯罪未发觉而自首于官受审判者，得减本刑一等。犯亲告罪向有告诉权之人首服，受官之审判者，亦同。”沈家本阐述了自首减轻的理由“自首减刑为奖励犯罪者悔过投诚而设。各国多数之例，惟认特别自首者，著之于分则。其有规定于总则者，盖缘于中国法系也。自首必须备具四要件。(一)自己之犯罪；(二)必于觉前，若于发觉后告言已罪，乃自白非自首；(三)告知于官，惟例外告知被害者亦准自首法；(四)于官署就审判。四者不备即不得将予自首也。”[⑨]符合自首条件者可减轻处罚。其三，酌减制度。第十章为“酌减”，第54条规定：“审按犯人之心术及犯罪之事实，其情轻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释说：“为裁抑犯罪，制定分则以下各条。然同一犯罪，情节互异，若株守一致，则法律之范围过狭，反致有伤苛刻。故予裁判官以特权，临时酌量犯人之心术与犯罪之事实，减一等或二等也。”[⑩]其四，缓刑制度。冈田朝太郎不仅把西方的缓刑制度首次引进日本刑法，而且又把这一制度引入中国。第十二章为“缓刑制度”，第63条规定：“具有下列要件，而受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自审判确定之日起，得宣告缓刑五年以下，三年以上：(一)未曾受拘役以上之刑者；(二)前受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执行完毕或免除后逾七年，或前受拘役执行完毕或免除后逾三年者；(三)有一定之住所及职业者；(四)有亲属或故旧监督缓刑内之品行者。”其五，假释制度。第十三章为“假释”，第66条规定：“受徒刑之执行而有悛悔实据者，无期徒刑逾十年后，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后，由监狱官申达法部，得许假释出狱；但有期徒刑之执行未满三年者，不在此限。其六，时效制度。第十五章规定时效，第69条规定了追诉时效：“提起公诉权之时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系死刑者，十五年；(二)系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者，十年；(三)系二等有期徒刑者，七年；(四)系三等有期徒刑者，三年；(五)系四等有期徒刑者，一年；(六)系五等有期徒刑、拘役、罚金者，六月。前项期限，自犯罪行为完毕之日起算。逾期不起诉者，其起诉权消灭。”第74条规定了行刑时效：“行刑权之时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死刑，三十年；(二)无期徒刑，二十五年；(三)一等有期徒刑，二十年；(四)二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五)三等有期徒刑，十年；(六)四等有期徒刑，五年；(七)五等有期徒刑，三年；(八)拘役、罚金，一年。前项期限，自宣告确定之日起算。逾期不行刑者，其行刑权消灭。”

第六，按刑罚阶梯理论设置了分则的顺序。《钦定大清刑律》分则共三十六章，各章顺序基本上按照犯罪性质的严重程度从重到轻依次排列。

（三） 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的体现

针对西方封建中世纪的刑罚残酷性、暴虐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刑罚人道主义原则。人类的人道精神促使刑罚的严厉性在长期的演变中缓慢但坚定地日趋缓和，刑罚体系从以死刑为中心，到以肉刑为中心，再到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背后的决定性力量是人道精神。因此，刑罚人道主义与宽容、柔和、人性等德性词汇相联系，与野蛮、残酷、恐怖、折磨等相对立。刑罚人道主义表现出国家在规定和运用刑罚时对犯罪以及犯罪之实施者的一种宽容的态度，其实质是将犯罪人作为伦理主体对待，而不是物体处理。刑罚人道主义意味着对于人的自主性的承认。可见，刑罚人道主义的基本含义实际上是人道主义形而上学原则的直接套用。只有将这一原则展开为一系列人道主义刑罚规则，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这些规则包括否定性规则和肯定性规则两个基本方面。否定性规则是人不能被作为手段对待之形而上学原则的展开，一般以“禁止……”，“不得……”的语言结构形式表达；肯定性规则是人应当作为目的对待之形而上学原则的展开，一般以“应当……”“尽量……”的语言结构形式表达，这两个方面统一在一起形成一个规则体系，确保人道主义的实现。而且，否定性规则是刑罚人道主义的基础，肯定性规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

经过沈家本等清末修律者们的努力，西方近代的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得以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确立。主要表现为：

第一，删除重法，设置近代刑种。

沈家本、伍廷芳受命修律后，对中西刑律进行了比较研究，“综而论之，中重而西轻者为多。盖西国从前刑法，较中国尤为惨酷，近百数十年来，经律学家几经讨论，逐渐改而从轻，政治日臻完善。故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其旅居中国者，皆借口于此，不受中国之约束。”“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现行律例款目极繁，而最重之法，亟应先议删除者，约有三事。”“一日凌迟、枭首、戮尸”，“一日缘坐”，“一日刺字”。“以上三事，皆中法之重者。参诸前人之论说，既多议其残苛，而考诸今日环球之国，又皆废而不用，且外人訾议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数端为最甚。”[11]

《钦定大清刑律》确定近代刑种为主刑和从刑两类。其中主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从刑为褫夺公权和没收。沈家本认为旧律应变通者有五端，“更定刑名”便是其中之一。[12]杨鸿烈先生对此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将中国法律最落后不合时宜的部分真能恺切披陈，可算是对中国法系加以改造的一篇大宣言。”[13]

第二，酌减死罪，确立死刑惟一制度。

死刑条款的多少是衡量一部刑法人道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沈家本等人对死刑的立法极为重视，虽说废除死刑的条件不成熟，但减少死刑的适用，也是刑罚人道主义的体现。“死罪之增损代各不同，唐沿隋制，太宗时简绞刑之属五十，改加役流，史志称之。宋用《刑统》而历朝编敕丽于大辟之属者，更仆难数，颇伤繁细。元之刑政废弛，问拟死罪者，大率永系狱中。《明律》斩、绞始分立决、监候，死刑阶级自兹益密。欧美刑法，备及单简，除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废止死刑外，其余若法、德、英、比等国，死刑仅限于大逆、内乱、外患、谋杀、放火、溢水等项。日本承用中国刑法最久，亦止二十余条。中国死刑条目较繁，然以实际论之，历年实决人犯以命盗为最多，况秋审制度详核实缓，倍形慎重，每年实予勾决者十不逮一，有死刑之名而无死罪之实。持较东西各国，亦累黍之差尔。兹拟准《唐律》及国初并各国通例，酌减死罪；其有因囿于中国之风俗，一时难予骤减者，如强盗、抢夺、发冢之类，别辑暂行章程，以存其旧，视人民程途进步，一体改从新律。顾或有谓罪重法轻，适足召乱者。不知刑罚与教育互为消长，格免之判，基于道齐。有虞画像，亦足致垂拱之治；秦法诛及偶语，何能禁胜、广之徒起于草泽；明洪武时所颁大诰，至为峻酷，乃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征诸载籍，历历不爽。况举行警察为之防范，普设监狱为之教养，此弊可无顾虑也。”[14]沈家本在指出酌减死刑的必要性的同时，也批评了酷刑的不人道。

在死刑的执行方法上同样能反映刑罚的残酷与人道；沈家本主张“死刑惟一”。“旧律死刑以斩、绞分重轻，斩则有断脰之惨故重，绞则身首相属故轻，然二者俱属绝人生命之极刑，谓有轻重者，乃据炯戒之意义言之尔。查各国刑法，德、法、瑞典用斩，奥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英、俄、美用绞，俱系一种，惟德之斩刑通常用斧，亚鲁沙斯、卢连二州用机械，盖二州前属于法而割畀德国者，犹存旧习也。惟军律所科死刑俱用铳杀，然其取义不同，亦非谓有轻重之别。兹拟死刑仅用绞刑一种，仍于特定之行刑场所密行之。如谋反大逆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条，俱属罪大恶极，仍用斩刑，则别辑专例通行。至开战之地颁布戒严之命令，亦可听临时处分，但此均属例外。”[15]《钦定大清刑律》第38条规定：“死刑用绞，于狱内执行之。”

第三，对未成人犯罪的惩治教育。

《钦定大清刑律》第11条规定：“凡未十二岁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感化教育。”沈家本对此解释为“夫刑者，乃出于不得已而为最后之制裁也。幼者可教而不可罚，以教育涵养其德性，而化其恶者，使为良善之民，此明刑弼教之义也。凡教育之力所能动者，其年龄依各国学校及感化场之实验，以十六七岁之间为限。故本案拾辨别心之旧说，而以能受感化之年龄为主。同十六岁以下无责任之主义。诚世界中最进步之说也”。沈家本在理由之后又提出了注意事项“因其情节而命以感化教育。盖以未满十六岁者，虽有触罪行为，不应置诸监狱，而应置诸特别之学校。至感化场规则，当另行纂定。不在刑律之内。所谓情节者，非指罪状轻重而言，乃指无父兄或有父兄而不知施教育者。感化教育者，国家代其父兄而施以德育是也。”[16]宪政编查馆认为刑事责任年龄十五岁太宽，主张改为十二岁。最后由皇帝钦定为十二岁，但同时在第50条宥减中加上未满十六岁人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17]

沈家本把惩治教育视为《钦定大清刑律》的重大变化之一，特别看重。“犯罪之有无责任，俱以年龄为衡。各国刑事丁年自十四迄二十二不等，各随其习俗而定。中国幼年犯罪，向分七岁、十岁、十五岁为三等，则刑事丁年为十六岁以上可知。夫刑罚为最后之制裁，丁年以内乃教育之主体，非刑法之主体。如因犯罪而拘置于监狱，薰染囚人恶习，将来矫正匪易，如责付家族，恐生性桀骜，有非父兄所能教育，且有家本贫窭无力教育者，则惩治教育为不可缓也。按惩治教育始行之于德国，管理之法略同监狱，实参以公同学校之名义，一名强迫教育，各国仿之，而英尤励行不怠，颇著成绩。兹拟采用其法，通饬各直省设立惩治场，凡幼年犯罪，改为惩治处分拘置场中，视情节之重轻，定年跟之长短，以冀渐收感化之效，明刑弼教，盖不外是矣。”[18]

第四，对精神病人、喑哑人行为的特别规定。

关于精神病人行为，《钦定大清刑律》第12条规定：“精神病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监禁处分。前项之规定，于酗酒或精神病间断时之行为，不适用之。”草案案语说明了立法理由：“本条系规定痴与疯狂等精神病人，虽有触罪行为全无责任。精神病人之行为非其人行为，乃疾病之作为，故不应加刑，而应投以药石。若于必要之时，可命以监禁。各国之规定皆与本条同。”[19]

关于喑哑人的行为，《钦定大清刑律》第50条规定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处罚。沈家本认为“聋哑精神不完备者不能与普通之犯罪者同论，故酌量情节减轻本刑一等或二等。聋哑有生而聋哑者，有因疾病或受伤而聋哑者。生而聋哑乃自来痼疾，不能承受教育，能力薄弱，故各国等诸幼年之列。若因疾病或受伤而聋哑者，不过肢体不具，其精神、知识与普通无异，则不能适用此例。即有可原情形，自有宥恕之例在也。”[20]

第五，对老者的宥减规定。

《钦定大清刑律》第50条规定满八十岁人犯罪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释说：“八十岁以上精神渐昏眊自不能与普通之犯罪者同论，故酌量情节减轻本刑一等或二等。”[21]

二、犯罪论

（一）未遂犯

“旧派与新派之争在未遂论方面的分歧至为明显，可以认为，客观未遂论与主观未遂论是两派争论的缩影。”[22]旧派注重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法益侵害。法益之侵害为犯罪行为之本质，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因此，犯罪行为仅于既遂时，才有处罚之必要。对于重大犯罪，为防止犯罪的发生，也可就犯罪人的危险性给予处罚。如果仅存犯罪的意思，没有发生法益侵害的客观危险性，也不能作为未遂犯予以处罚。对于未遂犯“理应采取较既遂为轻的处罚。”[23]新派认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在于显示出犯罪人的性格危险性的、与法相敌对的犯罪意思。如果某种行为已将这种犯罪意思表现在外部，则未遂犯的意思与既遂犯的意思没有差异。行为的既遂及其结果，并非重要，犯罪意图的显示就是犯罪本质的表现，因此，未遂与既遂本质上相同，两者均应同等予以处罚。虽可根据情节采取较既遂为轻的处罚，但不是必须如此。《钦定大清刑律》第17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意外之障碍不遂者，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结果者，亦同。……未遂罪之刑，得减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此条关于未遂犯的规定，以肯定未遂犯罪受罚为前提，对其刑罚的适用是较既遂罪之刑“得减”一等或二等。“得减”不是“必减”，也不是“应减”，而是“可以减”。不难看出，《钦定大清刑律》关于未遂罪的规定，明显地倾向新派理论。关于这一点，沈家本先生在立法案语中有详细说明：“现行律所载，有谋杀已行未伤及伤而未死，强、窃盗未得财，强奸未成 等，皆属未遂罪之规定，惟散见各门，并不到诸名例。隋唐以降，后先一轨。然此固不应仅属二三种犯罪，实 系通乎全体之规则，本案故列于总则之中。欧美各国及日本之法殆莫不然也。未遂罪者照原则皆在应罚之列。……未遂罪致罪之主义有二：一，未生既遂之结果，损益尚属轻微，于法律必减轻一等或二等；一，犯人因遭意外障碍乃至不得遂而止，其危害社会与既遂犯无异，故刑不必减。惟各按其情节亦或可以减轻。此二主义，前者谓之客观主义，后者谓之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已属陈腐，为世所非，近时学说及立法例大都偏于主观主义。本案亦即采此主义。”[24]

（二）不能犯

行为人依犯罪之意思而实行一定之行为，在客体与行为性质上，从一开始就不能实现犯罪之结果者，称为不能犯，也称不能未遂。旧派学说认为，不能犯的行为未侵害法益，也未对法益构成威胁，这种既不能发生犯罪结果又无危害性的行为，没有处罚的必要。新派认为，行为人的犯罪意思已于外部明显表现出来，其性格的危险性暴露无遗，对不能犯进行惩罚，实属当然。《钦定大清刑律》采纳新派学说，把不能犯视同未遂犯，同样规定在第17条中。沈家本解释说：“未遂罪者，即分则所定之犯罪行为着手而未完结，或已完结而未生既遂之结果者是也。……第一项后半，在于不能生结果之情形者。如用少量之毒物，不致于死，及探囊而未得财物之类。在学术上谓之不能犯，其为罪与否颇属疑问，学者之所争论而未决之问题也。然此实应与一般未遂罪同论，故特设此规定。”[25]

（三）共犯

共犯理论是新旧两派争论

③ 二战中，法国投降了吗

是的。当时的法国政府宣布投降。在法国宣布投降后，戴高乐号召法国人民继续战斗，发起“自由法国”(后改为“战斗法国”)运动，组建并领导“自由法国”武装力量转战近东、非洲、巴尔干，参加诺曼底登陆和解放法国本土的作战行动，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④ 法政手抄报需要三个故事故事！！急急急急急急急急！！谢谢！

死刑民意到底该如何判断？.

谁说美国大法官不重视民意？但凡争议较大的案件，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都会以“民意支持”、“举国共识”作为裁判依据。然而，到底谁代表民意？举国共识又该如何判断？九人从来是各持一词，甚至在判决意见中相互斗嘴。这类情形，在死刑案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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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法官与冤假错案 .

前不久，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因涉嫌挪用公款，被预审法官西梅奥尼告上了法庭。有人奇怪，法官怎么干起检察官的活儿了？事实上，在法国，预审法官虽冠以“法官之名”，但并无定罪权限，而是负责指导警察办理大案要案，决定传唤、拘捕，所以又被称为“超级警察”。吊诡的是，尽管预审法官不畏权贵，在希拉克案中大出风头，但根据现任总统萨科奇今年1月批准的司法改革规划，预审法官制度很快将被取消，统一改由检察官指导警察办案。这项改革的起因，与一位名叫法毕斯·布赫格的年轻预审法官有很大关联。

2001年2月，刚从司法官训练所毕业的布赫格，负责调查一起儿童遭受性侵害案件。经过调查，布赫格发现本案牵涉甚广，遂加大侦讯力度，先后拘押了17名嫌疑人。上述拘押行为，几乎全部建立在受害儿童证词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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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智死囚的“双重危险” .

美国自1976年恢复死刑以来，并不禁止对弱智者适用死刑。直到2002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阿特金斯诉维吉尼亚州案中裁定处决弱智者违宪，各州才停止对在押弱智死囚执行死刑，并着手为其减刑。既然智商高低决定生死，当然有必要重新评估在押死囚的智商，以确定是否减刑。问题是，新的评估该使用什么标准，又由什么组织，通过什么程序来认定？毕竟，如果没有配套程序支持，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例，都可能因缺乏制度根基而被架空。联邦最高法院2009年6月宣判的博比诉比斯案（Bobby v. Bies），就是由阿特金斯案延伸出的一起案件。
在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对公民施以“残忍与不寻常的惩罚”。然而，修宪者并未阐明，“残忍与不寻常”的含义到底该如何界定。比如，死刑本身到底算不算“残忍”刑罚？即使保留死刑，枪决、电刑等死刑执行方式算不算“残忍”惩罚？如果注射死刑不能一针致命，甚至给被告人带来的痛苦要大于枪决，那么注射又算不算“残忍”惩罚？此外，对弱智者或未成年人执行死刑又算不算“残忍与不寻常的惩罚”？可以说，美国死刑法的每一步推进，几乎都是对上述问题的回应。进入21世纪，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通过一系列里程碑判例，先后在这些重大问题上表明了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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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利亚大法官的新传记封面，作者Joan Biskupic同时亦是奥康纳大法官的传记作者）

常有记者、编辑朋友向我抱怨，某某法官拒绝就某案接受采访，某某法官拒绝就某事撰写评论。我一般都会替法官辩白：人家做得对，案子没有判，当然不能随便发言。有朋友反驳说，自己办的案件不便评论倒可理解。可是，湖南法院的案子，为什么湖北法官就不能评论？下级法院判得不公，上级法院法官为何不能评点呢？每当此时，我都会给朋友讲一个美国判例。

1998年，加利福尼亚州地方法院的法官博德曼将当地司法惩戒委员会告上了法庭。博德曼选择打官司，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他之前审理的两起案件中，两名女性被告人都通过不断怀孕生子骗取救济金，用于酗酒、吸毒，孩子则丢给别人寄养。博德曼认为，两名被告都有毒瘾，以后生下来的小孩很可能有先天缺陷，遂判决两人必须先植入避孕装置，才可获得缓刑。

⑤ 世界上最后一个帝国是哪个国家

帝国是个很笼统的概念。你要说名字里有“帝国”的话，应该是1977年博卡萨建立的“中非帝国”，他称帝后加冕为“博卡萨一世”，是一个和乌干达的阿明一样特立独行的独裁者，据说称帝是因为他很崇拜法国的英雄拿破仑。为了满足他的私欲，以及扩大国际影响，登基大典非常奢侈，并完全依照拿破仑的加冕典礼进行，动用了几千瓶法国葡萄酒、200多辆奔驰和标致的豪华轿车，他自己的皇冠等饰物一共用掉了2000克拉钻石，花掉了当年中非政府的四分之一，还有法国也资助了一些。整个登基过程都有前宗主国法国的保护。

博卡萨年轻时在法国殖民地军服役过，在二战对维希政府和后来对越战争中立了功，后来中非独立时还被戴高乐接见，指派去担当新的中非军队的训练工作，并成为中非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中非盛产铀，对法国发展核工业核武器很有帮助，因此他一直受法国支持，1966年推翻他的表弟达科（也是一名独裁总统），此后一直做总统做到称帝。但是他称帝没多久，就开始通过扩大政府专营制度向人民横征暴敛，他强行向全国中小学生摊派由他妻子（皇后）开办的工厂生产的印着皇冠的新校服，价格贵质量也差（当时很多孩子饭都没得吃，哪里买得起校服？），不接受者开除学籍、家长开除公职，首都班基的学生们走上街头抗议，他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大批未成年的学生被拘捕、杀害，他自己也参与了部分杀害过程，全国立刻陷入动荡，国际社会对他的行为都予以了强烈谴责和制裁。而且这个时候他被爆出和卡扎菲有勾结（据说是为了向利比亚讨要援助），威胁着对法关系。法国见此情景，也不得不立刻收手，停止一切对他的支持，趁他访问利比亚之时派遣特种兵护送着前总统、他的表弟达科重掌政权，恢复共和国，“中非帝国”灭亡。

博卡萨此时立即向卡扎菲要求政治避难，被拒绝，不得不飞到法国暂避，不久科特迪瓦以不准参与政治活动为条件邀请他前去避难，同时中非的新政府收回了他留下所有的奢侈品并通缉他，他却仍然联系了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望回国准备复辟，科政府察觉后认为他违反条件就将他驱逐回法国。1982年，达科政权被另一个法军出身的高级军官科林巴推翻，成为中非第三位、第四任总统，博卡萨认为复辟时机已到，1986年就携家眷隐姓埋名、辗转欧洲多国返回班基，一下飞机立刻被识破并逮捕，次年开庭被判处死刑，第三年又被科林巴特赦减刑为劳役。1992年获释，最后只以法国使馆三个月发放一次的“法国外籍军团退休金”维持生活，直到1996年病死。

——（都是我手打的啊！）

⑥ 自由刑执行的基本原则

行刑是刑罚的实质阶段。刑罚报应与预防有赖于高效合理的行刑机制的运作；刑罚人道公平的价值理念也须有相应的法律内容和程序载现。故对行刑法律尤其是处于行刑制度重心地位的自由刑的执行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确有必要。 发动机维修目前为规制行刑活动，《刑事诉讼法》与《监狱法》已完成衔接，但在减刑、监外执行等行刑技术的综合运用、刑罚权的合理分配以及罪犯合法权益保护等关键性法律环节上，还存有一些法律盲点。本文就此谈点个人看法。

一、减刑适用与刑罚的合理弹性

减刑是行刑阶段最重要的宣告刑变更方式。在此，减刑特指对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并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罪犯，予以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刑事法律制度。减刑的适用无疑激活了行刑的改造功能，但前提是减刑本身具有合理性。

首先，减刑是刑事奖励，还是在这一基础上兼顾受刑人再犯罪可能的预测？理论上有不同看法，而这又是讨论减刑具体标准须先行解决的问题。 发动机维修一种观点认为：“宣告刑的确定是以审判时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的预测为根据的”，加之“犯罪人的悔罪态度等会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发生新的变化”[1]，因此行刑中的法律变更可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并针对罪犯悔罪表现做出及时反应。另一种观点把报应犯罪视为审判阶段的主要根据，行刑（指自由刑执行）则旨在教育改造罪犯[2]。 这里把减刑作为改造罪犯的制度之一，更为合理。理由在于：（1 ）如果用减刑或加刑的方法弥补宣告刑预测上的不足[3]， 可能容忍刑罚宣告的随意性，减刑类似于改判，会导致其丧失激励改造的作用；（2 ）在行刑环境对受刑人进入社会后的再犯罪可能进行预测，难有直接和现实的依据；（3）表面上减刑兼顾奖励和犯罪预测，有其合理性， 但不利于集中减刑的作用点和作用方向。减刑功能的单一化恰恰表明它的适用具有阶段性，它的适用须受制于刑罚一般预防和报应的需要，这是刑事法律对减刑予以严格限定的机理。更重要的是，减刑以罪犯悔罪为事实依据，能保证行刑运作在个别预防中更具有目的性，并通过逐渐健全切实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摸索减刑适用的补救方法等，以便用程序的合理性实现其实质的合理性。从整体上看，《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对减刑对象、条件、减刑类型、适用程序、减刑限度要求以及对减刑的法律监督等都作了较为系统的规定，刑事法律之间的衔接和相互补充已大大提高了法律的可操作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在以上法律基础上又对有期、无期徒刑犯人的减刑首次适用时间、减刑间隔、一次减刑的幅度以及未成年犯减刑的特殊处置办法等内容进行了详细具体的规制，致使减刑技术进一步完善。

但适用减刑仍有两点疑难问题没有最终解决。（1 ）难以把握减刑考核的虚实结合度，确定评估罪犯品行的指数体系。目前监狱普遍适用记分考核办法，力求客观公正反映罪犯的服刑表现。但由于思想改造难以量化，考核多集中于易量化的方面，如劳动定额的完成、日常行为表现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罪犯主观构成的综合准确评定。而且过于量化指数，可能使减刑流于形式；完全排斥量化考核，减刑根据又会形同虚设。因此如何在量化基础上对罪犯的综合表现进行法律预设和评价，将是一个困扰监狱行刑的难点课题。（2 ）必减与可减的局部失衡可能误导罪犯行为。我国《刑法》规定，服刑中的徒刑犯人如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减刑，确有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划分可减，必减层次本身无可非议，但适用中仍有整体协调运作的必要，以体现一般预防和个别预防的统一。现有的刑事法律内容给人的感觉是法律更侧重于体现社会整体利益，强调社会预防，把对犯罪人自身的改造放在了第二位。如《监狱法》规定，具备以下确有立功表现的条件之一者应予减刑，即阻止或检举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在日常生活生产中舍己救人的；在抗御自然灾害或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等等。确有悔改表现则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认罪服法；一贯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等等。这一规定最明显的不足是可减与必减失衡，必减的适用被置于突出地位，可减条件过于笼统，因而制约了可减作用。在行刑环境中，自然灾害和突发性事件毕竟不多见，必减中列举的罪犯行为与罪犯悔罪表现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从客观上看，导致罪犯立功行为的动机是相当复杂的，如果仅仅肯定或首肯以上行为就可能助长其某种侥幸心理，或者给予罪犯信息误导。

行刑的宗旨既然是改造罪犯，重在个别预防，就应当更明确可减条件，规导罪犯行为，如罪犯自身文化素质或劳动技能的明显提高， 发动机维修可考虑作为减刑的依据，以更大程度地实现行刑教育化。（注：法国刑事诉讼法第721条：“被关押的判刑人成功地通过学校考试、 大学考试和职业考试的考验的，可以允许例外地缩减刑期。”）

其次，为保证减刑适用的准确执行，笔者认为有必要改变目前减刑单向适用的状况。减刑是受刑人现实表现的奖励措施，其根据是受刑人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但就可减而言，如果减刑后受刑人有严重违规甚至犯罪行为，就表明罪犯实无悔改，而我国刑事法律对此没有相应的规定，以致一些受刑人在减刑既成事实后便无所顾忌。

那么减刑依据没有真实反映罪犯悔改程度时，减刑可否在法定期限内撤消或者局部更改？一般认为屡次变更刑事裁定会影响法律的权威性。其实不然，在特定条件下保证刑事法律机制的灵活，更合理地节制和运用刑罚力度恰恰会严谨法律适用，只要刑事裁定的变动条件、程序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发动机维修就不会有负面作用。对减刑的撤消，国外有类似立法例可供参考，不过这势必引出另一个问题，必减可否撤消，如果不能，就应适度放宽可减条件，提高适用率，体现法律平衡。
二、保外就医存设的合理性与法律完善

保外就医是对服刑中患有严重疾病的有期徒刑犯，予以监外医治的变更行刑方式。保外就医在无害于社会的前提下及时有效地救治病犯，或者让绝症犯人在家庭氛围和社会环境中度过余生，体现了刑罚人道理念，也符合中国人的情感要求。它既有利于感化罪犯群体，在客观上又可以减轻监狱负担。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正是其实用价值，使得保外就医本身的缺陷被忽略。

保外就医在字义上有三个要件：罪犯需要监外治疗；罪犯无再犯罪危险；家属愿意接受，并承担相应义务。然而由于担保人不履行义务时的责任在法律中没有明确，担保纯属名义性质，由此法律预设——规制——责任的逻辑结构被打破，于是保外就医能否成立便让人置疑了。司法实践中担保的虚无性往往使罪犯无所顾忌，司法部门又将其监督管理权委于担保人，从而造成了法律空档。对此，《监狱法》回避保外就医的提法，而并于监外执行。但随后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仍然沿用了保外就医与监外执行并行的旧制，这样，担保依然是其必经程序。其实从技术上看，用监外执行涵盖前者是简便可行的，司法实践中可适用同一程序，运用相同机制。

此外，保外就医在其内容和程序的契合、监外特殊情况的预设方面也存有不足。第一，保外就医程序反应过慢，不便操作。《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定，罪犯患有严重疾病可予保外就医。1990年司法部、 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发《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将法定条件确定为：身患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死亡危险的；患严重慢性疾病长期医治无效；身体残疾生活难以自理的。但执行程序没有与之配套，如审查移送期限不明确，监狱和检察部门基于社会安全对其适用又表现得十分谨慎，因此程序运作多在半年以上，以致病犯贻误救治，甚至因罪犯死亡而中止程序的情况时有发生。第二，保外就医条件有待明确，罪犯生活医疗费用应有相应规定。如“严重慢性疾病”的界定不明，即使有程序制约，仍难免有借保外就医之名逃避制裁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监外期间罪犯生活医疗费用原则上自理，那么罪犯保外就医后家庭突遇变故丧失救治条件可否收监执行，工伤致残或对工伤进行医治的保外就医犯人如何支付医疗生活费用？这些实质性问题不予明确，保外就医的实施就有可能违背法律的宗旨。第三，保外就医犯人的管理涉及两个行刑机关的配合，其衔接部位出现法律空档，使得少数罪犯规避制裁。如保外就医期间病愈不归，潜隐他处现象尚无强有力的制约。

上述诸种现象实际上综合反映出监外执行规范化程度不高。因此从完善法律入手，设置紧急情况下的简易程序，详化保外就医条件，健全执行办法，确保社会安全和犯人得以救治，是目前不可忽视的问题。对那些拒不回监的犯人可停止计算刑期，情节严重的应依法追究责任，以改变目前处置疲软、管理松散的现状。

三、罪犯申诉权延伸与相关程序保证

完善罪犯权利保护的法律程序是近年来行刑法制完善的重点，但仍有疏漏。这可以从一个具体的案件加以说明。某监狱一中队为创收，隐瞒实情为一犯人办理监外执行，该犯获准出狱数月，后因检察院追究，省监狱管理局撤消决定，该犯被收监，监外期间不计入刑期。该犯即以监狱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办案人员认为该决定属不可诉行政行为，不予受理[4]。其实监外执行是刑罚执行的内容， 监狱局既然进入行http://www.kassel-china.com/article/632.html 发动机维修刑程序，其行为已非行政性质，故不属行政诉讼受理范围。但在法院不予受理的情况下罪犯可用何种方式提出异议，这是本案引出的一个关键问题。这里且不说该犯的合法权益是否受到损害，它至少反映了行刑程序上存有空白点。

通常罪犯的行为只能在特定条件下联结行刑程序和行刑监督程序的运作，如罪犯自我保护的权利包括申诉、控告检举和辩护权。辩护权用于罪犯有漏罪和又犯罪的诉讼阶段；控告检举限于干警徇私枉法等行为；申诉仅针对法院有罪判决和裁定。其中只有控告检举能对监督程序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引起行刑程序的反应。我们不妨假设：罪犯受到狱内禁闭处分不服时，罪犯符合必减条件未予减刑时，假释后司法部门事实认定有误被停止计算刑期时，以及出现前述情形时，罪犯可否自我保护？如果能，又通过何种途径实现保护？

罪犯处于受刑地位，对自身权利受损程度感知真切，其反应比法律监督部门更敏感，在行刑程序中确认服刑人自我保护的权利尤显重要。从理论上看，减刑、假释是刑事奖励，不是罪犯权利内容，罪犯对此无权要求什么，行刑中又不宜用行政复议处理狱务。这往往使程序完善遇到困难。

笔者认为，针对行刑特点，对罪犯申诉、辩护权予以扩大解释是有必要的，它应当适用于以上案例，以引起行刑程序的变化；在行刑中适用复议而不将其当作行政法的专用术语，也不会形成逻辑悖论，况且行刑中试行复议办法，已有较好的实践效果。既然罪犯对有罪判决尚有权申诉，既然必减行为是法律对执行机关的明确要求，在这些方面拓展罪犯申诉权的范围就有理由成立，假释人员有权举证辩护的理由与之相同。将这些内容程序化显然更能完整体现司法公正。

这宗诉讼也揭示人们，设置行刑程序比在法律上确认某些内容要复杂得多，而对于受刑人来说程序的到位更重要。

四、未成年犯行刑现状与行刑个别化

对未成年犯行刑侧重于矫治是世界性趋势，1982年《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指出，少年犯监禁待 发动机维修遇目标是为其“提供照管、保护和个性以及为其健康成长所需要的社会、教育、职业、心理、医疗和身体照顾保护的一切援助”，我国法律也把未成年犯定位于教育改造，确立了“以教育改造为主，轻微劳动为辅”的行刑基本原则。并有一些好的创制：如管理从严，处遇从宽；适度扩大减刑、假释面；组织习艺性劳动；开展社会帮教和出狱扶助等等。

不过，从整体执法状况看，未成年犯的行刑主要受政策调整，矫治状况不平衡，罪犯劳动仍带有极大的经济性；改造也主要依赖经验启动和行政惯性运作。其原因在于现有刑事法律太粗糙。《监狱法》虽设专章规制未成年犯的改造，却仅见于4条原则性规定， 具体行刑制度与成年犯基本相同。这势必导致行刑特殊要求与行刑手段相冲突。因此提高其行刑法律专门化程度，是改变现状的当务之急。在法律构建中，未成年犯服刑待遇、减刑假释的扩大适用、教育改造措施的组合，大多是将现行政策法律化，难度不大。较易忽略的是：

1.对低龄犯和短刑犯分类处理。目前，行刑主要根据罪犯的犯罪性质、悔改表现分类，低龄犯（14岁至16岁）的特殊处遇没有受到重视，低龄犯应否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如何评估其受刑能力、完善考核等，都有待法律予以明确。与此同时，应注意在强调司法保护的同时防止淡化惩罚这一刑罚本质（这是国外自由刑执行中普遍存在的弊瑞），如对短刑犯的行刑过于宽松，以致刑罚不足以报应和抑制犯罪。实际上对短刑犯进行严格管束，抑制打击其犯罪恶念，将更能体现行刑个别化。

2.对未成年犯延伸性矫治的尝试。我国《监狱法》规定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期间已满18岁，余刑2年以上的服刑人须移送普通监狱， 延伸矫治到20岁。由此推算在未成年监狱犯人服刑最长为（14岁—20岁）7年，8至10年的长刑犯都会移送普通监狱服刑。其弊端为中断系统矫治，加大了重新感染的概率。目前香港、日本、法国等地把延伸性矫治年龄推至25岁左右，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论证和借鉴的[5]。

3.实现行刑兼顾司法保护。由于年龄、阅历的限制，未成年犯认知和行为能力均不如成年犯，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更弱。法律以特有方式对其权利的行使予以扶助，正是从另一层面体现法律正义。但我国司法制度对未成犯的行刑保护主要 发动机维修体现在罪犯服刑处遇和刑事制度上，相应的申诉指导、监禁条件下保证律师及时介入等方面仍有待改进。此外，未成年犯还会涉及民事监护问题，在行刑环境中，未成年犯以何种方式继续受到监护，因行刑造成的监护缺损能否用司法保护予以弥补？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不过有一点很明确，司法保护的存在可防止原监护人逃避或推诿责任，监护权的确认能形成一种社会监督机制，因此，两者之间的法律界点应当明确。

4.对监外执行进行特殊释义。由于在我国刑事法律中监外执行是针对老弱病残犯人实行的专用办法，因此对未成年犯适用的批假、试学、试工等社会化行刑方式，虽具其特征，仍未在法律上确认。而如果监外执行能在这些方面被赋予积极意义，将为行刑带来新的契机。

五、行刑转处和行刑权分配

行刑权构成属刑罚机制运作范畴，非本文题义所能涵盖。但由此设制的假释和其他行刑转处程序则是行刑法律的重要内容。

首先，假释的现有法律程序体现了法律对行刑权的制约。在我国，假释权由监狱提请权和法院裁判权组成。对此有人提出异议：假释只涉及行刑方式的变更，不改变刑罚内容，应属行刑权范围；行刑机关直接掌握罪犯情况，能更准确及时地适用假释；如果程序过于复杂反而会导致假释低效运用；现有行刑监督程序能够足以保证其适用依法进行。故假释权应归属行刑机关。其实从法治的长远要求看，法律对国家公权的制约正不断强化，在最具强制特征的监狱领域，保证权力合法行使更有必要。法院通过审判程序保证刑罚的力度，监狱通过考核罪犯则起到实质作用。至于假释的低效运用有两点原因：一是就相对法定刑而言，减刑的优势明显，假释由于适用风险较大，受到适度控制也是正常现象。二是整个司法系统对假释的适用还缺乏信心，其与程序关系似乎不大。

其二，行刑权内部的再组合、再调整，应有利于行刑方式的多样化。在我国监禁行刑向非监禁化行刑的转处过低，已远远超过了正常值度，除假释外，行刑转处均属被动形式，如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等。社会化行刑理论以及行刑机关半自由化行刑的实践，往往得不到法律的支持，以致行刑权行使丧失了主动性，监狱处遇等级化也形同虚设。

就现行体制而言，行刑权是随刑罚执行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监狱负责监禁行刑、公安机关负责监外执行，这一模式表现上便于执法，实际上难免彼此分离，各行其事。如监狱对监外犯人置之不理，公安机关因警力不足而疏于管理， 发动机维修行刑流于形式。进而监外执行的低效应又促使司法部门更慎重地控制其适用，行刑转处缺乏变应的基础条件，由此出现了不良的循环反应。在这一点上行刑权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就显得相当重要了。如果监外执行与监禁行刑同属司法系统，即由司法部门设置督察官员专门管教监外犯人，行刑权便显得灵活而又具有整体性，相应行刑司法专门化和行刑方式多样化会得到机制依托。这是促使行刑积极转处的根本办法，对于未成年犯改造来说意义尤为深远。

⑦ 法国队9号是谁

是新星 本泽马
卡里姆·本泽马（Karim Benzema）
性别：男
国籍：法国
其他国籍：摩洛哥
生日：1987年12月19日
出生城市：里昂郊区
身高：182cm
体重：74kg
绰号：亨利与特雷泽盖的结合体
场上位置：前锋
球衣号码：9
现效力球队：里昂
国家队履历：出场9次进3球
俱乐部履历
赛季 俱乐部 级别 联赛进球/出场
2004-05 里昂 法甲 0球/6场
2005-06 里昂 法甲 1球/13场
2006-07 里昂 法甲 5球/21场
2007-08 里昂 法甲 20球/36场
个人荣誉：法甲冠军4次，法国杯1次
注：数据截至2008年5月18日

青春洋溢的小将本泽马是《法国足球》评选的最具备巨星素质的本土前锋，年龄、技术、形貌、风格和经历的相似使他有了“亨利与特雷泽盖的结合体”的美誉。本场替补出场就为里昂打入反超比分的一球，终场前的点球又是他在大牌师兄们面前强行要求主罚的，舍我其谁的王者霸气预示了其未来的似锦前程。现在里昂的问题就是锋线杀手过多，本泽马如何牢牢占据主力位置，是未来一个阶段的首要目标。
任何人第一眼看到本泽马，都很容易把他认做短发版的马德里竞技“金童”托雷斯。不过细看之下可以发现，本泽马似乎比西班牙前锋更加强壮一点，皮肤也更黑一点。本泽马给人最深印象的就是那条异常浓密而且棱角鲜明的眉毛，还有那副常常挂在脸上的傻傻笑容。
他是地地道道里昂出生的男孩，但他也是摩洛哥后裔。
本泽马是里昂这个赛季最大的发现，在那场缺少了9名主力的法国超级杯上，正是他的进球帮助了球队，而此前的10个月他才第一次拿到了一份职业合同，可见这个小家伙的成长速度是多么惊人。目前并没有完全定型的本泽马还在努力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位置，本来在本赛季霍利尔为里昂设计的单前锋战术中，他只能是右边锋的人选，但是在很多比赛中他经常偷偷跑到中锋身后充当二中锋角色，有的时候甚至直接跑到前场接应射门。而且尽管还不到19岁，但本泽马对于球门的信心十足，本赛季曾经几次关键点球都是他主动要求主罚并且得手。
如此强烈的射门欲望和信心让里昂有意培养他成为球队新的中锋人选，特别是在弗雷德总是被欧洲豪门盯上的时候，本泽马的前途更加被俱乐部看好，一份直到2010年的合同将他和里昂的命运紧紧锁在一起。
在11月1日结束的一场冠军杯比赛中，正是本泽马的一个进球帮助里昂战胜了基辅迪那摩提前小组出线，有意思的是，本泽马在球队中的第一个进球也是在冠军杯中完成，也许小家伙就是一个只喜欢大场面的球员。
在2004年帮助法国赢得U17欧青赛的冠军后，本泽马的目标就是入选法国国家队，看着在联赛中和自己朝夕相处的戈武、维尔托德频繁入选成为国家队的常客，本泽马的心也为蓝色球衫而激动起来。
七月的最后一天，《法国足球》列出新赛季法甲赛场上最值得关注的50位人物，排名第一的是法甲现役出场记录保持者库佩，纳斯里和儒尼尼奥分列二三位，而本泽马位居第十三。一个月过后，《法国足球》的记者们发现，他们给本泽马的定位太低了！这位只有19岁的里昂前锋，俨然是新赛季来法甲赛场上400多位球员中表现最为优异者！
本泽马是一名怎么样的球员？CANAL+评论员德塞利称之为“梦幻级别”，另一位德塞利在国家队的伟大战友，最近成为他的同事的德尚则称“本泽马是五星级的，并且即将成为六星级”，而阿内尔卡则说“在本泽马身上看到了当年自己在阿森纳效力时的影子”。
只有19岁，本泽马已经荣誉缠身。他曾经分别代表法国17岁以下和18岁以下青年队获得欧洲冠军，他在2005，2006和2007年三次随里昂夺得法甲联赛和法国超级杯冠军，他甚至在2004-2005赛季“双线作战”，并获得了法甲预备队联赛冠军，而在今年的七月，本泽马收获了第一项个人荣誉：韩国和平杯邀请赛最佳球员。
本泽马是纯粹“里昂制造”的球员，他的出生地离热尔兰球场只有几十分钟的车程。进入一队的三年来，本泽马在联赛中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出场机会，前三个赛季，他在法甲赛场上只上场40次，攻入6球，但如果考虑到他的大部分比赛都是以替补身份在最后关头出场，总时间还不到2000分钟，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而言，这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去年十一月，本泽马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被多梅内克选入法国国家队，可惜由于在前往克莱枫丹报到前的联赛中大腿肌肉拉伤，与图拉姆们并肩作战的日子不得不推迟到了今年三月。
新赛季里昂饱受伤病困扰，弗雷德至今尚无法确定归队日期，再加上维尔托德转会离队，本泽马终于获得了连续首发上场的机会。七场正式赛事过后（一场超级杯，六场法甲），人们惊讶的发现，本泽马的上场时间竟然位居里昂全队之首（不计门将），630分钟的比赛时间，本泽马出战了612分钟，甚至超过了“铁人”图拉朗。而在已经进行了六场法甲联赛中，本泽马以五粒进球独占射手榜头把交椅，场均进球竟然高达0.83个！
如果仅从进球率来看，只能得出本泽马是一位门前杀手的结论；但如果综合所有比赛表现分析，本泽马所表现出来的过人才华的确令人赞叹。四场和平杯赛事，一场超级杯，六场法甲联赛，里昂全队总共攻入17球，而本泽马一人就贡献了其中的8粒！如果略去友谊赛性质的和平杯，只以后七场法国官方赛事而论，本泽马打进了全队总共11粒进球中的6粒，另有3次直接助攻和1次间接助攻，里昂能够在伤病满营的不利形势下顽强的爬到积分榜第五的位置，凭的几乎是本泽马一己之力！
和平杯最佳球员的称号，令本泽马信心倍增，豪气倍增，并对新赛季充满了渴望。七月底的法国超级杯后，本泽马便曾在接受里昂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新赛季将会是本泽马的赛季，”当时人们还以为这是少年人的自负和不羁，然而新赛季开始后，人们惊讶的发现，本泽马做得比自己承诺的还要棒。
连续进球和助攻，本泽马向世人展现出了他的全面素质，今夏的所有进球中，分别由左脚，右脚和头球打入，进球手段的多样化亦令人称道。更可怕的是，在联赛六场比赛中，本泽马一共射门20次，其中有9次命中门框，5次得分，成功率之高已经跻身一流射手行列；而他的5个进球分别在面对5个不同对手时攻入，证明小将在不同类型的防守，在不同风格的对手面前都能够找到进球的办法。而由于他的杰出表现，在佩林将双前锋442阵型改为单中锋加双边锋的433之后，2004年欧锦赛最佳射手巴罗什已经被本泽马牢牢地钉在了替补席上。
上赛季，整个法国都陷入了一种近乎疯狂的“造星运动”中，所有人都把马赛天才纳斯里视作是下一个齐达内，事实上，这既有纳斯里确有过人天才的原因，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基于法国人对刚刚退役的齐达内的一种怀念。而现在，在本泽马风头正劲的时候，人们却没有像去年制造“齐祖二世”一样力捧本泽马，《法国足球》的主编热拉尔-埃尔诺的评论颇有代表意义：“他既不是亨利，也不是特雷泽盖，我们无法将他与某位历史上的球星相比较，他有良好的技术和出色的把握机会能力，他既能助攻又能得分，他是下一位天王。”
本泽马原来的合同将在2010年6月到期，八月十日，里昂主席奥拉斯又与本泽马续约，新合同一直签到了2012年6月。长约在身，又有着无以伦比的足球才华，人们有理由相信，几年后的本泽马将有可能继埃辛和迪亚拉之后，成为奥拉斯奉献的又一位标王，而从新赛季的表现来看，这一可能性还不算小。
外号 外科医生、KB、范德萨。7岁时本泽马的场上位置是门将，因为他当时想成为荷兰门神那样的伟大门将。
星座 射手座。
习惯脚 右脚。
儿时偶像 罗纳尔多。他看过“外星人”许多录像带和DVD，还拥有一件罗纳尔多的亲笔签名球衣，那是在一场里昂同皇家马德里的欧洲冠军联赛后，里昂主席奥拉斯和前主帅霍利尔送给他的礼物。“我把它设成了我的MSN头像YY
儿时梦想加盟的球队 曼联。
最欣赏的里昂队友 戈武。
关系最不好的队友 图拉朗。
足球圈里的朋友 阿比达尔(巴塞罗那)、戈武(里昂)、维尔托德(雷恩)、皮基翁内(摩纳哥)、里贝里(拜仁)、纳斯里(马赛)。
最喜欢的动作 钟摆式过人，更多时候是朝左前方突破。
职业生涯最信任的教练 加里多(里昂青年队)。
最伟大的两次爆发 2007年9月15日，帽子戏法助里昂大胜梅斯；2003年11月，在代表里昂青年队同索肖青年队的一场比赛中打入4球。
最大的快乐 2005年12月6日，年仅17岁的本泽马在同罗森博格的比赛中迎来了欧冠处子秀，结果他在那场比赛中打入了个人欧冠处子球。
最糟糕的回忆 2006年11月10日大腿受伤，前一天他刚刚第一次进入法国国家队的大名单，伤病迫使他不得不退出。
愿望 “法甲赛场的球网拉得都不够紧，我希望在射门得分后能看到皮球从球网里弹出来。”
住所 他一直生活在里昂附近的小城布龙(Bron)，与父母以及几个兄弟姐妹住在一起。2007年，他给父母买了一座漂亮的房子，有一个大游泳池。
好友 本泽马很少与队友外出，他最好的朋友是法国说唱歌手Rohff，不过这个艺术家可谓劣迹累累：2005年他曾因持枪在一家迪厅闹事，被判处监禁4年缓期执行，后来被减刑。尽管如此，Rohff丝毫不知悔改，在2007年又持枪威胁自己的兄弟，结果最终蹲了大狱。本泽马曾公开表示支持Rohff。
最喜欢的电影 《心》。
最喜欢的餐厅 里昂当地一家名为“Panoniou”的披萨店，他和朋友们经常去光顾。
最喜欢的歌曲 Rohff的说唱乐，每场比赛前他都要听Rohff的专辑。
婚姻状况 未婚。有一个女友，是本泽马妹妹的好友。他更喜欢褐色头发的女孩。
父母 父亲哈菲兹(Hafid)是一名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市政职员，母亲马莉卡(Malika)出生在法国，家庭主妇。
兄弟姐妹 本泽马一家共有9个孩子，5个女孩4个男孩，卡里姆排行老六。几年前，这些孩子都是两个人共用一个房间。在卡里姆看来，他年仅8岁的弟弟非常有足球天赋，甚至比他还出色“一百倍”！
主要的消遣 电玩，经常与朋友对战实况足球。
用车 为庆祝自己的20岁生日，他买了一辆宝马M6。
主要的梦想 赢得《法国足球》杂志金球奖。
座右铭 “以阿拉真主的名义。”
主要的性格特征 完美主义者。
性格弱点 不够耐心，但在足球上还算有耐心。
足球之外从事的其他运动 泰拳和K-1(一种搏击运动)，网球。
最欣赏的历史人物 巴勒斯坦前总统阿拉法特。
最想去生活的国家 英格兰。
儿时最喜欢的课程 EPS(身体和体育教育)。
最好的儿时伙伴 萨米·宰纳提(Sami Zenati)。

⑧ 二战时法国为什么会投降

贝当政府的担心失败而媾和。
法国人过于相信马奇诺防线，战事发生前没有太多准备。马奇诺防线的建立是在一战之后。马奇诺防线可以驻扎45个师，大约45万人的部队，拥有很多的碉堡，甬道，隐藏火力点。德军当时讲95万人的部队兵分两路，突破比利时和卢森堡，并没有与马奇诺防线发生正面的冲突。就从德军绕行马奇诺这一行为来看，马奇诺防线的坚固还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法比边界的阿登高地地形崎岖，不易运动作战，且比利时反对在法比边界修建防线，所以法军没有多加防备，但万万没有想到德军会由此突破。1940年5月德军诱使英法联军支援荷兰，再偷袭阿登高地，联合荷兰德军将联军围困在敦克尔克。而马奇诺防线也因为德军袭击其背部而失去作用。
法国的军事战争理论还停留在一战的水平，认为作战还是传统的步兵攻防战，而且对新出现的坦克战估计不足，坚持把坦克作为步兵进攻的“移动火力支援”分散在步兵中使用，未能形成强大的战车战斗力。法国的坦克水平当时并不太低，而且德国的进攻还是大量使用了火力较弱的轻坦克和装甲车辆。但是装甲兵的威力已经展现，法国的大多数将领还并没有意识到坦克的重要性。
马奇诺防线溃败后，当时还有很多部队在前线抵抗，但是巴黎已经暴露在德军的攻击部队前面了，法国政府担心国家会变成像波兰那样成为完全的殖民地，而且担心战败后在海外的殖民地遭到瓜分，所以投降了。
一方面，1940年6月，贝当是在德军向法国内陆大举推进之际就任的法国总理。当时，战局已明显对法国不利，再不以“和平和体面”的方式结束战争，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贝当充当了主和派的代表，并在6月22日与德国签订停火协定。
根据该协定，法国的3/5的国土（主要是北方工业区）被德军占领，德国占领军的一切费用皆由法国承担。南部及东南部2/5的地区为“自由区”。
另一方面，在德国的协助下，法国国会通过议案，授予贝当立法、行政及司法的权力，这些都令贝当拥有法国临时“毒裁者”的权力。

贝当政府总部设在法国中部非占领区的维希，故被称“维希政府”。维希政府为轴心国提供大量物资，又曾下令在海外属地的法军对抗盟军，以及容许轴心军在海外属地过境。

1942年11月11日，德军突然占领法国余下的“自由区”。1944年8月20日，贝当被德国人从维希带回洛克马林根的霍恩佐伦软禁起来。
1945年4月，贝当回到法国接受审判，后被定罪并被判处死刑。但在同年8月获戴高乐以年老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立下的战功为理由减刑至终身监禁，1951年去世。

⑨ 法国监狱有什么问题吗

法国狱警罢工风潮刚平息未多时，监狱系统又爆出腐败丑闻。据法国媒体3月26日报道，巴黎大区一座监狱从主任到看守再到囚犯串通作案，目前警方共拘捕7人，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万欧元。

在监狱之外，另一名曾经牵涉进排污权税务造假案件的当事人图耶（Fabrice Touil）也于26日在巴黎16区的家中被拘捕，警方怀疑他曾多次向狱方高管交付贿款。除此以外，还有一名神职人员被拘留，调查人员正在调查此人在腐败案件中扮演何种角色。

⑩ 纽伦堡审判共审判了多少人

1945年10月18日，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审判在柏林举行，自1945年11月20日移至德国纽伦堡城。经过216次开庭，于1946年10月1日结束。法庭对24名被告中的22人作了宣判：判处以下12人绞刑：

赫尔曼•威廉·戈林，纳粹政权第2号人物，航空总监，普鲁士总理，陆军将军，德国4年计划全权执行人，“帝国元帅”，希特勒“全权继承人”。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德国外交部长。

威廉•凯特尔，德国陆军将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长官。

恩斯特•卡尔滕布隆纳，德国保安总局局长。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纳粹思想家”，纳粹刊物主编，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

汉斯•弗兰克，纳粹党法律事务全国领导人，波兰占领区总督。

威廉•弗利克，内政部长，内阁国防委员会成员，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保护长官”。

朱利叶斯•斯特雷切，反犹刊物《前锋报》主编。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国防处处长，作战处处长。

弗里茨•绍克尔，冲锋队和党卫军将军，劳工事务全权负责人。

赛伊斯•英夸特，驻奥地利总督，德国驻荷兰占领区长官。

马丁•鲍曼，希特勒秘书。

判处以下3人无期徒刑：

鲁道夫•沃尔特·理查德·赫斯，国防委员会成员，纳粹党书记处负责人，希特勒第二继承人。

埃里希•雷德尔，海军总司令，国防委员会成员，海军名义总监。

瓦尔特•冯克，政府新闻总署和宣传部负责人，德国经济部长，战争经济全权委员会负责人，德国国家银行总裁。

判处以下2人20年徒刑：

巴尔杜•冯·席腊赫，全德青年领导人，驻维也纳总督。

阿尔伯特•施佩尔，军备、军需及军火部部长。

判处以下1人15年徒刑：

康斯坦丁•冯•纽赖特，不管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驻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长官”。

判处以下1人10年徒刑：

卡尔•邓尼茨，潜水艇舰队司令，海军总司令。

以下3人被宣判无罪，予以释放：

弗兰茨•巴本，德国总理，内阁副总理，驻奥地利、土耳其使节。

耶马尔•沙赫特，国家银行总裁，战争经济全权委员会成员。

汉斯•弗里切，宣传部国内新闻司司长。

以下各组织被宣判为犯罪组织：

德国政治领袖集团；

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务处；

党卫队。

以下各被告组织未被宣判为犯罪组织：

德国内阁；

纳粹党冲锋队；

参谋部；

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宣判完毕，庭长说明，凡有上诉者，可在4天之内向管制委员会呈交“宽恕请求书” 。

之后，庭长又宣布了苏联法官的不同意见。苏联法官、司法少将特尼基钦科认为，不宣告德国内阁、参谋本部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为犯罪组织，判处被告赫斯无期徒刑，宣告被告巴本、沙赫特、弗里切无罪而予以释放都是不正确的，没有根据的。苏联法官在长达30页的意见书中详尽阐述了自己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