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刑法律

❶ 如何理解兵刑合一

刑起于兵，故曰兵刑合一。

1.中国古代法起源于战争，战争、统军需要催生刑法制度。

2.中国古代法的起源中，法与刑不分，兵与刑也不分，特别是因战而设法，用兵而作刑是一种历史现象。

3.是古人对上古时期史实的凝炼和总结，揭示了古代法律起源与战争和军队活动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4.但不足在于它忽略了法律产生经济根源。

中国古代兵制，指的是中国古代的兵役制度。主要包括兵农合一制、全民皆兵制、征兵制、军户制、团结兵制、民兵制、募兵制、卫所制等。

在西周、春秋以前，是寓兵于农的。所谓寓兵于农，就是以农器为兵器。古代兵器是铜做的，农器也是铜做的。兵器都藏在公家，临战才发给，即所谓授甲、授兵。兵器只能供给正式军队用，乡下保卫团一类的兵，是不能给与的。但是，当敌人打过来时，又不能随便拿着个农器就自卫，所以《六韬》中说，教民将某种农器当某种兵器。

到战国时期，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对抗的加剧，开始出现了全民皆兵制。春秋时，各国用兵，最多不过数万。至战国时，却阬降斩级，动以万计。根据《左传·成公二年》记载，齐顷公鞍战败北逃回去的时候的情形可知，其时正式的军队虽败于外，各地方守御之兵仍在。

而《战国策》载苏秦说齐宣王之言，说“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竟不守；战而不胜，国以危亡随其后；”可见各地方守御之兵，都已调出去，充作正式军队了，这是战国时兵数骤增的原因。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全国皆兵的，怕莫若此时了。所以战国后期，秦楚皆带兵百万，而其他五国军队人数也在30-50万之间。

❷ 中国古代的刑罚有多少种

~以下内容转自知乎专栏~

一、中国古代刑罚的起源及功能

中国古代刑罚的产生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相传， 尧舜时，“无制令而民从， 不施赏罚而民不为非”( 《尚书》卷3) 的原始秩序逐渐被“伯夷降典， 折民惟刑”所取代。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酋长为了驱使氏族成员勇敢作战以夺取胜利，首先制定了军法。《韩非子》记载: “禹会诸侯之君于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 《韩非子》卷 5) ，就是后世“后至者斩”军令的起源。

对于惩罚的种类， 在原始社会中已有基本雏形。兵刑同源， 刑起于兵， 诠释了古代刑罚为何是野蛮而又残酷的。在古代，法即是刑， 刑即是法， 二者不仅在概念上是同义，在内涵上也有相通之处。

根据古籍记载， 在尧舜以前的上古时代， 已出现了“象刑”。谓“象刑”，按《尚书》的说法是对有罪者施以某种象征性惩罚: “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履，下刑墨幪”( 《尚书·大传》卷 15) ， 采用这种“画衣冠、异章服”( 《尚书·大传》卷 15) 的方法标明“犯罪”者的身份，目的在于示以惩戒，使之知耻。

关于刑的功能，先秦各派思想家多作了论述， 认为刑罚的基本功能在于“禁暴止邪”， 这个观点对整个古代社会有着深远影响。

二、中国古代刑罚的演变

1. 墨、劓、宫、髌、大辟五刑为主的奴隶制刑罚的演变

奴隶制社会是人类刚刚摆脱野蛮步入文明的第一个社会形态，这种社会里不可避免地残留着野蛮时期的刑罚手段。中国的五刑“墨、劓、宫、髌、大辟”就是如此。 在奴隶社会时期， 刑罚分正刑、流刑和徒刑三种， 正刑包括墨、劓、宫、髌、大辟等五种刑罚。上述几种刑罚，

除死刑外， 其余都是以残害肢体、摧残器官的肉刑， 这种传统遗害深远。西汉文帝虽然废除了墨刑、劓刑、宫刑、髌刑，但不久又重新设置宫刑， 其他三刑一直延续到隋代以前。夏代的刑罚制度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原始社会的习惯，实行以墨刑、劓刑等五种正刑为主的刑罚制度。同时，也存在统治者随意自创的刑罚，《尚书·大传》中便记载夏代有 3000 余种刑罚。

西周初年，肉刑有一定削弱， 对大辟之刑施以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其他残害肢体、劳役的刑罚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墨、刖、宫诸刑除残害肢体外， 还要附加劳役， 即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 刖者使守囿， 髡者使守积。在西周时期， 还设有流刑。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仍然实行奴隶制的五刑制度。

2. 笞、杖、徒、流、死五刑为主的封建制刑罚的演变

秦朝刑罚体系严密而又残酷， “繁法而严刑”。就死刑而论就有弃市、腰斩、车裂等十几种， 肉刑则有墨、劓、刖、宫等。刑罚除去死刑、肉刑外， 还设有各种流刑、徒刑和赎刑等等。战国和秦朝刑罚制度上的主要发展， 是徒刑的制度化。如黥以为城旦为五岁刑， 城旦为四岁刑， 鬼薪白粲为三岁刑，司寇为二岁刑，罚作为一岁刑。

汉初， 文帝改革刑制，黥、劓、斩左趾改为徒刑和笞刑，表现了刑罚由重改轻的趋势，但由于斩右趾者入于死刑，斩左趾者又因笞数多往往致人于死， 因此遭到当时的非议。

景帝时，继续改革， 减少笞数， 限定笞杖的长度、厚度和加笞的部位， 改变了“率多死”的局面。汉初的刑制改革是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结果， 它为封建法定五刑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废除了肉刑。魏律于死刑之外，只有髡刑、完刑、作刑、赎刑、罚金五种。

西晋时， 进一步改革刑制，定为死刑、徒刑、笞刑、罚金、赎刑五种。《北 齐律》中的法定刑罚为死、流、徒、鞭、杖。北魏时期增加鞭刑和杖刑，沿用至北齐、北周。西魏在公元 547 年禁止宫刑，北齐在天统五年废除宫刑。南北朝时期， 流刑作为死刑的一种宽待措施出现。流刑分五等， 每等以五百里为差距，以距都城二千五百里为第一等， 同时还附加鞭刑。

隋代的《开皇律》删除不少残酷的刑罚内容，把死刑减少到绞刑和斩刑两种。同时修改了流刑和鞭刑， 改鞭刑为杖刑，由此确立了封建社会沿用至清代的五刑。

唐代的刑罚在很多地方接受了隋代的习惯， 延续了以笞刑、徒刑、杖刑、流刑、死刑为体系的刑罚制度。唐代刑罚的力度，比前代均为轻，死刑、流刑大为减少。

北宋立国之初沿用前代的五刑制度， 同时增设一些刑种。宋太祖为宽恕杂犯死罪的人特意设置刺配刑， 刺面、配流且杖脊，这是对免于死刑犯的一种代用刑。另有凌迟刑、杖折法等刑罚， 作为重刑的代用刑。

元代刑罚保留了许多蒙古族习惯法，死刑中除去了绞刑， 把凌迟作为法定的死刑。为维护僧侣的特权， 规定殴打西番僧侣者斩其手臂，辱骂僧侣者割掉舌头的特权刑罚。

明代在刑罚种类上有一些新变化， 主要体现在刑罚日益残酷， 并恢复以前的诸多死刑种类， 如枭首刑等， 且死刑的适用范围扩大。另外，增设充军刑、发遣刑、枷号、庭杖等新刑种。清代基本上沿袭了明代的刑罚种类和制度， 并独创了死刑制度: 斩立决和监候制度。时至 1911年，晚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 颁布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大清新刑律》， 删除凌迟等酷刑， 将自隋以来法定的笞、杖等五刑改为死刑、徒刑、拘留、罚金， 死刑仅有绞刑一种。只有谋反、谋大逆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条适用斩刑。至此，封建的刑罚体系在文本上被资本主义性质的刑罚体系所替代。

三、中国古代刑罚的特点

1. 生产关系的变革决定刑罚制度的变化

西汉时期， 封建制生产方式不断发展壮大， 需要大量劳动力，肉刑等酷刑显然不利于保护劳动力， 统治阶级对刑罚进行了改革， 废除肉刑， 为封建刑罚体系的确立打下基础。

随着封建制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巩固， 适应封建统治的刑罚制度在隋代最终确立起来， 至唐代达到完备， 一直沿袭到晚清。

2. 刑罚体系的完备与刑罚手段的残酷

中国古代刑罚自产生时期就有着诸多种类，并在实践发展中逐渐完备其体系， 刑种及其等级由轻至重， 排列严整，等级之间跨度较小。纵览中国古代刑罚制度， 无论哪个朝代的刑罚都是种类繁多， 异常残酷。北魏时， 初步形成以死刑为主的五刑制度， 但无论是北魏、北齐、北周还是南朝的梁陈在刑罚方面， 司法规定还是不甚清楚。唐代可以说是封建刑罚完善与定型的时代， 条文简约， 刑罚宽减。在《唐律》中明确了五刑皆有独立适用条款。

3. 同罪同罚与同罪异罚的阶级等级性和特权性

从奴隶社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开始， 几乎每个阶级都把维护本阶级等级制度和特权制度放在重要位置，这在刑罚制度的设定上也有体现。在中国古代的刑法中，罪名与刑名是紧密联系的， 一般来说贯彻了同罪同罚的原则，借以维护统治阶级的法制， 但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 刑法也表现出等级特权性， 贵族高官可以根据议、请等规定，而获得同罪异罚的法定优待。

在奴隶社会时期，对于统治阶级集团来说是没有宫刑的， 以此确保其繁衍子嗣的需要。西周时主张“用刑以治野人”， 在统治阶级看来，刑罚只是用来控制劳动人民的， 统治阶级则享有不受刑罚管制的特权。自唐代以降，更是规定了贵族阶级触犯一般律条皆可享有法律减免的特权的

4. 刑罚适用范围广泛

行政、民事、经济法律责任， 也以刑罚制裁， 强化刑法对社会生活的调解， 体现了我国古代重刑法轻民法的思想。《唐律疏仪》规定: 官署编制过限， 超过一人， 要对主管官吏杖一百，超过三人则加一等， 十人徒三年。私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以刑罚手段来调整。按唐律， 凡有负债违契不偿者，“一匹以上， 违二十日笞二十， 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 三十加二等; 百匹， 又加三等。各令备偿”( 《唐律疏议》卷 23) 。对于经济上的侵害行为， 早在战

国时期便以刑论处: “小畜生入人室， 室人以投( 殳) 挺伐杀之，所杀直( 值) 二百五十钱， 可( 何) 论? 当赀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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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古代有几种刑罚

最经典的是“五刑”：鞭、笞、徒、流、死，具体到各个时代会有不同。

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的舜禹统治的时期确认不少有关处罚的习惯。《尚书·舜典》载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 钦哉！惟刑之恤哉。”当时的处罚习惯，将贪赃（墨）行为与劫掠（昏）杀人行为并列，一并处罚，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已经注重对行政人员的整治和管理，严厉制裁渎职、贪污行为。
《尚书·吕刑》对原始社会末期的处罚方式作了这样的说明：“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淮作王虐之刑曰法”，“爰始淫为劓、刵、诼、黥”。又据《后汉书·刑法志》说：“（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
夏代
逐步确立了墨、劓、剕、宫、大辟的五刑制度。
商代
刑法严酷。盘庚规定“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死刑除去斩刑外，还有醢、脯、焚、剖心、刳、剔等刑杀手段。
西周
古代刑罚形成以圜土之制、嘉石之制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罚，以及赎刑、流刑等制度作为五刑的补充，这一时期为奴隶制刑罚的成熟阶段。
春秋战国
时期仍然以五刑为主，残酷性并没有改变、商鞅被处死时，即用车裂之刑，这一时期为奴隶制刑罚向封建制刑罚过渡的阶段。
秦
古代刑罚刑罚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有笞、杖、徒、流放、肉、死、羞辱、经济、株连八大类。其中前五类相当于现代的主刑，后三类相当于现代的附加刑。秦法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有明显的过渡的特征。
汉代
古代刑罚对刑罚进行了改革，汉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肉刑，着手改革刑制。具体有：凡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这样就改变了原“五刑”制度。但是也出现问题：第一，斩右趾，改为弃市，扩大了死刑范围；第二，以笞代替劓刑、斩左趾，结果受刑者“率多死”。后，汉景帝又两次下诏减少笞数，第一次是笞五百减为三百，笞三百减为二百。第二次是笞三百减为二百、笞二百减一百。改革之后，除死刑以外，还有笞刑，而宫刑未改。到东汉初，明帝诏中又提到斩右趾，说明又以此刑代替弃市，把文帝时由轻入重的一项又回来，至此，两汉肉刑有宫和斩右趾。
关于徒刑，汉初沿用秦制。但是汉代已经有了明确的刑期。如髡钳城旦舂，五岁刑；完城旦舂，四岁刑；鬼薪白粲，三岁刑；司寇和作如司寇，皆二岁刑，男罚作和女复作，皆一岁到三月刑。此外，汉代另有“顾山”，是只用于女犯的刑罚，因此也称为“女徒顾山”。
此外，两汉还沿用秦代及以前的罚金、徙边等刑罚。另外有禁锢刑，是汉为禁止官史结党，对有朋党行为的官吏及其亲属，实行终身禁为官的政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刑罚体系较前朝有了很大的变化，刑罚的总的变化的特点是逐渐宽缓。“割裂肌肤，残害肢体”的刑罚手段逐渐减少，向新的封建制五刑过渡。主要体现在：
1、废除宫刑制度。北朝西魏在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下诏禁止宫刑：“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北齐在天统五年（公元569年）也诏令废止宫刑：“应宫刑者普免为官口”。
2、规定了鞭刑与杖刑。这一刑罚缘于北魏，并为北齐北周沿用。
3、规定流刑为减死之刑。南北朝时期，把流行作为死刑的一种宽待措施。如北周时规定流刑为五等，每等以五百里为差，以据都城二千五百里为第一等，至四千五百里为限，同时附加鞭刑。
4、缘坐范围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对妇女缘坐的变化上，总的趋势是缩小范围，但司法实践中却多有扩大。在整个南北朝时期缘坐的范围也有反复。《梁律》创从坐妇女免处死刑的先例。
隋
《开皇律》删除不少苛酷的刑罚内容。废除不少残酷的生命刑，把死刑法定为绞、斩两种。对流刑、鞭刑均作修改。隋文帝明确说明：“绞以致毙、斩则殊形，除恶之体，于斯已极”，所有“枭首轘身”与“残剥肤体”的鞭刑都废除不用，确立了封建制五刑。
唐
刑罚比以前各代均为轻，死刑、流刑大为减少。死刑只有绞斩两种；徒刑仅一年至三年；笞杖数目也大为减少。更重要的是，其适用刑罚以从轻为度；唐律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社会“得古今之平”的刑罚中的典范。
宋
创设了一些新的刑罚制度。
1、刺配刑。宋太祖为宽贷杂犯死罪而立刺配之法，刺面、配流且杖脊，是对特予免死人犯的一种代用刑。但后来则成了常用刑种之一。
2、凌迟刑。宋时将五代的法外刑凌迟作为法定刑种，初时适用于荆湖之地所谓以妖术杀人祭鬼的犯罪。但后来适用范围越来越广泛。
3、折杖法。宋太祖创立折杖法，作为重刑的代用刑。但因存在不足，即“良民偶有抵冒，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所以，在徽宗时又对徒以下罪的折杖刑数重作调整，减少对轻刑犯的危害。
元
元法初为习惯法，成吉思汗时有斩决、流放、责打条子等刑罚，后逐渐向汉代的五刑体制过渡，并最终实行。但其死刑中无绞刑，凌迟为法定死刑。
元朝仍保留许多习惯法，包括不少肉刑。一般人犯盗窃罪，除断本罪外，“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强盗初犯即须刺项”，只有蒙古人可不受此刑。为了维护僧侣的特权，元律规定“殴西番僧者截其手，骂之者断其舌”。
元有警迹人制度。强窃盗犯在服刑完毕后，支付原籍“充警迹人”。在其家门首立红泥粉壁，上开具姓名，犯事情由，由邻居监督其行止，且每半年同见官府接受督察。五年不犯者除籍，再犯者终身拘籍。
明清
刑罚有新的发展变化，其特点是刑罚更加残酷化，并大量复活了肉刑。明清时的刑罚变化有：
1、死刑。明、清两朝在法律上恢复了枭首示众之刑，并且范围逐步扩大。此外，明清时期的死刑执行方面还有一些更加残酷的方式，如“剥皮实草”、“灭十族”、戮尸等。 清朝针对死刑还有一个独特的制度，即斩立决和监候制度。
2、充军刑。“充军”创制于明代，但是不以充军为本罪。清朝的充军则作为流罪的加重刑，并以充军为本罪。而且充军的条目也较明代增加。
3、发遣刑，这是一种比充军重的刑罚。明代时只限军官和军人，永不得回原籍。清时则包括犯徒罪以上的文武官员，还可以有机会放还。
4、枷号，是明朝首创的耻辱刑。在明代还变成一种致命的酷刑。清时对一些伦理性和风化犯罪，用此法。
明代还有庭杖制度。指在殿庭前对违抗皇命的大臣直接施以杖刑的法外刑罚。

❹ 民法刑法行政法兵役法哪部法律规定了不得服兵役的情形

兵役法
该法律负责规定这事
中国兵役法规定，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力的人，不得服兵役。他们不仅没有资格服现役，也没有资格当民兵或登记服预备役。同时，应征公民被羁押正在受审查、起诉、审判的，或者被判处徒刑、拘役、管制、正在服刑的，也在不征集的范围。

❺ 中国古代法律的三个源头 是氏族习惯、兵和

陈寿
这两天特地到南充来耍，已经把几个景点都游完了，最后才来万卷楼景区，把重头戏放在后面！”来自遂宁的李红兴奋地告诉记者。
4月28日下午，在南充市西山风景区万卷楼景区东大门前，一群年轻的外地游客在此留影。记者上前了解到，来自遂宁的李红等人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因公司有事，临时给员工放假两天，“早就听说了啊，南充是三国文化的源头和发祥地嘛，这次我们把行程的重点就安排在这里，一定要好好了解一下南充厚重的历史。”“虽然南充旅游发展得很好，可是我们遂宁也不弱哦！”在推崇南充旅游的同时，李红也不忘给家乡作宣传，不断地向记者介绍遂宁的灵泉寺等著名景区景点。
作为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西山风景区，向来以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着各地的游客，南充是人们“三国文化游”的必到之地，为纪念陈寿而重建的万卷楼，因是《三国志》作者陈寿少年读书和晚年归隐治学之地更成为“三国文化源头”。
阆中
四川、陕西、河南、重庆等6省市向海内外推出的精品旅行线路———“三国遗迹寻踪游”线上，四川南充独有“三国文化源头”的美称。然而在三国热浪席卷海内外的今天，南充“三国寻踪游”却抱着“金饭碗”喊饿，“三国寻踪游”远未成热线。
“三国胜迹四川多”，其中在南充的三国胜迹就不少。蜀汉五虎上将张飞镇守南充阆中达7年，死后葬于阆中，后人所建桓侯祠（张飞庙）是纪念张飞的祠庙中惟一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蜀汉大将军王平墓、诸葛寺、诸葛寺石刻、赵云操兵演阵的将军碑、瓦口关古战场等也在南充。三国良将马忠、谋士程畿出生在阆中……
1993年，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及国内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在南充举行“三国文化国际学术交流会”，会上海内外专家一致认为：南充人陈寿撰写的《三国志》为罗贯中撰写《三国演义》直接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思想启迪。南充西山万卷楼是陈寿少年读书晚年归隐撰定《三国志》的地方，因此南充系三国文化无可争辩的发祥地，万卷楼是海内外三国文化崇拜者的寻根访祖之地。
然而，南充“三国文化源头”之旅游人寥寥。与浙江省兰溪县诸葛镇的“诸葛之旅”每年门票收入100万元，成都武侯祠每年接待100万游人的火爆场面形成鲜明对比。
业内人士分析，南充三国胜迹景点分散且规模小，缺乏相应的旅游内涵，难以吸引和留住游客，如南充西郊的陈寿读书、治学、撰写《三国志》的万卷楼孤零零地立在玉屏山腰，游客去游一目了然，无法久留。成都武侯祠副馆长谭良啸认为，南充三国景点“养在深闺人未识”，宣传不够是三国不热的主要原因。日前，记者曾与一位专门研究三国及关公的日本学者谈到“三国源”的问题，他也不知道三国源就在南充，更不用说一般外国人对南充三国遗迹能有多少了解了。
一位三国专家感慨道：开发“三国遗迹寻踪游”，还应有三国英雄的智谋。南充开发“三国寻踪游”应左顾右盼，研究、分析海内外的三国热及其他地方开发、

❻ 军事刑法立法的主要依据和法律内容有哪些

军事法即有关军事管理和国防建设的法律、法规，包括《兵役法》、《国防法》、《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军事设施保护法》、《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以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 军事法是调整国防建设和军事方面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现代军事法在军事司法活动方面，通常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①
有特定的法律依据。许多国家都专门制定了军事司法方面的法律规范，对案件管辖、司法程序、职权划分、定罪量刑、监督执行等作出规定，以作为军事司法活动的依据。
②
有专门的司法组织系统。一般在军队系统分级设立司法机构和人员，专门履行军队司法职责。
③
军事指挥员享有追究军人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一定权限。通常军事指挥员可以依据军事法赋予的职权，追究和处置其部属的违法行为。
④
有特定的犯罪罪名。 各国军事刑法对军事犯罪通常依其所侵犯的社会关系规定各种罪名。例如，美国的军事犯罪罪名有脱逃罪、职务与命令罪、上下级关系罪、关系战斗罪等；苏联的军事犯罪罪名有违反隶属关系和破坏军人荣誉罪,违反服役制度罪,违反保存军用物资和使用军事技术装备制度罪，违反保守军事机密罪, 军事职务罪, 违反战斗勤务罪，在军事行动区违反执行军事勤务制度罪， 违反战争法和惯例罪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犯罪罪名有武器装备肇事罪、阻碍执行职务罪 、虐待俘虏罪等20多种(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
⑤
战时与平时不同。通常情况下,战时的司法程序比平时简便，战时量刑从重，并实行一些特殊的执行刑罚方法，如允许戴罪立功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是在继承革命战争时期军事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历次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战胜国内外敌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和军事领导机关，制定和颁布了一些维护军事利益的法律规范。

❼ 如何理解刑起于兵如何理解兵刑合一如何理解一准乎礼

刑的起源，刑起源于兵，并未囿于 兵刑一体。
战国之前,法律一般被称作 “刑”,而 “法”字在战国之后才逐渐流行起来。
上古时期的部落乃至国家,主要依靠暴力手段来维持统治秩序。具体而言,大规模、无限制的暴力手段,即军事武力,建立并维持部落间、国家间的秩序;而小规模、有限制的暴力手段,即刑法,建立并维系社会内部的秩序。因而,军事和法律在性质上均具有暴力性,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历来就有“刑起于兵”、 “兵刑合一”的说法。
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写中国第一篇法制通史 ：《汉书·刑法志》时,就将军事制度和刑罚制度合在一起写:“《书》云 ‘天秩有礼,天讨有罪’,故圣人因天致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穿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诸市朝,其所繇来者上矣。”而这一说法可以上溯到古史 《国语·鲁语》:“臧文仲言于僖公 ‘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上古时期部落间频繁的战争早于 “刑”起源。
章太炎在 《文录·古官制发源于法吏说》中曾言: “法吏未置以前,已先有战争矣。军容国容既不理,则以将校部分民,其遗迹存于周世者,传曰官之师旅。……及军事既解,将校各归其部,法吏独不废,名曰士师,征之 《春秋》,凡言尉者皆军官也,及秦而国家司法之吏亦曰 ‘廷尉’,此 (比)因军尉而移之国中者也。”显然章太炎将 “军事”中的 “法吏”作为中国司法官吏的起源。
陶希圣也注意到了这种 “兵刑一体”的现象,他在 《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更为明确地说: “古代的刑罚是由兵政主持者掌管。士、司寇、尉,这都是军官也是法官。魏纬 ‘请归死于司寇’ (《左》襄三年)。公孙黑将作乱,子产曰: ‘不速死,司寇将至。’ (《左》昭二年)司寇或称司败,子西说: ‘臣归死于司败。’
(《左》文十年)季孙谓臧武仲曰:‘子为司寇,将盗务去。’(《左》襄二十一年)军官兼法官又兼警察了。”这就说明,“兵”和 “刑”不仅在性质上均具有暴力性,其目的均在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而且,司法官员的官职在源头上本身就由军职官员兼任。于是,秦汉之后 “廷尉”这一军官名称屡屡用作最高司法官员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值得注意的是,“刑”虽起源于 “兵”,但中国传统法律发展的历程却清晰地展示,我国传统法律 的古老渊源,而是发展出了更为专门和细致的律法。
在汉 《九章律》中,开始有 《兴律》;等流而下,《魏律》有 《擅兴》,《晋律》有《宫卫》、 《兴律》,到隋唐的 《卫禁》、 《擅兴》,至明清之 《宫卫》、 《军政》, “兵”所侧重的 “军法”与 “刑”所代表的 “刑民”律法已截然分离,界限分明。

❽ 如何理解兵刑合一

兵刑合一

"刑起于兵""兵刑合一"的法律起源说,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不合理性,但总得说来立论的根据不足,缺乏说服力。

指古代把用兵征伐作为最大的刑罚。《国语·鲁语上》:“大刑用甲兵。”...昭谓：甲乒，谓臣有大逆，则披甲聚兵而诛之，若今陈军也。”因此，用兵掌刑之官合而为一，兵权和刑权合一。《书·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

❾ 涉军刑事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

你好，大律师网 相关律师根据该《解释》第一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武装部队公文、印章一件（枚）以上、军官证、士兵证、车辆行驶证、车辆驾驶证或者其他证件二本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武装部队公文、印章五件（枚）以上、军官证、士兵证、车辆行驶证、车辆驾驶证或者其他证件十本以上的为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非法生产、买卖成套制式服装三十套以上、或者非成套制式服装一百件以上，或者帽徽、领花、臂章等标志服饰合计一百件（副）以上的，应认定为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非法经营数额二万元以上的和违法所得数额五千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军以上领导机关车辆号牌一副以上或者其他车辆号牌三副以上的，或者军徽、军旗、军种符号、其他军用标志合计一百件（副）以上的，或者非法提供、使用军以上领导机关车辆号牌之外的其他车辆号牌累计六个月以上的，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为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该《解释》第五条规定：明知他人实施犯罪而为其生产、提供专用材料或者提供资金、账号、技术、生产经营场所等帮助的，以共犯论处。
第六条规定：实施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规定的犯罪同时又构成逃税、诈骗、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等犯罪的，从重定罪处罚。

❿ 历史三省六部制中吏礼兵刑户工六部分别都是干嘛的他们的职能

严格来讲，唐朝的政体是三省六部一台。

三省是中书、门下、尚书。

六部乃尚书省的下设，分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下辖四司，总计二十四司。

一台是御史台。

具体运作是这样的：

中书省代皇帝制“敕”，也就是替皇帝起草诏书。军国大事、官吏任免等凡是需要皇帝下诏的，都由中书省来起草。中书省除正长官中书令、副长官中书侍郎外，有中书舍人六人具体负责文书诏令的起草。通常情况是，接到拟敕任务后，中书舍人每人草拟一份，称为“五花判事”。中书令或中书侍郎从中选出最佳文本，补充修饰，呈送皇帝。皇帝画“敕”后送门下省审议。

门下省负责审“敕”。中书省起草的诏书经门下省审查同意后，才能交尚书省执行。门下省除长官侍中、副长官侍郎外，设有若干给事中，虽只是五品官员，却拥有对诏书的“封驳”之权，也就是可以将诏书退还中书省让其重新起草，甚至还可以涂改诏书，直接在诏书上作批示。中书省修改后，重新交门下省进行审核。

门下省过了，剩下就是尚书省了。尚书省是执行机构，六部二十四司的主要作用，是将皇帝的诏敕细化为具体实施的政令，颁发下去并监督执行。

为了提高执行力，尚书省还设立了纪检性质的都省。诏令文书下达尚书省后，尚书都省会在其上签注收到日期，并根据其内容分送相应的六部诸司办理。六部诸司需要在规定时间内拟定出具体执行方案，每种业务都有具体时限的，耽误或者延缓了，有相应的律法伺候。

另外，尚书省主执行，并不代表尚书省地位低，相反，唐初还加强了尚书实权，以尚书仆射为正宰相，让吏、兵两部尚书参预朝政。同时，尚书省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有不便之处，仍可将诏书封还。

御史台呢，独立于三省之外、直属于皇帝的中央监察机构。其监察内容与对象，一是弹劾百官及政府机构；二是监督皇帝；三是监督百官朝班时的言行举止；四是参与司法审判，推鞫刑狱，对于遭申诉的疑难案件，由中书舍人、给事中及侍御史一起进行会审，称为“三司受事”。遇有重大案件，则由刑部与御史台、大理寺共同审理，称为“三司推事”。

三省六部制将决策权与行政权分离，通过中书省掌决策、门下省掌审议、尚书省掌执行的运作模式，形成了一种组织严密、职权分明的中国式三权分立。这种运作模式，是中国封建社会行政体制发展成熟的标志，为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御史台的设立与功能的完善，对官吏起到了有效的监督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亦为大唐盛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遗憾的是，到了唐代中后期，随着形势的变化和统治方式的变更，三省制没有达到很好的执行，三省制走向了衰落，御史台也逐渐脱离了既定轨道，派往地方的监察御史，逐渐演变成为了地方长官的领导者，特别是巡视边疆的监察御史长期停驻，逐渐成为了既可指挥军事、管理财政，又有用人大权的节度史，埋下了割据之隐患。安史之乱，唐室之溃，即由此而生。

更遗憾的是，唐之后，再也没有这种中国式的三权分立的运作了。所以对后世也没啥影响，除了一些名称与概念遗留下来，政体的三权分立精神，亦成为大唐之烟花、历史之绝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