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保障的案例

『壹』 初一政治处处保护 社会保护、家庭保护、学校保护、司法保护案例 各举一例 不要长篇大论 尽量缩成一端

停网吧属于社会保护；媒体报道不透露未成年人姓名属于社会保护
司法保护的例子：人民法院成立审理未成年日犯罪的法庭，由少年预审组，少年法庭组成，专门负责少年犯罪的预审，起诉和审判。采取区别于成年人的侦察、起诉和审叛的方式，做到寓教于审，审教结合。
家庭的司法保护多体现在家庭暴力案件的审理方面，对虐待家庭成员的行为，情节严重的溓以虐待罪追究刑事责任，受害方并可提出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法院都应当予以受理并依法支持。如刘某长期受丈夫杨某虐待，不堪忍受起诉离婚，杨某接到起诉，回家就将刘某暴打，致刘某骨折，鉴定为重伤。法院随即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杨某立案侦查，后经侦查终结，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数罪并罚，判处杨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民事部分也判决准予刘某与杨某离婚，并判令杨某赔偿刘某物质及精神损失52000元。
学校保护：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这个法律，不仅是给未成年人定的，也应该是给学校的每个教师定的。从一起起老师侵害学生的案件中可以看到，不少教师心里就没有装着这个法，他们不但没有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甚至在残害着未成年人。教师以暴力侵犯我们的行为，不仅会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的生长发育过程，使之丧失在校园中对老师的信任感与依赖感。更为严重的是，这将会造成未成年人心理的扭曲，使之出现反社会人格，并带有较强的攻击性，可谓贻害无穷。

①2000年3月15日上午，江西南昌市莲塘某中学，在上第四节课的时候，有十几名高一（1）班的学生因未完成李老师头一天留下的6道数学作业题，便遭到每题抄写1000遍、一共6000遍的体罚。作为高一的学生，面对这个令他们胆战心惊的天文数字，只是逆来顺受，没有及时反映到校长那里，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②西安雁塔区鱼化乡老烟庄某小学二年级老师惩罚未完成作业的学生出了个“损招”。2000年3月25日上午，肖老师命令未完成作业的12名学生（7个男生，5个女生），当众脱裤子，并在教室里转一圈示众，班主任还指派两名班干部对不听话的学生强行脱裤子。

③据《云南日报》报道，4月3日晚7时30分，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上村乡中学初一（4）班的学生正在晚自习。历史课教师聂朝宽发现学生张波及另外两名学生没完成作业时，便将3名学生叫到黑板前罚站。好动的张波与坐在二排的一名学生用粉笔头互相打闹，聂老师便上前连扇张波10个耳光，把16岁的张波扇倒在地。张波当场口吐白沫，昏迷不醒。聂老师还认为张波是假装晕倒，抓着头发拎起又补了两个耳光。过了几分钟，不见张波起来，惊慌失措的聂老师连忙叫上10多个学生将张波送往乡卫生院抢救。晚上9时，张波经抢救无效死亡。死者的学生现场目击：张波是被聂朝宽老师活活打死的。村民王某告诉记者，他的孩子跟张波在一个班读书，每次孩子从学校回家来，都诉说他和同学被校长和聂朝宽等老师打骂惩罚。孩子说，去上村乡中学不是读书，是坐牢，环境太恶劣了。

『贰』 最高法公布利用互联网侵犯未成年人权益有哪些案例

通过网约车猥亵儿童案、通过“裸贷”敲诈勒索未成年人案、约未成年网友见面强奸案……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近年来人民法院依法审判的利用互联网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10起典型案例。

新闻自由并非毫无边界，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转载新闻时，应承担法律规定的审慎义务，特别是在关涉未成年人或重大敏感事件时要更加慎重，不能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叁』 政治 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 常见的违法现象(举2例)

司法保护的例子：人民法院成立审理未成年日犯罪的法庭，由少年预审组，少年法庭组成，专门负责少年犯罪的预审，起诉和审判。采取区别于成年人的侦察、起诉和审叛的方式，做到寓教于审，审教结合。
家庭的司法保护多体现在家庭暴力案件的审理方面，对虐待家庭成员的行为，情节严重的溓以虐待罪追究刑事责任，受害方并可提出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法院都应当予以受理并依法支持。如刘某长期受丈夫杨某虐待，不堪忍受起诉离婚，杨某接到起诉，回家就将刘某暴打，致刘某骨折，鉴定为重伤。法院随即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杨某立案侦查，后经侦查终结，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数罪并罚，判处杨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民事部分也判决准予刘某与杨某离婚，并判令杨某赔偿刘某物质及精神损失52000元。
学校保护：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这个法律，不仅是给未成年人定的，也应该是给学校的每个教师定的。从一起起老师侵害学生的案件中可以看到，不少教师心里就没有装着这个法，他们不但没有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甚至在残害着未成年人。教师以暴力侵犯我们的行为，不仅会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的生长发育过程，使之丧失在校园中对老师的信任感与依赖感。更为严重的是，这将会造成未成年人心理的扭曲，使之出现反社会人格，并带有较强的攻击性，可谓贻害无穷。
停网吧属于社会保护；媒体报道不透露未成年人姓名属于社会保护

1.2000年3月15日上午，江西南昌市莲塘某中学，在上第四节课的时候，有十几名高一（1）班的学生因未完成李老师头一天留下的6道数学作业题，便遭到每题抄写1000遍、一共6000遍的体罚。作为高一的学生，面对这个令他们胆战心惊的天文数字，只是逆来顺受，没有及时反映到校长那里，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2.西安雁塔区鱼化乡老烟庄某小学二年级老师惩罚未完成作业的学生出了个“损招”。2000年3月25日上午，肖老师命令未完成作业的12名学生（7个男生，5个女生），当众脱裤子，并在教室里转一圈示众，班主任还指派两名班干部对不听话的学生强行脱裤子。

『肆』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案例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司法保护只是一个很狭窄的范围。内容只有两个。一个是对未成年犯罪案件实施特殊方式审理，即不公开。第二个是在案件审理中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继承权和受抚养权。除了这两个其他都不是。
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监狱、少年犯管教所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对未成年人实施的专门保护活动。
我国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根据不同年龄未成年人的犯罪情况，采用不同的教育改造的方式。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3种形式：
1收容教养：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规定：“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收容教养是由政府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集中管教的方法，由少年犯管教所实行分管分教的管理形式，通过收容教养的手段，使这些已经犯罪但又依法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不在社会上继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尽快成为遵纪守法的新人。
2劳动教养：劳动教养是对那些违法或犯罪情节轻微、不够或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屡教不改的人采取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适用对象的年龄一般掌握在16周岁以上。在劳动教养所，对未成年劳动教养人员与成年劳动教养人员单独分队或编组进行管理。
3 劳动改造：劳动改造是对罪犯进行惩罚和改造的刑事执行活动。对于少数未成年犯罪人，由就近的劳改场所或监狱负责执行。根据法律规定，劳动改造机关应对未成年和成年犯罪人实行严格的分押分管，避免未成年犯罪人受到不良感染。

『伍』 为什么鸽牌商标侵权案能入选重庆法院2021年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典型案例

第一，金额高，因为鸽牌商标侵权案是重庆法院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中判赔金额最高的一个案例；第二，意义大，在这个案例中，重庆法院有利惩治了恶意侵害商标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利于增加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遏制墙柱他人商标后再侵权的现象。

『陆』 未成年人保护典型案例（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各一个）

16岁的华华（化名）虚报年龄进入一家服装厂打工，没料到他受工伤后版，此事竟成了老板拒付赔权偿金的理由。所幸的是，法院支持了他的诉讼请求，他获赔4万余元。

华华来自洪湖农村。去年7月，他初中毕业后经乡亲介绍，来汉到一家服装厂做小工。他虽然未满18岁，但长得人高马大。乡亲便对老板李某谎称华华刚满18岁。

华华如愿进入服装厂。谁知，当年10月，他做工时不小心将左手卷进机器中，为此断了两根指头，经鉴定为9级伤残。他的家人找到李某要求享受工伤待遇，老板拒绝了：“华华系童工，没有就业资格，不能享受伤残赔偿金。”

今年2月，华华无奈之下将李某诉至汉阳区法院，索赔5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华华和李某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因华华系未成年人而无效，但依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李某未尽审查义务，非法雇用童工，致使华华受到伤害，应予以赔偿。

前日，法院判决华华获赔4万余元。

『柒』 社会保护的事例10个司法保护5个

家庭保护主要指父母等近亲属的保护；学校保护主要指学校的老师及安保人员的保护；社会保护主要指社会上设立的一些专门提供保护的相关个人；保护主要指法院、检察院等部门提供的保护。（个人意见）

『捌』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司法适用案例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田永案
在田永案的判决中有这样一段话,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受教育权,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角度出发,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处理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没有照此原则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根据学者对田永案的考证,没有证据显示法官们在判决时具有运用正当程序原则的明晰意图,是一种朴素的程序正义的观念形成了法官判案时的信念.而探究法官之所以敢于提出程序要求的背后还会发现,由于他们所处的处境比较有利,受外界压力不是很大,因而比较超然,再加上这条理由不是本案判决的决定性理由使得它所承担的风险并不大,从而在判决书中保留下来.完全可以说,本案判决对正当程序原则的运用是一个附带写下的理由,并没有引起关注.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对这起案例的刊登却改变了它的命运,公报在公布判决书内容时作了两处修改,一是原告,被告的称呼分别被改成被处理者,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反映了最高法院试图将个案适用的原则发展成为一项普遍适用的要求;二是公报在重申作出退学处理决定应当遵守的程序原则时,明确了违反该原则的法律后果——这样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即单单凭这一程序上的理由就足以撤销被告的退学处理决定.这就使得正当程序原则的运用变得更清晰,对正当程序原则的强调更凸出了。
最高法院的判例应合了学界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呼吁,弥补了中国行政立法上的缺陷,它所昭示的关注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精神以及大胆运用法律原则的勇气,将远远超越个案的意义,值得肯定和效仿。

『玖』 如何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今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通知》，要求更加充分地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

“我们正审理一起案件，村民从原来种小麦改为在大棚里种蔬菜，5家人商量，把原来南北向承包的5块土地自行改为东西向承包，便于阳光照射进大棚。这样做，多年来都相安无事。但去年，由于修建高铁途经此地，高铁占道刚好是最靠西边的那块南北向土地。原来承包这块地的村民提出，补偿款应该全部归他，但其余4家坚决不同意，诉到法院。”在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辛店法庭庭长孙友军向记者介绍，不少纠纷和农村土地确权颁证不规范有关。

面对纷繁复杂的土地纠纷，法律法规不可能详尽规定怎么办，必须靠司法机关充分发挥司法智慧。“在农村，很多问题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天理、国法、人情怎么相统一的问题。我们运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让矛盾纠纷朝着最有利于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方向去解决。”临淄法院立案庭法官相征说。针对农村土地确权颁证不规范的问题，临淄法院还向相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建议进行排查整改。

在审理土地纠纷的过程中，不少法官发现，村委会能否依法发挥自治功能，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我们经常遇到村委会换届后，新官不理旧账，不承认上一届签发的土地承包合同，引发矛盾纠纷。”莱西法院研究室主任李绍斐说，新一届村委会给出的理由是上一届在发包时，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不管违约的动机是什么，“没有经过民主议定”确实是影响合同效力很重要的因素。

为了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莱西法院经过认真调研，向相关乡镇党委政府发出司法建议，建议他们在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中加强指导，提高村委会依法自治的能力。

“山东法院加强与乡镇党委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充分发挥乡村干部、人民调解员的力量，进一步加强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将更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张甲天说，延伸服务促进了基层社会治理。

充分发挥人民法庭靠近乡村、贴近群众的优势

在农村，与农民打交道最多的司法机关是人民法庭。今年山东高院工作报告显示，5年来，基层法院及人民法庭办案537.5万件，占全省法院结案总数的87.3%。为加强人民法庭建设，5年来，山东法院建设或修缮人民法庭488处。

“《意见》提出，强化人民法庭化解矛盾第一线的功能作用，坚持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三个面向’和便于群众诉讼、便于人民法院独立、公正、高效行使审判权的‘两便’原则，充分发挥人民法庭靠近乡村、贴近群众的优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张甲天介绍。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院长李忠林介绍，历城法院建立了便民诉讼网络，推进智慧法院建设，拓宽诉讼服务渠道，让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办成事，使司法服务更便捷、更亲民。为留住绿水青山，历城法院实行涉环境资源案件归口审理模式，维护环境资源法律制度的权威，保障美丽乡村建设，促进农村生态保护。

“在农村，巡回法庭发挥了‘审理一件、教育一片’的作用。每年，我们都要组织巡回审判，法官带上国徽、电脑、打印机，开着车到村里审理案件，周围群众都围拢过来，一些邻里纠纷、赡养案件、继承案件，很有教育意义，庭审是最佳的法治公开课。”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院长殷延辉说。

采访中，莱西法院民一庭庭长孙连英告诉记者，有一年全市两会时，一位村支书找到法院院长，请院长安排法官到村里来现场审理赡养案件，原因是该村村民不养老人的风气有抬头趋势。莱西法院法官立即选取合适的案件，在该村设立巡回审判庭，现场审判。“随着审理的深入，我们发现，问题并不简单，子女不养老人，有的是不懂法，有的是心里有气，觉得老人有许多做得不对的地方。法官耐心释法说理，讲明法、理、情，不仅当事人流下热泪，围观群众也深受教育。”孙连英说。

为了发挥人民陪审员来自基层、了解基层、具有丰富基层生产生活经验的优势，《意见》提出，加强对农村人民陪审员的培训和管理，广泛吸收基层群众担任人民陪审员。“人民法庭的人民陪审员积极参与民事纠纷调解等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已成为推进司法民主的重要力量。”张杰说。

最高法决定的要实施。

消息来自人民网。

『拾』 谁有哈佛法律评论之经典合辑及影响美国司法程序的案例

在美国法的发展史上，《哈佛法律评论》作用之重要无容置疑，在各个领域，它都为后人留下了值得反复诵读的经典文献。宪法学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赛尔教授的“美国宪政理论的渊源与范围”一直是宪法学必读的经典，即使是司法审查最积极的拥护者也回避不了他对这项制度的谨慎质疑。威克斯勒教授的“走向宪法的中立原则”在法学论文引用率上一直排行第一，超过了霍姆斯1897年的绝世经典“法律的道路”。这对于法理学“排行老大”的中国来说，也许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翻译《哈佛法律评论》的经典论文，对帮助中国读者理解美国宪法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我无须赘言。事实上，这正是这本文集的主要目的所在，也是选择文献的主要标准。毕竟，它所面向的是中国读者，因而要为中国读者服务，帮助中国读者理解美国宪政的渊源、历史和现状。入选这本文集的文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历史地位不可动摇的、对美国宪法发展产生持久影响的经典名作，譬如上述两篇以及切菲教授对言论自由的评论；另一类则是活跃在当今舞台的知名学者对美国宪法（学）发展的相当晚近的概括，其中有的虽然可能仅反映了一家之言，但人们仍然能从中了解到美国宪法在某个方面的最新概况。总的来说，对前者的标准更高一些。时光对人的记忆来说宛如大浪淘沙，不断销蚀着思想的影响。对于一般的论文，年代越久远，影响力越微弱；只有真正的经典才能像一坛陈年老酒那样，借助时间发挥出越来越浓郁的醇香。更晚近的作品究竟属于哪一类，要看我们的眼力和造化了。在我们现在看来，它们代表了这个阶段宪法学说的里程碑，尽管以后也许会被更高的丰碑所遮盖。

哈佛法律评论协会曾在1967年出版过一个宪法的集子，收集了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十余篇论文。我们采用了其中四篇。其余的尽管是某个领域的阶段性总结，但似乎对今天的意义已经不那么大了，因而必须为更新的综合(synthesis)所替代。我们主要从Lexis-Nexis网上搜索了宪法几个主要领域的论文，将我们认为有潜力成为经典的（毕竟这是需要时间检验的事情）放到现在的这本文集，构成了目前的八篇文章。

一

这几篇文章都和司法审查有关系。美国是第一个探讨这个问题的国家，其历史至少从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开始。在这个里程碑的判例中，马歇尔(C.J. Marshall)领导的联邦最高法院在没有宪法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为自己建立了司法审查权。这种做法立刻引发了几乎所有“法律人”参与的争论，这场争论延续至今。赛尔教授在判决90年后发表的“美国宪政理论的渊源与范围”显然不是第一篇质疑和界定这项权力的论文，但无疑是最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一篇。事实上，或许是因为司法审查已经成为既成事实，赛尔并不质疑这项权力的宪法依据，而是在勉强承认其存在的基础上限制这项权力的范围。这也是现代绝大多数怀疑者所采取的思路。毕竟，这项制度已经存在两个世纪之久；除了某些“极端分子”之外，今天已很少有人会断然否认司法审查的正当性。争论的焦点一直是法官应如何并在什么范围内行使这项非同寻常的权力。赛尔的这篇论文系统阐述了宪法的严格解释主义，并使之成为美国司法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虽然有些判决未必明确引用他的文章，但是从判决思路上显然可以看到这篇论文几乎无处不在的影子。

威克斯勒教授则多少站在另外一边，至少看上去是如此。一开始，他先论证司法审查实际上是有条文依据的。这也和大多数人的信仰不同。大多数人都像汉德法官(J. Hand)那样认为，司法审查是宪法没有规定但对于维护宪法权威来说确实是必要的权力。威克斯勒却相当令人信服地证明，虽然宪法没有明确提到司法审查，但是从宪法规定的结构上能逻辑地读出这项内在权力。这么说来，威氏是司法审查的积极拥护者了。其实不然，他接着笔锋一转，转而主张司法审查必须依照某种“中立原则”。宪法授权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但这并不表明法院可以任意行使这项权力，随便将自己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主张掺合到宪法文本中去；假如这样做，法官就“越界”了，且威克斯勒举出了美国法官在判决过程中“越界”的许多实例，包括像“校区种族隔离案”(Brown v. Board of Ecation)这样的社会影响巨大且至今为民众所称颂的判例。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篇迄今为止讨论这个主题的最具建设性的论文，也是这个领域的难以逾越的里程碑。它一方面代表着自马伯里决定以来的学术论辩之总结，另一方面又清晰指明了一个新的起点、新的方向、新的思路。此后，人们对司法审查和司法职能的学术探讨多建立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因而其引用率那么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司法审查这个潘多拉的盒子首先是由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打开的，因而本书如果没有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将是不妥当的。法兰克福特大法官的论文专门是为了纪念马歇尔诞辰200周年而作，也是本书惟一的一篇来自司法实务界的文章。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法兰克福特并不是一个听起来那么熟悉的名字。如果说马歇尔、霍姆斯、布莱克或道格拉斯等人都是因为标新立异而闻名，那么法兰克福特则是一位以严谨和中庸著称的大法官，严格保持着一位法官所应有的中立和低调。在这个意义上，他比那些家喻户晓的政治化人物更能代表美国法官共同体，他对同行马歇尔的评价也因此而更为公允。尽管在美国的宪政文化之下，司法审查或许是一项迟早都要出现的宪政制度，但是说马歇尔通过马伯里决定改变了美国宪法的历史，应该并不算过誉之词。当然，马伯里案只是一个起点；通过诠释其后的一系列宪法判例史上的里程碑，法兰克福特法官进一步探讨了司法职能的本质，并再次对司法超越界限的可能性发出警告，而这种警告和前面两篇论文的主旋律是相当和谐的。

二

如果以上三篇是专门关于司法审查的论文，本书的其它论文则是从更具体的视角探讨同样的问题。阿克曼教授的文章是要“超越”1938年的卡罗琳产品案，更准确地说是其中的一个脚注——大名鼎鼎的“第四脚注”(Footnote 4)。可别小看它只是一个脚注，它对美国宪法的影响力实在是非同小可。即使美国宪法如此简练，你也可以不知道其中某些不那么重要的条文，但是却不可以不知道这个脚注；如果美国法学院的学生不知道这个脚注意味着什么，那么可以肯定他通不过宪法学的期末考试。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脚注中，首席大法官斯通(C.J. Stone)阐明了法院在什么时候可以或应该对立法加大审查力度。什么时候？在民主和法治“失灵”的时候。斯通法官在“第四脚注”中列举了几种情况，其中一种是“分散和孤立的少数族群” 的利益受到法律上的歧视。我们知道，民主在程序上就意味着多数主义规则：如果民主程序正常进行，那么社会中的多数选民将最能代表自己利益或观点的候选人选入议会；议会代表中的多数通过法律，使之最有效地反映多数人的利益和观点。但是如果多数人的某些利益或观点并不那么无辜——如果他们侵犯了少数人的基本利益，那又该如何呢？在民主和法治国家，除非你能唤起多数人的支持或同情，你是没有希望的；譬如你和你的同类只占这个社会的十分之一，你很可能会发现多数人压在你头上，对你们进行任意的歧视，而且是以神圣的“法律”的名义！在美国历史上，种族歧视正是以法律的形式强加在黑人等有色人种身上，而这些法律都是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民主帮不了你的忙，你只有靠法院了，也就是希望由法院宣判这种法律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对所有人的平等保护；当然，如果这个社会就是清一色的歧视，法院也不见得帮得了你，但多一个依靠总没有坏处。斯通大法官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正是在民主和寻常的法治不能可靠地得到宪法所要求的结果时，法院应该也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应该，是因为歧视的受害者不能依靠议会或总统这类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机构，因而法院在宪法面前责无旁贷；可以，是因为反正民选机构不能有效发挥其宪法职能，因而法院代行其职并无越位之嫌。注意到卡罗琳产品案宣判于1938年，正值罗斯福总统新政之后，法院的威信跌落到仅次于“蓄奴案”(Dred Scott)的最低点。事实上，最高法院在这个案例的判决中明确信奉司法节制主义，全面退出对立法和行政的司法干预。然而，“第四脚注”为司法复兴埋下了伏笔：毕竟，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国家还是需要司法干预的。通过这个脚注，斯通法官界定了现代法院在民主社会中的司法职能，进一步发展了美国的政治制衡理论，并为法院日后对取消美国的政治与法律歧视发挥巨大作用做好了理论准备。种族最终被宣判为“嫌疑归类”(suspect classification)，法院将以“理论上严格，实际上致命”的眼光来审视涉及种族的立法：一旦涉及任何种族歧视，这部法律就面临“死刑”了。在美国历史上，起到这种作用的判例屈指可数，足见“第四脚注”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然，“第四脚注”毕竟只是一个脚注，斯通法官不可能在此将所有问题说清楚。这也就引发了阿克曼教授的挑战。他并不质疑“第四脚注”的出发点：司法机构可以在民主政治机构“失灵”的情况下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他质疑脚注表述的准确性：“显明和孤立”的少数群体是否真的在民主社会中无能为力？如果诸如种族等群体在今天并非如此，那么司法继续给予其特殊保护就等于“弄错对象”了，而其他真正需要得到司法保护的群体却受到忽视。通过逐个澄清概念误区，阿克曼指出“第四脚注”的措辞具有误导性：需要特殊保护的其实不是“显明和孤立”的少数群体，而是“隐性与分散”的少数群体，譬如妇女、穷人和同性恋者——有时甚至是多数群体，因为他们的集体行动面临着组织成本的巨大障碍。通过这篇论文，阿克曼与其说是挑战或“超越”卡罗琳产品案，不如说是更新了“第四脚注”在现代社会的意义。

三

注意上文的全部讨论有一个前提：“如果民主程序正常进行”，但这个前提显然不是自动成立的。如果这个前提不成立又如何？我们知道，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宣称自己是“民主”的，但民主程序运行良好的国家并不多，不少国家贿选、舞弊现象相当严重。如果徒有纸上的规定，实际上“选”出的议员并不能代表社会上多数人的利益和立场，那么其所制定的法律在社会效果上如何，便可想而知了。如何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保证民主程序依法进行？这又是民主本身无能为力的事情了，因为在选举的那一刻，被选举的那个政治机构其实已经解体了，所以根本无法保证新的人选符合宪法要求。民主过程必须得到法治的保证，否则就注定是虚假的民主；为了保证民主过程的法治化，法院又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事实上，这是“第四脚注”命题的延续。“第四脚注”也确实提到了这种情况：限制政治程序的立法应受到更严格的司法审查。如果法律禁止某个人群参与选举过程，那么他们肯定不能指望通过选举和立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了。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有理由对此类立法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法院这么做非但不和民主原则相冲突，反而恰恰是在制度上帮助民主“运转起来”。

皮德斯教授的论文涉及范围更广。选举过程不仅可能受到法律限制（例如美国在大约半个世纪以前对种族的限制），而且还可能受到种种因素的扭曲，例如选区人口分布的不均衡、选区形状的不规则以及法律对竞选资金的规制等等。另外，尽管法律规定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实际操作过程却可能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问题，如自动识别选票的机器可能误读或忽略某些有效选票等高度技术性问题。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一个最贴切的例子。如果某个关键的选区在统计选票中有争议，法院应有何作为呢？选举是一个政治过程，但并不是法院所不能插手的“政治问题”(political question)。对于这样的问题，法院可以说是最有资格管了：相对于其它机构（如国会——总统自己显然是不能插手的，尤其是如果他像在2000年大选中那样作为候选人卷入争议的话），法院的独立和公正受到更可靠的保障。问题是法院在处理这类问题过程中应尊重什么限度，遵循什么原则。如果司法审查的标准不妥当，那么没有什么能保证法官比平常人更公正或客观，所谓的司法判决也就不过是少数几个人按照自己主观意念的投票结果而已。（在2000年总统大选所引发的“戈尔诉布什”判决中，这种情况可能真的发生了。）皮德斯教授对这类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早先曾和他人一起主编《民主之法》(The Law of Democracy: Legal Structure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一书，可以说是集这个领域的各种判例与理论之大成。在最近的“民主政治的宪法化”这篇文章中，他梳理、总结和评判了最高法院近年来的判例，进一步阐述了民主通过司法而宪法化(judicial constitutionalization)这个新鲜的主题，并发展了一套鉴别司法审查正当性的标准，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当然，民主依赖一系列制度保障，只有司法保障是远远不够的。司法是对民主以及所有宪法权利的最直接也是最后的一道屏障，但如果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没有充分和自由的辩论与交流，没有选民与候选人的准确信息，我们能指望这样的“民主”能产生什么政府呢？如果等到选举那一天再来关心整个过程的合法性，只恐怕专制的生米要煮成熟饭了。这是为什么言论与新闻自由对于民主如此重要，同时也是为什么政治言论的自由是如此重要。两者其实反映了同一个命题：言论自由之所以重要，之所以不能受到政府的随意控制和干预，正是因为它对于民主社会发挥着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霍姆斯和布兰代斯(J. Brandeis)法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系列反对意见中所阐述的伟大思想。联邦宪法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意味着什么？他们将其理解为，言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受控制的，除非言论将产生“清楚与现存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法院应当严格审查限制言论的法律，防止其对言论自由构成过重的负担。这一思想在切菲教授那里获得了系统化。在1941年的《美国的言论自由》一书中，他为“清楚与现存危险”的宪法标准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促使这一标准作为少数意见逐步为多数意见所接受。

然而，“清楚与现存的危险”标准本身就存在着至少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种解释认为它要求法院平衡言论的种种社会后果，然后决定政府是否可以限制言论。另一种解释则认为“平衡”路径太主观、太不确定、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以至于不可能为这项至关重要的自由提供有效保障；事实上，在两次大战之间及之后一段时期，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正是基于霍姆斯法官的“清楚与现存危险”标准，将被告发表反战言论的自由给“平衡”掉了。因此，为了保证言论自由不受政府的控制或剥夺，法院应该采取“绝对”(categorical)保护路径：凡是属于宪法保护范围内的言论，一律不受政府干涉，就这么简单。虽然只有少数人采取看上去极端的第二种路径，其中亦不乏杰出者。法官中有布莱克(J. Black)，学者中则有切菲的老师迈克尔约翰教授。后者将言论自由和民主自治紧密相连，系统发展了言论自由的绝对保护理论。但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在此收入的这篇短评中，切菲教授为自己和霍姆斯法官辩护，并责怪其师“剑走偏锋”。这是关于言论自由两大门派的交锋。孰是孰非，读者读后自有公断。

四

和皮德斯教授的文章一样，普斯特教授的论文也是对联邦最高法院最近一届开庭期的评判和总结。《哈佛法律评论》每年都会请一位知名学者（一般是宪法学领域）写一篇继往开来的“前言”(Foreword)，回顾和梳理过去一年的判例进展，展望新的一年的司法成就。2002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因为最高法院在这一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判决了好几个意义重点的案例，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对州政府侵犯同性恋袖手旁观的态度，并明确肯定了大学校园里的“纠偏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合宪性。“纠偏行动”有时也被称为“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它是一种法律上的“歧视”，不过和一般的歧视正好相反，它“歧视”的不是少数群体或政治上的弱势群体，而正是制定法律政策的强势群体自己，其目的是补偿少数或弱势群体在历史上受到的歧视和不公待遇，并促使他们早日强大起来，足以通过民主政治过程保护自己的利益。譬如加州大学医学院曾明确为非裔或西裔等少数族群保留录取名额，这种做法当然照顾了少数族群的需要，但其显然的后果是损害了部分白人考生的利益。如何对待这种“歧视”？最高法院相当部分的法官至今仍然认为，“反向歧视”和一般歧视没有区别，都属于“嫌疑归类”，因而都适用于严格审查标准。斯通法官假如在世，很可能会反驳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因为“反向歧视”的对象并不是“分散和孤立”的，因而并不需要特别的司法保护。不过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多数法官对纠偏行动的审查标准似乎并不那么严格，一般允许大学为了校园的“多样化”(diversity)而规定有利于少数族群的录取政策，只是不得明确规定限额。但从1970年代中期最高法院首次接触这个问题之后，“多样化”是否能为纠偏行动提供宪法依据，一直是一个未决悬案。2002年，密西根大学的录取政策又惹其社会风波，辩论双方都通过媒体积极造势。最高法院下达了折中判决，继续否定限额制度等纠偏行动的合宪性，但明确肯定“多样化”可以作为纠偏行动的宪法依据。保守派人士没有觉得太“吃亏”，自由派人士则宣称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胜利”。

初看起来，这个判决似乎有点意外，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现在是由保守主义者占多数，年迈的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C.J. Rehnquist)是其代表。2000年总统大选案中5:4的判决，清晰显示了共和党略占优势的法院构成。尽管在理论上人们都赞同威克斯勒教授的“中立原则”，因而法官究竟信奉什么意识形态应该是不相关的，但是“应该”归应该，实际上所有人都明白法官是不可能绝对中立的。尤其在涉及政治和政策立场的案例中，法官的判决必然受到其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样一来，如何理解2002年自由派在纠偏行动和同性恋诉讼中的重大“胜利”？普斯特教授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看上去不好理解的判决。他认为，法官的解释过程并不是像一般想象的那样独立，而是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和约束。事实上，法官的任务正是诠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宪法的理解。正是通过法院的文化解释，抽象的宪法在具体案例中获得了实定法的权威。或许也正是通过文化对法官个人的约束，“中立原则”才成为可能。

最后，却伯教授的论文多少代表了法学领域的“另类”。具有数理功底的他试图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近代物理学原理，来昭示司法过程的性质及其社会作用。不错，法院是受社会约束的，但反过来司法活动也积极地改变甚至塑造社会。就和传统物理学割裂了物体和观察者之间的联系那样，传统的法理学也割裂了法院作为审判者和被审判的那部分社会之间的联系。现代量子力学揭示，观察过程将改变被观察的对象，尽管这种变化在宏观是微小的。同样的，司法判决也改变着有待判决的事实本身。法官必须理解，在“弯曲”（而不是像传统认为的那样笔直）的宪法空间中，他的判决将影响他对待决案件本身的认知，并将改变受判决影响的社会。法官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社会“交织于一个复杂的意义网络”，意识到判决不只是一种被动的“观察”，而是主动塑造社会的“行为”。惟有如此，司法过程才能获得其应有的责任感。

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
本书主要作者简介
序言
前言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略论
第一章
保守的美国革命产生了长寿的联邦宪法
第二章
美国宪政法治的捍卫者：最高法院的九尊护法神
第三章
美国宪法的英国普通法渊源
第四章
最高法院至高无上的权力是谁给的？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803)
第五章
契约神圣原则与大学自治传统
——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1819)
第六章
联邦至上原则和宪法默许的权力
——马卡洛诉马里兰州案(1819)
第七章
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吉本斯诉奥格登案(1824)
第八章
引发美国内战的司法判决
——斯科特诉桑弗特案(1857)
第九章
总统大还是最高法院大？
——从梅里曼诉讼案到米利根诉讼案
第十章
从受害者到胜利者：华人官司对美国法律的贡献
——益和诉霍普金斯案(1886)
第十一章
20世纪美国反托拉斯垄断的第一枪
——北方证券公司诉美国案(1904)
第十二章
争取劳工权益的漫漫长路
——有关劳工权益的几个案子
第十三章
当爱国主义碰上宗教和言论自由
——有关国旗致敬和《效忠誓词》的三个案子
第十四章
战时的公众自由和种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裔美国人被拘留案
第十五章
吹响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号角
——布朗诉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员会案(1954)
第十六章
校园祈祷与“分离之墙”
——恩格尔诉瓦伊塔尔案(1962)
第十七章
“政治棘丛”中的平等选举权
——贝克诉卡尔案(1962)
第十八章
公正审判与对穷人的司法援助
——吉迪恩诉温赖特案(1963)
第十九章
对新闻自由的挑战：诽谤还是舆论监督
——《纽约时报》公司诉萨利文案(1964)
第二十章
不厌其烦的告诫与刑事被告的权利
——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1966)
第二十一章
选择权与生命权的漫长较量
——罗诉韦德案(1973)
第二十二章
“帝王总统”的自我弹劾
——美国诉尼克松案(1974)
第二十三章
如今在美国究竟谁歧视谁?
——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1978)
第二十四章
星条旗保护焚烧它的人
——得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1989)
第二十五章
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的两难抉择
——罗德尼?金诉洛杉矶市警察局案(1992)
第二十六章
程序公正与“世纪审判”
——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涉嫌杀人案(1995)
第二十七章
总统难产引发的司法大战
——布什诉戈尔案(2000)
第二十八章
美国政府为何总跟微软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