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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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性为支撑的刑法学思考
摘要“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的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离得多么远，它们总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
到人性。”①“人道源于人性，又高于人性”。本文指出从“人”字支撑的视角展开刑法学研究，审视刑法中的人性、人道，从中沉
淀理性，升华理性，完善刑法，这对于得出正确的结论，提升刑法学的理论品位，为刑事立法提供导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人类情感人性刑法构建
一、关注人性——刑法之理性基础
贝卡利亚在其旷世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这样写道，“道德政治
如果不以不可磨灭的人类感情为基础的话，就别想建立起持久的优
势。任何背离这种感情的法律，总要遇到一股阻力，并最终被战胜。”②
贝氏的话告诉我们：任何外在与人的规则、制度如果要得到人们的接
受与认同，都必须以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为基础而不能背离它，而对人
类感情的考察归根结蒂是对人性的诠释，刑法作为关系人们财产、自
由甚至生命的法律规范当然也不例外。刑事立法的基础也只能是出
自人心、合乎人性的人类基本感情为基础，真正的法治是人心之治，人
性之治，人情之治。
翻开历史我们发现“：作为或者本应作为自由人之间公约的法律，
往往只是少数人欲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种偶然或临时需要的产物”。
这种法律已不是由冷静地考察人类本质的人所制定得了的，这种考察
把人的繁多行为加以综合，并仅根据这个观点进行研究——“最大多
数人分享最大幸福。”③当现实的法律不是“体现全体或最大多数自由
人意志的公约，即不是按大多数人分享最大幸福”的原则制定，而沦落
为“少数人欲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种偶然或临时需要的产物”的时
候，它就不是“以不可磨灭的人性为基础”，因而“背离了这种人性的法
律，总要遇到一股阻力，并最终被其战胜。”一部法律存续的时间同其
背离人性的程度成反比，一旦这种背离达到了人们忍受的极限，那座
“少数人的吝啬和野心用人类的鲜血涂饰成的王位和宫殿”便会轰然
倒塌，任何制度的构建如果背离人心、违反人性的话，是注定要失败
的。
从人性的视角展开刑法学研究，对于得出正确的结论，提升刑法
学的理论品位，为刑事立法提供导向具有重要意义。任何重要问题的
解决关键，无不包括在关于人的科学中间，而这个基础也正是一切科
学唯一稳固的基础。
二、审视刑法中的人性美特征
刑法作为人的一种现实生活规范，人们通过它感受到了做人的尊
严，做人的保障，还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和谐与秩序，在此基础上追求一
种人的生活理想，所以刑法是一种美，审视刑法领域，我们发现刑法正
闪耀着一种人文关怀与人性理念，其意蕴深远，也是刑法追求美的应
然选择。
（一）刑法之必然，人性使然
就个体而言，每个人的需要都是无止境的，都呈现无限膨胀的趋
势，而社会资源是有限的，这便产生了(每)人的无限需要与有限社会
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因而，每个人若想生存下去的话，在满足个人
需要的同时不得不照顾他人的利益——即以他人能够容忍的方式来
满足自己的需要，否则，整个社会也就无从存在。为了调整各种利益
的冲突，减少人们之间的相互摩擦和无谓的牺牲，必须有个规范加以
约束，寻求社会秩序的平衡安定，法律即以此而设，其中，那些超过适
当限度，构成犯罪的行为，由刑法规定制裁，于是刑法应运而生，刑法
是人类文明社会为防止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保护法益而设的一种制
度安排，是“人类有意识的一种生命活动”的产物，体现了人类对幸福
的追求向往，是人类审美意识的载体。因此，在人与法的关系上，人决
定着法，法必须体现出人文关怀，人才能在法中“诗意地栖居”，进而步
入人生的澄明之境。
（二）刑罚之设置，人性所求
避苦求乐是人的本能，人有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本能，是因为不
快乐是和他的本性相矛盾的，人就不能不逃避它。这样为了防止犯罪
就必须抑制行为人的感性冲动，即科处作为恶害的刑罚，并使人们预
先知道因犯罪而带来的痛苦大于因犯罪所能得到的快乐，才能抑制其
在心理上萌生犯罪的意念。这种立法威慑不同于司法威慑，而是主张
威慑必须通过刑罚文本，在有事实犯罪发生时，法律上的威慑变成现
实的威慑，也就是说，刑法文本的预告是基于人能趋利避害两害相权
取其轻的理性从而对其形式形成心理上的强制，“社会上潜在的犯罪
人酝酿犯罪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对作为犯罪代价的受刑之苦产生联
想，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或舍小求大的权衡而对受刑之苦产生畏惧
感，进而为避免受惩罚而放弃犯罪。”④这种威慑论本于心理强制说，而
心里强制说渊源于人趋利避害的功力本能，而功利本能承认人能基于
自由意志做出理性选择。无论任何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人，刑罚的设
置亦是如此，刑罚立足于人的本能、本性，顺乎人性地制定相应的刑罚
阶梯与其相匹配，设置的科学性，构建的合理性，犹如勾勒出的一幅巧
妙的刑罚阶梯图，美轮美奂，是刑法又一大美的特征体现。
（三）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人性的渴望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人类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亚里
士多德曾经常说过“不公正即不平等”对平等孜孜不倦追求源于人生
而平等的理念，也是人性的体现，人类具有得到尊重的欲望。“当那些
认为自己同他人是平等的人却在法律上的到不平等的待遇时，他们就
会产生一种卑微感，亦即产生一种他们的人格与共同人性遭到侵损的
感觉。”⑤
刑法平等观念首先意味着相同的行为在刑法上应当受到相同的
评价和处置，而不能因为主体的身份、社会地位、种族等其他因素的影
响而有所不同，这种平等的理念是根植于人性的，与其相匹配的“刑法
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正是对人性这一特点的彰显，体现了刑法渴望平
等，寻求理性、追求和谐的顺应人性的美化特点。
三、反思刑法中的人性缺失，构建以人性化为基础的刑法学
人性是刑法的基础，人性刑法要求顺应人性，发扬人性，且不可扭
曲人性，人性的魅力在刑法中已体现，但是，人性是隐含于内的，刑法
是彰显于外的，内外信息的不对称难免会出现错位现象，我们需要做
的是扬长避短，对其中的理性我们要继承，人性的缺失我们要及时弥
补，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矣！反思刑法，我似乎听到了对人性的呼唤声，
那声音是那么的刺耳，那么的强烈，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现笔者
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人性化为基础的刑法学做简单构建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
期待可能性理论，是指根据具体情况，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
违法行为而实施其它合法行为时，行为人却实施了违法行为，则刑事
责任成立，反之，不可能期待其实施适法行为时，纵然其实施了违法行
为，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期待可能性理论贯彻了法不强
人所难这一法律谚语，蕴含着人道主义情愫，彰显着人道主义关怀。
正如日本学者大冢仁的评价：“期待可能性正是相对强有力的国家法
规范面前残喘不惜的国民的脆弱人性倾注刑法同情之类的理论。”⑥
我国刑法中没有明确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论，有些学者认为，可以
把我国刑法第16条解释为是关于期待可能性的规定，我国《刑法》第
16条规定：“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而引起损害结果的，不认为是
犯罪。笔者认为，虽然主张把“不能抗拒”之不可罚的理由解释为缺乏
期待可能性理论，但是笔者认为只是可以如此解释，或者说学理上如
此解释才合理，至于立法者的原意是否如此，值得怀疑。因为人们通
常把“不能抗拒”解释为一种物理的强制，而不是扩大解释为一种精神
强制，期待可能性理论所要解决的正是处于精神强制状态下的人的责
任问题。这正是我国存在的缺陷，所以借鉴外国的经验理论，我们国
家亟待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
（二）亲亲相隐在中国刑事法律中的重构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法制一项基本原则，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被
作为一种封建糟粕予以抛弃。然而，正当我国砸碎一切旧制度建立新
制度的进程中，抬头看看现代很多法治国家中却依然能找到他的踪
迹，例如：英美法系国家诉讼法明确表明夫妻之间可以享有证言特免
权，欧洲一些国家在刑法和刑诉中均对拒绝作证权，尤其是基于亲属
关系产生的拒绝作证权明确规定。亲亲相隐在不同国家、不同法系的
存在是人性光芒的闪耀，尤其在法治国家“亲亲相隐”原则是人权保护
的需要，保护亲权的折射，更是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屏障。
然而，这个在我国历史上奉为优秀传统继承、推崇，符合人性的制
度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消逝匿迹。新中国建立需要法治观念的不
断渗透，法治理念的弘扬，其中，人性关怀至关重要，作为其重要表现
的“亲亲相隐”原则迫切需要在法治理念的支配下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闪烁起更耀眼的光忙时却被唾弃，无疑是对人性的扭曲，对人类的践
踏。所以现在法治的推进，人性的彰显的背景下，急需要重拾亲亲相
隐原则，并且将其制度化原则化，更需要建立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制度
保障再不削弱法制的前提下，更好的保障人权，彰显人性，体现刑法的
认为关怀。然而，现行刑法中做出了与“亲亲相隐”相背离的规定，这
是对人性的煎熬和压抑，强调大义灭亲只不过是技术上冰冷的需要和
对人性的过高期待。
（三）沉默权的建立
沉默权是人作为人所享有的权利，每个人都享有保持沉默的权
利，这是基本人权的内容，抬头看看其他国家，都规定了沉默权制度，然
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
当如实回答，这是对人性的逼迫和蔑视，更有学者将其粉饰为犯罪嫌疑
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有如实回答的权利，将这条污蔑人性的丑恶制度
披上“权利”的外衣，殊不知，这种意图美化其外表的做法更加显示出作
为理性的人对人性的扭曲，对人性的逼迫，这种不合乎人性的做法必将
遭受人性的谴责报复，诚然，人的能动性是巨大的，但是前提是要合乎
规律，万事皆有规律可循，作为自然和社会属性兼职的人类又何尝能违
背“人性”的规律制造出“不人性”的制度来压迫人性呢？那不是作茧自
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最终人们将遭受违背规律带来的恶果。
（四）刑法条款中有关“胁迫”犯罪的规定是对人性的煎熬
我国刑法某些条款对人性的忽视，我国《刑法》第28条规定：“对
于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况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该规
定对于胁从犯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似乎是对人性的怜悯，然而仔细
分析，结论截然相反。试想下，银行工作人员在持枪歹徒枪口的威胁
下，将保险柜打开，致使歹徒顺利将巨款抢走；飞机上的机组人员面对
劫机歹徒的枪口，被迫按照指定路线飞行，其行为均符合胁从犯的规
定，按上述规定，只是量刑上从轻而已。刑法完全不顾及人们在枪口
下的求生本能，反而变相鼓励此情景下的行为人与歹徒搏斗，在劫机
情形中导致机毁人亡更严重的后果。而在其他法治发达国家，生命
受到威胁的情形是合法辩护理由，为了保全生命的行为不以犯罪论，
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五）刑法一百条之规定，前科报告制度违背人性
我国现行《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
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
瞒。”对于此条的规定也是违背人性的，试想下，基于人自身的爱面子
本性，有谁想说出自己的前科呢？再说刑罚的目的是预防而不是报
应，对于刑满释放的人我们需要做的更多是保护，关注其自身发展，而
不是盯着他们身上贴的犯罪标签，抓住这一弱点不放，这样一方面扭
曲人性，不利于曾经犯罪人改过自新，忘掉过去从新开始新的生活，另
一方面，也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不能很好的预防犯罪。环视其他
法治发达国家，纷纷设立前科消灭制度，为出狱人开辟了更广阔的天
地，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也可以借鉴。
法有限，而情无穷。刑法是一种人与社会的现象，更需要从人性
和社会的高度对其做出解释。并且，对刑法的法律解释也只有奠基于
人性解释与社会解释之上，才是具有说服力的。人性是刑法的基础，
人道是刑法的命脉，人权是法的价值追求。人性、人道、人权三者在本
质上具有内在统一性，它们是理性主义在刑法里的彰显，人性是一切
学科的基础，闪烁人性光辉的刑法，才能被人们亲切地接受，自觉地履
行，虔诚地信仰。
注释：
①［英]休谟．人性论（上）．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页．
②[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7页．
⑤［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⑥［日］大冢仁．《刑法概说》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页．
7] 乔增芳. 教育人性化与中小学教育改革[J]. 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 2003,(02)
[8] 李凯, 周晓艳. 服务为主 关爱为辅 探索人性化管理的新途径[J]. 新长征 , 2005,(06)
[9] 张迁. 管理更人性化[J]. 瞭望 , 2003,(33)
[10] 王立新. 彰显人性司法情——2003年人性化司法大回眸[J]. 政府法制 , 2004,(03)

② 在二十二世纪的刑法下读后感

对风险刑法观的反思
目前，风险刑法观已经成为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刑法思想。其最大的影响就是将刑罚的目的从消极的一般预防论转变为积极的一般预防论，即为了消除风险社会中，人们对未来的极度的不安，保障社会安全，立法者就大量采用了刑事干涉普遍化和刑事处罚提前化的做法。前者表现为刑法干涉范围的扩大，将许多过去由行政法规调整的行为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之内；后者是通过采用处罚抽象危险犯或者将预备犯独立成罪的方式，将处罚的重心从引起结果转移到实施行为本身上去了。
笔者认为，刑事干涉普遍化和刑事处罚提前化明显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违反刑法谦抑性原则。风险刑法观之下，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加重刑法的惩罚力度。众所周知，刑罚在具有强烈的保护法益作用的反面，也会造成许多弊端。因此，刑法应当尽量慎用。在使用民事救济或者行政制裁等其他手段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不应将该行为作为犯罪而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在风险刑法的名义之下，大量扩张刑法的处罚范围，将一些传统上使用行政手段或者民事手段处罚的行为纳入刑法的处罚对象，显然违反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二是违背了近代刑法的基本宗旨。在刑法明确地将罪刑法定原则视为基本原则的当今，应当说，刑法的最基本任务还是保护公民的自由，而不是消除人们的不安感。虽说西方国家目前已经进入到了自由为安全让路的时代，但西方国家经过几个世纪的自由主义的熏陶，在保障公民自由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和法律保障，但我国在这一方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因此，在这种现状之下，贸然提倡风险刑法，大力扩张刑法处罚范围，可能会出现物极必反的效果。
三是为侵犯人权提供借口。风险刑法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以刑法创制和形成新的规范意识，让大家相信和忠诚于法律，从而达到社会安全的效果。用刑法手段创制和形成新的规范意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混淆法律和道德的调整范围的界限。不仅如此，还极有可能将人们的内心思想作为判断社会危害性的标准，最终使得罪与非罪的界限模糊不清。
（黎宏 ，“对风险刑法观的反思”，载于《人民检察》

③ 中国判死刑太多了，应该反思一下，是不是刑法

法律是在道德没有办法约束人的时候才启用的最后的底线，如果那些死刑犯不犯罪哪来死刑太多一说？

④ 关于盗窃罪的自我反省

盗窃罪的自我反省是在未得到他人许可的情况下，以自以为不会被他人及时发觉或者及时维护的方式取得财物或其他物质的行为。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
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如下：
1、盗窃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2、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3、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4、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构成盗窃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两年内三次盗窃的，入户盗窃的，携带凶器盗窃的或扒窃的，可以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盗窃数额、次数、手段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多次盗窃，数额达到较大以上的，以盗窃数额确定量刑起点，盗窃次数可作为调节基准刑的量刑情节数额未达到较大的，以盗窃次数确定量刑起点，超过三次的次数作为增加刑罚量的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 盗窃罪是指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⑤ 刑法修正案已通过，严加处罚的背后该反思什么

12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正案将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修正案大幅加大了对欺诈发行、信息披露欺诈等犯罪的处罚力度，加强了对控股股东等关键少数股东的刑事责任追究，明确了保荐人应当作为犯罪主体追究刑事责任。这是《证券法》修改完成后，又一项涉及资本市场的重大立法活动。

大幅加大对欺诈发行、信息披露欺诈等犯罪的处罚力度。欺诈发行、信息披露、欺诈等违法犯罪行为是资本市场的毒瘤。修正案大大加强了对上述犯罪的刑事打击力度。对于诈骗分配，修正案将有期徒刑上限由5年提高到15年，对个人的罚款由非法集资额的1%-5%改为罚款，取消5%的上限，对单位的罚款由非法集资额的1%-5%提高到20%-1倍。对信息披露诈骗罪，修正案将相关责任人员的有期徒刑上限由3年提高到10年，罚金数额由2万元改为20万元改为罚款，取消20万元的上限。

⑥ 复旦投毒案关于法律方面的反思

该案体现我国法律意识、规则教育淡薄。虽然我国大中学校课堂中，都有法律知识回的教育，答但很多学生并没有树立法律意识，没有遵守法律的意识和责任感。就像复旦投毒的学生，反复辩称自己是开玩笑，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严重犯罪。事实上，在中小学中，涉嫌违法犯罪的恶性恶作剧，也确实不少，比如，同学上课站起来回答教师问题，有同学悄悄把凳子移走，结果导致同学在坐下时严重摔伤。而对于这些恶作剧，往往都被学校从保护学生出发淡化处理。而实质上，这是严重伤害事故，应该追究当事学生的法律责任。由于没有严肃追责，结果学生并没有形成牢固的法律责任意识，也不把规则当回事。

⑦ 药品安全方面刑法中的空白

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和第一百四十二条分别规定了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劣药罪，从罪状的表述上可以看出是采用了空白罪状，直接参照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和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我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假药：（1）药品所含成分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分不符的；（2）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按假药论处：（1）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2）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3）变质的；（4）被污染的；（5）使用依照本法必须取得批准文号而未取得批准文号的原料药生产的；（6）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第四十九条规定：药品成分的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为劣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按劣药论处：（1）未标明有效期或者更改有效期的；（2）不注明或者更改生产批号的；（3）超过有效期的；（4）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未经批准的；（5）擅自添加着色剂、防腐剂、香料、矫味剂及辅料的；（6）其他不符合药品标准规定的。可见，我国药品管理法把药品成分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规定为假药，把药品成分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规定为劣药，并采用列举的办法罗列了一系列认定假药和劣药的情形。

刑法按照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规定，对假药、劣药进行的这种二元区分，虽然表面看具有合理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不难发现，刑法引用药品管理法对假药、劣药的规定既不科学，也不严谨，更难以操作，不利于实现对药品安全的刑法保护。2001年“两高”《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就曾涉及相关问题，但随着复杂多变的形势发展，该司法解释已经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2009年5月“两高”又出台了《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但是该解释也只是从技术层面解决了部分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关于假药和劣药的区分与定性的合理性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刑法中假药、劣药界定问题进行反思，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一、我国刑法假药、劣药二元界定之缺陷反思

（一）刑法对假药、劣药作二元区分不科学、不合理

首先，我国刑法对假药、劣药的二元区分并没有实现对其社会危害程度的合理划分。刑法以伪劣程度的不同将不合格的药品分成假药和劣药，从对生产、销售假药和劣药行为的定罪量刑之差异上足以窥见，在法律规定的潜意识中，劣药的社会危害性不及假药的社会危害性大，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假药和劣药的社会危害性往往难分伯仲，并且，生产、销售假药罪与生产、销售劣药罪两罪在罪名上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在罪名的成立和量刑上却相差甚远。生产、销售假药只要“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就可以定罪且最高可以处死刑，而生产、销售劣药则需要“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才以犯罪论处，且最高刑是无期徒刑。社会危害性相当的两种行为不仅罪名不同，且构罪的要件和刑罚处罚都有所不同，此时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难以得到体现。我国药品管理法以药品的伪劣程度对假药、劣药进行二元区分是不科学的，并没有实现对两种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的合理划分，对假药、劣药制售行为的打击也有失公正。

其次，假药；劣药的二元区分所产生的实际结果违背了对假药、劣药进行划分的初衷。药品管理法将成分含量不符的情形界定为劣药，其本意是针对投料不足但差量极小的生产现象提出的。以某种药品为例，按照国家药品标准，其中某一成分的含量需要达到98％才算合格，而如果厂家偷工减料只投入了95％的该成分，因此造成剂量不足而使药效略有下降，那么这种药品就属于劣药。从这个角度看，该界定在行政法中，对于确保药品的质量是切实有效的。然而，由于药品管理法对劣药的含量是否符合法定含量的界限范围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使得一些不法经营者可能有机可乘。不妨假设一种较为极端的情形，如某药某成分合法含量为85％以上，但某产商药品根本不含有该成分，即该规定的成分实际含量为0％，毫无疑问该药属于假药。但是倘若不法商家为获得暴利同时规避法律，把这种药品的该成分变为2％，成分2％药品的疗效和不含该成分的药品疗效没有实质的差异，但在处断上则有很大的差别。含量为0％者属于假药而含量为2％者属于劣药，在构罪标准和追究责任时可能面临截然不同的结果。

最后，假药、劣药的二元区分也造成了实践中假药、劣药之间难以区分的情形，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药品管理法通过列举的办法将假药与劣药的表现形式列举出来，但这些表现形式在假、劣药认定过程中容易出现竞合，使得具体的操作过程中难以进行区分与界定。例如我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属于劣药，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变质了的药品属于假药，但超过有效期药品性质区别很大，部分超过有效期的药品还处在药品稳定期内，没有失去药效或者还没有变质，但有一些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已经变质失效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物质。这样超过有效期的药品是假药还是劣药就可能出现竞合，即假如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已经变质了，那么该药品既是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所规定的假药又是该法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劣药。这里有学者指出可以采用法条竞合中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来解决这个竞合问题，即当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已经变质则适用重法以假药论处，若还处于药物稳定期内即还没有变质时则以劣药论处。⑴虽然原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方面，该原则的适用使得法律对劣药情形中的“超过有效期的药品”这一情形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意义。另一方面，该处理原则在实际操作中给司法者带来了不便，对于绝大多数超过有效期限的药品是否已经达到变质的程度用肉眼是难以识别与认定的，只能通过一定的检测手段加以辨别，根据“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倾向于委托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检验，这就给执法者带来了很大的操作困难，甚至各地标准或者检测方法的不同可能对变质的认定结论也会有所不同。

（二）药品管理法对假药、劣药的界定不严谨、不规范

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和第四十九条采用列举的方法罗列了一系列认定假药、劣药的情形，但有些情形的规定和表述缺乏相应的严谨性和规范性。

首先，对假药、劣药概念及范围的规定不具体，不严谨，缺乏可操作性。具体体现为：一是关于假药中所规定的变质的和被污染的情形规定得不够具体。对于变质和污染达到什么程度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种操作性不够强的规定往往只能流于形式，难以落实。本文认为此处应当对变质和被污染两种情形有一个定性和定量的指标，具体规定什么情形与什么程度属于变质和被污染的情形。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对于变质或被污染的药品属于按假药论处的药品，根据药品管理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在处罚通知上必须载明药品质量检验结果是不科学的，应该直接将其规定为假药，而不是按假药论处；⑵二是我国药品管理法第十一条规定“生产药品所需的原料、辅料，必须符合药用要求”，但何为该法所谓的药用要求也没有具体规定，因此在缺乏法律解释的情形下，本条规定给实际操作带来了困难。三是我国药品管理法用于界定劣药的“含量不符”概念中的含量不明确，距离标准含量的多少并未给出具体规定，使得含量悬殊的药品可能定为同一种性质。

其次，对假药、劣药概念及范围的规定不够全面，存在法律漏洞。在明确假药的情形中第六项规定“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在这当中只规定了超出情形而完全忽视了缩小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确实超出情形更为普遍，但是缩小情形也不容忽视。现实生活中存在不少以缩小适应症或功能主治而刻意夸大某种特征或功能以达到强化目的的现象，其所大力宣传的可能并不是药品的主要功能而只是迎合了市场的需要。

再次，假药、劣药概念的表述不符合刑法严谨逻辑的要求。例如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第五项规定：“擅自添加着色剂、防腐剂、香料、矫味剂及辅料的”属于劣药，同样是药品管理法第一百零二条还表述“辅料，是指生产药品和调配处方时所用的附形剂和附加剂”。附加剂是包括着色剂、矫味剂等除了主药以外的一切附加材料的总称，因而辅料与着色剂、防腐剂、香料、矫味剂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而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在列举劣药的情形时把它们并列叙述，存在逻辑上的问题。

二、国外及国际组织关于假药、劣药之法律界定

世界卫生组织将假药定义为：故意或欺诈性地标错品种或/和其来源的药品。具有同类性质的产品、含有标准成分或不具有标准成分的产品、不具有活性成分或活性成分含量不足的产品以及伪造包装的产品都属于假药。⑶国际制药协会（1FPMA）联合英联邦制药协会对假药进行了定义，认为假药是指故意或欺诈性地标错品种或/和其来源的药品。其中含有标准成分、不具有标准成分、不具有活性成分以及伪造包装情形都属于假药。⑷

此外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对药品的定义也比较科学和全面。以美国为例，在药品管理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有着药品监督管理方面完善的管理体系和法律制度，在世界范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FDCA）经过多次修改，已成为世界上最全面的药品管理法律，其中有关规定我国可以予以参考和借鉴。根据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的规定，所谓假药是指某种药品或药品的容器或标签上，未经授权，带有该药品的实际生产商、包装商或经销商以外的其他药品生产商、加工商、包装商，经销商的或与之相似的商标、商号或其他标识、印记、设计，因而错误地将该药品指向，或使得该药品被认为是由该其他生产、包装或经销商生产、包装或经销的。⑸美国的《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中把所有不合格的药品统称为假药，并且根据药品的实质问题和形式问题把假药划分为掺假药和冒牌药，即把内在质量存在问题的药品归为掺假药，而把药品本身没有问题但标签有问题的药品归为冒牌药。⑹

三、假药、劣药概念之统一与立法完善

从上述有关国际组织及美国关于假药的定义及范围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与国外其他国家关于假药的定义具有以下几点不同之处：（1）假药的认定标准不同。我国的判断标准是国家药品标准，把药品所含成分或成分含量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不一致的认定为假药或劣药，而国外则把药品的标示与实际是否相符作为判断假药的主要标准。（2）两者关于假药所规定的范围不同，根据国外关于假药的认定标准，不仅包括实质的冒充还包括了商标、药品名称、标示、外观及包装等形式的冒充，而我国假药概念中的“冒充”仅指对药品的实质性冒充，我国关于假药所规定的范围比国外所规定的假药范围窄得多。（3）我国根据不合格药品的伪劣程度将不合格的药品分为假药和劣药两种，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这样划分，而是根据不合格药品是外在质量不合格还是内在质量不合格将不合格药品划分为掺假药和冒牌药。两种划分方法相比较，虽然我国这种划分方法从制定者的原意来说，意图根据不合格药品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程度来区分假药、劣药的不同惩处办法，从而达到有效惩处假药、劣药犯罪的目的，但是由于假药、劣药之间的界限难以界定，且二者的危害程度也难以明确，这就使得立法者的原意难以实现。而美国对于不合格药品的划分方法，由于划分标准清晰、思路清楚，便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人员快速、有效地对不合格药品的属性进行判定，这对我国此类立法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刑法中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规定，将假药、劣药两个概念统一起来，统称为伪劣药，不再进一步区分。刑法中对假药、劣药进行区分也是违背了该划分的立法初衷的。同时，国外相关立法基本上不区分假药与劣药，若我国对假药与劣药也不加以区分，可更好地与国际接轨，从而有利于开展司法协助等合作交流活动。我国目前对不合格药品的规定只限于实质的不合格药品，而没有包括形式上的不合格药品，因此没有必要把不合格药品再进行细分。因此，通过对假药、劣药界定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刑法中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规定，将假药、劣药两个概念统一起来，统称为伪劣药，不再进一步区分。

我国立法将不合格药品区分为假药和劣药两种，并且对两种犯罪分别规定不同程度的刑罚，其目的在于根据不合格药品的伪劣程度来界定其对人体的危害程度，以此划分不法行为责任的轻重，进而区分行为的罪刑的轻重。把假药、劣药都统一规定为伪劣药品，虽表面看失去了一种划分责任轻重的方式，但是根据药品的伪劣程度来确定不合格药品犯罪的危害程度并不科学，也不符合实际。因而将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生产、销售假药罪与第一百四十二条的生产、销售劣药罪合并为一个罪名，统称为生产、销售伪劣药品罪，根据行为人的违法事实，参照情节的恶劣程度、对社会的客观危害程度、相对入主观故意程度以及违法行为被发现后的态度等要素区分刑事责任的轻重，进而区分量刑。这种方法较更为科学，避免出现轻罪重判或重罪轻判的问题，更能实现法律的公正性。

⑧ 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怎么理

犯罪的本质属性：犯罪的阶级性
对犯罪本质的揭示并将其确认为阶级性,被视为社会主义刑法区别于其他形态社会刑法的根本所在,正是这一点,赋予了社会主义刑法犯罪观的独立品性.
所以,对之进行论证并加以强调,构成了刑法理论界一项首要任务.犯罪阶级性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马克思关于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这一命题,而将其上升为犯罪的本质属性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及特殊要求是分不开的,这从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恩格斯关于“犯罪是蔑视社会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这一命题的长久忽视得以说明.
强调犯罪的阶级性,并不是为了说明犯罪的历史性（犯罪是阶级社会的特有现象）,也不是为了寻求犯罪的根源（犯罪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是为了对历史更替时期的大量行为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提供合法性依据.
而这是对这一点缺乏认识,使得以前的论者提出了“消灭犯罪”这一近于梦呓般的目标.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国刑法史上对作为犯罪论的基本命题犯罪的阶级性也曾提出了质疑.其一,普通刑事犯罪（自然犯）有无阶级性的问题,其二,两类矛盾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阶级性坚持论者对自己的观点略作修正,提出犯罪是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表面上看,似乎是对阶级性否定论者的一种妥协,实际上是对社会性的提升,将其一并纳入到阶级性的诠释体系,故并没有真正对阶级性观点构成威胁.
对于第二个问题.该问题的提出源于1957年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在该文甫一发表后,刑法学界一些论者即将之引入了刑法学领域,将犯罪纳入到两类矛盾的分析框架中,对犯罪究属敌我矛盾还是人民矛盾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就当时而言,该问题其本身对于刑法的发展演变并无多大意义,其价值在于为二十年后对刑法的反思准备了一个话题.
文革之后,不少的论者提出将两类矛盾问题逐出刑法学的研究视野,尽管该观点并未取得过优势地位8,但其将刑法中的两类矛盾问题宣布为伪问题,呼吁政治与法律分治,还法律一个自在的空间,对于我国刑法科学在思想观念上的解冻,及刑法科学摆脱意识形态的箝制而独立发展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⑨ 论文中引用文献华夏经纬网网站怎么写

以人性为支撑的刑法学思考摘要“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的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离得多么远，它们总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①“人道源于人性，又高于人性”。本文指出从“人”字支撑的视角刑法学研究，审视刑法中的人性、人道，从中沉淀理性，升华理性，完善刑法，这对于得出正确的结论，提升刑法学的理论品位，为刑事立法提供导向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人类情感人性刑法构建一、关注人性——刑法之理性基础贝卡利亚在其旷世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这样写道，“道德政治如果不以不可磨灭的人类感情为基础的话，就别想建立起持久的优势。任何背离这种感情的法律，总要遇到一股阻力，并最终被战胜。”②贝氏的话告诉我们：任何外在与人的规则、制度如果要得到人们的接受与认同，都必须以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为基础而不能背离它，而对人类感情的考察归根结蒂是对人性的诠释，刑法作为关系人们财产、自由甚至生命的法律规范当然也不例外。刑事立法的基础也只能是出自人心、合乎人性的人类基本感情为基础，真正的法治是人心之治，人性之治，人情之治。翻开历史我们发现“：作为或者本应作为自由人之间公约的法律，往往只是少数人欲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种偶然或临时需要的产物”。这种法律已不是由冷静地考察人类本质的人所制定得了的，这种考察把人的繁多行为加以综合，并仅根据这个观点进行研究——“最大多数人分享最大幸福。”③当现实的法律不是“体现全体或最大多数自由人意志的公约，即不是按大多数人分享最大幸福”的原则制定，而沦落为“少数人欲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种偶然或临时需要的产物”的时候，它就不是“以不可磨灭的人性为基础”，因而“背离了这种人性的法律，总要遇到一股阻力，并最终被其战胜。”一部法律存续的时间同其背离人性的程度成反比，一旦这种背离达到了人们忍受的极限，那座“少数人的吝啬和野心用人类的鲜血涂饰成的王位和宫殿”便会轰然倒塌，任何制度的构建如果背离人心、违反人性的话，是注定要失败的。从人性的视角刑法学研究，对于得出正确的结论，提升刑法学的理论品位，为刑事立法提供导向具有重要意义。任何重要问题的解决关键，无不包括在关于人的科学中间，而这个基础也正是一切科学唯一稳固的基础。二、审视刑法中的人性美特征刑法作为人的一种现实生活规范，人们通过它感受到了做人的尊严，做人的保障，还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和谐与秩序，在此基础上追求一种人的生活理想，所以刑法是一种美，审视刑法领域，我们发现刑法正闪耀着一种人文关怀与人性理念，其意蕴深远，也是刑法追求美的应然选择。（一）刑法之必然，人性使然就个体而言，每个人的需要都是无止境的，都呈现无限膨胀的趋势，而社会资源是有限的，这便产生了(每)人的无限需要与有限社会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因而，每个人若想生存下去的话，在满足个人需要的同时不得不照顾他人的利益——即以他人能够容忍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否则，整个社会也就无从存在。为了调整各种利益的冲突，减少人们之间的相互摩擦和无谓的牺牲，必须有个规范加以约束，寻求社会秩序的平衡安定，法律即以此而设，其中，那些超过适当限度，构成犯罪的行为，由刑法规定制裁，于是刑法应运而生，刑法是人类文明社会为防止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保护法益而设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人类有意识的一种生命活动”的产物，体现了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向往，是人类审美意识的载体。因此，在人与法的关系上，人决定着法，法必须体现出人文关怀，人才能在法中“诗意地栖居”，进而步入人生的澄明之境。（二）刑罚之设置，人性所求避苦求乐是人的本能，人有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本能，是因为不快乐是和他的本性相矛盾的，人就不能不逃避它。这样为了防止犯罪就必须抑制行为人的感性冲动，即科处作为恶害的刑罚，并使人们预先知道因犯罪而带来的痛苦大于因犯罪所能得到的快乐，才能抑制其在心理上萌生犯罪的意念。这种立法威慑不同于司法威慑，而是主张威慑必须通过刑罚文本，在有事实犯罪发生时，法律上的威慑变成现实的威慑，也就是说，刑法文本的预告是基于人能趋利避害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性从而对其形式形成心理上的强制，“社会上潜在的犯罪人酝酿犯罪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对作为犯罪代价的受刑之苦产生联想，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或舍小求大的权衡而对受刑之苦产生畏惧感，进而为避免受惩罚而放弃犯罪。”④这种威慑论本于心理强制说，而心里强制说渊源于人趋利避害的功力本能，而功利本能承认人能基于自由意志做出理性选择。无论任何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人，刑罚的设置亦是如此，刑罚立足于人的本能、本性，顺乎人性地制定相应的刑罚阶梯与其相匹配，设置的科学性，构建的合理性，犹如勾勒出的一幅巧妙的刑罚阶梯图，美轮美奂，是刑法又一大美的特征体现。（三）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人性的渴望“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人类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亚里士多德曾经常说过“不公正即不平等”对平等孜孜不倦追求源于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也是人性的体现，人类具有得到尊重的欲望。“当那些认为自己同他人是平等的人却在法律上的到不平等的待遇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卑微感，亦即产生一种他们的人格与共同人性遭到侵损的感觉。”⑤刑法平等观念首先意味着相同的行为在刑法上应当受到相同的评价和处置，而不能因为主体的身份、社会地位、种族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这种平等的理念是根植于人性的，与其相匹配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正是对人性这一特点的彰显，体现了刑法渴望平等，寻求理性、追求和谐的顺应人性的美化特点。三、反思刑法中的人性缺失，构建以人性化为基础的刑法学人性是刑法的基础，人性刑法要求顺应人性，发扬人性，且不可扭曲人性，人性的魅力在刑法中已体现，但是，人性是隐含于内的，刑法是彰显于外的，内外信息的不对称难免会出现错位现象，我们需要做的是扬长避短，对其中的理性我们要继承，人性的缺失我们要及时弥补，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矣！反思刑法，我似乎听到了对人性的呼唤声，那声音是那么的刺耳，那么的强烈，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现笔者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人性化为基础的刑法学做简单构建（一）期待可能性理论期待可能性理论，是指根据具体情况，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违法行为而实施其它合法行为时，行为人却实施了违法行为，则刑事责任成立，反之，不可能期待其实施适法行为时，纵然其实施了违法行为，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期待可能性理论贯彻了法不强人所难这一法律谚语，蕴含着人道主义情愫，彰显着人道主义关怀。正如日本学者大冢仁的评价：“期待可能性正是相对强有力的国家法规范面前残喘不惜的国民的脆弱人性倾注刑法同情之类的理论。”⑥我国刑法中没有明确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论，有些学者认为，可以把我国刑法第16条解释为是关于期待可能性的规定，我国《刑法》第16条规定：“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而引起损害结果的，不认为是犯罪。笔者认为，虽然主张把“不能抗拒”之不可罚的理由解释为缺乏期待可能性理论，但是笔者认为只是可以如此解释，或者说学理上如此解释才合理，至于立法者的原意是否如此，值得怀疑。因为人们通常把“不能抗拒”解释为一种物理的强制，而不是扩大解释为一种精神强制，期待可能性理论所要解决的正是处于精神强制状态下的人的责任问题。这正是我国存在的缺陷，所以借鉴外国的经验理论，我们国家亟待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二）亲亲相隐在中国刑事法律中的重构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法制一项基本原则，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被作为一种封建糟粕予以抛弃。然而，正当我国砸碎一切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进程中，抬头看看现代很多法治国家中却依然能找到他的踪迹，例如：英美法系国家诉讼法明确表明夫妻之间可以享有证言特免权，欧洲一些国家在刑法和刑诉中均对拒绝作证权，尤其是基于亲属关系产生的拒绝作证权明确规定。亲亲相隐在不同国家、不同法系的存在是人性光芒的闪耀，尤其在法治国家“亲亲相隐”原则是人权保护的需要，保护亲权的折射，更是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屏障。然而，这个在我国历史上奉为优秀传统继承、推崇，符合人性的制度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消逝匿迹。新中国建立需要法治观念的不断渗透，法治理念的弘扬，其中，人性关怀至关重要，作为其重要表现的“亲亲相隐”原则迫切需要在法治理念的支配下发挥其更大的作用，闪烁起更耀眼的光忙时却被唾弃，无疑是对人性的扭曲，对人类的践踏。所以现在法治的推进，人性的彰显的背景下，急需要重拾亲亲相隐原则，并且将其制度化原则化，更需要建立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制度保障再不削弱法制的前提下，更好的保障人权，彰显人性，体现刑法的认为关怀。然而，现行刑法中做出了与“亲亲相隐”相背离的规定，这是对人性的煎熬和压抑，强调大义灭亲只不过是技术上冰冷的需要和对人性的过高期待。（三）沉默权的建立沉默权是人作为人所享有的权利，每个人都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这是基本人权的内容，抬头看看其他国家，都规定了沉默权制度，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是对人性的逼迫和蔑视，更有学者将其粉饰为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有如实回答的权利，将这条污蔑人性的丑恶制度披上“权利”的外衣，殊不知，这种意图美化其外表的做法更加显示出作为理性的人对人性的扭曲，对人性的逼迫，这种不合乎人性的做法必将遭受人性的谴责报复，诚然，人的能动性是巨大的，但是前提是要合乎规律，万事皆有规律可循，作为自然和社会属性兼职的人类又何尝能违背“人性”的规律制造出“不人性”的制度来压迫人性呢？那不是作茧自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最终人们将遭受违背规律带来的恶果。（四）刑法条款中有关“胁迫”犯罪的规定是对人性的煎熬我国刑法某些条款对人性的忽视，我国《刑法》第28条规定：“对于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况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该规定对于胁从犯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似乎是对人性的怜悯，然而仔细分析，结论截然相反。试想下，银行工作人员在持枪歹徒枪口的威胁下，将保险柜打开，致使歹徒顺利将巨款抢走；飞机上的机组人员面对劫机歹徒的枪口，被迫按照指定路线飞行，其行为均符合胁从犯的规定，按上述规定，只是量刑上从轻而已。刑法完全不顾及人们在枪口下的求生本能，反而变相鼓励此情景下的行为人与歹徒搏斗，在劫机情形中导致机毁人亡更严重的后果。而在其他法治发达国家，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形是合法辩护理由，为了保全生命的行为不以犯罪论，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五）刑法一百条之规定，前科报告制度违背人性我国现行《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对于此条的规定也是违背人性的，试想下，基于人自身的爱面子本性，有谁想说出自己的前科呢？再说刑罚的目的是预防而不是报应，对于刑满释放的人我们需要做的是保护，关注其自身发展，而不是盯着他们身上贴的犯罪标签，抓住这一弱点不放，这样一方面扭曲人性，不利于曾经犯罪人改过自新，忘掉过去从新开始新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不能很好的预防犯罪。环视其他法治发达国家，纷纷设立前科消灭制度，为出狱人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也可以借鉴。法有限，而情无穷。刑法是一种人与社会的现象，更需要从人性和社会的高度对其做出解释。并且，对刑法的法律解释也只有奠基于人性解释与社会解释之上，才是具有说服力的。人性是刑法的基础，人道是刑法的命脉，人权是法的价值追求。人性、人道、人权三者在本质上具有内在统一性，它们是理性主义在刑法里的彰显，人性是一切学科的基础，闪烁人性光辉的刑法，才能被人们亲切地接受，自觉地履行，虔诚地信仰。注释：①［英]休谟．人性论（上）．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页．②[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7页．⑤［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⑥［日］大冢仁．《刑法概说》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页．7]乔增芳.教育人性化与中小学教育改革[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3,(02)[8]李凯,周晓艳.服务为主关爱为辅探索人性化管理的新途径[J].新长征,2005,(06)[9]张迁.管理更人性化[J].瞭望,2003,(33)[10]王立新.彰显人性司法情——2003年人性化司法大回眸[J].政府法制,20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