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江苏
㈠ 第二批司法体制改革的省份是哪些
第二法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的省、市、自治区为：云南、山西、内版蒙古、黑龙江、权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宁夏、贵州12个。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项改革举措，对于确保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具有深远意义。
第一批选择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省市先行试点，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
第二批试点省市自治区于今年上半年陆续进入了司法体制改革，包括云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宁夏、贵州12个。
㈡ 许前飞的重要讲话
2014年11月10日上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许前飞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精神和《中共江苏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
许前飞院长指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三中全会的基础上对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要求，全省各级人民法院要准确把握中央、省委的部署要求，紧密结合全省法院工作实际，研究制定推进措施，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许前飞同志强调，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司法机关承担着主力军的作用，要勇于担当，积极作为。要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密切关注社会经济领域改革发展实际，找准与司法审判工作的结合点，发挥好司法的规范和引领作用。要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对涉及司法体制方面的重大司法改革任务，要在中央、省委的部署要求下审慎推进；对涉及法院自身工作的改革事项，如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立案登记制改革、落实院庭长办案等，要不等不靠，抓紧研究制定改革方案措施，努力把应该做、能够做的事情做好。要树立司法改革的信心，把握好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摸清找准人民法院工作中存在的人才流失、司法辅助人员不足等突出司法难题，向改革要动力，在推进司法改革的过程中找到破解的办法措施，努力提高全省法院工作成效，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江苏作出积极贡献。
㈢ 司改如何才能拥抱新技术
刚刚结束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让人们的目光再度聚焦信息技术。
“以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正向我们扑面而来，已经、正在或即将改变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带给人类社会的深刻变化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空间。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伴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信息云技术正在不断影响司法实践，司法改革拥抱新技术，司法与科技深度融合，是适应社会发展潮流的必然结果，也是我们未来的必然选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本身就包含了司法与科技的融合。
12月2日，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一体化法治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腾讯网络安全与犯罪研究基地共同主办的“智慧司法与司法改革”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来自实务界、高校及科研院所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围绕“智慧司法”“司法改革”这两个关键词进行深入探讨。
1.老百姓从智慧司法中得到哪些实惠？
“嘀！”正在晨练的陈女士听到手机短信提示音后打开一看，法院发来执行案件款项已到账的告知，陈女士露出了笑容；出差在外的周律师通过智慧检察院实现了视频会见，与当事人进行了及时、充分的沟通……
生活中，智慧司法越来越受到当事人的欢迎，以前费事费力的打官司过程变得越来越快捷、舒心。
“大数据和信息化在司法领域运用的广度和深度能够改变传统的司法模式，成为改革的主要动力。”腾讯“互联网+”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腾讯安全管理部副总经理汤锦淮介绍说，今年以来，腾讯在探索大数据新技术在司法领域的运用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比如与广州越秀区法院合作的全国首例刑事案件证人微信出庭，为推动庭审体制改革做出了有力尝试；与江苏省高院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微法院提供全方位的司法服务，让群众少跑腿，让法官少受累。
“‘阿尔法狗’向人们展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无限可能，但人工智能和司法活动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阿尔法狗’解决的是未来的东西，而司法活动是回溯性的认识活动，这是它最大的特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指出，我们要的显然并不只是一个结果。因此，通过什么方式、什么途径、什么手段把过去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案件事实判断清楚，这不是靠“阿尔法狗”就能解决的问题。
他同时强调，这种回溯性的过程不允许不择手段，而恰恰需要用公正、正当的手段，保障回溯性活动所直接涉及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以及相关合法权利。而这一系列活动共同组成了司法活动。
3.智慧司法的底线在哪里？
“在司法领域，机器不能代替人，结论和判断只能由司法人员做出，不能任由科技公司无限制地开发下去，要让人工智能结合司法规律，确定哪些方面可以突破，哪些方面不能突破。发展司法领域的人工智能，互联网公司必须和专业司法人员紧密合作，必须保证司法应有的元素、内在的原则、必要的亲历性，不能让技术牵着司法的鼻子走。”陈卫东强调。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卞建林也指出，司改在热情拥抱科技革命的同时，必须明确智慧司法的目标。司法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司法公正，就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科技应当遵循司法规律，服务而不是引领司法，以达到促进司法公正、维护保障权利的最终目的。法学界更应在学习的基础上根据司法自身的特性参与进来，形成理论、科技、实务的结合，通过研究让实务部门在运用大数据的同时保持清醒的认识。
顾永忠认为，拥抱科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谁也无法阻挡。但是，在司法和政法工作中如何运用科技，是否无选择、无条件地运用，值得思考和研究。
他以司法的亲历性举例说，亲历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亲历、如何参与。“我们提出庭审实质化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审判人员拿着书面化的卷宗就来审理案件，而不进行开庭，我们能不能接受这是一种亲历性，能不能认为这样的过程是公平公正的？”
顾永忠指出，亲历更重要的是用什么方式来参与，包含了价值选择和价值追求。“要体现程序正当性、防止冤假错案，庭审活动中的面对面就至关重要。视频技术未来可能实现与面对面等同，但在当下显然还不行。庭审中所有诉讼参与人坐到一起，这种只能感受不能言传的亲历性很难通过信息化手段得到。因此，我们要理性地思考和选择，比如，信息化在监控、管理、服务、信息传递、决策等诉讼活动中都有非常广阔的运用空间，但我们同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有部分司法活动是不能也不应被取代的。”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广也表示，智慧司法可以涉及司法的方方面面，但唯独律师会见被告不应被涉及。如果通过远程视频进行会见，就涉及可能被录音录像的问题，而法律对此是有明确规定的。因此，开发类似技术时，最基本的就是绝对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必须依法积极稳妥推进。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改办副主任高景峰指出，大数据对司法工作带来的冲击非常明显，比如在证据收集的过程中，办案人员如果侵入犯罪嫌疑人的私人电脑获取数据，能否作为证据来使用值得探讨。“如何制定新的证据规则，这也是人工智能、大数据、新科技对司法改革提出的新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学习跟上时代、掌握科技，真正保障人工智能、大数据为我们所用，成为我们的工具而不是我们受其牵制。”高景峰说。
真正做到运用到现实上才行。
㈣ 本人江苏镇江地区，全日制大专财务管理毕业，后网上函授工商管理学本科毕业，32岁，能报考司法考试吗
可以，鉴于你之前已经是大专毕业，你现在都可以报考的，2018年虽然司法改革，不是司法专业的本科生不能报考，但是你是18年以前毕业的，所以老人老办法，你还是可以报考的
㈤ 五年25部新法出台的背后是怎样的
截至2017年12月底，新制定法律25部，修改法律127件次，通过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45件，作出法律解释件……这是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交出的五年立法成绩单。
小智治事，大智立法。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一个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基石。五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坚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完善，有力地推动了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与改革如同鸟之两翼。立法先行，让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五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20项涉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等领域的授权决定和改革决定，为改革先行先试提供法律支撑;统筹修改部分法律当中同类的或者相关的规定，进行了16次打包修改，涉及95件次法律，适应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和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健全备案审查制度，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努力让宪法和法律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信仰。
新起点，新征程。过去五年，人大立法硕果累累，有力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未来五年，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人大立法工作必能将法治经纬越织越密。让我们共同见证，全面依法治国的前进足迹。
㈥ 江苏司法考试改革后收费标准是多少
江苏省物价局6月19日发布消息，江苏省国家统一法律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确定，三科版共计每考生252元，权试行两年。
首先是实现分阶段收费。第一阶段客观题考试两科合计172元，第二阶段主观题考试80元/科，共计252元/人。另外，考试合计收费标准也有所降低，从原来的每考生260元降至252元，减少了8元。
㈦ 什么是"长沙模式"、"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通常是指江苏省和苏州、无锡和常州（有的也包括南京和镇江）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
详见http://report.drc.gov.cn/drcnet/corpus.nsf//?OpenDocument
长沙中院将执行裁判庭从执行局剥离出来，单独设立执行裁判监督庭，这项在全国法院首创的改革被四位长期关注中国司法改革的专家誉为“长沙模式”，并被认为这是促进执行公正、提高执行效率的一项重大举措。
http://news.sohu.com/2004/03/25/88/news219588839.shtml
㈧ 江苏司法改革法院事业编制人员怎么办
地方政府会特批一些事业编制供法院招录辅助人员，这类人员身份很尴尬，不能提拔，不能做法官检察官，甚至编制都只能挂靠在其他单位。司法改革目前尚未波及到这部分人，改革的表面标志是先实现人财物省统管，实际上由地方财政代管，并没有达成事先的人事、财务独立。事业编制属于地方编制。事业人员目前出路很不明朗。和公务员相比，缺少了升职路子，其他都还是有保障的。但是鉴于司法改革的契机，最高院周强院长提出两到三年解决执行难的口号。
具体如下：
1、简介
事业编制是事业单位编制的总称，事业编制可分为全额事业编制、差额事业编制和自筹自支事业编制三种，全额编制又叫全额财政拨款事业编制，参照公务员管理，基本待遇与公务员一致，多为一些公益性事业单位和部分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事业单位，如城管、学校等。差额事业编制，由财政进行差额拨款，待遇和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挂钩，如医院和部分景点等。自筹自支事业编制，实际上与企业差不多，待遇和经营状况息息相关，多为一些服务型事业单位，如宾馆、培训中心、设计室等。
2、区别
进入行政编制的意味着你是国家公务员，如通过了选调生考试就是国家公务员。国家公务员享受着国家的各种法定待遇，如医疗、晋级等。事业编制是事业单位编制的总称，像学校就是典型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分为自收自支、差额拔款、全额拔款三种类型。不用我说大家也能自明白，第一种就是你的工资和福利全由自己单位的收入来支付。
3、案例
比如你进入一个一个风景区的管委会工作，可能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第二种就是你的工资和福利有一部分是政府负担的，有一部分是自己单位的收入负担。像医院就是这样的。第三种就是你的工资和待遇全部由政府负担，这种的事业编制就从形式上和公务员是一模一样的了。
㈨ 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几天的新闻
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阴影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除障碍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施行后，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第一类诉讼代理人，也是专业诉讼代理人，使基层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生存发展的希望和空间。然而在具体的执行中，受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的影响，作为享有审判权的人民法院仍然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行为存在着歧视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在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的诸多观点。正是由于有吴博士观点作支撑，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当事人承办申请执行事务时，才遭到拒绝。
细探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和理论依据，作者发现这个批复的出台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经失效的或需要修订的部颁规定，它的出现使无数有作为、能够为“非辖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的基层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为了基层从事法律服务的同行能够正常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为了司法部高层能听到最底层的声音，作者从四个方面谏言，希望司法部决策层能够及时作出反应，以消除司复[2002]12号批复产生的阴影。
一、从深圳两级法院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不同做法，看两级法院法官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差别执行。
2011年3月以来，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务所执业的作者，开始为以北京人为主的17名出借人，远赴深圳市的两家法院承办被告为深圳市三家私营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案件总量为54件，涉案金额为986万元。由于该案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作者先后在深圳两家基层法院进行了4批次的诉讼，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决书全部发生效力。两批17案已经中止执行，准备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
2013年9月2日，当作者持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等五省市区16名委托人签发的授权委托书、本所的专用函和本人执业证，再次踏进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立案楼，代理这些当事人承办37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事宜时，被负责承办执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层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辖区外的案件而拒绝接受相关诉讼文书。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区、罗湖区法院无论是起诉当初的代为立案、出庭代理诉讼，包括前两批17个案件的申请执行，都没有因为作者是一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下简称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门外。
作者向这位女法官再三说明为这些当事人代理诉讼，并不是第一次来深圳，且已经生效的这37案判决书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这位法官依然坚持她执行的正是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
而作者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作者认为，既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已经通过立法确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地位，就不应当看着已经过时的老黄历，再拿已经失效的批复作挡箭牌。况且，十年前司法部一个批复怎么能对抗立法机关的规定，任凭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这位法官还为作者支招说，可以由当事人推举诉讼代表人亲自前来法院立案，以解决法律工作者代理权受限的问题。
由于作者在福田、罗湖区法院分别代理的前两批共17件案件已经中止执行，将进入破产还债程序，作者带着草拟的相关诉讼文书来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教。并与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讨进入破产还债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权时，接待法官请示领导后明确答复，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不会受到限制。
在深圳这座高度开放的城市，两级法院审查立案的法官对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说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有正确的认识，业务素质更过硬，同时反映出执法者对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着不同认识。
为了争取37案执行阶段的代理权，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与这位法官交涉。承办法官认为自己无权决定，请示负责立案审查的领导。这位领导很负责任，不仅与作者进行了沟通，还给深圳市中级致电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权的问题，确认作者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后，又给其他基层法院打电话了解对类似情况的做法。最后女法官作出答复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层法院就这么做，并以龙岗、罗湖区等法院都是这种做法为由拒绝。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给个书面答复，该法官答复可以，但须领导给出编号。等了好大一会儿，该法官告诉作者，已请示领导不能给予书面答复，也拒不接收相关诉讼文书。为了说服作者，这位法官还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作为其拒绝的依据。
两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其直接后果便是影响当事人权利的实现。为了节省资源、节约时间，征得委托人代表同意后，作者与深圳市一家规模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将这批37案的执行事务转交当地律师代理。
作者代理的诉讼案件，真正符合“本辖区”条件者少之又少，也没有被拒之门外。这是作者本人从业24年来，因法院执行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第一次被法院剥夺诉讼代理权。
二、其实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当时引用的条文已经失效，却在之后的十余年间仍大行其道，且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不顾法律工作者当时已经走向法律服务市场的现实，援引的又是已经过时、失效，且存在立法技术缺陷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颁布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总则部分第六条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应当立足基层，主要面向本辖区内的政府机关、群众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务，服务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时有效”，根据该条的规定，已经明确定位为“主要面向本辖区”，而没有限定非本辖区。却在分则部分的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出现“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限制性的规定。
从立法技术层面看，如果分则部分的规定违反总则部分的规定，应当作为无效条款来看待，却在当时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况下，加上拟稿人、审稿人法学理论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严谨的规定。因为法律服务业本身包括诉讼代理服务业务。事实上，当年中国的法学人才已不再匮乏，司法部应该有一批法学专家、法律专业人才。如果当时有人能够意识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术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发布之前将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删除便可。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项规定出台的历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样拿着政府的工资、使用着政府的经费，穿着与公安、司法助理员一样的警服，还从事着非法律服务工作，其工作性质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时应当肯定，当时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正方兴未艾，多数法律服务工作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出台“工作细则”在特定时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制定的基础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根据暂行规定第九条“乡镇法律服务所实行‘有偿服务，适当收费’”的原则。……那时还没有全面推行“两不四自”。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司法部当初的本意已经是鼓励、扶持这个行业的发展，而不是进行打压、限制它生存、发展的空间。
之后，司法部又倡导“不占编制、不要经费”，提出法律服务所走“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道路，其意图正是为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创造条件。当时对法律服务所代理诉讼业务加以限制，更多的顾虑可能来自对法律工作者业务能力的担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那么到2000年4月1日之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这部曾经指导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建设、发展的部颁规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础。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这部新制定的部颁规章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做法是，将“乡镇法律服务”变更为“基层法律服务”，两字之差确实是一种进步。按照常识和发展的眼光，曾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相配套的细则、解释，如不修改重新发布便将作废。
十分遗憾的是，就在新规颁布实施9个月之后，司法部竟不当引用效力待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
这份批复是“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
根据逻辑学大提前错误，其推出的结论必然错误的基本原理，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础的情况下，作出“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结论肯定错误。
然而，正是因为这个批复的存在，将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影响了十余年，给工作优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的却是灾难性后果，它束缚了有能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手脚。其间，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否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的请示》(苏司办2002)69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过长期深入的调研，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发现，“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诉讼代理人的地位，明确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于1991年针对政府拨款的法律服务所而制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却依旧未改，仍令行于当今自收自支的合伙制法律服务所”。孔维克委员同样认为，“这一限制性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工作者列为诉讼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综合评价这个批复，不仅没有起到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的作用，没有给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工作便利，反而给没有执业资格的其他人员代理诉讼留下了存活的空间。从现实意义看，它的存在将制约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顺利实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的拌脚石，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吴兆祥博士对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及性质所持之观点，既没有考虑法律工作者产生的历史背景，更没有发现《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缺陷，也忽视了已经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务所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更没有从发展的眼光正视民事诉讼法作出的新规定，所发言论颇具消极意义，对法律工作者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产生的影响深远。希望吴老能够更新观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地位。
《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简称吴文）认为，“基层法律工作者主要业务包括代理参加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活动。但是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复[2002]12号）《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规定：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这是在代理诉讼业务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的主要区别。（见吴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认为，吴兆祥博士可能没有认真研究中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史，也忽略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更没有根据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细梳理新法与旧法的关系，上位法与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没有质疑该批复是否合规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因而才作出“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诉讼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结论。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还指出“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是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见吴文P117倒数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对“公民代理”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颁规章已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执意要把基层法律工作者划入“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显然是对取得执业资格的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行为的不尊重，或者说是对基层法律服务整个行业的岐视，也没有将司法行政机关核发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当回事。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后指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诉讼代理人，就其诉讼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为公民代理，还是成为一种独立的代理人类型尚需进一步研究。（见吴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认为，从吴兆祥博士的说法可以看出，吴兆祥博士显然是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没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机关已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同一层次的诉讼代理人，说明双方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师就是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还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资格的渠道、条件不同，核发证件的部门不同，而称谓有别。但发证机构都是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领导下的两个工作机构。若再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显然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试想，如果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机关真得采纳了吴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见，在修改《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或更高级别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条例》、《基层法律服务法》时，真将其观点溶入其中，那么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基层法律工作者将再无出头之日。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机关作出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与律师并列的民事代理诉讼地位变成一纸空文。
为此希望吴兆祥博士能实身处地考虑一下基层法律工作者面临的现实困难，在《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再版时，将第十一章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以免继续以误传误，成为各级法院法官阻碍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代理诉讼的挡箭牌。
四、要改变人们的偏见，最终须从顶层设计着手，取消这些不适时宜的规定。在新规一时难以出台的情况下，最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废止司复[2002]12号批复，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施行以来，基层法律服务业本来已经步入了正轨，法律工作者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正如吴博士称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组织了首次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统一考试。2000年底，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共有工作者总数达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达到57561人，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的47%。”（见吴文P117倒数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却如当头一棒，给正在处于发展时期的法律服务业戴上了“经箍咒”。
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服务群体，多数同志完全能够胜任民事诉讼代理业务。却让他们各自为阵、划地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执业证确定的执业机构所辖区域内从事代理诉讼业务。
就此河南律师马玉峰认为，司复[2002]12号批复，对法律工作者的执业地域进行限制，即“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如果双方当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执业的辖区内就无权代理案件。那么就明确禁止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地办案，成为好些律师、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认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今天，乡镇、城区街道基层法律服务要发展、要生存，就应当适应市场需求，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服务。作为市场主体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不应当拒绝非区域当事人的服务请求，同时也没有理由拒绝为非区域当事人提供服务，如此做法势必剥夺了法律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当今交通、通信如此发达，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执业区域”限制事实上已成为不可能。
再则，法律服务所既不是行政机构，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职能，也没有任何上拨经费，它不会将有服务需求又送上门的客户拒之门外。
作者认为，这样规定并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制约了服务所的业务来源，给并不景气的法律服务所带来生存压力。无须讳言，业务开展较好的法律服务所没有一家不越过这条“红线”去执业。而没有能力代理诉讼，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将法律服务所设在当事人的家门口也没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务所，如真严格司复[2002]12号批复的规定，可能早已关门停业，改行另谋生路。事实上，全国多数地区的法院包括北京市，并没有因为非辖区当事人委托的案件而限制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连深圳市两级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确实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
多少年来，为了法律服务所的生存与发展，无数的法律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法学界专家奔走呼吁，撰文立说，试图改变法律工作者当前的命运。列举如下：
2008年6月4日，《记者观察》杂志记者张鹏在《10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面临存废之争》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认为，国家既然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颁发了“准生证”，就应当允许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这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工作权！”
2008年6月1日以后，部分省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要求与司法部高层领导人就“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问题进行对话，却至今没有下文。因为法律工作者没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无法通过上级协会向司法部高层表达诉求。
当年4月3日，作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蜀汉法律服务所主任李双德与司法部公证律师工作指导司基层法律服务处处长蒋建峰，探讨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和《基层法律服务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法院办理诉讼业务中的障碍。反而因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并不适当的批复，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门外。
在法律服务所摸爬滚打过、已取得律师资格的河南黎光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玉峰，客观评价道“法律工作者来自于乡村，法律工作者由于生在农村，同情弱者的观念较强，代理案件有着相当强的责任感，忠实于法律，忠实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代理费的收取低廉，有些优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亚于律师。由于法律工作者服务基层，扎根基层，案源业务不断的扩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着作用”
为了让基层法律服务业能有健康发展的空间，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上提案指出，“由于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经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们却不得不面临着‘断奶’又‘断粮’的窘境。”为此建议，“司法部废止1991年9月制定的《乡镇法律工作者业务工作细则》，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业务管理办法以适应新的法制环境，扩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服务范围和领域，让这个群体能够在跨区域的竞争服务中得到锻炼提高，给基层百姓提供更多的选择”
湖北省京山县坪坝法律服务所主任王伟，深深感到，“在农村，离开了法律约束的经济活动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离开了法律指导的改革问题多多，多半失败”，为此在《当前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面临的困境及出路探讨》一文中呼吁，“司法部应借鉴《律师法》和《公证法》的起草和颁布过程中的经验，尽快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有些内容已过时的司法部59号令和60号令修改后上升为行政法规或法律，确保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依法执业。或者由司法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律师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六条进行修改，然后作出立法解释，将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业务上升到法律许可的范围，这也是当前基层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
参与过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和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北京地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现状及对策研究》调研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朱桐桐，发表专著建议制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
当然，希望废除法律服务所之声也不绝于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处向社会发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修订草案，使作者很兴奋。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时代可能就要结束。
根据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安排，作者撰写了《只有成为市场主体，才有更大生存发展空间》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领导曾来所进行调研，对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给予肯定，作者所持观点或许能为高层立法有所帮助。
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出台一部新规需要经历的程序或步骤可能还会太多。为了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造成的阴影，作者建议，可否考虑由某个省级司法厅就是否继续执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向司法部作出请示，由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予以撤销司复[2002]12号批复，或以已经过时为由不再适用此批复作出批复。
司法部如果能及时出台这样一个新批复，便可解决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诉讼代理的问题，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清障碍。
㈩ 此轮司法改革的前景如何
改革的前景不是很好，但它主要是改革的顶层设计是从中国的司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
1、立案制度导致大量的诉讼流向法院。
第1号案件登记难，特别是难以解决的行政诉讼，分散了法院的大量人力物力。巡回法院没有解决具体问题，反而使法院的官僚作风更加严重和难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