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民商法

⑴ 商法的高在敏的图书信息

书 名： 商法
作者：高在敏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02月
ISBN: 9787511804006
开本：16开
定价： 32.00 元 作者：柳经纬主编
出 版 社：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1-1
页数：799
开本：16开
定价：65.00
I S B N ：9787561519806 伴随着我国法学教育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法学教材建设也呈现日益繁荣的景象。在民商法学科，以高校教师为主体组织编写出版的各种系列教材，不仅大大促进了民商法学科的教材建设．而且也为法科学生学习民商法选用教材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同时，伴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民商法学理论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研究领域的宽度还是研究领域的深度，民商法理论的进步g发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令人欣喜的。我国民商法理论的进步与发展也充分反映在我国民商法学科教材的建设之中。进入本世纪以来出版的民商法学系列教材逐步改变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存在的一本民法教材贯穿全部民法课程学习过程的状况，不仅出版了民商法学的系列教材，而且教材的内容比过去丰富得多，理论深度也比过去大得多。进而，90年代以来，我国的民商法学教材建设也逐渐摆脱了80年代民法教材所具有的前苏俄民法学教科书的影响，在构建我国科学的民商法学理论体系方面发挥着其他出版物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本系列教材是我与我过去的厦门大学法律系民商法教研室的同事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与厦门大学出版社良好合作的结果。自2000年陆续出版以来，多次重印，陆续再版，逐渐被多所高校法学院系采用，作为本科教学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有的还被选作硕士研究生教学的教材或参考书。2007年在教育部组织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评选中，本系列中的《民法总论》和《商法》还被选定为规划教材。 总序
第一编 商法导论
第一章 商法概述
第二章商主体概述
第三章 商行为
第二编 公司法
第一章 公司与公司法概述
第二章 公司基本法律制度（一）
第三章 公司基本法律制度（二）
第四章 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章 有限责任公司
第六章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章 外国公司分支机构
第八章 公司集团
第三编 证券法
第一章 证券法概述
第二章 证券发行法律制度
第三章 证券上市与交易法律制度
第四章信息公开制度
第五章上市公司收购法律制度
第六章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第七章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服务机构与证券业协会
第八章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第九章 证券法律责任制度
第四编 票据法
第一章 票据法概述
第二章票据法律关系
第三章 汇票
第四章 本票
第五章 支票
第五编 保险法
第一章保险与保险法概述
第二章 保险合同
第三章 财产保障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
第四章 保险公司
第五章 保险业的监督管理与保险中介
第六编海商法
第一章 海商法概述
第二章 船舶与船员
第三章 海上运输
第四章船舶租用合同和海上拖航合同
第五章 海上侵权
第六章 海上遇险的处理
第七章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第八章 海上保险合同

⑵ 民法对人的适应范围

民法对人的适用范围，就是民事法律规范对于哪些人具有法律效力。
民法对人的适用范围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情况：
（1）我国民法对惟在中国境内的中国自然人或设立在中国境内的中国法人及其他组织，具有法律效力。
（2）我国民法对居留在我国境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和经我国政府准许设立在中国境内的外国法人及其他组织，原则上具有法律效力。但有两种例外；第一，根据我国缔结或的国际条约、双边协定的规定或经我国认可的国际惯例，我国民法对享有司法豁免权的外国公民（如来该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他们的随从人员，外国使节和他们的家属等）不具有法律效力。第二， 我国民法中某些专门由中国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享饿 的权利能力，对外国人、无国夭人或外国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具有法律效力。
（3）居留在外国的我国公民，原则上应适用往往在我国的，而不适用我国民民法。但是，依照我国民法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双边协定以二五眼我国认可的际惯例，应当适用我国民法的，仍然适用我国民法。

⑶ 苏俄历史重要的政策有什么影响

•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新经济政策的制定。首先，连年战争使苏俄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日用物品严重缺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其次，经济破坏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由于缺乏粮食和原料使多数工厂无法开工，许多工人迫于饥饿，离开工厂跑回农村。工人阶级队伍涣散，农村形势更为严峻，广大农民不肯再接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他们强烈反对余粮收集制，要求经营自由和贸易自由。
  农民的不满影响到军队，192l年2月，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基地喀琅斯塔得发生水兵兵变，被迅速平息下去。可是，苏维埃政权的处境仍十分危急。列宁说：“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再次，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召开，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
  根据列宁的报告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废止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从此，开始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
  新经济政策的要点。第一，农业方面：1921年3月21日颁布《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法令，规定农民交纳粮食税后，剩余的粮食等农产品可以到市场交换物品。
  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大为减少，1921—1922年度全国税额比上年度减少43．3％。1922年，政府通过《土地法令大纲》，允许农民自由使用土地和在苏维埃监督下出租土地和雇佣工人。第二，工业方面：在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大生产和国家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将部分国有企业以租借制和租让制的形式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
  1920午11月颁布租让法令，允许外国资本家在苏俄经营租让企业或同苏维埃国家组织合营股份公司。1921年5月。国家把一部分小企业发还原主经营。7月又决定把一批中小工厂和商店租借给本国的合作社或个人。这些租让和租借企业由私人经营，所有权属于国家。
  承租者必须接受国家监督指导，遵守苏维埃法令，按期交纳租金和一定比例的利润，到期把企业完好地交还苏维埃国家。第三，流通方面(商业方面)：废除国家配给制和国家贸易垄断制。在坚持国家计划领导的前提下，实行自由贸易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意义。
  第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1921年春天的危机迅速消失，生产稳步恢复。它满足了劳动者的经济要求，受到广大农民工人的欢迎。巩固了工农联盟，使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第二，它探索了在小农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在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
  第三，它的一些原则和经验，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是马克思产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原因、实质和意义
  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定，标志着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
  其出现的原因主要从两方面来分析：直接原因是为了克服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造成的消极后果，摆脱面临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从深层次上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一种模式在实践中遭到失败，俄共（布）需要寻找新途径和新模式。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发展、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
  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概括而言有两点：一是巩固了工农联盟，调动了广大工农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加速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二是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根据俄国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的国情，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新方法的伟大实践。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⑷ 俄罗斯的法律体系

俄罗斯法律制度总的特点

如果按目前通行的划分法系的方法把世界各国的法律归为两大法系一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则俄罗斯的法律应归入大陆法系之中。

俄罗斯的法律之所以属于大陆法系，是因为它具有大陆法的一些基本特征：第一，强调议会立法（实质上是专家立法，只是加盖了议会的橡皮图章），在司法过程中所适用的法律都是由立法机构制定颁布的法律、法令，而不像英、美等普通法国家中，法官可以在司法中自己创造新的法律。第二，强调国家法律的法典化，如制订统一的民法典、商法典等。第三，司法中极少遵从先例，即在审理一个新案时未必要按照别的法院以往对类似案件的裁定作出相似的判决。

宪法制度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的宪法改革势在必行。现行宪法是原苏联时期原苏联共产党执政时颁布实施的，其主要内容在前面的《俄罗斯现行的政治体制》中已经阐述过。

现在俄罗斯有两部宪法草案，一部是联邦宪法委员会起草的。这部宪法的主要内容是：强调联邦条约是宪法的组成部分，主张取消人民代表大会制、建立两院制议会，强调立法、执行、司法机构间的分权与制约平衡，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应该与执行机构权力分开。

另一部宪法草案是叶利钦总统另组班子草拟的“总统宪法草案”。这部宪法有三大突出特点：第一，确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二，在俄罗斯实行总统制国体；第三，取消人民代表大会，重建议会。草案的主要内容是：总统是国家元首，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是俄罗斯联邦最高公职人员，在国外代表俄罗斯联邦；除政府总理的人选需经联邦大会批准外，其余内阁成员由总统直接任命。在同联邦委员会磋商后，根据政府总理提名任命或解除联邦部长和各部门领导人的职务；向联邦委员会提出宪法法院、最高仲裁法院、最高法院和总检察院法官的候选人；武装力量高级指挥员也由总统任命；总统有权提前解散议会。草案规定的联邦议会是联邦大会，由联邦委员会（上院）和国家杜马（下院）组成，它是联邦最高代表机关，由它通过联邦法律，并实施宪法规定的监督职能。两院制的联邦大会（议会）同时选举产生，任期4年。在未选举之前，目前的联邦最高苏维埃和政府的全权延长到新议会和新政府产生为止。

这两部宪法草案中大约有60％的内容是相同的，如都强调联邦条约是宪法的组成部分，都主张取消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两院制议会等，但它们在实质性的内容上有巨大区别。宪法委员会草案强调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平行地位，而总统宪法草案则强调总统制共和国国体，强调总统的权力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

俄罗斯联邦议会和俄总统目前正就究竟以哪一部草案作为未来国家宪法的立法原则和基础的问题展开激烈的斗争，不难预料，其最终结果是两部宪草合二为一，取“长”补“短”，并以此作为立宪的原则和基础。

⑸ 1918年到1921年，苏俄的经济政策有何变化引起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1918年到1920这三年是国内战争时期，协约国帝国主义与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联合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起进攻，很快占领了苏俄大约3／4的国土，致使国内最重要的粮食和燃料来源被切断，40％的工厂因缺乏燃料而停工、停产，交通运输几近瘫痪，人民忍饥挨饿，苏维埃政权抵御侵略的物质后盾极其匮乏、脆弱，形势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府决定把国内一切工作都纳入战时轨道，制定并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苏俄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试图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企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是“战时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迫于战争和经济严重困难而实行的政策，它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经阶段.但在当时条件下,它保证了军民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对于击败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军起了巨大作用。
在1921年，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经济的限制和超越了当时苏俄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导致政治危机。农民起义和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使得布尔什维克党必须迅速制定新的经济政策。
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不适应苏俄的国情，1921年3月21日的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通过了新经济政策，代替了先前施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利用资本主义，通过市场渐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列宁根据俄国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的国情，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新方法的伟大实践。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所以说，由于苏俄的国情决定了新经济政策的正确性，同时，由于国情的需要（即大规模经济建设和五年计划实施），从1928年起，新经济政策逐渐废除。
所以说，为何不能直接是社会主义，是由苏俄国情决定的。
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要求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全国确立，即公有制在全国的确立。1936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苏联确立，标志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确立。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确立，所以社会主义制度也在中国确立。其次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即要有共产党执政。要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权力机关、军队来保障政权的巩固

⑹ 民商合一的中国的发展现状

“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是针对处理民法和商法关系的两种立法形式或编纂模式。不同模式的形成都有它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不同的国家在同一时期，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不同的立法形式，都是由它所处当时当地的诸如历史、法律文化等各种因素所决定的。
衡量各种因素，我国采取了“民商合一”的立法形式。其理由在于：
1、由于民法的商事化和商法的民事化，已经使得民商法的关系愈加密切。
所谓民法的商事化、商法的民事化，是指随着民事关系和商事关系的互相渗透和交融，民法规范吸收了许多商事法律规则和惯例，并将调整范围扩充到商事领域；或与此相适应，由于商人特殊地位的消失，商法日益变成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业交易的法律，从而使得商法规范具有民法规范的特征。
虽然民法已经日益商事化，但商事化的民法，在充实了现代商事关系的规范后将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对现代经济关系的调整将会释放出更大的能量。无论如何，民法的商事化不会影响民法在当代私法体系中的根本的主导地位；而商法的民事化，正好反映了商法规范被民法所同化和吸纳的趋势。
当今社会之所以会出现民法商事化、商法民事化的现象，最根本的原因 在于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传统界限已被打破。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和参与商业交易的主体的非特定性，商业交易的范围已扩展到工业、农业、不动产、有价证券、期货等领域，“泛商化”的发展，便促使商法向民法的“回归”和靠拢，促使民、商法之间的互相渗透，这已是当代私法的主流。
2、世界和中国的立法实践，证明民商合一是可行的。
尽管大陆法系传统民法的代表——《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均采民商分立，但并没有因其广泛传播而使民商分立主义各国立法所借鉴。我们看到，20世纪以来，瑞士、苏俄、泰国等国纷纷采民商分立主义，旧中国的民法也从民商分立走向民商合一。“民商合一”已成为当今世界之潮流。
旧中国的民商立法发展了传统的民商合一理论，同时吸收了民商分立制的某些优点，创立了由民法典和商事单行法构成的开放性民商合一模式，较好地解决了现代经济生活中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可为我国制定民法典所借鉴。
南京国民政府在制定民法典时，由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副院长林森提议制定民商统一之民法典，笔者以为其所陈述的理由是相当深刻、科学的，迄今对我们理解及对待商法仍不乏参考价值。不妨引述其要点如下：
(1)“商法之于民法以外，成为特别法典，实始于法皇路易十四。维时承阶级制度之后，商人鉴于他种阶级，各有其身份法，亦遂组织团体，成为商人阶级。而商法法典渐相因而成，是商法之与民法对立，乃基因于历史上商人之特殊阶级也。我自汉初驰商贾之律以后，四民受治于一法，买卖钱债，并无民商之分。清未虽有分订民法法典及商法法典之议，民国以来，亦治其说，而实则商人本无特殊阶级，亦何可故为歧视。
(2)“反对民商法典合一者之言曰：商法所定，重在进步，民法所定，多属固定。此在昔日之陈迹，容或有之，不知凡法典应修改者，皆应取进步主义，立法者认为应修改即修改，与民商合一与否无关。例如英国民商合一，而公司法施行后亦有数次之修改，而德国为民商分立之国，乃商法之改变还不如英国，于此可见进步与否，并不在民商之合一与否。
(3)“反对民商法典合一者之言曰：商法具有国际性，民法则否。此亦狃于旧见之说，民商合一，对于商事法规应趋于大同与否，立法者尽可酌量规定，并不因合一而失立法之运用。
(4)“昔时各国之商法，以人为标准，即凡商人所为者，均入于商法，德国于1897年所订之商法亦然。法国自大革命之后，以为不应为一部分之人专订法典，故其商法以行为为标准，即凡商行为均入于商法。然何种行为系商行为，在事实上有时颇不易分，我国如亦编订商法法典，则标准亦殊难定。
(5)“各国商法之内容，极不一致，日本商法分为总则、公司、商行为、票据及海商五编。德国商法无票据，法国则以破产法及商事法院组织法订入商法法典。可知商法应规定之事项，原无一定范围，而划为独立之法典，亦止自取烦扰。再法典应订有总则，取其纲举目张，足以贯串全体，关于商法则不能以总则贯串其全体。
(6)“在有商法法典之国，其商法仅系民法之特别法，而最重要之买卖契约，仍多规定于民法，而民法上之营利社团法人，仍须准用商法。则除有特别情形，如银行交易所之类外，民法商法牵合之处甚多，无取于两法之并立。且民商划分，如一方为商人，一方非商人，适应上亦感困难。”
新中国的立法实践，亦体现了“民商合一”之立法体系。尤其是《合同法》的制定，使民法与商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合一的典范。《合同法》采取三种方法很好地处理了民法与商法之间的矛盾。第一，在某一类合同中同时规定由所谓商人参与的合同关系和没有商人参与的合同关系。如《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公民之间的借款关系和银行参与的信贷关系。第二，只规定由所谓商人参与的合同关系，而忽略另一种关系，或者相反。如《合同法》第二十一章 “委托合同”中只规定了商事委托合同。第三，不区分民事规则与商事规则，用统一规则来统一调整，有例外情形的，适用例外性规定。如《合同法》关于合同行为形式、瑕疵通知义务的规定。
3、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需要。
按照我国政府确定的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要在2010年前建成一个与发展市场经济和建设法治国家相适应的完善的法律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须，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更需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法律体系。近几年，我国立法机关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强调市场主体的平等性，否定其身份上的差别，因而人为地把“商人”作为一类特殊的主体对其行为进行规范，在民法典之外再制定一部商法典，这与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潮流相违背，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必要的。
当然，还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要建立的“民商合一”的立法体系，应该是“开放式”的。开放式的民商合一模式，既不同于民、商法典并行的民商分立，以维护民法与商法在私法本质上的统一；又不同于传统的民商合一，后者偏执地要求将商法内容全部纳入民法典。开放性的民商合一模式，应该是民法典与作为民事特别法的商事单行法的有机结合。

⑺ 1921年苏俄的经济政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变化后的措施是什么

新经济政策包括以下几个主要内容：

在农业方面，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规定农民在交纳粮食税后，剩下的余粮由自己支配，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换所需物品。粮食税的数额比余粮收集制时的交粮数额大为减少，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从而缓解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政府还允许农民有条件地出租土地，使用雇佣劳动。
在工业方面，解除了对大部分小型企业和一部分中型企业的国有化，将这些企业以出租的方式交给原来的业主经营，并允许私人开办小型企业。国家暂时无力开发的矿产、森林、油田等，允许国内外资本家投资开发。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在经济管理上，政府也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由单纯的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变为主要依靠经济手段进行管理。
在贸易方面，改变国家垄断的做法，恢复货币流通和商品交换。这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分配方面，废除实物分配制，实行以工人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为依据的按劳分配制。
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在国家掌握主要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允许私人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允许商品经济的发展。它的实施，促进了经济的迅速恢复，起到巩固工农联盟、稳定政治形势的作用。到1925年，苏联的国民经济已基本恢复了。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俄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之后找到的一条适合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
新经济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俄共和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对实施这种政策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又认识不足，以致后来过早地终止了新经济政策。

⑻ 徐晓峰为什么需要一部民法典 需要一部怎样的民法典

5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就不断呼吁和企盼我国制定和颁布民法典。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民法典至今未出台，成为我国法制史上的一大憾事。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已经具备，民法典的制定工作也已经开始启动。那么，我国为什么要制定民法典?我国应该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这是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话题。为此记者采访了参与这部法典制定工作的著名法学家王利明教授，请他就此发表看法。目前，我国正开始着手制定一部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旨在全面调整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重要法律——民法典。为此，记者就这部法典的有关问题，采访了著名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利明教授。
他认为，制定民法典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实行依法治国战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王利明对记者说，要理解民法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重要性，就必须要了解民法的地位和作用。民法是深深植根于商品经济、并作用于商品经济关系的。在市场经济生活条件下，民法的平等、等价、公平及诚实信用等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最基本的法律规则，而民法的各项基本制度，如民事主体、所有权、债和合同、代理、法律行为等都是规范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法律形式，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法律特别是以民商法规则的健全程度为标志的。如果我们要确认我国的经济是以平等、等价和自由竞争为内容，由市场引导生产要素自由流转和组合的市场经济，那么就应加强民商法的作用，尽快制定民法典。如果没有健全的民商法律制度，就不可能形成市场经济赖以建立的条件，也不能形成成熟的市场经济。民法的重要功能不仅仅体现在对市场经济的调整和促进作用上，而且还表现在对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的充分保障方面。他认为，法治的基本精神，在于对权利的合理确认和对权利的充分保障。我国民法所确认的公民所享有的人身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民法在内容上不仅对各项民事主体的权利要实行平等的保护，而且对于公民的权利受到行政机关的不法侵害以后，也允许公民可基于侵权行为制度诉请赔偿，这就可以防止行政专横，有效地捍卫自身的权利。民法不仅通过民事权利的保障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价值以及生活的安定，同时还扩大到对宪法及其他法律所确认公民享有的各种经济文化权利(如劳动权、自由权、环境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的保障，当公民的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均可借助法律获得救济。制定民法典，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王利明解释说，我国在传统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判例不能作为法律的渊源。法官并无制定法律的权力，而只能适用法律，以处理各项纠纷。就民事、经济案件的裁判而言，法官所依据的基本规则就是民法。如果缺乏系统完备的民法典，必将会使法官在处理案件时，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从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一部民法就能解决法官的全部法律适用问题。即使在已经颁布民法典的国家和地区，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也难免出现法律的滞后问题，法律调整漏洞的存在是在所难免的，这就要立法机关对法典进行不断修改，法官也可以依据民法的一些基本规则，采用类推或解释等方法，填补法律漏洞。然而，如果没有一部民法典，很多纠纷的解决缺乏法律依据，各种法律漏洞的填补方法也就难以运用。王利明指出，制定民法典，还可以为各类行政规章的制定提供依据，从而保障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他说，由于没有民法典，民法的规则极不健全和完善，因此很多重要民事关系的调整规则不能通过民事法律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留下了法律调整的空白。这些空白，在很多方面是通过国务院各部委的规章及地方政府颁布的地方性规章予以填补的。仅以房地产制度而言，由于我国物权制度很不健全，建设部和各地政府颁布了大量的规定。例如关于房屋登记、期房买卖、登记备案、房屋租赁等，我们可以将这些现象称为“规章调整”。“规章调整”与“法典调整”相比，存在许多缺陷。我们可以借助民法典的制定，为各项规章的制定提供指导，使其合理化，凡是与民法典的规定相矛盾、相冲突的规章规定，都是无效的。据介绍，迄今为止，不仅一些主要的大陆法系国家都早已颁布了系统完备的民法典，而且一些受大陆法系传统影响的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像越南等经济改革起步较晚的国家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颁行了民法典。俄罗斯在经济改革开始以后，即着手开始民法典的制定工作，可见民法典也成为检验一个国家法制发展程度的标准。王利明说，从世界各国民法典制定所费时日来看，或长或短，情况不完全相同，考虑到民法典内容确实十分复杂，我们不应仓促颁行，但也无须用十年甚至数十年时间来解决。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而且也因为现实经济生活的急切呼唤，使我们无法长期等待。从国外的立法来看，法国民法典这样一部前所未有、带有蓝本意义的民法典的制定，只用了15年。而苏俄民法典的制定费时更短，仅用了5年时间。我们预计，从现在着手，到下世纪初，我国应该能够完成民法典的制定工作。
制定民法典，无疑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然而，我国应当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呢?王利明的观点是，我国所制定的民法典，应当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21世纪的、科学而又先进的民法典，这就要求我们在民法典的内容和体系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首先是立法精神的确定。王利明认为，在立法精神的确定方面，应当十分注重对民事主体的权利的保护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我国正处于一个新旧体制转轨时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机关直接干预民事关系现象并没有消失，在很多方面，政府对民事关系的不适当的、甚至过度的干预仍然存在，当事人在从事交易活动方面的必要的自由仍受到限制，这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尽量尊重当事人的自由，从而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当然，我们强调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不是允许当事人享有绝对自由，甚至容忍其滥用民事权利，合理的、必要的国家干预仍然是需要的。除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外，应充分确认和保障公民的民事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为行政权的行使确定必要的范围，为法治社会的建立奠定基础。其次是民法典的立法体系问题。王利明指出，民法典的立法体系，大致可区分为两种：其一为罗马式，又称法学阶梯式，为法国及受其影响的国家所采用；其二为德意志式，又称潘德克吞式，为德国及其追随者采用，其中最被人称道的是后者。该种体系的最大特色，是设总则篇，规定民法的共同制度和规则，另有债权、物权、亲属、继承篇。就我国民法典而言，民法典要体系化，必须有总则篇，从而使各项民事法律制度有共性的内容得以在总则中体现，也可以达到立法简洁的目的，尤其是像法律行为制度，可用高度抽象的规则来填补合同法等法律调整的空白，这就严格区分了物权和债权，对于民法分则体系的完善也有必要。王利明强调，民法典的分则部分应包括传统法典中不是独立存在的制度，如人格权制度、侵权行为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等，对此人们的意见并不统一。关于人格权制度。王利明指出，传统民法欠缺人格权的规定，各国关于人格权的法律，主要是由司法发展起来的。许多学者主张，尽管人格权法非常重要，但可以在主体制度和侵权行为制度中加以概括、规定。我认为这一观点是不妥当的。人格权之所以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制度，是因为民法中两类基本的权利，就是财产权和人身权(其中主要是人格权)，这是民法的两个支柱，既然财产权可以分为债权、物权等各项制度，人格权为何不能成为一项独立存在的制度?否认人格权作为一项独立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实际上还是受到了“重物轻人”的立法观念的影响，是不可取的。关于侵权行为制度。王利明认为，侵权行为法应当从债法体系中分离出来，从而成为民法体系中独立的一支。侵权行为法归属于债法并非天经地义，因特定的文化及法律因素作用所导致的英美法系侵权行为法的独立模式，更具其合理性。而在国际法的债法体系中，侵权法并没有找到适当的位置，债法体系主要是以合同法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债法主要是合同法，学者对债法性质的表述(如认为债法是交易法、任意法)，完全不符合侵权法的性质。债的一般规则主要适用于合同之债，而不完全适用于侵权之债。将侵权法置于债法之中，极不利于侵权法的发展。所以，侵权行为法从债法中独立，应是创建我国新的民法体系的组成部分。这种独立并不否认债的概念及规则，而是使其更加合理和清晰，进而与其他法律规范共同构成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法体系。关于知识产权制度。王利明说，知识产权制度是否应包括在民法中，争议很大。有些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有其特殊性，并不完全运用民法的基本原则，应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一观点不够妥当。我们不否认知识产权制度的特殊性，但归根结底，知识产权仍然是一种民事权利，其本质属性是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结合，而且我国民法通则已在民事权利一章中专设知识产权一节。现行的合同法律制度，也对知识产权的转让和利用设有专门规定。这就说明，我国现行法已认为知识产权制度属于民法的组成部分，因而，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应包含知识产权法的内容。关于民法和商法的关系，有学者主张采用民商分立的体制，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还应制定商法典或者商法总则。王利明认为，民法与商法均有调整交易关系的内容，且进入交易活动以后，很多情况下是无法分清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因此，民商分立的最大缺点就是立法上产生相互矛盾和重复，而民商合一的优点恰恰是能够解决这种矛盾和重复，使交易规则统一化、国际化，有利于司法体系的内在协调。所以，我们应坚持民商合一体制，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另行制定商事法规，但不能也不必要单独制定商法典和商法总则。尽管人们对民法典的内容和体系还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但是这些都可以在不断的研究和探讨中逐渐形成共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先进的体系完整的民法典的问世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成为现实。如果说19世纪初法国民法典和20世纪初德国民法典的问世，成为世界民法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那么21世纪初中国民法典的出台，必将在民法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

⑼ 实行民商合一的主要立法依据是什么

早在古代罗马时期就存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我们通常意义上所指的罗马法是指罗马私法，罗马私法是罗马法最为光辉闪耀的部分。但当时的罗马法学家并没有对这一公私法划分作系统化解释，只是企图把公共团体及其财产关系的法律与私人及其家庭方面的法律做出区别。现代法学一般认为，凡涉及到公共权利、公共关系、公共利益和上下服从关系、管理关系、强制关系的法，即为公法；而凡属个人利益、个人权利、自由选择、平权关系的法即为私法。[1]

一、论题的开始：关于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之论争

商事法与民法，同为规律人民社会经济生活之法律，同属私法，惟其性质，则有差异。一般言之，民法系就一般私法上行为而为规定，商事法则为关于商事之特别规定。[2]于是，关于民商事立法立法体制，则有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之立法体制。所谓民商合一，即将民事商事统一立法，不设民商之区别，关于商事之规定，或编入民法法典之中，或以单行法规颁行之；民商合一立法体制为瑞士1911年首创，然后扩展到意大利、苏俄、土耳其、泰国等一些国家。所谓民商分立，即将民事商事分别立法与民法典之外，再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与商法法典各自独立存在。[3]法国1807年最早采用了民商分立制。在法典化国家中，目前采用民商分立体制的国家还有荷兰、德国、日本、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共计40多个。

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未息。各自持有一定的立法依据。支持民商合一的依据是：（1）作为传统商法调整对象的商事关系或商事活动，不外乎债权债务行为，这些内容完全可以规定在民法债篇中，没有必要另外制定商法典。（2）现代社会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逐步融合，导致了立法上民事法律行为与商事行为难以区分，民法关于商品经营的一般准则，完全可适用于商事行为。（3）另外制定商法典对商事关系和商事行为进行特别保护，有可能会偏袒商人利益，有悖于公平保护当事人这一民事立法的根本宗旨。（4）民商分立又人为割裂同一法律关系之嫌，既有害于私法体系的统一性，也不利于私法理论的深入发展。

赞成民商分立的主要观点是：（1）商法以商人及其活动作为其调整内容，商事活动不同于民事活动，完全以营利为目的，注重行为的迅捷性，民商分立便于对商人利益进行倾斜保护。（2）商事立法重在进步，民事立法则重在稳定，实行民商分立便于在保持民法基本体例不变的情况下，随时依据日新月异的经济变化情况对商事立法进行修改。（3）商法具有明显的国际性趋向，自治和开放是其显著特点，而民法则既有较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4）民法的适用具有普遍性，而商法的适用则具有特定性。（5）民事纠纷的处理基本上有赖于诉讼手段，而在商事纠纷的处理中，商事仲裁或民商仲裁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产生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究其原因，应先对民法与商法的特征做一比较，首当其冲的就是民法、商法调整对象的相互融合，然后，商法中许多制度建立于现代市民社会之民法基础之上，二者是在调整手段上有相同之处的私法，有相同的制度观念基础，并在诉讼制度上通用民事诉讼法，民法与商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统一的。在相异的方面，商法是以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奉行着一些不适用于传统民法的诸如等价有偿、营利性等原则，在动态性发展中呈现国际化趋向，采取多种责任制度并存的兼具公私法特点的法律部门，另外，商法还有像票据无因性、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等一些不同于传统民法的制度。这些凸现了民法与商法的鲜明区别。

由此可知，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产生几乎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它们之间由于其性质特点，存在着一种既可以分离，又可以结合的若即若离、若隐若现的联系。[5]

二、论题的延续：反对民商分立，也批驳民商合一

当我们换一个视角，从民商法产生的社会原因来审视时，我们也许会有一个更新的认识。我们先上溯到罗马时代。罗马人创造了一个可与当时罗马帝国的版图相媲美的庞大的罗马私法体系，其中的物权、债权是两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即使在今天，仍有人试图将公司财产权、信托财产权利等纳入到物权或者债权的概念中去，到德国民法典制定时，德国人更是超越其前人，其所发明的像法律行为这样高度抽象的概念，几乎可以包容宇宙间任何性质的行为和交易关系。[6]因此，对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论，我们也可以考虑用一个有包容性的概念来解决问题，这就是私法。

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经济条件的产物，其物权、债权制度相当简单，法人制度远未成就，[7]基于商品经济这一经济基础而产生的民法成为私法的开山之作，历史的车轮驶向近代，工业革命的轰鸣，拉开了市场经济的序幕，基于市场经济——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之上形成了迅速发展的商事法，它脱胎于民法体系，又有着一系列崭新于传统民法的特征，诸如营利性、技术性、公私混合性等。私法的新领域诞生了。民法与商法并列存在的私法二元结构初步形成。

[8]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必须制定商法典，实行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呢？未必。在民商分立之国，都有自己的商法典，但无论是以商行为观念为基础而制定的商法典，如法国，还是以商人观念为立法基础而制定的商法典，如德国，都和民法典大量重复，这些商法典的总则并不能贯穿各商事法规之全体，使得在实际实践中不断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从而模糊了民商分立的界限。而且，各国商法的内容极不一致，商法并无统一的体系，也没有制定商法典之必要。商法虽有其独立的调整对象，但各种商事法律自成体系，难以抽象出是用于各种商事关系的一般性规定（即总则）。[9]针对我国之情况，中华法律史上不存在“商人”和“商行为”之类的法律概念，况当今社会，我国人人平等之理念未为牢固，这是一个缺乏民法文化的国度，在现实中把企业和公民分为商人和非商人，把商品经济活动分为民事行为和商事行为，易造成许多概念上的混乱，[10]在“泛商化”成为潮流情况下，尤不适合[11]。植根于我国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的商品经济生活的商事法规，它们本身没有一个完整的自己的体系，强行使之体系化，使我经济社会陡生消化不良之结果，伤及法律权威，乃不顾我国国情的幼稚做法。而且将公司、票据、海商、保险、破产等各种变化更新速度不一的商事法规置身于同一部商法典之下，必将导致此商法典高度频繁的修改，从而使其中发展速度相对较慢的商事法规的稳定性处于难堪的地位，不利于商事活动在商事法律的规制下的正常运行。民法体系之稳定性虽强于商法，又有债法、知识产权法等发展较快的部门。这些部门在此法律环境下亦将地位尴尬。因此，民商分立之立法模式不可取，在现今我国尤甚。
可是笔者亦不主张民商合一立法体制，一部分依据是如第一部分所述之民商分立之立法依据，如（3）（5）点。另外，民法的本质是人法，其基本目标和价值取向是对私权的保护和人性的关怀，而目的的营利性、主体的商人性、行为的交易性构成了商事关系的内在特质。民法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相对于商法更为严密的概念和体系,其学说和理论可以扩张适用于任何一个新出现的财产关系,商法的兴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商法规范虽不少直接或间接导源于民法的原则、精神甚或制度，但它们更能体现和适应现代商品经济的特征和要求，而且民法保证民风善良的宗旨与商法保证“以利为先”的宗旨之间具有一定的冲突性。在商事关系高度发展的今天，再让商法回归于民法，只会导致民法的变异和商法的堕落，是法制建设的一种倒退。[12]故民商合一说为本文所不取。

⑽ 民法和公司法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从分类上说，公司抄法是商法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一部关于公司这种最重要的商事主体组织，运行的主体法律规范，是一部组织法。商法体系包括公司法和其他商法的组成法律规范。民法则主要规范非商事的民事主体行为组织原则和行为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法既是组织法也是行为法，内容要广泛得多。民法和商法共同组成民商法律体系，是规范社会平等主体之间的主要法律规范，区别于行政法体系。
1.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是调整商事主体和商事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民法与商法合称为民商法。
2.民法和商法都是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都属于私法范畴。民法是一般法，商法是特别法。民法随着商品关系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罗马法、法兰西民法、苏俄民法是分别反映简单商品关系、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和社会主义商品关系的三种类型的民法，无论哪一种类型的民法，都是以调整商品关系为其主要目的。
3.近代商事法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公元11世纪前后，随着商业的兴起，欧洲出现了商人这一特殊阶层和特殊商品交易行为，商法也就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