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张英
恢复的含元殿遗址
此诗大意是，邻居占我们的地那就让他们去占好了,想想我们当初没有这些房产的时候，现在毕竟也有了新的宅子了.你们到唐代的含元殿上的断壁残垣上看一看,当年是富丽堂皇的宫殿,现在变成庄稼地了，庄家长得还不错。（笔者注：盖过房子的地方房屋废弃后种上庄家称为“房身地”，房身地比较肥沃）
《六尺巷》是宣扬的是德治不是法治
上面的故事展示的事实是两家因为宅基地打官司，无论从县官考虑两家都是名门望族不敢轻断，还是其中一方试图通过家族高官（尚书，相当于现在的部长）权力干预司法，都与现代法治要求相去甚远。全凭这位高官正好是一位豁达的清官，让家人作出礼让，才使纠纷得以平息。试想如果尚书大人是一个贪官又当何如？因此《六尺巷》是德治的很好教材，并非法治典范。但这个典故给从反面给我们法治启示。
六尺巷给我们的法治启示
六尺巷这个故事是一方处于强势地位，高姿态做出的让步，并非是事实上占理，法律上占优势情况下的让步。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可见我们现在的民事纠纷也要在事实清楚基础上进行调解，并非和稀泥，糊涂账。为了做到这些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原则。
有法可依是指要加强立法，健全法律制度；有法必依指一切国家机关，党派团体、社会组织和任何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依法办事；执法必严指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及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违法必究指任何公民、组织只要是违反了法律，必须受到追究。
⑵ 张英的生平简介
革命生涯中，他历任干事、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导员、大队政治委员、牡丹江卫戍司令部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师副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沈阳炮兵学校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政治委员、宣化炮兵学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百团大战、辽沈、太原、衡宝等战役战斗，参加了抗美援朝，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八路军。曾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延安炮兵学校第二大队政治委员。抗战胜利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第二团政治委员，第四团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炮兵第一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
1949年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兵学校政治委员，高级炮兵学校政治委员，炮兵学院政治委员，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1971年3月～1976年10月任吉林省委常委。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16年出生，辽宁省盖平(今盖县)县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延安炮兵学校第二大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第二团政治委员，第四团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炮兵第一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任志愿军炮兵师政治委员，1952年任高射炮兵学校政治委员，高级炮兵学校政治委员，炮兵学院政治委员，1970年任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⑶ 清朝张廷玉属于现在的什么官
相当于现在的总理。
乾隆二年，即1737年11月，张廷玉官至总理事务大臣，加拜他喇布勒哈番，特命进三等伯爵，赐号勤宜。
清朝总理事务处，是处理国家政务之机构。总理事务大臣，是清朝当时国家政务上的最高负责人，也就是相当于现在政府的总理一职。
(3)司法部张英扩展阅读
张廷玉（1672年10月29日—1755年4月30日），字衡臣，号砚斋，安徽桐城人。清朝杰出政治家，大学士张英次子。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入值南书房，进入权力中枢。康熙朝，官至刑部左侍郎，整饬吏治。雍正帝即位后，历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拜保和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首席军机大臣等职，完善了军机处制度。
乾隆帝即位后，君臣渐生嫌疑，晚景凄凉，致仕归家。乾隆二十年（1755年），卒于家中，年八十四，谥号“文和”，配享太庙，是整个清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臣。
⑷ 张英、张廷玉是有名的贤臣良相，他们都有着什么贡献
张廷玉是张英的次子。首先先说一下张英，字敦复，与康熙六年中进士，累迁侍读学士 。康熙二十八年，任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此后历任礼部尚书，国史馆总裁官。康熙三十八年，康熙讲张英提拔为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想必大家都听过“ 让他三尺又何妨” ，而其实他的贡献并不止于此。1687年正月，张英和内阁学士韩菼奏进纂成《孝经衍义》。 1692年十月 ，康熙还先后让张英充任纂修《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其个人著作有《笃素堂诗集》、《聪训斋语》 。
⑸ 张英的生平
1637年（明崇祯十年）张英出生。
1663年，27岁的张英考中举人。康熙六年，他又得中二甲第四名进士，成为内弘文翰林院庶吉士，进入庶常馆学习满、汉课程。入庶常馆后不久，因其父亲离世，张英离馆回乡丧居。
1672年初，张英重返京师，仍为庶吉士。闰七月，康熙亲自考试张英等32人的满文情况，张英成绩突出，被授以编修职务。
1673年，张英充任日讲起居注官。
1677年十月张英与高士其入职南书房。在任职期间，张英还充任过皇太子胤礽的师傅。
1679年，张英升为侍读学士。
1680年四月，康熙以张英“勤慎可嘉”，命吏部从优议叙。张英遂又得授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1681年，张英乞假回乡重新安葬父亲。回乡安葬父亲后，又在家乡龙眠山构筑房屋，居住数载。
1686年初，张英返朝。三月，翰林院掌院学士缺人，康熙认为，“张英为人厚重，不干预外事，补授此缺十分合适。”张英遂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职。闰四月，康熙谕示吏部：“张英和内阁学士徐乾学学问淹通，宜留在朝中办理文章之事，嗣后不要将他们列为巡抚人选。”。九月，张英与侍读学士德格勒撰写起居注失误，被吏部题革职降级，康熙帝从宽处理。数月后，康熙帝命内阁学士李光地接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张英改任兵部右侍郎。
1687年正月，张英和内阁学士韩菼奏进纂成《孝经衍义》。六月，张英调任礼部右侍郎。李光地此时离职回乡省亲，康熙又命张英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九月张英转任礼部左侍郎，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衔，又兼管詹事府詹事事务。
1689年张英升任工部尚书，仍兼管詹事府。
1690年六月，张英奉旨兼管詹事府外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七月，张英调任礼部尚书，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担任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康熙斥一等公佟国纲所写的祭文为“极为悖谬“，张英则因未能详审祭文而被免去了礼部尚书职务。后来，张英因教习庶吉士不严有曾被连降三级。
1692年十月，康熙恢复了张英礼部尚书的职务，命其仍兼管翰林院、詹事府。康熙还先后让张英充任纂修《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
1697年三月，张英受命充任了会试正考官。七月，张英以年老上疏辞去了兼管翰林院、詹事府事务。
1699年，康熙将张英提拔至相位，任命其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1701年十月，张英以衰病再次乞休致，被允准以原官致仕。
1708年，张英在家中病逝，享年72岁。
⑹ 张英的演义概况
扬州牧刘繇骁将。孙策东渡，英领一军屯于牛渚，两军相对，英与策将黄盖战，后为蒋钦、周泰於后军放火，军大乱，英弃了牛渚，望深山而逃。英败回见繇，繇怒欲斩之。谋士笮融、薛礼劝免，使屯兵零陵城拒敌。后策破繇，还兵复攻秣陵，中冷箭，策诈死，军中举哀。礼闻策死，与英、陈横杀出城来追之。忽伏兵四起，策当先出马，英拨马回走，被武一枪刺死。
《三国演义》片段：第十五回太史慈酣斗小霸王孙伯符大战严白虎
1）却说刘繇字正礼，东莱牟平人也，亦是汉室宗亲，太尉刘宠之侄，兖州刺史刘岱之弟；旧为扬州刺史，屯于寿春，被袁术赶过江东，故来曲阿。当下闻孙策兵至，急聚众将商议。部将张英曰：“某领一军屯于牛渚，纵有百万之兵，亦不能近。”言未毕，帐下一人高叫曰：“某愿为前部先锋！”众视之，乃东莱黄县人太史慈也。慈自解了北海之围后，便来见刘繇，繇留于帐下。当日听得孙策来到，愿为前部先锋。繇曰：“你年尚轻，未可为大将，只在吾左右听命。”太史慈不喜而退。张英领兵至牛渚，积粮十万于邸阁。孙策引兵到，张英出迎，两军会于牛渚滩上。孙策出马，张英大骂，黄盖便出与张英战。不数合，忽然张英军中大乱，报说寨中有人放火。张英急回军。孙策引军前来，乘势掩杀。张英弃了牛渚，望深山而逃。原来那寨后放火的，乃是两员健将：一人乃九江寿春人，姓蒋，名钦，字公奕；一人乃九江下蔡人，姓周，名泰，字幼平。二人皆遭世乱，聚人在洋子江中，劫掠为生；久闻孙策为江东豪杰，能招贤纳士，故特引其党三百余人，前来相投。策大喜，用为军前校尉。收得牛渚邸阁粮食、军器，并降卒四千余人，遂进兵神亭。却说张英败回见刘繇，繇怒欲斩之。谋士笮融、薛礼劝免，使屯兵零陵城拒敌。繇自领兵于神亭岭南下营，孙策于岭北下营。策问士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士人曰：“有庙在岭上。”策曰：“吾夜梦光武召我相见，当往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岭南乃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焉！”遂披挂绰枪上马，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共十三骑，出寨上岭，到庙焚香。下马参拜已毕，策向前跪祝曰：“若孙策能于江东立业，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探看刘繇寨栅。”诸将皆以为不可。策不从，遂同上岭，南望村林。早有伏路小军飞报刘繇，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跃曰：“此时不捉孙策，更待何时！”遂不候刘繇将令，竟自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都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同行。众将皆笑。
2）却说孙策又得陈武为辅，其人身长七尺，面黄睛赤，形容古怪。策甚敬爱之，拜为校尉，使作先锋，攻薛札。武引十数骑突入阵去，斩首级五十余颗。薛礼闭门不敢出。策正攻城，忽有人报刘繇会合笮融去取牛渚。孙策大怒，自提大军竟奔牛渚。刘繇，笮融二人出马迎敌。孙策曰：“吾今到此，你如何不降？”刘繇背后一人挺枪出马，乃部将于糜也，与策战不三合，被策生擒过去，拨马回阵。繇将樊能，见捉了于糜。挺枪来赶。那枪刚搠到策后心，策阵上军士大叫：“背后有人暗算！”策回头，忽见樊能马到，乃大喝一声，声如巨雷。樊能惊骇，倒翻身撞下马来，破头而死。策到门旗下，将于糜丢下，已被挟死。一霎时挟死一将，喝死一将：自此人皆呼孙策为“小霸王”。当日刘繇兵大败，人马大半降策。策斩首级万余。刘繇与笮融走豫章投刘表去了。孙策还兵复攻秣陵，亲到城壕边，招谕薛礼投降。城上暗放一冷箭，正中孙策左腿，翻身落马，众将急救起，还营拔箭，以金疮药傅之。策令军中诈称主将中箭身死。军中举哀。拔寨齐起。薛礼听知孙策已死，连夜起城内之军，与骁将张英、陈横杀出城来追之。忽然伏兵四起，孙策当先出马，高声大叫曰：“孙郎在此！”众军皆惊，尽弃枪刃，拜于地下。策令休杀一人。张英拨马回走，被陈武一枪刺死。陈横被蒋钦一箭射死。薛礼死于乱军中。策入秣陵，安辑居民；移兵至泾县来捉太史慈。
⑺ 清朝康熙年间的宰相张英
清朝人物张英，（1637—1708），字敦复，号乐圃，清朝人物，清代著名大臣张廷玉之父。张英为康熙六年（1667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官至士兼礼部尚书。康熙十六年（1677年），入直南书房，史载：“每从帝行，一时制诰，多出其手。”曾充任《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圣祖尝语执政：“张英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康熙四十年（1701年），以衰病求罢，诏许致仕。书房自书对联：“读不尽架上古书，却要时时努力；做不尽世间好事，必须刻刻存心。”晚年隐居安徽桐城龙眠山。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帝南巡，张英迎驾于江苏淮安，帝赐御书榜额，随至江宁。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再度南巡，张英迎驾于江苏淮安清江浦，仍随至江宁。卒谥文端，雍正时赠太傅。著有《聪训斋语》、《恒产琐言》、《文端集》等。据《桐城县志》记载，康熙时期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老家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家人飞书京城，让张英打招呼“摆平”吴家。而张英回馈给老家人的是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书，主动在争执线上退让了三尺，下垒建墙，而邻居吴氏也深受感动，退地三尺，建宅置院，六尺之巷因此而成。在安徽安庆，流传着这样说法：“父子宰相府”、“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指的是张英家庭。张英的儿子是大名鼎鼎的张廷玉，热播的影视剧《康熙大帝》、《康熙王朝》和《乾隆王朝》中都有他的重要身影。张廷玉（1672－1755）为康熙时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乾隆时加太保，为官康、雍、乾三代，历半个世纪宝刀不老，为二千年封建官场之罕见。他有这样的官场作为，应该说是他得益于父辈、祖辈淡泊致远、克已清廉的家风。六尺巷在父辈那里宽了六尺，而在他的心胸中又宽了万丈，“心底无私天地宽”，无私的心胸因此坦荡而无垠！张英、张廷玉父子是安徽省著名历史人物，二人在清初康、雍、乾盛世居官数十年，参与了平藩、收台湾、征漠北、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编棚入户等一系列大政方针的制订和实行。对稳定当时政局，统一国家，消弭满汉矛盾，强盛国计民生都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二人为官清廉，人品端方，均官至一品大学士，是历史上著名的贤臣良相。同时二人还是史家公认的学者大儒。在张家官运的背后是康雍乾三世，他们是清代有作为的皇帝，在有作为的皇帝身边溜须拍马，邀宠作奸是没有市场的，特别是雍正皇帝，为政不长，却厉行，一生勤于国政，“崇俭而不奢”，“毫无土木声色之娱”。张廷玉记录雍正：“上进膳，承命侍食，见一于饭颗并屑，未尝废置纤毫！！”饭粒落于桌上也不舍弃！在张家高官的背后，是威严自律的帝国皇帝。当时的清王朝尽管帝王自律而有作为，但对汉人仍提防有加，防汉人颠覆政权，大兴，高官厚爵们也伴君如侍虎，如履薄冰。张家人低调屈身，也成自然，据载，张廷玉之子张若霭殿试得一甲第三名（探花），张廷玉跪求雍正换人，以留得名额给天下平民英才，因为张家已太多出人头地的机会了。雍正深为感动，将其子降级任用，可见张家谦卑公允之心昭昭可鉴日月。张英曾祖张淳为明隆庆二年进士，官至陕西布政使。祖父张士维，官至中宪大夫，抚州知府。父张秉彝为贡生。叔父张秉文，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官至山东左布政使；叔父张秉贞，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后降清，官至兵部尚书。张英以下，家族更是人才辈出，家族六代共出进士十三人，其中入翰林者十二人。张英长子张廷瓒，康熙十八年（1679年）进士，入翰林，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次子张廷玉，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入翰林，官至保和殿大学士，雍正时设立军机处，最初典章皆出其手，与鄂尔泰等同为军机大臣，且恩遇最隆。张英、张廷玉父子二代为相，“父子双学士，老小二宰相”、“门第荣耀，世不多见”，是中国历史的美谈。
⑻ 张英是什么朝代的
张英（1637—1708年），字敦复，又字梦敦，号乐圃，又号倦圃翁，安徽桐城县人。清朝大臣，名相张廷玉之父。
康熙六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先后充任纂修《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
⑼ 清朝宰相张英，在邻里有纠纷时是怎么调解的呢
为了纪念张英的贤良美德，后人在六尺巷的两头立了两块石碑，上面刻着“礼让”两个大字。或许当年张英处理相邻关系纠纷的方式依然不能得到今天绝大部分当事人或律师的认可，但是这种主动妥协认吃亏的行为，却彻底的解决了张、吴两家的矛盾纠纷，让两家人能够长久的和睦相处。200多年以后，当年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已经作古，然而作为纠纷见证的六尺巷却完整的保存了下来，继续向后人诉说曾经在它身上发生的令人钦佩的往事。
⑽ 请简介张英、张廷玉父子
张英（1637—1708），字敦复，号乐圃，安徽桐城人，康熙六年（1667）进士，以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入直南书房，升翰林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后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曾充《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训典》总裁官，致仕后，啸咏于林泉者凡七年。生平没有其他嗜好，惟酷好看山种树。卒谥文瑞，赠太子太傅。著有《易书衷论》、《恒产琐言》、《笃素堂文集》等。
张廷玉（1672-1755） 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清朝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太保，封三等伯，历三朝元老，居官五十年。康熙进士，雍正朝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加少保衔，后加太保。雍正八年（1730年），长期和清廷对抗的蒙古准噶尔部煽动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及西北各族反清，雍正帝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决定出兵征讨。因战事紧急，军令需要迅速处理和严守秘密，所以，即令在隆宗门内设立“军机房”，嗣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命怡亲王允祥、张廷玉及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廷玉定规制”。按照旨意，张廷玉就军机处的性质、官职、职能、纪律等方面都作出了严格规定，其中涉及到档案的地方就达多处，如：军机处参予官员奏折的处理和谕旨的撰拟；军机章京负责誊写、记档及日常工作；军机处设《存记簿》，“奉旨存议”事务，一律登记；“密事有件”，密封存档，届时拆阅办理等。这一整套严密的规章制度，不仅加强了皇权统治，避免了政出多门以及失、泄密现象的发生，而且更重要的是统一了办文机构，保证了档案的齐全、完整与安全，为利用和编撰方略（志）提供了方便。
康熙十一年（1672年）生，父康熙朝大学士张英。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康熙朝历任检讨、直南书房、洗马、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
雍正元年（1723年）升礼部尚书，次年转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太子太保。
三年（1725年），署大学士事。四年（1726年），晋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并兼充康熙实录总裁官。
六年（1728年），转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七年（1729年），加少保衔。同年，因西北用兵，设军机房於隆宗门内，与怡亲王允祥、大学士蒋廷锡董其事。雍正皇帝临终，命其与鄂尔泰并为顾命大臣。乾隆朝，以两朝元老为朝廷所重，死后配享太庙。终清一代，汉大臣配享太庙者惟张廷玉一人。
张廷玉在任期间的主要工作在于担任皇帝的秘书，对清廷政治制度的贡献是完善了奏摺制度与军机处的运作规则。与其他直接处理政务的大臣不同，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多关于张廷玉的具体事迹。
张廷玉为人谨小慎微，谨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宋：黄山谷言）。故雍正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称其为「大臣中第一宣力者」。
曾先后纂《康熙字典》、《雍正实录》，并充《明史》、《国史馆》、《清会典》总纂官。
张廷玉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户部、吏部、翰林院，又担任国史馆和其他好几个修书馆的总裁官，职务繁多，工作忙碌，这是可想而知的。他自己说，雍正经常召见他，一天召见二、三次，习以为常。西北用兵以后，“遵奉密谕，筹画经理，羽书四出，刻不容缓”。从内廷出来，到朝房办公，属吏请求指示和批阅文件的常达几十上百人。他经常坐在轿中批览文书，处决事务。傍晚回到家中，仍然“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雍正也说他和鄂尔泰二人“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
然而他有什么政绩呢？翻阅有关史料，我们惊讶地发现，在整个雍正朝，张廷玉只做了两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他的事功不在于处理某件政事，而在文字工作和规划建立军机处制度以及完善奏折制度。
当雍正即位之初，办理康熙丧事，特命吏部左侍郎张廷玉协办翰林院文章之事，那时，“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雍正五年，准备对准噶尔部用兵，七年，正式出兵。与此相配合，雍正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军机处的主要职能是遵奉谕旨，写成文字，并予转发。也就是说，军机处主要是做文字工作。张廷玉为军机大臣时，“西北两路用兵，内直自朝至暮，间有一二鼓者”。八、九年间，雍正身体不好，“凡有密旨，悉以谕之”。由于撰写谕旨的需要，雍正每天召见张廷玉多达十几次。由于雍正不分昼夜地召见，以至张廷玉要到晚上一二更以后才能回去休息。雍正即位第一年，张廷玉即升为礼部尚书，后又长期担任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可是他在雍正朝所做的主要工作，又确确实实是这些文字工作。就连雍正本人，也认为张廷玉的作用是“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承认他的功劳在于文字。且张廷玉所草之上谕，全合雍正本意，是以屡获表扬。这文书工作，由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廷玉来做，他自然就成了雍正皇帝的高级秘书了。乾隆时当过军机章京的赵翼说，军机大臣“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军机处不过是皇帝的秘书处，军机大臣实际上只是皇帝的高级秘书，这种地位和身份，张廷玉自然不能独树一帜，建立创新的大功业。因此，他的作用和政绩只能由参预机务和书写文字方面来体现。
真正称得上是张廷玉大事业的，是他规划建立军机处制度和完善奏折制度。“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军机处成为清朝的中枢机构并深深影响清代中后期的历史，这确实是张廷玉的大功业。另外，确立并完善奏折制度，使它成为清朝的主要官方文书，同样是清朝官僚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并对清朝中后期的政治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军机处始设于雍正七年（1729）。因与准葛尔部作战，军报往返频繁，而内阁又距内廷过远，且办事效率不高，为了紧急处理西北军务，“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军需房是军机处的最早叫法，以后又改为军机房、军机处。直到宣统三年（1911）改设责任内阁，执政一百八十多年的军机处才最终废止。
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还有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官员中选充。所有这些人都是兼职，他们的升转仍在原衙门进行。军机处没有正式衙署，只有值班房，在隆宗门内，靠近雍正帝寝宫养心殿，以便于军机大臣被召见议事。军机大臣对皇帝负责，他的下属军机章京因系其他部门的官员兼任，他们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很难结成同党。军机处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它只能忠实执行皇帝的命令，不可能形成危害皇权的势力。
拟缮谕旨是军机处的主要工作。雍正帝每天召见军机大臣，有时一天召见数次，召见时，雍正帝指示各项事件应如何办理，有时向军机大臣询问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作出裁决。军机大臣面聆皇帝旨意，草拟文书。上谕形成后，不经过内阁，由军机处直接发给有关官员。
在清代，皇帝的诏令有数种。雍正以后，由内阁传抄发送的诏令，叫做“明发上谕”；由军机处撰拟、抄写、密封发出的诏令，叫做“寄信上谕”。“寄信上谕”因是由朝廷直接寄出，故又称“廷寄”。所寄对象为高级官员，用“军机大臣字寄”的形式寄送；其余则用“军机大臣传谕”的形式寄送。字寄、传谕封函的表面都注明“某处某官开拆”，封口处盖有军机处印信，保密程度非常高。很显然，军机处承办的“寄信上谕”最重要，内阁所办理的“明发上谕”只是一般性事务文书。
归军机处办的事情，不问大小，“悉以本日完结”，绝不积压。这样的办事作风，效率自然较高。寄信方法也是快捷的。张廷玉制定的廷寄办法，最后形成一套制度，是军机处将上谕函封后交兵部，由驿站递相传送。军机处根据函件内容，决定递送速度，写于函面，凡标“马上飞递”字样的，日行三百里，紧急事，另写日行里数，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的。这就和内阁发出的“明发上谕”不同了。内阁的“明发上谕”，或由六科抄发，或由有关部门行文，多一个衙门周转，就费时日，保密也不容易，往往被地方官员探到消息，雇人先行投递，在正式公文到来之前，他们已悉内情，作了准备，加以应付。所以，经张廷玉规划，创廷寄之法，既保证了中央政令的严格贯彻，速度又较前加快，从而提高了清朝政府的行政效率。
奏折是一种臣民上奏文书，它始出现于康熙年间，但在作者范围、传递方法、疏奏内容及朱批等方面，都还没有制度化。《清史稿·张廷玉传》载：“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自是内阁权移于军机处，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日必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自此以后，作为一种官文书制度的奏折制度才被确立下来。不要小看这种文书制度，它的影响之大甚至远远超过中枢机构的兴衰替废。它不仅牵涉朝廷政令的推行，而且关乎君臣间权力的分配。它的确立和军机处的设立一样，都是清朝官僚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对清朝中后期的政治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清朝入关之初，沿袭前明旧制，官员有事报告皇帝，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题本盖印，奏本不盖印。题奏本都由通政使司进呈，在皇帝阅批之前，内阁大学士已经“票拟”过。因此，这两种文书都是公开的，不利于下情上达。其次，题本办文程序太繁，运转速度十分迟缓，而且由于经办人员过多，容易造成泄密，使皇帝实施政务受到很大限制。自张廷玉把奏折制度化以后，稍微重要一点的事务，地方官员都先撰拟奏折，经过皇帝朱批，认可了，才写题本作正式报告。但奏折中的朱批内容，不得写入题本，作为奏事的依据。这样题本就成了官样文章，价值大大降低。奏折代替了原来题本的作用，使它成为主要官方文书。这一制度坚持到清末。
奏折刚产生时，有资格使用奏折的官员不太多。雍正践祚之后，内苦于宗室诸王的讪谤排挤，外困于满汉大臣的朋党倾轧，急于求言，故放宽了臣民专折具奏的范围和权限。到后来，有权上奏折者多达1000以上。
由于奏折所涉事情多系国家机密，所以奏折的保密性是非常突出的。不能保密，就不要上奏折，保密是书写奏折的前提条件。为了保证奏折的内容不致泄漏，清廷定立了一整套保密制度，使奏折制度更加完善起来：1、撰写人须亲自书写，一般不许他人代笔，写成后不得外传，否则治罪。2、由宫中制作皮匣，配备锁钥，发给具奏官员，专门用作储藏和传递奏折。3、督抚以上大员的折子，派专人送到大内乾清门，交内奏事处，直达御前，而不像题本交通政使司转呈；一般官员的折子，亦差专人送到雍正指定的亲信大臣处，由他们代呈，代交人当然无权知道折子的内容。雍正帝阅毕，作了朱批，折子由原渠道发回。4、收回朱批奏折。康熙在位期间，奏折御批发还具奏人后，尚无缴还内廷的规定。雍正一登基，便下令内外臣子将朱批奏折全部查收呈缴。不但前朝奏折需交回，嗣后朱批发还本人看过之后，即需交回。由于实行了缴本制度，不但有效地防止了泄密事件发生，而且为后来保存了丰富的史料。5、加强军机处的保密工作。规定：皇帝召见军机大臣时，太监不得在侧；每日承领事件人员，未到传领时间不得进入军机值房；严禁各衙门人员在军机值房台阶外及附近处所站立窃听；即使是高级的王公大臣，非奉特旨，也不准进入；自王以下文武满汉大臣，都不准到军机处找人谈话。同时规定各章京在工作中严格执行交接制度，做到手续慎密完备。特别是文书收发登记，必画押存查；个人承办的事情，均不许任意喧泄；不经由自己办理的事情，绝不许过问；撰写寄信谕旨，办理朱批奏折，都得在办公房办理；凡办理机密事件时，军机大臣指交一二章京承旨，在军机堂上缮写后，要将底稿押封存记，俟查办之事办完后再行拆封登档。如有泄漏，缮写文件的章京要受到很重的处分。
在奏折的内容上，较之以前，更为丰富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用奏折商讨政务。雍正说：“本章所不能尽者，则奏折可以详陈；而朕谕旨所不能尽者，亦可于奏折中详悉批示，以定行止。”臣下可以将拿不准的问题提出来，请皇帝裁夺；皇帝对不了解的或不懂得的问题，可以询问臣下，以增长见识，作出决断。雍正朝的许多重大政事，如摊丁入亩政策等，就是雍正与有关大臣通过奏折反复筹商后定下来的。奏折用来讨论政事、决定政策，不仅使它有了新的生命力，而且使它成了推行政治的一种重要工具。由于奏折免去了中间环节的传递，又采用廷寄方法，不但能迅速递到皇帝手中，而且在皇帝朱批御旨后，又可直接发还上奏官员，马上付诸实行，从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给清朝的政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同时，由于奏折都是秘密进行，于是在直省督抚与司道之间，地方与中央，内廷与外廷之间，除正常的领导与被领导等关系之外，又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大臣相互告密，皇帝的耳目遍布京内外，谁也不知道谁向皇帝打了什么小报告，中央部院和地方上的公私事件和人际关系，无论巨细，皇帝都可以从奏折中直接了解到。皇帝于是借助奏折整饬吏治，监察民情，发号施令，排斥异己，天下庶务总归一人处理，从而使封建皇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在中国章奏制度史上，雍正一朝应该是最为多姿多彩的时代，而帝王对朱批运用的巧妙和有效，雍正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了”。而这一切，张廷玉是功不可没的。说这是他的大事业大功业，一点都不夸张。
在雍正朝，张廷玉主要从事的虽然只是文字工作，但由于他“周敏勤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一工作上来了，因而“尤为上所倚”。雍正五年（1727年），张廷玉曾患小病，雍正对近侍说：朕连日来臂痛，你们知道吗？近侍们吃惊地问缘故，雍正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八年（1730年），赏银20000两，张廷玉辞谢，雍正讲：“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不许他推辞。当雍正身体不舒服时，凡有密旨，悉交张廷玉承领，事后雍正说：“彼时在朝臣中只此一人。”（《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卷三）确实，允祥死后，鄂尔泰入阁以前，张廷玉在满汉朝臣中确实处于第一个被信任者的地位，被雍正视为股肱大臣。十一年（1733年），张廷玉回乡祭祖，动身前一天，雍正赠给张廷玉一件玉如意，并祝愿他“往来事事如意。”同时赠送物品及内府书籍52 种。《古今图书集成》只印64部，独赐张廷玉2部。雍正还赐张廷玉春联一副：“天恩春灏荡，文治日光华”。后来张家年年用这副春联作门联。雍正临终前，张廷玉与鄂尔泰等同被顾命，命他日配享太庙。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者惟张廷玉一人而已。
张廷玉任职年久，长期处机要之地，在雍正年间，他虽然“最承宠眷”，然而“门无竿牍，馈礼有价值百金者辄却之。”他在皇帝身边服务，担负的又是机要文字工作，深知言多必失的道理，因而处处小心谨慎，办事十分细致周到。他对黄山谷说的“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极其倾倒，表示“终身诵之”。少说多做，既是他立身的主导思想，也是他的为官之道。他以皇帝的意志为意志，默默去做，不事张扬，事成归功于人主，事败自己首先承担责任。雍正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乾隆称许他“在皇考时勤慎赞襄，小心书谕”。作为领导人的秘书，这些确实都是很值得称道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