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①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这次报告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这次报告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的几个要点如下：1，加强国家的法治制度。2，加强监管制度。3，对于民法等法律的修订。4，强化环保安全等法律的建设。5，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
②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是地级还是省级的 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同级还是和上海市1、2、3中级人民法院同级
上海高检和上海高院都是省部级的，这可以从两院要在两会上做工作报告可以看出
③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工作】一是加强政治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二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服务新发展格局。
三是坚持司法为民，贯彻实施民法典，提升基层司法水平。
四是严格公正司法，提高审判执行质效。
五是深化司法改革，健全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创造以人民为中心的更高水平社会主义司法文明。
六是建设过硬队伍，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全面开展队伍教育整顿为契机，坚决整治顽瘴痼疾，坚决查处“纸面服刑”“提钱出狱”，坚决清除害群之马。提高群众工作能力，让广大法官在各种纷繁复杂甚至尖锐激烈的矛盾面前，敢于担当、敢于碰硬，不回避、不推卸，不徇私情、秉公处理，做定分止争的行家里手，既解决案件的法结，又化解群众的心结，让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④ 杨雄辞去上海市长职务是为什么
1月17日下午，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并表决通过关于接受杨雄辞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
⑤ 1999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 几类民事案件的处理意见 的通知 完整内容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几类民事案件的处理意见》的通知
（沪高法[1999]528号）
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各区、县人民法院：
1999年7月23日，本市召开了《全市民事审判质量讲评会》，会议针对当前民事审判中需要明确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对一些具体问题达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形成了《几类民事案件的处理意见》。该意见于1999年9月15日由我院审判委员会第48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供你们在审判时参考执行，同时请你们将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有关问题及时报告我院。
几类民事案件的处理意见
目前新类型民事案件大量涌现，由于立法的相对滞后性和某些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给审判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鉴此，在国家和地方立法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明确之前，我们对以下几类民事案件的处理暂先提出如下意见，供参照实施。
一、精神损害赔偿
目前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赔与不赔的尺度，赔多赔少的标准等缺乏统一明确的规定，实践部门认识也不尽一致，法律权威性和社会效果不好，我们认为：
1．精神损害赔偿具有补偿性与惩罚性双重特征。公民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生命健康等权利遭到侵害时，必然会造成财产上的损失。同时也会导致精神上的创伤，引起痛苦等感受，运用法律手段，尤其是民事救济手段，责令侵害人向受害人支付一定数额的赔偿费，能使受害人精神上得到安慰，物质上得到补偿，同时责令侵害人支付一定的赔偿费也是对侵害人应有的制裁，能够使其从错误中汲取教训，遵纪守法，尊重他人，如果偏重于其中一项而忽视了另一项，那么对于公民的保护就是不完整的，不充分的。
2．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不应随意扩大。从目前《民法通则》第120条和最高法院公布的案例看，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可予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仅限于对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生命健康权五项权利造成侵害而引发的案件，对于侵犯公民其它人身权利的，法律、司法解释均未明确。因此，我们倾向于在法律、司法解释允许的范围内给予当事人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不明确的，先不考虑。
至于在一些相邻纠纷、合同纠纷案件中，当事人提出诸如噪音污染引起精神焦虑，合同期待利益丧失引起精神痛苦等损害赔偿请求的，一是没有法律依据；二是后果一般不严重；三是通过责令停止侵害或赔偿经济损失等其他民事救济手段足以弥补损害，所以此类纠纷一般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3．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人一般仅限于受害人本人，只有当侵权行为致本人死亡时才可由其直系亲属行使。在公民人身权利遭受侵害时最痛苦的通常应是受害人本人，其他人的担忧、悲伤、焦虑等精神反应都是建立在受害人本人的痛苦、愤怒、失落等情绪之上的，并会随着本人生理、心理活动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如果受害人本人的精神权利得到了补偿，其他人的精神反应也会减弱。而当侵权行为致受害人死亡的情况下，由于受害人已不可能得到物质补偿和精神利益补偿，与他生活密切相关的直系亲属如果也不能获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的话，那么他所产生的对亲人遭受痛苦的同情及自己失去亲人的悲哀等精神创伤就会叠加却无法弥补，这是不公平的。所以应当允许受害人的直系亲属在侵权行为致受害人本人死亡时，独立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直系亲属有多人的，赔偿金在多人中平分。
4．是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应视具体案情确定。《民法通则》第120条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条文中用的是“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表述，说明对于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存在着或然性，如果侵权行为手段、方式不恶劣，受害人的损害程度不严重，社会影响不大，或者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不深，用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非财产性民事责任方式或者收缴非法所得等民事责任制裁方式足以填补损害，抚慰受害人并制裁违法行为的，可以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5．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不能脱离国情。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当在受害人主张的范围内酌定。人民法院无权责令加害人承担超出受害人主张范围的赔偿数额。至于具体的数额除了要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的手段、方式，受害人的损害程度，侵权行为的社会影响等因素外，还应当与当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相适应，盲目地追求高额赔偿而不加以限制，只会贬低精神损害赔偿的意义，误导人们追求不当利益。因此我们考虑就目前上海市实际生活水平而言，精神损害赔偿额以一般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万元为宜（上海人均GDP的二倍），不考虑外国人与本国人、法人与自然人、获利与未获利情况。因为精神损害赔偿虽有对精神利益进行补偿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一种加罚措施，受害人的其他损失可以通过经济赔偿弥补，加害人的获利也可以通过制裁方式收缴，侵权人和受害人的特殊身份不应成为确定赔偿额的因素。当然如果加害行为特别恶劣，受害人的损害程度特别严重或者社会影响特别大，需要提高赔偿额的话，也可以适当提高，但为谨慎和统一起见，判决前须报高院民庭复核。
二、人身损害赔偿
1．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问题。《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等是处理人身伤害案件常用的几个法律、法规。
其中两个“处理办法”虽为行政法规，但内容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侵害他人身体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三者之间并不矛盾。因此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应当依照《民法通则》、《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运用，妥善处理。
2．人身损害案件的赔偿标准。人身损害案件按什么标准进行赔偿是审判实践中的又一难点。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制定的赔偿标准存在着一些差异。《民法通则》、《消法》比较原则，只有赔偿项目，没有具体的赔偿标准；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146条虽规定了“侵害他人身体致使其丧失全部或部分劳动能力的，赔偿的生活补助费一般应补足到不低于“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的标准。”但其中的“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标准”又很难把握。市统计局、民政局每年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均没有基本生活费的统计参考值，而他们列出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居民平均生活费，贫困扶助线”数据与基本生活费相比，似乎又有区别。《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等实行的又是限额补偿的办法。
在《民法通则》缺乏具体赔偿标准的情况下，我们意见可以参照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确定的计算期限和计算方式，《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用的是“当地居民平均生活费”标准，这一标准是在统计居民年消费额的基础上得出的，反映的是居民的年消费状况，对此统计局每年公布参考值。与其他两项指标相比，这一数据更接近居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更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3．学校在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赔偿纠纷中的责任。
（1） 学校对在校的未成年人负有管理责任，非监护责任。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其年龄、智力和认知水平的限制，在校学习和生活期间，学校应承担对他们进行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责任，但是学校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因为，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0条规定：学校等只有在“单位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显然与民法上的监护责任有别，监护人责任并不以监护人的“过错”为构成条件。因此学校责任仅仅是管理上的，而非监护性质。
（2） 对伤害事故，学校承担过错责任。
确定学校在未成年人伤害赔偿案件中的过错责任，首先要以学校具有应当履行的特定职责为前提，学校违反了该职责，就应承担过错责任；其次还应看学校是否尽到了注意义务，应该注意却未注意的，应承担责任；最后学校作为未成年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有义务保证学校设施的安全、可靠，如果设施存在危及人身安全、健康的可能，并发生伤害情况的，就应承担过错责任。第三人或者受害学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学校的民事责任。
（3） 当事人对损害都没有过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公平责任原则，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存在过错是学校承担责任的前提，但并不意味着排斥公平责任原则，在一定范围内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不但是合理的、必要的，而且还能起到补充、完善过错责任原则的作用。
（4）赔偿标准《民法通则》有规定的，按《民法通则》规定处理，《民法通则》不明确的，参照其他损害赔偿法律法规。
三、消费者权益纠纷
1．《消法》第49条的适用。从立法精神来看，《消法》立足于保护消费者权益。如果机械地理解“消费者”的概念，考察消费者购物动机，很容易给已实施欺诈行为的商家以口实。这不仅不能体现《消法》特别保护消费者的立法精神，也会削弱《消法》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方面的作用。《消法》第49条首开惩罚性赔偿制度之先河，就是鼓励人们与制假卖假的制造者和销售者、服务者进行斗争。因此，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无论是知假也好不知假也好，凡是确认经营者构成欺诈的，就应当适用《消法》第49条，给购买人以加倍赔偿。
2．个人向开发商购买房产倾向不适用《消法》。倾向认为，房屋买卖不同于一般的消费品买卖。房屋为不动产，房地产管理法有很多特别规定（如登记、过户等等），故房屋买卖应适用房地产法。
3．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的纠纷一般不宜适用《消法》。医疗机构治病救人不同于一般服务行业所提供的服务。我国的医疗制度总体上还是福利性质的，医疗机构本身不是盈利性单位，治病救人既是医院专属的职权，也是它的义务，不同于其它消费领域，双方的权利义务可以协商；加之医疗这一特殊服务受科学水平、技术手段的限制，以及由于患者个体的临床差异，治疗检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对此一般并无欺诈或隐瞒的故意，因此应把此类纠纷界定为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而不是适用《消法》。
至于美容、整容、健身减肥等非治疗疾病，具有经营性、盈利性的服务项目，发生纠纷后是否适用《消法》可以另行研究。
4．如何认定《消法》第49条中的欺诈行为？欺诈是主观故意。从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的原则出发，如果经营者能够证明自己确实“不知”、“差错”，可不认定欺诈。反之经营者就应该承担责任。因为欺诈故意的心理状态，只要经营者否认，消费者就无法举证，坚持要消费者证明经营者的故意心理状态，对消费者是苛刻的，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在消费者完成一般的举证（如购物发票、损失依据、标识与产品不符）后，应由经营者证明自己并非故意欺诈消费者。有的销售者认为出售假冒伪造，是“无意售假，属工作差错，不属欺诈行为”。销售者售假，有可能不知实情，但不能推卸其过错责任。根据《消法》有关规定，销售者理应做好进货验收工作，杜绝假货进店。经营者还应依法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和服务的真实信息，经营中销售假货，就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所以，应让销售者先行承担加倍赔偿责任，销售者承担责任后再向生产者追偿。消费者诱导营业员在购货发票上作虚假记载、错误说明后向法院起诉的案件，经营者如有确切证据证明发票上的虚假（不实）记载系消费者诱导而作出的，也不应认定经营者的行为构成欺诈，宜作为无效民事行为处理。
四、车辆在停车场所丢失，如何承担责任
车辆在停车场所丢失引发的赔偿案件近来倍受社会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建议此类案件宜从保管关系是否成立，当事人对于车辆丢失是否有过错，两个角度进行审理。根据这一精神，我们认为，保管关系是否成立，必须符合：一、当事人之间就车辆的保管达成过具有保管法律特征的协议（包括书面、口头或其他形式）。二、保管人实际控制委托人所委托的车辆。对于那些封闭式的，具有现代设备、现代管理方式，收费较高的商业性停车场，可以推定保管关系已经成立。而那些在开放式的，不需办理特别手续的停车场发生的纠纷，一般不认为保管关系成立。如果保管关系不成立，法院应考虑当事人对车辆丢失有无过错，有过错的，按过错大小承担赔偿责任，无过错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系争车辆如果投过保，保险公司理赔后主张代位追偿权的，法院应依照《保险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从当事人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无直接责任出发，有直接责任的，支持代位追偿权，无直接责任的，不予支持。
五、劳动争议
1．如何认定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劳动关系与一般的民事关系相比有一定的特殊性。它的建立、终止，根据劳动部门的有关规定应履行一定的招工、退工手续。但办理退工手续的前提是劳动关系已经终止，从因果关系说先有劳动的终止，然后才有办理退工手续、开具退工单的问题。
对劳动关系的解除，劳动法根据解除原因的不同，规定了好几种情况，因而确定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应因案而异，不能一概而定。对协商一致解除以及期限届满、条件成就而解除的，应当以协商一致的日期及期限届满之日，条件成就之日为劳动关系解除的日期；对用人单位因劳动者具有违纪等劳动法第25条规定的原因而解除劳动合同的，属用人单位行使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权利，其性质是单方行为，不需要对方（劳动者）同意，只要用人单位合法地行使法定解除权，其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劳动者），该行为即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可以解除通知到达对方的日期为劳动关系解除的日期；劳动者根据劳动法第31条规定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亦应当依法行使该权利，劳动关系的解除应是在书面通知单位满30天后才发生效力，未以书面通知单位，以及通知未满30天的，均不发生劳动关系的解除。
2．劳动争议案件中，许多劳动者因单位未开退工单而要求赔偿损失的问题。开具退工单主要是用人单位的义务，同时劳动者也应予以一定的配合。对未开具退工单，应分析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过错大小。对劳动者来说，没有退工单无法建立规范、正式的劳动关系，这实际是对劳动者就业权的侵犯。为体现保护劳动者的精神，促使单位尽快按规定履行义务，高院在去年的沪高法［1998］168号文中明确，参照劳动部［1995］223号文，以退工前劳动者的工资作为标准，而不是以失业救济金作为标准。因为失业救济金本身就是劳动者因失业所应享受的社会保障权利。当然如果是因劳动者不配合而造成无法开具退工单的，劳动者也应承担适应的责任。
六、婚姻家庭纠纷中的有关问题
1．如何处理老年人要求子女尽赡养义务的案件。一些老年人虽有固定的经济收入，但尚不能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要，例如老年人因病需要支出医疗、护理等费用，而子女本身由于下岗等因素生活也有困难，这时如果老年人起诉要求子女及其他赡养义务人履行赡养义务，人民法院应着重考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因为老年人年老体弱，已经没有能力通过劳动获得收入了，相对而言，他的子女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他们有义务帮助父母渡过难关，方式可以是物质帮助，也可以用劳务代替。
2．夫妻分居期间子女抚养费的给付问题。夫妻分居，但在法律上婚姻关系仍然存续，双方的收入仍然是夫妻共同财产，子女抚育费应当在共同财产中支出，但是实践中负责照顾子女的一方常常无法从另一方手中得到子女抚育费，这样离婚时照顾子女方就会提出要求对方补付分居期间未付的子女抚育费。我们认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时子女的生活教育需要确定一个抚育费标准，然后按分居时间，由未付方用分割所得财产抵偿另一方，不足以抵偿的，可以通过形成债权的方式加以解决。离婚后子女的抚育费数额由人民法院依据子女的实际需要另行酌定。如果夫妻分居一段时间后，又和好的，一方起诉要求对方补付分居期间未付的抚育费，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3．离婚案件如何处理股权。一方或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按比例出资设立公司或分别投资于不同的公司，取得的税后利润为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分割股权时，人民法院应当依公司性质，首先征求公司董事会的意见，如果董事会同意转让股权，其他董事或第三人愿意受让股权的，转让所得财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如果董事会不同意改变原有的股权或出资状态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股权与出资的现值财产权利进行评估，尽可能维持原有的股份或出资状态，而以其它夫妻共同财产抵偿另一方，不足以抵偿的，可通过形成债权的方式加以解决。
七、诉讼时效
1．相邻权纠纷的诉讼时效问题。相邻纠纷中当事人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损害赔偿的，不适用诉讼时效期间规定。因为建立时效制度的目的无非是三项，一是稳定法律秩序；二是便于举证查证；三是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从而更好的发挥财产的效用。而相邻纠纷无需引用时效制度就能够达到这三项目的，主要理由有三点：首先，相邻关系的存在是以不动产所有人或使用人相互毗邻这一事实状态为基础的，相邻各方必须为照顾邻人的通风、采光、通行、安全等，而对自己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作适当限制。互谅互让，互为便利是处理相邻关系的重要原则，所以我们在处理相邻纠纷案件时也应当从公平合理的原则出发，对于一方基于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的毗邻关系所作的某些忍让，例如一定期间内默认邻人安装铁门，忍受邻人的空调热气等，应当本着支持与鼓励的态度，而不必用时效制度催促相邻方锱铢必争、恶化邻里关系。其次，相邻纠纷中的排除妨碍，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等请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物上请求权的特征，这是因为相邻关系是在对不动产行使所有权使用权时产生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都具有相当的支配性和排他性，只要所有权或使用权没有让渡，权利人就可以直接请求妨碍人排除妨碍，或消除可能发生妨碍的因素，所以无需用时效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再次，相邻妨碍的事实状态是构成相邻纠纷的唯一要件，这一事实状态一般情况下，是持续存在的，不会产生证据湮灭、证人死亡的困难。因此我们认为在相邻纠纷中可以不必适用时效。
2．关于94方案购房后产权纠纷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鉴于94方案本身存在严重缺陷，造成了购房时的购房人、职级人、原同住人、具有购房资格的出资人等未作为共有人登记在房屋所有权证书上，虽然以后的95方案对这一缺陷作了更正，但是94方案遗留的纠纷和矛盾没有解决，上述人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有些家庭中的权利人向法院提出主张房屋产权，有些家庭至今相安无事，权利人尚不知道自己不享有共有人的权利，由于这些人自身并无过错，为了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我们考虑诉讼时效从发生争议时起算，有利于矛盾真正解决。
⑥ 2010年上海两会何时闭幕
上海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
定于2010年1月26日召开，1月31日闭幕
1月25日下午召开预备会议
会议主要议程：
●听取和审议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和批准上海市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上海市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审查和批准上海市200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0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上海市2010年市级预算；听取和审议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听取和审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听取和审议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
上海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
定于2010年1月25日召开，1月30日闭幕
1月24日下午举行预备会议
会议主要议程：
●1月25日上午，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开幕会议，下午，分组会议，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报告；
●1月26日上午，列席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下午，分组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计划草案报告、预算草案报告；
●1月27日上午，专题会议，下午，大会发言；
●1月28日上午，列席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下午，分组会议、市政协十一届四十九次主席会议；
●1月29日上午，分组会议，讨论市政协2010工作要点、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下午，大会发言，市政协十一届十六次常委会议；
●1月30日上午，大会选举，闭幕会议。
⑦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2008)
一、第一条修改为：“为了提高议事效率，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有关规定，结合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二、第十二条移至第五章，作为第二十八条。三、第十七条作为第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审议议案时提出的重要意见、批评和建议，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交由有关机关或者部门研究处理。有关机关或者部门的研究处理情况一般应当在三个月内书面报告常务委员会或者有关专门委员会。”四、第二十三条移至第五章，作为第三十四条。五、第二十五条作为第二十三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专项工作报告时，报告机关的负责人应当到会作报告，市人民政府也可以委托有关部门负责人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二十日前，由其办事机构将专项工作报告送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对报告修改后，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十日前送交常务委员会。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之前，有关专门委员会可以先对报告进行初步审议，提出意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四条：“常务委员会一般在每年的八月审查和批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上一年度的本级决算草案，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年度上一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的报告。
常务委员会在审查和批准决算的同时，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审计机关关于上一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常务委员会在听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前，市人民政府应当将中期评估报告先送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或者送交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
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在执行过程中需要作部分调整的，以及经中期评估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需要调整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将调整初步方案先送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或者送交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五条：“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根据年度执法检查计划组织进行的执法检查，应当在检查结束后两个月内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执法检查报告。
执法检查组的执法检查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主任会议并可以决定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有关情况报告同时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八、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专项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和执法检查报告及其审议意见，由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交由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处理。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研究处理情况一般应当在三个月内书面报告常务委员会；在正式报告常务委员会之前，应当先由其办事机构送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对专项工作报告、审计工作报告作出决议。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决议规定的期限内，将执行决议的情况书面向常务委员会报告。”九、删去第二十七条。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七条：“常务委员会听取的专项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审计工作报告、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向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十一、第五章章名修改为“询问、质询和特定问题的调查”。十二、第三十一条作为第三十二条，修改为：“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的，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或者主任会议提交答复质询案情况的报告。
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签署。
主任会议认为必要时，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⑧ 为什么选择上海设立金融法院
探索完善金融审判体系，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完善中国特色金融司法体系，应当立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选择金融案件数量较多、金融审判基础较好的上海探索设立金融法院。上海金融法院审判庭的设置，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金融案件的类型和数量以及机构编制部门的意见具体规定。
上海金融法院属专门法院，其审级与上海市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相同。上海金融法院依法定程序设立后，对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根据法律规定，上海金融法院的审判工作，接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业务指导和审判监督；上海金融法院审理的案件，接受上海市同级人民检察院的诉讼监督。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也显示，近五年来，上海全市法院受理各类案件317.84万件，审结314.79万件，同比上升54.2%和52.7%。其中，一审金融案件共审结47.8万件，同比上升358.3%。
⑨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1年主要工作
2021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决议，深入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3602件，审结28720件，制定司法解释24件，发布指导性案例31个，加强对全国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351.6万件，审结、执结3010.4万件，结案标的额8.3万亿元。通过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惩治各类犯罪。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25.6万件，判处罪犯171.5万人。八类主要刑事犯罪案件持续处于低位，占全部刑事案件比重稳步下降，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犯罪。严惩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间谍窃密、邪教等犯罪，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对资助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李亨利依法定罪判刑。审结网络传销、网络赌博、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等犯罪案件9.2万件，维护互联网安全。严惩危害生物安全犯罪，维护国家生物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审结杀人、放火、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4.9万件。会同公安部等出台惩治涉枪涉爆犯罪意见，审结相关案件9984件。审结毒品犯罪案件5.6万件，严厉打击走私、制造毒品等源头性犯罪。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541件。审结袭警犯罪案件4586件。严惩暴力伤医犯罪，保障医务人员安全和正常医疗秩序，为医务人员和广大患者创造良好诊疗环境。人民法院准确贯彻死刑政策，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对残害妇女儿童、老年人等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的犯罪，论罪当判死刑的，依法判处并核准死刑，坚决维护法治权威，坚决捍卫公平正义。
依法维护疫情防控秩序。审结涉疫犯罪案件9653件。对故意隐瞒中高风险地区行程、违规接诊发热患者、伪造售卖核酸检测报告、“涉疫偷渡”等犯罪严惩不贷。会同海关总署等发布打击海上跨境走私犯罪意见，严惩走私冻品犯罪，防范疫情传播风险。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健全常态化扫黑除恶机制，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加快案件清结，审结涉黑涉恶犯罪案件3409件18360人。推进黑财清底，执行到位财产刑及追缴、没收违法所得405.7亿元，坚决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推进专项整治，发出相关司法建议3816份。巩固整治“村霸”、“沙霸”、“菜霸”、“路霸”等成果，促进基层社会治理。
依法惩治腐败犯罪。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2.3万件2.7万人，秦光荣、王富玉等14名原中管干部受到审判，彰显党中央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的坚定决心。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依法追缴行贿非法获利，斩断“围猎”腐蚀、权钱交易的利益链条。加大职务犯罪赃款赃物追缴力度，实际追缴到位596.6亿元。境外不是法外，首次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审理程三昌案，裁定没收外逃人员徐进、张正欣境内外巨额违法所得，对外逃腐败犯罪分子虽远必惩，让其人财两空。
依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出台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意见。会同农业农村部等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制售伪劣种子、破坏种质资源等危害种业安全违法犯罪。审结乱占耕地案件7251件，涉及耕地312万亩，依法惩治农村侵占耕地犯罪，保护耕地红线。辽宁、吉林、黑龙江法院严惩污染、盗采黑土犯罪。
守好民生安全底线。审结重大责任事故等犯罪案件2031件，维护群众生产安全。审结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6002件，依法严惩制售“病猪肉”、“毒草莓”、“毒面膜”等犯罪行为，守护百姓餐桌安全、用药安全。严惩医保骗保犯罪，依法对幕后组织者和职业骗保人加重惩罚，守好百姓“看病钱”、“救命钱”。审结高空抛物、偷盗窨井盖等犯罪案件296件，高空抛物致人伤亡犯罪案件大幅度减少，群众头顶上、脚底下安全更有保障。审结危险驾驶犯罪案件34.8万件，维护群众出行安全。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审结相关案件7.9万件14.9万人，对“5·09”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590名被告人判处刑罚。严惩“以房养老”、“投资养老”、保健品坑老、兼职刷单、套路贷、校园贷、美容贷等花样翻新的诈骗犯罪，助力打好反诈人民战争，维护群众财产安全。
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信息时代，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变得突出和紧迫。认真贯彻个人信息保护法，严惩窃取倒卖身份证、通讯录、快递单、微信账号、患者信息等各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审结相关案件4098件，同比上升60.2%。依法从严惩治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严惩利用恶意程序、“钓鱼”欺诈等形式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审理“颜值检测”软件窃取个人信息案，惩治网络黑灰产业链犯罪。严惩通过非法侵入监控系统贩卖幼儿园、养老院实时监控数据的犯罪分子。对侵犯个人信息、煽动网络暴力侮辱诽谤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出台人脸识别司法解释，制止滥用人脸识别技术行为，让公众不再为自己的“脸面”担忧。审理人脸识别第一案，明确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范围，守护公众重要生物识别信息安全。
强化人权司法保障。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依法宣告511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383名自诉案件被告人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还无罪的人清白。会同司法部完善死刑复核案件法律援助制度，依法保障死刑案件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推动实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与全国律协召开座谈会，健全工作机制，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充分发挥律师促进公正司法和人权保障的重要作用。律师服务平台为33万名律师提供在线立案服务244万件、案件排期避让提醒40万次。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2215件。出台国家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司法救助4万人，发放救助金9.2亿元。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对挑战法律权威、挑衅公共秩序、侵犯人民利益的，依法严惩不贷。
二、积极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司法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1574.6万件、行政案件29.8万件，同比分别上升18.3%和12%。
持续服务“六稳”、“六保”。妥善处理因疫情引发的劳资用工、购销合同、商铺租赁等纠纷，审结涉疫民商事案件14.2万件。出台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20条实招硬招，着力解决挤压生存发展空间、拖欠账款、超标的查封乱查封等侵害中小微企业权益问题。天津、江苏、河南、重庆等法院运用“滚动解封”等方式，防止大额资金冻结对中小微企业资金链的冲击。辽宁法院以海事强制令帮助数百家进口冷链企业解决清关难题，降低疫情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落实服务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见，对国企民企、内资外资、大中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保护。依法审理涉国资国企案件，助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服务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再审纠正涉企刑事冤错案件30件39人，坚决防止把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发布17件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弘扬契约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依法破除对民营企业在投资、市场准入等领域设置的门槛，清理涉民营企业积案。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等法院建立涉企案件生产经营影响评估机制。审结行政许可、行政协议案件2.1万件，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山西、内蒙古、安徽、河南、海南、贵州等法院着力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河北、江西、山东、陕西、甘肃等法院加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服务法治政府建设。
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54.1万件，同比增长16.1%，保护创新、激励创造。审理涉5G通信、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高新技术案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始创新成果保护。明确职务发明权属争议的判断标准，激励科研人员创新创造。对科研人员已尽勤勉义务但因技术路线选择失误的，合理界定法律责任，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着力破解知识产权维权“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成本高”等难题。出台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在895件案件中对侵权人判处惩罚性赔偿。依法适用行为保全制度，以先行判决和临时禁令相结合的方式防止损害扩大，不让权利人赢了官司输了市场。支持向滥诉者索赔合理开支，对恶意诉讼阻碍创新行为说“不”。我国已经成为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案件最多的国家，也是审理周期最短的国家之一。知识产权审判在服务创新发展中作用愈来愈显现。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审结垄断案件49件、不正当竞争案件7478件。探索数据权利保护规则，服务数字经济，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审理平台“二选一”、刷单炒信等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严惩妨碍公平竞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审理“茶颜悦色”奶茶诉“茶颜观色”不正当竞争案，对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制裁。明确“青花椒”等“碰瓷式维权”不受保护，对相关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推动市场主体有序退出和有效救治。审结破产案件1.3万件，涉及债权2.3万亿元，促进企业优胜劣汰和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充分发挥破产审判“积极拯救”和“及时出清”功能，同时坚决防止借破产之名逃废债。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企业破产法执法检查，促进完善破产法律制度。深圳个人破产条例首案裁定生效，让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的债务人可以从头再来，个人破产制度实践迈出重要一步。审结破产重整案件732件，盘活资产1.5万亿元，让745家困境企业再获新生，35万余名员工稳住就业。
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依法严惩金融证券犯罪，审结操纵市场、内幕交易、非法集资、洗钱等犯罪案件1.3万件。审结金融纠纷案件155.3万件，依法处理涉供应链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私募投资基金等纠纷，有力推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依法妥善审理康美药业案，严惩证券违法犯罪，支持陷入债务危机企业重整再生。依法否定职业放贷、高利转贷、变相高息等行为效力，引导民间融资服务实体经济。北京金融法院建设金融司法大数据研究中心，提出保障“北交所”25条举措，服务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上海金融法院深入推进金融审判专业化，建立金融纠纷法律风险防范报告年度发布机制，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旗帜鲜明保护革命文物和红色遗存。河北法院审理长城保护公益诉讼案，一体化保护长城遗迹和历史、环境风貌。江苏法院完善大运河司法保护机制，促进河道治理和文化遗产保护。福建法院在世界遗产地、历史文化街区等设立巡回法庭，保护文化根脉传承。贵州法院发出传统村落司法保护令，守护乡愁记忆。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审结一审环境资源案件26.5万件。制定生态环境侵权禁止令、惩罚性赔偿等司法解释。审理绿孔雀预防性保护公益诉讼案，贯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浙江安吉法院“森林法官”守护森林竹海，践行“两山”理念。青海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生态法庭联动，共同守护“中华水塔”。落实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赔偿，探索公益诉讼损害赔偿专项基金制度，江苏、江西等法院委托第三方监管，保障生态修复资金专款专用。出台贯彻长江保护法实施意见，守护一江清水、两岸青山。山东法院与执法机关协同治理油泥砂和落地原油污染，保护黄河三角洲。湖北法院依法保障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机构建设，广东法院审理碳排放权交易结算案，福建法院推行“碳汇”认购等替代性修复方式，依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举办世界环境司法大会，通过《昆明宣言》，促进凝聚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国际共识。
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出台服务北京“两区”建设意见，北京、天津、河北法院聚焦雄安新区建设、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天津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精准发力，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完善涉冬奥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及时化解涉京张高铁项目等纠纷，助力办好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法院推进执行跨区联动、信息全域共享、服务标准协同，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支持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提出建设金融审判创新试验区等21条举措。完善落实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司法服务措施。完善支持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司法政策，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出台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意见，重庆、四川法院围绕知识产权、环境资源、跨域诉讼服务唱好司法协作“双城记”。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法院精准服务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发展，助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审结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2.1万件、海事案件1.4万件。贯彻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海南法院审理外籍渔民在我国南海海域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判令承担生态修复费用，对我国管辖海域实施有效司法管控。广西法院高效处理“艾丽肯”号外籍货船诉前保全案，外方当事人主动将约定的外国仲裁变更为我国法院管辖。随着我国司法国际公信力日益提升，外国当事人主动选择中国司法管辖日益增多。联合国贸法会法规判例库收录涉疫情涉外商事海事案件指导意见，收录我国司法案例已达36件。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司法合作国际论坛，在山东青岛举办上合组织国家地方法院大法官论坛，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建设，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审结破坏军事设施、泄露军事秘密、破坏军婚等涉军犯罪案件466件，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会同退役军人事务部推进设立“老兵调解室”，积极开辟退役军人诉讼绿色通道。推广河南法院涉军维权“信阳模式”。军事法院发挥涉军维权服务平台作用，维护官兵权益。推进军事行政审判试点，促进军政军民团结。审理侵害英烈名誉荣誉、亵渎英雄墓碑等案件，让侮辱烈士的人受到制裁，让戍边英雄的丰碑永远高高耸立。
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牢记人民至上，始终把人民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及时高效便捷化解矛盾纠纷，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切实实施民法典。民法典颁布实施，让民事权利保护进入法典时代。适用民法典审理一系列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第一案”。审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案，保障民生工程顺利进行，促进邻里团结和睦。审理好意同乘减轻责任案，鼓励互帮互助，增进社会互信。审理多起居住权案，保障困难群众生活居住需要，驳回“强行啃老”等无理居住权请求。及时签发人格权侵害禁令，为保护生命健康、名誉荣誉、个人隐私等提供预防和救济。民法典实施一年多来，走进千家万户，进入百姓心田，一个个司法案例让民法典条文变得更加鲜活起来，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民法典就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就是日常生活的法律网络全书。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司法断案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审理侵害袁隆平院士名誉荣誉案，坚决维护共和国功勋的尊严。审理女童热心助人致伤案，判决善意助人不担责。审理小区保安送老人就医被索赔案，驳回无理赔偿请求。审理医院号贩子逃跑摔伤索赔案，判决追赶者无责。审理高铁霸铺案，判决对公共场所不文明行为曝光无需担责。对长期霸占已售房屋、耍横抗拒执行的当事人采取强制搬迁措施，决不让“赖而不决”有机可乘。通过一系列司法判决，鼓励崇尚英模、邻里相助、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志愿服务、舆论监督，决不向耍横霸道者让步，决不迁就纵容恶习陋俗，让广大群众知道法治社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
扎牢民生司法保障网。审结涉及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消费、社会保障等案件154万件，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新就业形态纠纷司法政策，依法治理欠薪问题，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会同中国残联发布保护残疾人典型案例，切实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出台网络消费司法解释，对直播带货、外卖餐饮作出规范，依法保护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法遏制利用“法拍房”、“借名买房”规避限购，绝不允许通过不当手段影响楼市调控、损害百姓居住权益。
促进家庭文明建设。加强家事审判工作，守护家庭幸福的港湾。审结婚姻家庭案件183.1万件。坚决反对家庭暴力，依法严惩施暴者，会同全国妇联推动人身安全保护令落地见效，发出保护令3356份，全面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加强对老年人的司法保护，对不赡养九旬母亲的4个儿子依法判令承担赡养责任并予以训诫，加大惩处力度。通过家事审判，维护和弘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完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和6个巡回审判点，全国法院设立2181个少年法庭。深入贯彻未成年人“两法”，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确保未成年人依法得到特殊、优先保护。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采用圆桌审判，封存犯罪记录，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对一些父母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怠于履行抚养监护义务、为孩子订“娃娃亲”等行为进行训诫，发出家庭教育令，对虐待儿童的剥夺监护权。四川法院设立涉诉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安徽法院会同妇联等部门落实留守儿童委托照护责任，增强留守儿童自我保护及家庭保护意识。审理短视频侵犯儿童个人信息等案件，制止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各地法院常态化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积极创建法治副校长品牌，开发适合青少年的法治教育课程，防治和惩处校园欺凌行为，陕西法院联合推出全媒体模拟法庭栏目“红领巾法学院”，共同营造保护关爱未成年人的良好环境。
维护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审结涉港澳台案件2.8万件，办理涉港澳台司法协助互助案件8933件，审结涉侨案件4220件。加强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为港澳同胞在内地就业、创业、生活提供保障。与香港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事判决、试点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与澳门签署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安排。会同中央台办建立在线诉调对接，84名台胞担任调解员，发布维护台胞权益典型案例。举办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司法论坛，在甘肃敦煌举办中华司法研究论坛，深化中华司法文化研究。
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围绕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2019年1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开展督察，深化执行难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高效公正规范文明执行，全国法院受理执行案件949.3万件，执结864.2万件，执行到位金额1.94万亿元。打通查人找物、财产变现、协同联动、精准惩戒、打击拒执等方面堵点，使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会同自然资源部提升土地查封处置效率。会同民航局治理限高人员通过“黄牛”违规购票规避执行。会同证监会规范上市公司质押股票冻结。网络查控案件1971万件，网络拍卖成交43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4.6%和7.4%。开展执行款物集中清理、高效为民执行、涉民营企业积案攻坚等专项行动。执行到位涉民生、涉小微企业、涉10万元以下小标的案件案款898.4亿元。内蒙古、广西、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法院健全执行联动机制。我国民事执行制度优越性不断显现，手段更加有力，执行工作机制和模式更加健全。
用心化解涉诉信访。坚持把涉诉信访工作作为倾听群众心声、解决群众诉求、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建立覆盖四级法院的网上申诉信访平台，畅通群众诉求表达“直通车”，有访必录、有信必录。集中治理重复信访，通过领导干部接访、律师代理申诉、公开听证等方式，化解信访积案3739件，帮助群众解开“法结”、“心结”。安徽法院351名领导干部带头接访、包案化解。全国法院涉诉信访、涉诉进京访较2019年分别下降2.3%和61.6%。2015年以来涉诉信访、涉诉进京访年均下降5.5%和35%。
为人民群众提供一站式多元解纷服务。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是矛盾纠纷的具体表现。化解这些矛盾，既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和公平正义向往的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显现出来。有矛盾就有冲突，甚至是激烈的冲突，不能回避，不能推诿，要不怕难，要耐得烦，要敢于担当。人民法院化解以案件形式呈现的矛盾，就是通过司法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方式。人民法院不仅要定分止争，还要为群众化解纠纷提供多种解决方案，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提供菜单式、集约式、一站式服务，包括调解、仲裁、审判。群众需要什么方式就努力提供什么方式，真正做到方便快捷、诉非对接、线上线下联动。经过三年多不懈努力，集约集成、在线融合、普惠均等的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全面建成。“菜单式”服务提供多样化选择，让群众解纷变得及时便捷。与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银保监会、中小企业协会等11家单位建立“总对总”在线调解机制，6.3万个调解组织和26万名调解员进驻调解平台，丰富了群众选择适合渠道解决纠纷的“菜单库”。覆盖城乡的跨域立案网点超过1.3万个，累计提供跨域立案服务14万件，90%的申请在30分钟内响应，把司法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线上线下融合服务让“正义提速”，显著降低群众、企业和国家财政解纷成本。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为总入口，集成在线调解、电子送达、委托鉴定等10个平台，实现在线服务四级法院全覆盖，群众打官司从原来的耗时费力变为全流程“掌上办理”。全国法院2021年在线调解纠纷突破1000万件，平均每分钟51件成功化解在诉前，诉前调解案件平均办理时长17天，比诉讼时间少39天。完善分调裁审机制，全国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全部设立速裁工作室，速裁快审案件871.5万件，平均审理周期32天，较一审民商事案件缩短43%。设立330个邮政集约送达服务中心，在主要城市基本实现法律文书“次日达”。24小时服务，让群众办理诉讼事务“零时差”。739个法院推出24小时诉讼服务。12368热线发挥诉讼“总客服”作用，“一号通办”实质性办理诉讼事务，日均接听群众来电2.1万件次，帮助解决诉求765.1万件，群众满意度达96%。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法院“夜间法庭”解决超大城市上班族诉讼不便问题，让诉讼服务“不打烊”。送法下乡“零距离”，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8429个人民法庭入驻，43033个基层治理单位对接。宁夏闽宁法庭主动服务东西部扶贫协作，长年扎根移民安置区，与走出大山的群众共谱“山海情”。四川“石榴籽”调解室、云南“金花”调解室、西藏“送法进边境村居”、新疆“冬不拉”调解室、兵团“农牧团场法官工作室”等受到各族群众欢迎。加强巡回审判，马背法庭、车载法庭深入田间地头、厂矿林区，就地立案、就地调解、就地审判、督促就地履行，“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活力。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联动资源最多、在线调解最全、服务对象最广的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司法为民之路。
⑩ 2019年上海两会在那里召开,地点在那里怎样去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于2019年1月27日召开，1月31日闭幕，1月26日下午召开预备会议。
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建议议程有：听取和审议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上海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上海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和批准上海市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上海市2019年市级预算；听取和审议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草案)》；决定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更名；补选和通过有关人事事项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将于2019年1月26日至30日举行，会期四天半。1月25日下午召开预备会议。
会议议程主要有：听取和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十三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增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部分组成人员；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十三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