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先生

A. 中国民法三杰的史尚宽

史尚宽先生（1898—1970），字旦生，安徽桐城人，生于1898年农历元旦，性厚重而颖悟，十一岁能文章，十五岁留学日本，由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而东京帝大法律系，获法学士学位。1922年秋赴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法律，越两年转法国巴黎大学研究政治经济。1927年返国，历任中山、中央及政治大学教授、立法委员、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委员长、考试院秘书长、国民大会代表、总统府国策顾问、考选部部长、司法院大法官、司法行政部司法官训练所所长等职。曾躬预民法、宪法及其他重要法典之起草及制定。公余复从事著述，曾获教育部颁法科学学术奖。先后出版民法专著十四种、论文数百篇，近千万言，为法学界放一异彩。惜1970年11月12日寅时因胃癌不治逝世，同月25日安葬于台北县八里乡米仓村飞雁山墓园，享年七十有三。
史尚宽先生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的法学家，不仅从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担任了民国时期的立法委员、考选部部长等职务，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余复从事著述，涉猎的领域广泛，几乎包含了法学的大部分领域，其中主要有民法、刑法、宪法、行政法和劳动法等。
史尚宽先生的民法全书对民国的立法时间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对后世的法学的研究也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史尚宽先生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人，作为迄今为止独立完成民法全书的第一人，为后世的每一位法学学子深深敬重，并使其青史留名，芳泽百世。

B. 民法典:“跳单”需担责

闫律师：

前段时间我和我先生分别委托了A和B两家中介公司，A公司向我推荐了一套房子，碰巧B公司也向我先生推荐了同一套房子。最终，我们通过B公司购买了该房屋。A公司知道后，说我“跳单”，要求我按合同支付中介费。这个费用，我该吗？

山西读者佟女士

佟女士：

您所说的“跳单”行为，是中介合同纠纷领域特别常见的一种纠纷类型，我国法律之前对此没有明确规定，《民法典》基于对实践需要的回应，专门新增了相应规定。

《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五条明确规定“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因此，中介机构要求委托人支付报酬，是需要符合一定前提条件的。

何为“跳单”

“跳单”又称“跳中介”，一般发生在二手房买卖或房屋租赁交易中，是指委托人与中介人签订中介合同，中介人按合同约定履行了提供房源、带看房、促成交易等义务，但委托人“跳”过中介人，就其提供的房源直接与交易对方签订合同，或另行委托他人提供中介服务，通过其他中介人与交易对方签订合同的行为。

“跳单”行为的构成要件

委托人绕过中介人，直接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并不必然构成“跳单”，需要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中介人才有权要求委托人支付报酬：

1、中介合同已生效，且中介人按约向委托人提供了服务

实践中，委托人与中介人签订的合同名称不一，有居间合同、中介合同、房屋买卖服务合同，还有看房确认书或看房协议书，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合同名称来判断是否属于中介合同关系，如果合同内容在实质上是中介人向委托人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和媒介服务，就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中介合同关系。

合同生效后，中介人需按约向委托人实际履行了报告订约机会、提供媒介服务的义务，比如向委托人提供房源信息、介绍委托人与房屋所有权人见面、带看房、协助双方协商等，并且委托人接受了中介人提供的服务，这是中介人获取报酬的权利来源。

2、委托人客观上实施了“跳”开中介人的行为

委托人在接受了中介人提供的服务后，“跳”开中介人，直接与第三人签订合同，或者通过其他中介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

3、委托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主要是利用了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和媒介服务

中介人提供的中介服务与委托人最终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是认定委托人构成“跳单”、应向中介人支付报酬的关键。

不是所有“跳”过中介人的行为都构成“跳单”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委托人“跳”过中介人的行为，并不必然构成“跳单”，比如实践中常发生的以下几种情形：

1、双方签订中介合同后中介人未实际提供中介服务，委托人跳过中介人直接与第三人交易，中介人无权要求委托人支付报酬。

2、委托人自己通过各种途径查询到相关的房源信息，中介人提供的信息与委托人已经查询到的信息是重复的。在此情形下，不能直接认定中介人的服务与最终合同的签订存在因果关系，当然，委托人需要举证证明自己确实事先通过其他途径查询到了相关信息。

3、同一个房源信息可能会在多个中介机构挂牌出售，委托人可通过多个中介人了解房源信息，也可同时委托多个中介人。此时就要判断委托人最终签订合同，是利用了哪一个中介人提供的服务，而且如果多个中介人均提供了服务，委托人基于服务满意度、中介报酬费等因素而最终选择其中一家，虽然绕过了其他中介人，但这是委托人作为消费者的自由和权利。当然，委托人需要举证证明，其最终订立合同，主要利用的是最终选择的这一家中介人提供的服务。

若您能够证明，最终购房主要是利用了B公司提供的服务，则无需向A公司支付报酬。但是，若A公司能够证明，该房源信息是您首先从A公司获得，后将该信息告诉B公司，“跳”开A公司后通过B公司订立合同，则A公司有权向您索要报酬。关于报酬金额，则需要考虑A公司对合同义务的履行程度来具体确定。

C. 史尚宽的历史贡献

民国时期，是我国法学发展一个比较独特的时期，它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为各种法律思想的传播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条件和氛围。民国的法学家们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研究方向出发，对各种法律思想提出了不同的解说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这些都使得后来人在解决当下问题时受益良多，成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被学界誉为“中国民法第一人”的史尚宽先生是这时期突出的代表之一。他数十年如一日，执著地进行民法学的研究和立法实践，将世界先进的立法潮流与中国现实情况相结合，使得“社会本位”、“民商合一”、“三民主义”的思想得以重新诠释。史尚宽先生的民法思想仍为链接中国传统民法学与现代民法学的关键性环节，承上启下沟通历史与未来的桥梁。
史尚宽先生，安徽桐城人，生于1898年农历元旦，故字旦生。自幼聪颖，十一岁能文章，十五岁时留学日本，先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学习，而后进入日本著名的帝国东京大学法律系，接受法学系统训练，先后共9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1922年秋，又远赴德国柏林大学继续深造，研究法律。在德国学习两年后又转赴法国巴黎大学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就这样，史尚宽先后留学日本、德国、法国，共十三四年。
1927年，史尚宽先生学成归国，先后担任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以及政治大学教授。1927年4月，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开始着手立法。同年6月，设立法制局。1928年12月，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1929年1月，在“立法院”成立“法制委员会”，下设“民法起草五人小组”。史尚宽由于民法学的扎实功底，先后担任“立法委员”、“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委员长”、“民法典起草人”等职。参与编纂《民国民法典》，独立编纂《民法全书》六册卷，被学界誉为“中国民法第一人”。 1970年11月12日，史尚宽先生因胃癌不治逝世，享年七十有三。
史尚宽先生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的法学家，其研究范围几乎包含了法学的大部分领域，其中主要有民法、刑法、宪法、行政法和劳动法等。根据不完全统计，史尚宽先生的著述主要有：《劳动法原论》，《民法总则释义》，《民法原论总则》，《法学概论》，《法制》，《立法程序及立法技术》，《行政法要旨》，《行政法论》，《信托法论》，《土地法原论》，《债法总论》，《物权法论》，《债法各论》，《亲属法论》，《继承法论》，《民法总论》，等等。
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民法全书》了。史尚宽先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先后完成《债法总论》、《债法各论》、《物权法论》、《亲属法论》、《继承法论》、《民法总论》共6册巨著，共计400余万字，合称《民法全书》。《民法全书》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式的民法理论完整体系的建立，是后来民法学者学习与研究民法理论时必读的权威学术著作。而史尚宽先生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人，作为迄今为止独立完成民法全书的第一人，为后世的每一位法学学子深深敬重，并使其青史留名，芳泽百世。

D. 评析民法典草案：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亮点和不足之处

【导读】最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我国《民法典》，这部法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出台，取代了现行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

民法典由民法总则与各分编“合体”而来，包括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及附则，共1260个条文，覆盖每一个公民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生活。

民法典与人口和生育问题关系比较密切的部分是婚姻家庭编。我们认为，婚姻家庭编的最大亮点，是删除了原婚姻法和收养法有关计划生育的内容，婚姻家庭编(以及整部民法典)没有出现“计划生育”一词。但婚姻家庭编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关于法定婚龄以及限制收养子女数这两个方面。下面分别进行详细分析：

一、在婚姻部分，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七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

这条关于法定婚龄的规定，是沿用了原《婚姻法》第六条的规定。事实上，1980年我国制定《婚姻法》时之所以把法定婚龄规定得这么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配合当时推行的“一胎化”政策。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宽，原《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早已不合时宜。

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在2012年和2017年全国两会上提交建议，把男性和女性的法定婚龄统一降到18周岁。何亚福先生也曾在《新京报》上撰文分析，我国现行法律规定18周岁的人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而结婚是一种民事行为，如果18岁不允许结婚，意味着这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因此，法定婚龄统一到18岁，是对法律体系逻辑统一的尊重。需要指出的是，降低法定婚龄并不等于提倡早婚。这是因为，法定婚龄只是允许结婚的最低年龄，并不是说到了法定婚龄就应该结婚。

有一种很普遍的观点是：现在很多人在18岁时仍然读高中，怎么能结婚?这种观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现在很多农村人并不读高中，而是初中毕业就去打工了。这些农村青年出去打工两三年，到18岁时，心智已比较成熟。所以，用城市人的眼光来看法定婚龄降到18岁，可能不切实际;但从农村人的角度来看，这一议案是接地气的。

法定婚龄降到18岁，对大多数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即使法定婚龄降低了，大多数人仍然会在男22岁、女20岁以上的年龄结婚。2015年中国妇联发表的《中国幸福婚姻家庭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平均结婚年龄为26岁，男性比女性高2.3岁。而根据江苏省民政厅的数据，2017年，江苏省平均初婚年龄为34.2岁，其中女性34.3岁，男性34.1岁。因此，法定婚龄降到18岁，并没有损害到多数人的权益，但保护了少数人的权益。

从国际上来看，我国现行的法定婚龄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其中我国男性的法定婚龄是世界最高。比如，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法定婚龄是18岁;美国的法定婚龄由各州决定，很多州也规定是18岁;在东亚地区，日本的法定婚龄是男女均为18岁，我国台湾省和韩国的法定婚龄是，在父母同意下，男18岁，女16岁就可以结婚，而到了20岁，就不需要父母同意也可以结婚。

二、在收养部分，民法典第一千一百条规定：“无子女的收养人可以收养两名子女;有子女的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

我们认为，虽然这条规定比原《收养法》规定“只能收养一名子女”有所放宽，但限制收养人最多只能收养两名子女，仍然是不必要的。

过去，限制生育的政策以及《收养法》对收养设置严苛的条件，是导致弃婴和拐卖儿童增多的两个重要原因。因为生育限制政策在压缩普通家庭按意愿生育孩子空间的同时，严苛的收养规定大大窄化了正常收养的渠道。一旦正常合理的途径被阻滞，非法的行为就有了滋生的土壤，儿童拐卖猖獗正是这一规律的体现。这可以从拐卖儿童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理解。

从需求来看，在生育限制政策下，部分家庭无法通过增加生育数量来满足有儿、有女或儿女双全的需求，也无法满足《收养法》中无子女的规定，但购买儿童却可以进行性别选择，也可绕过当地计划生育机构在怀孕期间的干扰和胁迫。还有，无法生育的夫妻早年可将亲友的孩子过继到身边，但《收养法》将送养的孩子也当成计划内生育名额，使得亲友很难生育更多的孩子过继出去。

从供给来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春雷副教授针对133个被拐卖儿童案例的实证分析显示，有一半多儿童是被亲生父母或亲戚出卖。该分析并未列出具体的出卖原因，但如果这些家庭能将孩子合法送养给亲友，其中很多应该不至于将孩子卖掉。

中国早已经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已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近三年全国出生人口仍然连续下降。这种人口趋势将严重威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全面放开乃至大力鼓励生育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共识的背景下，以限制生育为目标对公民收养子女数量进行限制早已不合时宜。为此，我们建议把民法典第一千一百条规定“无子女的收养人可以收养两名子女;有子女的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改为“收养人可按意愿和经济状况收养多名子女”，并明确规定被收养的孩子与亲生孩子在落户和受教育方面享有同等的权益。

最后，我们建议政府建立收养制度，在父母没有条件自己养育时，孩子可由政府机构代养，在规定年限内可以领回。

E. 中国民法三杰的中国民法三杰谢怀栻

谢怀栻先生（1919—2003）：详细内容可见网文《谢怀栻与<台湾法律丛书>》。他为人耿直，坚持真理，1957年被划为右派，就是因为他对“以政策代替法律”、“以领导人的讲话作为司法依据”提出的意见。1979年回到法学研究和法学教学岗位后，仍然秉性刚直、不求名、不求利、坚信科学、坚持真理，在民商法科研与教学中，不论是在民法基本理论方面，还是在公司法、担保法、票据法、证券法、海商法的研究方面，或推翻陈说，正本清源，或发人未闻，借古推新，发挥了法学大家的作用。先生参加了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等重要立法，立论观点多被当作权威，被公认为我国民商法立法的核心专家。先生撰写的《合同法》（1983）、《票据法》（198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研究》（1990）等著作，是我国民商法研究的奠基之作，其中《票据法》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先生主编的《台湾法律丛书》，对全书不但仔细筹划，而且对内容也均一一仔细审阅，甚至整章节自己重新撰写。先生培养的研究生，多人已经成为我国法学理论与实践工作的骨干甚至带头人。先生退休后，仍然笔耕不辍，多有文著发表。所著《当代国家民法典立法研究》（系列论文）对于我国民法的制定意义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2001年以来，先生身患癌症，但是多次参加国家的立法活动以及学术活动，并亲笔校对多本德国民商法译作。其中《德国民法总论》（德国卡尔·拉伦茨著）一书由多名译者完成，体例以及概念术语的使用多有不一，先生该书的校对，基本上是在病榻旁边完成的，该书已经在去年出版。先生一生对科学孜孜追求，终生写作不辍，因此著述丰硕，自选《谢怀栻法学论文选》（2002），只是其中部分思想的精华凝结。
对此，网上也流传着另外一个版本

F. 先生孩子后领结婚证,上户口需要亲子鉴定吗

法律分析：先生孩子后领结婚证，上户口是否需要亲子鉴定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没有医学出生证明的话，那就需要做亲子鉴定，有医学出生证明就不需要。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三条 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成年子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亲子关系。

G. 民法体系化的意义在何谈谈你对我国制定<<民法典>>的认识和看法.

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规则体系，也 可以说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地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在民法典编纂工程已然 启动的情况下，学者与立法者所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应当如何建构与确立民法典的体系 。本文拟对此谈几点看法。
一、构建民法典体系的必要性
探究研究民法典的体系，其根本的目的在于获致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完备的体系，从而 在该体系的支撑下建立起一部具有高度的逻辑性与体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说，民法典体 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近代意义上的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 法，是追求体系化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典。民法典就是以体系性以及由之所决定的逻辑性 为重要特征的，体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 事法律的汇编”，而不能称之为民法典。民法典必须满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这种形 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其体系的完整性之上。并且，民法典的制定乃基于法典 化的理念，即将涉及民众生活的私法关系，在一定原则之下作通盘完整的规范，(注： 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而首先确立居于民 法典的支柱与骨架地位的民法典的体系可以发挥预先规划、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民法典 层次分明、构造严谨。因此，民法典体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 此，探求民法典的体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第二，体系化有助于在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制度中充分贯彻民法的基本价值观念，如平 等、诚实信用、私法自治、维护交易安全等，同时有助于消除防止整个法典价值观念彼 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单行的法律固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一领域贯彻一种或多种民 法价值观念，但是无法在全部民事法律领域中实现诸多民法基本价值观念的和谐融洽。 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先生所言，民法典的制定乃基于法典化的理念，即将涉及 民众生活的私法关系，在一定原则之下作通盘完整的规范，(注：王泽鉴：《民法总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例如，现代民法不同于古代民法的一个 主要方面在于，现代民法不仅注重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对交易安全的维护 。当对交易安全的维护与对所有权的保护发生冲突之时，现代民法优先保护的是交易安 全。此种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又分别体现在民法典的各个编章之中。例如，总则中 的表见代理制度，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无权处分制度等，都体现了优 先保护交易安全的价值选择。因此，只有通过对民事法律规范的法典化才能够使民法中 的各种价值贯彻如一，并协调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第三，体系化有助于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一 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由于我国许多单行民事法律 法规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制定的，有些法律也是为了适应改革的不同阶段对法律调整 的需求或者是为了适应特定的目的或环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由于在立法之初对嗣后所 进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动缺乏通盘的考虑，也由于没有考虑到民法自身的体系化，这就使 得各个法律法规之间经常存在着冲突与矛盾的现象。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通过确立 民法典的体系，能够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有 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我国民事法律的统一，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在民 法典的体系建立之后，就可以形成民事普通法与特别法的逻辑结构，在民事普通法中形 成总则与分则相区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内在结构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与各个单行的民 事立法尤其商事特别法之间的和谐体系。这个体系构建之后，就可以形成一套严格的法 律适用规则，可以有效的为行为人提供相应的行为规范体系，为法官提供完整、和谐、 清晰的裁判规则体系。
第四，依照科学的、完备的体系所构建的民法典有助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一方 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适用民法提供极大的便利，民法典之所 以不同于判例法，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适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体系化也将促使法律 工作者在适用民法之时形成体系化的思维观念，体系化要求我们去掌握体系化的民事法 律规范，例如关于债的请求权的确立之时，应当考虑债的请求权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才 能使我们用一种体系的观念来适用法律。例如在分析具体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种请求权 时，应当首先判断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有合同关系，然后才能考虑是否存在无因管理请 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最后才判断是否存在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体系化可以促 使法律工作者用体系化的观念分析解决个案，从全方位的角度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纠纷。 (注：Dieter Medicus:Burgerliches Recht,Carl Heymanns Verlag,1999,p5—9.)
第五，体系化有助于通过保证民事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生活关系的 稳定性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茂荣教授所言，法的 体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综览性”，从而提高其适用上之“实用性”，而且可以提高 裁判上之“可预见性”，从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构成的体系“圆满无缺 ”，则光凭逻辑的运作便能圆满解答每个法律问题。(注：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 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页。)民法典的体系化就是要将市民社会 生活中最基本的规则抽象出来，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通过此种体系的安排使其成为稳 定的规则，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不因国家的某项政策而随意发生改变。
关于民法典体系的构建，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的五编制模式，而应该在此基础上有所创 新，有所发展。一百多年来，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生活高度复杂化、多样 化，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作为经济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体系与内容理应与时俱进。世 易时移，变法宜矣。“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我们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构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时 代需要、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这样才能使民法典的制定发挥出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 用，并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构建民法典体系必须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
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是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中的一大难题。2002年12月22日 我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部草案在总则之外规定了八编，即 ：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收养、继承、侵权责任、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对 此种体例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哪一些民事单行法应当被纳入民法典，哪一些不应 当被纳入民法典。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收养法不应当纳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学者认为 ，各种知识产权法如著作权、专利法等应当纳入到民法典中。还有的人认为，信托法、 劳动法等也应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并独立成编。各种观点都是不无道理的。
应当看到，民法典的体系并非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要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 变动，如果将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确实需要将某些重要的民事单行法纳入到民法典的 体系当中，那么届时对民法典体系作出突破也是极为必要的。但是，民法典不是无所不 包的、庞杂的法律汇编，编纂民法典绝非意味着将任何属于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应当 尽可能的纳入到民法典中。民法典不是无所不包的。所以建立民法典体系必须处理好民 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相互关系。我认为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应当从以下方面加以 考虑：
第一，民法典是对各种民事活动的基本的、普遍适用的规则所作的规定，民法典规定 的是市民社会生活中基本规则，它在整个国家民事立法体系中属于最普通、最基础的民 事立法，然而，社会生活是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为此需要大量的单行法律以调整各 种民事关系。但这些单行民事法律并不都需要纳入民法典。只有那些社会生活中普遍适 用的、最基本的规则才应当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对那些技术性很强的、仅仅适用个别 的、局部性的民事关系的规则不应当民法典规定，而应当由单行法来解决，例如物权法 主要解决的是物权中人们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关系，这是市场经济普 遍适用的规则，而信托法仅仅调整的是信托关系，它不是普遍的关系，而是在特殊情形 下产生的，它是物权法的特别规则。因此物权法应纳入民法典，信托法则应当作为民法 典之外的单行法。
第二，民法典所确立的制度、规则应当保持较强的稳定性。民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 文法必须保持最大程度的稳定性，不能频繁地修改或者废除，这种稳定性正是民法典具 有实现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功能的基础。民法典中有些 甚至是千百年来人类市场活动所共同遵循的规则的总结。至于那些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常 常会发生改变的法律规则应当由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例如，民法典中的物权、债权的 许多规则是交易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有关知识产权的具体规则 则常常不断变化发展，如果将各种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动的技术性很强的 知识产权规则都纳入民法典，无疑会妨碍民法典内容的稳定性。
第三，民法典主要调整那些私法领域内的基本民事法律规则，至于处于公法与私法交 叉地带的法律规则，例如劳动法、保险法、社会保障法等，由于其本身并非单纯的民事 法律规则，而体现了较强的国家公权力干预的性质，所以应当制定单行立法。例如，德 国的学者就将劳动法称为“特别私法”，其原因就在于，劳动法并非完全的纯粹的私法 ，劳动合同的订立也并非基于完全的合同自由，国家常常要做出许多的干预。
第四，民法典主要规定的是实体的交易规则以及对与实体交易规则联系极为密切的程 序问题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如不动产登记规则可以在物权法中作出一些原则性规定，但 是那些非常琐碎的具体的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的程序性的规定，应当由单行法加以规定。 例如，知识产权法涉及到有关专利、商标登记的具体程序规则就不应当在民法典中作出 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收养法由于涉及到大量的具体的程序性规则，其中更 多的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对收养条件等作出的严格性限定，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收养法不 应被纳入民法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处理民法典与单行法的关系之时，争议最大的就是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如何安排的问 题。毫无疑问，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的一种类型，知识产权法也应当属于民法的范畴 。我国已经制定和颁布了《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这些法律是否都应 当都纳入民法典?对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将各个单行的知识产权法律都 收入民法典是不可取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是一个内容非常庞杂 的规范体系，知识产权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体系，既涉及到程序法也涉及实体 法，既涉及公法也涉及私法，既涉及国际法也涉及国内法，显然，将其放到民法典是困 难的。与其如此，还不如制定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集中规定知识产权的相关内容。第二 ，知识产权本身是一个开放式的法律体系。知识产权本身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自新技术 革命于20世纪中叶兴起，知识产权法中出现了一种边缘保护法，即采用专利权和著作权 的若干规则，创设出一种工业版权制度，如集成电路部图设计，即属于此种情况。再如 ，著作权邻接权的范围正在随着传播技术的提高逐渐扩大，如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都 纳入到知识产权的范畴。所以，一旦在法典中将知识产权的类型固定化，不一定适应知 识产权的发展需要。第三，将知识产权单行法收入民法典，会妨害民法典的体系的和谐 。民法典是基本法，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这决定了其规则应当具有普 遍适用和相对抽象的特点。而知识产权法的技术性规定较多，且变化性较大，若将此一 频频变动的法律置于相对稳定、系统化的民法典中，无疑会极大地损害民法典的稳定性 。我认为，知识产权不应当作为独立的一编在民法典中作出规定。民法典对此作出规定 可以考虑采纳第二种或第三种模式，即仅规定知识产权的共同规则，或仅在民事权利的 客体中确认知识产权，这样有两个作用：一是宣示知识产权为民事权利，二是共性的规 则在特别法中不好规定，可以放在民法典中规定。
三、应当以法律关系的要素作为构建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思路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的模式，但我认为应当借鉴德国模式，采取法律关系的要 素来构建我国民法典体系。潘德克顿学派的一个伟大的贡献在于，以法律关系的要素作 为构建民法典总则体系的骨架，“德意志编别法创设总则编之一举，意义甚为重大，当 时德国法律学者皆认为：对各种法律关系共同事项，另有谋设一般的共同规定之必要。 ”(注：陈棋炎：《亲属、继承法基本问题》，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3页。)也就 是说，潘德克顿学派将整个法律关系的理论运用到法典里面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民法 典的体系结构。具体来说，在总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制度，然后在分则中确立法 律关系的内容，该内容主要是民事权利，具体包括债权、物权、亲属、继承权利，当总 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与分则中的权利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关系，例 如总则中的主体、行为、客体与物权制度结合在一起，就构成完整的物权法律关系。由 于法律关系的各种要素都已具备从而形成完整的法律关系，这种构架模式体现了潘德克 顿体系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如果我们要采纳潘德克顿制定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思路，那么总则按照法律关系的要素 来构建，至少需要规定以下内容：第一，主体制度。主体是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的自然人或法人，民事主体制度是独立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等说必备的民事权利能 力与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规定，是商品关系的当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民事主体主要包 括自然人、法人和合伙等。第二，客体，客体是民事权利和义务指向的对象。根据概念 法学的体系思想，应将作为法律规定的客体的构成要件分离出若干要素，并将这些要素 一般化，形成类别概念，并借着不同层次的类型化，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并因此 构成体系。(注：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356页。)总则中规定客体制度的主要理 由是：我国民法总论已经在总则中抽象出来了法律行为的概念，对于法律行为的构成要 素的客体是应该也可以抽象出来的。建立抽象的客体概念，可以涵盖未来发展出来的客 体。因为客体本身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形 财产权利在迅速扩张，近来有学者认为，像养老金、就业机会、营业执照、补贴、政治 特许权利等都属于财产权范畴。(注：Lawrence M.Friedman,The Law of The Living,The Law of The Dead:Property,Succession,and Society,1996 Wis.L.Rev.340.)因此 ，权利客体一词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这就需要使客体概念的包容性更强。第三，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又称法律行为，它是指民事主体旨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 义务，以意思表示为内容的行为。作为民法总则中的一般规定，民事法律制度及其相关 理论在现代民法学说中居于重要地位；尽管在我国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也不承认婚姻 为契约行为，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仍然是十分广泛的。这一制度作为观念的抽象，不仅 统辖了合同法、遗嘱法和收养法等具体的设权行为规则，形成了民法中不同于法定主义 体系的独特法律调整制度，它不仅可以对现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行为进行调整，而且能 够涵盖许多新的交易形式，并对其进行规范；而且又以完备系统的理论形态概括了民法 中一系列精致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学说中令人瞩目的独立领域。(注：参见董安生：《 民事法律行为》，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四，民事责任。民事责任 是不履行民事义务的结果，也是对不履行义务行为的一种制裁。关于总则中是否应当规 定民事责任制度的问题，曾经在学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有学者建议，我国《民法通则 》单设民事责任制度，因此总则中应当规定民事责任制度。我认为，总则不可能对民事 责任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全面的规定，因为无论是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都不属于 总则的内容，而是分则的内容。尽管总则中不应当规定“民事责任”的具体规则，但总 则规定民事责任的一般概念和原则是必要的，因为一方面，总则中规定一般民事责任的 概念确定了民事责任的特殊性，因为民事责任的概念只有在总则中规定才合适的，在总 则外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宜对此作出规定。另一方面，总则在规定了法律关系的主体客 体以及简单列举了各种民事权利之后，再规定民事责任，也是顺理成章的。由于侵权行 为将独立成编，因此总则中应当有相应的制度与分则中的制度相适应。另外，侵权责任 和违约责任存在着一些共性，例如关于归责原则、免责条件、刑事附带民事、民事责任 与刑事责任的关系、责任形式等。这些应当在总则中设置一般规定。
人格权、亲属权、继承权、物权、债权，是现代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一些基本的民事权 利，是民事主体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所必备的权利，而且其内涵都已经比较 成熟，因此，有必要通过民法典而非一些单行法来确认。分则的权利体系应当以已经发 展成熟、并且已经为社会生活广泛接受或迫切需要的权利为基础来构建，当然也应当为 未来新的权利成长提供足够的法律空间。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民事权利如何进行排列，从而合乎民法典体系的逻辑性。我认 为，确立这一体系，应当着眼于以下思路：首先应当强调人格权应当优先于财产权的基 本理念，因此，人格权应当置于民事权利之首。人格尊严、人身价值和人格完整，应该 置于比财产权更重要的位置，它们是最高的法益。因为一方面，现代民法要充分体现人 本主义得精神，强调对个人的终极关怀，因此应当将就个人利益而言更为重要的人身利 益置于财产利益之前，优先保护。另一方面，财产权与人格权相比较，毕竟不如人格权 那样对个人更为重要。试想如果生命、健康、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所谓“万贯家财” 又有何用?还应当看到，人格权财产是个人的，但人身安全、人的尊严等涉及社会利益 。这正如美国侵权法重述第85节认为，“人类生命和肢体的价值不仅属于他个人，而且 属于整个社会。因此其价值高于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 法草案之中，将物权法置于民法典分则中的各编之首，这主要考虑到民法通则第五章“ 民事权利”中的体系，在该章中首先规定了物权的内容，因此立法机关最终将物权放在 分则中的各编之首，我认为这种体例虽然不无根据，但从理论上说仍然值得商榷。毕竟 物权与人格权相比，人格权更为重要。其次，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权利优先于一般财产 权。因此，有关亲属权、继承权也应当优先于物权债权等财产权。有关婚姻家庭的规定 与人格权同属于人身关系的范畴，两者具有更密切的联系，所以将其置于人格权之后、 财产权之前有一定的道理。第三，关于物权与债权的关系，民法典草案将物权置于债权 之前是比较科学的，毕竟物权是产生债权的前提，只有在产权明确的情形之下才能发生 交易关系。第四，关于债权的概念，我国民法典草案未设立独立的债权总则，有关债的 概念和合同之外的几种债的形式(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是在总则中的民事权利一章中规 定的。我认为，在侵权行为法独立之后，尤其在我国合同法总则已经非常充实和完备的 情况下，没有必要再规定与合同法总则大量重复的债法总则。但从民法典体系构建考虑 ，物权是与债权相对应的概念，物权法已经独立成编，债权法也应当独立成编，债权制 度的确立，使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缔约过失等债的形式在民法中找到了其应有的位置 ，并且为这些关系确立了适用的规则。设计债法总则还是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它可以 使民法典的条文更为简约。现实中的各种债都是具体的，通过归纳其共同事项，将具有 共性的部分规定在债法总则中，可以起到一种立法经济与俭省的作用。当然，有关债权 的总则应当尽量简化，可以考虑对合同法总则中没有规定的内容作一些补充性的规定。 按照这样一个逻辑顺序，民法典的分则体系应当为人格权、亲属法、继承法、物权、债 权总则、合同法的一般规定。
民法典之理想与现实的世纪博弈 来自: 免费论文网
在民法典分则关于民事权利的各编之后，应当规定一个对各类民事权利加以保护的侵 权责任编，这就需要将侵权法独立成编。从表面上看，规定独立的侵权责任编似乎与以 法律关系理论构建民法典分则的做法相冲突，因为总则规定了主体、客体与行为，而分 则应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及权利展开，如果增加民事责任制度，似乎分则的体系就形成了 与总则不和谐的现象，即分则以双重标准展开。我认为，以法律关系理论构建民法典分 则体系的思路并未因增加独立的侵权责任编而受到破坏。因为：一方面，法律关系的要 素，不仅仅应当包括主体、客体、行为及内容还应当包括责任，因为责任既是对民事权 利侵害的结果，也是违反民事义务的后果，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没有义务的违反也不 会产生责任，因此既然规定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就必然要规定民事责任。所以在分则体 系中详细列举了各种民事权利之后，再规定完整的侵权责任制度这在逻辑上是更为严谨 、自恰的，可以更为清晰完整的表现一个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发展的过程。反之，仅规 定权利而无责任，无法确定对权利的救济措施，法律关系的要素并不完备。另一方面， 由于我们已经在总则中规定了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例如各种民事责任的共性问题已经 在总则作出了规定，因此在分则中规定侵权责任可以与总则遥相呼应，在民法典中构建 一个完整的民事责任体系。侵权行为是对各种民事权益侵害的结果，所以侵权行为法应 当置于各种权利之后。在民法典分则中先列举各类民事权利，然后规定对民事权利的保 护措施，即侵权责任制度，这也是符合逻辑顺序的。
四、关于人格权制度的独立成编问题
我认为，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是适应丰富和发展民法典体系的需要，也是符 合民法典体系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 情况出发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应当重视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民法是 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民法典更是一国生活方式的总结和体现。我国要制定一 部反映中国现实生活、面向21世纪的新的民法典，就必须在体系结构上与我们这个时代 的精神相契合，既要继承合理的传统，又要结合现实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当然，创新 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更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而“创新”，任何创新都必须与客观规律相 符、具有足够的科学理论的支持。人格权的独立成编不仅具有足够的理论支持和重大的 实践意义，而且从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来看，完全符合民法典体系的发展规律，并对民法 典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人格权独立成编是符合民法典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的。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不 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因为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分则体系完全 是按照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起来的。从民法权利体系的角度来看，人格权应该在其中占有 重要的位置。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制度，未将人格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甚至对 人格权规定得极为“简略”，这本身反映了传统民法存在着一种“重物轻人”的不合理 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人格权没有单独成编，不能突出其作为民事基本权利的属性。在 民法中与财产权相平行的另一大类权利是人身权，其中包括人格权。人格权作为民事主 体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应当具有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 名誉、隐私等各种权利，乃是人身权的主要组成部分。人身权与财产权构成民法中的两 类基本权利，规范这两类权利的制度构成民法的两大支柱。其他一些民事权利，或者包 含在这两类权利之中，或者是这两类权利结合的产物(如知识产权、继承权等)。如果人 格权不能单独成编，知识产权等含有人格权内容的权利也很难在民法典中确立其应有的 地位。由于在民法体系中，是以权利性质的不同来作为区分各编的基本标准的，所以人 格权单独成编是法典逻辑性和体系性的要求。
第二，从民法的调整对象来看，人格权理所当然应当独立成编。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 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一点不仅得到了立法的确认，而且已经成为学界的共 识。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是两类基本的社会关系，财产关系因民法的调整而表现为各类 财产权，而人身关系作为与人身相联系并以人身为内容的关系主要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 关系，在民法上应当表现为人格权和身份权。
第三，人格权独立成编，并不会造成原有体系的不和谐，相反是原有体系的完整展开 。如前所述，民法典的分则体系是按照民事权利结构构建的。将人格权确认为一项独立 的权利，其实还是在按权利体系构建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可以说将其独立既继受了既有 的权利体系，又是对这一体系的适当发展。

H. 先生的第一监护人是妻子还是子女或者是二者并列

第一监护人是妻子，子女是第二顺序监护人。《民法典》第2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其他近亲属；(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I. 谁能告诉法国民法典对中国民事立法产生了哪些影响

1916年，法国全权公使乔治·帕杜（Georges Padoux，中文名字：宝道）担任了中国政府的顾内问；在制定中华容民国民法典的1929年至1930年间，宝道还担任了民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1921年，在西方国家负有盛名的比较法学家、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法学院教授让·埃斯卡拉（Jean Escarra）担任了中国政府的顾问，后来还出版了《中国法与比较法》[46]、《中国法》[47]等书。有学者认为，即使中华民国民法典最终没有仿效法国民法典，这两位法国专家的个人影响也是相当大的[48]。

此外，编纂中华民国民法典的民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曾经留学法国巴黎的史尚宽先生。但史尚宽先生也留学过日本和德国，很难说他有一种亲近法国法的情结。

J. 《民法总则（草案）》有哪些看点

看点一：胎儿也有民事权利。

此次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对胎儿的利益提出了明确的保护原则。草案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的保护，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出生时未存活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我国现行的继承法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法定继承办理。这个被称为“特留份制度”的规定，就已经体现了对胎儿权益的保护。随着时代的发展，胎儿利益的保护不仅限于个别情形，应该提出更全面的保护规定。

看点二：六岁孩子可以“打酱油”？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最低年龄是十周岁。草案将这一下限下调至六周岁，规定：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民法典编纂既要强调尊重成年人的决定自由，也要兼顾尊重未成年人的天性。这就要在降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标准上有所体现。随着现代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儿童的生理和心智发育水平也不同于以往，现在六周岁小孩儿所知道的东西远远多于以前同龄孩子的认知，他们具备有一定的辨别和判断能力，应当有权独立进行一些民事法律行为，这样的调整，有利于更好地保护这些儿童的利益。

看点三：老人有望纳入监护制度保护范围。

未成年人、植物人、精神病人、老年痴呆患者，当他们需要参与社会活动或者权益需要维护时，谁可以替他们做主？答案是他们的监护人。监护人到底该如何确定？他们应当承担哪些职责？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被监护人？围绕这些问题，草案给出了较为全面的规范。

看点四：拟对法人作出新分类。

法人是法律拟制的“人”。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等。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组织的形态发生很大变化，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等新组织形态大量出现，现行法律已经很难完全纳入，需要从法律上作出调整。对此，草案将法人进行了新的划分，即“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

看点五：拟新增民事主体“非法人组织”。

草案以专门一章对“非法人组织”进行规定。其中明确，非法人组织是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依法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组织。同时，草案也对“非法人组织”进行了列举，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营利性法人或者非营利性法人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等。

看点六：见义勇为受了伤，鼓励被救者给予补偿。

草案规定：为保护他人民事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