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民商法研究会

A. 江涛的成就荣誉

主要论著：
（1）2010.9《日本民法（债权法）修改草案条文（时效、保证部分）》,《中日民商法研究》（第九卷）,法律出版社；
（2）2010.8《自然环境保全の法（4）——自然の権利诉讼，自然享有権》,《演习ノート环境法》,法学书院（日本）；
（3）2010.6《综合性医疗事务法的研究方法》,《法律语言与翻译》第一辑,上海译文出版社；
（4）2009.2《譲渡担保制度の法理论と立法动向に関する研究》,《中日における民法现代化の课题》千叶大学报告书第171集（日本）；
（5）2009.2《譲渡担保制度の起源と展开》,《中日における民法现代化の课题》千叶大学报告书第171集（日本）；
（6）2009.2《不动产法制度について》,《中日における民法现代化の课题》千叶大学报告书第171集（日本）；
（7）2009.2《民法の现代化に関する研究》,《中日における民法现代化の课题》千叶大学报告书第171集（日本）；
（8）2008.9《中国における譲渡担保制度に関する立法草案及び议论》,《千叶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第17号（日本）；
（9）2008.8《债权各论下卷一（民法讲义Ⅴ4）》[日]我妻荣/著(译著),中国法制出版社；
（10）2008.8《中国民法の沿革と现状》,《EVALUATION》第30号，プログレス株式会社（日本）；
（11）2008.3《中国民法典の制定に関する一考察》,《千叶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第16号（日本）；
（12）2008.2《创设された中国物権法に関する考察》,《资产评価政策学》第17号（日本）；
（13）2007.9《中国における不动产按掲制度に関する考察》,《千叶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第15号（日本）；
（14）2007.3《中国における不动产の所有と利用に系る法制度について》,《资产评価政策学》第15号（日本）；
（15）2007.2《医疗契约の捉え方》,《民事法基本问题の日中比较》千叶大学报告书第137集（日本）；
（16）2006.9《中国における譲渡担保制度の立法化に関する研究》,《千叶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第13号（日本）；
（17）2006.8《医疗法律学》[日]植木哲/著（译著）,法律出版社；
（18）2006.3《中国における物権法制定の动向とその考察》,《资产评価政策学》第13号（日本）；
（19）2006.3《中国における不动产担保制度に関する研究》,《千叶大学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第12号（日本）；
（20）2005.8《论日本新的担保制度与执行制度》,《中日法学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编。

B. 2022民商法年会将在哪里举办

亭湖法院
4月6日下午，亭湖法院召开民商法研究会2022年度第一次会议，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罗涛主持会议，院党组成员、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蔡云刚及全体法学会成员参加会议。

C. 介绍下中南大学法学院，谢谢。

中南大学法学教育始于1993年中南工业大学创建的法律系。2002年5月，我国著名经济法学家漆多俊教授从珞珈山来到岳麓山下，领衔组建法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由此带来了中南大学法学教育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法学院已成为学校重点扶持、迅速崛起的二级学院。
学院拥有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6个二级学科硕士点以及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点。现有教职工52人，其中教授18人、博士生导师7人，聘请了国内外知名法学专家20余人担任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学院拥有经济法研究中心、行政规制研究中心、中国行为法学会中南研究基地、中日经济法研究所、信托与信托法研究中心、知识产权法研究中心、司法与人权研究中心等校级研究机构。学院建有司法鉴定中心、知识产权司法鉴定系统实验室、诊所式教学实验室、实验法庭，还拥有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法律援助中心。现有包括研究生和本科生在内的各类学生1200余人。
近五年来已发表学术论文7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译著、教材60余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9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1项、省部级课题50余项，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5项。漆多俊教授主编的《经济法论丛》入选CSSCI来源集刊，成为全国经济法学科和湖南法学学科唯一入选的集刊。
学院与海内外法学界的交流频繁。目前，已与日本、美国、英国、德国、荷兰、奥地利、韩国等国家的著名大学法学院建立学术交流关系。每年都派教师到这些国家做访问学者、参加学术会议、合作开展研究，同时也邀请许多知名专家来校作学术讲座或任教。学院近几年举办的中日经济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国际信托论坛、行政规制高层论坛、法治政府·南岳论坛、经济法博士论坛以及第三届湘籍法学家年会等学术活动，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影响。

D. 王丽萍的科研成果

学术论文：
《民法典中监护制度条文建议稿及其理由》，载2005《中国民法年刊》，法律出版社2006年。
《亲子关系的推定与否认制度研究》，载《审判研究》2006年第三辑，法律出版社2006年。
《合同自由之限制的法经济学分析》，载《山东大学学报》2006年第六期。
《从亲本位向子本位演变的亲子法》，载《金陵法律评论》，2006年春季卷。
《亲子法的变迁与展望》，载《民商法论丛》第36卷（2006年）。
《中日亲子法的变迁与展望》，载《中日民商法研究》第4卷（2006年）。
《男女平等与妇女人权保障》，载《家事法研究》第一卷（2005年）。
《农村养老保障问题探讨》，载《社会保险改革与法制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5年版。
《论家庭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六期。
《传染病防治法基本原则的法经济学分析》，载《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六期。
《同性婚姻：否定、接受还是对话》，载《文史哲》2004年第四期。
《中日探望权制度研究》，载《山东大学学报》2004年第六期。
《子女在家庭中的权利与父母照顾权》，载《民商法论丛》第31卷。
《在法律与道德之间》，载《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二期。
《父母照顾权研究》，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一期。
《美国女性主义法学及其启示》，载《法学论坛》2004年第一期。
《解读女性主义法学》，载《民商法论丛》第29卷（2003年）。
《婚姻无效及妇女财产权的保障研究》，载《女性权利》2002年。
《全国法解释学研讨会纪要》（观点），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三期。
《个体利益——中国当代婚姻的基础》，载《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三期。
《格式条款解释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六期。
《美国的律师考试制度及其对我国司法考试的启示》，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五期。
《德国成年照管制度及其启示》，载《法学杂志》2001年第三期。
The Legal Process of Paritary Rights for Men and Women, Ius Gentium Paritary Rights, Vol. 7, Fall 2001.
《国外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及对我国物权立法的启示》，载《法学论坛》2000年第二期。
《论撤销权》，载《法学杂志》2000年第三期。
《论债权人的代位权》，载《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第二期。
《别居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学家》1998年第五期。
《贯彻执行妇女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法学与实践》1997年第四期。
《非婚生子女认领与准正制度初探》，载《法学家》1997年第三期。
专著：
《亲子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债法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合著：
《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义务》，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作者）
《成长的权利》，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作者）
《源头治理腐败的理论与实践》，济南出版社2002年版。
《新婚姻法释义与典型案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作者）
主编：
《民事诉讼法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婚姻家庭继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参编：
《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获得平等权利共享社会资源》，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参加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起草民法典草案建议稿，见《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民法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考试指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民法原理与实务》（副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E. 中国法学界的泰山北斗是

以下是中国法学界的泰斗（排名不分先后）：

1、高铭暄：泰斗加学术（刑法界的祖师爷）

高铭暄（1928.5.24-）男，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人。1951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195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毕业，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誉一级教授 ，兼任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

F. 法学考研 学校

苏州大学的宪法与行政法专业最好
这个专业是苏大乃至全国的重点学课
杨海坤教授更是这个领域的权威,是全国政协委员，尤其以提出行政程序法典化为名

G. 中日商法 比较

日本商法有关公司治理机制最新修改案之特点分析
[摘要]日本商法为了进一步确保股份有限公司法人治理机制的实效性，于2001年底进行了重大修改，主要包括进一步强化监事（会）机能，缓和董事责任减轻的要件以及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合理化等方面的内容。日本商法此次修改，对我国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日本商法；公司治理机制；修改动态 日本商法（以下简称商法）有关公司治理机制的最新修改案已于2001年12月12日作为法律第149号正式颁布，并于2002年5月1日起施行。这次商法修改，为了进一步确保公司治理机制的实效性，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修改完善。一是监事机能的强化；二是缓和有关减轻董事等责任的要件；三是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合理化。 具体讲，强化监事机能的主要措施有：①明确规定了监事的董事会出席义务和意见陈述义务（商法第260条之3第1款）；②监事的任期由三年延长为四年（商法第273条第1款）；③监事对辞任的意见陈述权的法定化（商法第275条之3之2）；④公司外监事人数的增加以及其要件的严格化（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1款）；⑤新设了监事会对监事选任的同意权以及议题等提案权（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3款）。缓和有关减轻董事等责任要件的主要措施是，就董事、监事对公司的损害赔偿责任新设了通过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等可以免除的制度（商法第266条第7款～23款，第280条）。作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进一步合理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①监事的考虑判断期间由30日变为60日（商法第267条第3款）；②对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可以和解作了明确规定（商法第268条第4—7款）；③对公司为了支持被告董事要求参加诉讼的申请规定了监事的同意权（商法第268条第8款）。 一、监事机能的强化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明确规定了监事的董事会出席义务和意见陈述义务。修改前的商法规定，“监事可以出席董事会，并陈述其意见”（修改前商法第260条之3第1款）。根据这一规定，一般认为，监事作为负有监查公司业务执行义务和善管注意义务者，自然负有董事会出席义务和意见陈述义务。此次商法修改将监事的这一义务明确化，将第260条之3第1款修改为“监事应当出席董事会，并认为有必要时应当陈述意见”。以此进一步明确监事的责任，从而保证公司业务执行的公正有效。 监事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这一义务时，作为违反善管注意义务者须承担必要的责任。如果由此使公司或第三人遭受损失，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商法第277条、280条、266条之3）。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就监事对辞任的意见陈述权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实现了此项职权的法定化。修改前商法只规定了监事在股东大会就其选任或解任陈述意见的权利。这一规定也是为了明确和加强监事的地位而采取的措施。但为了防止监事的辞任是由董事强制所致，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监事的地位。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过增加新条款明确规定，“辞任监事者，可出席辞任后第一次召集的股东大会，并陈述其辞任的宗旨和理由”（商法第275条之3之2第1款）。并且为了使辞任监事确保这一机会，商法进一步规定，公司应当向辞任监事通知召集股东大会的意旨①（同条第2款）。当然，其他监事同样可以陈述意见（同条第3款）。 再次，此次商法修改延长了监事的任期，增加了公司外监事即独立监事的人数，并对独立监事的要件作了严格的规定。修改前商法所规定的监事的任期为3年，此次修改将监事的任期延长为4年②（商法第273条第1款）。1993年以前，商法所规定的监事的任期为两年，1993年商法修改将这一任期 由两年延长为3年，此次修改又从3年延长为4年。这一连贯措施旨在不断加强监事的身份保障，进一步确保监事实施监督的实效性。具体讲，修改前的日本商法特例法，要求本法所规定的大公司③在3人以上的监事中，1人以上应当是就任前五年间未担任过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董事或支配人以及其他商法使用人者（修改前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1款）。此次商法修改为了进一步强化监事相对于董事会的独立性，加强监事监督公司业务执行的机能，将独立监事的人数由原来的1人以上增加为监事总数的半数以上，并且将独立监事的要件由原来的“就任前五年间”修改为单纯的“就任前”，实现了要件的严格化。 最后，此次商法修改新设了监事会对监事选任的同意权以及议题等的提案权。修改前商法只设对会计监察人的选任，赋予监事会同意权以及议题等的提案权。即“董事向股东大会提交选任会计监察人的议案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特例法第3条第2款），“监事会可通过其决议，请求董事将会计监察人的选任作为股东大会的议题，也可通过其决议提出选任会计监察人议案”（同条第3款）。而对监事的选任只规定监事可在股东大会就此陈述意见（商法第275条之3）。 为了防止董事随意进行监事的人事安排，从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监事的地位，有必要对监事的选任事项采取同会计监察人选任相同的法律规定。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过准用上述有关会计监察人选任之规定的办法，就监事的选任事项同样赋予监事会同意权和议题等的提案权（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3款）。④ 二、和有关减轻董事等责任的要件 日本现行商法规定，免除董事对公司的责任需要全体股东的同意（商法第266条第5款）。这样一来，在上市公司等大型公司的情况下，实际上免除董事对公司的责任几乎等于不可能。但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许多情况下需要企业的经营者冒着一定的风险作出大胆的经营判断。可是，按照商法的规定，事后经营者只要有轻微的过失行为，须承担高额的损害赔偿责任。经营者考虑到这种后果，必然不敢大胆经营，这对企业经营是很不利的。 为了解决这一现实的矛盾，日本商法通过增加条款的办法，从两个方面采取了适当减轻董事等责任的态度。一方面，此次商法修改规定，董事在执行职务时，只要是善意的，且无重大过失，就以从该董事应承担的损害赔偿额中扣除该董事四年的报酬额后所剩额度为限度，可以通过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或基于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决议免除其责任（商法第226条第7～18款）。另一方面，考虑到公司外董事即独立董事①所具有的优势，为了使公司较容易地确保经营人才，此次商法修改明确规定，公司可以通过章程规定同独立董事缔结以该董事不承担双方提前约定的金额以外的责任为内容的契约（商法第266条第19～23款）。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商法修改除了规定通过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适当减轻董事责任外，还规定可通过董事会决议减轻董事责任。这是因为在由众多股东组成的股份公司中，仅仅为了免除董事的责任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从费用和召集程序两方面考虑都是相当困难的。如果非要等到定期股东大会来作出决议，董事的损害赔偿责任到底能否免除将处于长期的不明确状态之中，这对公司的经营极为不利，甚至会严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所以，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状况，建立通过随时可以召集的董事会决议免除董事责任的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再说，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实质上是根据股东的授权（因为章程变更需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由经营专家董事构成的合议体组织即董事会，从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董事的经营判断是否妥当合理的角度，对该董事是否应该免除其责任首先作出判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另外，作为上述董事责任免除制度的担保保障措施，此次商法修改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强化和完善。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规定，通过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免除董事责任时，对提出的相关议案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6条第7～11款）。同样，通过董事会决议免除董事责任时，首先必须对此在公司章程中作出规定。为此需向股东大会提交的公司章程变更议案，以及向董事会提交的相关决议议案，在正式提出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②（商法第266条第12～18款）。此外，公司同独立董事缔结旨在减轻其责任的契约时，对此也需要由公司章程作出规定。为此，向股东大会提交公司章程变更议案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6条第19～23款）。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规定，通过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免除董事的责任时，应当在股东大会上公示作为责任发生原因的事实，免除额度的测算根据以及理应免除的理由等事项（商法第266条第7～11款）。由董事会对董事责任作出免除决议后，除上述事项外，还要公告或通知股东若对免除有异议可在一定期限（不低于一个月）内提出的宗旨。并且，如果拥有全体股东表决权的3% 以上的股东提出异议时，董事会不得通过决议免除董事的责任（商法第266条第12～18款）。此外，此次商法修改规定，独立董事按照同公司缔结的契约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后，在最初召集的股东大会上也应当公示作为责任发生原因的事实，免除额度的测算根据以及理应免除的理由等事项（商法第266条第19～23款）。 三、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进一步 合理化日本商法所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一项股东追究董事对公司责任的重要制度，近年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使此项制度进一步合理化，此次商法修改根据日本司法实践经验以及商法学的理性思考，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进行了修改完善。 首先，随着企业经营活动的日趋国际化和多样化，经营者的经营判断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专业化。因此，为了使受理了股东请求并代表公司通过诉讼追究董事责任的监事，有足够的时间对日益复杂化和高度专业化的董事的经营活动作出慎重判断，此次商法修改将监事的考虑判断期间由原来的30日延长为60日，即明确规定，公司自股东提出请求之日起60日内不提起诉讼时，提出请求的股东为了公司利益可直接提起诉讼（商法第267条第3款）。 另外，根据现行商法的规定，追究董事对公司责任的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之中时，股东或公司可以请求参加该诉讼（商法第268条第2款），但作为公司了解诉讼审理的机会，现行商法只规定了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向公司告知诉讼的义务（日本商法第268条第3款）。为了进一步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能够建立公司提起诉讼时的股东以及股东代表提起诉讼时的其他股东都能及时准确地了解诉讼审理情况的知情机制，此次商法修改明确规定，公司受到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告知，或公司提起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时，应当对此进行公告或通知股东。即将诉讼进行公告或向股东发出通知规定为公司的义务（商法第268条第4款）。 其次，修改前商法没有对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主要指股东代表诉讼）能否和解作出规定。所以，这种诉讼是否能和解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并且持否定态度的观点较有力。而在现实的法院审判中，作为迅速且恰当的纠纷解决手段，也有诉讼和解的情况。但对其效力存有司法解释上的异议。此次商法修改大胆地排除了这种解释上的异议，认为从正面认可诉讼和解，既符合公司以及股东的利益，也对降低诉讼成本有利。所以，修改商法明确规定，在严格遵守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的一定程序的条件下，诉讼和解是可能的（商法第268条第5～7款）。需要注意的是，公司作为诉讼和解的当事人时，既不需要特别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为，股东通过诉讼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诉讼审理，参加诉讼的机会始终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诉讼和解当事人时，即诉讼属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没有参加和解时，有必要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规定，法院应当向公司通知和解内容，并应当催告如果对和解有异议在两周内提出。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不以书面对和解提出异议就可视为公司认可了这种和解（商法第268条第6，7款）。 最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能否为支持被告董事而参加诉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审判实践中有案例对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为前提，规定公司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8条第8款）。当然，公司的诉讼参加请求得到监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公司就可以自然参加诉讼，而是公司的请求是否达到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关诉讼参加的要件，对此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

，公司作为诉讼和解的当事人时，既不需要特别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为，股东通过诉讼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诉讼审理，参加诉讼的机会始终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诉讼和解当事人时，即诉讼属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没有参加和解时，有必要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规定，法院应当向公司通知和解内容，并应当催告如果对和解有异议在两周内提出。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不以书面对和解提出异议就可视为公司认可了这种和解（商法第268条第6，7款）。 最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能否为支持被告董事而参加诉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审判实践中有案例对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为前提，规定公司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8条第8款）。当然，公司的诉讼参加请求得到监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公司就可以自然参加诉讼，而是公司的请求是否达到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关诉讼参加的要件，对此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

，公司作为诉讼和解的当事人时，既不需要特别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为，股东通过诉讼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诉讼审理，参加诉讼的机会始终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诉讼和解当事人时，即诉讼属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没有参加和解时，有必要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规定，法院应当向公司通知和解内容，并应当催告如果对和解有异议在两周内提出。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不以书面对和解提出异议就可视为公司认可了这种和解（商法第268条第6，7款）。 最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能否为支持被告董事而参加诉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审判实践中有案例对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为前提，规定公司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8条第8款）。当然，公司的诉讼参加请求得到监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公司就可以自然参加诉讼，而是公司的请求是否达到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关诉讼参加的要件，对此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
，公司作为诉讼和解的当事人时，既不需要特别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为，股东通过诉讼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诉讼审理，参加诉讼的机会始终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诉讼和解当事人时，即诉讼属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没有参加和解时，有必要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规定，法院应当向公司通知和解内容，并应当催告如果对和解有异议在两周内提出。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不以书面对和解提出异议就可视为公司认可了这种和解（商法第268条第6，7款）。 最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能否为支持被告董事而参加诉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审判实践中有案例对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为前提，规定公司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8条第8款）。当然，公司的诉讼参加请求得到监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公司就可以自然参加诉讼，而是公司的请求是否达到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关诉讼参加的要件，对此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

中国商法的立法模式再研究
继《合同法》之后，物权法、民法典的制定成为我国今后民事立法的目标。当前，有 学者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民法典草案大纲已经提出。然而，面对我国民商事立法的现 状，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必须对民法与商法的立法模式进行严谨的理论梳理、论证和整 体立法规划，否则民法典的制定不但不会产生其应有的影响和作用，反而会反映出我国 民商法学研究的幼稚，以致辜负了新时
一、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研究与立法实践回顾
“如果将民商关系立法体例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则该范畴在成立以及使用方面的相对 参照系统，事实地仅以大陆法系近代以来的立法为限。”(注：高在敏著：《商法的理 念与理念的商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大陆法系各国关于民商事的 立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体例，即民商合一体例与民商分立体例。所谓民商合一体例，是 指“将民事商事统一立法，不设民商之区别，关于商事的规定，或编入民法典之中，或 以单行法规颁行之体例”，(注：有学者认为，在法源形式上除无商法典外，既有民法 典，同时又有大量商事单行法的立法体例为“分”、“合”折衷体制，其与民商合一体 制不同，参见上书，第114页。)此以瑞士、俄罗斯为代表。(注：张国键：《商事法论 》，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所谓民商分立体制是指将民事与商事分别立法 ，于民法典之外，另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与商法法典各自独立存在之体制，(注 ：张国键：《商事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此体例以德国、法国为 代表。
由于传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 近代意义上私法性质的民法与商法，因而我国学者对民商立法体例问题的研究最早是在 清末修律时期。清末的民商事立法，仿德国法系，采民商分立制，经过两次商法大会的 召开，最终形成《商律草案》，但其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致流产。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法作为一个部门法消失，因而民商立法体例 问题也无从作为法学研究中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商法学的研究逐步复兴，尤 其是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确立以后，民商法学者对民商 立法体例问题又投以了关注。其中主张民商合一的学者，依据的理由大致有：1.现在社 会已不存在独立的商人阶层，商事活动现在已经变成了一般民事活动，区分民法与商法 实无必要。2.采民商分立的法国和德国，由于大量的商事单行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 商法典的内容，其商法典已经支离破碎，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民商合一已成为发展 趋势。3.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国家，也难以确立划分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的严格界限，民 法典与商法典的并存会引起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和混乱。4.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民法的含义 得以丰富与扩充。5.主张民商分立将会使民法与经济法之争得以继续。6.主张民商分立 不利于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统一规范。7.主张民商分立制定单独的商法典的方案，在法 律实务、理论观念和法律文化传统上都不具备响应的条件，故不可取。(注：以上内容 参见黄榕森：“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广西师范 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魏振瀛、钱强波：“市场经济与民法观念”，《中外法学 》，1994年第5期；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偶有个别学者主张制定商法典，实行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注：梁慧星：《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1页。)其所依据的理由概括如下：1.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 中国商品经济的萌芽到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的进程看，民商分立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需要的立法模式。2.从我国现实的立法状况来看，民商分立模式有利于民法与商法的发 展，从而能早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体系。3.从商法的性质、商事交 易关系的特性、商法的特征及民商分立法体例的历史和发展看，应采民商分立立法体例 。4.“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最有利于表现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 区别，并在立法形式上真实的再现民商法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从而作到了形式与实际的 统一。5.“民商分立”不仅是人们对经济活动，尤其是对经营活动的规律、特点在理性 基础上更深刻认识的结果，而且是法律技术和方法完善的标志之一。6.商品经济关系的 形成是商法产生的物质条件，而商品经济的独立存在和发展，则是构成独立商法体系的 客观基础。(注：以上内容参见如下论文：黄榕森：“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对我国 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刘凯湘：“论商法 的性质、依据和特征”，《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王春捷：“中国商法的立法形 式研究”，《法商研究》，1997年第6期。)
二、对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研究现状反思
(一)民商立法体例并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
民商立法体例问题至少涉及如下重要问题：
1.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是民商立法体例的深层次逻辑问题 。民法与商法同源，即其两者均根源于商品经济，但却不同体，两者在调整对象、调整 方法、追求的价值取向、具体的法律制度、立法技术上都有不容忽视的差异。对民法与 商法的关系认识直接影响着对民商立法体例所持有的主张，对此已有学者注意到，并以 此作为研究的基点。(注：见刘凯湘、徐学鹿文。)今后对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研究应结 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民法与商法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2.经济、政治体制问题。民法是简单商品经济的产物，其具体制度体现出浓厚的家庭 伦理道德价值取向；而商法则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有当商品经济关系达到比较发达或 相当发达的程度时才具备了酝酿独立商法的温床)，因而商法的具体制度体现出追求效 率、营利的价值取向。在建立和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研究民商立法体例问题必 然要以促进、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核心导向(如为市场经济塑造合格的市 场主体，引导、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并进而推动以适应根深蒂固的小农经 济、自然经济的政治制度向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政治体制的彻头彻尾的根本性转变，也 就是说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与我国经济政治转型有互动作用。可见，民商立法体例的选 择问题与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有重大关系。
3.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近几年现代“新儒家”、本土资源论(后现代)、“现代 化”论在我国学术界的出现反映了我国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时代课题，这一时代课题 涉及我国上层建筑领域的各个方面，这自然也会体现在法学的研究中。民商立法体例的 选择问题正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时代课题在民法学研究中的反映。对民商立法体例的 选择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轻商抑 商的法律文化传统，商人无应有的社会地位，商事交往的合理规则及应有的秩序更是无 从形成，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很明显，选择民商合一的体制 (包括有学者所称的“合一折衷”的体制)，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均体现出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这对市场经济所需求的商事主体的形成不能说是促动，甚至还可 能是阻碍。相反，选择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能够从制度上促动轻商抑商的法律传统文 化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人们的法律意识、观念由表层向深层推进的流变过程，此乃民商 法现代化的外源性模式。(注：公丕翔：《法制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版，第16页。)
(二)民商法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从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的民商法学的研究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积累过程。在研究过 程中，除阶级分析的方法外，法学家只能也必须借助于实证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的采 用，为我国的立法、司法及执法的起步提供了基本概念、理论、基本知识的清楚解释， 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生活的需求与我国的法制状况。但正如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 所言：“实证主义把法律同心理、伦理、经济、社会等基础切割开来的趋势，则使我们 对法律制度所能达致的自主性和自足性的程度产生了一定的误识”，(注：[美]E·博登 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 1页。)实证主义有其只注重实证研究，如注重具体制度研究和法条解释，不重价值思考 的天生弊端，而这是民法学进一步研究的巨大障碍，因为“一个好的部门法学家，都因 该具有法哲学的思维”(注：朱景文：“法理学向何处去专题讨论会纪要”，《法商研 究》，2000年，第114页。)而“民法法系对于哲学影响则格外开放”。(注：[美]艾伦 ·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 0页。)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既使得我们当代的民商法学的研究取得了从无到有的成果 ，又使得我国的民商法研究迄今为止，基本上仍停留在对罗马法及罗马法以来的外国民 法制度、旧中国民法制度及其理论学说的阐释和评注上面。(注：徐元州：“论民法的 革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38页。)这在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问题上则表 现为，在总体上不能突破清末与国民党时期的研究成果，(注：徐学鹿：“论我国商法 的现代化”，《山东法学》，1999年第2期，第39页。)这种现象发人深省。
三、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民商分立
(一)从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论民商分立的必要性
“王海”现象自1995年出现以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法学界对“王 海”现象的论争

H. 海南大学法学院的民商法学科

原学科带头人邓曾甲教授
原学科带头人邓曾甲教授，系日本京都产业大学法律学博士，日本政府亚洲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日本爱知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京都产业大学客座研究员、教授。该教授曾先后五次赴日访问、深造和从事研究工作，对日本民法和担保法有较深的研究，并出版了《日本民法概论》和《中日担保法律制度比较》等专著，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现学科带头人王崇敏教授
现学科带头人王崇敏教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获民法学硕士学位。 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民商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海南省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主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权制度研究》、《法学专业案例教学研究》、《法科大学生能力培养的理论与实践》等3项省部级课题的研究。出版《中国民法问题探索》专著1部，主编《合同法通论》教材1部，公开发表论文9篇。其中，《中国民法问题探索》一书获海南省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主持的教研课题《法科大学生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获海南省普通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刑法学是重要的部门法之一。本学科致力于对中国刑法学、外国刑法学、国际刑法学、犯罪学进行一体化、体系化研究，强调理论与实务相结合。在犯罪构成原理、海上恐怖主义犯罪、海盗犯罪及南海安全保障机制方面的研究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财产犯罪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特色的成果，某些研究相当深入，具有先进性；结合海南实际就犯罪学和刑事政策学开展实证研究，在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研究上具有探索性，在上述研究方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年来，本学科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上恐怖主义犯罪及海盗犯罪的刑事规制对策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财产罪基础理论研究》、持团中央项目《未成年人犯罪的区位性预防研究》等多项国家级和部级重要项目，此外还承当多项省社科项目和横向课题。近三年共计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0余部。
本学科现有7位研究人员，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2人，讲师2人，其中4人具有博士学位，两人具有博士后研究经历。学科团队年富力强，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
本学科现设有四个研究方向：1.中国刑法；2.外国刑法；3.国际刑法学；4、犯罪学及犯罪心理学。 童伟华，男，1971年2月2日，湖南岳阳人，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刑法学教研室主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硕士（1997年6月），武汉大学刑法博士（2004年6月），吉林大学刑法学博士后研究人员，日本国立一桥大学法学研究科客员研究员，海南省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研究领域：中国刑法 外国刑法 国际刑法学
近年代表性著作：
1、《法律与宽容——以中国刑政史为视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2、《理论刑法学专论》，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3、《犯罪构成原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
4、《刑法总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犯罪客体研究：违法性的中国语境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近年代表性论文：
1、《交通过失基本犯构造论纲——以中日比较为视点》，载《法学论坛》2010年第3期；
2、《日本刑法中的不法原因给付与侵占罪述评》，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6期；
3、《日本刑法中违法一元与违法相对论述评》，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11期(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10年第3期刊全文转载)；
4、《论盗窃罪的对象》，载《东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4期；
5、《所有权与占有的刑民关系》，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6、《论财产罪的法益——修正的所有权说之提倡》，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9年总第16辑；
7、《我国法律规定视野下的不法原因给付与侵占》，载《刑法论丛》2009年总第17卷；
8、《诈欺不法原因给付财物与利益之刑法分析》，载《汕头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9、《紧急行为中的刑民关系——以日本法为例》，载《太平洋学报》2008年第10期（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09年第3期全文转载）；
10、《儒家精神与法律宽容》，载《太平洋学报》2007年第8期；
11、《论日本刑法中的占有》，载《太平洋学报》2007年第1期；
12、《刑事法治视野下的宽容精神》，载《刑事法评论》2007年第20卷；
13、《刑民不分与刑民有分》，载《刑事法评论》2006年总第18卷；
14、《犯罪的规范属性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5、《犯罪客体不要说之检讨——以比较法为视角》，《法商研究》2005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05年第9期全文转载）。
近年代表性课题：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上恐怖主义犯罪及海盗犯罪的刑事规制对策研究（2009年立项）；
2、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财产罪基础理论研究（2009年立项）；
3、中国博士后一等基金资助项目：刑民关系基础理论研究（2006年立项）。

I. 我妻荣的轶事

我妻教授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的时候，成绩非常优秀，其恩师鸠山秀夫将其的答卷非常认真地保存起来。
另外，与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在第一高等学校时期为同学，两人在学业上经常是第一名的争夺者。
一代民法宗师我妻荣的代表作，民法学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集大成之作。
《我妻荣民法讲义》长期以来一直被奉为日本民法的“通说”，影响了日本近半个世纪，至今还在再版印刷。
中日民商法研究会组织、数名一线译者倾7年之力翻译，2008年民法学界最值期待、最有价值的译著。
“我们期待着这套《民法讲义》的出版能够为中国的民法学以及中国的民法典立法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期望通过我们今后一如既往的努力工作，为中日之间民商法交流架起更为宽阔而平坦的桥梁。” ——中日民商法研究会会长 梁慧星

J. 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的龙翼飞 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理事会理事长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理事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中国法学会航空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法学会民商法研究会会长、北京市法学会房地产法分会副会长、中国土地法学会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另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和中国法学会组织的“四·五普法”、“五·五普法”中高级干部学法讲师团专家；担任国家民政部、国土资源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顾问；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顾问等。
研究领域：民法、商法、物权法、债与合同法、婚姻家庭法、社会保障法。
1982年7月，吉林大学法学院毕业； 1985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1985年9月至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助教、讲师、教授； 1991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由于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在高等职业教育工作中贡献突出，2007年8月22日，龙翼飞荣获国家教育部授予的第三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龙翼飞，1959年10月出生于辽宁省，祖籍湖南。少年时代随父母工作调动先后在北京、湖北、辽宁生活和学习。1976年高中毕业，到农村插队务农劳动。1978年到1982年，就读于吉林大学法律系本科，获法学学士学位。1982年至198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民法专业硕士学位，获法学硕士学位。1988年至1991年，在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民法专业硕士学位，获法学硕士学位。1988年至199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民商法专业博士学位，获法学博士学位。1985年至今，先后为本科生，知识产权第二学士学位生，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民法》、《物权法》、《继承法》等课程。1987年取得律师资格。1995年在香港城市大学作访问学者，1997年赴台湾参加法学学术交流活动。1998年赴日本参加法学学术交流活动并讲学。2000年4月至5月赴法国马赛大学讲学，曾参加多项国家立法活动。先后为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干部讲授《社会保障与法制建设》，为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讲授《中国民法专题》。
龙翼飞 法学专著
物权法原理与案例教程(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龙翼飞主编,2008-10-1版
·合同法教程(21世纪法学通用教材)/龙翼飞,2008-7-1版
·民法学(第2版)(21世纪远程教育精品教材.法学系列)/龙翼飞主编,2007-8-1版
·和谐社会中的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重构-纪念《婚姻法》修订五周年/龙翼飞等主编,2007-5-1版
·辨法析理 胜败皆服-主审法官宋鱼水司法判例点评/龙翼飞等主编,2005-5-1版
·婚姻家庭法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杨大文龙翼飞,2006-6-1版
·民法学(现代远程教育系列教材)/龙翼飞,2003-4-1版
·民法案例分析(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龙翼飞,2000-5-1版
·新编合同法/龙翼飞,1999-5-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