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困境

❶ 为什么要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体系，能够有效地解决行政审判组织和管辖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行政法院的设立，有利于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有利于促进司法审判区与行政管理区的有限分离，促进司法审判权得到相对公正地行使，确保司法独立，排除外界因素对审判工作的干扰；也有利于确保行政审判工作的稳定，提高行政法官的专业素养。
根据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我国行政法院体制可以由最高行政法院、高级行政法院和普通行政法院组成。最高行政法院和高级行政法院的法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直接任命，而普通行政法院法官由本院院长提名后，提请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避免地方政府对于人事任免的干预。对于高级行政法院的设置，要打破行政区划的地域限制，而以其他因素（如地理位置、人口数量、案件数量等）为标准，划定高级行政法院的管辖范围。此外，对于高级行政法院的数量也要加以严格限制，过多则易造成管辖区域过小，浪费司法资源；过少则不利于案件的及时解决，降低办案效率。对于普通行政法院的设立、管辖也可延续高级行政法院的模式，但由于大部分第一审行政案件是由县级以下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作为被告的，因而可以考虑适当增加普通行政法院的数量。
设立我国的行政法院，〔[10]〕绝非生搬硬套，而是要在本土化的制度背景之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行政法院法官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所以，从独立性确立的角度来看，要做到行政法院的独立，就要从人事权、财政权两大源头进行合理布局，完全排除来自各级行政机关的干扰；〔[11]〕此外，还要建立完善的行政法院法官责任追究机制。为避免司法地方化现象，防止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法院系统的所有财政经费都应当由中央财政直接编制、拨付，最高行政法院统筹全国行政法院的人事任命、财政支付等事宜，避免地方政府在人事、财政问题上对行政法院指手画脚，排除来自各级行政机关的干扰。此外，废除不同等级法院之间带有行政色彩的上下级关系，两者之间应建立纯粹的业务关系，使法院内部各人员之间仅仅存在行政级别上的差异，不再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于行政法官的来源、数量也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高标准、严要求。
总而言之，我国司法改革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大多是由司法区域与行政区域高度吻合的制度设计而引起的。因此，《决定》提出建立与行政区域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使得司法权能够摆脱当地行政区域内的诸多消极因素的干扰。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的真谛在于促使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由于我国司法管理体制种种弊端的存在，司法管理体制受制于各级地方政府，使得我国审判工作的开展受到了一系列的限制。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有利于确保人民法院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保障国家法制统一的正确实施，保证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行司法区域与行政区域相分离的司法管理体制。因而在司法实践中，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

❷ 浅谈如何做好司法协助工作

一、建立基层司法协助网络的必要性
1、法院案多人少的现实困境依然存在并呈加剧趋势
近年来，慈溪和奉化两地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增强，社会纠纷频发。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和法制宣传的深入，群众的维权意识明显增强，诉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和为贵”诉讼理念和厌诉习惯逐渐弱化，更多的人倾向于进法院打官司，导致大量纠纷以诉讼方式进入法院。近三年，慈溪和奉化两地法院案件受理数量一直居高不下，并逐年增长。受编制等因素制约，法院的审判执行力量并未明显增长，同时，由于法官退休、人员调动等因素，法院的审判执行力量反呈相对削弱趋势，使得法院面临着案多人少的现实矛盾，承受了繁重的工作压力。对此，法院强化内部管理，推行案件审理的繁简分流，提高司法效率，法官也采取“白加黑”、“五加二”等加班加点的工作方式予以应对，但案多人少的矛盾依然突出。因此，建立司法协助网络，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借助外部力量共同化解矛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人民群众与社会力量对司法过程的有效参与不足
人民法院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改革、发展的历史，在司法改革的推动下，虽然法院队伍的素质显著提高，司法正规化、专业化、程式化的意识明显增强，司法效率大幅提高，但广大基层政府和群众自治组织参与司法改革进程的力度仍比较薄弱。此外，随着乡村社区的群众自治程度的不断提高，村、居干部一般都由群众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一些干部出于害怕得罪人的心理，对司法工作不愿配合协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司法实践中送达难、调查难、调解难、执行难等问题日益突出。建立基层司法协助网络，获取基层政府、广大村居干部、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对司法工作的支持，让人民群众积极有效地参与到法院的司法工作中来，成为了人民法院改进工作的一种有益途径。
3、人民群众对司法改革的认同度有待提高
司法改革的成果尚未得到社会的完全认同。如人民法院在追求实质正义的同时，高度关注程序正义，注重司法过程的程式化和规范化，案件审理流程均在法庭进行。司法过程的程式化和规范化在实现程序正义、保障司法公正的同时，也使得部分群众产生了司法亲和力逐对人民法院来说，需要进一步加强司法改革，强化内部监督，提高裁判文书的说理，同时，通过建立基层司法协助网络，借助社会力量改善司法环境，彰显司法亲和力，让群众真实感受司法改革成果，也成为我们建立基层司法协助网络的动因之一。

❸ 清末司法改革的内容和背景。

背景：可以从以下几点去看：第一，清朝统治者内政外交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外版敌侵略，国内的权反抗。不改不足以挽救危局。第二，新思想的传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宣传的深入，变法图强已经深入人心，变为一种极大的社会要求。第三，专制的、封建的司法制度无法继续延续下去。 内容：修律立法，设置近代司法机构，转变法治理念等

❹ 基层法院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

说到司法公信力，人们自然会想到司法不公，二者虽有联系但不等同。司法不公一定损害司法公信力，而司法公信力的高低则有更多的因素。基层法院处于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前沿， 80%的案件在基层，但却是公信力建设最薄弱的环节。因此，提高基层法院司法公信力，事关全局。 一、地位特殊 （一）最基础的位置 基层法院的特殊位置，决定了其司法公信力建设在四级人民法院中的地位和作用。基层法院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最广泛，无论社会、媒体还是当事人都与基层法院打交道最多，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不可否认，社会对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认同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法院。 （二）最直接的窗口 基层法院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最直接的特性，使其成了反应四级法院公信力建设的“晴雨表”，哪儿出了问题，哪儿发生变化，群众看得最清楚，体会最深刻。在整个司法公信力建设中基层法院被摆到了最前端和最突出的位置。 （三）最薄弱的环节 基层法院无论硬环境还是软环境，在四级法院中都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基层法院基础条件差，习惯于“听令行事”，按部就班，自我创新精神不足，内部司法改革与社会发展需要之间差距大。因而，应该首先解决公信力问题的基层法院恰又成为司法公信力建设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 二、问题具体从当前基层法院开展的各项工作情况看，群众的满意度普遍不高。结合多年的司法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基层法院的司法公信力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制约。 （一）内因（执法水平、司法作风）1、执法水平。职业要求法官应该是一个精英群体，而法官整体素质偏低是基层法院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长期以来人民法院并未按职业化、精英化的要求选人用人，许多人不愿到基层法院尤其是边远贫困的西部基层法院工作，人员青黄不接，素质参差不齐。在审判工作中，裁判文书的制作水平不高，说理性不强，法律关系适用不准确，甚至出现许多错误的裁判。法律工作要求严谨，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疏忽，都会使公众对法官的能力水平产生怀疑，增加不信任感。2、司法作风。“庸、懒、散、慢、玩、浮”仍然不同程度存在，个别司法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地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在现实中，一些品行不端的法官吃拿卡要，枉法裁判，办金钱案、人情案、关系案。有些法官违法违纪受到了追究，这是明显对公信力的损害。有些没有被发现处理，但事实上仍然是存在的，这隐性对公信力的损害。（二）外因（管理体制、理解差异）1、管理体制。基层法院由于财政、人事等方面受限，对地方政府的依附性较强。在参与地方政府的一些具体工作时，无形中被当成政府的一个行政职能部门，这种认同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削弱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影响了司法独立，降低了信任感。2、理解差异。群众评判法院工作，往往依据社会公理。农村、山区的大部分民众仍遵循着旧的道德认识，传统思维使他们无法对司法裁判作出客观地评价。既然对现代司法制度不理解，又何来司法信服。 三、措施给力 提高基层法院司法公信力，核心是民意。将“为民做主”转化为“为民所托”，修正自身缺失，从人民不满意之处改起，从人民要求之处做起。 （一）理顺管理体制 改革现有的人事、财政管理制度，最大限度降低基层法院对地方政府的依赖。依法独立审判，维护司法权威，体现民情民意，提高满意度。（二）增强法官素质 法官素质的高低是司法公信力的基础，提高法官素质关键是走职业化道路。1、建立科学的遴选机制。基层法院人才极度缺乏，相当一部分法院已经“断层”。因此，在进人门槛的把握上，要不拘一格，灵活遴选方式。可以采取面试、庭审模拟比试，重点突出实战能力，适当放宽书面考试，真正把符合法官职业化标准的人才吸引到法院来。2、探索有效的培训机制。充分发挥现有的培训机构的作用，定期培训，确保法官专业知识的更新。探索法院之间经验交流、法院自身平时培训、“两评查”交叉点评等方式，扩展法官专业知识学习渠道。 （三）切实转变作风 切实转变“庸、懒、散、慢、玩、浮”的工作作风，惩治司法腐败，树立法院良好形象。1、强化管理。统筹法院各项工作，在立案、审判、执行以及司法行政队伍管理等方面建立一套科学的、操作性强的、能够凝结成固定标准式的规范化管理制度，最大限度的减少工作中的失误，避免工作中的错误。2、严肃查处。对于司法腐败，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把问题查透查清，该是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决不姑息。3、警示教育。不藏着掖着，把出现的问题作为典型案例来警示教育身边的干警，提高抵御诱惑的能力。加强司法良知教育，促使法官坚守职业道德，不出问题，少出问题。 （四）解决热点问题 针对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找准突破口，切实解决好、处理好，以期用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提高司法公信力。1、增强审判工作透明度。基层法院普遍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现象，审判过程不透明。群众没有参与进来，不知道案子怎么判，不知道司法程序怎么运作，就可能道听途说，认为法院在暗箱操作操作。一般案件，应邀请公民代表参与旁听。复杂疑难案件，应邀请有威望的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旁听。涉及专业知识的案件，应邀请专业资质人员参与旁听。这些代表参与进来，既是对法官进行监督，也避免了由于对办案程序误解而产生司法不公的问题。2、处理好涉诉信访问题。涉法涉诉信访，一直是倍受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多出自基层。对此，法院不应该捂着盖着或者任之而为，而要通过召开听证会或其他吸引更多的社会人士参加的公开处理形式，把问题摆出来，公开作出承诺，真抓实改，挽回不良司法行为造成的影响。3、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执行难是全国法院的普遍问题，基层法院由于受执行力量、装备的限制更为突出。要将清理积案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来抓，充实执行力量，穷尽执行方法，摆脱执行困境，使群众逐步看到法院判决能够兑现，能够实现。 除上述措施外，还应着实提高法官的职级待遇。基层法院案件多，条件艰苦，但是待遇较低，法官被家庭琐事困扰有很多后顾之忧。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就会出现权钱交易，滋生腐败。一方面要解决法院办公环境，工作条件，使法官有一种优越感，有威严，有震慑力。一方面要提高法官待遇，使之能够秉公执法，不再为两斗米折腰，不再因几顿饭，几块钱使司法公正打折扣。（作者单位：云南省永平县人民法院）

❺ 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几天的新闻

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阴影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除障碍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施行后，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第一类诉讼代理人，也是专业诉讼代理人，使基层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生存发展的希望和空间。然而在具体的执行中，受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的影响，作为享有审判权的人民法院仍然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行为存在着歧视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在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的诸多观点。正是由于有吴博士观点作支撑，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当事人承办申请执行事务时，才遭到拒绝。
细探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和理论依据，作者发现这个批复的出台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经失效的或需要修订的部颁规定，它的出现使无数有作为、能够为“非辖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的基层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为了基层从事法律服务的同行能够正常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为了司法部高层能听到最底层的声音，作者从四个方面谏言，希望司法部决策层能够及时作出反应，以消除司复[2002]12号批复产生的阴影。
一、从深圳两级法院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不同做法，看两级法院法官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差别执行。
2011年3月以来，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务所执业的作者，开始为以北京人为主的17名出借人，远赴深圳市的两家法院承办被告为深圳市三家私营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案件总量为54件，涉案金额为986万元。由于该案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作者先后在深圳两家基层法院进行了4批次的诉讼，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决书全部发生效力。两批17案已经中止执行，准备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
2013年9月2日，当作者持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等五省市区16名委托人签发的授权委托书、本所的专用函和本人执业证，再次踏进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立案楼，代理这些当事人承办37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事宜时，被负责承办执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层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辖区外的案件而拒绝接受相关诉讼文书。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区、罗湖区法院无论是起诉当初的代为立案、出庭代理诉讼，包括前两批17个案件的申请执行，都没有因为作者是一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下简称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门外。
作者向这位女法官再三说明为这些当事人代理诉讼，并不是第一次来深圳，且已经生效的这37案判决书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这位法官依然坚持她执行的正是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
而作者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作者认为，既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已经通过立法确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地位，就不应当看着已经过时的老黄历，再拿已经失效的批复作挡箭牌。况且，十年前司法部一个批复怎么能对抗立法机关的规定，任凭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这位法官还为作者支招说，可以由当事人推举诉讼代表人亲自前来法院立案，以解决法律工作者代理权受限的问题。
由于作者在福田、罗湖区法院分别代理的前两批共17件案件已经中止执行，将进入破产还债程序，作者带着草拟的相关诉讼文书来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教。并与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讨进入破产还债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权时，接待法官请示领导后明确答复，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不会受到限制。
在深圳这座高度开放的城市，两级法院审查立案的法官对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说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有正确的认识，业务素质更过硬，同时反映出执法者对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着不同认识。
为了争取37案执行阶段的代理权，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与这位法官交涉。承办法官认为自己无权决定，请示负责立案审查的领导。这位领导很负责任，不仅与作者进行了沟通，还给深圳市中级致电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权的问题，确认作者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后，又给其他基层法院打电话了解对类似情况的做法。最后女法官作出答复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层法院就这么做，并以龙岗、罗湖区等法院都是这种做法为由拒绝。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给个书面答复，该法官答复可以，但须领导给出编号。等了好大一会儿，该法官告诉作者，已请示领导不能给予书面答复，也拒不接收相关诉讼文书。为了说服作者，这位法官还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作为其拒绝的依据。
两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其直接后果便是影响当事人权利的实现。为了节省资源、节约时间，征得委托人代表同意后，作者与深圳市一家规模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将这批37案的执行事务转交当地律师代理。
作者代理的诉讼案件，真正符合“本辖区”条件者少之又少，也没有被拒之门外。这是作者本人从业24年来，因法院执行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第一次被法院剥夺诉讼代理权。
二、其实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当时引用的条文已经失效，却在之后的十余年间仍大行其道，且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不顾法律工作者当时已经走向法律服务市场的现实，援引的又是已经过时、失效，且存在立法技术缺陷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颁布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总则部分第六条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应当立足基层，主要面向本辖区内的政府机关、群众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务，服务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时有效”，根据该条的规定，已经明确定位为“主要面向本辖区”，而没有限定非本辖区。却在分则部分的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出现“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限制性的规定。
从立法技术层面看，如果分则部分的规定违反总则部分的规定，应当作为无效条款来看待，却在当时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况下，加上拟稿人、审稿人法学理论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严谨的规定。因为法律服务业本身包括诉讼代理服务业务。事实上，当年中国的法学人才已不再匮乏，司法部应该有一批法学专家、法律专业人才。如果当时有人能够意识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术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发布之前将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删除便可。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项规定出台的历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样拿着政府的工资、使用着政府的经费，穿着与公安、司法助理员一样的警服，还从事着非法律服务工作，其工作性质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时应当肯定，当时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正方兴未艾，多数法律服务工作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出台“工作细则”在特定时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制定的基础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根据暂行规定第九条“乡镇法律服务所实行‘有偿服务，适当收费’”的原则。……那时还没有全面推行“两不四自”。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司法部当初的本意已经是鼓励、扶持这个行业的发展，而不是进行打压、限制它生存、发展的空间。
之后，司法部又倡导“不占编制、不要经费”，提出法律服务所走“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道路，其意图正是为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创造条件。当时对法律服务所代理诉讼业务加以限制，更多的顾虑可能来自对法律工作者业务能力的担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那么到2000年4月1日之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这部曾经指导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建设、发展的部颁规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础。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这部新制定的部颁规章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做法是，将“乡镇法律服务”变更为“基层法律服务”，两字之差确实是一种进步。按照常识和发展的眼光，曾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相配套的细则、解释，如不修改重新发布便将作废。
十分遗憾的是，就在新规颁布实施9个月之后，司法部竟不当引用效力待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
这份批复是“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
根据逻辑学大提前错误，其推出的结论必然错误的基本原理，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础的情况下，作出“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结论肯定错误。
然而，正是因为这个批复的存在，将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影响了十余年，给工作优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的却是灾难性后果，它束缚了有能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手脚。其间，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否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的请示》(苏司办2002)69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过长期深入的调研，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发现，“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诉讼代理人的地位，明确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于1991年针对政府拨款的法律服务所而制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却依旧未改，仍令行于当今自收自支的合伙制法律服务所”。孔维克委员同样认为，“这一限制性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工作者列为诉讼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综合评价这个批复，不仅没有起到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的作用，没有给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工作便利，反而给没有执业资格的其他人员代理诉讼留下了存活的空间。从现实意义看，它的存在将制约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顺利实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的拌脚石，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吴兆祥博士对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及性质所持之观点，既没有考虑法律工作者产生的历史背景，更没有发现《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缺陷，也忽视了已经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务所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更没有从发展的眼光正视民事诉讼法作出的新规定，所发言论颇具消极意义，对法律工作者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产生的影响深远。希望吴老能够更新观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地位。
《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简称吴文）认为，“基层法律工作者主要业务包括代理参加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活动。但是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复[2002]12号）《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规定：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这是在代理诉讼业务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的主要区别。（见吴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认为，吴兆祥博士可能没有认真研究中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史，也忽略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更没有根据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细梳理新法与旧法的关系，上位法与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没有质疑该批复是否合规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因而才作出“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诉讼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结论。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还指出“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是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见吴文P117倒数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对“公民代理”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颁规章已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执意要把基层法律工作者划入“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显然是对取得执业资格的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行为的不尊重，或者说是对基层法律服务整个行业的岐视，也没有将司法行政机关核发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当回事。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后指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诉讼代理人，就其诉讼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为公民代理，还是成为一种独立的代理人类型尚需进一步研究。（见吴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认为，从吴兆祥博士的说法可以看出，吴兆祥博士显然是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没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机关已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同一层次的诉讼代理人，说明双方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师就是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还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资格的渠道、条件不同，核发证件的部门不同，而称谓有别。但发证机构都是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领导下的两个工作机构。若再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显然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试想，如果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机关真得采纳了吴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见，在修改《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或更高级别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条例》、《基层法律服务法》时，真将其观点溶入其中，那么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基层法律工作者将再无出头之日。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机关作出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与律师并列的民事代理诉讼地位变成一纸空文。
为此希望吴兆祥博士能实身处地考虑一下基层法律工作者面临的现实困难，在《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再版时，将第十一章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以免继续以误传误，成为各级法院法官阻碍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代理诉讼的挡箭牌。
四、要改变人们的偏见，最终须从顶层设计着手，取消这些不适时宜的规定。在新规一时难以出台的情况下，最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废止司复[2002]12号批复，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施行以来，基层法律服务业本来已经步入了正轨，法律工作者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正如吴博士称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组织了首次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统一考试。2000年底，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共有工作者总数达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达到57561人，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的47%。”（见吴文P117倒数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却如当头一棒，给正在处于发展时期的法律服务业戴上了“经箍咒”。
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服务群体，多数同志完全能够胜任民事诉讼代理业务。却让他们各自为阵、划地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执业证确定的执业机构所辖区域内从事代理诉讼业务。
就此河南律师马玉峰认为，司复[2002]12号批复，对法律工作者的执业地域进行限制，即“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如果双方当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执业的辖区内就无权代理案件。那么就明确禁止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地办案，成为好些律师、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认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今天，乡镇、城区街道基层法律服务要发展、要生存，就应当适应市场需求，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服务。作为市场主体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不应当拒绝非区域当事人的服务请求，同时也没有理由拒绝为非区域当事人提供服务，如此做法势必剥夺了法律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当今交通、通信如此发达，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执业区域”限制事实上已成为不可能。
再则，法律服务所既不是行政机构，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职能，也没有任何上拨经费，它不会将有服务需求又送上门的客户拒之门外。
作者认为，这样规定并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制约了服务所的业务来源，给并不景气的法律服务所带来生存压力。无须讳言，业务开展较好的法律服务所没有一家不越过这条“红线”去执业。而没有能力代理诉讼，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将法律服务所设在当事人的家门口也没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务所，如真严格司复[2002]12号批复的规定，可能早已关门停业，改行另谋生路。事实上，全国多数地区的法院包括北京市，并没有因为非辖区当事人委托的案件而限制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连深圳市两级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确实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
多少年来，为了法律服务所的生存与发展，无数的法律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法学界专家奔走呼吁，撰文立说，试图改变法律工作者当前的命运。列举如下：
2008年6月4日，《记者观察》杂志记者张鹏在《10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面临存废之争》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认为，国家既然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颁发了“准生证”，就应当允许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这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工作权！”
2008年6月1日以后，部分省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要求与司法部高层领导人就“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问题进行对话，却至今没有下文。因为法律工作者没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无法通过上级协会向司法部高层表达诉求。
当年4月3日，作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蜀汉法律服务所主任李双德与司法部公证律师工作指导司基层法律服务处处长蒋建峰，探讨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和《基层法律服务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法院办理诉讼业务中的障碍。反而因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并不适当的批复，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门外。
在法律服务所摸爬滚打过、已取得律师资格的河南黎光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玉峰，客观评价道“法律工作者来自于乡村，法律工作者由于生在农村，同情弱者的观念较强，代理案件有着相当强的责任感，忠实于法律，忠实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代理费的收取低廉，有些优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亚于律师。由于法律工作者服务基层，扎根基层，案源业务不断的扩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着作用”
为了让基层法律服务业能有健康发展的空间，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上提案指出，“由于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经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们却不得不面临着‘断奶’又‘断粮’的窘境。”为此建议，“司法部废止1991年9月制定的《乡镇法律工作者业务工作细则》，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业务管理办法以适应新的法制环境，扩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服务范围和领域，让这个群体能够在跨区域的竞争服务中得到锻炼提高，给基层百姓提供更多的选择”
湖北省京山县坪坝法律服务所主任王伟，深深感到，“在农村，离开了法律约束的经济活动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离开了法律指导的改革问题多多，多半失败”，为此在《当前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面临的困境及出路探讨》一文中呼吁，“司法部应借鉴《律师法》和《公证法》的起草和颁布过程中的经验，尽快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有些内容已过时的司法部59号令和60号令修改后上升为行政法规或法律，确保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依法执业。或者由司法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律师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六条进行修改，然后作出立法解释，将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业务上升到法律许可的范围，这也是当前基层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
参与过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和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北京地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现状及对策研究》调研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朱桐桐，发表专著建议制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
当然，希望废除法律服务所之声也不绝于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处向社会发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修订草案，使作者很兴奋。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时代可能就要结束。
根据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安排，作者撰写了《只有成为市场主体，才有更大生存发展空间》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领导曾来所进行调研，对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给予肯定，作者所持观点或许能为高层立法有所帮助。
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出台一部新规需要经历的程序或步骤可能还会太多。为了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造成的阴影，作者建议，可否考虑由某个省级司法厅就是否继续执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向司法部作出请示，由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予以撤销司复[2002]12号批复，或以已经过时为由不再适用此批复作出批复。
司法部如果能及时出台这样一个新批复，便可解决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诉讼代理的问题，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清障碍。

❻ 中西方司法组织的历史发展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司法从国家产生之初便进入到人类的视野，有关司法的理念和制度设计不断地涌现，成为批判和建构的领域。现代司法文明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过程，司法在变迁中，并不总是依照严格规定的发展路径按部就班的进行，而是根据时间、地点、国别、民族的差异产生出不同的发展路径。研究的任务就是建立司法变迁的一般理论，了解司法变迁意味着什么，变迁的方向、力量、方式何在。尽管如此，建构司法变迁的一般理论并非最终的目的，而是借助司法变迁的一般理论来解说中国的司法变迁过程。探索中国司法变迁的规律、方向、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以期推动中国司法的继续发展。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
在司法变迁的理论框架一章中，将司法视为有机联系的系统。司法系统的结构可以区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司法的外部结构是指司法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权能，以及其与立法权力、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内部结构是指以司法权的运行为核心所构筑的系统，这一系统可以进一步分为几个层面。首先是司法活动所依据的裁判规则，这里将裁判规则理解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部分;其次是司法活动所赖以存在的组织;再次是为司法系统提供指引的价值;最后是司法所承担的角色。价值、角色、组织、规范构成了司法系统的内部结构。随后分析了变迁的三种解释理论-结构功能理论、分化理论、理想类型理论，并得出了几个基本的结论。司法变迁是指结构的变迁，变迁的过程是司法系统的结构不断分化的过程，这种变迁生成了三种不同的理想类型-压制型、自治型、回应型。
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考察司法的历史变迁。对中国传统司法、清末司法改革、民国司法、建国后司法的发展和演变作了梳理。历史梳理的主要目的是揭示隐含在司法变迁过程中的方向、方式、力量。因此，这种历史梳理并非是对司法变迁过程的详细描述，而毋宁是历史学的理想类型。关注点在于探索中西方司法变迁司法系统的内外部结构的变迁，在规范、价值、角色、组织等层面的体现。
第三章的内容是对现今中国司法形态的考察。通过国家的类型、司法权力的组织、司法程序的运作三个层面来分析中国司法的形态。在中国司法的形态一章，并没有采用价值、角色、规范、组织的分类方法而是采用达玛斯卡的分析模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结构功能的分析方法和此种分析方法之间无内在的关联。制度化的司法形态是司法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经由理性设计和经验实践逐步地衍生出来的，这种集合了理性设计和经验实践的制度化形态包含着价值属性的内容，换句话说，司法的制度化形态是价值属性的载体。在司法权力的组织中，区分了科层型和协作型两种不同的类型，这种区分是对系统内部组织结构的进一步细化。同样，司法程序运行脱离不开司法系统结构中的角色和规范要素。在这种内在关联的基础上，
通过三个层面的分析，得出了中国司法的基本类型--科层型的政策实施型。由于采用静态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不能反映司法的变迁过程，所以这一结论并非是一种定论，而是进一步分析的起点。
第四章的内容是探讨90年代后期中国司法变迁中的问题。西方司法变迁的历史表明司法的变迁的方向就是确立司法的自治，司法变迁的一般理论也论证了社会要进一步的进化，法律系统的自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90年代后期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确立相对自治的司法，但是围绕着如何确立自治的司法却存在众多的争议，也存在许多认识上的误区。司法自治并未成为一种共识，司法自治和监督、民主的关系尚未理顺。为此，本章从概念界定、制度实践、价值冲突三个层面对司法自治在中国语境下如何实现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第五章的内容主要探讨回应型司法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司法变迁产生的影响。转型中国的特定历史场景造就了中国司法的多面性，一方面，司法试图脱离原有体制的束缚获得自治的空间;另一方面，随着转型时期政策的不稳定、立法滞后、群体性纠纷的大量出现，司法在尚未实现自治的情况下，不得不过早的回应社会需求。然而在原有的制度背景下，司法的运作表现出了资源的匮乏和能力的不足，这造就了中国司法发展的困境。应该说价值冲突、角色紧张、制度缺失构成了中国司法变迁中的主要问题。因此，在司法变迁过程中，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在社会转型期间，司法在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也需要保持适度的开放。通过保障公民诉讼权利，法律推理技巧的提升，个案正义的实现，价值的整合来适应变迁的需要。

❼ 当前人民调解工作开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是什么

1、政府不够重抄视；政府官员们错袭位认识，本该市场管经济，政府管公平。出于急功近利思维，政府热衷于经济政绩，忽视了社会公平和谐是政府的重要职能，抛弃了人民调解对社会和谐的重要功能，这是当前人民调解工作面临困难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
2、组织不够健全；我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原来自上而下，专兼结合是比较健全的，但近多年来，大多数组织弱化了，甚至消失了。有的有名无实，连兼职的人都不配备，更不用说专兼结合了。
3、积极性不够高；基层人民调解员本应是人民调解工作的主力军，但是因为该项工作被弱化了，干好干坏一样没人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找事干就是找麻烦，致使很多本来很小的事情甚至酿成大案。
4、个人利益之上思潮盛行。当今社会个人利益至上思潮很严重，不论是调解人还是被调解人都处于个人利益的漩涡之中，很多问题理不清头绪，看不到节点，说服和被说服都很困难。

❽ 徐明良的2013年浙江省法理法史研究会

2013年12月14日，浙江省法理法史研究会2013年年会在浙江省委党校举行 。本次会议由浙江省法学会法理法史研究会主办，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协办，会议主题为“社会转型与法律发展”，收到论文18篇。省法学会、浙江省法理法史研究会、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委党校法学部、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绍兴市人民检察院、西湖区人民法院、德清县人民法院、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湖州师范学院、浙江警察学院、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等单位的法律专家和学者及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师生共40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在年会开幕式上，省法学会牛太升副会长首先提出了转型时期中国司法面临的“异制与异法”、“法里与法外”、“诉讼与非诉”三种矛盾，引发了与会专家的思考。接着，年会在省委党校法学部林学飞教授、褚国建副教授的主持下，就三个议题进行热烈讨论，理论界、实务界的各位专家学者对转型期我国法治建设相关问题提出了诸多独到的见解。
在年会第一阶段的“转型、法治与产权”议题中，省法理法史学研究会会长夏立安教授以《转型期的法治建设》为题，提出我国转型时期法治进程具有“倒逼”的突出特征，强化司法公信力改革是被信访逼出来的，重视环境保护是被GDP逼出来的，人权司法是被冤案逼出来的，等等。这种“倒逼”法治，具有法律实用主义的优点，但也有被动性和短期性的特点，值得研究。同时夏立安教授还介绍了自己团队在“反思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和“土地改革”方面的研究成果。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师封安波博士及硕士研究生何洋同学也做了相关主题演讲，并得到了省法理法史学会秘书长石毕凡副教授、德清县法院沈芳君副院长及浙江警察学院唐长国教授的精彩点评。
在年会第二阶段，会议就“转型与社会权利保障”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省委党校王晓杰副教授与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研究生徐逍影同学做了主题演讲，对当前的政府保障体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磊、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季涛老师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方建中老师对此进行了细致点评，并认为完善社会保障应将制度层面及实际政策层面结合权利作全方位的社会学考察。
在年会的第三阶段，就“转型与司法”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国家法官学院浙江分院吴道富院长、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兼公诉处处长陶建军就当下司法改革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提出了司法管理体制、人员分类及审批组织改革的建议。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法理学研究生范佳洋同学就“中国式能动司法的边界”做了主题演讲。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叶向阳、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邓楚开、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徐明良律师、杭州市检察院公诉二处副处长桑涛对主题发言进行了精彩点评，他们结合自身的实务经验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司法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系统剖析现行司法体制改革面临的困境，提出权力相互制约要优位于权力的单向集中与转移，对未来中国司法改革做了颇具针对性的分析与展望。本时段主持人袁继红教授最后做了总结发言。
法理法史年会为理论及实务界法律专家学者提供了良好的而充分的交流平台，法学理论研究完全能够与法律实务部门的操作密切结合，年会取得了可喜的学术交流成果。

❾ 秀科技添诚意，司法魅力终归源自公正是 什么情况

3月12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作的法检工作报告。值得注意的是，与政府工作报告一样，两高报告在其首页上第一次出现了二维码，不仅如此，最高法工作报告还首次使用了VR(虚拟现实)和AR (增强现实)技术，而最高检报告则祭出了RAP说唱。

法院判决能否真正坚持疑罪从无，检察机关能否做到对整个侦查流程的严格监督，这是法检报告一年更盛一年在强调的方面，同时也是衡量司法权力在传统的重“互相配合”转向“互相监督、互相制衡”的重要指标。新一轮司法改革措施繁多，最终的落脚点无疑还应当回到对诸项司法权力的更好、更科学配置，唯其如此，公正才有制度保证、法治才有持续活力，司法的吸引力从根本上才有扎实的内容依凭。“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是法院一家的事，也是对侦、控、审各方法定职权的再认识、再调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民众在具体个案中的司法体验如何，是回答“司法有没有吸引力”问题的根本。正如内蒙古玉米收购案被写入两高报告，当事人王力军在接到媒体追访电话时回应“我正在拖玉米的路上”，司法审理要有能力保障和申明秩序与正义的价值，这个细节便是公正司法的全部意义。

❿ 张榕的主要论文

1.《集团诉讼初探》，《政治与法律》1990年第1期。
2.《涉台民事诉讼初探》，《中国法学》1993年第5期。
3.《国家赔偿程序初探》，《厦门大学学报》1993年法学专号。
4.《论完善我国的仲裁制度》，《现代法学》1995年第5期。
5.《我国产品责任立法的长处与不足》，《福建论坛》1997年第8期。
6.《中国证券市场的若干法律思考》，《现代法学》1998年增刊。
7.《民事司法改革的困境与出路》，《福建论坛》2002年第2期。
8.《民事检察制度的功能评判和分阶段改造方案》，《检察论丛》第5卷。
9.《民事司法改革的法律规制》，《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5辑。
10.《论我国小额诉讼机制的健全》，《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1.《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性缺陷及其克服》，《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2.《建立我国判例制度的若干思考》，收于《判例制度研究》，法院出版社2004年1月版。
13.《中国司法能动性的开启及其规制——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为中心的分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2004年9月28日出版。该文被《新华文摘》2004年第23期转摘。
14.《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收费制度的理性思考》，《法学评论》2004年第6期，2004年11月13日出版。该文转摘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2期。
15.《执行强制管理制度若干基础理论研究——兼评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相关规定》，《现代法学》2004年第6期，2004年12月28日出版。该文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5年第4期。
16.《论作为司法能动性之核心的法官自由裁量权》，《河北法学》2005年第4期。
17.《完善我国小额诉讼机制的若干思考》，《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18.《民事诉讼收费制度改革的理念及路径》，《法律科学》2006年第1期。该文被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6年第7期。
19.《台湾诉前调解制度分析》，《台湾研究》2006年第1期。
20.《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建构—以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21.《司法能动性何以实现？——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为分析基础》，《法律科学》2007年第5期。
22.《我国强制执行机构改革的理念基础及路径选择》，《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
23.《司法克制下的司法能动》，《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
24.《事实认定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律科学》2009年第4期。
25.《我国最高法院能动司法的路径选择》，《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6. 《能动司法在农民工权益保障中之具体实践》，《人民法院报》2011-02-24
27.《民事既判力客观范围理论研究之反思——以“明希豪森三重困境”为分析工具》（第一作者），《法律科学》2012年第5期
28. 《对地方法院司法创新之初步反思——以“能动司法”为叙事背景》，《法学评论》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