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9会议

Ⅰ 九民纪要是否废止

《九民纪要》并未因《民法典》颁行而废止，《九民纪要》对于《民法总则》的适用意见部分已经被《民法典》吸收，但对于未被《民法典》吸纳的部分现在仍为法院裁判说理所指导。
《九民纪要》全称《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共计12部分130条，其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对合同纠纷、担保纠纷、金融纠纷、破产纠纷等案件审理中存在的争议问题统一了裁判思路。
律师首先需要准确把握《九民纪要》的性质——《九民纪要》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但法院在裁判文书的“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九民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释法说理。
其次，《九民纪要》并未因《民法典》颁行而废止，《九民纪要》对于《民法总则》的适用意见部分已经被《民法典》吸收，但对于未被《民法典》吸纳的部分现在仍为法院裁判说理所指导。
再次，《民法典》作为民商事基本法，《民法典》中规定了商业方面的原则性规定，《民法典》第一编第三章法人，第三编合同编对商事交易中的纠纷有了宏观的规定，但是还有未纳入《民法典》的《公司法》、《证券法》、《信托法》、《保险法》、《票据法》等民商事特别法，《九民纪要》正是这些民商事特别法适用的最新裁判指引。对于《民法典》中比较宽泛的规定，《九民纪要》给出了更为细致的说理。律师只有准确把握《九民纪要》与《民法典》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把《九民纪要》学习透彻，才能在民商事领域有所作为。
合同解除争议纠纷的类型多样，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时事背景之下发生频率极高，合同能否解除、如何解除、解除后果等都是商事主体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结合《九民纪要》和《民法典》新规中关于合同解除的司法观点及相关案例，就确认合同解除规则及若干实务问题进行总结和归纳，以供各位读者相互探讨。
司法实践中对于合同解除尤其是通知解除的成立、后果、行使期限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各地法院的裁判观点也存在很大差异。随着同案同判、类案检索、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机制等司法体制改革意见的出台，以及《九民纪要》和《民法典》的颁布施行，合同解除之诉领域的司法观点愈发清晰、法律适用标准渐趋统一。

Ⅱ 民法通则形成的会议

民法通则制定于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87年1月1日起施行。共9章，156条。

2009年8月27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对民法通则中明显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规定作出修改，修改如下：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修改为：“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删去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

Ⅲ 九民会议纪要有法律效应吗

《九民会议纪要》第30至35条就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的强制性规定的效力认定，及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包括财产返还、折价补偿、损害赔偿，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规定。
虽然合同的成立、生效、无效认定、撤销、解除等作为民法基础原理，在法律法规等各个层面都有明确的规定，但在适用中仍常伴随着争议，特别是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九民会议纪要》通过六个条款对此予以规范，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也有助于统一司法审判尺度。
一、违反法律法规的合同效力
关于合同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这从狭义的法律层面确定了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原则。
合同法施行后，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强制性规定”的理解和适用标准不完全一致，一些人民法院动辄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不当扩大无效合同范围的情形，不但破坏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还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
为解决此问题，2009年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即《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将《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明确限定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什么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未作进一步说明，其仍旧是一个过于抽象的概念。

相关案例：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台州市中东石化有限公司、吉煌建材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中东石化公司为吉煌公司向上海银行杭州分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的最高额保证，在吉煌公司违约后，上海银行杭州分行诉请中东石化公司承担担保责任。
而中东石化公司则辩称，为吉煌公司提供担保，根据公司法、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应当依法经过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通过，而本案中东石化公司没有任何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故本案保证应属无效，其不承担保证责任。
二审中，关于中东石化公司提供保证的效力问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首先，中东石化公司的章程并未规定，为他人提供担保必须经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批准。其次，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也未约定中东石化公司为吉煌公司提供保证必须经过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同意。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13日生效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并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条款并不导致本案保证合同无效。最后，中东石化公司对其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且不能提供其提供担保系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证据。故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依法确认有效，其应依约承担保证责任。

为进一步明确什么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2009年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正确理解、识别和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提出了区别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概念。该《指导意见》指出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应认定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即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
然而，某一条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条款，具体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常常成为合同效力之争的焦点。
相关案例：原告许某某、方某某与被告包某、第三人宜兴市大浦水泥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
第三人宜兴县大浦水泥厂是1980年11月20日成立的经济性质社办集体。1998年8月，经有关部门批准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注册资本398万元，被告包某认缴股本金205万元成为公司股东。被告包某1998年11月进入宜兴市大浦镇人民政府聘用人员序列，后经考核合格转为公务员，但仍作为宜兴县大浦水泥厂的控股股东。
方某为原告许某某之夫、原告方某某之父，于2014年4月29日去世。方某原为第三任宜兴市大浦水泥厂职工，企业改制时，方某作为职工出资5万元入股。2001年6月，包某与方某签订《转股协议》，约定方某将所持有的水泥厂股份转让给包某。
原告许某某、方某某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第（十六）项关于公务员不得违反有关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的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非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包某作为公务员与方某签订的《转股协议》应自始无效。
被告包某答辩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第（十六）项的规定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包某与方某签订的《转股协议》的效力。
国务院发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自1993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第三十一条第（十三）项规定：国家公务员必须严格遵守纪律，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自200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同时废止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该法经过2017年、2018年两次修改，均明确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包某与方某签订的《转股协议》是否有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着重于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的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合同应被认定无效；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着重于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一般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无论是1993年开始施行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还是2006年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均有关于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的规定，前述规定显然着重于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公务员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为目的，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公务员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过程中与他人签订合同的效力。关于包某与方某签订的《转股协议》，仅以违反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的规定这一理由不足以否定其效力。至于公务员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这一行为本身，可由其主管机关追究其相关责任。
随着“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这一概念的提出，司法实践中有的人民法院认为凡是行政管理性质的强制性规定都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针对这种望文生义的认定方法，《九民会议纪要》在第30条，关于强制性规定的识别中予以了纠正。
《九民会议纪要》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要依据《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的规定慎重判断“强制性规定”的性质，特别是要在考量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法益类型、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交易安全保护等因素的基础上认定其性质，并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明理由。
为进一步统一对“强制性规定”的理解和适用，《九民会议纪要》对效力性强制性法律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法律规定的正确识别给出了分类指引，并列举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主要类型，至此，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的效力问题基本清楚。
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1、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
2、交易标的禁止买卖的，如禁止人体器官、毒品、枪支等买卖；
3、违反特许经营规定的，如场外配资合同；
4、交易方式严重违法的，如违反招投标等竞争性缔约方式订立的合同；
5、交易场所违法的，如在批准的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
而关于经营范围、交易时间、交易数量等行政管理性质的强制性规定，一般应当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二、违反规章的合同效力
1、《九民纪要》关于违反规章的合同效力的规定
1999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即《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从司法解释层面确立了确认合同无效的原则，即不得以违反行政规章而认定合同无效。
《九民纪要》在解决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合同的效力问题的同时，还提出了违反规章的合同的效力问题，即第31条规定了违反规章的合同效力问题：“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在认定规章是否涉及公序良俗时，要在考察规范对象基础上，兼顾监管强度、交易安全保护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慎重考量，并在裁判文书中进行充分说理。”《九民纪要》的上述规定，似乎上突破了《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确定的确认合同无效的原则。
《九民纪要》规定，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该规定的起点是合同违反了规章，落脚点是违反的规章的内容涉及公序良俗，包括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
通过上述解读，我们认为，《九民纪要》的规定，表面上突破了《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确定的确认合同无效的原则，但其实质是规定了违反公序良俗的合同无效，实际上并未突破《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的原则。

2、“规章”有哪些？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规章？规章属于广义的法律范围，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部门规章，即国务院部门规章。《立法法》第八十条：“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第八十一条：“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
地方政府规章，根据《立法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第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二）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
3、《九民纪要》之“规章”是否包括“地方政府规章”。
《九民纪要》在相关规定中并未将规章进行区分，即区分是国务院部门规章还是地方政府规章，亦或是二者兼容。但考虑到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政府规章，而《九民纪要》并未提及违反地方性法规的合同的效力问题，从举重以明轻原则及保障法律适用统一性的角度考虑，不应包括地方政府规章。
且《九民纪要》第31条规定中表述为“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所列举的“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等方面，皆为国务院相关部门职权范围内，一般由国家层面制定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在全国范围内适用，地方政府一般无权制定相关规章。
综上，我们倾向于认为，不将地方政府规章包括在《九民纪要》规定的“规章”范畴。

Ⅳ 九民纪要生效时间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于今天正式发布。今年7月3日至4日，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在黑龙江召开，会议讨论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稿）》，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社会反响热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介绍，《纪要》从今年2月份开始起草到11月份出台，历时8个多月。期间多次专门调研，征求专家学者意见，书面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意见，同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纪要》中所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在理论界、实务界素有争议或分歧，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尽可能准确把握现行法律规定的精神，符合基本法理，贴近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情况，力求公平公正地处理纠纷，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对各方面的意见争取最大公约数。《纪要》的公布对于统一裁判思路，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增强民商事审判的公开性、透明度以及可预期性，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

【拓展资料】
《纪要》共计12部分130个问题，内容涉及公司、合同、担保、金融、破产等民商事审判的绝大部分领域，直面民商事审判中的前沿疑难争议问题，密切关注正在制定修改过程中的民法典、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等法律的最新动态，密切跟踪金融领域最新监管政策、民商法学最前沿理论研究成果。

《纪要》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对公司纠纷、合同纠纷、担保纠纷、金融纠纷、破产纠纷等案件审理中存在的争议问题统一了裁判思路。《纪要》回应了公司纠纷案件中“对赌协议”、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表决权限制、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义务人的责任、公司人格否认、公司对外担保等争议问题，明确了合同纠纷案件中合同效力、合同履行与救济以及借款合同中的部分争议问题。对于担保的一般规则、不动产担保物权、动产担保物权、非典型担保等问题，《纪要》也分别给予回应。《纪要》中涉及金融领域的部分包括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证券、营业信托、财产保险、票据纠纷案件审理5个方面内容，对其实践中存在的争议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为进一步审理好破产案件，《纪要》再次强调了破产审判工作总体思路和下一步工作重点，并就受理后债务人财产保全和执行程序的处理、重整中的债务人自行管理、重整中担保物权的恢复行使、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的有关问题、无法清算案件的审理与责任承担等内容进行详细阐释和明确。同时，《纪要》也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民刑交叉等突出程序问题进行了规范。

关于《纪要》的适用，民二庭负责人强调，《纪要》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

Ⅳ 我国民法典的通过时间是什么时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网络全书"，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通篇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等作出明确详实的规定，并规定侵权责任，明确权利受到削弱、减损、侵害时的请求权和救济权等，体现了对人民权利的充分保障，被誉为"新时代人民权利的宣言书"。
立法经过：
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力量起草民法典。此后，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立法活动被终止。
1962年，民法典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议程，并于1964年完成了草案(试拟稿)。后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
197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组织民法典起草工作，至1982年形成民法草案第四稿。虽然草案并未正式通过成为法律，但现行的民法通则都是以该草案为基础。
2002年1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民法草案。之后，由于物权法尚未制定，加之对民法草案认识分歧较大等原因，民法草案最终被搁置下来。
2014年11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
2015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着手第一步的民法总则制定工作，以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为基础，系统梳理总结有关民事法律的实践经验，提炼民事法律制度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引领性的规则，形成民法总则草案。
2016年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副秘书长、发言人傅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法典编纂工作已经启动，从做法上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制定民法总则，第二步是全面整合民事法律。民法总则的征求意见稿已经出来，预期6月份能够提请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6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了民法总则草案，标志着民法典编纂工作进入立法程序。
2017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2018年8月27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不再保留计划生育的有关内容，新增离婚冷静期。12月23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12月23日，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审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为体现对合同的保护，二审稿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2019年6月25日，栗战书委员长主持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和民法典继承编草案。12月20日，法工委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并将2017年已经出台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编入草案，重新编排条文序号，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提请12月常委会会议审议。12月23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春耀作关于《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修改情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编纂情况的汇报。据沈春耀介绍，民法典(草案)共7编，依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共1260条。12月24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审议民法典草案。12月28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民法典草案的议案，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请2020年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2020年5月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晨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Ⅵ 九民会议纪要在民法典公布后还适用吗

法律分析：只要不冲突的地方，肯定还适用啊。比如九民会纪要关于合同效力问题中，对于法律强制性规定，缩限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这种又不会随着民法典颁布而改变。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条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第三条 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Ⅶ 民事诉讼九民会议纪要可否作为定案依据

虽然《九民纪要》名义上不是司法解释, 但实际对法院审理资管纠纷所产生的影响恐怕不会亚内于司法解容释。关于《九民纪要》的法律效力, 最高院强调,纪要不是司法解释, 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但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 可以根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九民纪要》虽然不是部门规章这类正式的监管规则, 但所确定的“红线”也是绝对触碰不得的, 毕竟最高院都出文统一裁判规则了, 下级法院“顶风作案”逆着最高院的意思作出相反的判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Ⅷ 九民纪要是什么

就是：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由于第九次修改的会议纪要因此称为九民纪要。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针对民商事审判中的前沿疑难争议问题，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讨论决定。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出台，对统一裁判思路，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增强民商事审判的公开性、透明度以及可预期性，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正确把握和理解适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内容。

2019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重点对公司纠纷、合同纠纷、担保纠纷、金融纠纷、破产纠纷等案件审理中存在的争议问题统一裁判思路。

纪要共计12部分130个问题，内容涉及公司、合同、担保、金融、破产等民商事审判的绝大部分领域，直面民商事审判中的前沿疑难争议问题，密切关注正在制定修改过程中的民法典、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等法律的最新动态，密切跟踪金融领域最新监管政策、民商法学最前沿理论研究成果。

Ⅸ 九民纪要是什么

1.九民纪要就是《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是针对民商事审判中的前沿疑难争议问题，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讨论决定。需要注意的是，这份文件并不是严格意义的规范性文件，但其重要性却胜似法律法规，是现阶段司法实际操作指南。在此之前，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已依据民法总则制定了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的司法解释，而原依据民法通则制定的关于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只要与民法总则不冲突，仍可适用。
1、“因民法总则施行后暂不废止民法通则，在此之前，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
2、《民法总则》134.3：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3、前述《民法总则》134.3视为针对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
2.【民法总则与合同法的关系及其适用】根据民法典编撰工作“两步走”的安排，民法总则施行后，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的合同编、物权编等各分编的编撰工作。民法典施行后，合同法不再保留。在这之前，因民法总则施行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的纠纷，原则上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因民法总则施行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的纠纷，如果合同法“总则”对此的规定与民法总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例如，关于欺诈、胁迫问题，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只有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欺诈、胁迫行为的，被欺诈、胁迫一方才享有撤销合同的权利。而依民法总则的规定，第三人实施的欺诈、胁迫行为，被欺诈、胁迫一方也有撤销合同的权利。
另外，合同法视欺诈、胁迫行为所损害利益的不同，对合同效力作出了不同规定：损害合同当事人利益的，属于可撤销或者可变更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则属于无效合同。民法总则则未加区别，规定一律按可撤销合同对待。再如，关于显失公平问题，合同法将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作为两类不同的可撤销或者可变更合同事由，而民法总则则将二者合并为一类可撤销合同事由。
民法总则施行后发生的纠纷，在民法典施行前，如果合同法“分则”对此的规定与民法总则不一致的，根据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合同法“分则”的规定。例如，民法总则仅规定了显名代理，没有规定《合同法》第402条的隐名代理和第403条的间接代理。在民法典施行前，这两条规定应当继续适用。
1、根据新法优于旧法，民法总则先于合同法总则；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合同法分则先于民法总则，具体而言：
（a）按照民法总则，第三人欺诈胁迫如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也可以撤销；
（b）损害国家利益和损害其他人利益一样可撤销，而非无效；
（c）显失公平和趁人之危合并，现在需要显失公平+趁人之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