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天赋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网络全书”,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通篇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等作出明确详实的规定,并规定侵权责任,明确权利受到削弱、减损、侵害时的请求权和救济权等,体现了对人民权利的充分保障,被誉为“新时代人民权利的宣言书”。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同时废止。
② 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
公民(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公民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是公民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前提。具体讲,就是公民亲自参与民事活动,在具体民事活动中去设定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这就需要具备一定的意思能力,包括遇见能力和判断能力。这种能力是以智力状况为标准的。如果一个人能够理智地、独立地处理民事经济活动的事务,就是有意思能力的人,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公民的民事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所谓出生,按照我国医学界和法学界的观点,是指活着离开母体,婴儿一旦出生,就是我国的公民,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因此,人的出生关系重大,必须在出生证上记明出生时间。出生证是一种重要的法律文书,在不少法律关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证明作用。婴儿出生后,就成为我国的公民,享有民事权利能力,与成人一样成为民事主体,享有法律所规定的一切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
所谓死亡,我国法学界和医学界公认的观点,是指心脏停止跳动,停止呼吸。这是生命的绝对消失,又称生理死亡或自然死亡。就是其民事权利的消灭,再也不是民事主体,他(她)所参与的一切民事法律关系,均须终止。正常人的理智是随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发育、文化知识和社会经验的积累而发展的。但是有的人虽已成年,由于精神病理障碍而部分或完全丧失理智成为欠缺或丧失意思能力的人。因此,各国的民法都以公民的年龄和智力状况来划分其行为能力,在法律上产生不同的后果。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是生来就有的。而民事行为能力是随年龄的增长、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智力发展状况决定的。孩子作为未成年人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须由父母监护,所以,其犯错,多找家长问责。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三条 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第十三条 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第十四条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③ “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这句话是对是错
是的,出生就具有,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④ 民法典最后一条是什么
阳光照耀进有着茂密树枝延伸的庭院中,形成一道道光束,光束之中,细微的光点随之飞舞,令得整个庭院都显得通透无比。
牧尘盘坐在石椅上,一手托着脸庞,一手把玩着那粗糙的暗黑色玉简,他最终选择了这“大浮屠诀”,也为了他给予自己父亲的那个承喏。
不过对于这“大浮屠诀”,就连牧锋也不太清楚它究竟是什么品阶,只是模糊的说明这东西似乎极为的厉害,至于为什么会很厉害,他给的理由是,因为你娘很厉害很厉害...
娘很厉害很厉害?
牧尘眨了眨眼睛,牧锋能够白手起家的在这北灵境中打拼出这辽阔的牧域,成为北灵境有名的强者,其实说起来也算是挺不错的了,而那连他都说很厉害的话,那娘该是到什么程度了?
“娘那么厉害的话,怎么会看上老爹?”牧尘咧咧嘴,看来老爹年轻的时候,也与娘有过一场美好的邂逅啊,那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故事。
牧尘整理了一些纷乱的心绪,而后便是将目光投向手中的暗黑色玉简,十天后他便是要与柳阳交手,那家伙同样是灵动境初期的实力,并且还拥有着人级灵脉,虽然在灵路之中他同样遇见过拥有比柳阳更强的灵脉的变态,但灵路毕竟是有些奇特。
所谓灵路,其实便是一个庞大无比的试炼场,灵路的创建者,便是“五大院”,每隔三年,灵路便是会开启,而至于灵路名额的选拔也是颇为的奇特,这并非是人为选择,而是由一件名为“审判之镜”的神器探测而出,这种探测千奇百怪,但能够被这神器挑选而中的人,大多都是天赋绝佳之人,而一般说来,只要能够顺利的通过灵路的历练,便是能够顺利的晋入“五大院”修行。
灵路是由一片位面形成,在那片奇特的位面中,没有人能够动用任何能量,也就是说,在那灵路种,不论是灵气,还是那些从其他位面传来的斗气,元力等等,都是无法的动用。
进入灵路的挑选者,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生死险境以及残酷历练,在无法动用灵力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够凭借着单纯的肉体以及自己的敏锐以及智慧来化解各种危险,这种将人逼入死境的方式,倒的确是一种磨练人意志的好方法。
在进入灵路时,这些挑选者便是被告知,想要追求至高的力量,那就必须拥有着任何事物都无法动摇的意志,唯有掌控了这种意志,方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强者。
万千年以来,大多“五大院”中出来的顶尖强者,十之七八,都是曾经参加过灵路的试炼,由此可见,这灵路的历练有着多么的重要,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天才对此趋之若鹜的主要原因。
“五大院...”
牧尘手掌微微紧握,那个地方,他可是一定要去的,不仅仅是为了答应了她,而且,只有从“五大院”出来,他方才拥有着在那外面世界立足的资格。
对于外面的世界,牧尘知晓得并不多,但偶尔也是能够从牧锋那里知道一些,他所处的这个大千世界,浩瀚无尽,万族林立,北灵境在其中就犹如海洋中的沙粒,微不足道,而他们所处的这片大千世界,又联通着无数的位面,不过那些位面,都是只能称为下位面,因为这里的世界似乎比那些位面更为的高等,这大千世界,正是那无数位面的中心。
不过虽然号称下位面,但能够从下位面来到大千世界的人,却几乎个个都拥有着惊才绝艳的天赋,那必然是每一个位面之中最顶尖的强者,不然的话,他们不可能突破位面的桎梏。
牧尘有一次曾经在北灵院的高层会议中偷听到过一些有关那些自下位面而来的牛人消息,好像其中最为出名的,是两个人,他们的名字牧尘并不知晓,只是听说过他们的称谓。
炎帝。
武祖。
很霸气的称谓,虽然他们来自下位面,但按照牧尘的猜测,恐怕即便是在这大千世界中,他们也算是真正的至尊,那位武祖,曾在这大千世界掀起过天大波澜,据说他单枪匹马的冲进了在这大千世界算做庞然大物的冰灵族之内,而冰灵族倾族之力,竟是无法阻挡那手持雷杖的男人,那一战,惊天动地,此事传出,大千世界为之震动,而且传闻他这般惊天之举,只是为了救回他所爱之人。
那位潇洒的炎帝倒是相比而言比较低调,但传言他也曾经去过火灵族,而火灵族请出他们那位活了数万载的老祖出来,竟然都未能在这位炎帝手中取得上风,让得后者飘然而去,这倒是将那火灵族举族上下震得目瞪口呆。
这些来自下位面的至强者,即便是来到了这大千世界,依然风骚如旧,霸气尽显。
那外面的世界,方才是真正的精彩纷纭,令人心神荡漾。
只不过,牧尘也明白,现在他可还达不到那种层次,但是他相信,只要给予他足够的时间,他一定可以。
牧尘望着手中的暗黑色玉简,稚嫩的脸庞上,扬起一抹笑容,那么,就从它开始吧...
牧尘双手轻合,双目也是缓缓的闭上,掌心之中的暗黑色玉简,有着淡淡的温暖光芒散发出来。
视线黑暗,牧尘心神一动,催动着体内的灵气顺着手臂经脉,最后灌注进入手中的玉简之内。
⑤ 关于民法典的知识
民法典是指在采用成文法的国家中,用以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私法关系的法典。民法典以条文的方式,以抽象的规则来规范各式法律行为、身份行为。有的民法典会酌采习惯法作为补充规范的方式,此外也多半规定以当事人间私法自治的方式弥补各种法规的不足。
【法律分析】
民法典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宪法。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市民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法官裁判民商事案件的基本依据。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市民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法官裁判民商事案件的基本依据。现有民事立法存在主体多元化、法律渊源众多等问题,并未形成系统。民法典有上千个条文,涉及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多且复杂。如何将这些已有的法律法规串在一起,缺乏共识,需要处理好法典编纂和单行法的关系。此外,民法编纂,要借鉴国外有益的立法经验,更要从实际出发,反映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要求,在实践中需要权衡。全体公民民事权利平等的原则、绝对所有权制度、契约自由及过失责任原则等,这些都是代表着资产阶级的自然法领域中的“天赋人权”理论在此民法典中的体现。而私权神圣的核心就是所有权绝对。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条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第三条 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⑥ 民法对人权进行保护的一般原理
公民环境权概念的出现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人权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以及人们的环境意识的提高离不开的。20世纪60年代至今,环境权理论一直备受学界所关注。纵观各国,环境权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性、地区性以及各国法律的认可。当下,我国正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环境侵权问题,将公民环境权纳入法律体系中确认其基本人权性质和地位,并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必定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一、公民环境权的含义
从环境权的主体来区分,环境权之概念有广狭二义:广义的环境权,即环境权的主体包括公民、法人和国家等一切法律关系的主体;狭义的环境权,即环境权的主体只有公民。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蔡守秋教授认为环境权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环境权是指公民的环境权,即公民享有良好适宜的自然环境的权利;广义的环境权是指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国家在内的一切法律关系主体在其生存的自然环境方面所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蔡守秋教授所讨论的环境权是指广义的环境权,并以他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核心构建了广义的环境权理论体系。①
陈泉生教授认为,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②。他认为环境权的主体为全体人民,不仅包括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国家乃至全人类,还包括尚未出生的后代人。③
周训芳教授把环境权分为良好环境权和基于生存需要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权。良好环境权是指“当代和未来世代的人类个体和整体有在一个适合于人类健康和福利的环境中过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④;而基于生存需要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权是指“当今世代的公民基于生存目的而对自然资源的财产权利以及从事与自然资源有关的财产性活动的权利”⑤。
吕忠梅教授则坚持环境权私法化的主张,认为环境权仅指公民环境权,不包括所谓的“法人环境权”与“国家环境权”在内。基于这样的认识,她把环境权定义为“公民享有的不在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这一定义包括如下涵义:环境权的主体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环境权的对象包括人类环境整体,既包括天然的环境要素和人为环境,还包括各环境要素所构成的环境系统的功能和效应,如生态效益、环境的优美舒适等;环境权是一项概括性权利,它可以通过列举而具体化;环境权是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⑥
笔者认为,无限扩大环境权主体范围的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权范畴里最基本的问题,即公民的环境权如何才能得到有效的实现和保障。笔者赞同吕忠梅教授的观点,主张环境权主体仅仅只有公民,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因此将公民环境权定义为:当代人和后代人享有的不在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利用资源以及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寻求救济的权利。
二、公民环境权基本人权性质分析
公民环境权首先是公民的一项人权,它符合人权的基本属性。人权就是人之所以作为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公民环境权作为一种新生的权利,属于人权的范畴,它具有人权的属性,而且具有基本人权的本质属性特征。
(一)公民环境权的人权性质
目前学界对于人权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还存在较大分歧,但对于人权的本质属性还是达成了共识:历史性与时代性;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国内性和国际性。因此,既然公民环境权属于人权的范畴,那么它也具有人权的本质属性特征。
1.公民环境权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特征
人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性质因所处的时代、社会和国家的不同而不同。而公民环境权是伴随着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活动对环境和生态造成严重侵害而被广泛提出的。在人类生存环境尚未受到严重侵害时,人们不需要也不会提出环境方面的权利要求。然而,在人类生存环境遭到严重侵害以致威胁人类生存权时,人们也就要求自身应当享有环境权。与此同时,公民环境权的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有所不同,如在人类生存环境逐渐恶劣的情况下,公民环境权最重要的内容将是要求享有适合生存的环境的权利;而当人们拥有适合生存的环境时,公民环境权将以精神享受方面的环境权利为其主要内容。
2.公民环境权具有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特征
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对立统一的。作为公民环境权客体的环境利益是公共利益,同时也为每个人要求的个人利益。也就是说,当一种行为侵害了某个人的环境利益,就意味着对整个环境利益的侵犯。因此,公民环境权的整体性中又包含着个体性,其核心是人的生存权,是人成其为人或继续作为人生存的权利。公民环境权不同于传统民法意义上的私权,传统私权直接体现为个人的利益,公民环境权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即“社会性私权”,吕忠梅教授解释为“环境权作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新兴权利体系,本质上仍然是为保护公共利益而设定的权利,但其形式上却表现为公法和私法两个方面”⑦。正是由于这种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统一,使得个人和集体都可以行使环境权,而且公法和私法都可以对其进行保护和救济。
3.公民环境权具有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⑧这个一般原理为现代人权观念所公认。公民环境权也不例外,其具有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特征,是由公民环境权自身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所强调的,“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任何公民在行使环境权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其他公民的环境权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维护。因此,公民环境权的权利与义务是高度统一的。
4.公民环境权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特征
公民环境权的普遍性表现在:任何公民,无论其民族、种族、性别、语言、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如何,都应当平等地享有环境权;在一个国家里,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公民都毫无例外地应当平等地享有环境权。除了具有普遍性,公民环境权还具有特殊性。一方面,全人类除了在利益和道德上存在着一致外,其他方面都存在着矛盾和差异。另一方面,公民环境权的实现要受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种种条件的制约,因而公民环境权的法律制度模式以及实现其的具体过程就具有了特殊性。
5.公民环境权具有国内性和国际性的特征
环境问题的国际性特点使得公民环境权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所确定和保护。在1972年的联合国人权环境大会上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首次承认了环境权。1981年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中规定的民族权也包括环境权。一方面,各国正寻求通过参加国际公约、签订国际条约以及国际合作等途径来解决环境危机,推动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各国也通过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对本国主权范围内的环境权进行了界定和保护。因此,各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都在积极地保障公民环境权,这就决定了公民环境权具有国内性和国际性的特征。
(二)公民环境权的基本人权性质
关今华先生对于人权的分类,笔者认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从两个方面对人权进行了分类,即“一切人权”和“基本人权”。一切人权是指人类作为多种形态主体在从事个人、国家、社会和国际事务中所享有的平等、生存、发展、独立和自由的所有权利;基本人权则是指人类中的“人作为人”和“把人看作人”的属性相伴随并不因其身份、地位、民族、财产和实际能力等不同而应该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普遍的基本权利。公民环境权的基本人权性质具体表现在:
1.公民环境权具有不可或缺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人权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以及人们的环境意识的提高,如今,公民环境权的法律保护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享有健康舒适的环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要求。如果公民环境权没有得到实现和法律保护,那么人类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就无法得到实现和法律保护。
2.公民环境权具有不可取代性
公民环境权在人权法体系中具有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地位,它是一切权利的基石,更是一切权利的高度抽象和提升,其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因此,人类的生存环境倘若受到严重破坏以至人类无法生存的话,人的其他权利也就无法实现,即使这些权利实现了,也没有任何价值。
3.公民环境权具有不可转让性
不可转让性是指公民对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所利用的资源不具有选择性。公民环境权的实现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因此世界各国通过宪法和法律来确定公民环境权的法律地位并采取了相应的法律机制以保障公民环境权的实现。由于环境是无主的,资源是无价的,因而公民不能随意处分自己的环境权,即不仅不能放弃这一权利,而且不能把自己的环境权让渡给他人。
4.公民环境权具有不可剥夺性
公民环境权既是一项法律权利,也是一项自然权利,是“天赋”的,即“与生俱来”的,这种权利是基于从平等地尊重他人的道德原则的,公民对这一权利的需求也是伴随公民一生的。如果公民的该项权利被剥夺,那么公民也就丧失了其生存基础,所以任何公民不因任何因素而被剥夺其与生俱来的环境权。
5.公民环境权具有母体性
在以宪法展现权利的方式为标准对权利分类的时候,基本权利可以分为宣言的权利和包含的权利两类,包含的权利就是从宣言权利的母体中滋生出来的权利。⑩“环境权跟其他人权一样,是一个有多项子权利组成的内容丰富的权利系统”,理论上至少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子权利: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其中,环境使用权属于实体性的环境权;后面三项权利属于程序性的环境权。
三、公民环境权的法律保护
(一)公民环境权的法律保护中存在的不足
1.宪法中未直接涉及公民环境权
我国现行《宪法》第9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这是从强化国家职责的角度来确认国家保护环境的义务,虽然对促进国家代表公民更好地保护和治理环境有着积极意义,但由于《宪法》没有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角度来加以确认,也就无法直接推导出公民享有在得到保护和改善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中生活、免遭污染和其他公害困扰的权利。现有的这种宣言式的规范,过于原则,没有实体权利性质,因而对公民环境权的法律保护显得苍白无力。
2.环境法中未明确规定公民环境权
作为我国环境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没有明确规定公民环境权。该法第1条规定了立法目的,并未将公民提升到权利主体的地位。第4条、第11条也只是涉及到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职责。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环境保护法》对国家、公民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职责、义务规定得比较明确和具体,却没有对公民环境权的明确规定,也没有对能有效实现公民环境权益的公众环境参与做出明确的规定12。虽然该法第6条规定了公民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监管权利,但这基本上是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发生后的末端参与。总的来说,我国环境立法都过多地强调公民环境保护的义务,忽视了公民的环境权利。这种情况往往造成重大缺陷,一方面不能有效地防患于未然,防治环境污染的发生,一方面致使公民环境权得不到有效地保护和救济。
3.民事法律中未明确规定公民环境权
现行民事法律中缺乏对公民环境权的明确规定,对公民环境权的保护力度不足。公民环境权受到侵害时行使请求权的依据是《民法通则》第83条和第124条。按照第83条的规定,公民环境权受到侵害时,要根据相邻权的有关规定来处理。同时,按照第124条的规定,公民环境权受到侵害时,要根据债权请求权来保护其权利。这对公民环境权而言是很不利的。按照传统民法理念,任何人无权对与自己无关的财产提出权利要求,而环境是全体公民的公共财产,并不是某个公民的具体财产,所以当公民环境权受到侵害时是无法行使请求权的。同时,随着环境污染日益加剧,公民环境权益受损害的程度和范围也在不断地加深和扩大,传统的民事权利保护方式已不能适应公民环境权保护的需求,而且也不利于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例如,空气、水流、声响等环境因素具有流动性,因其形成的环境污染,当权利主体的地理位置不相邻时,就不能采用民法中的相邻权规定来进行调整和规制,也不可能依据财产权来处理,因为它财产权的作用范围更为有限。
(二)完善公民环境权的法律保护
1.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环境权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普通法律的立法基础和依据。我国应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环境权,为环境法律和民事法律将公民环境权进一步具体化提供立法基础和依据。与此同时,将公民环境权上升到宪法的高度也是与公民环境权的基本人权性质相适应的。将公民环境权置于宪法中进行确认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好处:(1)确认了公民环境权的基本人权性质;(2)为其他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和污染防治法律指明方向,以保障我国公民各项环境权利的实现,并“使公民环境权从应然权利到实然权利成为可能”;(3)使得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权利意识自上而下地得到增强;(4)不仅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丰富和发展,符合国际人权发展的趋势,而且对公民环境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法律救济提供理论基础和宪法依据。
2.将公民环境权具体化,修改环境法的相关内容
首先,在宪法确认公民环境权的基础上,《环境保护法》应该对公民环境权的具体内容做出规定,进行细化。这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环境法律制度,改善公民赖以生存的环境,保护公民环境权。
其次,《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应当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以改善环境质量和保护公民环境权益为根本出发点。建议在《环境保护法》中作如下修改:在立法目的中增加“可持续发展”、“维护生态平衡”的内容;在适用范围方面,在环境定义中增加其他非生物资源、湿地和能量;在环境政府责任方面,增加目标责任制、考核制度和奖惩措施及在环境基础建设中的责任等内容。
再次,《环境保护法》应当对公众环境参与制度做出明确规定。一方面,将公众参与的途径和范围具体化、制度化。公众参与制度是公民环境权的主要内容,也是公民参与环境管理和重大环境问题决策的权利,因此应当以环境基本法的形式加以规定。另一方面,应当鼓励和支持社会环保团体开展环境保护,建立公众参与和政府行政管理相结合的环境保护制衡机制。因为环保团体既能满足公众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需要,又能帮助、配合政府开展保护工作、预防官僚腐败。
3.整合公民环境权的民法保护体系
首先,建立环境物权制度。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的迅速增长,环境资源越来越稀缺,人类的生存利益与经济发展利益在对环境的需求上开始形成对立、竞争。在此种情况下,社会有必要对人类的这两种利益做出制度性安排,通过权利的重新配置来解决这样的矛盾和冲突。环境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总和,其资源属性不仅与一般资源存在差异,而且具有物质形态的双重性。吕忠梅教授也认为,环境资源的两种物质形态是民法与环境法得以存在的基础,衡平这两种形态的利益关系的方法则是将环境资源保护纳入物权制度之中,建立环境资源的生态性物权保护机制。
其次,建立环境合同制度。目前,各种形式的环境资源交易合同在社会现实中已经出现了,随之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如何认识这些合同的性质以及合同法中的地位。那么笔者同意吕忠梅教授的观点:从“意思直治”的客观性角度,确立从自由到公平的价值判断标准,建立环境合同制度是可行的。环境合同,是指以环境资源利用权、使用权为标的的交易。如排污权交易、自然资源用益性权利交易、度假设施使用权交易等等。它的本质是为实现国家环境管理权和公民环境权的沟通和协调,是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的平衡,也是环境资源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
再次,建立环境人格权制度。环境资源是具有人格利益属性的,比如:自然景观具有美学与文学价值、自然历史价值;人类在自然环境中获得身心享受等等,这些都是人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精神需求。环境人格是以人类的环境利益为内容的,一方面,它是人类的自然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也是人类的社会地位的象征。因此,在民法典中对人格概念进行扩展,确立环境人格权,将环境利益纳入人格权法的保护范围是十分必要的。环境人格权的建立,不仅满足了公民对环境资源和生态资源的生理需求和精神需求,弥补和缓和了传统物权法中相邻关系保护的局限性和物权法定原则的僵化性,而且有利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关系的法定化、生态化。
此外,建立环境侵权行为规则。环境侵权具有损害间接性、多元参与性、受害人数多、延续时间长和危害后果严重等特征,跟传统侵权行为相比,它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因此,环境侵权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原则、举证责任倒置、因果关系推定、共同危险责任等特殊救济制度,在救济程序上也不同于传统侵权行为,有必要建立新的侵权行为规则。
当下,我国宪法、环境法和民法均没有明确确认公民环境权,使得我国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环境侵权的趋势得不到有效的法律控制,公民环境权也就无法得到很好的法律保障。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公民环境权纳入我国法律体系中确认其基本人权性质和地位,将环境权的主体限定为公民,并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环境权;将公民环境权具体化,修改环境法的相关内容;整合公民环境权的民法保护体系,建立环境物权制度、环境合同制度、环境人格权制度和环境侵权行为规则。
⑦ 平等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它要求,不论人的天赋、才能、机遇如何,通过民事活动产生的结果应是均等的。
结果不一定相等,但机会一定要相等。
⑧ 民法典的基本内容
民法典主要内容包括总则篇、物权篇、人格篇、婚姻家庭、继承篇以及侵权行为等,国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并对相关情况进行符合实际的修改和完善,而形成了民法典的相关内容,具体情况结合实际而定。
【法律分析】
民法典是指在采用成文法的国家中,用以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私法关系的法典。民法典以条文的方式,以抽象的规则来规范各式法律行为、身份行为。有的民法典会酌采习惯法作为补充规范的方式,此外也多半规定以当事人间私法自治的方式弥补各种法规的不足。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市民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法官裁判民商事案件的基本依据。现有民事立法存在主体多元化、法律渊源众多等问题,并未形成系统。民法典有上千个条文,涉及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多且复杂。如何将这些已有的法律法规串在一起,缺乏共识,需要处理好法典编纂和单行法的关系。此外,民法编纂,要借鉴国外有益的立法经验,更要从实际出发,反映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要求,在实践中需要权衡。全体公民民事权利平等的原则、绝对所有权制度、契约自由及过失责任原则等,这些都是代表着资产阶级的自然法领域中的“天赋人权”理论在此民法典中的体现。而私权神圣的核心就是所有权绝对。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条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第三条 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⑨ 民法的性质
论民法的性质
【内容提要】民法的性质集中表现为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市民社会是纯粹由个人作为主体参与的社会,是法律主体的生存之本。民法是私法,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仍然是法律的一种基本分类。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
【关 键 词】民法/性质
【 正 文 】 民法乃一国法律体系中之基本法,与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共同构成一国之部门法体系,为最重要的法律部门之一。
一、民法的性质:市民社会的法 民法的性质表现在四个方面: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民法是私法;民法是实体法;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其中,市民社会的法是民法性质的集中体现。
(一)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 通过对民法一词的语意与渊源考察我们已经得知,民法者,实乃市民法之简称也,而市民法者,当为市民社会之法也。何谓市民社会?社会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存在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依两种方式发生,一种是直接面对其他社会成员而发生,包括家庭成员,另一种是通过国家这一中介而发生。由此形成两种社会关系,前一种社会关系因直接发生于社会成员之间,故其有关内容取决于社会成员个人的意志,而后一种社会关系通过了国家的中介,国家必将其意志体现在其中。体现社会成员个人意志的社会关系当以个人或私人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而体现国家意志的社会关系当以国家或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由此,人所参与的全部社会关系不外乎此两种类型,而社会也就因此可以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证上划分为两种,一种为纯粹由个人作为主体参与的社会,即所谓市民社会,而另一种为有国家参与的社会,即所谓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而规范政治社会关系的法律就是公法,它以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为目的。所以说,民法(市民法)是关于市民社会的法。
(二)民法是私法 “民法是私法”这一判断在今天已是学界之共识,然而这一共识的取得在我国却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当然,在认识上有一个发展过程, 这是完全正常的。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尽管向无统一的标准,有利益说、效力说、主体说、统治关系说、意思说等,但自罗马法以来人们都承认将法作这样的划分,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即指出:“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和私法。公法设计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设计个人利益。”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公法就是关于政治权力的结构、 行使、效力等的法,而私法就是关于市民权利的取得、行使、效力、保护等的法。一般认为,私法即指民法或民商法,公法则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各种诉讼法等。究其实,私法乃关于私权利与私人利益之法,正如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指出的:“私法是关于个人相互间的关系的法,所以观察个人相互间享有某种特定权利和负有之司法是否适合法律的秩序,就是私法规定的立法着眼点。私法所保护之法律的秩序,主要是该关系当事人之个人利益。
(三)民法是实体法 实体法与程序法也是法律的基本分类方法之一。其划分标准在于法律的内容是规定法律主体在社会关系中的本体性权利义务还是规定法律主体在以司法机关为主导的诉讼关系中的程序性权利义务,如属前者则为实体法,如属后者则为程序法。是故,实体法乃决定了法律主体在发生常态交往时的具体权利义务,程序法则决定了法律主体在发生异态交往时即纠纷状态时的诉讼权利义务。民法之内容在于规定私法主体在市民社会交往中具体的财产与人身方面的权利义务,所以民法属于实体法。
与民法这一实体法对应的程序法是民事诉讼法(包括仲裁法)。学者多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看作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或主法与助法的关系,自不无道理,然须注意,程序法自有其价值与生命,而程序公平与程序正义本身即为法律公平与正义之应有之义,切不可以主助关系而牺牲程序价值以求实体价值。
(四)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 按照经典经济学家的分析,可以综合出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即:社会分工;身份独立;交换自由。而民法既是直接在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产生的,又反过来最直接地促进了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以说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
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首要条件,正如经典经济学家所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民法的所有权制度就是私有制的法律反映,所有权是市民社会主体独立人格的物质前提和保障。而由所有权演变而成的他物权制度又进一步丰富了所有权的实现途径,促进了社会分工。
交换不仅须有身份平等的主体,而且须有贯彻这种平等身份的形式或媒体,使人们能将自己的自由意志充分体现在交换的形式与内容中,从而使产品和社会财产的流转能最大限度地符合人们的利益追求,使人们的经济活动最大可能地接近价值规律的要求。这便是民法的契约自由制度。
由此观之,民法的确是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⑩ 论民法。
“民法”一词源于罗马法的市民法(Jus civile)。1868年,日本学者津田真道将荷兰语“Burgerlykregt”译为“民法”。 在明治之初,学者箕田麟祥翻译法国民法典(Code civil)时采用“民法”一词。德国民法典叫“Bürgerliches Gesetzbuch”,罗马法“Juscivile” 、法国“code civil”直译都是“市民法”,荷兰语“burgerlyk ”与德语bürgerlich”都是“市民的”的意思,相关法律都可译为 “市民法”(注:参见〔日〕星野英一《民法的劝解》,第70—71页。岩波书店,1998年。)。日本虽译为“民法”,但民法理论均承认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即市民法。“民法”一词清末传入我国。新中国民法理论因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更不承认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法公法化,因此不讲民法是“市民法”,也不使用“市民”一词。从语源分析,我国民法也是市民法。
市民社会,在古代西方是指市民的共同体——国家,是指政治社会。中国古代和欧洲中世纪,不存在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中世纪末期,出现了从事商品经济的市民阶层,即第三等级。从19世纪开始,“市民社会”被用来专指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种种政治性支配下获得解放的近代市民阶层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脱国家脱政治的领域”。市民是平等自由的、具有独立人格的财产所有者。调整市民间关系的法被称作市民法,是由私的所有、合同、法的主体性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注:参见〔日〕吉田克己《现代市民社会的构造与民法学的课题》,《法律时报》69卷6号。)。
资本主义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社会,被称为是“天赋人权、人赋国权”的社会,其理论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近代的市民社会”,始自1790年的产业革命,到19世纪末进入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民法在立法上虽然规定人人平等,但具体规定并不平等,家长制被保留下来,妻、未成年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均受封建的家长制的限制,经济上也不享有独立的平等的所有权,不能独立订合同,但较古代市民社会和中世纪专制等级社会进步。近代市民社会的基础是家庭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保留家长制。随着家庭经营向现代化大生产的过渡,家长制逐渐削弱并最终崩溃。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的市民社会”,现代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公司制使家长制丧失了存在的经济基础,民法逐步得以修改,逐渐实现了法律上的平等。特别是二战之后,美、英、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基本消除了性别、种族歧视,市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基本实现。日本是封建传统比较顽固的国家,在民法实行100 年之际(1898年7月16日施行), 社会各界关于修改民法及其他法律中对妇女的歧视条文的呼声很高。学者认为日本虽进入现代市民社会,但尚未真正建立起现代的市民社会(注:参见〔日〕吉田克己《现代市民社会的构造与民法学的课题》,《法律时报》69卷6号。)。
社会主义是否是市民社会?社会主义民法是否是市民法?这些有待取得共识。一些人持怀疑态度,说到底是怀疑发展市民社会是发展资本主义,将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市民社会,是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既然市场经济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市民社会也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疑虑是没有必要的。不仅如此,社会主义要发展民主、依法治国,均应以成熟的市民社会为基础。就此而言,社会主义更应发展市民社会。社会主义要发展市民社会,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继承了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中的合理因素,批判了其错误方面。继承黑格尔的合理因素,主要是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均将市民社会看作是私人利益的体系,认为个人是市民活动的基础,也重视在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作用。但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作出了与黑格尔截然不同的结论,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依附于国家,而马克思认为国家以市民社会为基础。马克思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 它们是国家的 condito sinequa non(必要条件)。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马克思又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相对分离的,法国革命已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但他又认为仅有政治解放还不够,还必须废除私有制,实现社会解放才能达到人类的真正解放。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只有政治解放,即市民社会从封建的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还不够,还必须废除私有制,实现社会解放,而社会主义恰恰是废除了私有,实现了市民的社会解放。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更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国家。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因此,财产权不完全是私的财产权,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国有企业,社会主义主要是国有企业加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但这不妨碍社会主义的个人与法人成为市民,因为他们都可以享有独立的财产权。从私的所有发展到独立的财产权,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一个区别,也是资本主义民法与社会主义民法的一个区别。就市民的平等地位而言,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根除了家长制,男女平等,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另一个不同,也是社会主义民法的特点。但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即国家均有矛盾。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存在广大市民与垄断财团的矛盾,实质是工人阶级与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对立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另一矛盾是由前一矛盾决定的,即受垄断财团控制的国家官僚机构与市民社会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就是广大市民与垄断财团、与国家及其官僚机构进行斗争,使国家经济、政治活动的中心由垄断财团控制、国家中心主义和官僚中心主义发展为以市民活动为中心,这一发展趋势具有积极意义,甚至可以说有走向社会主义的意义。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即国家的矛盾,是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所致,是该体制的遗留问题。计划经济否定市民社会,企业受制于国家计划,依附于政府,没有独立的法人格。改革开放之后,实行法人制度、实行公司制,但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即刻根除,只能逐步加以消解,现在,行政部门对企业财产的控制、对企业干部的控制,尚未使企业真正独立,这就决定我国民法的任务及其他相关法律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确立企业享有独立的财产权,就是要建立有效的现代企业法律制度,保证按民主的程序选任企业干部。尽管矛盾不同,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发展,共同趋势都是从国家中心或官僚中心发展到以市民活动为中心。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不同市民社会的矛盾决定着民法的任务。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就必然是调整私人间关系的法,即私法。私法除民法外,还有商法。民法为一般私法,商法为特别私法。我国以往的民法理论,由于不承认市民社会,因此,不承认民法是私法,关于民法的定义,被说成是调整平等社会关系法律规范的总称。这样的定义无非是指出了调整对象和一堆法律规范,与调整对象同语反复,没有太大区别,学理上也未与商法相对区别,是从法规范的外观解释法,没有揭示出民法的社会基础,没有揭示出民法的本质。从本质上给民法下定义,应解释为“民法是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