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司法改革

『壹』 政法干警的由来

政法干警的由来

中西部首次大规模招录基层政法干警由来
悄然开启政法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 有望解决基层人才断档和进人“暗箱操作”问题
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小王，是2008年应届毕业生。这些天，他一直在为找一个称心的工作而四处奔波。令他兴奋不已的是，7月15日，一则“14个中西部省区市基层政法机关、25所政法院校面向社会定向招录5160人”的消息，让他从小就有的当警察的梦想，终于有机会如愿以偿了。
“只要参加一次考试，就有可能既会有工作，又能拿到学位。这对我来讲，无疑又多了一条就业的出路。”小王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对记者说，招考公告发布当天他就在网上报名了，眼下他要认真准备迎接8月份的考试。
这项被称之为“一手推开‘两扇门’”的改革，今年除了招录1120名普通高校应届生外，还面向退役士兵招录4040人。这意味着2008年政法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大幕已悄然开启。
“改革政法院校招录培养体制，严把人员进口，这是从源头上提高政法干警素质，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根本大计，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7月23日，中央司改办负责人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这位负责人表示，随着这项改革试点的推开，将有力解决政法队伍招录体制不科学，政法院校招生培养制度与政法机关用人需求联系不够密切，政法教育资源浪费等一系列问题，促进政法队伍建设又好又快均衡发展。
提高政法队伍整体素质的需要
政法队伍不同于普通的公务员队伍。和平年代，这支300万人的队伍，担负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神圣使命，随时可能流血牺牲。
据分析，在当今世界大变革大调整，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政法队伍建设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同时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越来越强，权利诉求越来越高，对政法队伍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标准；社会治安形势日益复杂，新型犯罪层出不穷，社会危害性加大，对政法队伍的执法能力和管理水平提出了新的更大挑战；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人们思想的独立性、差异性、选择性、多变性加剧，对政法队伍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产生新的更大冲击。
在这些挑战和冲击面前，政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执法能力还不完全适应。
“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最后一道防线不牢固，公平正义得不到保障，社会就无法和谐。因此，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在全部政法工作中，队伍建设是根本，也是保证。”中央司改办负责人如是说。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法机关要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没有一支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政法队伍是不行的。
“为培养政治业务素质高、实战能力强的应用型、复合型政法人才，从根本上规范政法机关进人机制，中央决定对政法院校招录培养体制进行改革试点。这是从根本上提高政法队伍整体素质的需要，也是优化政法教育资源配置，更好地把教育培养与使用相衔接的需要。”中央司改办负责人说。
据介绍，今年以来，中央司改办按照党的十七大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部署，积极组织中央和国家机关各有关部门深入开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调研工作。
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努力，6月23日，中央政法委会同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财政部、公安部、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11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2008年政法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将此项改革试点付诸实施。
开辟基层政法机关进人新渠道
从退役士兵和大专院校毕业生这两大人群中选拔优秀人才，对他们进行择优招录和专门培养，毕业后进入基层政法机关工作，成为此次改革试点的最大亮点。
有识之士认为，此举开辟了一条选拔政治业务素质高、实战能力强的应用型、复合型政法人才的新途径，也开辟了基层政法机关进人的新渠道。
对此，中央司改办负责人解释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还不平衡，东西部有着很大的差异，公安、检察、法院等政法机关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也不一样。由于工作的需要，法院、检察系统招录的往往都是大学本科以上的人才。公安系统从退役士兵中招录政治性强、经过军事训练具有专业素质的人才，更多的是考虑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的需要。
这位负责人强调，在这项改革试点推进中，要紧紧围绕加强政法工作和政法队伍建设的大局，从政法工作职业特点和我国国情出发，以造就政治业务素质高、实战能力强的复合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经过政法院校的职业培养，向政法机关特别是西部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基层政法机关提供长期、稳定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据介绍，招录有序、公开公正、统考择优、定向培养、严格管理，是此次改革试点工作的原则。
招录有序：试点工作要在编制、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和政法部门统一协调下进行。认真落实编制，研究制定招录计划，精心组织好报名、资格审查、考试和录用，以及学生在校学习、管理、毕业定向上岗等项工作。
公开公正：各有关部门在制定试点工作相关政策时，要坚持充分体现程序公开公正的原则，确保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平等竞争，确保有利于各部门的相互监督，坚决杜绝招录工作中的不正之风。
统考择优：试点采取入学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一并统考的方式，由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教育部门组织，择优录取。
定向培养：试点班一律采取定向培养方式，报考即定向、定单位，学生毕业一律按入学时确定的定向单位到县(市)级以下政法机关工作，重点是中西部地区。
严格管理：各相关部门、政法院校应按照试点工作方案，严格管理，严肃纪律，确保培养学生的政治业务素质。
据悉，今年在25所政法院校招录培养5160人。其中，法院系统320人，检察系统240人，公安系统4360人，司法行政系统240人。学员毕业后，要求原则上在基层服务的年限，入校时高中起点的，不少于10年；专科起点的，不少于8年；本科起点的，不少于5年；研究生以上起点的，不少于3年。
如何培养更高素质的应用型政法人才，成为承担试点改革培养任务的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25所政法院校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就要求他们针对不同的培养需求，探索新的政法人才培养模式。
记者从试点实施方案中注意到，试点班开设的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三类试点，在专业和课程设置上，突出政法实务方面的教学、训练内容。在培养模式上，以政法业务综合素质培养为基础，以职业精神、基本技能和专业能力教育培养为核心，探索教、学、练、战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不少政法干警向记者表示，此次改革试点，除中部的山西、东部的广东外，培养人员全部定向输送到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区市的县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监狱劳教单位，不仅可以重点解决西部基层政法人才断档、警力不足和素质不高的问题，还有望解决长期以来县级以下基层政法机关进人“暗箱操作”的问题。
三项措施保障政法队伍进人机制
通过司法体制改革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既是一个新的命题、新的挑战，也是一个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中央司改办负责人还从三方面介绍了政法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的设想：
在保障措施上，政法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应以编制保障为前提。今后中央给政法部门的增编以及自然减员指标，除特殊情况外，用于招录进人的，必须通过政法院校招录模式使用。
在经费保障方面，改革招录的学生不收取学费。学生培养经费和基本生活补贴，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全额保障。
在定向培养的保障方面，一是要严把定向培养关。确保培养的毕业生全部输送到定向单位，真正充实到基层，不允许以任何名义改派，或以借调、帮助工作之名义抽调到上级单位。二是要严格组织纪律。招录和毕业分配去向一律公开，如有违反，对责任单位和有关人员要予以严厉查处。三是签订服务协议。在校期间无故中断学业，或毕业不服从定向分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四是明确服务年限。
中央司改办负责人表示，政法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涉及众多领域，情况复杂，任务繁重，采取统筹规划、试点推进的方式进行。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试点，发现问题，完善思路，促进政法队伍进人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贰』 司法考试改革成法律职业资格后报名条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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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条件暂无变动公告。
报名条件 1.符合以下条件人员，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4）高等学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学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 （5）品行良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自治县（旗），各自治区所辖县（旗），各自治州所辖县；国务院审批确定的十四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所辖县（市、区）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县级市、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中部六省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的县（县级市、区）（不属于国家或者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的县级市、区除外）；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西部九省、自治区所辖县（市、区）；重庆、陕西省（市）所辖县（包括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级市、区和享受民族自治地方政策的县级市、区）；西藏自治区所辖市、地区、县、县级市、市辖区，可以将报名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学校法律专业专科学历。放宽报名学历条件的适用以报名人员户籍为准，期限截至2016年12月31日。 普通高等学校2014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持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或者国外高等学校学历学位证书报名的，其学历学位证书须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符合报考学历学位条件的，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已经办理报名手续的，报名无效： （1）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曾被国家机关开除公职或者曾被吊销律师执业证、公证员执业证的； （3）被处以二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期限未满或者被处以终身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 （4）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者以其他形式骗取报名的。 3．已经领取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人员、已经领取B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但尚未取得高等学校本科以上毕业证书人员，不得再次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如有疑问，欢迎向天星培训网络知道提问。

『叁』 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几天的新闻

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阴影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除障碍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施行后，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第一类诉讼代理人，也是专业诉讼代理人，使基层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生存发展的希望和空间。然而在具体的执行中，受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的影响，作为享有审判权的人民法院仍然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行为存在着歧视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在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的诸多观点。正是由于有吴博士观点作支撑，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当事人承办申请执行事务时，才遭到拒绝。
细探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和理论依据，作者发现这个批复的出台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经失效的或需要修订的部颁规定，它的出现使无数有作为、能够为“非辖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的基层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为了基层从事法律服务的同行能够正常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为了司法部高层能听到最底层的声音，作者从四个方面谏言，希望司法部决策层能够及时作出反应，以消除司复[2002]12号批复产生的阴影。
一、从深圳两级法院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不同做法，看两级法院法官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差别执行。
2011年3月以来，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务所执业的作者，开始为以北京人为主的17名出借人，远赴深圳市的两家法院承办被告为深圳市三家私营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案件总量为54件，涉案金额为986万元。由于该案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作者先后在深圳两家基层法院进行了4批次的诉讼，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决书全部发生效力。两批17案已经中止执行，准备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
2013年9月2日，当作者持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等五省市区16名委托人签发的授权委托书、本所的专用函和本人执业证，再次踏进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立案楼，代理这些当事人承办37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事宜时，被负责承办执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层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辖区外的案件而拒绝接受相关诉讼文书。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区、罗湖区法院无论是起诉当初的代为立案、出庭代理诉讼，包括前两批17个案件的申请执行，都没有因为作者是一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下简称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门外。
作者向这位女法官再三说明为这些当事人代理诉讼，并不是第一次来深圳，且已经生效的这37案判决书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这位法官依然坚持她执行的正是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
而作者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作者认为，既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已经通过立法确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地位，就不应当看着已经过时的老黄历，再拿已经失效的批复作挡箭牌。况且，十年前司法部一个批复怎么能对抗立法机关的规定，任凭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这位法官还为作者支招说，可以由当事人推举诉讼代表人亲自前来法院立案，以解决法律工作者代理权受限的问题。
由于作者在福田、罗湖区法院分别代理的前两批共17件案件已经中止执行，将进入破产还债程序，作者带着草拟的相关诉讼文书来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教。并与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讨进入破产还债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权时，接待法官请示领导后明确答复，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不会受到限制。
在深圳这座高度开放的城市，两级法院审查立案的法官对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说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有正确的认识，业务素质更过硬，同时反映出执法者对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着不同认识。
为了争取37案执行阶段的代理权，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与这位法官交涉。承办法官认为自己无权决定，请示负责立案审查的领导。这位领导很负责任，不仅与作者进行了沟通，还给深圳市中级致电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权的问题，确认作者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后，又给其他基层法院打电话了解对类似情况的做法。最后女法官作出答复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层法院就这么做，并以龙岗、罗湖区等法院都是这种做法为由拒绝。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给个书面答复，该法官答复可以，但须领导给出编号。等了好大一会儿，该法官告诉作者，已请示领导不能给予书面答复，也拒不接收相关诉讼文书。为了说服作者，这位法官还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作为其拒绝的依据。
两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其直接后果便是影响当事人权利的实现。为了节省资源、节约时间，征得委托人代表同意后，作者与深圳市一家规模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将这批37案的执行事务转交当地律师代理。
作者代理的诉讼案件，真正符合“本辖区”条件者少之又少，也没有被拒之门外。这是作者本人从业24年来，因法院执行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第一次被法院剥夺诉讼代理权。
二、其实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当时引用的条文已经失效，却在之后的十余年间仍大行其道，且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不顾法律工作者当时已经走向法律服务市场的现实，援引的又是已经过时、失效，且存在立法技术缺陷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颁布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总则部分第六条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应当立足基层，主要面向本辖区内的政府机关、群众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务，服务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时有效”，根据该条的规定，已经明确定位为“主要面向本辖区”，而没有限定非本辖区。却在分则部分的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出现“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限制性的规定。
从立法技术层面看，如果分则部分的规定违反总则部分的规定，应当作为无效条款来看待，却在当时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况下，加上拟稿人、审稿人法学理论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严谨的规定。因为法律服务业本身包括诉讼代理服务业务。事实上，当年中国的法学人才已不再匮乏，司法部应该有一批法学专家、法律专业人才。如果当时有人能够意识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术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发布之前将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删除便可。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项规定出台的历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样拿着政府的工资、使用着政府的经费，穿着与公安、司法助理员一样的警服，还从事着非法律服务工作，其工作性质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时应当肯定，当时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正方兴未艾，多数法律服务工作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出台“工作细则”在特定时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制定的基础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根据暂行规定第九条“乡镇法律服务所实行‘有偿服务，适当收费’”的原则。……那时还没有全面推行“两不四自”。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司法部当初的本意已经是鼓励、扶持这个行业的发展，而不是进行打压、限制它生存、发展的空间。
之后，司法部又倡导“不占编制、不要经费”，提出法律服务所走“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道路，其意图正是为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创造条件。当时对法律服务所代理诉讼业务加以限制，更多的顾虑可能来自对法律工作者业务能力的担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那么到2000年4月1日之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这部曾经指导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建设、发展的部颁规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础。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这部新制定的部颁规章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做法是，将“乡镇法律服务”变更为“基层法律服务”，两字之差确实是一种进步。按照常识和发展的眼光，曾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相配套的细则、解释，如不修改重新发布便将作废。
十分遗憾的是，就在新规颁布实施9个月之后，司法部竟不当引用效力待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
这份批复是“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
根据逻辑学大提前错误，其推出的结论必然错误的基本原理，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础的情况下，作出“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结论肯定错误。
然而，正是因为这个批复的存在，将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影响了十余年，给工作优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的却是灾难性后果，它束缚了有能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手脚。其间，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否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的请示》(苏司办2002)69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过长期深入的调研，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发现，“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诉讼代理人的地位，明确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于1991年针对政府拨款的法律服务所而制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却依旧未改，仍令行于当今自收自支的合伙制法律服务所”。孔维克委员同样认为，“这一限制性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工作者列为诉讼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综合评价这个批复，不仅没有起到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的作用，没有给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工作便利，反而给没有执业资格的其他人员代理诉讼留下了存活的空间。从现实意义看，它的存在将制约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顺利实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的拌脚石，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吴兆祥博士对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及性质所持之观点，既没有考虑法律工作者产生的历史背景，更没有发现《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缺陷，也忽视了已经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务所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更没有从发展的眼光正视民事诉讼法作出的新规定，所发言论颇具消极意义，对法律工作者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产生的影响深远。希望吴老能够更新观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地位。
《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简称吴文）认为，“基层法律工作者主要业务包括代理参加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活动。但是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复[2002]12号）《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规定：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这是在代理诉讼业务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的主要区别。（见吴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认为，吴兆祥博士可能没有认真研究中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史，也忽略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更没有根据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细梳理新法与旧法的关系，上位法与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没有质疑该批复是否合规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因而才作出“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诉讼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结论。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还指出“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是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见吴文P117倒数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对“公民代理”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颁规章已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执意要把基层法律工作者划入“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显然是对取得执业资格的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行为的不尊重，或者说是对基层法律服务整个行业的岐视，也没有将司法行政机关核发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当回事。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后指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诉讼代理人，就其诉讼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为公民代理，还是成为一种独立的代理人类型尚需进一步研究。（见吴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认为，从吴兆祥博士的说法可以看出，吴兆祥博士显然是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没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机关已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同一层次的诉讼代理人，说明双方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师就是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还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资格的渠道、条件不同，核发证件的部门不同，而称谓有别。但发证机构都是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领导下的两个工作机构。若再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显然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试想，如果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机关真得采纳了吴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见，在修改《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或更高级别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条例》、《基层法律服务法》时，真将其观点溶入其中，那么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基层法律工作者将再无出头之日。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机关作出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与律师并列的民事代理诉讼地位变成一纸空文。
为此希望吴兆祥博士能实身处地考虑一下基层法律工作者面临的现实困难，在《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再版时，将第十一章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以免继续以误传误，成为各级法院法官阻碍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代理诉讼的挡箭牌。
四、要改变人们的偏见，最终须从顶层设计着手，取消这些不适时宜的规定。在新规一时难以出台的情况下，最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废止司复[2002]12号批复，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施行以来，基层法律服务业本来已经步入了正轨，法律工作者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正如吴博士称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组织了首次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统一考试。2000年底，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共有工作者总数达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达到57561人，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的47%。”（见吴文P117倒数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却如当头一棒，给正在处于发展时期的法律服务业戴上了“经箍咒”。
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服务群体，多数同志完全能够胜任民事诉讼代理业务。却让他们各自为阵、划地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执业证确定的执业机构所辖区域内从事代理诉讼业务。
就此河南律师马玉峰认为，司复[2002]12号批复，对法律工作者的执业地域进行限制，即“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如果双方当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执业的辖区内就无权代理案件。那么就明确禁止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地办案，成为好些律师、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认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今天，乡镇、城区街道基层法律服务要发展、要生存，就应当适应市场需求，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服务。作为市场主体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不应当拒绝非区域当事人的服务请求，同时也没有理由拒绝为非区域当事人提供服务，如此做法势必剥夺了法律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当今交通、通信如此发达，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执业区域”限制事实上已成为不可能。
再则，法律服务所既不是行政机构，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职能，也没有任何上拨经费，它不会将有服务需求又送上门的客户拒之门外。
作者认为，这样规定并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制约了服务所的业务来源，给并不景气的法律服务所带来生存压力。无须讳言，业务开展较好的法律服务所没有一家不越过这条“红线”去执业。而没有能力代理诉讼，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将法律服务所设在当事人的家门口也没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务所，如真严格司复[2002]12号批复的规定，可能早已关门停业，改行另谋生路。事实上，全国多数地区的法院包括北京市，并没有因为非辖区当事人委托的案件而限制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连深圳市两级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确实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
多少年来，为了法律服务所的生存与发展，无数的法律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法学界专家奔走呼吁，撰文立说，试图改变法律工作者当前的命运。列举如下：
2008年6月4日，《记者观察》杂志记者张鹏在《10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面临存废之争》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认为，国家既然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颁发了“准生证”，就应当允许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这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工作权！”
2008年6月1日以后，部分省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要求与司法部高层领导人就“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问题进行对话，却至今没有下文。因为法律工作者没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无法通过上级协会向司法部高层表达诉求。
当年4月3日，作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蜀汉法律服务所主任李双德与司法部公证律师工作指导司基层法律服务处处长蒋建峰，探讨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和《基层法律服务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法院办理诉讼业务中的障碍。反而因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并不适当的批复，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门外。
在法律服务所摸爬滚打过、已取得律师资格的河南黎光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玉峰，客观评价道“法律工作者来自于乡村，法律工作者由于生在农村，同情弱者的观念较强，代理案件有着相当强的责任感，忠实于法律，忠实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代理费的收取低廉，有些优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亚于律师。由于法律工作者服务基层，扎根基层，案源业务不断的扩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着作用”
为了让基层法律服务业能有健康发展的空间，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上提案指出，“由于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经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们却不得不面临着‘断奶’又‘断粮’的窘境。”为此建议，“司法部废止1991年9月制定的《乡镇法律工作者业务工作细则》，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业务管理办法以适应新的法制环境，扩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服务范围和领域，让这个群体能够在跨区域的竞争服务中得到锻炼提高，给基层百姓提供更多的选择”
湖北省京山县坪坝法律服务所主任王伟，深深感到，“在农村，离开了法律约束的经济活动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离开了法律指导的改革问题多多，多半失败”，为此在《当前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面临的困境及出路探讨》一文中呼吁，“司法部应借鉴《律师法》和《公证法》的起草和颁布过程中的经验，尽快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有些内容已过时的司法部59号令和60号令修改后上升为行政法规或法律，确保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依法执业。或者由司法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律师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六条进行修改，然后作出立法解释，将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业务上升到法律许可的范围，这也是当前基层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
参与过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和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北京地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现状及对策研究》调研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朱桐桐，发表专著建议制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
当然，希望废除法律服务所之声也不绝于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处向社会发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修订草案，使作者很兴奋。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时代可能就要结束。
根据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安排，作者撰写了《只有成为市场主体，才有更大生存发展空间》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领导曾来所进行调研，对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给予肯定，作者所持观点或许能为高层立法有所帮助。
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出台一部新规需要经历的程序或步骤可能还会太多。为了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造成的阴影，作者建议，可否考虑由某个省级司法厅就是否继续执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向司法部作出请示，由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予以撤销司复[2002]12号批复，或以已经过时为由不再适用此批复作出批复。
司法部如果能及时出台这样一个新批复，便可解决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诉讼代理的问题，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清障碍。

『肆』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入警率高吗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入警率不算高。

从武汉警官职业学院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21）给出的信息来看，武汉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行政警察类专业入警率并不高，因为就业率只是接近70%。

综合来看，可以参考下之前写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入警率在46%以内，那么武汉警官职业学院也是差不多的，也有可能更低一点。

其实，这是大多数专科层次司法警校的入警率。当然，这里排除浙江警官职业学院。这所专科司法警校比较特殊，不做讨论。剩下的专科司法警校，大都如此。

学校简介：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是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是全国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院校、湖北省教育援疆对口培训院校、司法部司法信息化建设重点院校、湖北省高校党建工作试点院校。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伍』 郑州大专

郑州大专如下：

1、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是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隶属于河南省司法厅、业务受河南省教育厅指导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是全国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实验院校、河南省第二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陆』 法学硕士重点院校有哪些

学界通常将诉讼法分成三块：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由于这三
“诉”本身差别很大，其中我国行政诉讼法跟行政法归为一体，故应放在行政法里讨论。而
民事诉讼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放在一起笼统评价，有失科学和精准。故下面分而评之。首先
推出民事诉讼法学大陆高校学科排名，稍后推出刑事诉讼法学排名。

第一名：西南政法大学：代表人物：常怡 田平安
西南政法大学整个诉讼法学科拥有悠久的传统和光辉的过去。毫不夸张的说，新中国诉讼法
学能发展到今天，西南政法居功至伟。常怡自就不必说，王锡三教授是上个世纪80年代大陆
唯一通晓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的教授（张卫平语）。在王、常之后紧跟而上的田平安教授
，很快成为西政民诉的中流砥柱之一。遍览当今大陆各高校，曾经和现今活跃在诉讼法学科
研教学一线的教授，有多少出身西南。仅就民诉而言，北大刘家兴（已退休）、清华张卫平
、海南大学谭兵、湘潭大学陈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法学博士黄松有、中山大学教授法学
博士刘荣军和蔡彦敏、还有正在那攻读博士学位的河北高院院长，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景
汉朝，厦门大学诉讼法领头人齐树洁。由于偏安西南，他们在官方成立的诉讼法学会里不能
拥有客观准确的位置，也是因为他们偏僻的地理位置，一个个名师出走西南（及至后来，竟
然发展成为一批批的出走！）。这固然在客观上带动了其他高校诉讼法学的发展，却给西南
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无论在学术实力还是从士气上，以至于西南学子喊出了“西南不死，生
生不息”这般充满悲壮的口号。现今的西南，虽然少了那么多名师，但那块土壤还在默默的
为未来的中国诉讼法学不断培养着新的力量。为首的园丁便是常怡、田平安。经他们带的博
士生就蔚为大观，有兴趣者可翻阅由常怡领衔主编的《比较民事诉讼法学》，其中的著者，
几乎所有的博士生皆为先生高足，现在都十分了得。现如今，李祖军、李龙和彭世忠等年轻
一代也渐成为西南民事诉讼法学的中坚力量。而且以我之见，他们确是在为中国的“民诉法
学”奠基和施肥，而不是充当什么“环中南海学派”（陈瑞华语），葆有学术最为可贵的独
立自主的品格。由西南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以优秀的专业水准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广受、广
东、北京、上海等各地各级法院、检察院的欢迎（对比西南，我们学校连上海的法院检察院
都慢慢失掉了。真应该感到汗颜！）。瞻望未来，西南只要不再出现新的人才流失，则西南
民诉这块金字招牌还会在阳光下发出夺目的光彩，依然为民诉法学的圣地。

第二名：人民大学法学院： 带头人：江伟 汤维建 邵明
提到民事诉讼法，很多人就想到人民大学，想到江伟。的确，江伟堪称民诉法学一代宗师。
论学术影响力，可以说至少不逊于西南，不逊于常怡。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人民大学只
有江伟这一杆大旗，但是人大法学院的民诉却不可轻觑，这首先当然归因于江伟本人治学严
谨、思路开阔以及其数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也不要忘记人大地处北京，拥有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和学术氛围，从而，使人大的民诉倍受学界注目。除了江伟外，可以提到的还有汤维
建，这位中国大陆第一位民事诉讼博士后，如今也晋升为博导，有望在江伟之后，再造人大
民诉辉煌。邵明，江伟得意门生，此君对民事诉讼基本理论很有研究，经常发文染指诉权、
诉讼标的、既判力等一类民事诉讼高深问题。人大法学院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博士，比较知
名有肖建国、邵明、吴泽勇等。现在，人大也成为培养中国未来民诉法学者的又一所“黄埔
军校”。

第三名：清华大学法学院：带头人：王亚新 张卫平
清华法学院的迅猛发展早为学界所瞩目。就民诉法学，他们从西南挖来了张卫平，引来了王
亚新。张卫平已为大家所熟悉，自从西南转会至清华，学术影响倍增，近年来更以每年2－
5本学术著作（包括合著主编）的速度向前推进，很是勤奋。此人曾于去年我校50周年校庆
期间在大礼堂作过一场精彩的报告。妙语迭出，笑声掌声不断。其中最为经典的便是建议我
校“改名为圣约翰法学大学，请个外国佬做校长，保准比清华还牛”。此言一出，全场反响
强烈。
言归正传，王亚新此人甚为了得，远渡重洋留学日本N年，取得真经而归。偶觉得他的学术
水准不下于张。只是回国没多久，还没有“发力”而已。遥想多年前，笔者的一位业师仅凭
他给〈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一书所作的代译序，就断定此人将来必为中国民诉法学的NO.1。
其现今有〈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对抗与判定〉两本著作出版，学界影响日甚。偶曾
在“诉讼法学”版转贴了他的一篇论文，其深厚的学术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清华民诉硕博士开招没有几年，但个个身手不凡，其中首推徐昕，其专攻英国民事诉讼法学
，在读博士期间著述甚丰（待后面再做交代）可惜由于清华不留自产博士的“铁律”，徐昕
未能留校，而转至海南大学法学院。
我们曾试图将清华民诉排至第二，但考虑到清华民诉法学传统较短，加之老师的功力还未得
以完全的施展，论据不够充分，恐难服众，故而屈居第三。但笔者深信，清华民诉超越人大
，只是时间问题。

第四名：中国政法大学：杨荣新 陈桂明 肖建华
中国政法大学虽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政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在国内
诉讼法学界权倾一时，但此校强于刑诉而短于民诉。为首的也就杨荣新和陈桂明两位教授，
前者系与江伟、常怡等齐名的老一辈民诉元老级人物，后者则是民事诉讼青年一代的精英，
1999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代表作：〈程序的保障与诉讼〉、〈程序的理念与
规则〉等。青年学者肖建华，是另外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近年来著作颇丰，尤其对当事人
制度有一定研究。其他诸如常英，现专攻司法考试（律考）培训，无意于学术。故不在讨论
之列。因此，从整体上看，中政民诉实力逊于前三者，其后发之势亦显不足。

第五名：中山大学法学院 代表人物：刘荣军 蔡彦敏
地处南国学术沙漠之地的中山大学法学院能得此盛誉，全依仗有刘蔡二君，二君年轻有为堪
称中国大陆民事诉讼楷模。刘荣军，系日本一桥大学民事诉讼法学博士，此君系早年日本海
龟。归国后，著作颇丰，与王亚新南北呼应，给传统民事诉讼法学界带来相当大的冲击，代
表作：《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与王亚新合译），《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专著）；代表
论文：〈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的再构筑〉等。蔡彦敏，女，教授，西南政法民事诉讼法学
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亦有多篇论文见诸〈法学研究〉等刊物。

第六名：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代表人物：李浩 刘敏
李浩，早年系安徽省委党校法律教研室教授。能在彼处作出大学问，让偶感佩不已。李浩教
授学术贡献在于他几乎是大陆最早理清证明责任这个民事证据法脊梁问题的学者。南师大将
李浩请至本校，使得该校民诉一下子成为华东地区民事诉讼法学的最高地。今年南师大也拿
到了诉讼法学博点，跟李浩有莫大关联。刘敏，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师从江伟，小
有建树。

第七名：湘潭大学法学院 代表人物：顾培东 陈刚
湘潭大学强于法学，法学之中又强于诉讼法学。今年更是举全校乃至全省之力，拿下诉讼法
学博士点。但不必讳言，其教授多为外来户，从西南花重金挖来的。民诉便是陈刚。同时不
可忽视的是，湘潭大学还重金请来早期（90年代初期）显赫民事诉讼界的中青年学者，顾培
东，此人曾入主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对民事诉讼基本理论有一定的造诣，尤其对
诉权理论颇有研究。在此外还有湘潭本校的民诉老将何文燕，新生代当红小生廖永安（在读
江伟博士）。湘潭法学显赫一时，但能维持多久，有待观察。笔者以为，众多教授皆待不长
远，原因很简单，湘潭地处偏僻，比重庆好不了那去。博士点拿下了，任务也就完成了。

第八名：复旦大学法学院：代表人物：章武生
章武生早年发迹于没什么名气的河南大学，但却为中原地带罕见的通晓民事诉讼机理的学者
。此君系中国民事诉讼中青年界的领头羊，主持编写中国民事诉讼九五规划研究项目，影响
颇大，最近刚刚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民事诉讼法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民事诉讼简易程序
研究〉已经出版，颇有学术价值。章武生现投身复旦大学，他的到来使上海民诉在大陆的地
位有了一席之地。

第九名：北京大学法学院 代表人物：潘剑峰 傅郁林博士后
北大法学院堪称中国第一，但其民诉毫无疑问是其短项，尤其跟刑诉相比。自刘家兴退休后
，北大民诉的领头人便是潘剑锋。客观的说，潘前几年并不投入，要不然不至于在很长时间
里还是副教授。直到近些年他才用起功来，也如愿晋升教授，博导。除潘外，笔者还注意到
现在北大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的傅郁林，甚是厉害。此人博士毕业于人大，后进入北大
做博士后，近两年她在〈中国社会科学〉等高端杂志上发表强文若干篇，风头正劲。若不意
外，留教北大应该没有问题。倘若傅郁林留校，北大民诉很快便会有出头之日。

第十名：海南大学法学院： 带头人： 谭兵 徐昕
海南大学法学能发展至今天，全应该感谢西南政法的“帮忙”，他们的校长谭世贵，法
学院院长谭兵皆出自西南，就连徐昕选择去海大，也是奔着业师而去。谭兵作为海大民诉的
领头人，有明日黄花之势，但徐昕的到来，为他们大大增辉。徐昕在清华读博士期间，推出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英国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司法改革〉等英国民诉三步曲，另有〈公共
知识分子〉（译著）、〈证据法的经济分析〉（译著）、〈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
民事诉讼〉（译著），〈外国证据法选译〉（合著），〈外国证据法研究〉（合著），〈民
事证据法专论〉（合著）等等。可惜由于清华不留自产博士的“铁律”，徐忻未能留校，而
转至海南大学法学院，现任副教授。评教授指日可待。

客观的讲，中国大陆民事诉讼学研究较之刑事诉讼学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这透过各高校从事
民诉法学研究学者及硕博士点的数量便可见一斑。除上列学校外，其他学校比如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蔡虹，李汉昌），武汉大学法学院（赵钢），厦门大学法学院（齐树洁），西北政
法学院（吴明童），广东商学院（张晋红）亦有一定实力（上述排名不分先后）。

做博士后，近两年她在〈中国社会科学〉等高端杂志上发表强文若干篇，风头正劲。若不意
外，留教北大应该没有问题。倘若傅郁林留校，北大民诉很快便会有出头之日。

第十名：海南大学法学院： 带头人： 谭兵 徐昕
海南大学法学能发展至今天，全应该感谢西南政法的“帮忙”，他们的校长谭世贵，法
学院院长谭兵皆出自西南，就连徐昕选择去海大，也是奔着业师而去。谭兵作为海大民诉的
领头人，有明日黄花之势，但徐昕的到来，为他们大大增辉。徐昕在清华读博士期间，推出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英国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司法改革〉等英国民诉三步曲，另有〈公共
知识分子〉（译著）、〈证据法的经济分析〉（译著）、〈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
民事诉讼〉（译著），〈外国证据法选译〉（合著），〈外国证据法研究〉（合著），〈民
事证据法专论〉（合著）等等。可惜由于清华不留自产博士的“铁律”，徐忻未能留校，而
转至海南大学法学院，现任副教授。评教授指日可待。

客观的讲，中国大陆民事诉讼学研究较之刑事诉讼学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这透过各高校从事
民诉法学研究学者及硕博士点的数量便可见一斑。除上列学校外，其他学校比如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蔡虹，李汉昌），武汉大学法学院（赵钢），厦门大学法学院（齐树洁），西北政
法学院（吴明童），广东商学院（张晋红）亦有一定实力（上述排名不分先后）。

『柒』 河南省的监狱都有那个归哪管 越详细越好，谢谢啦

河南省监狱有：河南省第一监狱、河南省第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河南省第四监狱、河南省豫中监狱、河南省豫东监狱、河南省豫北监狱、河南省豫西监狱、河南省豫南监狱、河南省女子监狱、河南省郑州女子监狱、河南省周口监狱、河南省许昌监狱；

河南省新乡监狱、河南省平原监狱、河南省信阳监狱、河南省郑州监狱、河南省新郑监狱、河南省三门峡监狱、河南省洛阳监狱、河南省内黄监狱、河南省焦作监狱、河南省焦南监狱、河南省郑州未成年犯管教所。

监管部门是河南省监狱管理局，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省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豫发〔2014〕7号)，河南省监狱管理局为河南省司法厅管理的具体负责全省监狱工作的部门管理机构。

(7)河南司法改革扩展阅读：

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监狱法律、法规和政策;拟订全省监狱工作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和政策、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研究拟订全省监狱工作管理办法和具体措施。

(二)负责省属监狱管理工作,指导市属监狱管理工作。

(三)监督管理全省监狱刑罚执行、狱政管理、狱内侦查和罪犯生活卫生管理、教育改造、劳动改造等工作。

(四)拟订全省监狱设置、布局意见和规划,监督管理省属监狱建设工作。

(五)监督管理省属监狱财务工作。

(六)负责省属监狱及监狱企业国有资产具体监督管理、审计并承担保值增值责任。

(七)负责监狱装备、器材监制、配备和管理,指导全省监狱监管设施管理和信息化建设工作。

(八)监督管理全省监狱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工作。

(九)负责机关和省属监狱警察队伍建设。

(十)管理和指导省属监狱对外交流和宣传工作,组织罪犯改造工作研究和司法人权研究。

(十一)承办省政府和省司法厅交办的其他事项。

『捌』 谁有《关于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的全文

推进细化和统一自治区司法鉴定准入条件、统一登记管理和公告、统一执业规则、统一鉴定标准、统一监管措施，促进自治区司法鉴定行业健康发展。

明确各相关单位的责任和分工，推进司法鉴定管理与使用相衔接，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各相关单位积极配合的司法鉴定管理工作运行机制。

统一司法鉴定执业规则和司法鉴定标准；健全鉴定人负责制，规定鉴定人对鉴定意见终身负责制，制定司法鉴定违法违规责任追究办法，建立干涉鉴定活动记录、报告和责任追究制；落实鉴定人出庭制度；建立科学的司法鉴定淘汰退出机制。

健全各单位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加强政府支持力度，整合资源建设高资质高水平鉴定机构和实验室，重点加强科技和队伍建设。

(8)河南司法改革扩展阅读：

司法鉴定制度可以解决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帮助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的司法保障制度。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要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工作机制，严格执业责任，强化监督管理，加强司法鉴定与办案工作的衔接，不断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促进司法公正。

个“小众”的司法鉴定行业改革方案，以中央深改组来审议和推进。表明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已上升为国家最高层的意志。统一的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司法鉴定相关工作推进力度、措施落实力度将会加大。

『玖』 河南司法警官学院提前批次招收的考公务员好考吗

司法警校也在改革，估计以后也会加大提前批入警率。和公安警校一样。

『拾』 司法考试具体内容是什么

考试主要测试内容包括：理论法学、应用法学、现行法律规定、法律实务和法律职业道德。国家司法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和评卷，成绩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办公室公布。国家司法考试的考试成绩一次有效。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由司法部统一颁发相关证书，并可以从事执业律师、法官、检察官和公证员等岗位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