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故乡
1. 为什么古代的犯人会被发配到边疆设立这个刑法的意义何在
针对中国古代的法律法规而言,一般犯的罪较轻的犯罪分子接纳的全是皮和肉之苦,例如挨板子或是夹手指这类的处决。
再讲,中国一直有句俗话称为安葬。说的便是大家古人针对故乡的这个情感,由于在古代,除开做生意和当官,非常少有些人会摆脱自个的故乡,针对故乡的情意是大家当代人压根了解不到的,可是发配边境以后,大部分这一生就不太可能回家了,更不会有哪些安葬的很有可能,因此在古代,发配边境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比较严重的处罚。
2. 法学名家高铭暄:我是怎样喜欢上刑法学的
作者:高铭暄,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誉一级教授,兼任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荣誉委员、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名誉副主席暨中国分会名誉主席。高铭暄是当代中国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中国国际刑法研究开创者。
本文原载于《法学家茶座》第一辑
我从事刑法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已逾半个世纪,但对我怎样喜欢上刑法学这门学科,我却从来没有形诸文字。
说来话长,童年在故乡(浙江省玉环县鲜迭村)上小学时,我就听人说我的父亲在上海做“官”,至于当的什么官,我并不知道。后来稍稍长大一些,才知道他是在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当书记官。这件事给自己思想上多多少少打下了一点烙印,觉得自己是“法”门子弟,与“法”字天然有点联系。当然,那时对什么是“法”,我一无所知,不过感性上感觉得到:法院就像古代的衙门,是打官司的地方,打官司就得去法院。以后去温州读中学,从初中到高中,亲眼看到过法院门口挂的牌子,也看到过不少律师事务所的牌子,报纸上也有一些有关的报道,我的升学志愿就形成。我立志将来考大学要报考法律系。
1947年高中毕业时,我按自己的志愿去办,先后报考了南方的三所著名大学即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法律系,有幸都被录取了。因为那时我的父亲在杭州工作,任杭州市地方法院推事(也即法官),我想借父亲的一点“光”,将来求职容易一些,同时也想图个生活方便,就选择了浙江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就读。
当时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是李浩培。李先生是被浙大校长竺可桢从武汉大学法律系系主任岗位上聘任过来的。李先生早年留学英国,是国内著名的国际法专家。说来也巧,我入学后第一学年的刑法总则课就是李先生讲授的。据李先生后来讲,当时没有聘请到刑法教授,他就亲自上阵,他一辈子也就讲过这一次刑法课。李先生的讲课分析细致、条理清晰、娓娓动听,对我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本来就对他仰慕,此时就更肃然起敬了。所有的课,我最喜欢听的是李先生讲的刑法课。刑法学的对象明确,体系完整,内容生动,逻辑严密,并且所见所闻与实际生活距离非常之近,听起来毫无枯燥之感。所以听了李先生讲的这门课之后,我就暗地下了决心:好好学习刑法这门课。当时模模糊糊地也意识到将来选择职业也许就在这一方面呢!
我上了大学之后,父亲有一次对我作了明确的表态:“我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供给你到大学毕业。至于毕业以后,你是出洋留学,还是将来当大学教授,那就看你自己的了。”这段话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首先是激励我必须很好完成大学学业。这个强烈愿望在下述一件事上表现得尤为明显。1949年5月杭州解放,其后不久浙江大学法学院即被当时的省军管会文教部撤销(可能与废除旧“六法全书”有关吧),对此,李院长和我们广大同学都表示不能理解,但又无可奈何。同学们纷纷参加当时省里举办的人民干部学校,以便接受短期培训后去从事革命工作。但我坚持要完成大学学业。既然浙大法学院宣布撤销,我就在李浩培教授的帮助下,想方设法转到北京大学法律系继续就读。在解放后的北大,我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法律专业教育,其中也听到了著名刑法学家蔡枢衡教授的刑法课和黄觉非教授的刑事政策课,进一步提高了我对刑法学的兴趣。
1950年,新中国第一所新型的正规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宣告成立,该校聘请了大批苏联专家任教。这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令我心驰神往。当1951年7月我在北大毕业,法律系领导征求分配去向志愿时,我就毫不犹豫地提出愿意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当刑法研究生。法律系领导经过研究满足了我的志愿。这样,从1951年8月起我就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当了刑法研究生。在两年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先后接受贝斯特洛娃、达马亨、尼可拉耶夫、柯尔金四位前苏联专家的专业教育,对刑法学有了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的了解,研究的兴趣也越来越浓。这就为我的专业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一再沉思,我已与刑法学结下不解之缘,今后我恐怕只有吃刑法学这碗“饭”了。果不其然,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就被留校任教,而且一干就是50年。我已由一名青年变成老者,如今还在“老骥伏枥”。
回顾我走过的路程,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父亲的叮咛激励我完成大学学业,我没有辜负他的遗愿;二是李浩培教授的讲课使我对刑法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决定了我的人生走向;三是三所大学(浙大、北大、人大)的教育奠定了我的专业基础,使我对母校哺育之恩永志不忘。就我自己来说,我只是有股傻劲而已,认准了刑法学,就执着地追求,专业思想自始至终没有动摇,既不想当官,也不想经商,就想做一名合格的教授。平凡如此者,也就没有资格再罗嗦什么了。
3. 晋国的政治
晋的国都见诸于史的先后有唐、翼、绛、新绛等名字。唐叔虞受封时的都城在唐。春秋史籍《左传》最早记载的晋都是翼。翼、绛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争议,根据考古报告,唐和翼可能是一座城市,但翼、绛也可能只是一个城市的不同名称。《西周封考国疑》则认为国都自唐叔虞始封到晋侯缗时一直在翼,晋献公时才迁都绛。晋景公十五年(前585年),景公迁都于绛山之北汾河、浍河会合处的新田,称之为新绛,这也是晋国最后的都城。
曲沃也是晋国重要的城市,在晋国分裂时期是曲沃侯的都城,曲沃代晋后,武公在当地建造宗庙,做为祭祀历任国君的地方。 主条目:宗法
宗法制度是周朝封建制的基础。宗法规定,国君的继承者必须是嫡长子,其余的儿子都称为别子。别子要另立宗族,并做为宗族的始祖。别子的宗族也是由嫡长子继承,称之为大宗,其余的儿子要新立为小宗。大宗历代都以最初分出的别子为祖,称之为“百世不迁之宗”,而小宗则每过五世就要和大宗脱离,这即是“五世则迁之宗”。春秋以后,晋国经过曲沃代晋与献公时的尽除公族和骊姬之乱后,破坏了传统的宗法制度,使得宗法制在晋国无法完全贯彻。武公以后的国君只尊始祖唐叔虞为祖,武公为宗,而唐叔至武公之间的各代君主都不再接受祭祀。献公以后,嫡长子继承制度也有所松动。惠公、文公、成公、悼公都是以庶子的身份继位,由于宗法约束力的下降,令礼的影响也有所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法制。 【参考条目:五军、晋国六卿】
晋文公以前的官职有司徒、司空、司马、太师、太傅。司徒在西周时为执政,后为因晋厘侯名为司徒,为避讳便被废置。司空为掌管军法的官员,司空则主要管理军营和后勤。晋文公以后,晋国实行的是军政合一的制度,文公时设卿,卿又称将军,他既是文职,也是三军的长官。六卿也称六正或六将军,其中中军长官为众卿之长,称为正卿、中军将或者元帅。
卿之下的官职又通称大夫,大夫不仅是官职,同样也是爵位。大夫也分上、中、下三种。并可以其司职而存在其他名称。司空在西周本属三公之一,卿制出现后,反倒成为了卿的手下,成为专司制造和刑法的大夫。晋国的司空多由世掌刑法的士氏担任。
在教育方面,国君会委派一个大夫为太子的老师,称之为傅,或太傅、太师、师保等。如晋平公为太子时,悼公以叔向为傅。成公得位后,将卿大夫的子弟列为公族,并设置公族大夫进行管理。在地方行政区划方面,晋国实行邑、县两种形式,其长官通称邑大夫、或县大夫。
晋国执掌刑法的大夫又称士、理或司寇。六卿中的士氏(后称范氏)也是以职务为氏。晋国的司寇士氏是世掌刑律的家族,原本是为在王室任职,西周末期因内乱而逃至晋国为官。由于晋在春秋时为诸侯盟主,司寇也会常为诸侯判案,有时连王室也会请士氏帮忙。
管理宗族事务与典籍的大夫一般叫做祝、宗、卜、史等。祝主要为祈福和禳灾。宗也称宗人,主要是管理国君的卿大夫的家庭事务。史则为记事书言,也兼观察天象和整理宗族资料。史官中还有一个分支,称为卜,是专事占卜一事。而专门管理和整理收藏典籍的史官又叫做籍。
在古代,宴请宾客或进行祭祀活动中总少不了音乐,晋国司职音职的大夫称之为“师”。而外交方面的人才,又通称“行李”或“行人”,因为重要的会盟和朝聘活动都是由国君或卿大夫亲自参加,故而行人主要是处理一般性质的外交活动。
根据周制,诸侯的亲卫军称做“公乘”和“公行”。其主管呼为“七舆大夫”,春秋后期,由于国君势衰,七舆大夫遂不见于史。 主条目:井田制
按周朝的封建制原则,晋国将土地划分成若干份邑和县分给公室和各级贵族。这些封地又会分为两部分,一半是为公田,由拥有者派出人员经营;另一半则由庶民耕种,称之为私田或份地。从春秋后期开始,由于社会的变革,大量的公田都无人耕种,传统的制度便逐渐被改变。拥有土地的卿大夫们一反原本单一的亩制,纷纷自行规定亩制,将公田分给普通人民,再依私田的方式收税,这也是春秋战国之交的一大变革。 由于晋国的宗法制度影响不强,所以变得格外重视法制,晋位于夏虚,常引用夏书来判案。晋也是成文法产生的故乡。
文公四年(前633年),文公作“执秩之法”,这是第一步变革。襄公去世后,大权落于赵氏之手,执政的赵盾将文公所作的法制修改为“赵宣子之法”,其目的是为保持私家的利益。景公时期,景公不满赵氏专权,特命士会到王室学习周礼,回国后,依周礼制定了“范武子之法”,这部法律旨在加公室而抵制卿族势力。不久,景公就依这部法律诛赵氏。悼公时期,为表示友好,令士渥浊修改范武子之法,以缓和公室和卿族的关系。这五部法律内容都十分庞杂,类似于今天的宪法。
春秋后期,晋的卿族十分强横,在消灭栾氏后,六卿执政的局面已经形成。为了保持自身的权益,和打压公室。执政正卿范宣子将刑法从总法用分出,单独而成“范宣子刑书”,这部法律废除了贵族特权。起初,这部刑法只是私藏于府,并没有公开。待到四十年后的顷公十三年(前513年),六卿家族已经不能相容,赵鞅和荀寅才首次于大鼎上刻上这部刑书。 【参考条目:秦晋之好】
晋为姬姓国,是黄帝的后裔,有和姜姓通婚的传统。晋的始封君唐叔虞的母亲邑姜便是姜太公吕尚的女儿,后代国君也常与姜姓女子为妻。文侯的母亲和夫人都出于姜姓;武公的妾为齐姜,献公继位后又娶她为妻并生穆姬和太子申生;文公流亡齐国后,齐桓公将女儿嫁给他;后期的平公也多次娶齐女。
因地处北方,其境和戎狄连接。从献公即位后打破了“同姓不婚”的规则,先娶同姓贾国女子,后又娶唐叔虞流落在狄人部落的后代所出的狐氏女子,生文公;平公在位期间,其宫中就有四名姬姓女子。不仅于此,晋国还大量和狄人通婚,献公所娶的大戎狐姬和骊姬都是姬姓戎女;之后的国君和卿大夫也常与戎人通婚。
秦穆公为与中原友好,向晋献公求婚,晋献公就把大女儿嫁给了他。骊姬之乱后夷吾得到姐夫秦穆公的帮助,做了晋国国君。但是不久夷吾就与秦国失和,发兵攻打秦国,终遭惨败,还叫儿子公子圉到秦国做人质,秦穆公为了笼络公子圉,把自己的女儿怀赢嫁给了他。后来公子圉听说自己的父亲病了,外公家又被秦国灭亡,害怕国君的位置会被传给别人,跑回晋国。秦穆公立即决定要帮助重耳当上晋国国君,把逃到楚国的重耳接过来,还要把女儿怀赢改嫁给他,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当上了晋君,成为有名的“春秋五霸”中的晋文公。因此秦晋之好代表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联姻,是国家之间的联合。
4. 周代文化具体有哪些
西周 西周的文化和科技成就
西周享国近三百年,这一时期创造的文化亦是灿烂多姿。
文化方面的成就
第一、“五行”与《周易》。
西周末年就已出现了对“五行”的认识。《尚书•洪范》把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称为“五行”,并认识到五行中的每一行都有不同的性能,认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 “水曰润下”,是指水具有滋润、向下的特性;“火曰炎上”,是指火具有发热、向上的特性;“木曰曲直”,意思是指木具有生长、升发的特性;“金曰从革”,是指金具有肃杀、变革的特性;“土爰稼墙”,是指土具有种植庄稼,生化万物的特性。西周时期的人们基于这种认识,把宇宙间各种事物分别归属于五行。
此外,儒家经典五经之首的《周易》就是在西周时出现的,其内容涉及到天文、地理、气象、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武术、炼丹、养生、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教育、民俗、心理、伦理、军事、宗教、卜筮、堪舆等诸多方面。《周易》是以八卦构成的,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卦辞与爻辞是经文,称为《易经》,后人对卦辞和爻辞进行说明、解释,甚至加以发挥,这些文字叫做传文,称为《易传》。现存的《周易》十卷,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
据《史记·周本纪》说:西伯被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原来西伯侯在狱中弹琴之馀将伏羲的先天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内含天地造化之妙、阴阳不测之机。因六十四卦为周文王(西伯)所推演,故名《周易》。周易就是后天易学。《史记正义》解释说:《乾凿度》云:“垂黄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易正义》云:“伏羲制卦,文王卦辞,周公爻辞,孔十翼也。”因此,文王益卦是一种较早的记载。
司马迁曾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 《说文解字》易部解说道:“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八卦由阴爻和阳爻组成,“易”字由上日下月组成象,其象也是阴阳。日为阳,月为阴,是以阴阳的消长、盛衰、变化来阐明宇宙万事万物的变化之理。先天八卦图和后天八卦图都是如此。
《周易》内容丰富切如此,是人们了解宇宙、世界的一个通道。是故深得孔子喜爱,孔子为读它竟然三次磨断了扎书简的绳子。“韦编三绝”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中国儒家的经典是四书五经,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是《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易》被儒家尊为五经之首,可见儒家对它的看重。
此外,《周易》还是中国传统医学之源,二者之间密不可分。正如明代名医张景岳在其著作《医易义》中所说:“《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医不可无赐,《易》不可无医”。
《周易》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弥久而不衰。
第二、文字与文学
西周流传下来的甲骨文与青铜铭文,与商代基本相同,但西周时期出土的器物较多,铭文的篇幅也较长,所以成为金文的主要部分。金文的文字内容比甲骨文更丰富。从殷商器上的一两字到西周春秋器上的数百字,记录了祭典训诰、征伐功勋、赏赐策命、盟契誓约、婚嫁家用等史事。跟青铜器一起铸成的铭文,其形式要求庄严,稳重,端肃,有序,精美,以符合“藏礼于器”的礼仪文化的特点。
较长篇幅的西周金文的代表是陕西岐山出土的有近五百字的毛公鼎,记述了关于西周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史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陕西临潼出土的记述武王伐商的利簋、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裘卫诸器等器,都载有铭文。通过这些文字,更加丰富了后人关于西周社会历史研究的内容。
今人容庚《金文编》 收录了二十世纪五十代以前出土的铜器铭文近三千单字。此后数十年间中国又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铜器,又增加了不少金文新字。这就说明西周时期是中国古文字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世传周太史籀作大篆,经过长期流传下来的籀文,在书法上与金文或有某些不同之处,但在当时是一般比较通行的文字,与铭刻在器物上的金文是一致的。西周金文形体演变的主要趋势是线条化。
现存《尚书》中的“周书”和“逸周书”等,就是经过后人选编而保存下来的西周文献典籍的一部分。这些篇章是当时的重要历史文献,文章结构复杂,文辞简练,表现了当时严谨的文风。
第三、礼乐
周代是最早对“礼”(祭祀、朝飨等仪式)和“乐”(伴随“礼”进行的乐舞)作出详细规定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制定礼乐”。周代的礼乐制度有两条基本内容,一是规定等级,二是规定伴随礼的乐舞基本是雅乐。
周代礼乐制,等级森严,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音乐也不一样,所用乐器也不同。如祭祀天神,“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 ;祭地示,“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 ;祭山川,“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 两君相见,用大雅《文王》;诸侯设宴招待来访使臣用小雅《鹿鸣》、《四度》、《皇皇者华》。又如天子祭祖用的《雍颂》,士大夫则不能用。
在周雅乐中,器乐、舞蹈、歌唱往往分别进行,并不完全合在一起,舞蹈由与笛相似的管和歌唱配合,歌唱由弹奏乐器瑟或簧管乐器笙伴奏,器乐即所谓“金奏”,是钟、鼓、磬的合奏。“金奏”规格很高,只有天子、诸侯可用。大夫和士只能单单用鼓。钟和磬以其宏大的音量和特有的音色交织成肃穆庄丽的音响,加上鼓的配合,确实能造成天子、诸侯“至尊至高”、“威严”无比的功效。当时可以看到“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濩》、周时的《大武》。
周代还有采风制度。即通过收集民歌,来观察风俗和民情,因此保留了大量的民歌。春秋时经孔子删定,汇成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风”。它们是流传于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附近数省的十五国民歌。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诗性的祭祀歌曲“颂”这几种体裁。就其流传下来的的文字分析,《诗经〉中的歌曲可以概括为十种曲式结构。
西周所用雅乐的歌唱部分均属于《诗经》中的《周颂》、《大雅》和《小雅》。而《国风》中只有《周南》、《召南》在西周后期用于等级较低的“礼”。清代学者方玉润在分析《周南·芣苡》一诗时对诗所表现的情形进行了想象性的描述:“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 今天,我们只能从文字中去品察其中的节奏和韵律。
周代还兴办了音乐机构“大司乐”,在音乐方面系统的训练贵族子弟。《周礼·春官·大司乐》中记载了大司乐教授乐舞的具体内容: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乐》防民之情,而教以和。” 说明《周礼·地宫·大司徒》已注意到音乐对人情志的影响。
《周礼·春官·大司乐》中提到的《大武》,是西周很著名的乐舞,它表现的是周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据《礼记·乐记》记载,《大武》具有很大的规模,它在春秋时期的演出有六段,有歌唱,有乐队伴奏。它有着结构完整的曲式,在艺术上有相当高的水平。
西周时的乐器有数十种之多,仅一部《诗经》中,就出现了二十九种乐器。不仅有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还有弹弦乐器。根据材料的不同,当时的乐器可分为八类,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史书称为“八音” 。另外,被史书称为“钟鼓之乐”的大型管弦乐队也在西周时兴起,这种乐队的主要乐器是编钟和建鼓。这时的编钟以由先前的三只发展而为五只、八只。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柞钟,总音域已有三个八度,并基本按羽、宫、角、征、羽、宫的次序排列。
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征、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改变就叫旋宫,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就是以宫音的弦长为基础,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就得到宫音下方的纯四度征音;征音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一),就得到征音上方的纯五度商音;以次继续推算就得到五声音阶各音的弦长。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内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就构成了“三分损益律制”。这种律制由于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这样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发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谓“黄钟不能还原”,给旋宫转调造成不便。但这种充分体现单音音乐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续至今。
第四、服饰
中国服饰制度,在周代逐步完善,帝王、诸侯、贵族都依照场合与身份穿着服饰。
周代的服饰,主要是上身穿“衣”,衣领开向右边;下身穿“裳”,裳就是裙;在腰部束着一条宽边的腰带,肚围前再加一条像裙一样的“韨”,用来遮蔽膝盖,所以又叫做“蔽膝”。
冕服是男服服饰中最尊贵的一种。冕服主要在祭典中穿着,比如祭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先公,祭祀山川、社稷等,是主要的祭服。但是天子受诸侯朝觐、大婚亲迎时也要穿冕服,其服饰主要由冠、衣、裳、蔽膝、革带、大带等要件所组成。冕服的主体是玄衣,衣裳上面绘绣有章纹饰,周代共有九章花纹,即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含义。而在最隆重的典礼时,穿九章纹冕服。衣裳之下,衬以白纱中单,即白色的衬衣。古代衬衣通常是白色。下身前有蔽膝,天子的蔽膝为朱色,诸侯为黄朱色。鞋是双底的,以皮革和木做底,鞋底较高,周代天子,在隆重典礼时穿赤色的。
隆重性仅次于冕服的是弁服,衣裳的形式与冕服相似,最大的不同是不加章。弁服可分为爵弁、韦弁、冠弁等几种,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所戴的冠和衣裳的颜色。“玄端”为天子的常服,诸侯及其臣的朝服。古代凡是礼服都是上衣下裳不相连,但有一种衣裳是上下相连,分开裁但是上下缝合,因为“被体深邃”,所以被称为“深衣”。
女服也是与“礼”相合。《周礼·天官》中记载道:“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祎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禄衣、素纱。辨外内命妇之服,鞠衣、展衣、禄衣、素纱。”王后跟从天子祭先王的祭服是“祎衣”。王后跟从天子祭先公和侯伯夫人助君的祭服是“揄狄”,是青色衣,画揄狄纹十二章纹,揄狄羽色亦为五采。王后跟从天子祭群神和子男夫人从君祭宗庙的祭服是“阙狄”,是赤色衣,刻赤色缯的狄纹。王后率领命妇祭蚕神告桑的礼服是“鞠衣”,也是诸候之妻从夫助君祭宗庙的祭服。王后礼见王及宴请宾客的礼服是“展衣”,也是卿大夫之妻从夫助君祭宗庙的祭服。王后燕居时的常服是“禄衣”,也是士之妻从夫助祭的祭服。“素纱”主要是衬在六服的面,这样可以显示出六服的色彩。
可以说,古代的服饰制度与人们的社会礼教是息息相关的。它不仅具有装饰的意义,而且还是当时人们身分和言行举止的标志。
科技方面的成就
第一、天文学
西周时,天文学家通过观测恒星,在黄道带和赤道带的两侧,确定了二十八个星座作为标志,称为二十八宿。依据这些星座,天文学家来确定天体的位置和许多天象,如日、月食等发生的位置。由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便可知道一年的季节,这比观测早晚星象以观察太阳所在位置而定季节的方法要精确。
关于日食的观测,《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明确的记载。所记日食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即公元前七百七十六年九月六日。这是中国最早的以日月合朔为一月开端的记录。
中国最早的天文观测仪器是用以观测日影的土圭,而最早装置圭表的观测台是周初在阳城建立的周公测景(影)台(遗迹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镇)。表高八尺,圭是与表相连的座子。太阳照射表的影子落在圭上,夏至之日正午投影最短,冬至的日影则最长。利用土圭观测日影,就能比较正确地测定出太阳年的长度。
第二、地理学
由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需要,地图在西周时期已经广泛应用。如周公在选定洛邑城址时,就事先绘制地图。《周礼》大司马的属官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大司徒的属官有土训“掌道(解释)地图以诏地事”,等等。这些专职官吏各有专用的地图,说明地图的绘制已经相当发达。
第三、医学
西周时,专门的医学书籍还没有出现,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多散见于《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山海经》等当时的文献之中。同商朝相比,此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有了明显的进步,对于热病、昏迷、浮肿、逆产和不孕等疾病已经可以认识,并有了固定的病名。比如《诗经》中就记载了古代一些疾病的病名和症候,如:瘨(癫狂)、闵(伤痈)、狂(疑)、首疾(头痛)、噎(气息不利)、疚(心忧惫之病)、朦(失明)、震(有娠)、身(怀孕)、瞽(盲人)等。《山海经》、《周礼》等也分别记载了多种疾病的名称和内容,如肿疡、溃疡、金疡、疟疾、疥、瘅疽、足肿病、佝偻病、秃头、胼胁等。
对疾病的诊断,《周礼·天官》是这样记载的:“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生死,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
在治疗方面,有人提出了“先味而后药”的治疗主张,即先用食疗,再用药治。同时还提出饮食要与四时季节的变化相适应。周代甚至出现了专管王室膳食的官职“枣食医”,这说明当时关于饮食疗法的经验已有相当的积累。
此外,针灸、按摩、导引等各种治疗方法在这个时期也已有所应用。
虽然在商代的甲骨文中迄今并未发现关于药物的明确表述,但其中已有用鱼来散瘀血和用枣治疟疾的记载。到了西周、春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人们的用药经验也日益丰富。很多文献中都有关于药物的记载。如《周礼·天官》中记述了初步对药物分类的“五药”;记述了对外用腐蚀药胆矾、丹砂、雄黄、礐石、磁石这“五毒”的炼制过程。再比如《诗经》中也记载了大量的动植物,虽然没有明确指明这些动植物的药用作用,但是许多都是后世所使用的药物,如芣苢(车前)、藚(泽泻)、葛(葛根)、薇(白薇)、芩(黄芩)、虻(贝母)、荑(白茅)、壶(葫芦)、木瓜、枣等。《诗经》中对一些植物的采集、采地及食用的效果也有一些记载。
西周时期的人们还认识到,季节气候的变化与人体健康有一定的关系。当时传染病被称为疠疾。《周礼·天官·疾医》中记载了四时的常见病、多发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
周代起专职医生开始出现,并且有了最初的医学分科。当时的宫廷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科,各有其编制和职责范围。食医负责王室的饮食与配膳;疾医职责是负责百姓疾病的治疗;疡医相当于今天的外、伤科医生;兽医主要负责动物疾病的治疗。
周朝还设立了较为完备的医疗制度,其系统是:医师一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医师是“众医之长”,掌管国家的医药政令,负责王室和邦内疾病和瘟疫的预防和治疗;士是治病的医生;府掌管药物、医疗器具和会计事务等;史负责文书和医案,徒专供驱使并看护病人。周朝还设有完整的医疗考核制度和考核标准。据《周礼》记载:“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也就是说,每到年终,医师们的级别和俸禄要根据他们的医疗成绩的优劣来决定。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病历记录和死亡报告制度。也就是可以根据病人不同的患病情况进行分别处理,并对其治病过程全程记录。对于死亡者,还要作出死亡原因的报告,呈送医师,作为评定级别的依据。
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夏商时期,人们已有洗脸、洗手、洗脚的习惯。到了西周,人们对饮食卫生更加重视。人们“凡用禽兽,春行羔豚,膳膏香(牛脂);夏行腒(乾雉)鱐(乾鱼),膳膏臊(豕膏);秋行犊麛,膳膏腥(鸡膏);冬行鱻羽,膳膏膻(羊脂)。” 人们还意识到人的饮食口味必须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换,《食医》中记载道“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
另外,从已经挖掘出来的甲骨文中,可以找到关于牛栏、猪圈和室内除虫的记载,这说明殷商时期的人们已开始注意环境卫生,并实行了人畜分离。到了周代,人们使用了如抹墙、堵洞、药熏、洒灰、扫房屋及用“焚石”投水中消灭水中病虫害的方法,对此,《周礼》、《易礼》、《诗经》中都有相关记载。
第四、数学
周代很重视贵族子弟的教育,从幼童开始,就要教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号称为“六艺”。数学是其中的一门,可见有关数学的知识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周髀算经》 开头所举的“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传说是周公提出来的。
第五、生活设施
相传黄帝时代已有水井,夏代则有“伯益作井”的传说。早期的水井都是土井,即穿地而凿。到了商周时期,人们逐渐发明了井裙、井盖、井亭等设施。根据出土的殷墟遗址,发现当时已经有了地下排水管道;在周代城廓的遗址中也发现了比商代更为先进的地下水道。
此外,对于如何防暑降温,周代较之商朝有了新的发展。夏商时代,人们一般冬季贮藏天然冰以供夏日使用。到了周代,人们普遍在夏季用冰来调节温度,达到“疠疾不降”的目的,而且还设有专门分管用冰的官职“凌人”。《诗经》、《周礼》中都有藏冰的记载,考古挖掘中也曾发现这一时期修建的冰窖和贮存食物的冷藏井。
5. 《荀子·礼论》首段的译文!!!
原文:礼起于何也?
翻译:礼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
原文: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
翻译:回答说:人生本来就有欲望;如果想要什么而不能得到,就不能没有追求;如果一味追求而没有个标准限度,就不能不发生争夺;一发生争夺就会有祸乱,一有祸乱就会陷入困境。
原文: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以起也。
翻译:古代的圣王厌恶那祸乱,所以制定了礼义来确定人们的名分,以此来调养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使人们的欲望决不会由于物资的原因而得不到满足,物资决不 会因为人们的欲望而枯竭,使物资和欲望两者在互相制约中增长。这就是礼的起源。
赏析
《礼论》是荀子著作中最重要的一篇,它系统论述“礼”的起源、内容和作用。文章以“性恶论”为基础,认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就会产生争夺和混乱。制定礼义调节人的欲望,避免纷争,保持安定。礼有“养”和“别”,“养”即“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需求,“别”即“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两者相互依存。
文章详细分析礼的内容,重点论述丧祭之礼,提出“隆礼”的观点,指出礼是治国的根本,是“人道之极”,“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
6. 司马迁与史记的详细内容
司马迁
(前145—前90)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二、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 发愤著 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着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史记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编写的一本历史著作。《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纪传体通史。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作者与成书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周末曾为铁官,秦惠王灭蜀的大将司马错就是司马迁的先人),司马谈继承先人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随行,于路重病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第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反而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办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第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蓻”。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史记原文:
http://www.tianyabook.com/shiji/index.htm
7. 翻译文言文的练习。
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枝,自谓尽之
薛谭向秦青学习唱歌,仅学到秦青歌艺的一些皮毛,就自以为学到家了。
讴 ōu〔动〕
(1) (形声。从言,区(ōu)声。本义:无伴奏;齐声歌唱)
(2) 同本义 [sing the praise of]
讴,齐歌也。——《说文》
齐讴楚声。——曹植诗
皆讴歌思东归。——《楚辞·大招》
筑者讴曰:“泽门之皙,实兴我役。”——《左传·襄公十七年》
薛谭学讴于秦青。——《列子·汤问》
昔日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孟子·告子下》
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荀子·议兵》
(3) 又如:讴者(讴歌的人);讴咏(讴歌吟咏);讴诵(歌讼);讴谣(唱歌)区
(4) 歌颂;赞颂 [eulogize;praise]
民讴思之。——《苗防备览·李瑜》
薛谭身上有什么可取之处???好想并无可取之处,学习一点都不虚心。不过,可能在某些偏激的观点看来,薛谭很有个性。
补充:未 wèi
不,不曾,没有:~必。~曾(c唍g )。~来。~尝。~竟(没有完成的)。~及(a.没有来得及;b.没有达到)。秦青弗止
“秦青弗止”全句是怎样的啊?要根据前后的文字来看“止”字取何义。以下是“止”的所有含义:
〔名〕
(“趾”的本字。象形。甲骨文字形。上象脚趾头,下象脚面和脚掌。本义:脚) 同本义 [foot]
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为足。——《说文》
北止。——《仪礼·士昏礼》。注:“足也。”
屦校灭止。——《易·噬嗑》
举止高。——《汉书·五行志》
四之日举止。——《汉书·食货志》
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汉书·刑法志》
〔动〕
(1) 停住,中断进程 [halt;stop]
止,停也,息也。——《广韵》
亦可以止矣。——《吕氏春秋·下贤》。注:“止,休也。”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韩诗外传》
羽飞乃止。——《三国志·诸葛亮传》
雪止。——《资治通鉴·唐纪》
一狼得骨止,一狼仍从。——《聊斋志异·狼三则》
絮絮不止。——《虞初新志·秋声诗自序》
(2) 又
渐拍断止。
(3) 又如:止步;止怒;止泻;止戈(停止干戈,平息战争);止止(犹止之;停止,止住);止雨(使雨停止);止泊(停息);止军(让军队停止前进)
(4) 阻止,不让进行 [prevent]
笑而止之。——《列子·汤问》
相如止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5) 又
相如固止。
使人止晋鄙。——《史记·魏公子列传》
年兄肯出一言止了此事。——清·狄夷散人《玉娇梨》
(6) 又如:止遏(阻止;抑制);止哭(止住哭声);止善(阻止别人做好事);止节(阻塞;节制,抑制);止塞(阻止,堵塞);止暴(制止暴戾行为)
(7) 驻守 [be stationed]。如:止壁(顿兵扎营);止舍(驻扎宿营);止守(留守);止次(驻扎)
(8) 居住 [dwell]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商颂·玄鸟》
止文殊院。——《徐霞客游记·游黄山记》
(9) 又如:止息(住宿;休息);止居(安居;定居);止托(寄居)
(10) 停留,逗留 [stay]
南阳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则有祸。——《搜神记》
止子路宿。(止,使……留下。)——《论语·微子》
(11) 又如:止顿(止留。停留);止泊(停息);止于至善(处于最完美的境界)
〔副〕
(1) 仅;只 [only]
技止此耳。——唐·柳宗元《三戒》
止印二三本。——宋·沈括《梦溪笔谈·活板》
只十有一日。——明·张溥《五人墓碑记》
止增笑耳。——《聊斋志异·狼三则》
(2) 又
止露尻尾。
(3) 又
止有剩骨
(4) 又如:止衣(只穿);止可(只能;只可);止剩下一篇文章还没有抄完;止有此数了
<语气助词>
在句末可表肯定陈述语气,相当于“呢”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行:大道。)——《诗·小雅》
一.判断句
所谓判断句,就是以名词、代词或名词性短语为谓语对主语进行判断的句式。其常见的形式有以下几种:
1.“……者,……也”“……,……也”“……,……者也”“……者,……”“……者,……者也”“……,……”等形式。如:“廉颇者,赵之良将也。”
[练习1]列说我们学过的文言文中的此类判断句。(句数在3句以上)
①陈胜者,阳城人也。
②项脊轩,旧南阁子也。
③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
④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
⑤七略四库,天子之书。
⑥宫中府中,俱为一体。
⑦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
⑧此三者,吾遗恨也。
⑨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⑩斯用兵之效也。
2.采用副词“乃”“即”“则”“皆”“是”“诚”“为”等表示判断。如:“此乃臣效命之秋也。”
[练习1]列说我们学过的文言文中的此类判断句。(句数在3句以上)
①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
②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③即今之傫然在墓者。
④梁父即楚将项燕。
⑤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⑥非死,则徙尔。
⑦此皆良实,志虑忠纯。
⑧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⑨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
⑩我乃楚狂人,风歌笑孔丘。
3.采用否定副词“非”表示否定。如:“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
[练习1]列说我们学过的文言文中的此类判断句。(句数在3句以上)
①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
②城非不高也,城非不深也,兵草非不坚利也。
③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
二.被动句
文言文中,有些语句的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这种句式就是被动句。其常见类型有:
1.“见”“……见……于”“于”表被动。如:“吾常见笑于大方之家。”
[练习1]列说我们学过的文言文中的此类被动句。(句数在3句以上)
①臣诚恐见欺于王。
②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
③故内惑于郑秀,外欺于张仪。
④李氏子藩,年十七,不拘于时,学于余。
2.“为”“为……所”表被动。如:“父母宗族,皆为戮没。”
①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③为予群从所得。
④恐为操所先。
⑤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三.倒装句
文言中的倒装句,是相对于现代汉语的句序而言的,基于此,我们将文言倒装句式分为宾语前置、定语后置、状语后置、主谓倒装等。
1.宾语前置
所谓宾语前置,就是通常作宾语的成分,置于谓语动词的前面,以示强调。如:“洎不之信”中的“之”就是前置的宾语。宾语前置通常分为四种情况。
(1)疑问句中,疑问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如:“大王来何操?”
(2)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如:“古之人不余欺也。”
(3)借助“之”“是”将宾语提前。如:“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孜孜焉唯进修是急,未之多见也。”
(4)介宾短语中宾语前置。如:“不然,籍何以至此?”
2.定语后置
通常定语应该放置于中心词的前面,但文言语句中却有很多句子将定语放在中心词之后。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其中的“利”“强”都是后置定语。文言中的定语后置有以下几种情况。
(1)用“之”使定语后置。如:“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2)用“者”的后置。如:“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
3.状语后置
文言文中,介词结构作状语往往都会置于句后作补语。如:“贫者语于富者曰”“于富者”就是置于句后作补语的介词短语。
4.主谓倒装
这种情况很少,往往是为了表示强烈的感叹。如:“甚矣,汝之不惠。”“美哉,我少年中国。”
[小练习]判断下列各句中的句式。
①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②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
③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④何由知吾可也?
⑤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
⑥欲祠韦苏州、白乐天诸公于其中
⑦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
⑧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恶。
四.省略句
文言文中,普遍存在着省略成分的情况,对省略成分的把握,有助于完整理解句子的意思。文言文中的省略句通常有:
1.省略主语。
(1)承前省。如:“永州之野产异蛇,(异蛇)黑质而白章。”
(2)承后省。如:“沛公谓张良曰:‘(公)度我至军中,公乃入。’”
(3)自述省。如:“(予)爱是溪,(予)得其尤绝者家焉。”
(4)对话省。如:“(孟子)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王)曰:‘不若与人。’”
2.省略谓语。如:“一鼓作气,再(鼓)而衰,三(鼓)而竭。”
3.省略宾语。如:“可烧而走(之)也。”
4.省略介词宾语。如:“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之)掩户。”
5.省略介词“于”。如:“今以钟磬置(于)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焉。”
[小练习]补充下面句子中省略的成分。
①冉氏尝居也,故姓是溪为冉溪。
②故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
③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
④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
⑤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⑥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
⑦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⑧使将士更休,而自坐帷幕。
⑨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枝,自谓尽之
薛谭向秦青学习唱歌,仅学到秦青歌艺的一些皮毛,就自以为学到家了。
讴 ōu〔动〕
(1) (形声。从言,区(ōu)声。本义:无伴奏;齐声歌唱)
(2) 同本义 [sing the praise of]
讴,齐歌也。——《说文》
齐讴楚声。——曹植诗
皆讴歌思东归。——《楚辞·大招》
筑者讴曰:“泽门之皙,实兴我役。”——《左传·襄公十七年》
薛谭学讴于秦青。——《列子·汤问》
昔日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孟子·告子下》
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荀子·议兵》
(3) 又如:讴者(讴歌的人);讴咏(讴歌吟咏);讴诵(歌讼);讴谣(唱歌)区
(4) 歌颂;赞颂 [eulogize;praise]
民讴思之。——《苗防备览·李瑜》
薛谭身上有什么可取之处???好想并无可取之处,学习一点都不虚心。不过,可能在某些偏激的观点看来,薛谭很有个性。
补充:未 wèi
不,不曾,没有:~必。~曾(c唍g )。~来。~尝。~竟(没有完成的)。~及(a.没有来得及;b.没有达到)。秦青弗止
“秦青弗止”全句是怎样的啊?要根据前后的文字来看“止”字取何义。以下是“止”的所有含义:
〔名〕
(“趾”的本字。象形。甲骨文字形。上象脚趾头,下象脚面和脚掌。本义:脚) 同本义 [foot]
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为足。——《说文》
北止。——《仪礼·士昏礼》。注:“足也。”
屦校灭止。——《易·噬嗑》
举止高。——《汉书·五行志》
四之日举止。——《汉书·食货志》
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汉书·刑法志》
〔动〕
(1) 停住,中断进程 [halt;stop]
止,停也,息也。——《广韵》
亦可以止矣。——《吕氏春秋·下贤》。注:“止,休也。”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韩诗外传》
羽飞乃止。——《三国志·诸葛亮传》
雪止。——《资治通鉴·唐纪》
一狼得骨止,一狼仍从。——《聊斋志异·狼三则》
絮絮不止。——《虞初新志·秋声诗自序》
(2) 又
渐拍断止。
(3) 又如:止步;止怒;止泻;止戈(停止干戈,平息战争);止止(犹止之;停止,止住);止雨(使雨停止);止泊(停息);止军(让军队停止前进)
(4) 阻止,不让进行 [prevent]
笑而止之。——《列子·汤问》
相如止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5) 又
相如固止。
使人止晋鄙。——《史记·魏公子列传》
年兄肯出一言止了此事。——清·狄夷散人《玉娇梨》
(6) 又如:止遏(阻止;抑制);止哭(止住哭声);止善(阻止别人做好事);止节(阻塞;节制,抑制);止塞(阻止,堵塞);止暴(制止暴戾行为)
(7) 驻守 [be stationed]。如:止壁(顿兵扎营);止舍(驻扎宿营);止守(留守);止次(驻扎)
(8) 居住 [dwell]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商颂·玄鸟》
止文殊院。——《徐霞客游记·游黄山记》
(9) 又如:止息(住宿;休息);止居(安居;定居);止托(寄居)
(10) 停留,逗留 [stay]
南阳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则有祸。——《搜神记》
止子路宿。(止,使……留下。)——《论语·微子》
(11) 又如:止顿(止留。停留);止泊(停息);止于至善(处于最完美的境界)
〔副〕
(1) 仅;只 [only]
技止此耳。——唐·柳宗元《三戒》
止印二三本。——宋·沈括《梦溪笔谈·活板》
只十有一日。——明·张溥《五人墓碑记》
止增笑耳。——《聊斋志异·狼三则》
(2) 又
止露尻尾。
(3) 又
止有剩骨
(4) 又如:止衣(只穿);止可(只能;只可);止剩下一篇文章还没有抄完;止有此数了
<语气助词>
在句末可表肯定陈述语气,相当于“呢”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行:大道。)——《诗·小雅》
遭纷浊而迁逝○17兮,漫逾纪以迄今○18.情眷眷○19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20?凭○21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22.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23.路逶迤以修迥○24兮,川既漾而济深○25.悲旧乡之壅隔○26兮,涕横坠而弗禁○27.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28.钟仪幽而楚奏○29兮,庄舄显而越吟○30.人情同于怀土○31兮,岂穷达而异心○32?
惟日月之逾迈○33兮,俟河清其未极○34.冀王道之一平○35兮,假高衢而骋力○36.惧匏瓜之徒悬○37兮,畏井渫之莫食○38.步栖迟以徙倚○39兮,白日忽其将匿○40.风雷瑟而并兴○41兮,天惨惨而无色○42.兽狂顾以求群○43兮,鸟相鸣而举翼○44.原野阒其无人○45兮,征夫行而未息○46.心凄怆以感发○47兮,意忉怛而憯恻○48.循阶除而下降○49兮,气交愤于胸臆○50.夜参半而不寐○51兮,怅盘桓以反侧○52.
1、对下列词语的解释有误的一项是( )
A、实显敞而寡仇 寡仇:少于匹敌,很少与之相比
B、路逶迤以修迥兮 修迥:又长又远
C、冀王道之一平兮 冀:希望
D、循阶除而下降兮 除:除去,离开
2、对下列加点“之”“以”的用法判断正确的一项是( )
①登兹楼以四望兮 ②漫逾纪以迄今
② 揽斯宇之所处兮 ④惟日月之逾迈兮
A、两个“以”相同,两个“之”相同
B、两个“以”相同,两个“之”不同
C、两个“以”不同,两个“之”相同
D、两个“以”不同,两个“之”不同
3、对下列句子解释有误的一项是( )
A、华实蔽野,黍稷盈畴: 花果遮蔽原野,谷物布满田地。
B、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心中思念故乡希望回去,谁能忍受这种(思乡的)忧思啊!
C、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人思念故乡的感情是相同的,岂会因为穷困还是显达而表现不同呢?
D、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虽然(我)相信这里很美,但是却不是我的故乡,那么怎么值得在此地稍微逗留呢?
4、下列都能表现作者思念故乡的一项是( )
①揽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②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③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④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⑤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⑥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
A、①③⑤ B、②④⑥ C、②③④ D、①⑤⑥
5、下列对文意的表述有误的一项是( )
A、文章第一段写登楼所见。呈现在作者眼前的是显敞的地势、肥沃的原野、茂盛的庄稼,这些壮美的景观正反衬出作者深深的忧思。
B、文章第二段抒写怀乡之情,关山壅隔,路远济深,欲归不得,最后六句列举古代圣贤为例,言怀念乡土,人情所同,不因穷达而异。
C、第三段由对故乡的忧思转到写怀才不遇的悲愤。时光流逝,而清平无期,壮志难酬,报国无望。中间的景物写衬托出作者心情的凄怆。
D、此赋是王粲南依刘表时所作,文章融记叙、议论、抒情于一体,表达了作者看到山川壮美之景时机发起的想建功立业的情怀以及壮志难酬是思念故乡的悲伤之情。
参考答案:
《指南录》后序 1、D(○2除:拜官,授官○3萃:聚集,会集);2、B;3、B(就当面诟骂元军统帅不讲信用,列举罪状指出吕师孟叔侄的叛国行为。4、A(没有视死如归的精神)
《与陈伯之书》 1、A(因:顺着)2、B(①②“以”为连词,相当“而”,③“以”相当以致,④“以”和“为”搭配,把……当作……)3、B、4、C;5、D
《登楼赋》 1、D(除:台阶) 2、C (“以” ①而 ②到;“之”③④的 )3、D、即使(我)这里的确很美,但是却不是我的故乡,那么怎么能够值得(我)在此地稍微逗留呢?4、C;5、D
8. 古代为什么不把犯人关进监狱,而是把人发配到千里之外
古代的刑法有很多,除了死刑是最严重的之外,次一点的便就是流放犯人。不少人其实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将这些犯人们送去千里之外的地方?修一个监狱让他们永久关起来不是更好吗?送他们去流放,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不仅要派人出去护送,一路上还得管他们的吃喝问题,投入也是不低的。实际上,流放这个处罚问题,对犯人来说可能比死还折磨。另外,犯人流放过去以后,会安排他们做工作,这样对于国家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发配之法对国家也有不少的用处。第一,让犯人去到荒无人烟的地方,需要他们重新修建屋子,开耕荒田,一切从无到有,当他们在这里繁衍几代之后,这就变成了一个繁华之地,这样犯人流放时的费用都早就回本了。第二,犯人去的地方大多都是边疆之地,地方人烟稀少,又时常发生暴乱,士兵们都很少愿意去。犯人过去之后,正好还能当士兵用,如若有战乱,还能让他们先上,这就能为国家节省一部分兵力。第三,只是将犯人流放,而不是杀了他们,这也是体现皇帝仁慈的一种方法。
9. 求文言大神翻译《起义堂颂序》
尧把天下禅让给舜,舜把天下禅让给禹,大禹将住宅百官,总万国,一个让于稷……,再让给皋陶。先发国家……,那商人和周来的更强大;皋繇后大,我们的国家在这里接受命令。不是舜来考察自然而访求,审灵命的庇护;不是禹以享天而谦让,知道历法的有回。到了元元间出来,光大前庆祝,将道德而统运,依清淡而立法,上天赐福给我李,那只旧呢!
并州起兵堂的人,上天造皇帝之初,高祖誓师的优势。隋朝失去控制,国家没有象,小路从贤,大才能相互嫉妒。只有宫殿池塘的好,只有酗酒暴虐傲慢是保。上帝不会享受,黎人都悲伤,六军越过大海,东失败,万乘过江往南覆盖。豺狼进入城市,猰争人,百姓怨声载道,方法将无处诉说。我的高祖感激的,于是龙跃晋水,凤翔太原,百神前驱百姓投奔。开咸阳,进入天门,用商汤、周武王的军队,静新室的混乱。遵唐尧、虞舜的典,承太王的基,率领百官接受禅让的帝位,编辑五玉班瑞在诸侯。类圆里才能的礼仪完备,封功爵德的提议允许,规定只有简,代虐待以宽,儿子惠困境,安抚蛮貊。金石一变,天月重华,近古以来,没有革命改变姓氏像这样盛大的了。不是天私我有唐,上帝保佑在积德;不是唐朝求于人民,只有人人在累仁。在这时,太宗内开启计划,外行专断,身披盔甲,跋山涉水,用英雄而为奥主,一个区域而成就大业。周《诗经》说:“昊天有成命,二后接受的。“相信现在的意思。如果修德以下命令,奉命来建造国家,源头疏通的流工,根深的茂盛,天人报应,难道相远吗。观察周围的兴起,开始于后稷、公刘,秉承以太王、王季,都勤俭忠厚,拓展前烈。到了文王完成的,武王打开的,康王安定的,所以选择代三十,选择有八百年,上天所决定的。我国唐代兴盛的原因,开始于皋繇元元,秉承以景皇元帝,都立说勉行其德,留给后人。到高祖接受了,太宗有他,高宗坚守的,中宗恢复旧业,睿宗新景福,近来的周室,我道歉什么呢?比如陈德刑法,希望他们耕种的业绩;元宗道要点,小他避难的仁慈。惠及全国,狭窄的江汉流域;义宁大朝,害羞的牧野之战。所以武德中,太走出来大声说:“唐兴理万年,”这是上天的安排,年代不可边的。孔子回答说:“只有天为大,只有尧则之。“又问:“超完美了,又完善的,”不是最高,还有谁能像这样大的吗!”
在开玩笑!先后放弃长子而立我主酒,麻烦大地位而交付给天下。从高祖创业,共有六战,承继大业,十四年。东西南北四方土地,没人不服我周邦,山川鬼神,也没有人不安,其实是技艺祖储备福所造成的,难道我幼孙菲德所及。方法将运心於元妙之境,厉志在造化的炉,从命令为祥符,施行恩惠为大雨,任用贤人为两曜,武器能为四季,让天空之下,有形的东西就全,怀生的自我满足。树铺野茧,田播种谷物,除去雕饰为朴,把珍珠扔玉,追大庭而齐风,梦见华胥而同风俗。并不是说不能这样,希望凭宗庙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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