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法典158

① 日本民法典的制定经过

（一）急于制定民法的原因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立即着手制定各种法律，甚至直接翻译外国的法律，将之作为日本法律而公布。当然有其不得已的原因。
总的说来，这是维新后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统一分散的封建法制的要求。但是在当时却有特殊的原因。这就是想要通过调整人民间的民事关系，为国家的“富强”打下基础。除此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对外的原因，即改订不平等条约的需要。当时法国、英国、美国、荷兰等都与日本订有不平等条约，在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和关税决定权。前者使日本处于殖民地地位，感到屈辱，后者减少政府的税收，阻碍民族资本与国内产业的发展。明治政府与外国交涉，外国政府均以日本必须整备法制，建立与欧洲各国相同的民刑诉讼审判制度为要挟。明治27年（1894），日本与英国签订条约，以后相继与各国订约，修订以前的不平等条约，还是以重要法典（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等）的施行为条件。
日本政府急于制定与欧洲各国类似的各种法律的急迫心情，可以从制定民法的情形看出来。一方面忙于翻译外国法律，一方面频繁地设置、改设各种机构。早在明治3年（1870年），日本政府在大政官之下设制度调查局，以江藤新平为长官。江藤即命令箕作麟祥翻译法国民法典，甚至指示说：“尽快地翻译，有误译也无妨”，打算就之修改后即作为日本的民法。以后甚至把制定民法的工作一度交给外务省以求速成。以后又聘请外国人来工作。这些说明，“条约改正”是当时（明治初二十年内）最大的政治问题，而其前提则是“近代法典之完备。”
这一点，在刑事法律方面比较容易，所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在1880年制定公布。民法则几经周折，10年之后才得以制定。
（二）“旧民法”
“旧民法”的来源
明治6年（1873年），日本政府在司法省设民法编纂课，于明治9年（1876年）着手起草民法，到明治11年（1878年）完成初稿。明治12年（1879年）又聘请法国专家来日委以民法起草工作。明治13年（1880年）在司法省设民法编纂局，加紧起草工作。民法编纂局一度划归外务省，后来又归司法省，由法国专家负责财产法部分，另由日本人负责亲属法部分，最后在明治21年（1888年）完成草案。明治23年3月与10月，分两次将经过立法程序的民法公布，定于明治26年（1893年）1月1日施行。这次公布的民法，被称为日本的“旧民法”。
“旧民法”组成
旧民法基本上以法国民法为兰本，分为人事编、财产编、财产取得编、债权担保编、证据编，共5编1760条。内容也大体上与法国民法典相同，关于人的能力和亲属关系在人事编，继承、赠与、遗赠、夫妻财产制都在财产取得编。在继承部分规定了家督继承制度。在财产编中规定了公用征收、水利等行政规定。从法国民法典承继而来的这些编制方面的缺点，如物权债权不分、继承与夫妻财产制列入财产取得编，在民法中加入了程序法（如证据编）和有关行政的规定等，在当时（1888年）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已经公布的情况下，当然显得落后，但是这些并没有成为大的问题。这部民法仍预定于1893年施行。可是由于其他的原因，终于发生了法典论争而使这部民法夭折了。
（三）“法典论争”
日本的旧民法是以法国民法典为兰本的。早在制定之初，就把财产法部分委托给从法国聘来的专家（巴黎大学教授布瓦松纳）（这位专家先受聘起草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这两个法律很快被日本接受，于1880年公布施行），把亲属法部分交给日本学者，并且要求后者注意日本固有的风俗习惯。可见当时已经注意到这两部分的不同。
在公布的旧民法里，财产法部分不用说，基本上是以法国民法典的精神为指导的，其内容也与法国民法典相同。这一方面，没有引起人们的异议。亲属法部分虽然也保留了一些日本固有的制度，如家制、“家督相续”（身份继承制）等，但因当时主持工作的人究竟受到法国民法的影响，旧民法中的人事编就成了被称为体现“西方原则”的法律，其中散见着一些具有“近代性”的规定。如在形式上，采用了先规定婚姻、接着规定亲子关系，最后才规定家长和家制的欧洲式序列（在东方古老的传统里，应该是先有“家”，而后才有夫妻关系和子女)。关于血亲、姻亲和配偶的划分也是西方式的。在内容上，虽然保留了家长权，却不承认家长权（户主权）的核心之一的家属居所的指定权，对家长也没有授与对家属婚姻的否决权（无效诉权），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家长的权力；关于家督相续人（身份继承人）因婚姻和收养而离去家庭，不予禁止。这些规定与以后的新民法（1898年）比起来，显然是具有更强的“近代性”。因而在旧民法公布前，这些已受到指摘了。
对旧民法的评价
旧民法公布后，人事编立即受到批评，许多人认为旧民法无视了日本的“固有的淳风美俗”，特别是破坏了家族制度。这样就形成了对旧民法拥护和反对的两派，而展开了“法典论争”。
早在1889年（公布前一年）就出现了反对意见，公布后，反对意见与拥护意见逐渐增多，论争逐渐激烈。这两方面与日本法学界原已存在的两个学派结合到一起，形成两个严峻的阵营。拥护派的中心是倾向于自然法的法国法学派，当时称为“断行派”（立即施行派）。反对派则以倾向于历史法学的英国法学派为中心，称为“延期派”（延期施行，然后进行改废）。这样，法律意见之争与流派之争、学派之争相结合，再扩大到政治思想和主张不同的派系之争（具有自由民权思想的政见者当然加入拥护派，主张以家长制为基础而建立保守的国家的国家主义者加入反对派），这种论争日益剧烈。延期派提出，这部民法破坏了日本立国的基础——绝对主义的家长至高无上的家族制度，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精神不符。家长权是尊严的、不可动摇的，正如天皇的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样。动摇家族制就动摇了“大日本帝国”的立国之本。这样，法典论争由学术之争发展为政治斗争，由民法范围扩展到宪法与政治文化各方面。1892年，穗积八束在《法学新报》（反对派的机关刊物）上发表论文《民法出而忠孝亡》，论争达到白热化，而且反对派的势焰已不可当。
斗争
论争当然反映到政府和议会里。当时，商法（在德国顾问主持下制定公布的）方面也出现了问题，都引起了议会里的斗争。当时议会里的议员多是具有保守思想的上层人士（特别在贵族院），结果是想得到的。明治25年（1892年），两院（贵族院和众议院）以压倒多数相继通过了民法商法延期施行案，将民法和商法的施行期都延长到1896年年底。法典论争以延期派的彻底胜利而告终。日本的具有“近代化”因素的民法夭折了。
日本的法典论争显然是两种思潮的斗争，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与封建主义的反动思想的斗争。随着“断行论”的失败，当时日本初露端倪的自由民权思想被压下去了，通过维护家族制度而维护天皇制度的思想站稳了脚跟。
有人指出，日本的旧民法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只此一点，就是对当时日本上层社会的一个冲击。在大多数议员都是多妻者的情形下，议会是当然不会通过的。 这种说法虽然偏激，却道出了事情的实质。
（四）新民法
旧民法施行延期后，日本政府着手重新起草民法。明治26年（1893年），设置法典调查会，以伊藤博文为总裁、西园寺公望为副总裁，以穗积陈重、富井政章、梅谦次郎三人为起草委员，另以数十人为委员。这次起草，在维持日本旧有习俗、特别是家族制度的原则下，特别参照当时的德国民法第一草案进行，于1895年完成总则编、物权编和债权编，次年这三编在议会通过，于当年4月27日公布。亲属编与继承编于1898年通过公布（同时公布的还有《法例》与《民法施行法》）。全部民法于1898年7月16日施行。这是日本的“新民法”，又被称为“明治民法”。这部民法一直施行到现在。其中亲属编与继承编在二次大战后经过了重大修改。 公布新民法的同时，将以前公布的旧民法废除。

② 日本民法典的法源是啥

日本明治维新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维新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变法”，而变法，只是把西方法制移植到日本，用以取代全部旧有的法制。对于外国法的全面的、彻底的“继受”’像日本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历史上是少有的（被动的、强迫的继受，如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被另一国家灭亡或征服、侵占时除外）。

③ 日本公民法的全文内容有哪些

日本民法（不再称“新民法”）的各部分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就民法的全部说，其中的两大部分即财产法和身份法（亲属编和继承编）是矛盾的。财产法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自由经济的基础上、以近代民法中的所有权不可侵犯、契约自由、个人责任的三大原则为指导的，符合于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近代法律。身份法则是建立在封建的、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不承认家族成员（包括家属、妻、子女）的独立人格和平等地位的法律。表面上，似乎这两部分互不相关，两部分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不同的原则上，互不影响。实际上，经济关系和身份关系是密切相关的，身份上的支配关系与经济上的平等关系是互不相容的。在中世纪的农奴制之上不可能存在自由平等的身份关系，就是这个道理。
亲属法
日本亲属法的基本在家制。家的核心是户主（家长），户主为进行其对全家族的支配（统治），拥有强大的户主权。在日本旧民法中，稍稍受到削弱的户主权，在新民法中得到加强。户主权的内容主要有：⑴对家属的居所指定权（明治民法第749条）；⑵对家属入家去家的同意权（第735、737、738、743条）；⑶对家属的婚姻、收养的同意权（第750、776、848条）；⑷对不服从统治的家属进行制裁的离籍权与复籍拒绝权（第741、749Ⅲ、750条）；⑸对家属的婚姻、收养的撤销权（第780条）等。明治民法中规定的户主权，较之明治维新前封建社会家族制度中的强大的户主权当然略有不同，但仍足以对家族进行统治，加上旧日习惯力量的影响，户主事实上具有较民法规定的更强大的统治力。户主的这种地位，又因家督继承中的全部财产独占继承而得到加强。
在这种家族制度之下，婚姻关系、亲子关系都从属于维持“家”这—最终目的。在法律上必然表现为男尊女卑、夫尊妻卑等等。法国民法典中原来也有许多限制妻的能力的规定，例如要夫经夫的许可不得进行诉讼（第215条），妻未经夫同意，不得为某些法律行为（第217条)，但法律同时规定了补救办法（如审判员得许可妻进行诉讼，法院得经妻的请求许可其实施法律行为，第218、219条）。但日本民法硬性规定妻的能力是受限制的。因而在日本民法里，妻与未成年人、禁治产人并列为无能力人。
日本民法里的家制自始至终是新旧思潮的斗争焦点。这是因为，这不仅仅是民法中的问题，而且联系到宪法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在明治宪法的整体体制之下，家为国之本，家长（户主）制与天皇制是一脉相承的。忠孝一本，否定对家长的孝，也是否定对天皇的忠。“民法出而忠孝亡”，当然是绝对不可以的。
财产法
在财产法的内部，也存在着矛盾。日本民法物构权编里的永佃权就是从封建的地主佃农关系沿袭下来的封建的不平等关系。永佃权（永久耕作权）称为“永”，而民法规定不得超过50年（第278条），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的剥夺（德川时代还允许农民对自己开垦的土地有永久耕作权）。在永佃权里，有许多不利于农民或对农民极其苛酷的规定，如永佃权人只要继续两年怠付佃租或受破产宣告时，地主就可请求消灭永佃权（第276条），又如永佃权人即使因不可抗力而减少收益受到损失，仍不得请求减免佃租（第274条），第275条规定，永佃权人因不可抗力连续3年全无收益，或在5年以上期内收益少于佃租时，可以抛弃其权利。这一条表面上是授与永佃权人一种“权利”（抛弃），实际上是将土地交给地主。第272条又规定，地主可以约定禁止永佃权人将永佃权让与他人或将土地出租。总之，永佃权人完全是—个无权者。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是违反近代民法的精神的，只能说它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关系。[3]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充满封建气息的民法典，仍然不能见容于日本的一些卫道士。原来，在个人主义的财产法之下，承认家属个人享有财产而且准许其积累财产，家属在经济上有了地位和实力就会发生“独立”思想，他们对户主的“恭顺意识”和孝心就减弱了，这当然是对封建家族制度的冲击。大正8年（1919年），日本政府根据临时教育会议的建议，设置临时法制审议会，着手对民法的亲属继承两编进行修改，主要是要恢复日本自古以来的“淳风美俗”。法制审议会于大正14年（1925年）和昭和2年（1927年）先后提出对两编的“改正要纲”。日本政府设立民法改正调查委员会对民法进行修改。正在要进行修改时，日本战败，这个工作被搁置了。如果不是这样，真正不知这个“新民法”又会改成什么样。[4]

④ 应怎样理解民法总则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民法总则》7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此即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要求人们从事民事活动应当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善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按《布莱克法律词典》解释，诚实信用即是怀有善意、诚实、公开、忠诚没有欺骗或欺诈，具有真实、实际，没有假装或伪装的。诚实信用原则，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待他人诚信不歁，二是对自己的承诺要信守不怠。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中地位突出。“诚信原则之作用力，世罕其匹，为一般条项之首位”，因此，被称为民法特别是债法的最高指导原则，甚至被称为“帝王原则”。亚当·斯密说过，“与其说效用、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信用、诚信、正义是这种基础……，而信用、诚信、正义则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支柱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大厦就会顷刻间土崩瓦解。”早在罗马法时期，诚实信用原则已经确立。根据罗马法的诚信契约，债务人不仅要依据契约条件，而且要依据诚实观念完成契约规定的给付;依裁判官法的规定，当事人因误信有发生债的原因而承认债务，实际上该原因并不存在时，可以提起“诈欺之抗辩”，以拒绝履行。近代以来，由于19世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诚实信用原则逐步确立为民法契约的基本原则。1804年《法国民法典》1134条规定，“契约应依诚信方法履行。”1863年《萨克森民法典》第158条规定，“契约之履行，除依特约、法规，应遵守诚信，依诚实人之所应为者为之。”1900年施行的《德国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契约应斟酌交易上之习惯，遵从诚信以解释之”。第242条规定，“债务人负有斟酌交易上之习惯，遵从信义，以为给付之义务。”19世纪末叶以后，法律从个人本位向团体本位发展，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2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信为之。”首次以法典的形式将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由债权债务关系，扩充到民法中的一般权利义务关系，从契约的原则上升为整个民法的基本原则。随之，日本民法典第1条第2款规定，“权利行使及义务履行必须遵守信义，以诚实为之。”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48条第2款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美国统一商法典》亦采此原则，第1-304条规定，“履行或执行本法范围内的每一合同，应负诚实信用义务。”《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05条规定，每一合同的每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与执行中负有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义务。国际法律文件如《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第1.7条、《欧洲合同法通则》(PECL)第1:201条、《欧洲民法典草案》(DCFR)第一编总则第1∶103条，受《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及《统一商法典》影响，将公平与诚实信用合称为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义务，或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原则(good faith and fair dealing)。
中国历来强调诚信原则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律。新中国民法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首见于《民法通则》，其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1999年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此后相关民事立法大多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特别是交易法中的基本原则地位已经确立下来。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在第13条增加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扩展适用于民事诉讼法领域，成为民事法律的通用原则。
但目前，我国诚信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契约精神不足、合同欺诈、电信诈骗、金融诈骗、假冒伪劣食品药品、过期疫苗、股市虚假信息、虚假广告、山寨产品、仿冒知识产权、老鼠仓、上市文件造假、虚假诉讼、逃避债务执行等等不诚信、严重失信的问题很多，现象较为普遍。在国家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689万例，限制628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229万人次乘坐高铁。依法惩治拒不执行裁判行为，司法拘留1.6万人，追究刑事责任2167人，让司法裁判真正成为惩治违法失信的利剑。因此，民法总则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得到各方面的高度认同。
当然，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一切法律的基本原则。从私法到公法的扩张诚实信用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也是一项以道德为内核而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也始终处于变动的发展之中，不仅从道德上升为法律，而且从最初仅作为债之履行规则，扩展至私法上一切权利义务履行之规则，从仅仅规制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原则，扩展至调整当事人与整个社会利益的平衡，现在已经延伸到公法领域。我国古代荀子从诚实信用对国家强弱的影响角度，强调了诚实信用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1931年德国帝国法院在一项判决中明确宣称“诚实信用的原则，对于一切法律界，且包含公法在内，皆得适用之。”公法学者拉邦德也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一如其在私法之领域，可以支配公法之领域。苟无诚实与善意，立宪制度似难实行。诚实与善意，为行使一切行政权之准则，同时亦为其界限。”

⑤ 日本民法典的背景

在这次对西方法制的继受中，日本在短短的十年内，制定公布了8部法律或法专典：刑法属（1880年）、刑事诉讼法（1880年）、（明治）宪法（1889年）、法院组织法（1889年）、行政诉讼法（1890年）、商法（1890年）、民事诉讼法（1890年）和民法（旧民法、1890年）。其中有的简直就是外国法律的翻译。例如民事诉讼法几乎就是那时的德国民事诉讼法的翻译本。即使是这样，这种立法的规模和速度也是令人惊异的。一个东方的封建国家，原来什么近代法律也没有，在十年内一变而与欧洲的一些先进国家（如法国、德国）“并立”（这一点正是当时日本的先进志士所企求的），当然是非同小可的。而且这些法律中，如明治宪法（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一直施行到二次大战之后才被迫废除；民事诉讼法施行了三十余年，到1926年才加以修改。这些清形都成为研究日本法制史和比较法学的人们注意的焦点。
在这8部法律中，只有民法很是特别，是上述情形的一个例外，这一点更引人注意。围绕着民法发生的“法典论争”，被人们以之与发生在德国的法典论争相提并论，议论不休。

⑥ 日本民法典的评价

日本移植外国法律的方式，今天看来，有的过于简单和草率。例如把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几乎逐条译过来，在旧民法中也有这样的情形。但这些都是限于当时的具体情况而不得已的做法。就像本文中说过的，江藤新平急于翻译法国民法典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对此，不应加以苛责。
在继受（移植）外国法的过程中，发现外国法与本国原有的国情有不合或冲突的地方发生争论甚至冲突，也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日本的“法典论争”是一个典型例子。问题是如何判断所谓“国情”，对那种国情应持何种态度。在日本制定民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可说直到今天）维护固有的“淳风美俗”的说法。究竟什么是淳风美俗，一夫多妻（蓄妾)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否“淳风美俗”，正如中国在清末变法中，女人缠足、男人蓄长辫，三跪九叩首，这些是不是好的风俗习惯，都必须首先澄清。在日本，民法中的家制（包括家督继承）长期是激烈斗争的焦点，绝非偶然。日本明治民法的起草人之一穗积陈重认为日本的家制是日本优越于“万国”的所在， 二次大战后修改民法时，牧野英一（贵族院议员）坚决反对完全废除家制。 这些例子给人的教训都是重要的。
不论那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没有特点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的。因而在继受外国法时，辨别自己的特点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机械地、盲目地照搬外国的法律，当然不一定好；强调、甚至借口自己的特点，而拒绝接受先进的外国法律，也是不对的。
要敢于接受，善于研究，不断修改，这是继受外国法律很重要的原则。日本可以给我们提供不少经验教训。例如在民法中，日本仿照西方规定了收养制度，抛弃了东方原有的一种收养制度，直到1987年，又在民法中增订了一种“特别收养”，实际上是又恢复了东方式的一种收养。又如在民事诉讼法中，起初照搬了德国的证书诉讼与票据诉讼程序，1926年认为这种程序在日本没有必要，将之删除；到1964年，又将之恢复。 如果接受时犹豫不决，接受后发现缺点又不敢修改，是很不好的。……
日本在接受了外国法律后，很注意对之进行研究。在继受法律之后，日本接着就从事理论研究。不仅继受法律条文，也要继受法律条文后面的理论。日本学者（如北川善太郎）把日本法学界在20世纪对德国法学理论的研究称为“理论继受”。只有从理论上继受了外国法，外国法才能在日本扎下根来，日本又可在理论继受过程中，发现哪些东西适合于日本对日本有利，哪些不是的，这样又可以修改继受来的法律，使外国法律“日本化”。 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⑦ 日本民法典的特点

资产阶级民法的内容和原则主要集中体现在法典的财产部分。法典不仅运用了诸如法律代理等近代资产阶级民法普遍使用的法律词汇，体现了其概念、术语的欧化和近代化，而且还贯彻了资产阶级的立法原则；不过在财产法部分，也保留了一定的封建色彩。永小作制度又称永佃制度，是明治民法在财产领域保留封建内容的重要体现。 家族法则大量保留了封建时代的内容。包括：男性为中心的“家”的制度，明确规定了户主的特权，亲属会议决议对家族事务起决定作用；公开确立夫妻之间的不平等，妻子的行为能力受到限制；规定继承分为家督继承和财产继承；庶子及非婚生子女的应继份较少。

⑧ 亚洲第一部民法典是日本民法典吗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都是整个国家。”民法总是充满平等包容的精神，前所未有地关注着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一项权利，闪耀着人本主义的法思想。而民法典的出生更是一场法律的成人礼，它彰显了一个国家光明而宽广的未来。下面，请跟着仙检君来学习民法典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诞生简史以更深刻地理解民法典的重要意义。

世界第一部民法典是公元前1792年古巴比伦王国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对刑事、民事、贸易、婚姻、继承等制度作出规定。

世界第一部大陆法系民法典是1804年法国颁布的《法国民法典》，又名《法兰西人的民法典》、《拿破仑法典》。

大陆法系国家第二部民法典是1896年颁布，1900年实施的《德国民法典》。

亚洲第一部民法典是1898年颁布的《日本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修订时参考了《德国民法典》。

中国第一部民法典是1931年国民党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典》，修订时参考了《日本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民事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于1950年5月1日公布实施。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婚姻法》，它倡导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及其子女的合法权益，是反对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由的先锋。

这些法条将女性从封建婚姻制度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推动了中国整体性的社会变迁，并在促进我国民法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民事法律，是我国民事法律发展的起点，也是国家改革婚姻家庭制度，倡导一夫一妻制、反对封建婚姻的重大立法举措，为今后中国婚姻法制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于1986年颁布，1987年1月1日实施。

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经济变革较为激荡的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也经历了由雏形到壮大再到确立的过程。

市场经济从逐渐发展到确立、私营经济法律地位的不断变化，都需要大量的法律来加以规范、调整和保护。

无论是发展市场经济保障公民的权利还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都离不开民法。

在这种环境下，大量的民事单行法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如《合同法》、《外资企业法》、《公司法》、《继承法》、《保险法》等。

在此基础上，对于民事立法中一些不宜由单行法分别规定的宏观基本原则和制度及条款，被整合制定成《民法通则》。

2017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通过，2017年10月1日实施。《民法总则》的颁布让人们对民法典的成典之日充满了期待，《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开篇之作，其内容较《民法通则》有一定的修改调整，较之以前有许多进步之处和亮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将于2021年1月1日实施。民法典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其颁布实施具有里程牌式的重大意义。

整部法典内容涵盖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拼图，它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将对依法维护人民利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产生重要作用，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强保障。

法律是国之重器，而法典则是重中之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必将成为呵护所有人的国之重器，在她慈母般的眼神下，中国人民将生活得更加舒心、自由。

⑨ 日本民法典的介绍

《日本民法典》是世界上重要的民法典之一。日本于1890年制定了旧民法典；1898年制定新民法典。其基本内容：①总则；②物权；③债权。日本民法典属于大陆法系，注重结果而忽视判例法和程序法，而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罗马法，并且是以1800年《法国民法典》和1907年《德国民法典》为主要渊源的基础上形成的法律。日本民法典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

⑩ 日本民法典的结语

一个抄落后的国家（社会）为了摆脱落后状态，或者赶上先进国家，甚至避免因自己落后而挨打或受人欺凌，必然要“变法图强”。这种先例，历史上极多。在变法图强中，继受先进的政治法律（以及其他）制度，因而接受（移植）外国的法律，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移植外国法律，必然有内在的和外在的各种原因（完全被迫的，如被征服，不能算是移植，那完全是征服者强制推行自己的法律到被征服地，如香港）。纯粹的“被迫”或纯粹的“自觉”都是极少的。不过在有的情形，被迫的成分大一些；有的情形，自觉的成分多一些。日本继受外国法，可说属于前者。明治维新时是这样，二次战败后更是这样。明治年间的那一次，固然是迫于外界的压力（条约改革的必要），但日本民族为此而下的决心与所作的努力，仍是难得的，艰巨的，是值得赞许与令人敬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