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民法典郑冲贾红梅

Ⅰ 我国现有财产登记制度的现状（包括预期建设的方向、现有的不足等等）

不动产预告登记制度之研究
摘要： 在不动产交易中，债权契约的做成和不动产的登记之间常因各种原因而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在此期间发生的诸如一物二卖、一物设两权等侵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现行法除了违约救济，对于保护债权人实现所期待的权利是无能为力，债权人无法获得债务人的实际履行。鉴于此，在法律利益的选择和衡量的基础上，设立不动产预告登记制度，对债权人以不动产物权变动为标的之债权请求权予以保全，以防范交易目的的落空。本文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不动产预告登记登记制度加以研究，以期未来法律的完善。

关键字： 不动产 预告登记 债权请求权

一、预告登记的概念和制度起源（一） 预告登记的概念预告登记，即为保全一项以将来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为目的的请求权的不动产登记。它将债权请求权予以登记，使其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使妨害其不动产物权登记请求权所为的处分无效，以保障将来本登记的实现。预告登记是与本登记相对应的一项登记制度。本登记是已经完成的不动产物权的登记，是现实物权的登记，实质是终局登记，当事人所期待的物权变动效果得以实现。预告登记是相对于本登记而言，它所登记的不是现实的不动产物权，它是在确定的财产权登记条件还不具备时，为了保全将来财产权变动能够顺利进行而就与此相关的请求权进行的登记。

（二） 预告登记的制度起源预告登记制度发端于后期普鲁士法，即1872年5月5日的所有权取得法以及土地登记法。该法在区分债权法和物权法的基础上，规定了两种类型的预告登记。第一种是为保全已经成立的物权的预告登记，即登记薄存在误载的情况下，其记载的内容与真实权利不符时，对于真实权利人有丧失权利的危险所采取的保护手段。它在于打破登记薄的公信原则，以排除第三人的善意取得。第二种是为保全物权变动的债权请求权的预告登记。就普鲁士法而言，在一般情况下，物权因记入登记薄而成立，或取得对于第三人的效力。但进行本登记需要义务人的承诺，如果登记义务人不为承诺时，权利人必须对义务人提出请求为承诺意思表示的诉讼。但诉讼旷日费时，如果登记义务人在此期间对于第三人为权利处分，即使登记权利人此后获得胜诉判决，也没有实际意义。债权请求权保全的预告登记就是针对这一情况设置的保护手段。1德国民法承继了普鲁士法的预告登记制度，在民法典的第二草案中，用异议登记制度替代了以前的保全物权的预告登记制度，同时承认了保全债权请求权的预告登记制度。本文所论述的即保全债权请求权的预告登记制度。预告登记，在中国民法著作中翻译为暂先登记、预登记、预先登记等。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称其为预告登记制度，日本法中的假登记制度中的保全债权请求权的假登记与德国、台湾所指的预告登记为同一制度。

二、预告登记的制度价值和性质

（一） 预告登记的制度价值

在一项不动产交易中，例如，对房屋的买卖，买卖契约的签订到契约履行房屋登记，这项交易最后完成。其中，债权契约的做成和不动产的登记之间常因各种原因而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在这期间如出卖人将房屋再卖于第三人并做了登记，则买受人无法获得房屋，而只能依债权法救济。虽然在债权行为成立后，不动产物权人有未来移转所有权或他物权的义务，但债权具有平等性和相对性，债权人仅享有请求债务人为移转登记的权利，他不能阻止债务人违背自己承担的义务而对他的不动产所有权作其他的处分。债权人的请求权也无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在不动产物权人违约，将不动产物权移转给第三人并登记的这种情况下， 在同一不动产上既有物权，又有债权，依物权优先原则，第三人将取得该不动产的物权。此种情形，请求权人可以追究不动产权利人的违约责任，对其债权予以救济，这种法律状态是民法所认可的。民法是市场经济的直接体现，肯认和尊重竞争；市民尊奉私法自治理念去参与生活，把理性判断作为交往的心理前提，他必须自己承受自己料事失误的风险，自己责任。鉴于此，债权人取得不动产物权的目的将落空，无法获得自己预期想要的房屋。物权法只保护现实的所有权人。债权法的救济对于要取得交易的实物的债权人来说，乃无奈之选择。债权人如何在这种情形下仍能实现交易目的呢？特别是对于住房权这种生存权即基本人权来说，需要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下寻找一个法律空间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交易的安全。预告登记制度正是针对这种问题的解决手段。通过对将来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债权请求权的登记， 依物权的公示公信准则，使该债权经过公示程序后有了公信的排它效力，足以抗拒后序的物权变动，而使该请求权的效力得以保全。这样稳定了不动产交易秩序；同时平衡不动产变动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二） 预告登记的性质

预告登记具有使妨害其将来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的请求权所为处分无效的效力，其法律性质，究为一种物权或仅为一种债权保全的手段，甚有争论。预告登记介于债权与物权之间，兼有二者的性质。1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公示，为保全不动产物权之请求权的目的而设，具有若干物权效力的制度。预告登记尽管已经表现出个别物权效力，但各国立法中都没有将其列为特定的物权之一，主要是将其视为实现请求权的担保手段。笔者以为从该制度的价值来考察，将其视为实现请求权的担保手段更合法理。

三、预告登记法例之比较分析

在目前我国民事立法中，不动产预告登记制度仍是一种比较陌生的制度，物权法草案第一次对该制度予以了规定。任何移植和借鉴而得的制度都须本土化，须于本土法律融合。鉴于此，笔者对德国、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三种典型法例予以考察比较，以明晰预告登记之具体制度。

（一） 预告登记的发生

台湾地区与德国法在预告登记的具体要件诸方面的规定大致相同，而日本法相对特殊。依台湾地区和德国的法律的规定，预告登记的发生有以下三个前提：

第一、存在可担保的请求权 台湾“土地法”第79条之第1项予以规定；《德国民法典》第883条、875条、876条、877条、880条、885条予以了规定。1

1、赋予一项土地权利的请求权，无论基于合同产生的还是法定的请求权都可以担保。对于将来的请求权或者附条件的请求权也可以作预告登记。例如，甲将房屋借给乙居住，甲、乙约定借用期间届满时，甲将房屋出卖给乙，乙可以就将来的房屋所有权移转请求权为预告登记。2、取消一项土地权利或者土地上的负担权利的请求权。3、变更土地权利内容的请求权或变更土地权利顺位的请求权，如地上权存续期间的变动、抵押权次序的变动。

第二、登记名义人的同意 台湾土地登记规则第125条规定预告登记的申请应提出登记名义人同意书。申请人须为债权人，第三人利益契约的受益人亦属之，受益人有权申请预告登记。登记名义人的同意是单方法律行为，非属契约，具有处分性质，须为登记名义人始得为之。德国《土地登记簿法》第29条规定形式的单方许可，该许可是一种单方的意思表示，它必须由与预告登记有利害关系的权利人类推适用《德国民法典》第875条第1款第2句、第876条第2句，向受让人或者土地登记机关做出表示。2与台湾法不同之处在于，在权利人的许可非出于自愿的情形，为担保请求权，债权人可以以权利人为债务人申请进行诉讼保全，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938条的规定进行预告登记，或者权利人被判令进行一项权利变更的先与执行，也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895条进行保全。

第三、 办理登记 预告登记是限制登记名义人处分其土地权利所为的登记。台湾“土地登记规则”第124条、第125条规定，登记机关于登记完毕时，应通知申请人及登记名义人。《德国民法典》第883条、第885条规定了登记注册。登记完毕，则发生预告登记之效力。

日本法的预告登记是专指“由于登记原因的无效或撤销而提起涂销登记或恢复之诉的场合，基于受诉法院的嘱托所进行的登记”。3预告登记以涂销既存登记或回复原来的登记为目的；其保全的乃物权请求权。该预告登记与德国、台湾法非同一制度，在日法中与德、台相对应的是假登记，并且假登记也不完全同于德、台的预告登记。日本《不动产登记法》的第2条、7条、32条、33条、105条作了规定。与采纳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德国民法上的预告登记不同，日本民法在物权变动上采意思主义，不动产物权变动仅因当事人意思表示而生效，在实体法上已发生效力，而登记手续上的要件未具备时，为使已变动的物权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得为假登记。这是第一种，可以说它保全的是一种对抗效力而非物权发生变动的效力。第二种是在契约虽已订立，但物权发生变动附有条件，为保全日后条件成熟所发生的债权请求权，使其得以顺利实现，得为假登记。4第二种才是与德、台大致相同的制度。其不同之处在于其假登记的申请。假登记的申请由登记权利人和登记义务人共同为之，但尚有例外：第一，有义务人的承诺时，假登记权利人可向登记机关附具承诺书而申请假登记；第二，尽管没有义务人的承诺，但假登记权利人向地方法院陈明假登记的原因，可以由地方法院发布假登记的假处分命令，嘱托登记机关登记之。此处的假登记假处分与民事诉讼法上的假处分，在法律上异其性质，不适用不得准用或依据民事诉讼法上关于假处分的规定。为保全请求权申请假登记假处分的，申请人仅释明其在实体法上有请求权即已足，无须说明请求权的行使有侵害之虞。1（民诉中的假处分，指在诉讼过程中，关于诉讼物现状的变更，当事人认为存在着将来不能实现其权利或难以实现其权利的危险，而对诉讼物进行的一种处分。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在将来胜诉时无法执行标的物，而对其作出的一种限制处分行为。）德国民法也有此规定。

（二） 预告登记的效力

预告登记制度的核心问题在于其效力。其效力的确定，在德国、台湾地区和日本法中的规定大致相同，但仍有区别。

第一 、具有保全的效力，兼采处分相对无效的原则： 只要债权存在，预告登记从登记之时开始产生效力。预告登记的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将可能妨害或者损害履行所担保的请求权的处分视为违反预告登记的处分而使其无效，这是一种相对无效，指相对于预告登记权利人无效，对于所有其他人是有效的。因此，预告登记不采禁止处分或禁止登记主义，故登记义务人将不动产再行让与第三人，或为第三人设定其他物权并申请办理登记时，登记机关应予受理，不得拒绝。若债权契约无效或债权人的请求权因契约解除或受保护的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违反预告登记的处分等等原因，对于第三人来说，义务人的处分产生绝对效力而不生妨碍债权人请求权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处分只在请求权担保的范围之内无效。只要处分不妨害请求权的履行，就是有效的。德国、台湾地区都有此规定。日本法也有类似规定：假登记并不具有独立的效力，其日后是否产生效力尚赖本登记的作成。“既如此，纵有假登记，作为登记义务人的本登记名义人并不失去处分不动产的权利”。“经由假登记的顺位保全后，与假登记保全的顺位相抵触的本登记，在抵触的范围内即成为无效。”2值得研究的是，预告登记对因公权力的行使而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是否具有排他力，各国法规定不一。依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强制执行或假扣押的方式或有破产管理人所进行的处分如可能损害或妨害请求权时为无效。日本在司法实务上有相关的判例，在所有权移转的预告登记和本登记之间，为强制执行的行为，妨碍预告登记请求权的，亦为无效。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与此相反，预告登记因征收、法院判决或强制执行而为新登记，无排除之效力。对此，有学者认为这“减损了整个预告登记制度的功能，立法政策上是否妥当，容有研究余地。”3依民法之私权神圣和个人本位的精神，德国、日本法之规定更为可取。

第二、 顺位和完善效力

1、顺位效力 依德国法之规定，预告登记的效力不仅在于其能保全债权请求权这种实体权利，其效力还体现为它能保全这种请求权的顺位，即因预告登记而使得该请求权具有排斥后序登记权利的效力。经由预告登记，被保全的权利之顺位被确定在预告登记之时。例如，甲出卖土地与乙，此时乙对甲的所有权移转的请求权尚未成就，但其害怕甲复将土地让与第三人 ，而被第三人抢先登记，使自己的请求权无法实现，于是作成预告登记。待日后所有权移转请求权的条件成就而为本登记时，本登记的效力溯及于预告登记作成之时。这样，预告登记便防止了第三人的介入，保全了本登记的顺位，使所有权移转请求权得以顺利的实现。1台湾地区虽无明文规定，依预告登记制度价值可推知应有此效力。日本法的假登记亦具有顺位保全效力，对其分为物权保全的假登记与请求权保全的假登记分别考察。基于二者作成的本登记的溯及力的时点是不同的。前者起顺位依假登记的时日为准，本登记的效力即物权变动的对抗力溯及于假登记发生时。而后者，经本登记时，纵使视同于假登记时所为，可是在假登记时，如义务履行期尚未到来，基于假登记作成的本登记，其效力并不溯及于假登记之际而是义务履行期。2因此在义务履行期届至前所为的中间处分，仍能发生效力。

2 、完善效力 预告登记已经表现出将来权利的效力，比如在破产或强制拍卖中预告登记已经被当成将来完整的权利看待。3具有破产保护效力，即在相对人陷入破产时且请求权的履行条件并未成熟，期限尚未到来，则具有排斥他人而保障请求权发生指定的效果。这一效力，同样适用于相对人死亡，其财产纳入继承程序的情形，即继承人不得以继承为由要求涂销预告登记。
（三） 本登记的推进

预告登记义务人于预告登记后，预告登记权利人如何将其预告登记推进为本登记，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 预告登记而受保全的请求权，如没有义务人的中间处分，预告登记权利人如需为本登记时，预告登记权利人许经义务人的协助完成。如义务人不肯协助，预告登记权利人得经有诉讼令其协助，而后基于判决为之。4德国、台湾的规定是相同的。

第二、 在有义务人中间处分的场合，该处分于侵害预告登记权利人之请求权的范围内，对于预告登记权利人之关系，成为无效。然而预告登记权利人应如何主张该处分无效，而求得请求权的实现呢？在德国法中，在登记手续上，第三人名义下的所有权移转至债权人，须经第三人的同意，且第三人对预告登记权利人负有同意的义务。因此，在必要的时候，预告登记权利人得通过诉讼请求第三人同意，将权利登记为所有人。此所有权移转之诉与同意之诉，可一诉并合解决或分别诉讼。在台湾地区法律中无明文规定，自不得为同样解释。原则上，权利人应先办理本登记，然后才能对第三人请求涂销登记。且所有权移转之诉与对其第三人请求的涂销之诉，应解为得统一诉讼合并请求。德国、台湾地区都规定了预告登记并不影响所有权移转请求权的限制和效力，预告登记原则上与该请求权同其命运。假使请求权附有抗辩权，在请求同意之诉或涂销之诉中，第三人得加以援用。5日本不动产登记法规定了两种手段，即假登记权利人首先以第三人为相对方请求涂销本登记，是原所有人复为登记上的所有名义人或第三人承继本登记的义务，直接作为现在的所有权人协助乙办理本登记。这两种手段皆可。此后的判例中有新的见解：假登记权利人首先以登记义务人为本登记，或对第三人为本登记的涂销请求，二者择其一，或同时进行。这比台湾的规定多了一种选择。这种见解承认假登记权利人的选择请求权，虽有利于权利人，亦存在着弊端。如，假登记权利人对第三人的本登记请求涂销或更正，而权利人的假登记不改为本登记，可能损害义务人和第三人利益。

（四）预告登记的转让

预告登记在于保全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债权，根据其担保债权的目的和对债权存在和行使的依赖性，预告登记相当于一项从属性的权利。预告登记具有从属性，与被保全的债权请求权同其命运。依债权让与的规则，债权让与时，该债权的担保及其他从属之权利，随同移转于受让人。预告登记不能独立转让，其与债权既具有从属性，应随同债权让与而为移转。德国、台湾法在这一问题上的规定所体现的法理是一致的。

（五）预告登记的消灭

预告登记发生后，实务中会因各种原因使其不能向本登记推进，预告登记最终消灭。例如，请求权人采取消极态度，届时不积极行使自己的请求权的情形，对于请求权人可能无害但预告登记义务人却处于不利境地。请求权人怠于行使权利时义务人因预告登记也无法与第三人发生物权关系，这样将造成义务人财产上的损失。基于民法公平原则，应当赋予义务人及其利害关系人涂销预告登记的权利。1依台湾土地登记规则，保全的债权请求权，因撤销、契约解除、混同、清偿或其他事由消灭时，登记名义人得申请预告登记之涂销，但须经原申请人之同意，始得为之。此外，债权人亦得抛弃预告登记，而申请涂销之。2德国民法还规定了预告登记债权人的公示催告制度。其民法典第887条规定：“请求权被预告登记保全的权利人下落不明时，如此情形符合第1170条对解除抵押权所规定的条件时，可以用公示催告的方式解除预告登记的权利人的权利。预告登记，自除权判决宣告时失效。”

四 预告登记制度与我国物权立法之借鉴

（一） 我国建立不动产预告登记的必要性
我国有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制度，例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都规定了该制度。3在我国，商品房预售合同虽要备案，但仅仅是备案，更多具有的是行政管理色彩，法律没有规定这种备案具有什么效力，只是在行政手续上予以了一定的保障。随着我国土地二级市场的建立及房地产交易市场的发展，不动产交易纠纷也随之增多。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在实际生活中，由于违约而不能达到合同目的的种种情况会发生。为保障不动产物权交易的迅捷和安全，预告登记制度创设符合客观需要。

预告登记制度的创设也是法律体系得以完善的需要。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需经登记才能取得所有权。因此，在买受人支付价金或定金后也无法排斥在登记前出卖人将产权移转登记于他人的情形，买受人因此坐受损失，交易目的最终落空。对一个依诚实信用从事交易的当事人无法从制度上加以完善的保护，说明法律的设计有失公平正义，现有法律存有漏洞。权衡利益与价值，预告登记制度有必要在我国创设，它是完备我国民事立法的重要一环。

（二） 预告登记在我国的设立-对我国物权法草案中的预告登记制度的建议

比较德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制度，前二者的规定基本相同。基于我国未来民事立法就基本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采纳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而该模式与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同属形式主义变动模式，登记属于物权变动法律效果发生的要件，未来物权法的预告登记制度，在基本框架和内容上可以仿照德国法系，尤其是《德国民法典》的预告登记制度而设立。1梁慧星先生负责的中国物权法研究课题组起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对预告登记制度作出了规定。草案第35条、第36条、第37条、第 38条做了规定，但草案规定过于简单。参照《德国民法典》，我国未来物权法除保留《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预告登记的规定外，可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第一、 在预告登记的发生方面，其担保的债权请求权和申请、办理登记的规定，可借鉴德国法予以详细的规定。在德国法中，对土地与房屋不分别制定法律，房屋被视为土地的一部分。我国的土地属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不能买卖，现实中主要是房地产交易。实际生活中，尽管土地所有权不能交易，但土地使用权存在交易。因此在请求权的范围的规定上，特别是在立法中，有必要将土地使用权的交易列入被保全的对象。第二 、 在预告登记的效力方面，草案规定得也过于简单。顺位效力应当规定，处分相对无效原则应予以细化。明确预告登记具有保全物权顺位的效力：本登记的顺位以预告登记的时间为准。本登记的顺位推进到预告登记之时，才能保证本登记优先顺位，实现预告登记的目的。第三、 草案对预告登记向本登记的推进和预告登记的转让未做规定，这一点应予补充。可依德国法，可分两种情形处理，即有义务人的中间处分和无义务人的中间处分。不过，需要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建立配套的诉讼请求制度。第四 、草案对预告登记的涂销只规定了一种情形：“预告登记所保全的请求权的权利人届时不行使其权利的，其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涂销该预告登记。”这不够全面，可以借鉴台湾土地登记规则的规定。通过以上的补充规定，预告登记制度得以完善，也是对物权立法的完善，使预告登记制度真正发挥其价值和功能。

参考书目：

1 王轶 《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2 肖厚国 《物权变动研究》 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3 王泽鉴 《民法物权（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

4 德国 曼弗雷德·沃而夫《物权法》吴越 李大雪译 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5 梁慧星 《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01年出版。

6 许明月等著 《财产权登记法律制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

7 谢在全 《民法物权论》（上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8 孙宪忠 《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9 王利明 《试论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完善》载于《民商法学》2002年第1期。

10 郑冲 贾红梅 《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 2001年。

11《中国房地产法研究（第一卷）》2002年出版。

12 余能斌 《现代物权法专论》法律出版社 2002年3月第1版。

Ⅱ 求一篇关于法律方面的论文，题目自理，只要不是抄袭的都可以

我毕业时写的论文，你参考一下吧
悬赏广告若干法律问题分析
[内容摘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具有浓厚市场气息的悬赏广告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商品流通、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来完成组织和个人无法完成的特定任务，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效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我国目前尚无悬赏广告的立法，使得社会现实生活中因悬赏广告引发的纠纷没有统一的法律来规范。本文试从悬赏广告的概念、性质、构成要件、法律效力、立法建议、司法实践等角度加以探讨，肯定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澄清对悬赏广告的认识，以期使今后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达到协调一致。
[关键词]悬赏广告；契约说；单独行为说；法律效力；撤销
悬赏广告自古有之，《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氏春秋成，悬诸东门，谓有能更动一字者，赐以千金”，秦代更有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流传于世。在现代社会，悬赏广告更是频频出现，种类甚多，如报刊登载、街头招贴、广播电视传播等；适用面广，常见的如寻觅遗失物、寻找走失人口、征集作品、查禁伪劣假冒商品、访求车祸目击者等等。实践情况如此复杂，有关悬赏广告引起的纠纷不断增加，而我国现行法律对这一问题的规定却不明确。本文试图就关于悬赏广告所涉的几个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悬赏广告的概念及构成要件
（一）悬赏广告的概念
悬赏广告，一般认为是广告人以广告的形式对完成悬赏广告中规定的特定行为的任何人，给付广告中约定的报酬的意思表示行为。[1]史尚宽先生认为，悬赏广告，谓以广告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与报酬，因而广告人对完成该行为之人，负有付报酬之义务。
（二）悬赏广告的构成要件
从其定义看出，悬赏广告的成立具有以下要件：
1、广告人须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广告人是做出悬赏广告意思表示的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广告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是悬赏广告成立的前提条件，因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监护人同意所做的悬赏广告无效。
2、以广告的方式对不特定人的意思表示。其形式多种多样，如：报纸刊登，广告栏张贴，街头叫喊，或广播电视等，发展到今天又有上网发布等等。只要使不特定人知晓的一切方式均可。不特定的人，并不要求一般公众，只要是不特定多数即可。
3、须要求他人完成一定的行为。一定行为其种类并无限制，只要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既可以为私人利益，也可为公共利益。
4、须广告人表示要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付报酬。悬赏广告，必以“赏”为要件。王泽鉴先生指出：“报酬不限于金钱，凡能为法律行为标的之任何行为均可”[2]因此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二、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探析
关于悬赏广告的性质世界各国民事立法可分为两种学说，即契约说和单独行为说。
1、契约说（要约说）认为，悬赏广告是广告人对不特定人所做出的要约，必须经行为人完成悬赏广告中所指定的行为而为承诺相结合，契约即为成立，在广告人与行为人之间产生权利义务关系，行为人因完成了指定的行为而享有向广告人请求支付报酬权。持该种学说观点的学者有胡长清、王伯琦、郑玉波及姚德年等。[3]
2、单独行为说认为，悬赏广告仅是广告人单方的一种意思表示，是对完成广告中指定行为的人的一种许诺，行为人完成指定行为即可获得其报酬，一定行为的完成是其悬赏广告生效要件，也就是说悬赏广告因广告人一方的意思表示而成立，但其发生效力须得一定行为的完成，持该学说的学者有梅仲协、史尚宽、王利明、王泽鉴及崔建远等。[4]
从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上看，悬赏广告问题在法律体例上规定的位置不一，这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各国对其法律性质的不同理解及立法例的采纳。日本民法典把悬赏广告规定在契约总则中契约的成立一节，该法第529条规定：“以广告声明对实施一定行为给予一定报酬者，对完成该行为的人，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5]可见日本民法认为悬赏广告与完成其指定行为之间是要约与承诺之关系。德国民法典把悬赏广告独立规定为一节，该法第657条规定：“通过公开的通告或告示，对完成某种行为，特别是产生悬赏结果的人，有向完成行为的人给付报酬的义务，即使行为完成时未考虑此刊悬赏广告者，亦同”。[6]该条明确规定了行为完成人不知道有其悬赏广告，广告人也应承担给付报酬的义务，故德国民法上视悬赏广告为单方法律行为。据此，可不问行为人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只要完成广告中指定的行为，就有权请求广告人支付报酬。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将悬赏广告规定于契约通则中，体例上是仿袭日本民法，但其具体内容的规定上借鉴了德国民法。该法第164条规定：“以广告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与报酬者，对于完成该行为之人，负给付报酬之义务，对于不知有广告而完成该行为的人，亦同”。
笔者认为，为确定悬赏广告的性质，要考虑民法设计的初衷和所追求的价值，民法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商品经济有序、协调、快速、健康的发展。所以，平等、自由、公平、意志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商品交易中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底线。综上所述，将悬赏广告看做单独的法律行为，更符合民法制度的内涵和精神，符合民法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目的。所以，我认为，对于悬赏广告的法律定位，采纳单独说为适宜。
1、如果采单方法律行为说，只要广告人发出了悬赏广告，不需要他人作出同意即能发生法律效力，广告人应当受到广告的拘束。这样，一方面，如果某人不知道广告人发出了悬赏广告，而完成了广告中所指定的行为，该人仍能取得对广告人的报酬请求权，而广告人不得以该人不知广告内容为由而拒付报酬。另一方面，由于广告人实施的是单方法律行为，所以其应受该行为的拘束，悬赏广告一经发出即不得随意撤回。而采纳契约说，则将广告人发出悬赏广告被视为要约行为，这样广告人可以在相对人作出正式承诺以前撤回或撤销其要约，变更要约的内容。这显然对相对人不利。
2、采用单方法律行为说，可以使限制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人在完成广告所指定的行为以后，也可以对广告人享有报酬请求权。但若采用契约说，那么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即使完成了广告所指定的行为，也将因为其无订约能力，从而无承诺的资格，不能在他们与广告人之间成立合同，当然也就不能对广告人享有报酬请求权，这就不利于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的利益。
3、如果将悬赏广告视为单独行为，那么任何人完成广告中所指定的行为都将是一种事实行为，而非具有法律意义的承诺行为。这样，只要相对人完成了广告指定的行为即享有报酬请求权，而不必准确地判定在什么情况下有效承诺的存在以及承诺的时间等问题，从而也可以极大地减轻相对人在求偿时的举证负担。
三、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
（一）对悬赏广告合法性的认定
对于悬赏广告，主要国家的民事立法均予以承认。在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广告法》虽未对悬赏广告做出规定，但《民法通则》和其他民事立法中也没有禁止悬赏广告的规定。在实践中，政府机关也有实施悬赏广告的行为，可见在我国悬赏广告确实有它存在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对其的合法性应当予以认可。
（二）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
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是指在其合法有效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即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问题，也是悬赏广告的的核心问题之一，最容易滋生争议纠纷，具体可分为如下几个问题：
1、酬金未明确的悬赏广告报酬额的确定。关于报酬额，悬赏广告中大都明确表示，但未明确表示的并不罕见，如寻人、寻物启事中，酬金等内容很多是“当面酬谢”“必有重谢”之类，那么这些不确定报酬额悬赏广告，行为人在完成指定行为后向广告人请求支付报酬的额度标准是什么呢？“于此情形，关于报酬（重赏）之内容，应斟酌指定行为之性质内容，完成该指定行为所需之劳力及费用，交易惯例及当事人之间关系，依公平原则决定之。”[7]笔者认为，此时酬金的确定不宜过高，否则悬赏广告人在经济上失去意义，如果过低，完成行为之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则日后人们就可能疏于对此类悬赏广告的注意，也不利于日后众多潜在悬赏广告人的利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规定遗失物之拾得人享有的报酬请求权为物值之三成，我国司法实践中若遇到此类纠纷，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民法对此类广告的规定。
2、数个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认定。在数个行为人完成广告指定行为的情况下，报酬请求权的认定相当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数人分别先后完成指定行为时，各国立法例一般以完成行为在先者享有报酬请求权。 一般认为完成指定行为定有期间者，则仅于该期间内最先完成行为人取得报酬请求权。如广告明确除完成行为外，并须通知广告人的，则通知亦属指定行为一部分，此时应以行为人通知到达广告人的先后为标准，确定最先通知人有报酬请求权。 （2） 数人各自同时完成指定行为时，外国立法例规定，各人以均等比例分受报酬请求权，但报酬因性质不能分割或依广告表明只能由一人获得者，以抽签决定应受报酬人。 当数人完成指定行为而不能证明其行为先后的时，一般推定为同时完成。（3）数人共同协力完成指定行为时，由行为人共同取得报酬请求权，广告人应考虑各人对行为结果的贡献，依公平合理原则将报酬分配给各人。 在此之前，任一行为人可以请求将报酬为全体参与人提存。但悬赏广告仅许一人单独完成而禁止协同完成的，则协同行为人无报酬请求权。 此外，在数人可能享有悬赏报酬请求权情形，为适当减轻广告人的负担，有立法例规定，当存在数人完成指定行为时，广告人善意给付报酬于最先通知之人时，其给付报酬义务即为消灭。
3、不知有广告的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问题。单独行为说认为，因广告而负给付报酬义务，并非由于契约，乃基于广告人单独的一方行为而生，故对不知有广告而完成行为之人，广告人亦负给付报酬义务。德国民法规定，广告人有义务向已实施指定行为的人给付报酬，即使行为人未顾及悬赏广告而完成指定行为的，亦不例外。 我国台湾现行民法，对悬赏广告法律性质采取契约行为说，规定对不知有广告而完成广告所定行为之人，准用悬赏广告规定，肯定行为人享有报酬请求权。 此属法律效果的准用，即虽不成立悬赏广告契约，仍得在完成广告所定行为，而有报酬请求权。 指定行为在广告以前既已着手或完成时，行为人是否有报酬请求权？解释上，此时请求权与广告同时成立。然依广告的意思表示，并不以广告以前的完成行为为指定行为的完成的，请求权应依新行为的完成始成立。 传统的英美契约法理论，强调悬赏契约的合意要件，认为须知晓有悬赏之存在，而后依其指定方式履行完毕，方得求赏格。该观点对完成指定行为者不公平，遭到现代契约法大师科宾（corbin）等人的强烈反对。科宾主张行为人完成指定行为时，虽不知有悬赏存在，仍应给予求取报酬之权，行为人可以请求法院为强制执行其请求。该观点已被判例所支持。
4、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悬赏广告为合同行为，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行为人完成指定行为，如没有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也不能认定为有效承诺，不享有报酬请求权。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对悬赏广告合同的主体放宽条件，凡是完成悬赏行为的人，都具有应征人的资格，享有报酬请求权。笔者认为对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不应以其缺少行为能力为由予以剥夺，其理由有三：首先，行为人虽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但其完成了广告所指定的行为，其效果与完全行为能力人完成指定行为并无不同，给付报酬符合广告人的初衷；其次，无行为能力人完成广告指定行为时得请求报酬对行为人有百利无一害，近似纯获法律上利益，不须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追认。再次，悬赏广告是对不特定人的要约，从一般情理与诚实信用原则出发，自应童叟无欺，凡完成了指定行为者，享有报酬请求权。
5、具有特殊身份的行为人完成指定行为是否具有报酬请求权？这也是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学者认为，如果有完成广告指定行为是相对人应承担的特定的法律义务，其在完成行为后享有报酬请求权，则可能导致义务权利化和利益失衡的不良后果。当相对人对广告人负有特定的合同义务，或负有完成指定行为的法定义务时，不得适用悬赏广告法律效力。基于警察职业特性，凡警察完成悬赏广告所指定行为者，无论是否在执行公务期间，都不能取得报酬。 不过有学者在针对另一起民警拾得遗失物的悬赏广告纠纷案件，认为作为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要比普通公民负有更多的义务，其特定身份对他基于完成悬赏广告指定的行为而产生的报酬请求权的实现是有影响的。但是应注意“公行为”与“私行为”的划分问题，如行为人的行为是“私行为”即非职务行为，此时其特定身份并不能当然阻却其行使报酬请求权的理由。 依英美契约法理论，在某些情况下，悬赏要约对某些特定身份之人士，不因承诺而得求取赏格之权。倘完成此项行为系具有公职身份者，而于职务行为范围外所完成之私人行为，如某人工作后休息期内，知悉有悬赏存在而完成指定行为，对于完成此项悬赏行为，并不因其具有公职身份而丧失求偿权。在此情况，某人纯以私人地位与悬赏要约者缔结悬赏契约，自应以双方间契约之效力而赋予其求偿权。笔者赞同行为人对广告人负有特定合同义务或法定义务者，不享有报酬请求权的观点。同时我们有必要正确认识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行为人的具体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效力，如行为人虽具有法律上的特定身份如警察等公职人员，但其完成广告所指定行为既非在其应履行的法定职责范围内和执行公务期间，纯基于普通公民身份即一般私法主体的行为而完成的，应享有报酬请求权。
6、对行为人一个行为完成数个悬赏广告指定行为的报酬请求权问题。特殊情况下，会发生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同时完成数个悬赏广告指定行为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发生，往往是数个不同的利害关系人对同一事件分别或者共同发出悬赏广告。此时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则取决于行为人是否可将行为成果交付给广告人，行为可以分别同时将行为成果交给广告人的，应享有数个报酬请求权；如果行为成果职能交给其中一个或者部分广告人的，则行为人只对接受行为成果的广告人享有报酬请求权。如1999年，辽宁省东港市发生一起特大持枪杀人案，东港市公安局在被害人家属同意后，于12月13日通过电视台发布了悬赏通告，其主要内容是：一、凡提供线索直接破案的，被害人家属奖励50万元；二、凡是提供线索公安机关通过侦察破获此案的，公安机关给予重奖；三、凡是提供有关枪支线索破案的，公安机关给予以重奖；四、凡是提供线索破案的，即使与犯罪团伙有牵连也可以从轻或免予刑事责任；五、对提供线索者，公安机关一律严格保密。后鲁瑞庚提供了重要的案件线索，使得公安机关迅速破案。后东港市公安局只给公安局应将被害人家属交付的另40万元给付鲁瑞庚10万元的奖励。鲁瑞庚对此不服，提起诉讼并经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后判决公安局将被害人家属交付的另40万元给付鲁瑞庚。[8]此案虽然结束，但仔细分析，实际上此案涉及两个悬赏广告，一个是被害人家属的悬赏50万元，另一个是公安局对提供破案线索的人所给予的重奖。公安局给鲁瑞庚10万元的奖励应属于后者报酬请求全的实现，依照悬赏广告的原理，鲁瑞庚还应享有被害人家属50万元悬赏广告的报酬请求权。辽宁高院的判决在一方面承认被害人家属悬赏广告的成立，另一方面却又回避了东港市公安局悬赏广告的成立，是该案的遗憾之处。
四、悬赏广告的撤销
（一）悬赏广告能否撤销
悬赏广告是否可由广告人任意撤销？学说与立法体例均不一致。在一般通说中，如认定悬赏广告性质为要约的，则可以撤销。相反，如认定其性质为单独行为的，则不允许撤销。我国台湾有学者认为，上述观点不足取。悬赏广告之应否允许撤销，“不能依理论决之，应依实际上有无必要而决之。”主张不应撤销的，认为如允许广告人撤销，则行为人会因此蒙受损害。行为人已着手完成指定行为，然而广告因情事变迁，不再需要完成其指定行为的，行为人既使因此蒙受损失，也不是没有补偿的办法，如果绝对不允许广告人撤销，仍使广告人承受广告之拘束力，未免过于严酷。因此，我国台湾“民法”第165条规定，可以由广告人撤销广告。
（二）悬赏广告撤销的要件
悬赏广告只能在行为人完成行为之前撤销，因为这时悬赏广告只有对广告人产生约束力，并未对尚未完成行为的行为人发生法律效力，如果指定行为已完成，债之关系既已发生，自然不能撤销。撤销的方式，原则应以与做出悬赏广告的方式相同，但也可足以使不特定的多数人知道的方式为之，总之，做出撤销悬赏广告的方式不能减少只能增大做出悬赏广告方式的影响范围，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行为人的利益。如果悬赏广告中明确规定了完成指定行为的期间，可推定为在此期间广告人放弃了其撤销权。
（三）悬赏广告撤销的效力
悬赏广告，因悬赏人的撤销，确定不发生悬赏广告的效力，其结果犹如自始即未做出悬赏广告。在撤回前即已着手于特定行为的，而于撤回后完成，不得请求报酬给付。至于因指定行为的准备或实施，从而已消耗的费用、劳力、时间所受的损害，是否能要求赔偿，立法上各国有别。在德国、日本民法上，除广告知晓行为人已准备或着手情形的，以加损害于该行为人为目的而广告撤回的，应构成侵权行为外，并无赔偿的义务。瑞士债务法和我国台湾民法则规定，除悬赏人证明行为人不能完成其行为外，对于行为人因该广告善意所受的损害，负担赔偿义务，但以不超过预定报酬为限度。
五、对我国有关悬赏广告问题的立法建议
（一）理论上的采纳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确立都应有其理论依据或立法理由，这也是为了解决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理论是为实践服务，同时实践也检验这种理论的可行性、合理性。综上之所述，笔者认为正在编纂中的民法典有关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在理论上应采纳单独行为说，采用单独行为说不仅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维护交易中的安全，而且在我国有一定的历史和现时的基础。我国清朝时期的《民律草案》，现在台湾地区的民法有关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均是采用单独行为说。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单独行为说更为社会所需，更易为人们所接受。
（二）立法之建议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悬赏广告及其纠纷不断出现。由于我国法律对此问题的规定尚为空白，为了减少纠纷及在纠纷发生后能有处理的法律依据，正在编纂中的我国民法典应确立有关悬赏广告的法律制度。其一，应明确规定广告人对于不知有其悬赏广告而完成该行为的人，也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完成行为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其监护人代为行使报酬请求权；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遗失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其许诺向拾得人支付报酬,否则,拾得人有权留置该遗失物。其二，只有最先完成指定行为的人才能享有报酬请求权，如果是数人同时完成的，应按平等比例取得报酬；数行为人是协作完成指定行为的，法律应规定按其协作程度取得报酬；如果报酬按其性质只能由一人取得的，由数行为人协商决定一人享有，获得该报酬的行为人应给予其他行为人相应的补偿；其三，广告人可在指定行为完成之前撤销其广告，对于行为人因此所受之损害，除广告人能证明行为人不能完成指定行为的，广告人应于报酬额之内负赔偿责任。如果广告人在广告中已附完成指定行为的具体期限，这类广告在有效期内不能撤销。为图商业之利益，故意以不可能完成的行为设立悬赏广告的，行为人因其所遭受的损失，广告人不能免除损害赔偿责任，赔偿责任不以在报酬额之内为限。其四，悬赏广告所设报酬额过高的，除非情况紧急、意义特殊、人身风险大等，过高部分法律不予保护。以国家、集体财产为报酬而设立的悬赏广告，得受上级主管部门或本单位内部监督部门干预。
[注释]
[1]江平： 《民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7页
[2]王泽鉴：《民法债编总论》188页
[3]赵转:《论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载于《河北法学》1994年第四期。
[4]赵转:《论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载于《河北法学》1994年第四期。
[5]曹为、王书江合译:《日本民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6] 郑冲、贾红梅合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7]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66页。
[8]《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81期
[参考文献]
[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3]江平： 《民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曹为、王书江合译：《日本民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
[5]郑冲、贾红梅合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6]彭万林：《民法学》（修订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8月版。

Ⅲ 即时解除合同的劳合制度

三、我国劳动者单方预告解除劳动合同制度1.我国劳动者单方预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2条规定：“按照劳动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超过三十日，劳动者可以向用人单位提出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用人单位予以办理。如果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给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劳动部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第31条指出：“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本条规定了劳动者的辞职权，除此条规定的程序外，对劳动者行使辞职权不附加任何条件。但违反劳动合同约定者要依法承担责任”。
1995年12月19日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有关问题的复函》指出：“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既是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也是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无须征得用人单位的同意。超过30日，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出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手续，用人单位应予以办理。但由于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有关约定而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竟损失的，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劳动合同的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
劳动者违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的规定，而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可以不予办理。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而给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劳动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以上规定，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无须任何实质条件，但必须提前通知用人单位，以使用人单位进行必要的准备，避免影响其生产和经营，而且应依据劳动合同的规定，向用人单位承担责任。
劳动者单方预告解除劳动合同和劳动者单方即时解除劳动合同存在明显的区别，前者劳动者须提前通知用人单位，而且如果有违反劳动合同的情形，还须承担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而后者劳动者无须提前通知，并不承担任何责任。
我国《劳动法》第31条的立法目的，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它充分反映了现代劳动立法保护劳工的理念。现代劳动法认为劳动者在劳动关系的缔结和履行中处于弱者的地位，在经济势力、信息资源等方面都不能同大的公司、企业相比，因此，劳动立法应当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进行倾斜性保护。我国《劳动法》第31条的规定使劳动者在通过预告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从而获得了充分的职业选择自由，它对于否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人身依附关系，保障劳动者独立的法律人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它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劳动力的最大价值。劳动者是生产关系中最积极的因素，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状况直接影响其利用效率，优化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是市场经济的的必然要求。劳动者享有预告解除劳动合同的自由，就可以积极主动的选择适合自己兴趣、爱好、专业的工作岗位，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最优组合；第三，它在程序上约束了劳动者解除权的行使，防止其滥用解除权，维护合同的效力。因此，劳动法第31条兼顾了两个价值目标，即维护劳动合同的效力和劳动合同的自由。
2、我国劳动者单方预告解除劳动合同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从比较法的角度和私法实践来看，笔者认为《劳动法》第31条的规定在很多地方都值得商榷：
（1）《劳动法》第31条的规定有悖于法理，并且没有很好地平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利益，对劳动者进行了过分的倾斜保护。
首先，对《劳动法》第31条规定的法律性质，劳动部1994年发布的《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将此解释为劳动者的辞职权。《劳动法》第31条除规定劳动者解除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外，对劳动者辞职权的行使未做任何限制。依合同法原理，合同的单方解除是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将合同解除的行为，它不必经过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只要解除权人将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直接通知对方，或经过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向对方主张，即可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但是合同一经有效成立，在当事人间便具有法律效力，这便造成了法律规定与合同约定之间的可能产生矛盾：一方面，基于劳动合同的约定，在合同有效存续期间内，劳动者单方擅自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另一方面，劳动者依据《劳动法》第31条的规定，有权提前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不得提前解约是劳动者应负担的义务；而根据《劳动法》，提前解约是劳动者享有的权利（辞职权），那是合同的约定大，还是劳动法的规定大呢？[10]
其次，合同一生效，双方都必须严格信守并履行，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解除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否则，便是违约，产生违约责任。由于《劳动法》第31条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劳动者以任意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这无疑损害了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对于明确约定了合同的履行期限合同，非经当事人协商或法定解除事由的出现，当事人单方解除合同，系属违约，应当承担违约的责任，但是，《劳动法》不附加任何条件地赋予劳动者合同解除权，这无疑是以牺牲用人单位的违约追究权做前提来制定的。这极有可能导致劳动者解除权的滥用。因此，《劳动法》第31条的规定固然会重点保护劳动者，但却与合同法原理不合，它使用人单位的利益与劳动者的利益严重地失衡，违反了公平原则，确有修改之必要。[11]
此外，我国这样的立法格局也不符合世界劳动立法的潮流。从各国劳动合同解除立法的规定来看，其中大多数国家采用“合并式”的立法技术，即将劳资双方主体纳入同一法律条文中，同等授予权利，同等科以义务，使双方解除合同能力平等。如日本民法规定，雇主只要在14天前提出解雇预告，不论以什么理由都可以解雇劳动者。而且不具有说明解雇理由的义务。[12]解雇自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法理原理。这一理论，虽然对雇主来说，是谋求企业生存，提高生产效率和维持企业秩序的重要手段；但对劳动者来说，特别是对终生雇佣制的劳动者，或者再被雇佣有困难的劳动者，解雇自由意味着使劳动者走向失业和生活受威胁的自由。因此，国外劳动立法在规定解雇自由的同时又对其规定了一些限制性的条件。如在日本，雇主解雇劳动者除受禁止滥用解雇权和解雇必须有正当理由这一基本限制条件外，还有工会法第7条的限制条件，劳动标准法第3条、19条、20条、21条和104条规定的限制条件，以及雇佣规则和劳资协约的限制。[13]
因此笔者认为，随着我国各方面条件的成熟，应适时修改劳动法，将一般预告解除权也平等地授予用人单位，但规定其预告解除行为不能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和劳动合同的约定。这样既符合世界劳动立法的潮流，又可以促进劳动立法在平等的基础上健康的发展。
（2）它没有区分劳动合同的类型，将单方预告解除适用于一切劳动合同。劳动法规定的劳动合同从劳动期限上可分为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其中以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最为常见。就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而言，由于劳动合同的当事人已经明确约定了劳动合同的履行期限，基于合同法的原理，合同一经有效成立，就在当事人之间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该严格信守，及时、适当的履行合同，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必须信守是我国法律所确立的重要原则。只有在主客观的情况发生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情况下，合同继续存在已失去了积极意义，将造成不适当的后果，才允许解除合同。否则，便是违约，不发生解除的法律效果，而产生违约的责任。但《劳动法》第31条则不附加任何条件的赋予了劳动者的合同解除权，这无疑是认同了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有效存续期间内任意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这造成了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之间的矛盾。
通过上述对国外劳动立法的比较法考察，我们发现国外劳动法有一个共同的规定，即单方预告解除劳动合同只适用于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不适用有明确约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但我国《劳动法》第31条规定并无此种限定，劳动者的预告解除权无区别地适用所有的劳动合同。劳动者在合同期限内可以任意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将始终面临着劳动者走人的威胁，从而导致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培训的投入的信心不足，不利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同时也破坏了合同的尊严，而这仅仅由程序来加以限制是远远不够的。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其期限对用人单位有确定的约束力，而对劳动者则缺乏确定的约束力，这样也有失公允。
（3）它没有区分劳动关系的长短和劳动主体的不同而一律规定了相同的预告期。我国《劳动法》第31条没有对劳动关系的种类和劳动合同的主体做任何的区别而统一规定了30日的劳动合同解除的预告期限。这样的规定对用人单位的利益保护不利，也不符合世界劳动立法的潮流。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针对劳动关系的存续长短的不同和劳动合同主体的不同而规定不同的预告期是国外劳动立法普遍的做法。这样的规定对于保障用人单位的合法利益以及平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特别是一些高级管理人才和掌握高新技术的人才对一些用人单位的存亡有着特殊的意义。而我国《劳动法》没有区分人才的种类，而对所有的劳动者都一律规定30日的解除劳动合同的预告期，这完全排除了劳动合同当事人的自主性，不容许有任何的变更。面对纷繁复杂的劳动关系的实际状况，这样单一的规定未免过于僵化。[14]虽然用人单位也可以利用30日来准备选择录用新的劳动者来弥补空缺，但是现代企业的高级人才有时很难在短期内获得。一个关键人员的辞职，有时会使整个企业瘫痪。劳动法这样的规定使得用人单位不得不时常提防劳动者的“跳巢”，对劳动者的培训投入的信心和动力不足，这样会极大地限制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劳动立法的经验，根据不同劳动者、不同的工作岗位以及劳动关系长短来确定不同的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预告期。如劳动关系的期限长，预告期也应相应延长；反之，则可以相应缩短；对普通劳动者，可以考虑缩短通知预告期，而对于处于企业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或重要技术人员解除劳动合同预告期则可以延长，使用人单位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替代人选，从而避免因保护劳动者行使辞职权而损害用人单位的经济利益。[15]
（4）我国劳动法没有规定劳动者寻找新工作的期限。如前所述，很多国外的劳动立法中规定在劳动者或用人单位提出要解除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时，在预告期内，必须给劳动者留有必要的时间以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而我国劳动法却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我们知道，无论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还是用人单位解除劳动，提前30日通知的期限是预告期。预告期实质是事先告知以方便对方准备的期间。预告期的意义在于给对方一段准备时间，使其能在30日内作好各方面的安排，避免劳动者失去工作、用人单位出现人员空缺而造成的被动或损失。在预告期内，劳动者也可以联系、选择新工作，避免因工作解除而造成失业的现象。当然，在预告期内劳动者仍应继续克尽职守，不可懈怠工作，否则对用人单位造成的损失要承担赔偿责任。
四、我国用人单位单方预告解除劳动合同制度1.我国用人单位单方预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规定
我国《劳动法》第2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
医疗期，是指劳动者根据其工龄等条件，依法可以享受的停工医疗并发给病假工资的期间，而不是劳动者病伤治愈所实际需要的医疗期。[16]我国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对患病或非因工伤，依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时间长短，规定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医疗期，如《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的暂行规定》第21条规定，劳动合同制工人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按其在本单位工作时间的长短，给予3个月至12个月的医疗期。在本单位工作20年以上的，医疗期可以适当延长。[17]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医疗期内，用人单位不能解除劳动合同，医疗期满后，如果劳动者康复如初，可以继续从事原工作，或者劳动者没有留下大的后遗症，可以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劳动合同关系继续有效；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则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本条第（二）项中的“不能胜任工作”，是指不能按照要求完成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任务或者同工种、同岗位人员的工作量。用人单位不得故意提高定额标准，使劳动者无法完成。本条中的“客观情况”指发生不可抗力或出现致使劳动合同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法履行的其他情况，如企业迁移、被兼并、企业资产转移等，并且排除《劳动法》第27条所列的客观情况。[18]
2、我国用人单位单方预告解除劳动合同制度的现状分析
（1）因劳动者的健康而解除劳动合同问题
《劳动法》第26条第（一）项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情况下可以预告解除劳动合同。对于劳动者健康的情形，实非劳动者的过错，国外一些国家的劳动立法将之纳入了即时解除的范畴。如土耳其《劳工法》第16条第1款就规定因健康的原因雇主或雇员都可以即时解除劳动合同。我国《劳动法》将之作为预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规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必须提前30日以书面通知的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已是不幸，如用人单位还要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对劳动者而言更是雪上加霜。我国《劳动法》未采取国外的立法模式，而规定提前预告解除，让劳动者能有足够的时间来做相应的准备。这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体现了我国劳动法的人文关怀。
（2）关于不能胜任工作而解除劳动合同问题
两次不能胜任工作即可解除劳动合同是《劳动法》第 26条所规定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理由之一，这一条款也是在实践中争议很大。何谓不能胜任工作？原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中的解释是指不能按要求完成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任务或者同工种、同岗位人员的工作量。但是，有的岗位的工作是无法量化的，怎样考核能否胜任？有的员工不是因为工作能力问题，而是工作态度问题，又怎样处理？不能完成工作任务是以月还是以季或年来衡量？有的企业以年终考核为依据，而考核又是让其他员工打分，这种做法是否合理？由于产生的争议尽管最终裁量权在劳动仲裁或法院，但司法人员不是从事企业管理的人员，无法判断一个员工是否能胜任工作。因此，笔者认为，考核一个员工是否胜任工作，首先在企业中应建立起合理的考核制度，然后在合同中约定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况；其次可以以员工的工作差错给企业造成的损失来判定。如果企业没有健全、合理的考核制度，则无法说明职工是否能胜任工作，由此而解除职工劳动合同则不应予以支持。
（3）因情势变更而解除劳动合同问题
我国《劳动法》第26条第（3）项规定，在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用人单位可以单方预告解除劳动合同。本项规定是情势变更原则在劳动合同体现。所谓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使债的形成所依赖的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不可预料的变化，使原债的关系显失公平时，双方应变更债的内容，重新协调双方利益，达到新的平衡。[19]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可以产生两次效力。第一次效力主要表现在变更合同以平衡当事人的利益冲突，使之符合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如仍然不能或不足以排除情势变更变更造成的不公平后果时，则发生第二次效力——解除合同。[20]
劳动合同的情势变更是指订立劳动合同时作为劳动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如自然条件、原材料或能源的供给条件、生产设备的条件以及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等客观条件，在劳动合同订立之后劳动合同履行当中，这些客观情况发生了异常变化，从而导致法律行为基础丧失，导致劳动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允许劳动者或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情势变更原则的确立，在于追求公平和正义，因而这原则不能滥用。援引这一原则解除劳动合同应具备如下要件：
第一，不可预见要件。即劳动合同的情势变更具有不可预测性。劳动合同的情势变更的发生必须是劳动合同的当事人在订立劳动合同时不能预见的，如果当事人对今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变化已经预见，能够预见或应当预见，那么该情况变化不够成情势变更，它所造成的后果属于正常的风险。
第二，不可归责要件。即劳动合同的情势变更的发生不可归责于劳动合同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其本身不仅是不可预见的，而且不是当事人的过错所致。若某一事变可以归责于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的任何一方，则该当事人应该承担风险，不能适用劳动合同的情势变更。另外劳动合同的情势变更的发生必须不可归责于第三人。如果某一事变的发生虽非当事人引起，但可以归责于第三人，该事变也不是情势变更。
第三，特定期间要件。劳动合同的情势变更必须发生在特定的期间，即在劳动合同依法订立之后，劳动关系消灭之前这一特定的期间发生的。
第四，显失公平要件。即发生情势变更后若维持劳动合同的原有效力将会显失公平。情势变更必须导致劳动合同的履行将产生显失公平的结果，这是情势变更的核心要件。[21]
在实践中，情势变更和商业风险之间的界限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的存在使得用人单位可能以商业风险作为发生情势变更的理由，要求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将损失转嫁给劳动者。因此严格区分情势变更和正常的商业风险，防止用人单位滥用情势变更原则，对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劳动合同的严肃性和经济秩序的稳定都有重要意义。
所谓商业风险是指在从事商业活动中因经营失利所应当承担的正常可能的损失。它与情势变更的界限虽具有模糊性，但也可根据一定的标准区分：如情势变更具有不可预见性，即情势变更的发生，当事人不可预见也不能预见；而商业风险是可以预见的。情势变更具有不可归责性，即情势变更的发生非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过错造成的，因此基于公平原则，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双方当事人分担；而商业风险的发生是用人单位投资决策不当、考虑欠周、管理水平不高等因素造成的，这类风险应当由有过错的用人单位一方承担。情势变更的发生一般是由不可预测的经济因素引起的，而这些经济因素又是由重大的变故引起的，它不取决于价值规律，而取决于变幻莫测、纷繁复杂的社会因素，它所导致的风险不是正常的商业风险；而商业风险的发生则取决于用人单位是否遵循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是否了解市场行情，是否对供求关系、消费心理等有把握。因此我们在认定某一风险是否为情势变更时，一般要考虑一些客观情况，如情势变更的程度是否已经超出普通经营者所能预料的范围，风险损失和可能的赢利是否已经严重失衡。情势变更是否导致一方得利，另一方损失严重等。[22]
我国的市场经济正处于形成时期，经济竞争激烈，市场利润和风险并存。因此正确区分情势变更和商业风险，防止用人单位借情势变更之口，滥用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权，对于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1] 参见王益英主编：《外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页。
[2] 王益英主编：《外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76页。
[3] 国家劳动总局政策研究室编：《外国劳动法选》，北京：劳动出版社，1981，第6页。
[4] 参见王益英：《外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第679页。
[5] 郑冲、贾红梅译：《德国民法典》，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第213页。
[6] 劳动人事部政策研究室编：《外国劳动法选》，第二辑，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3年，第180页。
[7] 国家劳动总局政策研究室编：《外国劳动法选》，北京：劳动出版社，1981年，第11-12页。
[8] 国家劳动总局政策研究室编：《外国劳动法选》，北京：劳动出版社，1981年，第122页。
[9] 国家劳动总局政策研究室编：《外国劳动法选》，北京：劳动出版社，1981年，第187页。
[10] 参见钟武平：试论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载《广州律师在线》，2002/7/16
[11] 参见马强：劳动合同若干问题研究，载《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1年5月，第15页。
[12] 王益英主编：《外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74页。
[13] 参见王益英主编：《外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75页。
[14] Employment and Labor Law Considerations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ngement
in Oded Shenkar (Ed.) Global Perspectives o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New York: MacMillan, 1995.
[15] 参见金晓莲：对《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思考，载《北京市法学会劳动法学和社会保障法学分会2004年年会会议材料》，2005年2月，第53页。
[16] 王全兴著：《劳动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77页。
[17] 汤树荣、习龙生主编：《劳动法实物全书》，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年8月，第274页。
[18] 参见《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第26条。
[19] 杨振山主编：《中国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11版，第390页。
[20] W.M. Me Govern, Gr & Lary Lawence. Contract and Sales:
Cases and Problems, 1986
[21] 梁书文、回沪明主编：《劳动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363页。
[22] 熊进光著：《 民法: 公平的艺术》，第一版， 江西：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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