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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1年主要工作

2021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决议，深入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3602件，审结28720件，制定司法解释24件，发布指导性案例31个，加强对全国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351.6万件，审结、执结3010.4万件，结案标的额8.3万亿元。通过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惩治各类犯罪。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25.6万件，判处罪犯171.5万人。八类主要刑事犯罪案件持续处于低位，占全部刑事案件比重稳步下降，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犯罪。严惩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间谍窃密、邪教等犯罪，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对资助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李亨利依法定罪判刑。审结网络传销、网络赌博、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等犯罪案件9.2万件，维护互联网安全。严惩危害生物安全犯罪，维护国家生物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审结杀人、放火、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4.9万件。会同公安部等出台惩治涉枪涉爆犯罪意见，审结相关案件9984件。审结毒品犯罪案件5.6万件，严厉打击走私、制造毒品等源头性犯罪。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541件。审结袭警犯罪案件4586件。严惩暴力伤医犯罪，保障医务人员安全和正常医疗秩序，为医务人员和广大患者创造良好诊疗环境。人民法院准确贯彻死刑政策，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对残害妇女儿童、老年人等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的犯罪，论罪当判死刑的，依法判处并核准死刑，坚决维护法治权威，坚决捍卫公平正义。
依法维护疫情防控秩序。审结涉疫犯罪案件9653件。对故意隐瞒中高风险地区行程、违规接诊发热患者、伪造售卖核酸检测报告、“涉疫偷渡”等犯罪严惩不贷。会同海关总署等发布打击海上跨境走私犯罪意见，严惩走私冻品犯罪，防范疫情传播风险。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健全常态化扫黑除恶机制，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加快案件清结，审结涉黑涉恶犯罪案件3409件18360人。推进黑财清底，执行到位财产刑及追缴、没收违法所得405.7亿元，坚决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推进专项整治，发出相关司法建议3816份。巩固整治“村霸”、“沙霸”、“菜霸”、“路霸”等成果，促进基层社会治理。
依法惩治腐败犯罪。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2.3万件2.7万人，秦光荣、王富玉等14名原中管干部受到审判，彰显党中央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的坚定决心。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依法追缴行贿非法获利，斩断“围猎”腐蚀、权钱交易的利益链条。加大职务犯罪赃款赃物追缴力度，实际追缴到位596.6亿元。境外不是法外，首次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审理程三昌案，裁定没收外逃人员徐进、张正欣境内外巨额违法所得，对外逃腐败犯罪分子虽远必惩，让其人财两空。
依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出台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意见。会同农业农村部等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制售伪劣种子、破坏种质资源等危害种业安全违法犯罪。审结乱占耕地案件7251件，涉及耕地312万亩，依法惩治农村侵占耕地犯罪，保护耕地红线。辽宁、吉林、黑龙江法院严惩污染、盗采黑土犯罪。
守好民生安全底线。审结重大责任事故等犯罪案件2031件，维护群众生产安全。审结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6002件，依法严惩制售“病猪肉”、“毒草莓”、“毒面膜”等犯罪行为，守护百姓餐桌安全、用药安全。严惩医保骗保犯罪，依法对幕后组织者和职业骗保人加重惩罚，守好百姓“看病钱”、“救命钱”。审结高空抛物、偷盗窨井盖等犯罪案件296件，高空抛物致人伤亡犯罪案件大幅度减少，群众头顶上、脚底下安全更有保障。审结危险驾驶犯罪案件34.8万件，维护群众出行安全。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审结相关案件7.9万件14.9万人，对“5·09”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590名被告人判处刑罚。严惩“以房养老”、“投资养老”、保健品坑老、兼职刷单、套路贷、校园贷、美容贷等花样翻新的诈骗犯罪，助力打好反诈人民战争，维护群众财产安全。
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信息时代，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变得突出和紧迫。认真贯彻个人信息保护法，严惩窃取倒卖身份证、通讯录、快递单、微信账号、患者信息等各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审结相关案件4098件，同比上升60.2%。依法从严惩治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严惩利用恶意程序、“钓鱼”欺诈等形式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审理“颜值检测”软件窃取个人信息案，惩治网络黑灰产业链犯罪。严惩通过非法侵入监控系统贩卖幼儿园、养老院实时监控数据的犯罪分子。对侵犯个人信息、煽动网络暴力侮辱诽谤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出台人脸识别司法解释，制止滥用人脸识别技术行为，让公众不再为自己的“脸面”担忧。审理人脸识别第一案，明确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范围，守护公众重要生物识别信息安全。
强化人权司法保障。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依法宣告511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383名自诉案件被告人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还无罪的人清白。会同司法部完善死刑复核案件法律援助制度，依法保障死刑案件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推动实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与全国律协召开座谈会，健全工作机制，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充分发挥律师促进公正司法和人权保障的重要作用。律师服务平台为33万名律师提供在线立案服务244万件、案件排期避让提醒40万次。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2215件。出台国家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司法救助4万人，发放救助金9.2亿元。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对挑战法律权威、挑衅公共秩序、侵犯人民利益的，依法严惩不贷。
二、积极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司法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1574.6万件、行政案件29.8万件，同比分别上升18.3%和12%。
持续服务“六稳”、“六保”。妥善处理因疫情引发的劳资用工、购销合同、商铺租赁等纠纷，审结涉疫民商事案件14.2万件。出台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20条实招硬招，着力解决挤压生存发展空间、拖欠账款、超标的查封乱查封等侵害中小微企业权益问题。天津、江苏、河南、重庆等法院运用“滚动解封”等方式，防止大额资金冻结对中小微企业资金链的冲击。辽宁法院以海事强制令帮助数百家进口冷链企业解决清关难题，降低疫情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落实服务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见，对国企民企、内资外资、大中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保护。依法审理涉国资国企案件，助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服务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再审纠正涉企刑事冤错案件30件39人，坚决防止把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发布17件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弘扬契约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依法破除对民营企业在投资、市场准入等领域设置的门槛，清理涉民营企业积案。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等法院建立涉企案件生产经营影响评估机制。审结行政许可、行政协议案件2.1万件，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山西、内蒙古、安徽、河南、海南、贵州等法院着力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河北、江西、山东、陕西、甘肃等法院加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服务法治政府建设。
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54.1万件，同比增长16.1%，保护创新、激励创造。审理涉5G通信、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高新技术案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始创新成果保护。明确职务发明权属争议的判断标准，激励科研人员创新创造。对科研人员已尽勤勉义务但因技术路线选择失误的，合理界定法律责任，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着力破解知识产权维权“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成本高”等难题。出台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在895件案件中对侵权人判处惩罚性赔偿。依法适用行为保全制度，以先行判决和临时禁令相结合的方式防止损害扩大，不让权利人赢了官司输了市场。支持向滥诉者索赔合理开支，对恶意诉讼阻碍创新行为说“不”。我国已经成为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案件最多的国家，也是审理周期最短的国家之一。知识产权审判在服务创新发展中作用愈来愈显现。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审结垄断案件49件、不正当竞争案件7478件。探索数据权利保护规则，服务数字经济，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审理平台“二选一”、刷单炒信等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严惩妨碍公平竞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审理“茶颜悦色”奶茶诉“茶颜观色”不正当竞争案，对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制裁。明确“青花椒”等“碰瓷式维权”不受保护，对相关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推动市场主体有序退出和有效救治。审结破产案件1.3万件，涉及债权2.3万亿元，促进企业优胜劣汰和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充分发挥破产审判“积极拯救”和“及时出清”功能，同时坚决防止借破产之名逃废债。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企业破产法执法检查，促进完善破产法律制度。深圳个人破产条例首案裁定生效，让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的债务人可以从头再来，个人破产制度实践迈出重要一步。审结破产重整案件732件，盘活资产1.5万亿元，让745家困境企业再获新生，35万余名员工稳住就业。
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依法严惩金融证券犯罪，审结操纵市场、内幕交易、非法集资、洗钱等犯罪案件1.3万件。审结金融纠纷案件155.3万件，依法处理涉供应链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私募投资基金等纠纷，有力推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依法妥善审理康美药业案，严惩证券违法犯罪，支持陷入债务危机企业重整再生。依法否定职业放贷、高利转贷、变相高息等行为效力，引导民间融资服务实体经济。北京金融法院建设金融司法大数据研究中心，提出保障“北交所”25条举措，服务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上海金融法院深入推进金融审判专业化，建立金融纠纷法律风险防范报告年度发布机制，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旗帜鲜明保护革命文物和红色遗存。河北法院审理长城保护公益诉讼案，一体化保护长城遗迹和历史、环境风貌。江苏法院完善大运河司法保护机制，促进河道治理和文化遗产保护。福建法院在世界遗产地、历史文化街区等设立巡回法庭，保护文化根脉传承。贵州法院发出传统村落司法保护令，守护乡愁记忆。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审结一审环境资源案件26.5万件。制定生态环境侵权禁止令、惩罚性赔偿等司法解释。审理绿孔雀预防性保护公益诉讼案，贯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浙江安吉法院“森林法官”守护森林竹海，践行“两山”理念。青海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生态法庭联动，共同守护“中华水塔”。落实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赔偿，探索公益诉讼损害赔偿专项基金制度，江苏、江西等法院委托第三方监管，保障生态修复资金专款专用。出台贯彻长江保护法实施意见，守护一江清水、两岸青山。山东法院与执法机关协同治理油泥砂和落地原油污染，保护黄河三角洲。湖北法院依法保障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机构建设，广东法院审理碳排放权交易结算案，福建法院推行“碳汇”认购等替代性修复方式，依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举办世界环境司法大会，通过《昆明宣言》，促进凝聚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国际共识。
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出台服务北京“两区”建设意见，北京、天津、河北法院聚焦雄安新区建设、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天津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精准发力，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完善涉冬奥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及时化解涉京张高铁项目等纠纷，助力办好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法院推进执行跨区联动、信息全域共享、服务标准协同，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支持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提出建设金融审判创新试验区等21条举措。完善落实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司法服务措施。完善支持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司法政策，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出台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意见，重庆、四川法院围绕知识产权、环境资源、跨域诉讼服务唱好司法协作“双城记”。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法院精准服务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发展，助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审结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2.1万件、海事案件1.4万件。贯彻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海南法院审理外籍渔民在我国南海海域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判令承担生态修复费用，对我国管辖海域实施有效司法管控。广西法院高效处理“艾丽肯”号外籍货船诉前保全案，外方当事人主动将约定的外国仲裁变更为我国法院管辖。随着我国司法国际公信力日益提升，外国当事人主动选择中国司法管辖日益增多。联合国贸法会法规判例库收录涉疫情涉外商事海事案件指导意见，收录我国司法案例已达36件。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司法合作国际论坛，在山东青岛举办上合组织国家地方法院大法官论坛，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建设，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审结破坏军事设施、泄露军事秘密、破坏军婚等涉军犯罪案件466件，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会同退役军人事务部推进设立“老兵调解室”，积极开辟退役军人诉讼绿色通道。推广河南法院涉军维权“信阳模式”。军事法院发挥涉军维权服务平台作用，维护官兵权益。推进军事行政审判试点，促进军政军民团结。审理侵害英烈名誉荣誉、亵渎英雄墓碑等案件，让侮辱烈士的人受到制裁，让戍边英雄的丰碑永远高高耸立。
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牢记人民至上，始终把人民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及时高效便捷化解矛盾纠纷，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切实实施民法典。民法典颁布实施，让民事权利保护进入法典时代。适用民法典审理一系列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第一案”。审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案，保障民生工程顺利进行，促进邻里团结和睦。审理好意同乘减轻责任案，鼓励互帮互助，增进社会互信。审理多起居住权案，保障困难群众生活居住需要，驳回“强行啃老”等无理居住权请求。及时签发人格权侵害禁令，为保护生命健康、名誉荣誉、个人隐私等提供预防和救济。民法典实施一年多来，走进千家万户，进入百姓心田，一个个司法案例让民法典条文变得更加鲜活起来，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民法典就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就是日常生活的法律网络全书。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司法断案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审理侵害袁隆平院士名誉荣誉案，坚决维护共和国功勋的尊严。审理女童热心助人致伤案，判决善意助人不担责。审理小区保安送老人就医被索赔案，驳回无理赔偿请求。审理医院号贩子逃跑摔伤索赔案，判决追赶者无责。审理高铁霸铺案，判决对公共场所不文明行为曝光无需担责。对长期霸占已售房屋、耍横抗拒执行的当事人采取强制搬迁措施，决不让“赖而不决”有机可乘。通过一系列司法判决，鼓励崇尚英模、邻里相助、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志愿服务、舆论监督，决不向耍横霸道者让步，决不迁就纵容恶习陋俗，让广大群众知道法治社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
扎牢民生司法保障网。审结涉及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消费、社会保障等案件154万件，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新就业形态纠纷司法政策，依法治理欠薪问题，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会同中国残联发布保护残疾人典型案例，切实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出台网络消费司法解释，对直播带货、外卖餐饮作出规范，依法保护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法遏制利用“法拍房”、“借名买房”规避限购，绝不允许通过不当手段影响楼市调控、损害百姓居住权益。
促进家庭文明建设。加强家事审判工作，守护家庭幸福的港湾。审结婚姻家庭案件183.1万件。坚决反对家庭暴力，依法严惩施暴者，会同全国妇联推动人身安全保护令落地见效，发出保护令3356份，全面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加强对老年人的司法保护，对不赡养九旬母亲的4个儿子依法判令承担赡养责任并予以训诫，加大惩处力度。通过家事审判，维护和弘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完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和6个巡回审判点，全国法院设立2181个少年法庭。深入贯彻未成年人“两法”，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确保未成年人依法得到特殊、优先保护。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采用圆桌审判，封存犯罪记录，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对一些父母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怠于履行抚养监护义务、为孩子订“娃娃亲”等行为进行训诫，发出家庭教育令，对虐待儿童的剥夺监护权。四川法院设立涉诉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安徽法院会同妇联等部门落实留守儿童委托照护责任，增强留守儿童自我保护及家庭保护意识。审理短视频侵犯儿童个人信息等案件，制止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各地法院常态化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积极创建法治副校长品牌，开发适合青少年的法治教育课程，防治和惩处校园欺凌行为，陕西法院联合推出全媒体模拟法庭栏目“红领巾法学院”，共同营造保护关爱未成年人的良好环境。
维护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审结涉港澳台案件2.8万件，办理涉港澳台司法协助互助案件8933件，审结涉侨案件4220件。加强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为港澳同胞在内地就业、创业、生活提供保障。与香港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事判决、试点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与澳门签署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安排。会同中央台办建立在线诉调对接，84名台胞担任调解员，发布维护台胞权益典型案例。举办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司法论坛，在甘肃敦煌举办中华司法研究论坛，深化中华司法文化研究。
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围绕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2019年1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开展督察，深化执行难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高效公正规范文明执行，全国法院受理执行案件949.3万件，执结864.2万件，执行到位金额1.94万亿元。打通查人找物、财产变现、协同联动、精准惩戒、打击拒执等方面堵点，使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会同自然资源部提升土地查封处置效率。会同民航局治理限高人员通过“黄牛”违规购票规避执行。会同证监会规范上市公司质押股票冻结。网络查控案件1971万件，网络拍卖成交43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4.6%和7.4%。开展执行款物集中清理、高效为民执行、涉民营企业积案攻坚等专项行动。执行到位涉民生、涉小微企业、涉10万元以下小标的案件案款898.4亿元。内蒙古、广西、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法院健全执行联动机制。我国民事执行制度优越性不断显现，手段更加有力，执行工作机制和模式更加健全。
用心化解涉诉信访。坚持把涉诉信访工作作为倾听群众心声、解决群众诉求、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建立覆盖四级法院的网上申诉信访平台，畅通群众诉求表达“直通车”，有访必录、有信必录。集中治理重复信访，通过领导干部接访、律师代理申诉、公开听证等方式，化解信访积案3739件，帮助群众解开“法结”、“心结”。安徽法院351名领导干部带头接访、包案化解。全国法院涉诉信访、涉诉进京访较2019年分别下降2.3%和61.6%。2015年以来涉诉信访、涉诉进京访年均下降5.5%和35%。
为人民群众提供一站式多元解纷服务。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是矛盾纠纷的具体表现。化解这些矛盾，既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和公平正义向往的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显现出来。有矛盾就有冲突，甚至是激烈的冲突，不能回避，不能推诿，要不怕难，要耐得烦，要敢于担当。人民法院化解以案件形式呈现的矛盾，就是通过司法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方式。人民法院不仅要定分止争，还要为群众化解纠纷提供多种解决方案，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提供菜单式、集约式、一站式服务，包括调解、仲裁、审判。群众需要什么方式就努力提供什么方式，真正做到方便快捷、诉非对接、线上线下联动。经过三年多不懈努力，集约集成、在线融合、普惠均等的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全面建成。“菜单式”服务提供多样化选择，让群众解纷变得及时便捷。与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银保监会、中小企业协会等11家单位建立“总对总”在线调解机制，6.3万个调解组织和26万名调解员进驻调解平台，丰富了群众选择适合渠道解决纠纷的“菜单库”。覆盖城乡的跨域立案网点超过1.3万个，累计提供跨域立案服务14万件，90%的申请在30分钟内响应，把司法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线上线下融合服务让“正义提速”，显著降低群众、企业和国家财政解纷成本。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为总入口，集成在线调解、电子送达、委托鉴定等10个平台，实现在线服务四级法院全覆盖，群众打官司从原来的耗时费力变为全流程“掌上办理”。全国法院2021年在线调解纠纷突破1000万件，平均每分钟51件成功化解在诉前，诉前调解案件平均办理时长17天，比诉讼时间少39天。完善分调裁审机制，全国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全部设立速裁工作室，速裁快审案件871.5万件，平均审理周期32天，较一审民商事案件缩短43%。设立330个邮政集约送达服务中心，在主要城市基本实现法律文书“次日达”。24小时服务，让群众办理诉讼事务“零时差”。739个法院推出24小时诉讼服务。12368热线发挥诉讼“总客服”作用，“一号通办”实质性办理诉讼事务，日均接听群众来电2.1万件次，帮助解决诉求765.1万件，群众满意度达96%。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法院“夜间法庭”解决超大城市上班族诉讼不便问题，让诉讼服务“不打烊”。送法下乡“零距离”，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8429个人民法庭入驻，43033个基层治理单位对接。宁夏闽宁法庭主动服务东西部扶贫协作，长年扎根移民安置区，与走出大山的群众共谱“山海情”。四川“石榴籽”调解室、云南“金花”调解室、西藏“送法进边境村居”、新疆“冬不拉”调解室、兵团“农牧团场法官工作室”等受到各族群众欢迎。加强巡回审判，马背法庭、车载法庭深入田间地头、厂矿林区，就地立案、就地调解、就地审判、督促就地履行，“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活力。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联动资源最多、在线调解最全、服务对象最广的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司法为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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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F是国际认可论坛的缩写，它是由有关国家认可机构参加的多边合作组织，成立于1993年1月，现有成员30多个，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是其成员单位之一，中国也是17个发起国之一。其主要目标是协调各国认证制度，通过统一规范各成员国的审核员资格要求、培训准则及质量体系认证机构的评定和认证程序，使其在技术运作上保持一致，从而确保有效的国际互认，它在世界上包括两大组织，分别是欧洲认证认可组织（EAC）和太平洋认可合作组织（PAC）。
以认可项目等效性为基础，国际认可论坛多边承认协议签约的认可机构批准的认可，使组织持有在世界的某一地区已被认可的认证证书能在世界的任何地区被承认。
因此，被IAF多边承认协议签约认可机构认可的认证机构在管理体系、产品、服务、人员和其它类似的符合性评审项目所颁发的认证证书在国际贸易等领域均能得到世界各国承认与信任。
CNCA简介
CNCA系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局）的英文缩写，该机构是国务院为加强对全国认证认可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监督管理而组建并授权的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统一管理、监督和综合协调全国认证认可工作的主管机构。
CNAS简介
CNAS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CHINA NATIONAL ACCREDITATON BOARD FOR CERTIFIERS）的英文缩写，该机构是由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设立的统一负责全国认证机构（包括各类管理体系认证机构和各类产品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工作的管理机构。
ANAB（原ANSI-RAB）简介
ANAB系美国国家标准协会-美国质量学会认证机构认可委员会的英

❹ 中非合作论坛的政策文件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二00六年一月
前 言
新世纪之初，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加强合作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与此同时，国际形势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各种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和平问题尚未解决，发展问题更加突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追求和平发展，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增进友谊，加强合作，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各国的共同繁荣。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新形势下中非传统友好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政府制订对非洲政策文件，旨在宣示中国对非政策的目标及措施，规划今后一段时期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推动中非关系长期稳定发展、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第一部分 非洲的地位和作用
非洲历史悠久，幅员广袤，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非洲人民经过长期斗争，挣脱殖民统治桎梏，铲除种族隔离制度，赢得独立和解放，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非洲国家独立后，积极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联合自强，谋求和平、稳定与发展。在非洲各国以及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联盟的共同努力下，非洲政局总体稳定，地区冲突逐步解决，经济连年增长。“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勾画了非洲振兴和发展的宏伟蓝图。非洲国家积极参与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非洲的发展还面临不少挑战。只要非洲国家坚持努力，国际社会继续支持，非洲在新世纪里就能克服困难，实现振兴。
第二部分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
中非友谊源远流长，基础坚实。中非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始终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新中国成立和非洲国家独立开创了中非关系新纪元。半个多世纪以来，双方政治关系密切，高层互访不断，人员往来频繁，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其他领域的合作富有成效，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协调日益加强。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非洲国家也给予中国诸多有力的支持。
真诚友好、平等互利、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是中非交往与合作的原则，也是中非关系长盛不衰的动力。
第三部分 中国对非洲政策
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始终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中非友好的传统，从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与非洲国家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对非政策的总体原则和目标是：
——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支持非洲国家联合自强。 ——互利互惠，共同繁荣。支持非洲国家发展经济、建设国家，同非洲国家开展形式多样的经贸及社会发展领域的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加强与非洲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的合作，支持彼此正当要求与合理主张；继续推动国际社会重视非洲的和平与发展。
——相互学习，共谋发展。相互学习借鉴治国理政和发展的经验，加强科教文卫领域的交流合作，支持非洲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共同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同非洲国家及地区组织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政府赞赏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和官方往来，支持中国统一大业。中国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与未建交国建立和发展国家关系。
第四部分 加强中非全方位合作
一、政治方面
（一）高层交往
保持中非领导人互访和对话势头，加强沟通，加深友谊，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
（二）立法机构交往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非洲各国议会及泛非议会在相互尊重、加深了解、发展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多层次、多渠道的友好往来。
（三）政党交往
中国共产党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基础上，与非洲各国友好政党和政治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交往，增进了解与友谊，谋求信任与合作。
（四）磋商机制
建立并完善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国家双边委员会、外交部政治磋商、经贸合作联（混）合委员会、科技混委会等机制，以灵活、务实的方式推进双方对话、磋商的机制化。
（五）国际事务合作 继续加强中非在国际事务中的团结与合作，对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经常交换看法、协调立场，在涉及各自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和人权等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共同致力于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建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 （六）地方政府交往 中国中央政府重视中非地方政府之间的交往，积极支持双方建立友好省州或友好城市，促进双方在地方发展和治理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二、经济方面
（一）贸易
中国政府将采取积极措施为更多非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便利，认真实施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对华出口商品免关税待遇，以扩大和平衡双边贸易，优化贸易结构。通过多、双边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妥善解决贸易分歧和摩擦。推动双方企业界成立“中国－非洲联合工商会”。中国愿在条件成熟时与非洲国家或地区组织商签自由贸易协定。
（二）投资
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兴业，继续为此提供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并愿与非洲国家探讨促进投资合作的新途径和新方式。继续制订和完善相关政策，加强引导，注重服务，提供便利。欢迎非洲企业到中国投资。继续与非洲国家商签并落实《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与非洲国家共同营造良好的投资合作环境，保护双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金融合作
积极发展中非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关系。中国政府支持中国金融机构与非洲国家和地区金融机构加强交流与合作。
（四）农业合作
继续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中非农业合作与交流。重点加强在土地开发、农业种植、养殖技术、粮食安全、农用机械、农副产品加工等领域的合作。加大农业技术合作力度，积极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在非洲建立农业技术试验示范项目。加快制订中非农业合作规划。
（五）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中非在交通、通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中国政府积极支持中国企业参与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对非承包工程业务规模，逐步建立对非承包工程的多、双边合作机制。加强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合作，注重帮助非洲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
（六）资源合作
加强中非在资源领域的信息交流与合作。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按照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采取形式多样的合作方式与非洲国家共同开发和合理利用资源，帮助非洲国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促进非洲国家和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七）旅游合作
积极落实中国公民组团赴部分非洲国家旅游的工作，并将根据非洲国家的要求和实际可行性，把更多非洲国家列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中国欢迎非洲国家公民来华旅游观光。
（八）减免债务
中国政府愿继续通过友好协商帮助有关非洲国家解决和减轻对华债务。继续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减免非洲国家债务问题上采取更多实质性行动。
（九）经济援助
中国政府将根据自身财力和经济发展状况，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并逐步增加力所能及和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
（十）多边合作
加强中非在多边经贸、金融机构和体系中的磋商与协调，共同推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进一步重视发展问题，促进南南合作，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多边贸易体制，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中国政府愿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强合作，共同支持非洲的发展，为非洲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三、教、科、文、卫和社会方面
（一）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合作
充分发挥中国政府设立的“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在培训非洲人才方面的作用。根据非洲国家的实际需要，确定重点，拓展领域，加大投入，提高实效。
继续与非洲互派留学生。中国将适当增加政府奖学金名额。继续派遣援非教师。帮助非洲国家开展汉语教学。实施教育援助项目，促进非洲有关薄弱学科的发展。加强在职业技术教育和远程教育等方面的合作。鼓励双方教育、学术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
（二）科技合作
以相互尊重、优势互补、利益共享为原则，促进中非在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让等方面的合作。加强在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农业生物技术、太阳能利用技术、地质勘查和采矿技术、新药研发等领域的科技合作。继续为非洲国家举办实用技术培训班，开展技术援助示范项目。积极推动中国科技成果和先进适用技术在非洲的推广和应用。
（三）文化交流
落实与非洲各国签订的文化合作协定和相关执行计划，保持双方文化主管部门的经常性交往，加强双方文化艺术及体育专业人员的交流。根据双方文化交流及市场需要，积极引导和推动民间团体和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
（四）医疗卫生合作
促进双方医务、卫生人员和相关信息的交流。中国将继续向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提供药品和医疗物资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建立和改善医疗设施、培训医疗人员。加强与非洲国家在艾滋病、疟疾等传染病和其他疾病防治、传统医药研究及应用、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五）新闻合作
鼓励双方新闻媒体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全面、客观报道对方情况。加强双方相关政府部门的联系与沟通，就处理与国内外传媒的关系交流经验，为媒体交流提供指导和便利。
（六）行政合作
在公务员制度建设、公共行政改革和政府部门人才培训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探讨建立中非人事行政交流合作机制。
（七）领事合作
定期或不定期地与非洲国家举行领事磋商，就双边或多边领事关系中亟待解决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友好商谈，增进了解，促进合作。便利双方人员往来，保障双方侨民安全。
（八）民间交往
鼓励并积极引导中非民间团体交往，特别是加强青年、妇女的交流，增进双方人民之间的理解、信任与合作。鼓励并引导志愿者赴非洲国家服务。
九）环保合作
加强技术交流，积极推动中非在气候变化、水资源保护、防治荒漠化和生物多样性等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
（十）减灾、救灾和人道主义援助
积极开展在减灾、救灾领域的人员交流、培训和技术合作。中国将积极回应非洲国家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要求，鼓励并支持中国红十字会等非政府组织与非洲国家相关团体开展交流与合作。
四、和平与安全方面
（一）军事合作
密切双方军队高层往来，积极开展军事专业技术交流与合作。中国将继续协助非洲国家培训军事人员，支持非洲国家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自身安全。
（二）冲突解决及维和行动
支持非洲联盟等地区组织及相关国家为解决地区冲突所做的积极努力，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关注并帮助解决非洲地区冲突问题，继续支持并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
（三）司法和警务合作
促进双方司法、执法部门的交流与合作，在法制建设、司法改革方面相互借鉴。共同提高防范、侦查和打击犯罪能力，协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及腐败犯罪。加强双方在司法协助、引渡和遣返犯罪嫌疑人方面的合作。密切与非洲各国移民管理部门在惩治非法移民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加强移民管理信息的沟通，建立高效畅通的情报信息交流渠道。
（四）非传统安全
加强情报交流，探讨在打击恐怖主义、小武器走私、贩毒、跨国经济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化合作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共同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
第五部分 中非合作论坛及后续行动
2000年创立的中非合作论坛已成为中非进行集体对话与多边合作的有效机制，构筑了中非间长期稳定、平等互利新型伙伴关系的重要框架和平台。
中国重视中非合作论坛在加强中非政治磋商和务实合作方面的积极作用，将与非洲国家一道，认真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2004－2006）》及后续行动，继续在论坛框架内出台新举措，增进中非政治互信，推动务实合作全面发展。不断完善论坛机制，积极探索论坛与“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间加强合作的最佳方式和途径。
第六部分 中国与非洲地区组织的关系
中国赞赏非洲联盟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非洲团结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重视与非洲联盟在各领域的友好合作，支持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国赞赏并支持非洲次区域组织在推动各自地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一体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愿意加强与各组织的友好合作。
截至到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成员国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非、乍得、赞比亚、乌干达、突尼斯、坦桑尼亚、索马里、苏丹、塞舍尔、埃及、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埃塞俄比亚、塞拉利昂、安哥拉、尼日利亚、尼日尔、贝宁、南非、博茨瓦纳、布隆迪、纳米比亚、莫桑比克、摩洛哥、赤道几内亚、毛里塔尼亚、多哥、毛里求斯、厄立特里亚、马里、佛得角、马达加斯加、卢旺达、莱索托、几内亚、肯尼亚、几内亚比绍、科特迪瓦、科摩罗、加纳、喀麦隆、津巴布韦、加蓬等48个。

❺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什么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中国政府主办的高规格论坛活动，主要包括开幕式、圆桌峰会和高级别会议三个部分。

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2017年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等3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高峰论坛。

2019年4月25日-27日，中国举办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❻ 什么是司法研究所

司法研究所通常是指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它建立于 1951年，它的前身是1932年成立的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迄今已有近80年历史。
职能
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执行国家科技部、司法部赋予的“研究司法鉴定科学技术；培养司法鉴定高端人才；承担全国重大疑难案件的司法鉴定；履行司法鉴定行业技术指导；提供行业科技信息服务”等职能。现有职工163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占65%左右，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50%。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有11人。仪器装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研究专业
研究所设有法医临床学、法医病理学、司法精神病学、法医物证学、法医毒物化学、微量物证学、文件鉴定学、声像鉴定学、痕迹鉴定学、电子数据鉴定、道路交通事故技术鉴定及司法鉴定制度与法规等专业。办有《中国司法鉴定》和《法医学杂志》两本学术刊物，《中国司法鉴定》杂志创立了“中国司法鉴定论坛”。
重要意义
研究所也是我国司法鉴定领域对外交流和合作的重要平台。根据对应对等原则，多次受命代表中国司法鉴定组织参加多边专业活动；组织有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参加国际司法鉴定教育合作计划等；与俄罗斯、荷兰、美国、英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❼ 国际司法问题

专业的问题，建议到法考联盟论坛提问的了，
在司法考试备考过程中，最好先要找到个回组织，自己一个人考，可能会苦了点，可到找找组织，资料下载交流，资料下载交流，在答线答疑，对于备考这点很重要，如法考联盟论坛！
而在备考中，一般考生都会遇到"一看就会、一听就懂、一做就错“的困扰。
其问题的核心是对法条理解还不够深入，而最唯一的方案就是“做题”，
通过大量的习题让你深刻理解各法条的考点及具体的考查方法。
期间同时也培养自己的四种能力:
1 、准确判断考点的能力；
2 、思维穿插能力；
3 、体力；
4 、心理调节能力。
因而考前严格按考试系统做一套预测题，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可以让自己把握考试时答题速度，同时也可以通过作题，检查到自己的不！

❽ 国际论坛的介绍

《国际论坛》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研究国际问题的综合类学术性刊物，以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中国外交、国别和地区研究等方面为主。

❾ 律回网和国际商事合作论坛有什么关系

目前来说是可以找到你的男朋友的，一般来说是非常容易解决，应该是可以的事。

❿ 余振东案能否盖棺定论

备受关注的余振东巨贪案，虽然已经以盖棺12年有期徒刑成为了司法故事，但由于该案属于“中美司法合作”标志性事件而“涉嫌”政治交易的“主权之争”，至今都在不少国民心中难以得出准确的定论。因而，要以盖棺定论的司法惯例为余振东案例画上圆满句号的话，也许难以服众，至少在现行的中国法律面前难以服众。
不可否认，外逃贪官余振东能够成功引渡回国并接受中国司法审判，这是中国维护国家尊严的一个成功亮点。但问题是，按照余振东的涉案罪行依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量刑定罪的话，谁都知道重罪轻判的12年违背了中国的法律尊严，并且让人难以置信。人们不仅要问：“难道中国刑法存在两套标准？”果真如此的话，过去那些罪行小于余振东的死鬼贪官们，岂不要在低下鸣冤叫屈？这种“一种罪行两种治法”和“同样罪行不同命运”的司法判例岂不也是一种笑话？
平心而论，由于余振东的罪行牵涉到国际司法合作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超出了单一的“主权管辖”范围，同时也涉及到别国的主权管辖范围。加上中国几千名外逃贪官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尴尬事实，中国不得不在国际司法合作中选择“有限主权论”的实用范畴，寻求满足自身需要的主权范围下的司法管辖权，并以此作为中国进行国际司法合作的努力，进而最终带动中国反腐倡廉的社会改革进程。从这个意义上看，余振东能够成功引渡回国接受中国司法审判，的确意义重大。不过，由于重罪轻判的结果与中国法律产生的矛盾，也为人们从新审视加快中国司法改革带来了最好的教材。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从来就是惩处和震慑犯罪分子的司法名言，但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自身的法律监督体系缺陷，多年来造成了几千名外逃贪官悠闲地躲藏在世界各国而难以引渡回国受审，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司法制度与他国的司法制度存在人权保障意识认同的冲突。这种情况不但使中国“培养”大量贪官而蒙羞，同时也让“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司法名言变成了“法网恢恢，疏而‘有’漏”的笑话。假如人们从这种背景下审视余振东成功引渡回国受审的突破性意义的话，人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中国诚心加强国际司法合作，中国的司法之网也将遍布全球，“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将会变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几千名外逃贪官最终也将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国际司法合作中插翅难逃。果真如此的话，余振东案例的盖棺说辞就决不会象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大要案侦查指挥中心副主任陈东的解释那样：“余振东案件仅仅是个个案，该案不能说明以后的案子都是这个模式，还要基于每个案子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眼下，余振东案例暴露出了中国司法自身改革滞后，还并不具备引渡回国受审的司法氛围，通过外交交易的“一种罪行两种治法”和“同样罪行不同命运”的司法判例，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个证明也是余振东重罪轻判12年难以服众的原因，这也是余振东案例造成的负面影响。由此不难看出，民意担心重罪轻判可能引发贪官继续卷款外逃图谋免死形成常态，进而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更大的危害，而且这种可能完全存在。由此可见，虽然余振东案已经盖棺，但司法改革却无定论，假如司法改革不能适应国际司法合作的话，未来类似余振东的引渡回国受审案件，必将造成悖逆中国现行司法准则的对外司法路径依赖，而且这种过度的对外司法路径依赖现象，必然会影响对中国崛起的国际评价。其后果就决不会象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慕亚平评价余振东案例那样乐观：“美国人放弃了执行权，而中国人赢回了审判权，也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综上不难看出，余振东所犯罪行对于中国司法来说，由于牵涉到国际司法合作问题，已经不是想不想杀和敢不敢杀的问题，而是该不该杀和能不能杀的问题。既然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那么，国际司法合作就必然有国际司法合作的规矩，在世界各国遵守“有限主权”的原则下，余振东罪行的重罪轻判也就并不奇怪了。只不过留给人们思考的是，类似余振东案例的正面意义与负面影响怎样才能推动中国司法加速改革，与国际接轨，不要让已经盖棺的余振东案例继续成为中国司法仿效的依赖路径定论，否则，仍将继续引发国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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