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程序历史
① 司法程序怎么走
民事诉讼第一审程序：
1、 起诉，即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立案庭递交诉状。
2、 立案审查
符合立案条件，通知当事人7日内交诉讼费，交费后予以立案；不符合立案条件，裁定不予受理。
如果对裁定驳回起诉不服，10日内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受理后，法院5日内将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15日内进行答辩，通知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可根据当事人申请，做出财产保全裁定，并立即开始执行
3、 排期开庭
提前3日通知当事人开庭时间、地点、承办人；公开审理的案件提前3日进行公告。
4、开庭审理
宣布开庭，核对当事人身份，宣布合议庭成员，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询问是否申请回避
法庭调查：当事人陈述案件事实。
举证质证：告知证人的权利义务，证人作证，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出示书证、物证 和视听资料；双方当事人就证据材料发表意见。
法庭辩论：各方当事人就有争议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辩驳和论证。
法庭调解：在法庭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协议解决纠纷。
如果达成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双方当事人签收后生效，当事人履行调解书内容或申请执行；未达成调解协议，合议庭合议作出裁决(宣判)。
5、 宣判
同意判决，当事人自动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或向我院告诉庭提出执行申请；不同意裁判，需要分情形区分对待：
裁定：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民事诉讼二审程序
1、 立案
当事人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或裁定，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或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查一审法院移送的上诉材料及卷宗，符合条件，予以立案。
证据交换。
上诉的裁定或者判决，又告诉庭审查后直接进行裁决。
2 、开庭（案件事实基本清楚，可以不开庭审理,但必须与双方当事人进行谈话）
提前3日通知当事人开庭时间、地点、承办人；公开审理的案件提前3日公告；移送审判庭开庭审理。
宣布开庭，核对当事人身份，宣布合议庭成员，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询问是否申请回避；
法庭调查：当事人陈述案件事实；
举证质证：告知证人的权利义务，证人作证，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出示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双方当事人就证据材料发表意见；
法庭辩论：各方当事人就有争议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辩驳和论证；
法庭调解：在法庭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协议解决纠纷；
合议庭合议作出裁决；
维持原判，或者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宣判。
3 、当事人自动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或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或者向二审法院告诉庭递交书面申诉材料，申请再审。
如果达成调解协议，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在双方当事人签收后生效。
② 司法程序历史怎么理解
司法程序历史？是说司法程序的历史吗？参见中国法制史这本书应该有介绍，有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你可以看看。。
③ 司法权的程序性
司法权的程序性是指司法权的运作是依据程序法律所规定的顺序、步骤、程式所开展的表现形态。司法权的程序性是非常明显的，三大诉讼法即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均是程序性法律，其所系统地规定的各种诉讼程序，如一审程序、二审程序、执行程序、特别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等等，无不体现出司法权行使的程序性及规范性的特点。为何司法权的行使必须要依程序规则来进行呢？这是由法律的规范性所决定的，既然司法机关及法官所司的对象是法律，那么，对规范性的法律之适用自然也应依规范性的程序来进行的。程序性也是司法权区别是于行政权、立法权的一大特征。虽然，立法权在行使过程也有一套步骤、方式，但其程序的严格性及系统性程度远比不上司法权的严格性和系统性程度高，况且，立法权也没有一套程序性法律来确定其运作规则。行政权的程序性程度相对于立法权、司法权的程序性程度来讲更低，且更不规范，因为，行政权很多时候是依政策、命令、决策来运作的，机动和灵活性是其突出的特点，因此，其程序性程度远不及司法权的程序性是显而易见的。
司法权的程序具有权威性，是指司法权的行使在完成一个或几个法定程序之后，就对程序参与者各方产生一种法定约束力，非经法定程序的变更或解除，不得改变其效力。司法权程序的权威性是由程序本身所决定的，因为，程序既然是由法律规定的，那么，依法定程序行使的权力自然就会产生法定的权威性。
程序决定司法权权威性的表现为：
（一）程序的正当性。即程序必须依法律规定的顺序、期限、主体、条件等来展开，如果违反这些要素则构成程序违法，程序违法则不能产生法定的效果及权威。
（二）程序的独立性。是指程序的依法运作不应受到非程序性因素的干扰，非因法定原因不得造成程序被任意的拖延、终止、终结或遭人为因素的破坏。程序的独立性与司法权的独立性是一致的，司法权的独立性包含着实体独立和程序独立，依法或依独立程序审理案件所产生的结果不仅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符合司法权运作的特点与规律。
（三）程序的保障性。“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此话道出程序的权威与价值。程序的保障性是指程序对参与各方的权利的保护都是平等的，约束各方的义务也是对等的，各方都享有程序给予的权利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提供相关证据，反驳对方的观点，处分自己的权利；各方都平等地接受义务的约束并及时履行义务，尊重对方的权利，等等。只有程序参与人平等地参与程序，平等地受到程序的保障，则他就能够尊重并接受程序所产生的结果，因为，“权威来源于确信和承认”，所以，程序的保障性自然也就产生权威性。
（四）程序的终局性。由于程序决定着结果，因此，一旦完成了一个或几个程序之后，结果就业已确定，不得改变。例如三大诉讼法均规定，案件经一、二审程序所做出的判决，具有终局性。故，不论是一个程序或是几个程序，都应当完整开展，如果未完成法定的程序，自然也就不能产生法定的结果与效力；同时，完成了所有的程序之后，程序就具有终局性，这种终局性是不可改变的。这样，其权威性就由终局性所决定。
④ 中国法制史的“三刺制度”的内容是什么指定的是那三刺作用是什么
三刺是——中国古代审判官吏听狱断诉的一种方法。首先要说的是这是西周时代的制度。
含义是指——在审判案件时，经询问群臣、群吏、万民三方面意见后才能决定处罪犯死刑。
三刺的程序基本上就是——狱官审结案件后，依次征求群臣(士以上)、群吏（府吏胥徒庶人在官者）和万民(民间有德行不仕者，即绅士)的意见，取得赞同后正式定罪、执行刑罚。
其内容包括——（一）陪审员之选定。
方法有三。一是选任群臣充之。（充之就是指担任这个职位）
二是选任群吏充之。
三是选任万民充之。
（也就是——贾疏云所说的：“群臣者士以上”、“群吏者府吏胥徒庶人在官者”、“万民者民间有德行不仕者”。）
（二）陪审员之召用。
情形有四。一是应科之罪难定时。
二是所范之罪不明时。
三是罪情有可怜时。
四是律条无明文时。
（三）陪审员询问次序。先群臣，次群吏，后万民。
（见：贾疏云“庶民以上皆应有刺。直言庶民者。庶民贱。恐不刺。贱者尚刺。以上刺可知。”）
(四)陪审员陪审标准。
陪审使命在于：一是定应科之刑。
二是明所犯之罪。
三是断定宥减赦免等。
（关于宥减赦免标准有三，宥包括了“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关于赦免包括了“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落旄，三赦曰蠢愚。”）
（五）适用陪审的案件。
司刺职曰：“以三刺。断民讼狱之中。”
所以，三刺之法讼狱皆用。并不限于刑事，民事亦用之。
贾公彦：“但所刺不必是杀，余四刑亦当三刺。直言杀者，举汉重者而言。其实皆三刺，是以下文云:听民之所刺宥，而施上服下服之刑。是兼轻重皆刺也。”
（六）陪审员之席次。
陪审员之坐次，群士在左，群吏在右，众庶在前。
三刺的作用——首先需要说明一下这个制度的历史根源。我看过一些学术论文，有的学者认为西周采取的这个“三刺之法”可以说是中国陪审制度的雏形。但其实也不尽然。不可否认，“三刺之法”在古代中国西周时期的司法中确实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其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一、是因为当时处于奴隶制社会的西周由于成文法还没公布，司法审判还没有统一的法律依据，因而涉及重大案件不得不集体决定，才能避免冤案。二、奴隶社会生产力低下，人口很少，分封制使得全国建立起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形成了周王、诸侯、卿大夫、士等级严密、世袭的政治统治关系网。亲贵合一、家国一体的国家制度根本特征决定了西周还不能形成专掌司法审判及刑狱诉讼的国家司法官员。三、西周统治者实行“明德慎罚”统治思想也为“三刺之法”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根源。但它并非近现代所谓的陪审制度。“三刺之法”可以说只不过是中国古代司法审判制度中的一种民主形式，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产物。
以上的这些根源可以说就是这个制度在当时社会的作用，是产生这个制度的社会原因，也可以说就是所解决的社会问题。
当然，关于它的作用，除此之外还在于一些文献里面的评述，就向前面说的，三刺是中国古代审判官吏听狱断诉的一种方法。
它的作用正如——贾公彦疏：“谓上三刺、三宥、三赦，若不以此法，恐有滥入者；由用三法，故断民得中。”
还有，《周礼 "秋官 "司刺》上面说的：“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断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后刑杀。”
同时，苏轼的《三法求民情赋》也说：“用三法而下究，求舆情而上通。”
另外，古代的司法制度在之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北魏时候，审判案件开始实行死刑复核制度。可以说，死刑复核制度具有“三刺之法”的影子，不过这仅适用在死刑上，所以说它是一种慎刑制度，三刺制度是明德慎刑思想的影响。
不知道上述是不是说的够具体了。
⑤ 论清代（刑事）审判诉讼程序
请勿抄袭他人文章
王胡:清朝秋审制度浅析
[摘要]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可以说是集中国封建社会法律之大成。清朝所处的历史地位也决定了其法律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中的地位。清朝在继承明朝会审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秋审等会审制度。秋审作为一种会审制度，是由中央官员对死刑监候案件进行复核审录，以决定最终刑罚，同时也是一种死刑复核制度，其与中国自古以来便长期存在的死刑复核制度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是在“慎刑”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秋审最为一种最高级别的死刑复核制度，是对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的继承发展，也是在“慎刑”思想基础上，同时又为适应清朝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极端强化的需要而产生的，是总结了中华法系中历代精华而形成的最完善、最能反映皇权色彩的死刑复核制度。秋审在清朝被视为国家大典，在当时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对清朝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本文通过对秋审基本情况、历史渊源等方面的介绍，对秋审制度略作评析。
[关键词] 秋审 会审 死刑复核 慎刑
Abstract: As the last empire of Chinese feudal society, Qing dynasty has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 It is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that determines the status of its legal system in Chinese history. Formed on the basis of joint trial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autumnal adjudgement was concted by official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o determines the ultimate punishment of a convicted death sentence after a countercheck.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untercheck procere that has long existed in China. The countercheck procere in China was formed by the thought of prudence in punishment, while autumnal adjudgement, which is the top class countercheck procere and 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untercheck procere in history, was also form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rudence and served for the absolute monarchy and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It is also the best summary of Chinese legal heritage and the effective reflection of imperial power. Autumnal adjudgement was regarded as national code in Qing dynasty and was significantly important in defending the rule of the empire and cementing the unification of the multi-national country. This paper is an analysis of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autumnal adjudgement.
Key words: autumnal adjudgement, joint trial，countercheck of death penalty, prudence in punishment.
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建立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极端强化的时期，其法律制度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集大成者。清朝法制史不仅是清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更是全部中国古代法制史的一个总结性篇章。
清朝入关后，为维护其统治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在“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法律制度。清朝的法律制度，在整体上继承了明朝的法律制度，体现了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保证了中国封建法律制度的延续发展；同时又结合自身特点及社会现状加以修改完善，使之适合清朝统治需要，突出了其民族统治的特色。清朝历二百六十八年之久，在法律制度方面遗留下大量丰富的文献档案资料，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梳理。
在审判制度方面，清朝在明朝会审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重案会审制度，形成了秋审、朝审、热审等比较规范的会审制度，其中尤以秋审最为重要，最具代表性。秋审就是每年一度对判处死刑监候的案件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复核，以决定其生死的特别复核程序，即由中央三法司、九卿、詹事、科道、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主要官员，于每年秋后八月上旬在天安门金水桥旁定期会审和复核各省督抚定拟的死刑监候案件。[1]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司法公正保障制度主要有五种：法官责任制、录囚复审制、御史监察制、申诉与死刑奏报制、法司会审制。[2]秋审作为进行死刑复核的会审制度，具有对案件复审的功能，且有监察机关都察院参与，融合了以上所列的录囚复审、御史监察、死刑奏报、法司会审四种制度于一身，是一项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秋审制度使死刑案件的审理纳入一套严格的法律程序中，在清朝被视为国家大典，为清朝历任帝王所重视，在清朝司法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秋审的基本情况
（一）清朝死刑案件的审理程序及秋审案件的来源
《大清律例•断狱•有司决囚等第》规定：凡有司于狱囚始而鞫问明白，继而追勘完备；军流徒罪，各从府、州、县决配；致死罪者，在内法司定议，在外听督抚审录无冤，依律议拟，斩绞，情罪法司复勘定议，奏闻候有回报，应立决者，委官处决，故延不决者，杖六十。《清史稿•刑法志三》记载：各省户、婚、田土及笞、杖轻罪，由州县完结，……徒以上解府、道、臬司审转，徒罪由督抚汇案咨结。有关人命及流以上，专咨由部汇题。死罪……罪干凌迟、斩、枭者专折具奏，交部速议。杀一家二命之案，交部速题。其余斩、绞，俱专本具题，分送揭帖于法司科道，内阁票拟，交三法司核议。
清朝对于审判权限的划分是有严格规定的，下级审判机关将经手案件或不属于自己有权判决的案件主动详报上级复审（不问当事人是否上诉），并层层转报，直到有权做出判决的审级批准后才算终审。这种审判制度，有学者称之为“逐级复核审转制”。[3]
对于死刑案件，在地方各省由州县初审后，逐级报送知府、按察使、督抚复核。地方各级审理死刑案件也只是提出定罪量刑意见，督抚如无异议，即向皇帝奏报，并将副本送于刑部分管司。皇帝在收到督抚的奏报后，经内阁票拟，交三法司核议。但在清三法司中，部权特重，三法司核议实际上以刑部为主。三法司核议后，奏请皇帝批示，皇帝批准后，死刑判决才生效。至此，死刑案件的审理程序才告结束。
《清史稿•刑法志二》记载：斩、绞同是死刑。……乃于各条内分晰注明，凡律不注监候者，皆立决也；凡例不言立决者，皆监候也。清朝将死刑划分为“立决”、“监候”两种。“立决”就是立即执行，决不待时。《清史稿•刑法志三》记载：议上立决，命下，钉封飞递各州县正印官或佐贰，会同武职行刑。监候则入秋审。《大清律例•名例律•五刑》规定：死刑二，绞、斩。内外死罪人犯，除应决不待时者，余俱监固候秋审、朝审分别情实、缓决、矜、疑，奏请定夺。可见，秋审案件就是死刑监候等待秋审复核审录以决定最终刑罚的案件。各省每年入秋审的案件，按距离京城远近而截止日期不同。在截止日期以前审结的案件，纳入当年秋审，在截止日期以后审结的案件则等下年秋审。但也有重大案件，虽在截止日期以后审结，仍在当年秋审。
（二）秋审的程序及审理情况
1、秋审前期准备工作
秋审是清朝司法审判中一项重要事务，工作量巨大，刑部设有秋审处，主办秋审工作。刑部各司，在年初将本司应入秋审案件分类编册，出具看语，初看时用蓝笔勾改，复看时用紫笔勾改。然后送至秋审处坐办，律例馆提调，一一详加勘酌，墨书粘签，呈送刑部堂官核阅。同时地方各省督抚在应勘时期，将犯人提解到省城，率同在省司道官员共同会勘后，定拟具题，于五月上旬以前送至刑部。各省勘拟到齐后，刑部查阅外勘（各省的勘拟），与部拟不一致的，另列一册。核议时，先由各司核议，提调、坐办主之，而后呈堂，由尚书、侍郎主持堂议。
秋审案件根据案件性质、情节等具体情况不同分为情实、缓决、矜、疑、留养承祀五类。情实，指案情属实，罪名恰当，适用法律正确，应予处决的案件，这类案件多为谋杀、枉法赃、强奸等严重案件；缓决，指案情属实，但危害性较小，可留待下次秋审再审，一般可减等处罚，这类案件一般是误杀、戏杀、擅杀等；矜，指案情属实，但情节不严重，情有可原，可免于处死，一般可减为流刑或徒刑，只适用于统治者认为“情切天伦，一时义激，与寻常狠斗者不同”的案件；疑，指罪名已定，但情节有可疑之处，疑狱不常见，其处理办法也未见记载；留养承祀，指情况属实，情节较重，因父母、祖父母年老患病，无人奉养，且本人又是单丁的，可免于处死。
秋审的主要工作就是把案件分为以上几类，在各省督抚拟定，刑部核拟后，刑部将原案及法司督抚勘语刊刷招册，分送九卿、詹事、科道。这就是秋审的前期准备工作
2、会审
在秋审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由刑部确定在八月内某天，在天安门金水桥西，会集三法司、九卿、詹事、科道、军机、内阁等官员对各省已定拟区分的案件进行详审，这就是秋审的会审，也即所谓的“秋谳大典”。届时，数百名官员列坐参与会审，场面可想有何等壮观。
会审时，由书吏按省逐一唱名，宣读罪状及定拟的节略，如参与会审官员没有异议，即在原拟上陆续会签；如有异议，意见相持不下时，持异议之人可自行向皇帝上奏，由刑部回奏听裁。
会审大典后，由刑部领衔以参加会审全体官员的名义向皇帝奏报，分省逐次办理，每省案件各分实、缓、矜、留，情实类还另造黄册随本进呈。皇帝根据会审情况分别作出批示，刑部在皇帝批示后，按旨处置。入缓决的，误杀、戏杀、擅杀之犯杖一百流三千里，窃赃满贯，三犯窃赃至五十两以上之犯，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余的仍监候等待下年秋审处理，多次缓决后可减等处理；入可矜的，减为流刑或徒刑；留养承祀的，枷号两月，责四十板后释放；如果案件是斗杀，罚银二十两给死者家属养赡。至此，除情实以外案犯的秋审程序即告结束。
3、勾决
对于情实应决案犯，分为服制、官犯、常犯三大类，由皇帝朱笔勾决。勾决日期由内阁命钦天监选定。勾决之日，刑部进呈黄册，皇帝着素服升殿，大学士、三法司侍奉左右，皇帝亲自或由大学士按照皇帝的指示在名单上予勾或免勾。皇帝通过勾决直接掌握了最高审判权。在勾决之前，遵循古制，照例要向皇帝复奏，清朝复奏由刑科给事中办理，在刑部将情实案件上奏后，刑科给事中也要向皇帝复奏，最初三复奏，后改为一复奏。属服制类的，一般以情轻而改监候不予勾决，情实两次的，大学士会同刑部奏请改缓；属官犯类的，情节严重的，刑部从严声叙，一般无所幸免，予以勾决，情节较轻的则可以免勾，免勾十次改缓；属常犯类的，情节严重、罪无可赦的，不能免勾，但如有一线可原的，刑部粘签声叙，常可以免勾，免勾十次改缓。
4、执行
情实案犯在皇帝勾决后，在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执行。各省案犯，由刑部各司将勾单、榜示钉封送兵部发驿，文到之日行刑。各省发文的先后顺序、到达期限依各省距离京城远近而不同。行文在冬至以前到达者，照例行刑，如因故在冬至之后或冬至齐斋日期到达，仍牢固监禁，与次年秋审应决人犯一并题明处决，对于迟延的各级官员交部议处，追究责任。
（三）秋审的发展完善
《清史稿•刑法志三》记载：秋审原于明之奏决单，冬至前会审决之。《明史•刑法志二》记载：凡决囚，每岁朝审毕，法司以死罪请旨，刑科三复奏，得旨行刑。在外者，奏决单于冬至前，会审决之。……各省决囚，永乐元年定制，死囚百人以上者，差御史审决。弘治十三年定岁差审决重囚官，俱以霜降后至，限期复命。可见明朝审理外省死刑案件，是由中央派员在霜降后，到各地审决，在冬至前向皇帝奏明死刑犯人名单，应决者在得旨后处决。
秋审与明朝的奏决单制度有相似之处，是继承完善奏决单制度而形成的。《清史稿•刑法志三》记载：顺治元年，刑部左侍郎党崇雅奏言：“旧制凡刑狱重犯，自大逆、大盗决不待时外，馀俱监候处决。在京有热审、朝审之例，每至霜降后方请旨处决。在外直省，亦有三司秋审之例，未尝一丽死刑辄弃于市。望照例区别，以昭钦恤。”此有清言秋、朝审之始。此后，秋审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发展完善，制度日趋完备，立法不断严密。
秋审初制分为情实、缓决、矜、疑，但疑狱不常见，雍正年间，又加入留养承祀，成为五类。秋审情实人犯，沿用古制，勾决之前仍需三复奏，这样可以避免草率杀人，但秋审是在短期内集中处理全国的死刑监候案件，时间紧、任务重，情实者皆三复奏，不仅程序繁琐，而且加重了秋审官员的工作量，乾隆十四年，简去二复奏，只在勾决前五日复奏一次，这就大大减轻了秋审的工作量。秋审最初并无统一的法律依据，《大清律例》中对于如何定拟分类没有明确规定，全在于刑部和各省掌握，实行起来难免随意定拟，出入很大。乾隆二十二年，制定了《比对条款》，刊分各司，颁诸各省，后经修改，刑部侍郎阮葵生汇辑成《秋谳志略》，“以为勘拟之准绳，中外言秋勘者依之”。这就为秋审定拟提供了法律依据，保障了法律适用的统一。乾隆四十七年，又制定了《缓决三次人犯减等条款》，为缓决三次以上旧案犯的减等处理提供了依据。秋审在清朝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程序周密、制度严格、法律完备的制度
（四）朝审
《清史稿•刑法志三》记载：（京师）死罪既取供，大理寺委寺丞或评事，都察院委御史，赴本司会审，谓之会小法。狱成呈堂，都察院左都御史或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卿或少卿，挈同属员赴刑部会审，谓之会大法。如有翻异，发司复审，否则会稿分别题奏。罪干立决，旨下，本司派员监刑。监候则入朝审。朝审本是秋审的原称，源与明朝，清朝则专指对京师的死刑监候案件的复核审录。[4]
朝审与秋审在性质上并无不同，朝审中参与会审的机构、官员、审理结果都与秋审相同，只是在程序上略有不同：朝审案件是由刑部初审的，由刑部核议定拟，无须会谳；朝审惯例在秋审前一天举行，将人犯提解到堂当场审录，由书吏宣读罪状及定拟节略，审后仍押回监牢，不同于秋审中仅凭招册进行书面审核；在乾隆十四年秋审改为一复奏后，朝审仍保持三复奏；执行时，由刑科给事中、刑部侍郎各一人监视执行。朝审的这些特别规定无非是表明对京师案件特别慎重。
二、秋审的历史渊源
（一）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的发展
中国古代长期实行死刑复核制度，秋审作为一种特殊的会官审录，是一种最高级别的死刑复核制度，其与中国历史上的死刑复核制度是一脉相承的。
秦汉时期，死刑奏报尚无明确规定，只有疑难案件才须逐级上报复审，直至皇帝。非疑难案件，地方守令即有专杀之权。[5]《汉书•元后传》记载：汉武帝时，御史暴胜之等奏杀二千石，诛千石以下（师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杀之，其千石以下，则得专诛）。说明汉代曾对一些二千石以上官吏的死刑案件进行复核，二千石以下官吏的死刑案件则不经皇帝复核即可执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县令对死刑案件仍有审结权，只要经郡守所派督邮案验后即可执行。[5]地方官吏审判权过大，不利于恤刑原则的贯彻和法律的统一适用。《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记载：（青龙四年，明帝）下诏曰：“其令廷尉及天下狱官，诸有死罪具狱以定，非谋反及手杀人，亟语其亲治，有乞恩者，使与奏当文书俱上，朕将思所以全之。” 《魏书•刑罚志》记载：（世祖诏司徒崔浩定律令）当死者，部案奏闻，以死不可复生，俱监官不能平，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决之。诸州国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这样就将死刑的最后决定权收归中央，死刑奏报复核制度在此时期逐渐形成。这一制度的出现，一方面可以把生杀予夺大权控制在以皇帝为首的中央；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准确地实行镇压，避免错杀滥杀，以缓和阶级矛盾，是慎刑思想的体现。这一时期，国家分裂、地方割据、战乱频繁，地方守令兼领兵权，中央无法控制，死刑复核制度实际上难以执行，却为隋唐时期死刑复核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过唐初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封建经济繁荣发展，封建法制也日趋完备。死刑复核制度也进一步完善，还确立了死刑复奏制度，这是一种死刑案件在中央有关部门审查已被核准后，在执行前仍需奏报皇帝核准勾决的制度。[7]《隋书•刑法志》记载：（隋文帝开皇）十二年诏诸州死罪不得便决，悉移大理案复，事尽然后上省奏裁；十五年制，死罪三奏而后决。唐朝进一步完善了死刑复奏制度，并对复奏次数、时间做出规定。《旧唐书•刑法志》记载：（唐太宗大怒之下，错杀大理丞张蕴古，既而悔之）下制，凡决死刑，虽令即杀，仍三复奏。寻谓侍臣曰：“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比来决囚，虽三复奏，须臾之间，三奏便讫，都未得思，三奏何益？自今已后，宜二日中五复奏，下诸州三复奏。”其五复奏，以决前一日、二日复奏，决日又三复奏。惟犯恶逆者，一复奏而已。这样死刑案件便有了两次复核，一次由皇帝核准，一次由皇帝勾决。同时，唐太宗还主张由高官集议死刑案件，以免怨滥，对死刑案犯不能一概而论，有特殊情况可上奏另作处理。《贞观政要•刑法》记载：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旧唐书•刑法志》《新唐书•刑法志》均为五品）已上及尚书九卿议，如此，庶免怨滥。……比来有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者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或恐有急，自今门下省复有据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录状奏闻。这些制度及思想基础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中国古代行刑制度的发展
死刑复核制度自确立以后，一直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并不断发展完善，到清朝则发展成为秋审、朝审专门对死刑监候案件进行复核的会审制度。而秋审为何称秋审且固定在秋天进行，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这是由历史上传统的行刑时间决定的。
我国是个古老的农业国家，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时，重视季节时令，人们一切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都受其制约和影响。具体到司法活动中，行赏施罚也必须顺应天时，合乎时令。春夏是万物滋育生长的季节，秋冬则是肃杀蜇藏的季节，人间的司法活动也应与天道相配，顺于四时，利用秋天的肃杀之气强化行刑的严肃与震慑力。早在《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即有“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的记载。
但秋冬行刑制度化是在封建正统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汉中期以后，[8]在东汉时又加以明确。《后汉书•章帝纪》记载：（元和二年）秋七月庚子，（章帝）诏曰：“《春秋》于春每月书‘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报囚。《月令》冬至之后，有顺阳助生之文，而无鞠狱断刑之政。朕咨访儒雅，稽之典籍，以为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 《后汉书•陈宠传》记载：汉旧事断狱报重，常尽三冬之月，是时（章）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长水校尉贾宗等上言，以为断狱不尽三冬，故阴气微弱，阳气发泄，招致灾旱，事在于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议，宠奏曰：“夫冬至之节，阳气始萌，……十二月阳气上通，……十三月阳气已至，……若以此时行刑，……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狱刑，无留罪。’明大刑毕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宁，事欲静。’若以降威怒，不可谓宁；若以行大刑，不可谓静。……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异，往往为患。由此言之，灾异自为它应，不以改律。” 书奏，帝纳之，遂不复改。可见历代帝王在确定大刑之日，要考虑阴阳节气，唯恐违反时令会给国家带来不利灾害。
此后，历代王朝都以秋冬作为行刑决狱的传统时间。《旧唐书•刑法志》记载：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金史•刑法志》记载：（世宗大定）十三年，诏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听决死刑，惟强盗不待秋后。这里除与前代规定基本相同外，值得注意的是把“秋后”与“决死刑”联系在一起，这在历代可能是第一次。[9]由此可见，清朝以前虽没有正式形成秋审制度，但“决死囚”一般以秋季为主兼有冬季行刑的，清朝秋审制度的“秋”正是在这样一个数千年的历史基础上形成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秋审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演变中，借鉴前朝的司法制度，总结中华法系历代精华，并依照传统的行刑时间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死刑复核制度。
有学者认为，秋审与源于汉朝的录囚制度的性质、任务大体相同，是录囚制度发展演变的结果。[10]录囚，是皇帝或上级司法机关或有关官员通过对在押囚犯的复核审录，监督、检查下级司法机关或执法人员审理的案件是否合法或有无差错，以便及时发现冤狱平反改正的一项制度。[11]
《汉书•隽不疑传》记载：（隽不疑拜为青州刺史）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后汉书•百官志》记载：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胡广曰：县邑囚徒皆阅录，视参考辞状，实其真伪，有侵冤者即时平理也）。可见录囚始于西汉，尚限于州郡刺史、太守定期巡视所部狱囚，以平理冤狱为主。皇帝亲自录囚则始于东汉，有时平冤之后，还追究原审官员的责任。《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永元六年，和帝）幸洛阳寺，录囚徒，举冤狱。收洛阳令下狱抵罪，司隶校尉、河南尹左降。录囚对于及早发现冤案，改善司法状况，稳定社会秩序都有积极作用，故而被后世各朝所沿用，在历朝均有关于录囚的记载。
录囚只是直接详审囚犯，借以平反冤语，督办久系未决的案件，其初衷也是为了保障司法公正，受理案件的范围广泛，不仅仅是针对死刑案件，其性质、任务与现代司法制度中的审判监督程序有相似之处。而秋审作为一种规范化的诉讼程序，主要是针对死刑监候案件进行复核，以决定最终的刑罚。虽不乏理冤的功能，但只是针对个案而言，并不普遍，其最主要任务不在于平凡冤狱，其本质上仍是一种死刑复核制度。仅因为秋审融合了录囚制度中的复审功能，有一定的理冤功能而认为其渊源于录囚，未免有失片面。
三、秋审的社会基础
（一）秋审的思想基础
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在正常的统治秩序下，国家以死刑惩治对现行制度危害最严重的破坏者，向社会显示国家强大的强制性权力。在历史上，专制集权国家曾经用极其野蛮的方法，广泛的实行死刑，这就是中国封建法制严刑峻法的传统。与此同时，中国封建法制还有另外一种传统，就是所谓的“明德慎罚”和“恤刑”。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和最高准则，同时也成为封建社会法的灵魂。儒家推崇的反对滥杀、主张仁政的慎刑思想，对封建司法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历史的发展使统治者选择了“德主刑辅”的方针，将封建法制的两种传统融合在一起，包括秋审在内的历代死刑复核制度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产生的。而秋审又是其中最完备、最成熟的形式。一方面，清律中从绞斩到凌迟各种死刑仍然时刻保持着国家专制权力的绝对威慑力量；一方面，年复一年举行的“秋谳大典”又在向人民宣示皇帝的好生之德。
《清史稿•刑法志三》记载：顺治帝曾谕刑部：“朝审秋决，系刑狱重典。朕必详阅招案始末，情形允协，令死者无冤。”自是列朝于秋谳俱勤慎校阅。康熙二十二年，圣袓取罪案逐一亲阅，再三详审，其断无可恕者，始定情实。因谕曰：“人命事关重大，故召尔等共相商酌。情有可原，即开生路。”雍正十一年，世宗阅秋审情实招册，谕刑部曰：“诸臣所进招册，俱经细加斟酌，拟定情实。但此内有一线可生之机，尔等亦当陈奏。在前日定拟情实，自是执法，在此刻勾到商酌，又当原情，断不可因前奏难更，遂尔隐默也。”清朝皇帝受慎刑思想影响，以宽仁之心行严格之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做到凡情有一线可原者即入缓决，至于停勾、减等、免死、留养承祀等也都是“昭朕矜恤至意”。
经过秋谳会审，将一些危害较小的死刑案件免于处死，既不会放纵重大犯罪，又使统治者博得仁政的好名，使清朝皇帝以一种博大、宽宏、仁爱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使天下臣民在他的专制权力下得到庇护。这样才有了规模隆重的“秋谳大典”，才有皇帝再三批阅招册，素服勾到的场面。
此外，清朝是满族贵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满族贵族集团是清王朝政权的支柱，满族和八旗军是清朝统治者的主要社会基础和军事力量，是以一族之力而治中国亿万之众。这种性质必然在法律制度中有所体现，故清朝法律制度在继承明朝，沿袭封建等级制度的同时，为维护满族居于统治民族的核心地位，在入关后极力坚持“首崇满洲”的原则，以法律形式确认、保护满族贵族和旗人的优越地位，规定了满族不同于其它民族所享有的特权。
北京地区为京师重地，也是旗人及宗室贵族聚集之地，《清史稿•刑法志三》记载：若宗室有犯，宗人府会刑部审理。觉罗，刑部会宗人府审理。死刑，宗人府进黄册。八旗刑事统归刑部。这些案件中被判处死刑监候的要在朝审中经复核审录以决定最终刑罚。在会审时，要将案犯提解到堂当
⑥ 明朝的司法严格到什么程度
给你举个例子吧，在明代，一个县官只有收监的权力，最多再打几板子，连定罪的权力都没有。
⑦ 美国的司法制度的历史及其构成体系
http://ke..com/view/4210543.htm?fr=aladdin
美国抄是英、美法系国家。独立前，原13个殖民地基本沿袭英国的法律传统，又根据各自需要自立法令，自成司法体系。独立后，1787年美国宪法对司法权作了原则性规定，1789年美国国会颁布的《司法条例》规定了联邦法院的组织、管辖权和诉讼程序，逐步形成了现有的司法制度。美国司法制度的主要特点有：贯彻三权分立的原则，实行司法独立；法院组织分为联邦和地方两大系统；联邦最高法院享有特殊的司法审查权，等等。
⑧ 程序正义原则的起源与发展
程序正义原则在英国行政法上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深刻的社会原因。概言之，古老的自然正义理念是该原则得以产生的思想基础，普通法院的权威地位是该原则得以形成的制度基础，而行政权在近代英国的急剧扩张则构成了该原则得以发展的社会原因。
英国著名法学家威廉·韦德指出：“通过阐发自然正义原则，法院设计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程序公正原则渊源于英国普通法上古老的自然正义理念，是自然正义理念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应用与发展。自然正义即“自然的是非观”，是对公正行使权力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被凝练为两句法律箴言：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任何人在受到不利影响之前都要被听取意见。在古代和中世纪，自然正义被认为是自然法、万民法和神法的基本内容。之所以被称为“自然”，是在于表明该原则所具有的不因时间的流转而被抛弃的永恒品质以及不因地域的不同而遭废置的普遍属性。
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行政权在英国还没有充分发育，自然正义在当时主要是用以规范普通法院司法程序的基本准则。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然正义原则得到了普通法院始终如一的坚持和遵守。早在1371年的里伯案中，一名巡回法院法官就由于与案件当事人有利益牵连而被取消了审理案件的资格。1723年，剑桥大学所作出的剥夺本特利博士学位的决定被法院撤销，理由是该决定在作出前未听取本特利的意见从而违反了自然正义的基本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英格兰普通法长期发展的过程，其实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则的引导下裁决案件、连续不断地试图追求自然正义的过程。”通过对自然正义原则的严格遵循，普通法院成功地控制了司法权在公正的基础上运作，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司法权的滥用。因此赢得了民众的衷心支持，树立起了自由之维护者与法治之保障者的良好形象，进而在英国政治体制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在英国人的心目中，所谓法治无非是普通法院之治，而普通法院之治就是自然正义之治。这就为自然正义原则向行政领域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同时，自然正义原则在普通法院的严格践行过程中，不仅成为规范司法权运作的基本准则，而且逐步具备了超越所有权力之上的品质，成为奉行法治的基本标志。自然正义原则被认为是“落在每一个裁决者身上的义务”，甚至国王和议会也不例外。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明确规定王权要受到自然正义原则的限制：“凡自由民，未经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放逐或被加以任何其他方式侵害。”其中的“经国法判决”与自然正义、正当程序系属同一意义。在1610年的伯翰姆大夫案中，首席法官柯克宣布：如果议会法律让某人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法院可以宣布该法律无效，因为这样的法律触犯了普通法的权利与理性。也就是说，在17世纪以前，自然正义就已经逐步具备了限制所有类型权力的属性。这就为该原则超越司法领域向行政领域扩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17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英国的宪政体制和权力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集中体现为：议会代替国王而获得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之后，随着现代政党制度在英国的发育、成熟，国家权力开始向以内阁为代表的行政机关集中。为了灵活应对和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行政机关获得了议会的广泛授权，其角色开始从消极的“守夜人”向福利的提供者转变，其职能也从传统的国防、外交、税收等急剧扩展至教育、卫生、交通等广泛的领域。面对行政权的急剧扩张，奉自由为生命的英国民众内心的忧虑也日益加剧。如果对行政权不加以限制，行政机关就有可能演变为现代社会的专制君主，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将化为乌有。1929年，英国高等法院首席法官G·休厄特勋爵所发表的《新专制》一书集中代表了这种社会思潮。在上述社会背景之下，普通法院举起了自然正义的大旗，意图以正当程序控制行政权的行使，以维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然而，在新的宪政体制之下，普通法院的努力遇到了议会和行政机关的联合抵制。这主要表现为，议会经常通过法律授予行政机关以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排除自然正义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应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议会在形式上代表着民众的意志，但实际上是受到以内阁为代表的行政机关所控制的，其所制定的法律直接反映的是行政机关的意志。就行政机关而言，当然不愿意自己的手脚受到自然正义原则的束缚而希望获得行使权力的绝对自由。因此就出现了行政机关通过议会法律转而授予自身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法院如果强行再推行自然正义原则，将与议会法律发生冲突。这在英国是不允许的，因为议会法体现着议会主权，而议会主权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基本标志，是英国宪政的基石。因此，“自然正义不得不谋求新的立足点，并发现它是实施制定法而不是推翻制定法的一个范式。它的基础现在存在于解释规则之中”。普通法院认为，法律是正义的体现，制定法律的目的在于推行正义而不是推翻正义。对法律的解释必须以正义为基本准则，自然正义是作为法律中潜在的、暗示的条款而存在的。即使议会法没有明确规定自然正义原则，行政机关也必须遵守。相应的，议会法授予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不是绝对的，而是必须受到自然正义原则这一法律的暗示条款所拘束的。通过上述解释，普通法院在形式上维护了议会主权原则，避免了与议会的直接冲突。同时又在实质上将自然正义融入了议会法律之中，否定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绝对性，从而成功地将自然正义原则拓展至行政领域，成为控制行政权运作的基本规则。
但是，在历史上，自然正义原则是用以规范司法权运作的，当该原则扩展适用于行政权这片新的领地时，其历史局限性也开始显露。这主要表现为该原则只能适用于司法性质的行为，而无法包容所有的行政行为。为了克服自然正义原则的历史局限性从而扩大法院通过行政权进行程序规制的范围，越来越多的法官开始用“程序正义原则”取代传统的“自然正义原则”。不过，程序正义原则在核心理念、主要内容、基本制度等方面与自然正义原则都是相同或相通的，只是根据行政行为的特点对自然正义原则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如果将自然正义原则比喻为一棵老树，那么程序正义原则就是这棵老树发出的新枝。
⑨ 宋朝诉讼审判制度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1、实行鞫谳分司制度
在狱案审判中，宋统治者将审(鞫)与判(谳)分开，审问案情的官员无法断刑，检法断刑的官员也无权过问审讯，使之互相牵制，不易作弊，此即“鞫谳分司”。司法审判机构中，多数都分置“鞫司”与“谳司”。如开封府以左、右军巡院和司录参军为鞫司，法军及知府为谳司。
大理寺则有断司(即鞫司)与议司(即谳司)之分。州郡则以司理参军为鞫司，以司法参军及知州为谳司。审案时，由鞫司负责调查取证认定事实，由谳司负责检法议刑，各司其职，不许越权。
高宗时曾下令：“诸州法司吏人，只许检出事状不得辄言予夺。”对案件的判决得由长官、副长官共同决定，如太宗至道元年(995年)正月诏“杖罪以下，长吏与通判量罪区分。”
鞫谳分司是宋代法政体制渐趋完善之重要标志，在狱案审判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宋代统治者非常重视“鞫谳分司”之制，在审判中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并立法禁止二司在结案前的商议。
“鞫谳分司”之制不仅使审理与判决之权分离，使之互相牵制和监督，而且还规定法司在检断时，有驳正的责任;谳司检断时，不得只据鞫司之审理定罪，也不许“傅会牵合，稍有文饰”，必须据法检断，力求对鞫司审理之误予以驳正。
谳司检断中如有违戾，由监司按治施行;若审理有误未予驳正，则要依法治罪。“鞠谳分司之制”的推行主要是加强对审判中执法官的约束，防止官吏作弊，减少刑狱冤滥。
2、实行录问与翻异别勘制度
“录问”，即徒刑以上的案件经过初审后，必须由没有参加审讯的、依法不合回避的其他官员再次提审案犯，核实供词，案犯如无异词，则可检法议刑;如有异词，则须由另一机构重审。
录问制起源于五代，宋代加以继承和发展。
宋律规定，县级机关的录问，一般由县令、佐集体进行，“其徒罪以上囚，令佐聚问无异，方得结解赴州。”州级机关的录问，严禁所部僚属录问，而必须于“邻州选官”录问。京师地区一般选差御史台官充录问官，而御史台审理的案件，须由门下省和谏院差官录问。
录问是宋代狱案判决前的例行程序，也是赋予犯人的第一个申诉机会，如错过这个机会，到最后行刑前的“过堂”和行刑时，仍然可以称冤，只要罪犯翻供或称冤，案件就必须重审，称“翻异别勘”。
该制度起源于五代，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诏：“诸州决死刑，有号呼不服及亲属称冤者，即以白长吏移司推鞫。”狱案的第一次翻异，则由同级机关异司复审，称“移司别勘”。
宋代在各级司法机关内部都设有并列的审判部门，如大理寺下设左断刑和右治狱，左断刑下设左右推，负责鞫勘诸处送下狱案;开封府下设左右厅和左右军巡院，左右厅协助长官“日视推鞠”。假如“移司别勘”后，犯人再翻异，则由上级机关“差官别推”。
宋代对翻异别勘制有严格规定，对那些必须依法别勘而不依法别勘者，则依情节轻重而治罪。
史载：“诸勘鞠公事，妄作缘故，陈乞移推，及州县未结绝，非冤抑不公，而监司辄移者，各杖八十”。“诸罪人翻异或家属称冤，应申提点刑狱司差官别推而辄移屑县者，徒二年，若无出入减三等”。
3、越诉
中国封建诉讼制度中的诉讼程序，一般是按诉讼管辖和审级自上而下逐级进行的。越级诉讼是诉讼中的特别诉讼程序，历代封建统治者对越诉都是严格禁止的。但北宋末至时期，统治者却增立越诉之法，大开越诉之禁，这在中国封建诉讼制度历史上是一个突出的变化。
即位后，吏治的腐败，官吏的横敛，民不堪命。因此，在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对赵宋王朝统治形成了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宋徽宗为了标榜“革弊恤民之意”，限制官吏的横征暴敛，加强中央集权，始开越诉禁门。
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针对州县官司“辄置柜坊，收禁罪人，乞取钱物，害及无辜”的情况，御笔行下，凡“官司辄紊常宪，置杖不如法，决罚多过数，伤肌肤，害钦恤之政”者，“许赴越诉”。
宣和三年(1121年)，朝廷又针对“诸路州军公吏人，违条顾觅私身发放文字及勾追百姓”，而“监司守令坐视漫不省察”的情况，亦许“民户诣监司越诉”。
宣和六年(1124年)，因在外现任官私置机杼，“令机户织造匹帛”，又令尚书省立法严行禁止，如有违犯者，“各徒二年，计利赃重者，以自盗论，并许越诉”。
统治者试图通过百姓的越诉来钳制官吏的违法行为，达到稳定统治，加强皇权的目的。
(9)司法程序历史扩展阅读
宋朝的司法制度具有显著特色。
一、司法机关体系
（一）中央司法体制
宋朝沿袭唐制，中央仍以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为三大司法机关，各机构职责相沿未改。太宗淳化二年（991年），为加强对司法审判权的控制，朝廷于宫禁中增设审刑院，置知院事一人、详议官六人。
全国上奏案件，须先经审刑院备案，再发交大理寺审理和刑部复核，然后由审刑院详议，并奏请皇帝裁决。这实际是在刑部之上又增加了一级复审机构，剥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权力，使审判和复核程序复杂化。
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改革官制，裁撤审刑院，将其职权归还刑部。此后，凡奉皇帝诏命所立案件，由朝官临时组成制勘院审断；由中书省下令所立案件，由诸路监司及州军等派官临时组成推勘院审断，从而保证了皇帝对重大案件的直接控制。
此外，枢密院有权参与军政案件的审判监督，三司及户部有权参与财政赋税案件的司法审判。
（二）地方司法体制
宋朝地方实行州（府）、县两级制，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各县有权审判杖刑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须将审理意见报送州府判决。各州有权审判徒刑以上案件，但死刑案件须上报提刑司复核，重大疑难案件要上报刑部，由大理寺审议，或经皇帝裁决。在京畿地区，由开封府和临安府负责司法审判活动。
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在州县之上增设路一级提点刑狱司，作为中央派出机构，主要监督本路司法审判活动，复核州县重大案件，监察劾奏州县长官违法行为，以加强中央对地方司法审判权的控制。
⑩ 美国司法程序
美国的司法程序：
简易程序，简易判决
在民事诉讼案件中，不经过庭审，能够迅速有效地处理案件的简易程序。一般在案件事实非常清楚，没有争议，且其中一方根据法律有权得到法庭判决的情况下使用。设置简易程序的目的主要是避免没有必要的庭审。
初审听证，证据听证
由法庭官员主持的一个法律程序，用以判断犯罪是否已经发生，是否在法庭管辖区域内发生，是否有合理根据相信被告确实犯了罪，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将被告拘禁直至庭审。设置初审听证这一程序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不合理逮捕和拘留的发生。
口供证词程序
在民事或刑事诉讼庭审之前，通过提问方式获取原告方、被告方或证人陈述证词的过程，一般在律师的办公室进行，由原告或被告方律师提问，被问者回答问题，法庭记录员、摄像或录音人员均在场记录下证词。口供证词程序开始之前，作证人一般都要宣誓，法庭记录员和作证人经常会签署一份宣誓书，保证口供证词程序产生的证词文本与实际情况一致。
美国是英、美法系国家。独立前，原13个殖民地基本沿袭英国的法律传统，又根据各自需要自立法令，自成司法体系。独立后，1787年美国宪法对司法权作了原则性规定，1789年美国国会颁布的《司法条例》规定了联邦法院的组织、管辖权和诉讼程序，逐步形成了现有的司法制度。
美国司法制度的主要特点有：贯彻三权分立的原则，实行司法独立；法院组织分为联邦和地方两大系统；联邦最高法院享有特殊的司法审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