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商法第268条

⑴ 我国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的遵循的原则

我国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的遵循的原则总的来说，是意思自治和最密切联系两个
在对外经济贸易中，涉外合同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日益发展，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也在不断完善，并成为各国在解决涉外合同纠纷时选择法律的重要依据。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涉外合同如何适用法律、有哪些原则和发展趋势给予更多的关注。
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演变
国际上，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制度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在相关理论和实践的推动下，经历了如下演变过程：
建立阶段（1949—1985） 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立法并未对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加以规定，当事人只能在我国对民商事关系法律适用原则的指导下进行涉外活动。直到1985 年，第一部规定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立法《涉外经济合同法》颁布。该法第 5 条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在我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我国法律。它虽已废止，但对之后的立法产生了较大影响。
由此可知，我国的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原则经历了从无到有，到确立以意思自治原则为主，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补充，三种合同类型强制适用中国法的建立阶段。
基本成形阶段（1985—2011）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涉外合同日趋增多，亟须国家在立法上对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加以规定，以指导当事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涉外活动。因此，一些单行法逐渐零散地对我国的冲突规范加以规定。例如：《民法通则》第八章、《合同法》第126条、《票据法》第五章、《海商法》第十四章、《民用航空法》第十四章，和《继承法》第36条等法律条文中。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系列司法解释。伴随着《涉外经济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失效，这些零散的规定使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更加完善，意味着进入基本成形阶段。
本阶段确立了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特定情形强制适用中国法、国际条约效力优先以及参照适用国际惯例作为我国的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
发展完善阶段（2011年至今）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把发生涉外民事争议较多，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法律适用问题制定专门的单行法。既可以把我国多年来行之有效的零散规定和做法吸收到其中，也可以体现国际上通行做法和新的发展成果，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制度。在此背景下，2011 年 4 月 1 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开始施行，这是我国冲突法立法的重大突破。它的出台，结束了中国没有单行、统一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历史。该法一共52条，其中体现了我国现行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针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后在实践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1 月 7 日颁布施行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解释（一）》，该解释一共21条，对单行法适用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阐释。
至此，我国正式确立了当事人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特定情况强制适用中国法、保护弱者权益、国际条约效力优先以及参照适用国际惯例作为现行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
我国现行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
之前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和《海商法》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我国现行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后来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解释（一）》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和发展。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源于民法上的契约自由原则。依据该原则，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主决定适用于他们之间合同的法律。目前，该原则已发展成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并为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所接受。
在我国的涉外合同立法中，该原则也早已被采用，并成为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根本原则。《民法通则》第145条：“涉外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法》第126条也作了同样的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条：“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这表明我国在立法上确立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地位，体现了对当事人民事处分权的充分尊重。
最密切联系原则 所谓最密切联系原则，是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对所有与合同有关的联系因素进行衡量，从中找出交易的“重心”，即与该交易有最密切联系的因素，而后根据该因素的指引，而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弗鲁恩德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一个软化概念的出现，是意思自治原则本身固有的属性；其根本原因则在于社会科技的发展。该原则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德国学者萨维尼（Savigny）提出的“法律关系本座说”。目前，它并不局限于合同领域，为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普遍接受。
《民法通则》第145条、《海商法》第269条、《合同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6、41条都规定，在当事人对合同准据法缺乏明示选择时，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表明我国把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合同准据法的补充原则，这与目前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保持一致。
特定情况强制适用中国法原则 国际社会伴随着意思自治原则日益得到广泛采用的同时，以内国强行法限制当事人法律选择自由的倾向也日趋突出。近年来，在国际民商事合同领域对某些特殊类型的合同排除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已成为国际上的一种通行作法。
《合同法》第126条规定，在我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以及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我国法律。《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首次明确规定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予直接适用。第5条规定，外国法律的适用将损害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适用我国法律。该原则可以理解为对适用意思自治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限制。
保护弱者权益原则 近年来，美国和欧盟的冲突立法中均出现了特定类型合同中保护弱者权益的理念，这也符合法律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更明确地体现了保护弱者权益原则。例如：第25、29、30条的规定体现了保护被扶养人、被监护人的权益。第42条消费者合同、第45条产品责任均采用阶梯式法律适用方法，适用时须严格遵守顺序。该原则同样可以理解为对适用意思自治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限制。
国际条约效力优先以及参照适用国际惯例原则 国际合同法律适用制度正在从地区性的统一化向世界性的统一化迈进，这也进一步加快了国际合同法律适用制度的趋同化。
《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我国法律和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票据法》第95条、《海商法》第268条、《民用航空法》第184条均曾对此做出规定，内容相似。《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虽未对此做出规定，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4、5条分别对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法律依据做出了指引，并指出知识产权领域除外。
实践中，在某些行业，国际公认的行业协会起草的示范性文本更能针对本类涉外合同的特点，使法律适用条款更加公平并符合当事人的需求。例如国际EPC（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编制出版的合同范本得到了双方当事人普遍的认可和遵从。
总的来说，我国确立了意思自治和最密切联系两个原则，同时根据我国的实际和利益，在适用这两个原则时加以限制和补充。
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的最新发展趋势
随着《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的施行，可以发现如下发展趋势：
更加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尽管一般都在选择法律的时间、方式、范围等方面对意思自治加以限制，但分析近年来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可以发现目前它正在向更加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发展。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考虑到当事人对民事权利享有处分权，并适应国际上当事人自行选择适用法律的范围不断扩大的趋势，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的法律，并未规定当事人选择的时间，对选择方式也仅规定为明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8条将这一时间明确为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对选择方式也进行了扩展，若当事人并未以书面或口头等明确的方式对适用法律做出选择，但在诉讼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均未对法律适用问题提出异议，法院将认定当事人已做出了选择。
实践中，涉外合同双方签订合同时如何约定法律适用条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地位的强弱。强势的一方更拥有发言权。有时，接受招标人对适用法律的规定成为中标标准之一。正因如此，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才出现更加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更加关注当事人个人利益的趋势。
更加灵活化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7条：一方当事人以双方协议选择的法律与系争的涉外民事关系没有实际联系为由主张选择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表明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不再过分强调最密切联系，向更加灵活化发展。
实践中，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企业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否能够满足招标者的商务要求是竞争的重要砝码，为满足招标人的要求，推动了冲突法走向灵活化。这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商事合同领域进一步发挥作用的结果。
重视法院的作用 面对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日趋复杂的涉外贸易现状使立法不可能穷尽列举式的规定。因此，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就要重视法院的作用。因为“法并非存在于真空里；它也不是在学者安静的房间里形成的。” “法律必须稳定，却不能静止不变。”赋予法官有限度的裁量权可以区分不同涉外合同的类型和特点，维护法律的适时性和关注当事人的利益。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8条规定，法院应听取各方当事人对应当适用的外国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的意见，当事人均无异议的，法院可以予以确认；当事人有异议的，由法院审查认定。
实践中，随着律师、企业法律顾问素质的提升，涉外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和处理商务合同的能力逐渐增强，双方都理解并十分重视法律适用条款，遂演变成在合同文本中更加公平地约定法律适用条款，当出现争议时交给中立法官来裁量的趋势。
综上所述，随着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在原有基础上表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在彰显意思自治理念的民商事领域中，对意思自治加以必要的限定和规范，使双方当事人在涉外合同中达成一致，最终促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是本身作为一种工具的法律适用原则要解决的课题。也许，注意到涉外合同双方当事人所代表利益的差异性，使各方当事人的权益受到公正的保护，是催生这些原则不断演变的根本原因。

⑵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立法目的】为了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维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的发展，制定本法。第二条【海上运输界定】本法所称海上运输，是指海上货物运输和海上旅客运输，包括海江之间、江海之间的直达运输。
本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第三条【船舶界定】本法所称船舶，是指海船和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但是用于军事的、政府公务的船舶和20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艇除外。
前款所称船舶，包括船舶属具。第四条【业务专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运输和拖航，由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船舶经营。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非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外国籍船舶不得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运输和拖航。第五条【国旗的悬挂】船舶经依法登记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有权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航行。
船舶非法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航行的，由有关机关予以制止，处以罚款。第六条【主管机构】海上运输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第二章船舶第一节船舶所有权第七条【所有权内涵】船舶所有权，是指船舶所有人依法对其船舶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第八条【国有船舶】国家所有的船舶由国家授予具有法人资格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管理的，本法有关船舶所有人的规定适用于该法人。第九条【船舶所有权登记】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船舶所有权的转让，应当签订书面合同。第十条【共同所有权登记】船舶由两个以上的法人或者个人共有的，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第二节船舶抵押权第十一条【抵押权的概念】船舶抵押权，是指抵押权人对于抵押人提供的作为债务担保的船舶，在抵押人不履行债务时，可以依法拍卖，从卖得的价款中优先受偿的权利。第十二条【抵押权设定】船舶所有人或者船舶所有人授权的人可以设定船舶抵押权。
船舶抵押权的设定，应当签订书面合同。第十三条【抵押权登记】设定船舶抵押权，由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共同向船舶登记机关办理抵押权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船舶抵押权登记，包括下列主要项目：
（一）船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被抵押船舶的名称、国籍、船舶所有权证书的颁发机关和证书号码；
（三）所担保的债权数额、利息率、受偿期限。
船舶抵押权的登记状况，允许公众查询。第十四条【在建船舶抵押】建造中的船舶可以设定船舶抵押权。
建造中的船舶办理抵押权登记，还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提交船舶建造合同。第十五条【抵押船舶保险】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抵押人应当对被抵押船舶进行保险；未保险的，抵押权人有权对该船舶进行保险，保险费由抵押人负担。第十六条【共有船舶抵押】船舶共有人就共有船舶设定抵押权，应当取得持有三分之二以上份额的共有人的同意，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船舶共有人设定的抵押权，不因船舶的共有权的分割而受影响。第十七条【禁止转让】船舶抵押权设定后，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不得将被抵押船舶转让给他人。第十八条【抵押权转移】抵押权人将被抵押船舶所担保的债权全部或者部分转让他人的，抵押权随之转移。第十九条【两个以上抵押权】同一船舶可以设定两个以上抵押权，其顺序以登记的先后为准。
同一船舶设定两个以上抵押权的，抵押权人按照抵押权登记的先后顺序，从船舶拍卖所得价款中依次受偿。同日登记的抵押权，按照同一顺序受偿。第二十条【抵押权消灭】被抵押船舶灭失，抵押权随之消灭。由于船舶灭失得到的保险赔偿，抵押权人有权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第三节船舶优先权第二十一条【优先权的概念】船舶优先权，是指海事请求人依照本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向船舶所有人、光船承租人、船舶经营人提出海事请求，对产生该海事请求的船舶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⑶ 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条件

适用国际商事惯例的条件与方式
通用国际商事惯例的条
国际商事惯例只有符合一定的先决条件才能得以适用，但是，必须符合哪些条件，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分歧。
当事人协议选择
如前所述，国际商事惯例得以存在和为人们所遵守的基础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其适用当然必须经有关当事人双方协议选择。一般地，只有当事人选择的国际商事惯例才对当事人有拘束力。有学者认为，这是国际商事惯例适用的一个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国际商事惯例可以因当事人适用该惯例的同意有瑕疵（如因错误或被胁迫欺诈而同意适用）而无效。不过，这只是一般情况。有时候，未经当事人协议选择，国际商事惯例也可能被适用。这主要发生于下列两种情况：一是默示推定适用。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除非另有协议，双方当事人应视为已默示地同意对他们的合同或合同的订立适用双方当事人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惯例。”据此，即使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但只要当事人没有明示排除，仍然可以将国际商事惯例适用于有关当事人的合同关系。二是国内法强制适用。有的国家已将某些国际商事惯例移植到国内法中，从而在这些国家，国际商事惯例取得了法律的普遍约束力。这样，不管当事人协议选择与否，在这些国家，特定的国际商业交易都必须适用特定的国际商事惯例。
公共秩序问题
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是否必须以不违背公共秩序为先决条件，学者们观点不一。
有的学者主张以公共秩序限制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中国《民法通则》和《海商法》对此作了肯定。我们认为，国际商事惯例是在长期的国际商业交往实践中形成的世界通行做法，它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采纳，因而各国立法均未见有以公共秩序排除国际商事惯例适用的规定。中国以公共秩序限制国际商事惯例适用的规定与外国冲突法立法例相对照，实属惟一的一例。而且，依中国有关法律规定，只有中国法律和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时，才可以适用国际商事惯例。那么，以公共秩序排除有关国际商事惯例以后，中国将适用什么作为裁判的依据呢？在中国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中国法律的空白点还很多，在立法中给予国际商事惯例以应有的法律地位是完全必要的，而对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作不合理的限制必然会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对中国立法中以公共秩序排除国际商事惯例的规定应进行深入研究后再决定取舍。
合理性问题
对这一条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发展中国家以国际商事惯例片面反映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为由，主张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应以其合理性为先决条件。但是，西方国家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国际商事惯例都是合理的。这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扩大和限制国际商事惯例适用的两种不同态度。
法定的适用顺序
除上述条件外，中国《海商法》第268条第2款、《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对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还有一个限制条件，即中国法律和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对有关事项没有相应的规定，否则，不予适用。这实际上为国际商事惯例在中国的适用设定了一个先后顺序，即国际条约、国内法、国际商事惯例，只有前两种规范不能适用时，国际商事惯例才有被适用的机会。《瑞士民法典》第1条也规定：“如本法无相应规定时，法官应依据惯例”。《日本商法典》第1条也规定了类似的适用条件。

⑷ 国际商事惯例的构成条件

国际商事惯例是在长期的商业或贸易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用于解决国际商事问题的实体法性质的国际惯例。它具有以下特点： 国际商事惯例（一）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而形成 早在11世纪，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商人团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即开始自行制订一些规约，即所谓商人法，这种商人法就是商人们长期从事商业活动的习惯做法。这种习惯做法一开始只流行于一定的地区和行业。随着国际商业的不断发展，其影响不断扩大，有的发展到今天已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行。 （二）被许多国家和地区认可，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严格地讲，任何一种国际商事惯例，都不是以正式国际条约这种国家之间的协议法形式出现的，而是由地区、行业、国际组织（通常是民间组织)或商业团体把国际商业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习惯做法归纳成文，给予明确的定义和解释，公布于天下。国家对国际商事惯例的认可，即意味着国家赋予它任意性法律的性质。 （三）具有确定的内容，针对性很强 目前，世界上普遍适用的国际商事惯例基本上都是成文的，大都是由某些国际组织或某些国家的商业团体根据长期形成的商业习惯制订的，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内容十分确定，是判定有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解决有关当事人的争议，处理索赔、理赔案件的重要依据。 （四）是任意性而非强制性的规则，运用起来十分灵活 尽管国际商事惯例被许多国家和地区认可，具有普遍适用性，但不同于国际条约之于缔约国及其国民，也不同于国内法中的某些强制性规定，它对有关国家和国民不具有当然的法律约束力，也就是说它不具有直接的普遍法律约束力。通常，只有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适用某些惯例时，当事人才受该惯例的约束，该惯例才对该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 （五）它仍处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而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和国际民商事交往的飞跃发展，其变化速度在加快 国际商事惯例取得法律效力的途径 国际商事惯例不是国家立法，也不是国际条约，不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要取得法律效力必须经过国家的认可。国家认可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效力一般有间接和直接两种途 国际商事惯例径。 1.间接途径 这种途径是指国际商事惯例通过当事人的协议选择而间接取得法律拘束力，它是国际商事惯例取得法律效力的最主要途径。在国际合同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这样，特定国际商事惯例就因法院地国或仲裁地国承认当事人的选择而被间接地赋予法律效力。这一途径已为一些国际条约所规定。 2.直接途径 直接途径不以当事人协议为条件而是直接通过国内立法或国际条约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法律约束力。 (1)国内立法的规定。《日本商法典》第1条规定：“关于商事，本法无规定者，适用商习惯法，无商习惯法，适用民法。”《瑞士民法典》第1条规定：“本法无相应规定时，法官应依据惯例。”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以及《海商法》第268条都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美国《统一商法典》明确规定采用国际贸易中普遍承认的原则和惯例。特别是，西班牙和伊拉克已将《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全盘移植到其国内法中，赋予其国内法上的普遍约束力。 (2)国际条约的规定。1964年《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第9条第2款撇开当事人的协议，直接认可惯例的约束力：“当事人还须受一般人在同样情况下认为应适用于契约的惯例的约束。”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8条第3款规定：“在确定一方当事人的意旨或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应有的理解时，应适当地考虑到……当事人之间确立的任何习惯作法、惯例和当事人其后的任何行为”，从而直接认可了国际商事惯例的效力。 （二）国际商事惯例法律效力的表现形式 国际商事惯例取得什么样的法律效力取决于国内法和国际条约的具体规定，各国国内法和国际条约的规定可归纳为三种情况： 1.契约性效力 一般说来，有关国内法和国际条约都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契约上的效力。所谓契约上的效力，是指国际商事惯例只有在当事人同意适用时才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即国际商事惯例的拘束力源于当事人适用该惯例的合意。它是相对于具有强制拘束力的法律而言的。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9条就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契约上的效力，而不是强制性拘束力。这种契约上的法律效力往往是通过国内法和国际条约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承认而间接赋予的。 2.强制性效力 如果一个国家通过立法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普遍约束力，该国际商事惯例就有强制性效力。《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在西班牙和伊拉克已取得国内法的效力。还有些国内法和国际条约虽未将特定国际商事惯例全盘移植，但也对其效力作了强制性规定。在上述情况下，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效力直接源于法律的规定，不再需要借助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说，不管当事人是否协议选择，已取得了等同于国内法效力的特定国际商事惯例都必须适用，其效力是强制性的。 3.替补性效力 有些国家的国内法确定了国际商事惯例的替补性效力，即在有关国内法和国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对有关事项未作相应规定时，适用特定国际商事惯例填补其空缺。

⑸ 国际商事惯例的冲突及解决

国际商事惯例适用中的冲突及其解决
⒈冲突的产生
在国际商业领域，有关的国际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等统一实体规范还未发展到完全取代各国国内法的程度，因此，对同一国际商业合同的法律适用，有可能发生国际商事惯例与国际条约和国内法的冲突；由于同一国际商事惯例存在不同的解释文本，又可能产生同一国际商事惯例之间的冲突，如对CIF贸易术语，国际商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国际法协会的《华沙—牛津规则》以及《美国对外贸易定义》等都作了规定，而且对同一问题的规定又存在差异，所以，这些解释文本在适用中的冲突便难以避免；此外，国际商事惯例随着情况的变化经常进行修订，如《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经过了6次修订，然而由于其任意性，新版本并不当然否定旧版本，这样，新旧版本同时并存，可能导致同一解释文本的新旧版本之间在适用上的冲突。
⒉冲突的解决方法
归纳起来，解决国际商事惯例适用中的冲突，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⑴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
国际商事惯例及有关国内法和国际公约的任意性及各国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广泛承认决定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对解决国际商事惯例适用中的冲突具有重要作用，它能够决定国际商事惯例以及有关国内法和国际条约的适用与否及其适用顺序。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适用特定国际商事惯例或者有关国际条约或者某国国内法；对特定国际商事惯例，当事人可协议采用某一种解释文本；对同一种解释文本，当事人还可协议采用某一版本。对这种方法，国际商事惯例、国际条约、国内立法一般都有规定。
⑵分割法
在国际商业合同领域，现行的国际商事惯例以及有关国际条约、国内立法都未能涵盖有关领域的全部法律问题，从而都分别需要借助其他种类的规范来弥补本身的缺漏。因此，在解决国际商事惯例与国际条约、国内法的冲突时，分割法不失为一个有效办法。中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以及《海商法》第268条第2款的规定，实际上是将中国法律、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与国际商事惯例结合起来，分别适用于国际商业合同的不同法律问题，即中国法律和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对特定国际商业合同的有关法律问题有规定的，适用该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国际商事惯例。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6条和1964条《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第3条都规定当事人可以排除其中部分条款的适用，这也可能导致特定国际商业合同分割适用不同种类的规范。
⑶直接规定不同种类规范的适用顺序
前两种方法可以说是解决国际商事惯例与有关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冲突的间接方法。此外，有的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直接规定了其本身与国际商事惯例冲突时的适用顺序。1964年《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第9条第2款规定，“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凡本法与惯例有抵触时，优先适用惯例”，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虽无明确条文规定国际商事惯例的优先适用问题，但根据其第9条以当事人明示或默示同意决定惯例适用的规定，可以推断公约对当事人选择的惯例的优先适用是持肯定态度的。而且，从法理上讲，特定国际商事惯例一经当事人选择，便取得了合同条款的地位，应优先于公约这一任意法而得以适用。中国有关法律则规定了与上述相反的适用顺序，根据《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3款以及《海商法》第268条第 1、2款的规定，在国际商事惯例与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相冲突时，其适用顺序是：国际条约、国内立法、国际商事惯例，即优先适用有关的国际条约，而非国际商事惯例。
可见，这些解决国际商事惯例适用冲突的法律适用规则之间也可能发生冲突。那么，中国作为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成员国，如何解决中国法律与该公约所规定的国际商事惯例适用顺序之间的矛盾呢？

⑹ 公共秩序保留的在中国的情况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下列情况下可援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外国法的适用：
1、如果适用外国法违反我国宪法的基本精神，违反四项基本原则，有损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就应排除；
2、如果适用外国法有损于我国主权和安全，就应排除；
3、如果适用外国法违反有关部门法的基本准则，就应排除；
4、如果适用外国法违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所承担的义务，或违反国际法上公认的公平正义原则，应予排除；
5、如果某一外国法院对同我国有关的案件，无理拒绝承认我国法的效力，则根据对等原则，我国也可以以公共秩序保留排除该外国法的适用。
我国《民法通则》第 150 条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公共秩序保留予以了规定，该条指出：“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此外，我国于1993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及于1996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也分别作出了与《民法通则》第 150 条完全一样的规定。《海商法》第 276 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航空法》第 190 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尽管我国目前公共秩序保留的立法是比较全面的，甚至在个别问题上采纳了先进的作法，但对照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它也存在若干缺陷和不足。具体表现为内涵不一致、适用标准相矛盾、内容存在“盲点”以及规定不协调等缺陷。 1、中国国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保留立法的健全与完善
我国法学界对公共秩序保留问题在我国国际私法中的发展和完善问题予以了充分的重视，并对此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展望。鉴于单行的中国国际私法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诞生，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可以分以下两个阶段进行。在制订中国国际私法法典以前，现行有关法律中的公共秩序保留条款将继续保持其效力，不过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就公共秩序保留立法作一较为详尽的司法解释，对立法中未涉及的某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为法院司法实践提供一些具体的标准，这样可以使我国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更好地得到运用。同时，我国在制定新的单行民事法律时，最好不要重复出现公共秩序保留条款，因为我国《民法通则》已对此作出了规定。至于在我国将来制订国际私法法典时，公共秩序保留条款在用词上应使用了同一个概念——“公共秩序”；在立法方式上应采纳合并限制的方式；在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范围上，应该分别从冲突法、程序法、实体法三个方面作出比较全面的规定；至于在适用标准上，则应完全采纳先进的“结果说”；另外，还应引入最密切联系理论来解决援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了应适用的法律后的法律选择问题。
2、中国区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问题
世界上各复合法域国家对待区际法律冲突中的公共秩序保留问题的态度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完全拒绝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一种是限制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即主张对公共秩序保留在区际冲突法中的适用较之其在国际冲突法中的适用，施加更多的限制。而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是按照“一国两制”构想，在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及内地与台湾逐渐统一从而成为复合法域国家后产生的。与世界上其他复合法域国家内的区际法律冲突相比较，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具有不少特殊与复杂之处：既有属于同一社会制度的法域之间的冲突，又有属于不同社会制度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即有同一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又有不同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它在许多方面甚至可以说同主权国家之间的法律冲突相接近。 因此，在我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中保留公共秩序制度是必要的。各地区的法院在依冲突规范适用其他地区的法律或被请求承认、执行其他地区的法院判决、仲裁裁决，发现其与自己的公共秩序相抵触时，可以拒绝适用或拒绝承认执行。这一方面可以从区际法的角度保证“一国两制”方案的实施，有利于各法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共存；另一方面，又可为各地区保护自己的根本利益不受侵犯提供一个“安全阀”。不过，区际法律冲突毕竟是主权国家内的不同地区之内的法律冲突，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虽然比较特殊，但它仍旧是统一中国内的不同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 由于立法层次的参次不齐、各地区间法律理念的差距客观存在,现阶段我国区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立法与适用实际上是一项繁重的工程,这项工程的实质便是如何合理、顺利解决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我国区际私法中既要被适用,又要被限制适用的问题。毫无疑问，公共秩序保留在我国区际冲突法中的适用较之其在国际私法中的适用，条件应更为严格。因此，我国内地在制订区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保留条款时，应注意从以下几方面限制其适用：
（1）、在措辞上应体现限制援用公共秩序保留的精神，即规定只有在适用香港、澳门或台湾的法律“明显违背”内地的公共秩序的情况下，方能适用公共秩序保留排除该法律的适用。尽管这种“明显违背”的措辞仍然是一个弹性的概念，但终究能够反映立法者限制公共秩序适用的意向和态度。
（2）、在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标准上，应严格遵循结果说，不能仅仅因为要适用的香港、澳门或台湾的法律的内容与内地公共秩序相矛盾，就运用公共秩序保留手段，只有当适用法律的结果危及内地公共利益时，才能运用公共秩序保留。
（3）、运用公共秩序排除本应适用的其它法域的法律后，不能一律代之以我国内地法律，而应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来重新确定应适用的准据法，这样可以间接地遏制公共秩序保留的滥用。
（4）、此外，还可以从司法程序的角度来严格限制公共秩序保留的援用。可以把适用公共秩序保留的最终决定权赋于最高人民法院，这样从一定程度上既能保证适用公共秩序的严肃性，又能减少其适用机会。 1950年我国制定的《关于中国人与外侨、外侨与外侨婚姻问题的意见》中就指出，中国人与外侨、外侨与外侨在中国结婚或离婚问题，适用中国的婚姻法，在适当限度内照顾当事人本国的婚姻法，但“适用当事人的本国的婚姻法以不违背我国的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目前的基本政策为限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规定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文件。1986年的《民法通则》则第一次在国际私法中全面规定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该法第150条规定：“依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第262条第二款规定：外国法院请求协助的事项有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不执行。该法第268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后，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认其效力，需要执行的，发出执行令，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执行。由此可见，我国关于公共秩序保留的立法是比较完备的，在实体法、程序法和冲突法中都有体现。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1）我国采取了直接限制的立法方式；（2）采用了客观说中的结果说来判断是否违反公共秩序，但是，我国的公共秩序的概念更宽泛，包括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甚至道德的基本观念和法律的基本原则，这种用“社会公共利益”来表达“公共秩序”是含糊不清的，不利于国际交往和司法实践；（3）我国公共秩序保留条款不仅指向外国法律，还指向国际惯例，这是我国特有的，我们知道，国际惯例是在国际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得到许多国家承认和认可的，也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用公共秩序保留排除国际惯例是不合适的，除非曾经明确表示不接受此国际惯例的除外。世界上其它各国都没有用公共秩序保留排除国际惯例的规定，我国应废除公共秩序保留条款指向国际惯例的规定，以便于国际民商事的交往，也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⑺ 商事惯例在商事合同解释中的效力。

网络来的……商法考试中的第五题么= =（如果不是的话无视我）
1、商事惯例是商事当事人约定俗成的内容，对当事人具有可上升为强制约束的可能，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道德和习惯基础上的约束。
2、商事惯例在个别领域或者地域具有法律的作用，从这一角度看商事惯例是法律的渊源之一。
3、商事惯例可以弥补立法前瞻性不足。
4、在具体的商事行为中，惯例可以成为合同的内容。
5、违反商事惯例的行为虽然不一定为法律所制裁，但是有可能受到惯例适用领域的否定。

国际商事惯例不是国家立法，也不是国际条约，不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要取得法律效力必须经过国家的认可。国家认可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效力一般有间接和直接两种途径。
1.间接途径
这种途径是指国际商事惯例通过当事人的协议选择而间接取得法律拘束力，它是国际商事惯例取得法律效力的最主要途径。在国际合同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这样，特定国际商事惯例就因法院地国或仲裁地国承认当事人的选择而被间接地赋予法律效力。这一途径已为一些国际条约所规定。
2.直接途径
直接途径不以当事人协议为条件而是直接通过国内立法或国际条约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法律约束力。
(1)国内立法的规定。《日本商法典》第1条规定：“关于商事，本法无规定者，适用商习惯法，无商习惯法，适用民法。”《瑞士民法典》第1条规定：“本法无相应规定时，法官应依据惯例。”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以及《海商法》第268条都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美国《统一商法典》明确规定采用国际贸易中普遍承认的原则和惯例。特别是，西班牙和伊拉克已将《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全盘移植到其国内法中，赋予其国内法上的普遍约束力。
(2)国际条约的规定。1964年《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第9条第2款撇开当事人的协议，直接认可惯例的约束力：“当事人还须受一般人在同样情况下认为应适用于契约的惯例的约束。”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8条第3款规定：“在确定一方当事人的意旨或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应有的理解时，应适当地考虑到……当事人之间确立的任何习惯作法、惯例和当事人其后的任何行为”，从而直接认可了国际商事惯例的效力。
（二）国际商事惯例法律效力的表现形式
国际商事惯例取得什么样的法律效力取决于国内法和国际条约的具体规定，各国国内法和国际条约的规定可归纳为三种情况：
1.契约性效力
一般说来，有关国内法和国际条约都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契约上的效力。所谓契约上的效力，是指国际商事惯例只有在当事人同意适用时才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即国际商事惯例的拘束力源于当事人适用该惯例的合意。它是相对于具有强制拘束力的法律而言的。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9条就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契约上的效力，而不是强制性拘束力。这种契约上的法律效力往往是通过国内法和国际条约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承认而间接赋予的。
2.强制性效力
如果一个国家通过立法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普遍约束力，该国际商事惯例就有强制性效力。《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在西班牙和伊拉克已取得国内法的效力。还有些国内法和国际条约虽未将特定国际商事惯例全盘移植，但也对其效力作了强制性规定。 在上述情况下，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效力直接源于法律的规定，不再需要借助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说，不管当事人是否协议选择，已取得了等同于国内法效力的特定国际商事惯例都必须适用，其效力是强制性的。
3.替补性效力
有些国家的国内法确定了国际商事惯例的替补性效力，即在有关国内法和国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对有关事项未作相应规定时，适用特定国际商事惯例填补其空缺。
（三）对国际商事惯例效力的限制
在实践中，国际商事惯例的效力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这种限制实际上与作为国际商事惯例存在基础的意思自治原则有很大的联系，因为该原则本身就受到种种限制。
1.适用范围的限制
一方面，意思自治原则本身的适用范围受到限制，它只能适用于特定的领域；另一方面，国际商事惯例也只存在于国际货物买卖、运输、保险、支付、结算等领域。所以，国际商事惯例的效力首先被限定于特定的适用范围。
2.国内强行法的限制
当事人的选择只能在特定国家的任意法范围内进行，同时，国际商事惯例一般只具有契约上的效力，因此，国际商事惯例不能与有关国家的强行法相抵触。尽管国际商业交易的当事人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协议其合同的内容并使之受国际商事惯例的支配，但是，他们不能完全排除国内法的基本原则对其合同关系的控制作用，因为不同国家的法律为确保标准合同和一般交易条件对贸易限制的公正与合理，而对它们的适用和效力有不同的严格要求。所以，国际贸易当事人应使他们的合同关系受国内法的控制，以使这种合同合法有效。比如，以毒品、武器为标的的合同在许多国家的国内法上是无效的。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4条规定，本公约除非另有明文规定，与任何惯例的合法性无关。据此，如果一个包含特定国际商事惯例的合同条件依可适用的国内法无效，则该惯例也是无效的。
3.公共秩序的限制
有的学者认为，这种限制主要表现在下列两种情况：如果当事人的合同关系受制于一外国法律，则这种国际商事惯例不得与该国法律的强制规定及其所规定的公共秩序相抵触；如果当事人的合同关系受一般法律原则的支配，则该国际商事惯例的效力以不违反这种一般法律原则中的强制性原则和公共秩序原则为前提条件。
我国《民法通则》第150条和《海商法》第276条也规定，在依我国冲突法指定应适用“国际惯例”时，如其适用违背我国社会公共利益，可予以排除。从而，国际商事惯例在我国的适用必须以不违背我国的公共秩序为先决条件，否则，将不予适用。

课件中还没有找到，童鞋乃是市营的，人力的还是会计的= =

⑻ 保险索赔的索赔要注意近因原则

近因原则是保险理赔的基本准则
一、案情简介
某市进出口公司进口一批三五牌香烟，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平安险，保险金额100万元。运输途中船舶碰到恶劣气候，持续数日，通风设备无法打开，导致货仓内温度很高而且出现了舱汗，从而使这批进口香烟发霉变质，全部受损。该进出口公司遂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要求赔偿全部损失。
二、对本案处理的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对于本案保险公司应当拒赔。拒赔理由如下：本案中香烟发霉变质是由于受潮和舱汗这两个原因引起，而受潮和舱汗造成标的的损失责任分别由海上货运险的附加险中的受潮受热险和淡水雨淋险承保。该进出口公司只投保了平安险，没有投保一般附加险或者附加受潮受热险和淡水雨淋险，所以本案中的货物损失不属于承保责任范围，保险公司应拒绝赔偿。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保险公司应该给予赔偿。赔偿的理由是：诚然第一种意见中“香烟发霉变质是由于受潮和舱汗这两个原因引起”的说法没错。然而本案香烟受损之前，运输气候与受潮和舱汗都是造成香烟受损的原因。同时在本案中恶劣气候与受潮和舱汗连续发生，且又互为因果，恶劣气候是前因，受潮和舱汗是后果，即恶劣气候导致受潮和舱汗的发生，受潮和舱汗是恶劣气候的必然结果。因此恶劣气候是香烟受损的近因。根据近因原则，保险人负责赔偿承保的风险为近因所引起的损失。本案中恶劣气候是平安险承保的风险，所以保险公司应当赔偿100万元的香烟损失。
三、本案处理指南
本案的第二种处理意见是正确的。本案案情极其简单，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歧点也十分浅显明了，但是本案道出了保险合同极其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即近因原则。近因原则是保险理赔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准则，它在确定发生事故是否属于保险事故，是否能够获得赔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理赔中是关键性的原则之一。国际上，保险立法都普遍规定，保险赔案判例都普遍遵循近因原则。
近因，亦称最近原因，并非指时间上、空间上的最近概念，而是指在引起保险标的损失有多种原因，且各个原因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未中断的情况下，对标的损失的发生起支配作用的直接促成结果的或一直有效的原因。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的保险标的损失必须是由保险人承保责任范围内的风险为近因所引起的损失，这就是近因原则。
近因原则从理论上看似乎不太复杂，但在实际保险理赔过程中，判定哪一种损失原因作为近因，比较复杂，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一般而言，常常有以下几种情况：
(1)致损原因只有一个。这是较常见的情况，这唯一的致损原因即为近因。如果它属于保险人承保责任范围之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相反，该项原因不属于保险责任，则保险人不需要负责赔偿。
(2)致损原因有多个，它们同时发生或者先后发生，但却是相对独立的。由于致损原因相对独立，它们中每一个原因都可视作近因。如果这些致损原因均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保险人应予以赔偿。倘若都不属于承保责任的，就不赔。要是有的原因属于承保责任，有的却不是，而损失是可以分别估计出来的，保险人仅对属于承保责任的那部分损失负责赔偿。损失无法从价值上划分的，保险人则可全部不赔。
(3)致损原因有多个，它们连续发生，且彼此间又互为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致损原因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前一个损因就是致损的近因。前后损因都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当然要对损失负责。如果前一个损因不属于承保风险，而后一个损因却是，保险人对损失不必负责。反过来前一个损因属于承保责任，而后一个损因却不是，保险人仍然负责赔偿损失。本案即属于前一个损因属于承保责任，而后一个损因不属于承保责任的情况。
(4)致损原因有多个，它们是间断发生，但对损失的形成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这种情况下致损原因间断发生，它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或者说，因果关系由于有新的独立的原因插入而中断，该新原因不是前一个原因必然的后果。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应当对这些间断发生的原因仔细进行分析，从中找出致损的近因。因为尽管它们对造成的损失都起着重要作用，但一般来说不会完全一样，终究有主次之分和作用多少之差别的。如果所有损因都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就不必判定近因，保险人负责赔偿损失。如果它们中有的损因不是承保人承保风险，就必须先找出近因，再运用近因原则确定保险人是否要对损失负责赔偿。
我国《保险法》对近因原则没有作出规定。我国《海商法》对近因原则也没有作出直接规定，但是《海商法》第26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近因原则是国际上保险理赔遵循的基本准则，属于国际惯例。我国《保险法》第147条规定：“海上保险适用海商法的有关规定。海商法未作规定的，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因此，我国的海上保险适用近因原则。本案中“投保平安险的货物发生损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的正确处理意见正是“海上保险适用近因原则”的具体体现。然而，近因原则并不是只有海上保险理赔过程必须遵守的。事实上，近因原则与可保利益原则、最大诚信原则一样，是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其它险别的保险理赔同样要根据近因原则，在判定保险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近因引起的基础上来确定保险公司是否要对损失负责赔偿。

扩展阅读：【保险】怎么买，哪个好，手把手教你避开保险的这些"坑"

⑼ 论述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效力。谢谢了。

国际商事惯例法律效力的表现形式
国际商事惯例取得什么样的法律效力取决于国内法和国际条约的具体规定，各国国内法和国际条约的规定可归纳为三种情况： ⒈契约性效力 一般说来，有关国内法和国际条约都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契约上的效力。所谓契约上的效力，是指国际商事惯例只有在当事人同意适用时才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即国际商事惯例的拘束力源于当事人适用该惯例的合意。它是相对于具有强制拘束力的法律而言的。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9条就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契约上的效力，而不是强制性拘束力。这种契约上的法律效力往往是通过国内法和国际条约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承认而间接赋予的。 ⒉强制性效力
如果一个国家通过立法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普遍约束力，该国际商事惯例就有强制性效力。《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在西班牙和伊拉克已取得国内法的效力。还有些国内法和国际条约虽未将特定国际商事惯例全盘移植，但也对其效力作了强制性规定。 在上述情况下，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效力直接源于法律的规定，不再需要借助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说，不管当事人是否协议选择，已取得了等同于国内法效力的特定国际商事惯例都必须适用，其效力是强制性的。 ⒊替补性效力
有些国家的国内法确定了国际商事惯例的替补性效力，即在有关国内法和国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对有关事项未作相应规定时，适用特定国际商事惯例填补其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