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刑法志

Ⅰ 汉书刑法志中有无亲亲得相首匿的体现

第一次确立“亲亲得相首匿”：汉宣帝

Ⅱ 求《汉书刑法志》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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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刑法志
汉书 汉•班固 卷二十三

刑法志第三

夫人宵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用仁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为贵也。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心说而从之。从之成群，是为君矣；归而往之，是为王矣。《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群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礼，“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曜杀戮也；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也。《书》云“天秩有礼”，“天讨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来者上矣。

自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定水害。唐、虞之际，至治之极，犹流共工，放讠雚兜，窜三苗，殛鲧，然后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戎马、车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大阅以狩，皆于农隙以讲事焉。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四为州，州有牧。连师比年简车，卒正三年简徒，群牧五载大简车、徒，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周道衰，法度堕，至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国富民安。公问行伯用师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国亦将修之，而小国设备，则难以速得志矣。”于是乃作内政而寓军令焉，故卒伍定虖里，而军政成虖郊。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生同忧，祸福共之，故夜战则其声相闻，昼战则其日相见，缓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诸夏。齐桓既没，晋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庐之法，总帅诸侯，迭为盟主。然其礼已颇僭差，又随时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后，浸以陵夷，至鲁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赋，搜、狩、治兵、大阅之事皆失其正。《春秋》书而讥之，以存王道。于是师旅亟动，百姓罢敝，无伏节死难之谊。孔子伤焉，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称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国，摄虖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赋兵教以礼谊之谓也。

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擒敌立胜，垂著篇籍。当此之时，合纵连衡，转相攻伐，代为雌雄。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时唯孙卿明于王道，而非之曰：“彼孙、吴者，上势利而贵变诈；施于暴乱昏嫚之国，君臣有间，上下离心，政谋不良，故可变而诈也。夫仁人在上，为下所昂，犹子弟之卫父兄，若手足之扞头目，何可当也？邻国望我，欢若亲戚，芬若椒兰，顾视其上，犹焚灼仇雠。人情岂肯为其所恶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犹有巧拙；以桀诈尧，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诗》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言以仁谊绥民者，无敌于天下也。若齐之技击，得一首则受赐金。事小敌脆，则偷可用也；事巨敌坚，则焕然离矣。是亡国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嬴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如此，则其地虽广，其税必寡，其气力数年而衰。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狃之以赏庆，道之以刑罚，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有数，故能四世有胜于天下。然皆干赏蹈利之兵，庸徒鬻卖之道耳，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故虽地广兵强，鳃鳃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轧己也。至乎齐桓、晋文之兵，可谓入其域而有节制矣。然犹未本仁义之统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

故曰：“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蛮夷猾夏，寇贼奸轨”，而刑无所用，所谓善师不陈者也。汤、武征伐，陈师誓众，而放擒桀、纣，所谓善陈不战者也。齐桓南服强楚，使贡周室，北伐山戎，为燕开路，存亡继绝，功为伯首，所谓善战不败者也。楚昭王遭阖庐之祸，国灭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无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贤也！”相与从之。或奔走赴秦，号哭请救，秦人为之出兵。二国并力，遂走吴师，昭王返国，所谓善败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胜，据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奋其爪牙，禽猎六国，以并天下。穷武极诈，士民不附，卒隶之徒，还为敌仇，CA76起云合，果共轧之。斯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也。故伊、吕之将，子孙有国，与商、周并。至于末世，苟任诈力，以快贪残，急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

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鞭扑不可弛于家，刑罚不可废于国，征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三代之盛，至于刑错兵寝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极功也。

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轻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乱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所谓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杀人者踣诸市，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完者使守积。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舂槁。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B062者，皆不为奴。

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时作刑，以诘四方。黑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髌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盖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谓刑乱邦用重典者也。

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教化不行，子产相郑而铸刑书。晋叔向非之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谊，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竦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货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虖！”子产报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材，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偷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伤之，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

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即位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淳于公无男，有五女，当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休，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丞相张仓、御史大夫冯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来者久矣。陛下下明诏，怜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者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于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谨议请定律曰：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臣昧死请。”制曰：“可。”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景帝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狱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棰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笞者，棰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犹以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

宣帝自在闾阎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语在《温舒传》。上深愍焉，乃下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圣王置谏争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为治，救衰乱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听，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宣帝未及修正。

至元席初立，乃下诏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唯在便安万姓而已。”

至成帝河平中，复下诏曰：“《甫刑》云‘五刑之属三千，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亡辜，岂不哀哉！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书》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审核之，务准古法，朕将尽心览焉。”有司无仲山父将明之材，不能因时广宣主恩，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是以大议不立，遂以至今。议者或曰，法难数变，此庸人不达，疑塞治道，圣智之所常患者也。故略举汉兴以来，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

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

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袄言令。

孝文二年，又诏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议。”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奏言：“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来久矣。臣之愚计，以为如其故便。”文帝复曰：“朕闻之，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为暴者也。朕夫见其便，宜熟计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谨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其后，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由是言之，风俗移易，人性相近而习相远，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犹有过刑谬论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于末流者乎？

《周官》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五听：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八议：一曰议亲，二曰议故，三曰议贤，四曰议能，五曰议功，六曰议贵，七曰议勤，八曰议宾。三刺：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三宥：一曰弗识，二曰过失，三曰遗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三曰蠢愚。凡囚，“上罪梏BF25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BF25，有爵者桎，以待弊。”高皇帝七年，制诏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上恩如此，吏犹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复下诏曰：“诸狱疑，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其后狱吏复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后元年，又下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令谳者已报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自此之后，狱刑益详，近于五听三宥之意。三年复下诏曰：“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诏曰：“朕念夫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逆乱之心，今或罗于文法，执于囹圄，不得终其年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鸿嘉元年，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合于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近古而便民者也。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国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矣。”言圣王承衰拨乱而起，被民以德教，变而化之，必世然后仁道成焉；至于善人，不入于室，然犹百年胜残去杀矣。此为国者之程式也。今汉道至盛，历世二百余载，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余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余。古人有言：“满堂而饮酒，有一人乡隅而悲泣，则一堂皆为之不乐。”王者之于天下，譬犹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为之凄怆于心。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此和气所以未洽者也。

原狱刑所以蕃若此者，礼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贫穷，豪杰务私，奸不辄得，狱C224不平之所致也。《书》云“伯夷降典，哲民惟刑”，言制礼以止刑，犹堤之防溢水也。今堤防凌迟，礼制未立；死刑过制，生刑易犯；饥寒并至，穷斯滥溢；豪杰擅私，为之囊橐，奸有所隐，则狃而浸广：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之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患害。谚曰：“鬻棺者欲岁之疫。”非憎人欲杀之，利在于人死也。今治狱吏欲陷害人，亦犹此矣。凡此五疾，狱刑所以尤多者也。

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于成、哀之间什八，可谓清矣。然而未能称意比隆于古者，以其疾未尽除，而刑本不正。

善乎！孙卿之论刑也，曰：“世俗之为说者，以为治古者无肉刑，有象刑、墨鲸之属，菲履赭衣而不纯，是不然矣。以为治古，则人莫触罪邪，岂独无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是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民无所畏，乱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将以禁暴恶，且惩其未也。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宽恶也。故象刑非生于治古，方起于乱今也。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刑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诛悖，治之威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故重，犯乱之罪故轻也。《书》云‘刑罚世重世轻’，此之谓也。”所谓“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屦赭衣者哉？

孙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说而论之曰：“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今汉承衰周暴秦极敝之流，俗已薄于三代，而行尧、舜之刑，是犹以鞿而御駻突，违救时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钳一等，转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岁以万数，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F1BE之盗，忿怒伤人，男女淫佚，吏为奸臧，若此之恶，髡钳之罚又不足以惩也。故刑者岁十万数，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轻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杀盗为威，专杀者胜任，奉法者不治，乱名伤制，不可胜条。是以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胜残，诚以礼乐阙而刑不正也。岂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论，删定律、令，B064二百章，以应大辟。其余罪次，于古当生，今触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伤人与盗，吏受赇枉法，男女淫乱，皆复古刑，为三千章。诋欺文致微细之法，悉蠲除。如此，则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专杀，法无二门，轻重当罪，民命得全，合刑罚之中，殷天人之和，顺稽古之制，成时雍之化。成、康刑错，虽未可致，孝文断狱，庶几可及。《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书》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为政而宜于民者，功成事立，则受天禄而永年命，所谓“一人有庆，万民赖之”者也。

Ⅲ 赭衣塞路，囹圄成市什么意思

意思是穿囚服的人挤满了道路，监牢里就像是市场一样。

赭衣塞路（zhě yī sàī lù） ：穿版囚服的人挤满了道路。权形罪犯很多。

出处：《汉书·刑法志》

原文：“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

释义：奸诈之人和邪恶的人都扎堆在一起，监牢里就像是市场一样。

《刑法志》是《汉书》中的一篇，作者是班固。主要介绍的是关于我国古代西汉时期的法律刑罚的情况。

(3)汉书刑法志扩展阅读

《刑法志》是《汉书》中的一篇。但是除了《汉书》以外，《隋书》，《旧唐书》等多部史书都有这样的篇目。

创作背景：

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其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公元3年～公元54年）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22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巨作。

Ⅳ 汉书刑法志梗概

《刑法志》是《汉书》中的一篇。但是除了《汉书》以外，《隋书》，《旧唐书》等多部史书都有这样的篇目。主要介绍的是关于法律刑罚的情况。

《汉书刑法志》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叙述刑法制度发展史的专著。作者班固以“德主刑辅”的观点，评述了夏商周以来法制及其变革的功过得失。《汉书刑法志》的前半部分首先对夏商周、春秋战国以及秦朝的法治变革进行了阐述，并未详尽阐述作者自己的观点，但从作者举例时引用的一些文献中，依然能看出其重礼轻刑、轻视法律的思想。

文章开篇两段对中国中国古代刑法的产生的原由进行了说明，“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上身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人说而从之”，“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也”。可以看出，统治者在法与礼制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三至六段作者以兵刑不分的观点，阐述了春秋战国到西汉的刑法的发展过程，由于作者把用兵当做行“行大刑”，所以作者说用兵其实就是阐述刑法的发展状况，但作者秉承仁义用兵（刑）为上，文武（礼治与法治）相配为立法治国的原则，“治其赋兵教以礼谊之谓也”，“言以仁谊绥民者，无敌于天下也”。而穷武极诈，滥用刑法则是下策。作者在第七段提出了自己“德主刑辅”的观点，“文德者，帝王之利器也；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后面几段主要结合“刑新邦用轻典，刑平邦用中典，刑乱邦用重典”的观点，引用西汉以前的一些例证来说明法制对治国理政的负面作用。以上就是我目前所阅读部分的主要内容，下面来谈谈我的感想。

《汉书》的作者班固生活在东汉时期，当时儒家思想已经取得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政思想得到了汉武帝的推崇，将其作为西汉的主流统治思想，并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班固作为东汉学者，自然尊崇儒家思想。应该看到的是，西汉以后的儒学已经不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所单纯信奉的儒家思想，它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以儒家为基础，融合了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的一个“大杂烩”的思想体系。尤其是融合了法家的思想，相信当时汉朝的学者也是看到了法家思想在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同时，从作者笔下也可以看出，他主张的是“德主刑辅”的观点，对“刑”与“礼”的地位有着明确的划分，强调“本末有序”，坚持“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耳”，法律在当时只是被看作辅助礼制的工具。同时，我想到了汉朝时重要的一个断案制度——春秋决狱，即在断案的时候依据儒家经典、春秋大义进行裁决，在审判案件的时候考虑行为人的内心动机，“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可见，法律在当时的司法背景下只是礼制的“辅助者”，礼制对法律的施行有着指导作用，只有在礼制的指导下，法律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同时，作者其实是一种兵刑不分的观点，将军事制度看成一种“刑法”，谓之“大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薄刑用鞭扑”，讲述了远古及夏、商、周以兵定天下，以文德教导百姓及编制军队，立武治国的历史。

但是，作者主张“德主刑辅”的思想的同时，没有很好的处理法律的地位以及没有正确认识法家思想，作者这方面的观点，我不敢苟同。首先，作者兵刑不分的论述方式有失偏颇。对外用兵属于一国的“外交”范畴，而一国的法律则属于“内政”问题。当今法学界有关于法律“属地效力”的界分，相信在当时秦国的法律也不会对齐国的人民产生约束力。所以法律根本上属于一国的“内政”问题，只对其管辖下的人民有普遍约束力，不能与对外用兵混为一谈。作者将对外用兵作为用兵刑合一的思想对其观点进行论述，其所引用的范例也多是涉及军事用兵方面的例子，却没有更多地引用涉及“内政”方面的例子，其论点的说服力上打了折扣。其次，作者没有很好的认识法家思想的精髓。法家强调君主制定良好的法律治理国家并严格执行，强调君主治理国家要将法、术、势三者有机结合。作者引用的吴起、商鞅等例子，将这些法家学者看成了“狡诈之士”，只看到了他们破坏了“礼制”，“上势利而贵变诈，施于暴乱混嫚之国，君臣有间，上下离心，政谋不良，故可变而诈也”。而没有看到“术治”在治理国家、维护君主权威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于“法治”，作者在叔向与子产的对话中也没有很好地看待其作用，同样只看到了“法治”对礼制的破坏，而没有对“法治”在治国理政 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引用圣人孔子的话来反对子产“铸刑书”的行为。另外，更为偏颇的是，作者错误地将法家思想看成秦朝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在第十一段中，对秦国商鞅变法到秦朝重刑治国进行了简要说明，体现出了法家思想造成秦朝灭亡的观点。我认为，应该正确区分法家思想在秦国时期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后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在战国时期，秦国任用商鞅变法，“燔诗书而明法令”，奖励耕战，维护君主的无上权威，使秦国迅速成为了当时的强国，为之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在这一阶段，法家思想是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共识。然而，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虽然表面上还是遵循法家的思想，但是实际上已经背离了法家的思想宗旨，更多是一种极端的国家主义，同时也没有根据统一全国后社会状况的变化相应的修改其法律，违背了法家早期思想家倡导的“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的思想。同时，到了秦二世时期所实行的严刑峻法已经背离了法家所倡导的“以刑去刑”的精神以及重刑主义的要求，完全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国家恐怖主义。因此，秦朝由于严刑峻法不得人心而被推翻不假，但是，认为是法家思想造成了秦朝的灭亡，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

当然，汉书作为官方编著的史书，必然要打上时代的烙印，折射出统治者的意志，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江山稳固。因此，必然要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找出一个论点，所以，在思想领域批判法家、尊崇儒家，把秦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法家思想的错误也就不难理解了。毕竟，历史历来都是由取得江山的人来书写的。

Ⅳ 囹圄成市和赭衣塞道是什么意思

囹圄成市 ：监牢里就像是市场一样。

形容罪犯多囹圄：牢狱。指被关进监专牢

出处：《汉书·刑法属志》

原文：“赭衣塞路，囹圄成市。”

释义：监牢里就像是市场一样，穿囚服的人挤满了道路。

赭衣塞路（zhě yī sàī lù） ：穿囚服的人挤满了道路。形容罪犯很多。
出处：《汉书·刑法志》

原文：“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

释义：奸诈之人和邪恶的人都扎堆在一起，监牢里就像是市场一样。

《刑法志》是《汉书》中的一篇，作者是班固。主要介绍的是关于我国古代西汉时期的法律刑罚的情况。

(5)汉书刑法志扩展阅读：

《刑法志》是《汉书》中的一篇。但是除了《汉书》以外，《隋书》，《旧唐书》等多部史书都有这样的篇目。

班固（建武八年32年－永元四年92年）东汉官吏、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班彪之子，字孟坚，汉族，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东北）。

除兰台令史，迁为郎，典校秘书，潜心二十余年，修成《汉书》，当世重之，迁玄武司马，撰《白虎通德论》，征匈奴为中护军，兵败受牵连，死狱中，善辞赋，有《两都赋》等。

Ⅵ 翻译 汉书 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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